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或设计的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
2008年以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取得一定成效。2009年，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在改革实验区的示范下，区域合作将继续推进。从四大区域板块看，在积极财政政策向基础设施领域倾斜的背景下，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经济增幅将可能继续超过东部地区。建议建立区域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双调控机制，重点解决地区公共服务差距，尽快细化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将城乡一体化与城市经济圈结合起来。
2008年以来，中央政府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制定和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6个中部老工业基地享受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243个东中部县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多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发布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划规划等，通过政府的引导，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合作进程加快推进，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区域经济相对差距有所缩小。
一、2008年区域发展出现的新特点
1．地区经济增长格局发生一定的变化
2008年前三季度，我国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均超过东部地区，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增速一直居各大区域之首的局面。沿海地区增长放缓幅度大于其他地区，当然，其他地区经济增幅也大多出现不同程度回落，但相对回落幅度较小。
以在经济增长中处于重要地位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情况看，2008年1—11月与上年同期相比，除青海、天津、陕西、新疆4个地区增幅提高外，其他地区的增幅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回落，回落幅度最大的海南省达到了29.4个百分点。分大区域看，东部发达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广东、北京等回落幅度较大，与全国平均增幅差距进一步拉大。详见表1。
2．区域合作、布局向纵深推进
环渤海区域在交通物流、环保、人才等领域合作上实现了新突破，积极落实
“京津科技合作协议”、“京津城市流通领域框架协议”，共同打造以京津为核
心的环渤海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和区域流通一体化体系。
9月7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08〕30号）明确提出，“积极推进泛长江三角洲区域合作。”为未来长三角向中部、西部继续扩容提出了要求。在长三角城市中，
包括土地政策、户籍管理制度和法律体系、农村金融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在内的
各项城乡统筹管理的试验正在悄然进行。
9月27日，《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复，该方案确定的总体目标是：把武汉城市圈建设成为
全国宜居的生态城市圈、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质农产
品生产加工基地、现代服务业中心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成为与沿海三大城市群
相呼应、与周边城市群相对接的充满活力的区域性经济中心。
加上之前的几个特区或实验区，我国已在东中西、南北中形成了大的改革试
验区的布局。
二、地区差距特别是公共服务差距仍比较大
近年来，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十分突出。广大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市场化程度，特别是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方面的差距在拉大。针对各地统计数据分析，近年来人均GDP相对差距确实在逐步缩小，但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还在拉的。
三、影响2009年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两个基本因素
影响2009年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等，不过从区域发展格局看，我们认为有两个因素影响比较大，一是区域政策，二是产业转移态势。
1．区域政策从围绕经济发展向更看重和谐社会建设转变
目前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包括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推进中部地区崛起、以及鼓励东部率先发展战略。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近年来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细化和调整，从过去以行政区划分，改为功能协调发展，由此成立多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定不同的战略目标、功能和任务。目前已有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包括深圳、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成渝经济区、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这显示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正在由南向北、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从城乡开放向城乡结合，以及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变化。
