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壹』 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

。公共服务的覆盖面还比较低，体制还不健全，不能很好地适应和谐社会的要求。在和谐社会构建中，要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而又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 关键词： 和谐社会构建，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政府主体，非政府主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正经历着利益关系深刻变化、公共需求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实现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职能转变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决定性 影响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本质是公共服务。无论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督，还是社会管理 ，都是公共服务，都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但这不是要政府包揽一切，而是要求政府与社会和谐互动，创造公共服务政府供给主体与非政府供给主体之间、服务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和谐互动的平台。 公共服务供给 公共服务是指提供给大众的具有以下特性的任何一种服务：在这些服务的提供过程方面存在着潜在的严重市场失灵(被宽泛地解释为公平与效率原因)，这说明了政府介入的合理性，政府介入的方式包括生产、资助和监管(Grout & Stevens，2003)。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着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完全以及社会公平得不到足够重视等一系列 问题 ，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提供公共服务。因此，政府必须适度介入和积极干预公共服务的供给。政府干预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提供公共服务、付费购买公共服务和对多种服务供给主体进行监管。 公共服务从功能方面可以分为三大类：维护公共服务，如国家安全、行政管理和国防外交等；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公共服务，如政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等；社会性公共服务，如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 科技 、环保等。公共服务也可以从性质上分成三大类：监督型公共服务，如国家行政管理；纯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环境保护；准公共服务，如发展非义务教育、新闻出版等。通过以上的分类可以看出，由于种类不同，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也有不同。英法等国主要由政府直接开办医疗机构提供；美国、荷兰等国也有政府开办的 医院 ，但更多依靠政府、商业保险机构和个人提供资金，向盈利和非盈利的医院购买服务，同时由政府监管机构、行业自律组织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对服务价格、质量等进行监管。对传统的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由政府开办的机构直接提供。 新 中国 建立后，公共物品供给由政府垄断，在城市，社会成员则依附于所在单位，公共服务供给转变为单位集体福利；在 农村 ，随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进程深入，互助组一初级社一高级社的发展也是行政权力延伸的轨迹。1958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推广标志政府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 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全权全能政府”包揽公共物品供给存在诸多弊端，并且在实践中举步维艰。20世纪80年代后期，公共物品供给体制的改革陆续展开，主要体现为：向地方分权，鼓励地方政府参与；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转换经营机制，建立 现代 企业 制度等。 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服务供给的改革是为了解决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和使用效率低下的双重难题。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完全由政府和公有制企业为主体的单一性的公有公益供给方式，转化为公有私益(公共所有，私人获益)、私有公益(私人所有，公众获益)和公有公益(公共所有，公众获益)三者并存、共同负担的多元化格局，供给主体分为公有、私有与合作等多种模式，消费方式分为有偿消费和无偿消费方式。 通过以上的 分析 ，可以看出，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并不就是指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只能是政府，而是着眼于多个方面，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准确定位，不能缺位，不能越位。总体的要求应该是：形成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高水平的政府公共服务监管能力；适应我国实际的公共服务模式。 和谐社会构建与公共服务供给 西方20世纪70年代的行政改革给人们的启迪之一是：随着社会进步，特别是 科学 技术迅速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上，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将发生变化，政府会把更多职能以多种形式下放给社会中那些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承担。这些组织不仅要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而且要承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因此，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当前实际情况，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要贯彻“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总要求，努力提高党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善于通过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组织以及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作用，形成公共物品供给的合力。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协同共进，共同为一个目标而努力，会进一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贰』 公共服务领域PPP模式有哪四大突破

2016年10月12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深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工作的通知》（财金[2016]90号，以下称“《通知》”），在开展两个“强制”试点、公平开展项目采购、规范项目实施、明确所有PPP项目均可“两招并一招”四个方面取得了突破。《通知》全文及解读如下：

