财政分权与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研究

『壹』 财政分权的优缺点。在线等，很急

财政分权优点：一，有利于就公共产品作出更科学的决策。二，鼓励政府间的竞争回，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答。三，有利于地方公共服务方面的实验和创新。四，分权有利于税收征管.
财政分权缺点：一、财政分权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二、财政分权难以实现公平收入分配。

『贰』 成刚的学术成果

期刊文章：
1. 成刚，我国民办教育产业战略研究—基于境外上市教育机构的SWOT分析，《复旦教育论坛》，2013年第1期
2. 佐藤宏著、成刚译，民族视角下社会资本对收入的影响，《民族研究 》，2013年第3期
3. Gang Cheng and Jin Xiao. “The Effect of Intergovernmental Grants on Ecational Expenditure: Evidence from Jiangxi Province,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PA) 73rd Annual Conference, Redefining Public Service Through Civic Engagement, March 2-6, 2012, Las Vegas, Nevada
4. 成刚、萧今，政府间转移支付对县域基础教育供给的影响，《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年第2期
5. 成刚、萧今,省以下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基础教育供给,《教育与经济》， 2011年第1期
6. 成刚，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投入体制研究,《教育科学研究》， 2011年第6期
7. 成刚、李婷、朱庆环，高等教育与人才培养关系的探析,《第一资源》，2010年第9期
8. 丁建福、成刚，义务教育财政效率评价:方法及比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2期
9. Cheng Gang，Study on Provincial Compulsory Ecation Financial Equity Based on School-Level Data from One Province ,《Chinese Ecation & Society 》，2009,Vol.42,No.05.
10. Cheng Gang, Lin Tao, Lin Qiaozhen, and Zhu Qinghuan The Measurements of the Equity of Compulsory Ecation Finance in Zhejiang Province ,《Chinese Ecation & Society》， 2009,Vol.42,No.05.
11. 成刚、崔盛,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教育,《教育学术月刊》,2009年第6期。
12. 孙志军、王善迈、成刚，论现代高等教育财政拨款制度，《教育研究》，2009年第6期。
13. 林涛、成刚，国际视野中的我国主要城市基础教育公共投入研究，《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4. 吴克明、成刚，教育的收入效应新探：劳动力工作流动的视角，《教育与经济》，2008年第4期
15. 成刚，省内义务教育财政公平研究—基于西部某省小学数据的经验分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8年第5期
16. 成刚、林涛、穆素红，基于SFA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成本效率评价，《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8年第6期
17. 成刚，省域义务教育师资均衡研究，《教育学术月刊》，2008年第7期
18. 成刚，我国高校成本效率的研究，《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19. 成刚、孙志军，我国高校效率研究——基于教育部直属高校数据的分析 《经济学季刊》，2008年第7卷第3期
20. 林涛、成刚，我国义务教育财政公平的经验研究——基于浙江省普通小学数据的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3期
21. 林涛、成刚，我国教育经费公平程度的经验研究，《统计与决策》，2008年第6期
22. CHENG Gang, WU Keming，The internal efficiency in higher ec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economies of scope 'Frontiers of Ecation in China'，2008, 3(1)
23. 成刚、袁佩琦，构建公共教育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继续教育研究》，2007年第6期
24. 成刚、吴克明，我国高校的内部效率研究——基于范围经济的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7年第2期
25. 成刚、袁佩琦、陈瑾，北京市人均GDP的时间序列分析及预测，《生产力研究》，2007年第3期
26. 成刚，公共财政框架下教育预算制度研究，《教育财会研究》，2006年第6期
27. 成刚，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经济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6年第12期
28. 成刚，国外高等教育规模经济的研究方法述评，《复旦教育论坛》，2006年第6期
29. 成刚，我国高等教育学科成本的计量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30. 成刚，我国高等教育范围经济的实证研究，《经济科学》，2006年第5期
31. 成刚，高等教育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研究述评，《理工高教研究》，2006年第5期
32. 成刚，中外高等教育成本函数研究，《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33. 成刚，促进教育发展的税收优惠研究，《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8期
34. 成刚，中国银行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实证研究——基于复合成本函数的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7期
35. 成刚，对我国留学贸易的统计研究与数量分析，《财贸经济》 2005年第5期
36. 成刚，新世纪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的恢宏巨篇——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中国高等教育》 2003年第 7期
37. 成刚，对我国留学经济的分析，《教育科学》，2003年第5期
38. 成刚，运用金融手段扩大非义务教育经费的思考，《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2期
39. 成刚，金融新产品开发的思考与研究，《农村金融研究》，2001年第11期
40. 成刚，浅析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的营销思路，《企业经济》，2000年第12期
著作
专著
1. 成刚，《中国高等教育成本结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2. 成刚，《中国教育财政公平与效率的经验研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出版
参著：
1. 参与《公共财政框架下公共教育财政制度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王善迈等著，2012年
2. 参与《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杨东平主编，2012年
3. 参与《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杨东平主编，2010年
4. 参与《中国义务教育财政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杜育红、孙志军等著，2009年
5. 参与《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杨东平主编，2009年
6. 参与《深入推进教育公平（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杨东平主编，2008年
7. 参与《中国教育发展与政策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张秀兰主编，2008年
翻译：
1. 参与《中国教育》第十三章翻译，袁贵仁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3年
2. 第二译者 《高等教育财政：理论、研究、政策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8年
3. 第二译者《学校财政-战略规划和管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 2005年

『叁』 与财政的地方分权有关的政治现实和经济功效与公平讨论

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都是分为若干级别，通过权力的分配达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标，因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外有关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财政分权问题作出了研究。所谓财政分权是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有关财政分权的理论不仅在发达国家得到普遍的重视，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将财政分权视为打破中央计划束缚，走上自我持续增长道路的重要手段。

一、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基本框架

如果按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中央政府能够完全根据居民的偏好、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总量以及资源禀赋供给公共品，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出现多级政府，也就没有必要讨论财政分权。但是，现实是地方政府不仅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且作用很大，基于此西方财政分权理论逐渐产生，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以蒂布特（Tiebout）1956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为标志，然后马斯格雷夫（Musgrave）、奥茨（Oates）等经济学家对此作出补充和发展。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对财政分权的合理性、必要性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和说明，其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将各项财政职能及相应的财政工具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核心观点认为：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能够使地方政府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加强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政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

（一）蒂布特（Tiebout）“以足投票”理论

蒂布特（1956）首先从公共品入手，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围，居民的流动性会带来政府间的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那么居民可以“用脚投票”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结果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选民的要求供给公共品，从而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奥茨及布鲁克纳（Brueckner）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理性的居民的确要比较享受居住地公共服务的收益与履行纳税义务的成本，在居民的约束下，地方政府有最有效提供公共品的动力。

（二）马斯格雷夫（Musgrave）的分权思想

马斯格雷夫（1959）从考察财政的三大职能出发，分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宏观经济稳定与收入再分配职能应由中央负责，因为地方政府对宏观经济稳定实施控制缺乏充足的财力，另外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在这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他还指出在公共品供给效率和分配的公正性实现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必要的分权是可行的，这种分权可以通过税种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固定下来，从而赋予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权力。

（三）奥茨（Oates）的分权定理

奥茨在《财政联邦主义》（1972）一书中，通过一系列假定提出了分散化提供公共品的比较优势，即奥茨“分权定理”：对某种公共品来说，如果对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并且关于该公共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相同，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他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的任何特定的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率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也就是说，如果下级政府能够和上级政府提供同样的公共品，那么由下级政府提供则效率会更高。