2．产业转移对中西部的作用不能寄希望过高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产业转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有效配置资源、开拓市场，将土地、资源、劳动力、运输等成本敏感的生产加工环节有选择地迁移到成本相对较低或靠近终端市场的地区，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过程。近年来，东部地区的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正在不断消失，加之节能减排和新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促进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的政策出台， “成本倒逼”迫使东部地区实现产业升级，促进了东部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但是我们注意到，对于东南沿海企业来说，产业转移可以摆脱企业成本不断上升的“瓶颈”，集中资金进行产业升级，又可以享受到中西部正在蓬勃发展的市场，增强企业竞争实力。但很多企业从沿海转移到内陆以后往往遭遇到产业链不配套的问题。无疑，虽然很多企业希望有优惠政策，但越来越多企业更看重当地是否有配套能力，而这种配套能力需要较长的发展过程逐步积累。一些东部沿海地区担心产业转移中发生“产业空洞化”现象，在普遍重视经济增长的背景下，“筑坝拦水”现象频繁发生，而且在经济景气不佳的情况下可能还会加剧。
四、2009年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判断
在国际环境不佳、国内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2009年各地区经济增幅普遍下调。基于保增长、促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前提，考虑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我们对2009年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判断如下：
1．创意产业在各地经济发展中逐步扮演重要角色
创意产业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附加值产业，其核心生产要素是人、信息和知识，特别是文化和技术等无形资产。据资料显示，全世界的创意产业每天创造的产值高达220亿美元，并以每年5%的速度递增。近年来，创意产业在我国也获得了很快发展，形成了京津创意之都、成渝创意走廊、长三角创意产业群、珠江创意研发都市圈等一批创意产业聚集区，还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创意产业园区和增长点，如北京的798艺术区、DRC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上海的“8号桥”创意产业集聚区，杭州的“西湖创意谷”，长沙的“蓝猫”动漫产业等，已经成为著名的文化和工业旅游的品牌、体现城市文化品位的名片，成为各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城市软实力、提高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鉴于发展创意产业，可以培植区域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充分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形成更加鲜明的特色，可以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各地对创意产业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2009年，在外部环境不景气、国内经济面临转型的情况下，创意产业在各地经济发展中将逐步扮演重要角色。
2．产业集群和城市集群互动态势更加明显
目前，我国已形成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等的城市集群带。在这些产业高度集中的地区，企业产品生产成本低，新产品新技术研发速度快，使这些地区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这种经验正在被不同地区学习和借鉴，从而促进各地区城市群的发展。预计2009年产业集群和城市集群互动的态势将更加明显。
3．中西部地区经济增幅有望继续高于东部
从支出角度看，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更加依赖内需，而东部地区对外需依赖程度相对要大一些（见表4）。仅就外需的直接影响看，显然东部地区所受的影响比较大，中西部地区受到的是间接影响，相对要小一些。
从生产角度看，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将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如果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发生，2009年我国第一产业发展前景比较乐观，由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一产业占比相对较高（2007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东部为6.88%、中部为14.60%、西部15.97%、东北为12.12%），第一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更大。从第二产业的发展看，东部地区由于外向度更高，中小企业地位更加重要，在外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所受影响更大。由于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从产业转移的角度看，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会产生一定的吸引作用。目前，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源型经济的发展。以东北为例，辽宁省生产与盈利对石油炼化行业依赖程度较大，黑龙江省则依赖石油、煤炭的发展。中西部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市场对资源的需求明显减少，会对中西部地区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从第三产业看，由于中西部地区基数较低，增长空间更大一些，在相关政策支持下，其增幅可能会更乐观一些。
总体上看，2009年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有望继续维持略高于东部地区的态势。
4．中西部投资增幅与东部地区差距会拉大
近年来，中西部、东北地区投资增幅基本保持领先东部的局面，预计2009年这一态势将继续，而且增幅差距有可能拉大。原因有三：
一是国家投资重点有利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国家将继续推进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涉及交通、能源、水利、机场、油气管道等多个方面。特别是2009年国家支持投资的重点将是基础设施与民生方面，中西部地区这些方面的欠帐较多，投资空间更大。