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深入推进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工作的通知
财金[2016]9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统筹推进公共服务领域深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改革工作，提升我国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巩固和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力践行公共服务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各级财政部门要联合有关部门，继续坚持推广PPP模式“促改革、惠民生、稳增长”的定位，切实践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新要求，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从政府供给向合作供给、从单一投入向多元投入、从短期平衡向中长期平衡转变。要以改革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结构调整，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要以改革激发社会资本活力和创造力，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进一步加大PPP模式推广应用力度
在中央财政给予支持的公共服务领域，可根据行业特点和成熟度，探索开展两个“强制”试点。在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公共服务领域，项目一般有现金流，市场化程度较高，PPP模式运用较为广泛，操作相对成熟，各地新建项目要“强制”应用PPP模式，中央财政将逐步减少并取消专项建设资金补助。在其他中央财政给予支持的公共服务领域，对于有现金流、具备运营条件的项目，要“强制”实施PPP模式识别论证，鼓励尝试运用PPP模式，注重项目运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解读】
这是财政部首次以“强制”方式推广PPP模式。根据《通知》的要求，垃圾处理、污水处理两个公共服务领域的新建项目，要“强制”应用PPP模式；其他中央财政给予支持的公共服务领域的项目，要“强制”实施PPP模式识别论证。在“强制”的同时，对于垃圾处理、污水处理领域的PPP项目，中央财政将逐步减少并取消专项建设资金补助。这种资金支持的减少意味着，此类项目本身的经济价值和收益情况将直接决定社会投资人是否能获得预期收益。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做好项目筛选工作；另一方面，社会投资人也要审慎进行调研，选择收益率可观、现金流稳定的项目进行投资。

三、积极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参与
各级财政部门要联合有关部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鼓励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各类型企业，按同等标准、同等待遇参与PPP项目。要会同有关行业部门合理设定采购标准和条件，确保采购过程公平、公正、公开，不得以不合理的采购条件（包括设置过高或无关的资格条件，过高的保证金等）对潜在合作方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性待遇，着力激发和促进民间投资。对民营资本设置差别条款和歧视性条款的PPP项目，各级财政部门将不再安排资金和政策支持。
【解读】 PPP项目的投资体量大、运营周期长，各地政府在采购社会投资人时，考虑到民营资本的投资实力和运营能力，往往设置与项目无关或对项目而言过高的资格条件，以限制民营资本的介入。这显然与PPP模式的理念——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相悖，但因为没有相应的惩罚机制，导致PPP项目中歧视民营资本的情况时有发生。根据《通知》的要求，如某一PPP项目被认定对民营资本设置了差别条款和歧视性条款，将不会获得财政资金。这对于那些项目收入主要或全部来源于政府财政资金的项目来说无疑是致命的。这一要求将改变民营资本在PPP项目投资中的地位。然而，如何鉴别资格条件是否过高，无法参与项目投资的社会投资人如何寻求救济，仍需要财政部给出解答。四、扎实做好项目前期论证
在充分论证项目可行性的基础上，各级财政部门要及时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开展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各级财政部门要聚焦公共服务领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42号）规定，确保公共资金、资产和资源优先用于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按照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择优确定社会资本合作伙伴，切实防止无效投资和重复建设。要严格区分公共服务项目和产业发展项目，在能源、交通运输、市政工程、农业、林业、水利、环境保护、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卫生、养老、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等公共服务领域深化PPP改革工作，依托PPP综合信息平台，建立本地区PPP项目开发目录。
【解读】 究竟什么样的项目可以用PPP模式一直是各界争论的话题之一。由于相关法律、政策的不健全，导致滥用PPP模式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开展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的目的是严格项目立项条件，只有在当地政府财政能力允许，项目以PPP模式开展优于以其他模式开展时，才应当采用PPP模式。然而，部分政府为了达成投资目标，按照政策要求反向进行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致使这一评估系统成为一纸空文。按照《通知》的要求，PPP项目建设要切实防止无效投资和重复建设，严格区分公共服务项目和产业发展项目，这应当可以利用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来进行防范。此外，《通知》提出要在PPP领域引入目录机制，只有列入目录的项目才可进行开发，也有助于控制项目的过度开发。