由于奥茨分权定理的证明是建立在偏好差异和中央政府等份供给公共品的假定上，这些限制性条件似乎有点强加于人，很难使人信服，后续的研究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说明。Oates（1999）指出在完全信息条件下，中央政府就很可能根据各地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产出，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此时也就无财政分权存在的必要性，但现实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地方政府对其辖区内居民的偏好、公共品提供的成本比中央政府了解的多，更具有信息优势；迫于一些政治压力也限制了中央政府对某地提供相对于其他地方来说更高的公共品和服务，这些因素使得中央政府等份提供公共品的假定可以成立。另外，分权与地方政府之间对公共品的需求差异以及供给成本的差异有关，即使政府供给公共品的成本相同，只要需求不同，中央政府统一供给带来的福利损失将随着公共品需求价格弹性的下降而增加，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公共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恰恰很低。

有关传统财政分权理论的解释，除此之外，还有斯蒂格勒的“菜单”理论、特里西的偏好误差理论以及布坎南的分权俱乐部理论。

二、新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新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在分权框架上引入了激励相容与机制设计学说，是当代微观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在财政学中的运用，这种新的分权理论是以钱颖一和罗兰（QianandRoland）、温格斯特（B.Wein gast，）与怀尔德森（D.E.Wildasin）近年来所发表的论文为代表，他们在财政分权问题上更关注的是如何设计出一套机制以实现对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激励。

钱颖一等人（1997）借助新厂商理论打开了政府这个“黑箱”，从而构建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他们认为传统分权理论只从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说明了分权的好处，但没有充分说明分权的机制，特别是对政府官员忠于职守的假设存在问题。事实上，政府和政府官员都有自己的物质利益，和企业经理人相类似，政府官员只要缺乏约束就会有寻租行为，所以一个有效的政府结构应该实现官员和地方居民福利之间的激励相容。

在市场化问题上，政府应该用某种承诺来提供“正的”和“负的”激励，前者用来防止政府的掠夺性行为，后者用来惩罚预算软约束。在分权状态下，放弃事后的信息使用权，减少底层决策者与高层领导者过渡的信息传递，以及对上层权威的限制，将对地方政府产生正的激励，另一方面，权力的分散也有助于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的硬化。在“保持市场化的联邦主义”下，银行控制着信贷，地方政府却无权干预，因此政府不能通过无限度地借钱来保护落后企业，从而带来预算约束的硬化。另外，政府间的竞争还对地方政府随意干预市场构成约束，区域政府间的竞争限制了官员的掠夺性行为，因为要素（特别是外资）是可以用流动的方式来躲避地方政府的过渡管辖，要素的流动还增大了地方政府补助落后企业的成本。

新一代财政分权理论还对财政联邦主义的可持续性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并成为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钱颖一等人指出，财政分权有助于政府可靠的维护市场，但要达到这种效果，联邦主义政策的实行必须是可持续的，这种可持续性的产生需要政府具有自我强制机制予以保证，政府官员必须有遵守联邦主义规则的激励。并指出，若要使财政联邦主义持续、稳定的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两点：即必须给中央监督下级政府逃避责任的充分资源；同时地方政府必须具有通过一致反对中央政府滥用权力的监督手段。

三、财政分权理论的最新发展

从世界范围来看，分权已成为了一种大趋势，当然对分权理论的研究已超出了财政领域，越来越关注其对其他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验联邦主义和制度创新

奥茨指出：在不完全信息下，地方政府通过边做边学，可以从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各种实验中得到潜在的利益，由于地方政府对当地居民的偏好和资源条件更了解，在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就有可能找到与地方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其中蕴含的制度知识还可能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而扩散出去，从而间接地促进其他地方的制度创新。这样通过地方之间开展的各种制度创新实验，最终促进了公共政策制定上的“技术进步”。这也就是许多国家将原本由中央掌握的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下放地方，进行福利改革的原因之一，承认原有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失败，希望能借助“地方政府”这一“实验室”，试图找到能发挥作用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

就目前来说，有关实验联邦主义的理论还比较缺少，还难以指导实证研究，当然，地方政府在采用一项新政策时，会产生有用的信息，带来信息的正外部性（Strumpf，1997）。因而也会弱化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如果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还无法肯定到底是集权还是分权能带来更多的制度创新。此时，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就非常重要了，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来调节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收益和成本，以确保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

（二）财政分权与官员腐败

RaymondFisman、RobertaGatti指出近些年来，一些经济学家也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财政分权，有关财政分权与政府官员腐败的关系，在制度设计方面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现有的一些理论都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很强的关系：Buennan和Buchanan（1980）就强调政府间竞争会降低政府官员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寻租的能力。Jinetal （1999）认为地方政府间竞争会抑制他们建立干预和扭曲资源配置的政策。PerssonandTabellini（2000），认为在分权下，政府官员作为代理者，必须对单一管辖区内某一特定的任务负责，所以评价其业绩就相对容易得多，他们的努力和报酬就可以直接挂钩，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政府官员必须直接为其行为负责，也使得政府官员更愿意承担责任，这种直接的责任能改善政府官员的业绩；而在集权下，评价政府官员的业绩比较困难，使得他们的努力与回报难以挂钩，腐败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但是这些理论都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RaymondFisman、RobertaGatti（2002）通过系统的实证研究，考察了二者的关系，他们认为财政分权的形式对抑制政府官员的腐败起到很大的作用，政府间在财政支出方面的分权将能带来较低的官员腐败。

（三）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通过财政分权，由地方政府分散化提供公共物品这一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由此也带来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即分权下地方政府的竞争会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在分权制下，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吸引企业投资，往往会采取减低税负的策略，收入的降低可能导致公共品支出的下降，从而使得公共服务的产出达不到帕累托水平。公共服务下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环境质量的下降：地方政府为发展本社区的经济，会降低环境质量标准以减轻辖区内企业治理污染的成本，结果辖区间政府竞争会导致过度的环境恶化，为此有人建议环境问题应该由中央政府统一管制，以避免地方政府竞争的不良影响。不过，雷武力（Rivlin）指出，分税制的改革可以弱化地方政府竞争的不良后果，其设想是把增值税作为各个地方的共享税，由于增值税是针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结果征收的，如果地方政府共享这一税种，单个地方政府就没有必要通过降低税率来吸引投资者，对各个管辖区来说，来自增值税的税负是统一的。

但在奥茨等人的理论模型中，地方政府不仅向当地居民提供作为消费的公共品，而且也向企业和居民提供公共投入，这些投入可以提高当地企业的生产效率，并改进当地的环境质量。所以，地方政府的竞争所带来的利与弊都是有条件的，如果地方政府真正代表选民的利益，那么就要把选民对环境质量的偏好考虑进来，均衡时选民自己选择一个恰当的环境质量和就业水平组合。