二是政策导向与支持。相关部门正在完善各项扶持政策，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便吸引外资向中西部投资。相关措施包括：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在中西部地区设立产业转移示范园区；在长三角、珠三角设立产业转移促进中心，使中西部在沿海地区的招商推介更加正规化、常态化；鼓励有意投资中西部地区的外资企业在境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整合中西部股权结构分散、治理结构规范的企业，使真正依托中西部市场并具有巨大发展空间的行业得到内外资共同的参与而受惠等。政策导向的变化，加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以及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的增强，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投资继续保持较高增幅创造了条件。
三是企业构成不同对投资的影响不一。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比较看，中西部、东北地区的大企业比重相对大一些，中小企业比重小一些。由于企业效益增幅的下降和市场前景的不明朗，企业自筹投资能力普遍会出现一定的下降，但总体上看大企业融资还是更受金融机构的青睐，其投资会得到更多的金融支持。同时，大企业投资受周期性因素的影响相对要小一些，市场占有、长期战略、竞争力等因素考虑更多一些，而中小企业对短期市场变动更为敏感。两相比较，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投资的资金条件会好于东部地区。
5．消费品需求各区域可能会出现共振局面
消费需求的增长与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升级、消费热点转换密切相关。从收入水平及其增长看，各地区居民收入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因而消费差距很难进一步拉大。特别是由于国家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加速，中央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为追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使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严重不足的贫困地区所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不断扩大。中央财政支出方向的这种调整，相对降低了不同地区城乡居民在人均享受公共福利水平上的差距，促使欠发达地区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相对增长，获益最大的是中西部地区。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角度分析，各地区消费增长差距趋于减小就成为必然。从消费结构升级看，东部地区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较大消费升级速度将放慢，欠发达地区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对消费升级的影响也要小一些。
近些年，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市场总需求中有一种消费共振现象，即这两类收入差距悬殊的地区消费出现同升同降的现象。这是由于发达地区企业有大量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员工，这些劳动力输出地的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输出的劳动力，当劳动力输入地经济减慢工资下降时，不仅影响当地的消费，也影响到劳动力输出地的消费。
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建议
为了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除进一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建立明确的地区财政支出平衡机制外，我们建议：
1．建立与功能区相匹配的地区发展评价体系
主体功能区规划是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重要措施，按照要求，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要在2008年编制完成。当前，一些地区仍然存在盲目攀比、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等状况，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不利于地方和全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主体功能区的推进，有利于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明确各区域的主体功能和发展方向，促进区域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协调发展。科学的评价体系和绩效考核，是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重要保障。只有按照不同主体功能区发展的要求，制定各有侧重的绩效评价体系和考核办法，才能使功能区规划真正落到实处。
2．建立区域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双调控机制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方面要求提高国家竞争力，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另一方面也要求国内区域间协调发展，缩小国内地区之间发展上的差距。实践证明，要同时缩小这两个差距，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健全市场机制和合作机制的要求，建立区域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双调控机制，同时调节“分子”和“分母”，允许包括人口在内的经济要素在空间上完全自由流动，做到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在集聚经济资源的同时，也能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和人口，这样才能既提高区域竞争力，又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两个差距”同时兼顾的目的。
3．差别化的区域政策要尽快细化
总体上看，我国区域划分仍比较粗糙，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内部的差异问题，而且容易造成区域之间的政策攀比，最终导致区域政策缺乏差别性，容易趋同化。从趋势上看，区域的划分和区域政策的制定都是朝着细化的方向发展的，主体功能区的加快推进，就是为解决区域政策针对性不强的问题。为此，需要切实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政策，抓紧调整和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配套的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人口政策、环境政策，尤其要抓紧研究加大对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政策措施，进而明确主体功能区与四大板块发展战略的相互作用机制。