五、着力规范推进项目实施
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统筹论证项目合作周期、收费定价机制、投资收益水平、风险分配框架和政府补贴等因素，科学设计PPP项目实施方案，确保充分体现“风险分担、收益共享、激励相容”的内涵特征，防止政府以固定回报承诺、回购安排、明股实债等方式承担过度支出责任，避免将当期政府购买服务支出代替PPP项目中长期的支出责任，规避PPP相关评价论证程序，加剧地方政府财政债务风险隐患。要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合同履约管理，确保政府和社会资本双方权利义务对等，政府支出责任与公共服务绩效挂钩。
【解读】
随着国家对PPP模式的大力推荐，各地政府都在积极推广应用。然而，部分地方仍存在对PPP模式认识不清，混淆PPP项目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情况，在未能对PPP模式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大推”、“强推”PPP项目落地，导致部分PPP项目变成了“拉长版BT”项目；甚至因项目前期论证不准确，发生项目落地难、推进难等问题。背离了PPP模式的精神，严重影响了社会投资人对PPP模式的信任。针对各地政府以固定回报承诺、回购安排、明股实债等承诺吸引投资人的情况，《通知》明确指出此类承诺不受财政部认可，这提醒广大投资者在投资项目时，需要聚焦在项目本身，而非政府的承诺上。
PPP项目的合法合规性是项目能否实施的前提。随着国家对于PPP项目规范性要求的提高，势必会淘汰一部分不符合PPP模式的项目。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囿于财政困境，急于通过PPP模式解决财政压力，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便开展项目采购，这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埋下了隐患，也增加了社会投资人在项目中的风险。在本所承办的某PPP项目中，通过审查项目的合法合规性，发现政府未将项目纳入财政部PPP综合信息平台作为付费的前提条件，这可能导致项目付费无法列入财政预算。在本所律师与政府方的多次协调之下，成功将此条件列入PPP项目合同，避免了社会投资人的损失。
PPP项目的实施方案对项目能否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论证项目的可行性，进而实现政府和社会投资人的预期目标。PPP模式涵盖了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多个阶段，由于社会投资人不可能精通全部领域，无法把握可能存在的风险，导致在项目中的预期收益无法实现。在本所承办的某PPP项目中，因政府推动项目心切，社会投资人也急于投资，在项目的计费指标、回报机制尚不确定的情况下完成了项目的采购，导致双方意见不一，在项目磋商阶段遭遇较大阻碍，经本所律师多次提示项目风险，并参与项目磋商，最终拟定了双方均满意的解决方案。

六、充分发挥示范项目引领作用
各级财政部门要联合有关部门，按照“又快又实”、“能进能出”的原则，大力推动PPP示范项目规范实施。要积极为项目实施创造条件，加强示范项目定向辅导，指导项目单位科学编制实施方案，合理选择运作方式，择优选择社会资本，详细签订项目合同，加强项目实施监管，确保示范项目实施质量，充分发挥示范项目的引领性和带动性。要积极做好示范项目督导工作，推动项目加快实施，在一定期限内仍不具备签约条件的，将不再作为示范项目实施。
【解读】 2016年10月13日，财政部公布了第三批示范项目名单。这对规范PPP项目，建立标准的、具备可行性的PPP模式起到了指导作用。这些示范项目更易落地、更具经济价值，也更能吸引金融机构的投资。与此同时，《通知》也表明：示范项目不是“铁饭碗”，要有进有退，对尚未完成签约，在一定期限内仍不具备签约条件的项目，将不再作为示范项目实施。

七、因地制宜完善管理制度机制
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财政部PPP相关制度政策，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建立健全本地区推广实施PPP模式的制度政策体系，细化对地市及县域地区的政策指导。要结合内部职能调整，进一步整合和加强专门力量，健全机构建设，并研究建立部门间的PPP协同管理机制，进一步梳理PPP相关工作的流程环节，明确管理职责，强调按制度管理、按程序办事。参考自MBA智库文档

『叁』 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积极意义是什么

1、有利于健全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机制：当前在我国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责中，没有形成可持续的财政支持体制，没有建立规范的政府分工和问责机制，没有形成地区间和城乡之间资源的公平配置制度，由此严重影响了公共服务所提供的数量和质量，并制约了公共服务基本功能的有效发挥。

2、有利于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的管理与监督：随着信息化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越来越大、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国家之间、地方之间公共服务的差异也越来越敏感，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知道政府在公共服务上花了多少钱，更关心这些支出取得了哪些效果，对公众的工作生活带来了什么切实的改善。

3、有利于提高公共资源整体配置效率：政府资源配置的职能不仅没有削弱而且还在不断加强。虽然2005年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18.5%，但从政府实际能支配的资源和职能范围看，我国属于“大政府”国家。