四、总结和评论

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对政府间分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政府间财政职能和财政工具的分配、政府维护市场的激励机制设计及联邦主义的可持续性等问题都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特别是随着前计划体制国家的经济转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转型，使财政分权理论日益受到关注，而且讨论的内容已不再局限于财政领域，而是更多地考虑了财政分权对其他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影响，如环境质量问题，福利改革，官僚腐败等等。由于财政分权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所以单纯地说绝对的分权或是绝对的集权体制都是不科学的，而是应当通过集中与分散、集权与分权格局的合理设定，使财政体制的运行做到和谐、有效，并在中央和地方各司其职的同时，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集权的财政体制是不利于制度创新和公共品供给的，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尽管有关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财政分权是否正相关的问题，经济学家的研究还存在差异），但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权体制，由于当前各级政府间职能尚未理顺，财政“缺位”、“越位”和“错位”的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中央政府还是具有制定政策的主动权，甚至还可以随意修改游戏规则；政府间财政关系缺乏明确的法律基础，使得中央政府在财政体制的改革中，掌握较大的倾斜主动权。此外，我国目前民主决策机制尚不完善，几乎所有的财政竞争措施的实施，主要表现为地区政府行为，而非真正意义的民主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加之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也使居民难以进行“用脚投票”轻易离开居住的辖区，致使各级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和支出水平趋于合理的机制在我国尚难正常实行。未来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仍将是：进一步理顺政府职能，科学划分各级政府事权、财权、课税权的边界，减少直到消除财政“缺位”、“越位”和“错位”的现象；中央政府应逐步建立各级政府间的有效协调机制，也就是建立政府间合理规模的公平补偿机制；确保中央政府具有提供纯公共品和进行宏观调控所需充足资源前提下，应不断弱化上级政府行政命令干预，逐步做到各级政府决策的经济结果内部化，同时，逐步增大地方政府在中央的代表性，不仅允许下级政府有充分表达意见的权利，更有下级政府抵制上级政府掠夺能力的机制。

『肆』 财政分权理论的理论基础

财政分权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地方公共财政得以存在的基础。在西方公共财政理论文献中，西方财政学家主要是从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空间特点入手，论证多级政府以及财政分权的必要性，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一)斯蒂格勒最优分权模式菜单 斯蒂格勒(Stider)认为，可以从两条原则出发阐明地方政府存在的必要性：一是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公众，更了解辖区内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选择偏好及效用；二是一国国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利对不同种类与不同数量的公共服务进行投票表决，与之相适应，不同种类与不同数量的服务要求由不同级次、不同区域的政府来提供。
(二)奥茨的分权定理 奥茨(Oates)通过一系列假定，将社会福利最大化表达为一个线性规划，并求解得出资源配置处于社会福利最大化时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分析这个模型附加的限制条件时发现，在等量提供公共产品这个限制条件下，某种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提供优越于中央政府：“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这就是所谓的奥茨分权定理。
(三)分权“俱乐部”理论 布坎南（Buchanar）叫运用“俱乐部”理论来解释最优地方政府管辖范围的形成问题，麦圭尔(MeGu比)运用简单模型加以具体论证。所谓“俱乐部”理论，简要地说就是把社区比作俱乐部，研究在面临外部因素的条件下，任何一个俱乐部如何确定其最优成员数量。其理论核心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俱乐部新成员的增加，原有俱乐部成员所承担的成本会由更多的新成员分担；另一方面，新成员加入的过多会随之增加拥挤成本，产生外部负效应。显然，一个俱乐部的最佳规模，应确定在外部负效应所产生的拥挤成本等于由新成员分担成本所带来节约的均衡点上。
(四)偏好误识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西presch)从理论上提出了偏好误识问题。他认为由于信息不完全，中央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过程中存在着失误的可能性，易造成对公共产品的过量提供或提供不足。而由地方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社会福利才有可能达到最大化。
(五)“用脚投票”理论 蒂伯特(Tiebout)的“用脚投票”理论认为，个人在各管辖区之间的移动，产生了一个类似市场的解决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方法。为实现效用最大化目标，个人通过“用脚投票”的迁移，选择能够提供给他们最满意的公共服务与税收组合的区域居住，每个人可以得到接近于其偏好的提供水平；而同时，各区域之间通过相互模仿，相互学习，会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个理论说明了，在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机制，由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使得中央政府统一提供公共服务带来的非效率性极大降低了。
近十几年来，随着各国经济民主化和分级财政制度的改革，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不断得到充实与完善。新一代的财政分权理论沿袭了传统理论的指导原则，但在分析框架和方法上有所拓展，如已不周于公共产品层次性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分析套路，而是引入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特别是经济管理科学的最新成果，运用激励相容与机制设计学说、委托一代理关系等研究框架，从而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较有建树和影响的论述主要有：
(六)鼓励政府间竞争说 罗森(Rosen)、麦金农(Mckinnon)等人认为，实行多级政府结构及财政分权能够强化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本身的激励机制，鼓励它们之间的竞争。因为，如果公民能够在社区间选择，那么真正管理的不当会使公民决定移居到其他地方，这个威胁会为政府管理者们更有效地执政带来激励，使他们更加关心公民的意愿。再有，如果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会使有价值的投资活动转向政府干预较少的区域，因此，地方之间的竞争会减少不适当的干预，提高经济效率。由于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挂钩，这会促进地方政府努力繁荣本地区经济。综合上述，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活动，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与经济当事人(企业)形成一种激励——风险上分享或共担的关系。
(七)政策实验与创新论 奥茨、罗森等人提出，多级次政府的存在有利于更多地提供政策实验与创新的机会。其理由是，如果在中央一级进行政策实验，其项目管理者仅一人，而在分级层次上实验，管理者是数个人，在多数人中显然会比一个人更易于产生创新性政策主张。在地方层次上进行政策实验也更易于绕过中央层次上难以克服的各种政治性障碍。
(八)改善政府机构的控制说 金(King)认为，如果以集权的方式由中央政府行使所有职能，而不是分级行使，那么每一位官员会面对过多的工作，由于信息不充分等原因，会使政府机构陷入低效率运行状态。政府职能分级行使，明确划分责权，则可以改善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解决政府机构中控制与激励之间的权衡问题。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财政分权有利于保持政府适度规模的理论。再者，金还对一个公认的财政分权定理提出了修正。即：如果居民对政府提供服务的需求偏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而且具有相似需求偏好的居民是居住在一起的，那么公共服务的分级提供就是必要的，并要求建立多级次政府。金对此作出的修正是：即使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不存在地理位置上的差异性，就一般而论，分级提供也是必要的，会比集中提供产生更大的福利收益。他论证的基本点是，辖区规模与人们的需求偏好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辖区规模扩大及人们需求偏好多样性的变化，集中提供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福利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分级提供效果更佳。尽管如此，金还是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客观地指出，不可以将财政分权理论绝对化。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地方政府是依据这些理论假说或模型建立的，甚至是跟这些理论假说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由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各国财政支出的安排、公共服务的提供也各有自己的特点。也就是说，应当把财政分权理论看作一种理想模式。

『伍』 公共经济学 财政分权有什么好处

就是很多好处

『陆』 什么是财政分权

给你介绍一篇文章，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财政分权理论综述

2006-5-18 9:23

关键词：财政分权；财政联邦主义；维持市场化

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都是分为若干级别，通过权力的分配达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标，因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外有关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财政分权问题作出了研究。所谓财政分权是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有关财政分权的理论不仅在发达国家得到普遍的重视，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将财政分权视为打破中央计划束缚，走上自我持续增长道路的重要手段。

一、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基本框架

如果按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中央政府能够完全根据居民的偏好、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总量以及资源禀赋供给公共品，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出现多级政府，也就没有必要讨论财政分权。但是，现实是地方政府不仅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且作用很大，基于此西方财政分权理论逐渐产生，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以蒂布特（Tiebout）1956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为标志，然后马斯格雷夫（Musgrave）、奥茨（Oates）等经济学家对此作出补充和发展。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对财政分权的合理性、必要性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和说明，其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将各项财政职能及相应的财政工具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核心观点认为：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能够使地方政府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加强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政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