4．产业转移谨防走“弯路”
目前中西部地区的资源、成本优势十分明显。但同时中西部生态脆弱、经济基础薄弱、配套设施不足，面临很大的发展压力。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西部的城镇建设、产业布局、生态风险、生态安全问题都需要认真考虑。产业转移必须要有长远眼光，在承接转移的过程中，中西部地区要根据产业的运行规律和产业发展的规律来选择，主动科学地承接。中西部地区如果不顾土地、资源、生态以及劳动力等等方面的承载能力，过分夸大在这方面的优势，可能会使中西部在承接转移的过程中盲目乐观
『贰』 公共服务国内外理论概述
行政变革的理论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新贵无疑是“新公共管理”(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相比教而言，它摒弃了传统政治理论的观察视角，而是从市场和经济学的角度重塑了许多行政的理念和价值，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行政发展架构。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以丹哈特夫妇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并倡导“服务而非掌舵”的新公共服务理论(the New Public Service)，他们的观点在我们的服务行政研究中具有值得重视的巨大意义。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
1、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为政府改革注入了新鲜血液。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假设，政府相似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组织，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公共服务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因此，其核心内容是力图将私营部门和工商企业的方法用于公共部门，强调市场竞争、政府工作的绩效评估、行政过程的透明取向、成本效率和顾客导向等。一时间，“企业化政府”、“市场为本”、“政府瘦身”、“重塑政府”成了政府官员使用率极高的流行词语。然而新公共管理的思想并没有涵盖当今政府在实践中所应该涵盖的基本理念。而且新公共管理过分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过分强调政府向企业学习、用企业提供商品的方式提公共服务，往往会而且在实践中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差别，从而产生伦理上和责任上的问题。另外，在市场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腐败现象。这一切，导致公平与公正问题的凸显。
新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政府不再同时掌舵和划桨，而是把划桨的任务赋予更为高效率的市场，政府则专心做好掌舵的工作。丹哈特夫妇则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当我们急于掌舵时，我们是否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从掌控和驾驭社会的角度讲，政府过去已经做了很多，也的确发挥过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于现代社会，这种单极化的掌控结构是否还合理呢？现代社会更多意义上是一个多元化的结构，即便在公共行政领域它更多的也要体现出公民的主体性。其实公民才是一个多重的角色，他们既是公共财政的主要供给者，也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各种生活的参与者和公共利益实现的监督者。归根到底，作为最终的授权者，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新契约的形式向民间公共组织授权，而非单独指向政府，这样就使得掌舵者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政府在许多时候的角色将不再是主导型的，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至于划桨手也不仅仅是市场这一单一结构能够完全提供的，需要有更为多元的参与力量来重构体系。
2、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在对新公共管理进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新理论。丹哈特夫妇提供了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比较的一个代表性范式，他们提出了对服务行政有相当指导意义的七个方面：1.服务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3.战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动；4.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5.责任并不是单一的；6.重视人而不止是生产率；7.超越企业家身份，重视公民权和公共服务。夏书章先生对此有这样的评价，“在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之后，出现新公共服务运动，并非偶然，故不论它们之间的理论观点和具体内容上的分歧和争议如何，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视，即强调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归根到底是公共服务的性质。”
与新公共管理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观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务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观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员为公民服务并确实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之上的。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体现在: (1) 新公共服务呼吁维护公共利益，“ 当公民能够根据公共利益去行动时,社会的广泛利益才能从一个独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脱离出来,并转变成一种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会奉献的过程最终使个人变得完整”，这种观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个人自利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论。