4、有利于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日趋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以跨国企业为代表的国际竞争逐步演变为国家间市场、企业、政府、资源等全方位的竞争。政府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国际竞争的后台支持，而是直接走上了国际竞争的前沿舞台。

(3)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扩展阅读

中国政府提出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但在操作层面必须明确界定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从中国的现实看，可以运用基础性、广泛性、迫切性和可行性四个标准来界定。所谓基础性，是指那些对人类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公共服务，它们的缺失将严重影响人类发展。

所谓广泛性。是指那些影响到全社会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公共服务供给。所谓迫切性，是指事关广大社会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利益的公共服务。所谓可行性，是指公共服务的提供要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财政能力相适应。

从上述标准判断，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是广大城乡居民最关心、最迫切的公共服务，是建立社会安全网、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成为现阶段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

『肆』 怎样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目标。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实现惠及全体人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是人们共享现代化成果的重要举措，是改善民生、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公共服务的高度重视以及持续投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主要表现在：一是公共服务的范围不断延伸，如公共服务不仅在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体系、基本医疗保障等物质领域有了拓展，还关注精神文化领域，对公共博物馆、纪念馆、体育馆等公共文化体育资源逐步实行免费开放，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二是公共服务的质量有所提高，如免费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使义务教育实现了从“有书读”的外延扩张到“读好书”的内涵建设跨越，义务教育服务质量全面提升。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分配不均的矛盾依然突出。从供给上看，由于公共服务概念和范围的不确定性，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其他供给主体的弱参与性，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不足，与人们日益增长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从分配上看，由于我国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数量等优势资源都往发达地区聚集，导致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远低于城市，东部地区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地区、人群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存在差距。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最紧迫的是构建覆盖城乡、公平合理、普惠标准不断提高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城乡群众。
可见，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距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目标还相差甚远。因此，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需要着力解决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一是健全制度安排。良好的制度安排能产生强激励，而较差的制度安排将对社会交易活动产生负外部性。公共服务由于其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性，更需要健全的制度安排，确保制度、机制保障。一方面，健全的政策法规等正式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一个完善的法治社会中，公共服务供给者在考虑其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会尽可能考虑社会法律的各种约束的风险。因此，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约束会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另一方面，完善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够弥补正式制度安排中存在的缺陷，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例如，由村民自治组织执行监督或仲裁的非正式组织能有效提高村民监督和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积极性，从而保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二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所在。政府既是经济领域宏观调控的主体，也是社会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当前，关键是要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充分挖掘公共资源潜能，集中力量组织和提供基本民生服务、公共事业服务、公共安全服务和公益基础服务，满足群众基本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方面共同构成了政府的主要职能，过去，我国政府主要注重经济调控和市场监管的职能，忽略了后两个职能的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有的政府形态弊端日益显现，迫切需要加以改变，注重公共服务供给，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保障人们充分享受公共服务。为此，应着力调整可支配财政资源的支出结构，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热衷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硬件投入，而忽视改善民生方面的软件投入，从而使得公共服务非均等化更加严重，因此，应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努力使基本公共服务惠及全体人民。
三是完善投入机制。完善的投入机制是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的基本保障。完善的供给体系是包含政府、非政府组织、个人、企业等多个供给主体的体系范畴，可以从供给数量上弥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完善的供给体系还有利于改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完善的供给主体可以解决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将释放部分财政资金进入其他领域的投资，从而有助于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结构的改善。此外，还要形成多元化的政府供给模式。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政府供给模式单一，主要采取政府直接投资为主。政府应根据公共服务的不同属性，采用不同的供给模式，丰富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如，有些公共服务可以采取招标、经营许可证等形式，强化竞争机制，提供对这类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对基础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服务则采取政府供给的模式等。
四是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水平。要积极探索公共服务供给改善渠道。通过建立统一科学的公共服务评价体系，准确判断出公共服务水平，并通过建立公共服务修正机制，不断修正公共服务供给方向和供给质量，使公共服务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并能真正惠及全体人民。同时，还应搭建公共服务供求双方之间有效沟通的渠道，从而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提高。（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伍』 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应坚持什么原则

所谓基本公共服务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根据一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回总体水平，为维持本国经济社答会的稳定、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凝聚力，保护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社会条件。
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三个内