（一）蒂布特（Tiebout）“以足投票”理论

蒂布特（1956）首先从公共品入手，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围，居民的流动性会带来政府间的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那么居民可以“用脚投票”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结果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选民的要求供给公共品，从而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奥茨及布鲁克纳（Brueckner）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理性的居民的确要比较享受居住地公共服务的收益与履行纳税义务的成本，在居民的约束下，地方政府有最有效提供公共品的动力。

（二）马斯格雷夫（Musgrave）的分权思想

马斯格雷夫（1959）从考察财政的三大职能出发，分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宏观经济稳定与收入再分配职能应由中央负责，因为地方政府对宏观经济稳定实施控制缺乏充足的财力，另外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在这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他还指出在公共品供给效率和分配的公正性实现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必要的分权是可行的，这种分权可以通过税种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固定下来，从而赋予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权力。

（三）奥茨（Oates）的分权定理

奥茨在《财政联邦主义》（1972）一书中，通过一系列假定提出了分散化提供公共品的比较优势，即奥茨“分权定理”：对某种公共品来说，如果对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并且关于该公共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相同，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他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的任何特定的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率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也就是说，如果下级政府能够和上级政府提供同样的公共品，那么由下级政府提供则效率会更高。

由于奥茨分权定理的证明是建立在偏好差异和中央政府等份供给公共品的假定上，这些限制性条件似乎有点强加于人，很难使人信服，后续的研究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说明。Oates（1999）指出在完全信息条件下，中央政府就很可能根据各地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产出，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此时也就无财政分权存在的必要性，但现实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地方政府对其辖区内居民的偏好、公共品提供的成本比中央政府了解的多，更具有信息优势；迫于一些政治压力也限制了中央政府对某地提供相对于其他地方来说更高的公共品和服务，这些因素使得中央政府等份提供公共品的假定可以成立。另外，分权与地方政府之间对公共品的需求差异以及供给成本的差异有关，即使政府供给公共品的成本相同，只要需求不同，中央政府统一供给带来的福利损失将随着公共品需求价格弹性的下降而增加，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公共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恰恰很低。

有关传统财政分权理论的解释，除此之外，还有斯蒂格勒的“菜单”理论、特里西的偏好误差理论以及布坎南的分权俱乐部理论。

二、新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新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在分权框架上引入了激励相容与机制设计学说，是当代微观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在财政学中的运用，这种新的分权理论是以钱颖一和罗兰（QianandRoland）、温格斯特（B.Wein gast，）与怀尔德森（D.E.Wildasin）近年来所发表的论文为代表，他们在财政分权问题上更关注的是如何设计出一套机制以实现对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激励。

钱颖一等人（1997）借助新厂商理论打开了政府这个“黑箱”，从而构建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他们认为传统分权理论只从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说明了分权的好处，但没有充分说明分权的机制，特别是对政府官员忠于职守的假设存在问题。事实上，政府和政府官员都有自己的物质利益，和企业经理人相类似，政府官员只要缺乏约束就会有寻租行为，所以一个有效的政府结构应该实现官员和地方居民福利之间的激励相容。

在市场化问题上，政府应该用某种承诺来提供“正的”和“负的”激励，前者用来防止政府的掠夺性行为，后者用来惩罚预算软约束。在分权状态下，放弃事后的信息使用权，减少底层决策者与高层领导者过渡的信息传递，以及对上层权威的限制，将对地方政府产生正的激励，另一方面，权力的分散也有助于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的硬化。在“保持市场化的联邦主义”下，银行控制着信贷，地方政府却无权干预，因此政府不能通过无限度地借钱来保护落后企业，从而带来预算约束的硬化。另外，政府间的竞争还对地方政府随意干预市场构成约束，区域政府间的竞争限制了官员的掠夺性行为，因为要素（特别是外资）是可以用流动的方式来躲避地方政府的过渡管辖，要素的流动还增大了地方政府补助落后企业的成本。

新一代财政分权理论还对财政联邦主义的可持续性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并成为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钱颖一等人指出，财政分权有助于政府可靠的维护市场，但要达到这种效果，联邦主义政策的实行必须是可持续的，这种可持续性的产生需要政府具有自我强制机制予以保证，政府官员必须有遵守联邦主义规则的激励。并指出，若要使财政联邦主义持续、稳定的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两点：即必须给中央监督下级政府逃避责任的充分资源；同时地方政府必须具有通过一致反对中央政府滥用权力的监督手段。

三、财政分权理论的最新发展

从世界范围来看，分权已成为了一种大趋势，当然对分权理论的研究已超出了财政领域，越来越关注其对其他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验联邦主义和制度创新

奥茨指出：在不完全信息下，地方政府通过边做边学，可以从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各种实验中得到潜在的利益，由于地方政府对当地居民的偏好和资源条件更了解，在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就有可能找到与地方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其中蕴含的制度知识还可能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而扩散出去，从而间接地促进其他地方的制度创新。这样通过地方之间开展的各种制度创新实验，最终促进了公共政策制定上的“技术进步”。这也就是许多国家将原本由中央掌握的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下放地方，进行福利改革的原因之一，承认原有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失败，希望能借助“地方政府”这一“实验室”，试图找到能发挥作用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

就目前来说，有关实验联邦主义的理论还比较缺少，还难以指导实证研究，当然，地方政府在采用一项新政策时，会产生有用的信息，带来信息的正外部性（Strumpf，1997）。因而也会弱化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如果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还无法肯定到底是集权还是分权能带来更多的制度创新。此时，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就非常重要了，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来调节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收益和成本，以确保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

（二）财政分权与官员腐败

RaymondFisman、RobertaGatti指出近些年来，一些经济学家也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财政分权，有关财政分权与政府官员腐败的关系，在制度设计方面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现有的一些理论都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很强的关系：Buennan和Buchanan（1980）就强调政府间竞争会降低政府官员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寻租的能力。Jinetal （1999）认为地方政府间竞争会抑制他们建立干预和扭曲资源配置的政策。PerssonandTabellini（2000），认为在分权下，政府官员作为代理者，必须对单一管辖区内某一特定的任务负责，所以评价其业绩就相对容易得多，他们的努力和报酬就可以直接挂钩，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政府官员必须直接为其行为负责，也使得政府官员更愿意承担责任，这种直接的责任能改善政府官员的业绩；而在集权下，评价政府官员的业绩比较困难，使得他们的努力与回报难以挂钩，腐败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但是这些理论都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RaymondFisman、RobertaGatti（2002）通过系统的实证研究，考察了二者的关系，他们认为财政分权的形式对抑制政府官员的腐败起到很大的作用，政府间在财政支出方面的分权将能带来较低的官员腐败。

（三）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通过财政分权，由地方政府分散化提供公共物品这一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由此也带来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即分权下地方政府的竞争会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在分权制下，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吸引企业投资，往往会采取减低税负的策略，收入的降低可能导致公共品支出的下降，从而使得公共服务的产出达不到帕累托水平。公共服务下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环境质量的下降：地方政府为发展本社区的经济，会降低环境质量标准以减轻辖区内企业治理污染的成本，结果辖区间政府竞争会导致过度的环境恶化，为此有人建议环境问题应该由中央政府统一管制，以避免地方政府竞争的不良影响。不过，雷武力（Rivlin）指出，分税制的改革可以弱化地方政府竞争的不良后果，其设想是把增值税作为各个地方的共享税，由于增值税是针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结果征收的，如果地方政府共享这一税种，单个地方政府就没有必要通过降低税率来吸引投资者，对各个管辖区来说，来自增值税的税负是统一的。