（2） 新公共服务强调尊重公民权利。新公共服务的倡导者坚持认为,政府与公民之间是不同于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的, “公民具有一种公共事务的知识,一种归属感,一种对整体的关切,一种与自身的命运休戚与共的社群道德契约”。新公共服务倡导者相信公共组织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分享的过程来运行,就一定能获得成功。（3） 新公共服务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务看到当今政治生活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变化,政府不再是处于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更多的利益集团直接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中。新公共服务认为行政人员应该意识到,公共项目和公共资源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作为负责任的参与者,而不是企业家,他们是“公共资源的管家、公民权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社区参与的催化剂、街道层次的领导者” ,将越来越多地扮演调解、协调甚至裁决的角色。
3、新公共服务理论需要发展和实践。新公共管理努力实现的是对一系列公共管理困境的救治，现实的问题使得关注效率的工具理性成为必要，相应的它对于追求何种最终价值却少有兴趣，也就缺乏探讨紧迫性的认知。作为一种变革和救治的视角，我们对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予以很多的赞成与肯定，但是这样一种理论进步更多的是建立在技术和工具的层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具有形式偏好性。而新公共服务则试图将管理的视角逐渐切换到对管理乃至社会发展根本价值的关注上来。资于往事，鉴于现实，我们需要在一个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在二者理念中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
尽管丹哈特夫妇在提供的多个项目的比较后发现，二者似乎存在着太大的差别，但是如果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形式和价值事实上必然有相契合的肌理。就如同我们认为即使在公共管理“主体缺位”时期，它也正走在根本价值的漫长回归之路上，并不能因为当时的理念多么浅显而否认那曾是形式与价值耦合的一个历史进程。新公共服务高举价值追求的大旗一方面确实很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困惑，在实践上并不能与新公共管理并驾齐驱。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困惑
公共行政转向倡导服务的价值和实质的正义，需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为根本的行政体系。这样一种理论推定的首要问题“是否可能”或者说“是否具有操作性”将如何来界定呢？事实上，通过分析，我发现有四个困惑必须予以解决才能回答其现实性。
第一，公民何以理性？以公民为本就意味着公共行政必须满足公民的需求并为不断发展的需求提供服务升级的义务。那么，公民的理性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这种理性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
1.公民是否准确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公民其实往往最注重基础的需求，而对于可能的或者高层次的需求缺乏认知，这主要是因为需求环境、需求阶段以及需求人群的差异造成的。譬如，生活在城市的人向往乡村田园的环境，而农村居民会觉得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更好，这种需求的“围城”困境并不意味着绝对的需要，而是阶段性的比较和补差心理。所以公民的需求总是表达不充分或者时效多变的，寻求一种明确的认知似乎目前还不可能。
2.公民是否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即使公民完全知道自己的需求，那他们能清楚无误地传递给供给方吗？答案是否定的。公民的表达取决于三个因素：a.公民表达的能力，这一点是因人而异的，最好的表达能力者能否最清楚的表达尚有疑问，何况千差万别的公民群体。b.公民的表达意愿，公民的表达意愿是受个体情绪影响很大的，不同心理素质和个性的人对表达的见解是不径相同的。c.表达的成本，这一点其实也很关键，如果公民感觉到对话的成本高于收益或者担心投入沉没的话就会放弃许多表达的机会。
3.公民认为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了么？公民的评价体系同样体现出迥异性，即使是同等同质的服务对于不同的客体而言满足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困境时常出现，使得服务方不知所措，也往往影响公平性和制度化。
所以，就现实而言，差别的公民个体理性层次不同，作为全体考察时则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只能称之为有限理性的集合。
第二，政府何以令人满意？作为服务供给者的身份，如何让公民满意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作为权力和权利主体的公民在接受服务的时候对于政府不能是感恩或者宽容的感情，他们通常应当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1.政府是全心全意为我们考虑的吗？政府的人员是由一般的公民担任的，他们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公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本职工作来实现政府的服务。这个特殊群体的集合是不是会带来政府的人格化以及利益集团化？他们考虑服务的基点还能保持公正吗？还有可能在冲突的区域依然保持价值的中立吗？以上的担心不是多虑的，既往的“经济人”假说事实上更加增添了这方面的不确定感。
2.政府能提供尽可能多和好的服务吗？这个问题直接与服务的意愿和政府的能力有关：从意愿的角度，政府在获得充分的授权后，必须有兑现契约的实际行动和完善服务的创新精神，还必须保障能够落实到制度化的设计上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随意性安排；从能力的角度，政府在具体的行政中应当表现出足够的驾驭本职的素质并且有令人信服的实践来进行经常性的校验；这个问题实质上还与政府对公民需求的认可有密切的关系，公民表达的所有需求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回应、是否带来了未来服务升级的承诺和预期等都是现有较松散公民社会的结构所不能把握的。