『陆』 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要做好哪几个方面的工作

可以从整体的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流程上分为三个层面进行考虑。
从生产环节，加大对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生产行业的投入和政策倾斜，降低准入，鼓励更多的人进入这一生产领域。这可以通过税收杠杆和政策性扶持两个方面重点加以考虑和实现。同时，公共文化设施和教育上，加大对文化产品消费的培养和文化产业人才与劳动力的再生产。
从流通环节，适当降低部分大众文化消费品的流通成本，尤其是税费负担。规范市场秩序，鼓励部分有潜力且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行业、企业。再要拓宽文化类产品的供给渠道，减少渠道损耗和体制性损耗。鼓励产品和服务终端进行创新，增加普通消费者文化消费的机会。其实，当务之急是针对不同发展层次和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差异，各地积极培植其有当地特色并适应当地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满足当地人文化需求的消费业态。这一点在很多一线城市已经初步实现，但是经济社会水平较低的地区仍然处于低水平，甚至是零。
从最终的消费环节，一方面是前面提到的文化消费意识的社会化再生产，鼓励进行文化消费。另一方面是规范消费市场和消费行为。同时，逐步引导大众文化消费走向常态化、多样化。
目前，国内最大宗的文化消费是教育，而普通人对文化消费的定义显然也过于狭隘，更多的是不具备消费的条件，内外因素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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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如何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的作用 考研专业课问题，急！

市场、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和民间社会组织等参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专已有属大量的国际经验。这些供给主体的参与模式各异，随所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完全可以选择借鉴适合自己国情的模式，尤其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途径和办法。
这里有几个必须坚持的原则：（1）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中应居主导地位，在“市场失灵”或者“第三方/志愿者失灵”的情况下担负起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最终责任。（2）市场创造的激励机制、民间社会组织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都可在基本公共服务中充分利用。（3）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供给其他参与者（市场、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和民间社会组织）各自的优势，可以根据具体的经济社会环境采取不同的利用方式。但是，只有充分发挥各参与主体的优势，才能保证公共服务的充足有效供给。

『捌』 什么是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

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意味着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出发，创新供给模式和供给机制，推进结构调整，提高供给质量，有效满足社会需求。

报告《城域开放众创空间：创新2.0时代智慧城市建设新路径》提出，开展基于创新2.0的开放众创和智慧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政府2.0的服务转型，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报告还以共享单车、导航软件应用等案例为加快政府2.0转型，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建设智慧社会进行了论述。

政府2.0通过开放数据推动各方参与众创可以更好解决社会治理难题。比如高德、网络等商业导航移动应用，通过互联网企业的创新应用开发和众多司机智能手机导航应用，在整个城市空间创新了基于实时交通流量数据的交通社会化参与调控模式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又如让绿色出行回归城市的共享单车。共享单车正是依托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通过企业、社会、政府共同参与众创共治解决城市难题，不仅是一个商业创新、更是一个社会创新，也是“五位一体”智慧城管服务转型的生动诠释，更是创新2.0时代群众路线的新探索，新网络、新数据环境下依托城域开放众创空间构建智慧社会解决城市治理难题的一个典型样本。

共享单车的出现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由于城市公共空间规划设计的缺陷、配套公共服务、相关制度与管理的缺失等原因，导致共享单车乱停乱放、人流密集地塞满了共享单车等问题。这不是共享单车的错，也不仅是企业的责任，更需要面向创新2.0的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我们需要思考，城市精细化管理、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是否还存在不足与错位，城市是为车而建还是为人而生，交通疏堵关键在“堵”与“限”还是在服务与管理，城市是否是人本尺度和以人为本，为人行、骑行和社会交往提供了足够空间，政府是否在城域开放众创空间营建中发挥了应有作用？我们如何基于创新2.0推进开放众创、社会共治，让城市出行与交往空间更加美好？

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需要政府2.0的服务转型。众创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众创发展中去持续解决，在创新2.0时代技术、社会以及管理与制度的互动中去解决，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众创和共治去解决，如同共享单车这样的众创所已经解决的问题一样。在城域开放众创空间营建过程中，公共服务与制度供给的完善、社会治理的精进、智慧社会的建设也绝非一日之功。推动以社会为舞台的开放众创，需要构建面向创新2.0的“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政府在其间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实现面向创新2.0的政府2.0服务转型。创新2.0时代的人民政府一定是城域开放众创空间营建者、创新生态赋能者、智慧社会培育者。

『玖』 如何增强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用一个科室(综合科)办公,而不是一个职能一幛楼.坐公交车上下班,走近人民群众.