但在奥茨等人的理论模型中，地方政府不仅向当地居民提供作为消费的公共品，而且也向企业和居民提供公共投入，这些投入可以提高当地企业的生产效率，并改进当地的环境质量。所以，地方政府的竞争所带来的利与弊都是有条件的，如果地方政府真正代表选民的利益，那么就要把选民对环境质量的偏好考虑进来，均衡时选民自己选择一个恰当的环境质量和就业水平组合。

四、总结和评论

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对政府间分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政府间财政职能和财政工具的分配、政府维护市场的激励机制设计及联邦主义的可持续性等问题都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特别是随着前计划体制国家的经济转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转型，使财政分权理论日益受到关注，而且讨论的内容已不再局限于财政领域，而是更多地考虑了财政分权对其他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影响，如环境质量问题，福利改革，官僚腐败等等。由于财政分权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所以单纯地说绝对的分权或是绝对的集权体制都是不科学的，而是应当通过集中与分散、集权与分权格局的合理设定，使财政体制的运行做到和谐、有效，并在中央和地方各司其职的同时，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集权的财政体制是不利于制度创新和公共品供给的，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尽管有关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财政分权是否正相关的问题，经济学家的研究还存在差异），但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权体制，由于当前各级政府间职能尚未理顺，财政“缺位”、“越位”和“错位”的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中央政府还是具有制定政策的主动权，甚至还可以随意修改游戏规则；政府间财政关系缺乏明确的法律基础，使得中央政府在财政体制的改革中，掌握较大的倾斜主动权。此外，我国目前民主决策机制尚不完善，几乎所有的财政竞争措施的实施，主要表现为地区政府行为，而非真正意义的民主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加之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也使居民难以进行“用脚投票”轻易离开居住的辖区，致使各级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和支出水平趋于合理的机制在我国尚难正常实行。未来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仍将是：进一步理顺政府职能，科学划分各级政府事权、财权、课税权的边界，减少直到消除财政“缺位”、“越位”和“错位”的现象；中央政府应逐步建立各级政府间的有效协调机制，也就是建立政府间合理规模的公平补偿机制；确保中央政府具有提供纯公共品和进行宏观调控所需充足资源前提下，应不断弱化上级政府行政命令干预，逐步做到各级政府决策的经济结果内部化，同时，逐步增大地方政府在中央的代表性，不仅允许下级政府有充分表达意见的权利，更有下级政府抵制上级政府掠夺能力的机制。

『柒』 郭庆旺的学术成果

1990，《税收支出简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2，《税收支出理论与实践》，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3，《财政赤字经济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现代西方财政政策概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4，《当代西方税收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5，《税收与经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5，《现代经济增长模型比较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6，《公司税制国际比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财政政策导论》，（台湾）五南出版公司
1999，《财政理论与政策：当前若干重大问题探讨》，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世界税制改革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科教兴国的财政政策选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积极财政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配合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及淡出策略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全球经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定位》（第二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优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译著：
1996，《税收归宿── 一般均衡方法》（凯乐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8，《资本所得课税与资源配置》（斯恩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8．《寻求发展的税收》（小刘易斯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公共部门经济学前沿问题》（杰克逊主编），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0，《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格雷纳著），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2003，2007，《社会问题经济学》（夏普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经济政策原理》（阿克塞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美国税制改革的经济影响》（艾伦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2005，2007，《经济学》（斯罗曼著），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公共部门经济学》（斯蒂格利茨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世界宏观经济学》（弗兰克尔等著），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货币经济学》（汉达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财政学》（罗森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宏观经济学》（威廉森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政治经济学网络全书》（奥哈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级教材
2002，《财政学》（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财政理论与政策》（教育部研究生推荐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公共经济学》（普通高教“十五”、“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自1983年至今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其中主要论文有：
1986，《试论我国税制的目标模式问题》，《财经问题研究》第4期
1988，《无偿性仍是社会主义财政分配的基本特征》，《财经问题研究》第1期
1988，《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制的问题及其改革》，《外国经济管理》第2期
1988，《关于外部冲击的财政对策思考》，《经济纵横》第11期
1989，《附加福利及其课税》，《财政研究》第1期
1989，《税收支出及其控制》，《外国经济管理》第4期
1989，《日本财政投融资制度初探》，《现代日本经济》第6期
1990，《卡尔多经济增长模型述评》，《财经问题研究》第2期
1990，《日本的预算制度初探》，《现代日本经济》第4期
1991，《论税收支出的特性》，《财经问题研究》第2期
1991，《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分析》，《当代经济科学》第5期
1992，《污染课税问题初探》，《当代经济科学》第5期
1992，《试论财政不平衡的客观性》，《财政研究》第9期
1993，《排挤效应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第2期
1993，《论间接税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财经问题研究》第5期
1993，《财政赤字学说述评》，《经济学动态》第8期
1993，《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制改革》，《财贸经济》第10期
1993，《论财政赤字对资本形成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1期
1994，《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论》，《财政研究》第4期
1994，《减税、搞活国有企业与提高财政收入比重》，《财经问题研究》第6 期
1994，《论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0期
1994，《论税收与收入分配公平》，《财经问题研究》第12期
1995，《最适课税论：所得课税与商品课税的比较》，《财经问题研究》第7期
1995，《最适所得课税》，《财经问题研究》第8期
1996，《论公债对总需求的影响》，《财政研究》第4期
1997，《论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财贸经济》第2期
1997，《最适商品课税》，《财经问题研究》第6期
1997， China:Tax Sharing Reform and Its Impacts,
Asia-Pacific Tax Bulletin(IBFD),No.7.
1998，《李嘉图对等定理的分析》，《财政研究》第5期
1998，《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财贸经济》第11期
1998，《公共财政论质疑》，《财政研究》第11期
1998，《论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趋势》，《财贸经济》第12期
1999，《论我国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财贸经济》第6期
1999，《政府储蓄的经济分析》，《管理世界》第6期
1999，《促进经济稳定与长期增长的财政政策》，《财政研究》第8期
1999，《公共财政论再质疑》，《财政研究》第12期
2000，《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贸经济》第3期
2000，《现行税制如何应对入世的挑战》，《税务研究》第10期
2000，《论公债管理政策》，《财贸经济》第12期
2001，《世界性税制改革的现实思路》（上、下），《涉外税务》第2、3期
2001，《最适课税理论及对我国税制建设的启示》，《财政研究》第5期
2002，《中国财政赤字的规模与作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2期
2002，《我国的税收收入规模研究》，《税务研究》第3期
2002，《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深层次思考》，《税务研究》第10期
2003，《我国的财政赤字“过大”吗？》，《财贸经济》第8期
2003，《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实证分析：协整方法》，《财政研究》第9期
2003，《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1期
2004，《中国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估算》，《经济研究》第5期
2004，《中国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的估算》，《财贸经济》第6期
2004，《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投资冲击与全要素生产率冲击》，《管理世界》第7期
2004，《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财政研究》第8期
2004，《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对税收增长的影响》，《涉外税务》第9期
2004，《十年来税制运行的基本特征分析》，《税务研究》第11期
2005，《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3期
2005，《财政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财贸经济》第4期
2005，《中国省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世界经济》第5期
2005，《中国全要素增长率的估算：1979－2004》，《经济研究》第6期
2005，《积极财政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差异的影响》，《中国软科学》第7期
2005，《中国省份经济周期的动态因素分析》，《管理世界》第11期
2006，《中国区域经济趋同与差异的因素贡献分析》，《财贸经济》第2期
2006，《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3期
2006，《地方政府行为、投资冲动与宏观经济稳定》，《管理世界》第5期
2006，《稳健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及其可持续性》，《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2006，《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分析》，《经济研究》第7期
2006，《资本性支出分权、公共资本投资构成与经济增长》（第二作者），《经济研究》第12期
2007，《中国经济周期运行特点及捌点识别分析》，《财贸经济》第6期
2007，《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情势转换视角》，《管理世界》第5期
2007，《中国传统文化信念、人力资本积累与家庭养老保障机制》，《经济研究》第8期
2007，《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第三作者），《经济研究》第11期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世界经济》第9期
2008，《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地区增长效应》（第二作者），《经济研究》第6期
2009，《公共教育政策、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溢价》，《经济研究》第10期
2009，《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财政支出竞争与地区经济增长》，《管理世界》第10期
2009，《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第12期
2010，《财政分权、政府组织结构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经济研究》第11期
2010，《市场权力、财政支出结构与最优财政货币政策》（第二作者），《经济研究》第4期
2010，《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激励效应与地区间财政支出竞争》，《财贸经济》第11期
2011，《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的源泉：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框架下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2011，《论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经济研究》第6期
2011，《财政规则、经济增长与政府债务规模》，《世界经济》第1期
2011，《传统文化信念、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第8期
2011，《财政分权、政府治理结构和县级地方政府财政解困》，《管理世界》第1期
2011，Mix of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Rules and inflation Dynamics in China，Journal of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19. No.5. 47-66 .
2012，《论要素收入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2012，《中国要素收入分配的测算》，《经济研究》第10期
2012，《地方政府投资竞争与经济周期波动》，《世界经济》第5期
2012，《财政支出类型、财政政策作用机理与最优财政货币政策规则》，《世界经济》第11期
2012，《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周期特征及其制度根源》，《管理世界》第2期
2012，《有关税收公平收入分配的几个深层次问题》，《财贸经济》第8期 1994，《财政赤字经济分析》，辽宁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1994，《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论》，辽宁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1995，《当代西方税收学》，国家税务总局第一届税收类优秀教材中青年奖
1998，《税收与经济发展》，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1998，《论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0，《公共经济学大辞典》，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2，《财政理论与政策》，教育部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
2008，《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及淡出策略研究》，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9，《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及淡出策略研究》，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2012，《公共教育政策、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溢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论文奖
2012，《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优化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成果文库》
2012，《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中国财政学会第五次全国优秀财政理论研究成果二等奖