3.政府是值得信任和不可替代的吗？既然服务是公民对政府的根本定位，那么政府目前所发挥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吗？在某一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已经是最好的可能吗？现实中，多元的社会和多元的结构已经提供了选择的其它可能，政府如果不能证明它还有必要居于主导，就必须放弃过去获得的授权合同，主动退出，但是政府这种自觉的行动常常是缺乏压力和动力的。
所以，政府总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改革甚至重塑就成为经常性的工作。
第三，政府和公民何以达成共同的核心价值？作为追求理念的“生产力”与“效率”、“民主”与“正义”、“安全”与“福利”等在社会认知上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偏好，公民群体通常不可能达成一致的认识，政府在各个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问题还在于作为被授权的服务主体——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社会价值的统一发挥影响，又有多大的能力去整合各方开展统一的行动，而且保证不虢夺侵犯公民的权力。另一个方面，公民作为权力的主体为何要去认同某种共同的价值，那些个体和群体多元化的价值之间又如何来保持融合和平衡冲突？我们会发现关于价值的争论实际上归结到最后就是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根本性基础——合法性认同，公共服务的行政变革不能是停留在技术修补层面的运动，而应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方位重构和超越。
第四，公共服务是现在还是未来？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建构服务行政的事实与价值取向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面对既往的弊端和危机时，形式的修正需要更显得迫切，而对于理念的刻意追求反而显得不合时宜，
那么服务的理论是不是太过超前或者部分地超越了我们的时代而应当被视为未来的理想呢？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目前指导理论的建设性是不可延缓的，无论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新公共服务都无法回避。
三、结论
公共服务推定的困惑不是否定了公共服务理论的可能，而是对公共服务必须解决的理论层面提出了建构的基本内容。一种公共服务理论的建立，必须围绕上述的问题展开探讨，任何理论倘使不能解开上述的困惑，那就恐怕还是会“混淆了规范与描述”，难以提供出“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替代性方案”。历史上的政府形态对于社会发展而言至少已经扮演过两个角色，一个是大包大揽的全面干预者，就像我们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看到的统治管理形态，另一个是的市场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强烈要求的“守夜人”角色或者弱势政府。事实上，作为权力本体的公民们真的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吗？当然不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实际上也呼唤了新意义上的政府重塑工程。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向上仰视我们的政府，他们必须记录下我们所能给予的权力、坚决保留的权力和禁止行使的行政权力，并确定法律去保障它们；其次，我们需要一个热心了解我们需求的政府，他们应该划分出必须提供的、尽可能提供的和由第三方更好提供的不同需求层次，然后努力去达成这样的供给；最终，我们需要一个全心全意服务于我们的政府，他们以尊重人的个性、确认人的价值、推进人的发展为使命。因何而服务?归结到一句话就是“民主的政府是为他们的公共服务而存在。”我们所需要的也正是一个服务性的新型政府。
『叁』 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国外有类似的网站吗
只有国内有，这是中国特色的
『肆』 谁能提供些国内外比较有名的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定义
公共服务市场化" 英文对照
public service marketization; public services marketization; market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
"公共服务市场化" 在学术文献中的解释
1、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指政府通过租赁、合同、承包、采购、招标等方式,把原来由政府包揽的部分公共事务和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民营化和市场化,由市场企业主体、中介组织、公民个人通过竞争来提供
文献来源：文宏; 卓黎黎;论中国行政改革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方向，行政与法, 2005年 05期
2、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指打破政府垄断公共物品供给的局面,通过市场化运作将部分公共服务职能转交给社会和企业,即让其他公共机构、中介组织、社会团体和企业参与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
文献来源 ：席小瑾; 梁劲锐;论我国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公共服务市场化，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5年 03期
3、所谓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指政府“筹集各种资源,通过民主政治程序设定社会需要的优先目标.与此同时,又利用私营部门之所长,组织商品和劳务的生产
文献来源 ：陈振海; 杨恺杰;，美国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党政论坛, 2004年 03期
4、所谓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指利用市场标准、借助市场资本去配置、提供公共资源,并利用市场标准去评估公共服务生产者的效率
文献来源：吴静. 论公共服务市场化中政府的定位[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04,(04)
『伍』 新闻媒体应该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公共服务的关系请举外国新闻史上的案例来进行说明。
新闻报道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陆』 国外如何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世界各国由于传统、国情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与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