『捌』 熊波的科研成果

1.国家社会抄科学基金项目：“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主持人，2013—2015年，批准号：13CJL013。
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县乡财政解困与基层公共治理问题研究”，主持人，2009—2011年，批准号：08JC790079。

『玖』 速求一篇时政论文，高分求，速度

时事政治与思想政治课教学

时事政治即当前国内外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新闻。思想政治课教学结合时政教育既是思想政治教学紧密联系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有效渠道，又能弥补教材相对于形势发展滞后的不足，同时也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政治课的兴趣，培养学生运用书本理论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那么，如何结合时事教学、强化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呢？
以时事热点为话题导入新课教学
导语如何开启，教师如何创设良好的情境，把学生带入新课，直接影响到学生对整堂课的学习兴趣。新鲜的时事热点开场往往能创造一个良好的课堂氛围。比如我在上《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时，是这样导入新课的：“同学们，你们喜欢看电视、电影吗？一定认识许多明星吧？有一个明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现在成了‘富婆’，她就是刘晓庆。可是她由于长期偷税、漏税，数额巨大，已被公安机关逮捕，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严惩。你知道偷税、漏税为什么犯法吗？今天这节课我们就学习公民纳税的有关知识，通过学习就让我们做一个知法、守法的好公民，好吗？”这样的开场白使学生由陌生、好奇转为主动认真地对待学习，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让学生收集整理时政资料进行要闻发布
让学生去收集、整理时政资料，就是促使学生把目光从自身和家庭狭窄的空间投向辽阔的社会大舞台，让他们去关注、去体会世界的变化，感受时代的脉搏，从而培养学生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关心人类的良好品质，培养他们认识社会、适应社会的能力。本着这样的愿望，我要求学生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时政信息，一方面多阅读各种有益的报刊杂志，如《人民日报》、《半月谈》、《中学生时事政治报》等；二是要求学生每天收看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和今日说法等节目。学生必须学会在读和看中摘录国内外、省内外甚至区内外的时事要闻。新课开始前，让两三名同学进行新闻发布，要求他们表述清晰简明，突出热点、焦点，避免内容重复。在学生发布要闻后，教师适时地进行点评，并引导学生谈感受、提问题，教师带着与教学内容相关的问题进入正式课堂的学习。通过开展新闻发布会的形式，调动了学生自主参与的积极性，也使学生动手（搜集、整理材料）、动口（口头表达）、动脑（观察问题）的能力得到了锻炼。
举办时事专题讲座
思想政治课教学不应该只是以传播课本知识为己任，而要敢于突破课本的束缚，引进课外知识的教学。时事热点、焦点虽是课外内容，然而常常也是学生津津乐道的话题。作为政治课老师要善于抓住这一点，及时地捕捉各种热点、焦点信息，为学生作更深入、更全面的讲解，而举办时事专题讲座就是比较好的方式之一。在党的“十六大”召开期间和“非典”流行期间，我为学生作了“十六大专题讲座”和“非典专题讲座”。这种把学生学习融入到现实生活中的教学，使学生对国策的关注、对社会的关心进一步深入。
结合时事政治进行讨论式学习
时事政治中蕴藏了许多理论知识，如何去挖掘，不是完全靠教师，而主要是靠学生，教师主要是引导学生围绕时政材料进行讨论，互相交流，在讨论交流中发现问题，然后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课本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形成文字，作为练习题的形式交给老师。这种探究式的学习，改变了过去教师一味地向学生灌输知识的教学方法，而是让学生去思考、去发现，自己主动地获取知识。
总之，教师必须有创新的实践精神，教师必须有创新的课堂教学手段，才能实现教学改革的目的。