(1)政府主导模式。
这种模式中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均设有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有垂直领导关系和非垂直领导关系，各级政府文化部门文艺团体进行有限的资助并提供比较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此种模式以法国和日本为典型代表。
(2)民间主导模式。
政府没有正规的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主要以政策法规营造良好文化生态，鼓励各类文化团体或机构自我生存。政府财政对文化的投入主要通过各类准行政机构进行分配，这种机构通常被称为“国家艺术理事会”。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机构是开展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中坚力量，此种模式以加拿大、美国、瑞士为典型代表。
(3)政府与民众组织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模式。
政府以“一臂之距” (Arm’slength)与民众组织合作，将文化资源进行分配，并共同管理文化事项，提供文化服务，此种模式以英国、澳大利亚为典型代表。“一臂之距”这一概念用到公共文化政策上多是指政府对公共文化拨款的间接管理模式，它要求政府对公共文化采取一种分权化的管理体制，“一臂之距”原则的基本要义便是从集中管理到分权管理。
《芬兰文化政策》指出，“一臂之距”原则具有“垂直”和“水平”的两种分权向度。所谓“垂直分权”涉及中央政府与其所属行政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纵向分权关系：即一方面，中央政府将文化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要权力以及部分文化拨款的责任交给其所属的文化相关部门；另一方面，它还要求各级地方政府行使相应的权力或承担相关的责任。譬如，英国中央政府90年代对文化领域的年平均预算为l0亿英镑，而同期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四个大行政区对文化的年资助额超过了10亿英镑。在芬兰2000年的公共预算中，中央政府对广义文化产业的财政支持占支出总额的58．6％，地方政府文化财政支出占41．4％。而从对狭义艺术生产的资助来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占一半。
“水平分权”是指各级政府与文化方面的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横向分权关系。这类组织是介乎政府与具体文化单位之间的一级中介机构。它有两个基本特性：其一，这类组织通常接受政府委托，为政府提供文化政策咨询，甚至向政府提供文化政策设计，并策划具体的文化政策实施方案。同时，它还负责把政府的部分文化拨款落实到具体文化单位。就此而言，它是代理政府具体管理文化的准政府组织。其二，这类组织往往由艺术方面和文化产业方面的中立专家组成，它虽然接受政府委托，但却独立履行其职能，从而尽可能使文化发展保持自身连续性，避免过多受到政府行政干预，这些非政府组织之间通常不具有隶属关系。
英国是最早实行“一臂之距”文化政策的国家，随后“一臂间距”原则得到了发达国家的广泛接受。“国际艺术理事会和文化机构联盟”的文件指出：“目前在世界各地，无论穷国还是富国，也不论英语国家还是非英语国家，都普遍建立了对文化艺术进行资助的准政府国家机构。”在发达国家的文化政策中，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芬兰、瑞典、瑞士等国明确声称采用这一原则。
3西方公共文化治理机制
随着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开展，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各国的公共文化国家治理也开始引入新的治理机制，将市场经济的机制如委托——代理关系、公私合作关系和公共股份公司等方式广泛引入公共部门，尝试性地构建起一系列公共文化治理机制。
（1）公共文化基金会制
文化基金会制是由非政府组织与国家合作，通过政府对项目进行资助或企业、私人的捐助而设立的非营利性文化管理机制。文化基金会通常比政府更能满足公众差异化文化需求，并且能够对政府的文化职能进行补充。它通过对文化政策施加影响，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条良性互动的渠道。政府通过文化基金会组织，以协议的方式对公共文化部门提供基金，并以税收政策引导社会捐助公共文化部门，以此来促进公共文化事业建设。公共文化基金会制是目前西方
国家公共文化部门普遍确立的一项制度，几乎所有的公共文化部门都会设立自己的基金会组织。
(2)公共文化托管制
托管制是一项传统的商业信用制度，由委托人将财产权转移于受托人，受托人依信托目的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信托财产的制度。公共文化托管制是由委托人将财产委托于公共文化托管机构，由其代为经营和管理。公共文化托管制有利于公共文化经营管理的专业化，丰富国家公共文化的内容。英国议会以托管制建立的大英博物馆，是早期以私人托管方式筹建的一座国家博物馆，它通过政府的财政拨款来实施国家的公共文化政策。
(3)公共文化招投标制
公共文化招投标制是一项由招标人公开进行的公共文化项目招标形式，中标人对发包者支付承包金，并按照合同规定自主经营这一公共文化项目。这一方式保留了公共文化部门对公共文化项目的所有权和非盈利性，实现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引入竞争机制，提高了公共文化项目的运营效率。欧洲不少地方政府的公共文化机构都采用招投标制方式，保留文化机构设施所有权和对承包者的监督权，至于日常经营、人员雇佣则一切由承包者负责。
(4)公共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制
公共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制是根据股份有限公司制而形成的公共文化管理制度，它将公共文化公司的资本分成等额股份，国家等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度承担债务责任，公司也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将现代公司制度运用于公共文化领域再次实现了所有权同经营权相分离，同市场化竞争相适应，有利于公共文化部门的体制改革。瑞典、新西兰等国家的国有公共文化企业纷纷推行公共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制，一些文化部门还创立了其分支部门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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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公共服务行业以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服务用字。因公共服务需要，招牌、广告、告示、标志牌等使用外国文字并同时使用中文的，应当使用规范汉字。
提倡公共服务行业以普通话为服务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