俄罗斯财政分权化管理
摘要 :效率、分配和德定是财政分权的永恒目标, 而基于稳定的制度安排将有利于为奋共服务的供给提供德定的体制框架及实现长期的效率与介平。俄罗斯联邦独立以来, 预算联邦制的构建并没有对德定目标给予充分考虑, 因而有关政府间对政关系的改革一直更加关注政策选择而非管理问题。甚于稳定视角的政府间财政职能理论检测了俄罗斯分权预算制度安排的有效性, 认为在中长期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框架下形成的离质的预算关系制度, 加强对分权的管理, 是提商政府资任的关键要素。
关健词 俄罗斯 时政 分权管理 预算 联郊制 政府责任
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联邦宪法确定了其联邦制政体形式, 政府结构出现了明显分权, 形成了由共和国, 边疆区、州、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 自治州和自治专区三种主体形式构成的新型联邦关系, 这为小管辖区更有效率地提供个性化政策提供了基础, 也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在“ 以足投票” 的约束下, 高效地提供公共产品提供了可能。但是,俄罗斯的分权制度选择是不是如同传统理论所言。根据福利经济学的传统理论, 允许分权决策一旦作出, 地方政府将被激励去产生必要的事业机构并指导公共行动使该过程成为可预期的成功的激励机制。很多文献研究都认为, 俄罗斯财政分权的政治经济激励不足, 破坏了财政可持续性、良好治理、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和地区间财政平等、阻碍了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进程川。这引发了对分权所强调及破坏效率和权责的条件问题的研究, 并且认识到以公共支出与收人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为特征的财政分权与管理和政府质量的密切相关性。
一、公共支出划分合理化
有效稳定的分权体制要有明确的关于不同层级政府支出职能范围划分的体制框架。这一框架应对政府在效率、公平和稳定等政策目标上的重要性顺序以及优先选择做出积极反应。支出职能的划分是设计政府间财政关系体制的基础。实际的支出职能划分在何种程度上体现分权体制理想的支出划分原则是检验支出划分充分性的一个办法, 其合理性应通过考察它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政府在其分权战略中设立的目标和任务来判定。从总体上说, 俄罗斯联邦立法对支出责任的划分违背了事权决定财权的原则、地方政府支出责任清晰性、财政分权的目标性。
合理的支出责任划分的第一个标准是明确财政分权设计的顺序, 即遵循事权决定财权的原则。财政分权设计的最优次序是首先明确界定不同级次政府的职责范围, 是设计政府间财政分权制的首要步骤, 是政府间合理有效的税收分配组合的基础有助于提高税收制度的效率, 与此同时, 缺乏支出责任的划分容易导致分权制的脆弱性。可是俄罗斯联邦的财政分权是从收人开始的。各级政府支出权力的分工大部分都是自然形成的, 没有考虑所提供的预算服务要受制于预算水平的因素, 而是遵循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每个财政年度重新调整。在未明确划分支出范围的条件上, 设计分权体制的其他要件, 这就导致了联邦以下政府的财政支出安排, 不是以支定收, 而是以收定支, 因此, 政府支出责任的这种调整, 实际上是充当了联邦内政府政权更替调整的手段和政策工具。实践中分权体制的不稳定、不规范往往起因于对不同级次政府职能和支出责任未能在法律上明确划分。
第二个标准是有利于宏观经济管理的支出责任划分应该以一国或地方的社会偏好为依据确定公共支出项目特别是混合型公共产品的合适分权程度川。只有这样才能使公共责任在政府间的分配与当地消费者—选民的偏好相匹配, 对社会偏好有意义的是来自通过政治自主性所表达的支出决策的自主权力。因此, 政府财政职能在政府间分配就是确定由哪一级政府负责有关政策制定、融资及管理的问题。否则支出职责划分缺乏明晰性。俄罗斯财政支出体系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传统的做法是按照受益原则在政府间来划分公共服务项目。年之前宪法以及法律体系没有就支出项目的融资、监管和实施等责任做出具体的划分, 支出划分的安排模棱两可, 多级政府共享责任特征明显。虽然年的预算法典及其他法律对支出有关的政策、标准、监督及执行方面有了规定, 但是还有一些重要的责任和权力没有明确划分。体现在当决定支出划分的具体细节时, 在法律框架下的不确定性则更为凸显。只是在《2005年前俄联邦预算联邦制发展纲要》中才对支出责任做了较详细的划分。
缺乏明晰的支出责任划分会引起体制性的不稳定、公共服务的无效供应及政府官员责任感的缺乏。不仅如此, 俄罗斯税收分割及财政均衡机制的不合理就是支出职能缺乏具体明晰的划分所导致的, 从而破坏了在各级政府间明晰地划分权力和责任的原则。第三个标准是支出划分的目标性。总体上说, 俄罗斯支出划分效率低下, 同时也带来了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潜在危险。一方面是资本性投资支出划分的低效率。俄罗斯的资本支出职能的划分是伴随着大规模的投资性支出移交给联邦以下政府的过程。这种支出责任的转移和重新分配实际上是为了平衡联邦预算, 削减州以及州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盈余, 其结果给一些联邦以下政府造成了极大的财政压力。另一个特征是俄罗斯地方政府承担大量的社会保障和社会责任。如果从纯粹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看, 中央政府应负责对需求有特别大影响的支出或对经济周期变化尤其敏感的支出, 如失业救济等。而俄罗斯的地区政府和地方政府, 承担了大量社会福利的筹资责任、管理责任以及社会安全网的责任。这是与理论原则及其他国家的实践相背离的。地方政府由于承担了大量的具有较高边际消费倾向的支出项目, 必然促成总需求的增长进而违背联邦政府对稳定目标的追求。
二、俄罗斯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的充分性
在多级财政体制下财政分权的过程就是财政自主权形成的过程。国有产权在理论上是指国家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分享的权利由国家拥有, 它再按可接受的政治程序来决定谁可以使用或不能使用这些权力。财政联邦主义就是降低这种权力分配的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 它体现了基于民意的承认和一致或多数意基础上的国家权力在政府间的界定。这些权力包括有关的一组支出权、税收权力、借贷权和调控权闭。政府间财政收支划分的过程实际上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产权的界定过程, 是政府自主权的确定过程。事实上, 在分权体制下, 虽然在事权与财权统一的情况下, 合理分权可以使各级政府自主决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规模, 但是相对完整的财政、税收权力被赋予一级政府的同时, 又被分解为并不完整的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权和财政支出权, 使自主权成为一种有限度的自主和自治。俄罗斯政府间收人和支出划分存在的最明显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的支出和收人自主权不足。《2005年前俄罗斯联邦预算联邦制发展纲要》反映出俄罗斯联邦总职能项, 其中归联邦级政权有项、地区级政权有项、地方级政权有项、不交叉的职能共计有项、交叉的职能共计有项图。项职能中有项联邦政府参与标准法律的调控。地区和地方政府很少能参与到标准法规调控中, 更多的是参与财政保障和执行阶段。这说明联邦政府在各个阶段所起的作用始俄罗斯财政分权化管理终占优势。共同责任的存在也是地方政府支出自主权不明晰、不确定及不充分的表现。俄罗斯的立法在对地方预算分配支出责任时, 不附有任何对决策和支出自主权的保障。税收自主权是决定税率、税基和征收的权力。税种在各级政府间的划分不仅被看做是各级政府获得收人的途径, 而且是有效的政府间行为的约束机制。而这种有效的约束机制就是税收立法权、征税权和管理权。因为税收立法权可以使地方政府能够灵活地根据地方公共支出的需要规范其税收收人, 激励地方政府为扩大税基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否则缺乏税收立法权的地方政府, 由于支出权与筹资权脱节, 就会绕过法律的约束, 而寻找“ 非正规税” 。
俄罗斯次级政府仅对相当少量税种的税基具有控制权如印花税, 这说明地区和地方政府确定自有收人水平的能力十分有限, 甚至完全没有。联邦政府控制大部分商品税的税基。确定税率的权力也十分有限。即使是被法律列人的地区税和地方税, 决定这些税的税率也是在联邦限制的范围内, 惟一例外的是地区政府对赌博生意税。地区和地方政府对地区税和地方税的征收权力很小, 大部分税种都由联邦政府进行征收。俄罗斯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不同, 即大多数国家的税款由联邦政府负责征收后, 才同下级政府分享, 而俄罗斯的财政体系中, 税收收人的分享是从区政府到州政府, 最后到联邦中央政府, 从下到上逐级进行的。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缺少明确定义、稳定统一的税收分配原则会影响地方预算管理, 而且对地方政府会有不利的影响, 不是会隐藏地方预算外收人, 就是会降低地方流动性税收的效果。
如果把分权视为向地方政府授权的方法, 使之在决策上有某种自主权, 那么这种方法有三种类型分散、委托和转让。俄罗斯政府内部关系的演变呈现为一种委托和转让的混合体。转让在联邦一地区间是主要形式。但在地区一地方间许多功能都由二级政府分担, 并且没有明确的责任划分。由于严格限制建立自己的税收体系, 地方政府在税收决定权方面须依赖地区政府。在年之前, 还没有立法明确区域预算与地方预算的关系。有些法律条款只有宏观控制的约束力, 没有明确的可操作性。随后的改革仍然没有使联邦主体内部的预算走出集权化管理模式。这就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权, 也破坏了对选区的问责制。尽管联邦控制所有预算结构, 加强对最低支出标准的管制, 限制地区使用最重要的税收, 但现行的体制仍然使地方在与上级政府的关系上有很大的非正式的自由决策权。
三、公共服务融资机制的管理
联邦政府财政援助和借款一直是政府间财政制度安排的焦点和富于争议的主题。目前, 税收分享制度逐渐稳定。俄罗斯的转移支付充当了限制地方自主性、控制地方的政治手段及转移财政赤字的实现机制。尽管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一直是预算体制改革的重点, 但还远没有实现体制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无论是联邦政府转移给地区级政府的财政援助资金的分配, 还是地区内部的财政援助资金的分配, 仍然存在很大程度的主观因素。相当一部分财政援助资金没有经过预算批准就进行分配。转移支付经常被拨到最需要的地方或是政治权力极大的地方, 并且通常作为控制地方的政治手段而使用。联邦政府有意识地在指挥中留下相当数量的财政资源资金, 其目的就是在财政年度在经济和政治上出现问题须增加财政拨款的地区之间进行资金分配。联邦政府不愿意放弃对地方政府的限制, 拒绝赋予地方政府筹集收入的权利, 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也使联邦以下政府更加依赖联邦的财政援助。转移支付与分享收人占地方总收人的比例却很高。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及核算方法不完善。预算平衡补助金分配的突出特点就是试图混淆补偿和平衡间拨款的性质。为一种形式的预算间资助确定几个目标, 结果将是一个目标都不能实现。这种财政不均衡的政治成本是政府在税收和支出决策的责任感的缺乏及地方政府的资源浪费, 并且丧失了财政援助的针对性。政府间划拨起到了适度的平等化作用。即使平等化补助和有条件的补助部分弥补了地方上的多数急用资金的不足, 但是要从整体上解决横向不平等这一问题, 这种方法既不充分, 也不太有效。允许次级政府从金融市场借贷, 能改进资源的配置和对公共服务供应有责任的必要条件是严格的预算限制的法律和监督框架。当这些条件缺乏时, 对财政的投资会增加经济的不稳定。尤其是在同时缺少市场原则和健全有效严格实施的规章制度下的下级政府借贷将破坏政府财政目标的实现, 并且给宏观经济稳定带来危险。俄罗斯联邦以下政府有三种借款途径, 即预算借款、向商业银行借款、发行证券。总体上说, 地方的债务结构不合理。健康的借款体系应该更多地依赖于资本市场。而利用预算借款则是地方预算融资主要渠道借款规则缺乏透明度和稳定性, 无法对各级政府的财政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该体系的预算激励引发了依赖借款政府的道德风险并造成了软预算约束的持续存在。因此, 提高政府借款的监督效率和执行效率, 是防止道德风险的重要途径。法律调控借款是对实现监督效率和执行效率的有效保证。
四、俄罗斯预算关系的改革加强政府责任
以增强政府责任为核心的预算联邦制的改革, 旨在降低体制运作的最低成本, 实现经济效率、财政责任、社会公正、经济和政治稳定。为实现经济效率必须为联邦主体和地方政府进行结构改革创造长期激励, 支持有利于投资和企业的竞争环境, 促进居民收人和地方经济增长。通过公共财政管理增强预算责任, 最大效率地利用税收和资源提供公共服务, 增强税收预算政策透明性和责任, 平衡预算过程, 提高各级政府政策选择和执行预算责任心。同时使社会公民平等地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收益, 实现社会公正。实现国家经济和政治稳定, 必须为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机构有效率地履行职责创造条件, 促进公民社会发展实现地区一体化, 保障统一的税收预算制度, 避免地区发展比例失调, 巩固国家领土完整。尽管俄罗斯复杂的预算关系制度一直处于改革之中, 但是仍然不符合预算联邦制的基本原则和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因此,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在中长期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框架下高质量地形成新的预算关系制度。
增加财政自主权, 使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政府在法律确定的各级政府之间权力和责任划分的基础上独立行使税收一货币政策。只有在地方政府具备责任感并符合纳税人的偏好时, 财政分权化的好处才能够得以体现。
各国的实际经验表明, 只有各级政府至少拥有一种主要的自有税收来源时, 分权式财政制度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运行效果。此时, 多级政府体制才可能提高政府的财政责任感, 从而最终提高政府的经济效率。这就要求分配给各级政府有实际意义的税源, 以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 限制有条件的转移支付的规模和范围, 提高无条件拨款的重要性。现行财政援助的分配, 大部分没有明确的分配标准和比例, 每年确定联邦税收分享比例产生的地区和地方预算的依赖性破坏了进行结构改革、吸引投资、地方税收潜力的发展和提高税收征收的激励, 因此, 要改革转移支付的程序、规则和方法以增加预算的透明度、确定性和稳定性。现行集权化的地区与地方的预算关系仍然不透明, 缺乏国家和社会财政管理和质量的完整监督制度。从旧体制继承下来的地方自治机构不完善, 必须改革各级预算制度才能保证自治机构财政独立性和责任心。
基于法规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模式在透明度和确定性方面要比行政和在年度预算过程中规定各种限额的方式更有效。一个透明稳定的借款体系要求禁止各级政府从中央银行借款, 控制对外借款, 限制所有投资目的的地方政府借款。对俄罗斯还有一个重点, 地方政府应以预期偿债能力而不是由联邦政府提供担保, 同时促进市场对借款的充分限制。与此同时, 要强化分权体制下的预算管理。首先保障联邦主体和地方政府权力的行使, 在联邦法律框架下独立组织预算过程。在清晰、稳定和平衡划分支出权力和税源条件下, 形成本级预算支出和收人保障财政独立性, 提高税收潜力的使用效率形成和发展客观透明的地区和地方财政支持机制。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国家税收政策的协调。税制的设计必须与地方政府的管理水平相适应。提高地区和地方公共财政管理的质量。为了给政府改革和预算改革提供制度支持和可行的环境需要一些配套改革, 如明确公共财政职责、推进民主化进程, 发展政党体制及完善金融俄罗斯财政分权化管理制度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必须支持统一的经济空间、民主设施和公民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竞争环境的形成, 以及硬预算限制, 避免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严重差异, 提高地区的税收潜力和预算保障, 以及大量的国家社会责任。

『拾』 国家财政分权改革如何影响了经济增长

1987至1992年，是自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前的时期。此间，思潮涌动，举回措迭出，改革理论和开放事答业阔步前进与徘徊后退并存。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其增长方式，为外延与内涵式增长并存的现代化道路；其所有制形式，是国有经济存量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增量迅速发展的道路；其政策供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的发展道路。在此期间，由于放权改革的进行，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使经济短缺现象逐步缓解。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经济起伏与经济波动较为密集，中央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并行，政府职能的行为边界有所调整，政府、企业、市场的边界逐渐清晰，也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