<<王安石的变法，十分缜密，像“青苗法”之类，仔细阅读其内容，确实为农民考虑得十分周全。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的殚精竭虑，最后却惹得民怨沸腾。

是各级官员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脚，捣了鬼，把一件好事搅成一塌糊涂。

吴思先生所说的“潜规则”，正是官员胥吏们的捣鬼之术。
官员们捣鬼有术，他们不仅有“潜规则”，有时更是肆无忌惮，毫无规则，随心所欲。
如老百姓所说，“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这里说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和尚要吃饭，一个是和尚会打伞，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和尚要吃饭是正常的，也是正当的，不给他们吃饭，或吃不到好饭，他们就会去“打伞”。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执行难”。
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层官员手里，常常会走了样。批评者常常把矛头指向中下层官员。
我以为虽然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根源却在上面。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

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
在这个“路线图”中，必须把“和尚要吃饭问题”与“和尚会打伞问题”列入日程。
不考虑并重视“和尚”问题，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楼阁。或者我们说，一个好的设计师，
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尚” 安顿好，否则，
“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拾』 如何推进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国家财力分配要实行“三个倾斜”
财政与基本公共服务密切相关，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财力分配的政策安排。为此，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家财政要从宏观全局和战略高度考虑，着力调整财力分配结构，实行“三个倾斜”政策。
（1）国家财政资金要向民生领域倾斜。民生涉及的面很宽，现阶段最重要的民生包括教育、社保、医疗卫生等，这实际就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公共服务。加强民生领域的资金分配，这是公共财政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前提。因此，根据市场经济要求和我国现实情况，未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应进行调整，基本方向是有保有压，增量调整要与存量调整同时推进。一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切实解决机制膨胀、财政供养人口过多、财政负担沉重的状况，使行政经费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同时要继续采取措施，大力减少“三公”消费支出。二是完善财政投资政策。三是集中财力加大民生投入，特别是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力度。
（2）国家财政的民生投入真正向农村倾斜。一是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长效保障机制。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标准、加强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和质量等作为投入重点。需强调的是，教师资源本身不仅是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和“程度”。因此，应将教师保障放在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具体建议是，要提高教师地位，维护教师权益，改善教师待遇，加快推进和完善教师绩效工资制度，对长期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教师，在工资、职务（职称）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完善津贴补贴标准；完善培养培训体系，优化队伍结构和教师知识结构，提高教师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推进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完善代偿机制，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艰苦边远地区当教师；建立县域内教师定期流动机制。二是切实加强国家对农村医疗卫生的投入，完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切实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水平是政府投入的重点。针对农村卫生落后的状况，首先应做好县医疗卫生的能力建设，负责好区域的基本医疗服务。可以通过保险报销比例的设置引导县乡大病患者在县医院治疗。其次，按照辐射面积、人口密度和距离县城远近等指标，在适当位置建设乡镇医院，承担农村公共卫生职责，并能够治疗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做小型手术和急救处理。另外，乡村卫生室建设也很重要，它接近农民，尤其需要政府予以补助，建设医疗场所，购置必要的小型医疗设备、并对村医进行技术培训。三是加强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支持。要根据国家财力可能，逐步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标准，不断缩小城乡低保水平。同时，要建立规范有效的社会补助和医疗补助制度。另外，目前农村新农保和城居保已经合并，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一体化制度取得历史性突破。下一步要加快新农合和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并轨，允许农民医疗保险基金可异地转移和报销，这对于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服务的可行性，必将产生积极作用。
（3）中央的民生投入要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今后中央的各项民生投入仍有必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倾斜力度，提高中央对欠发达地区诸如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补助、农村医疗卫生经费补助、新农合和新农保等的补助标准，不断缩小区域间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
二、在推进相关重大制度与体制创新方面迈出新步伐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需要着重在以下三方面的制度与体制创新方面取得突破。
（1）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规划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提出了未来财政改革的任务。《决定》指出，要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这是我国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需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解决的重要体制问题。
一是关于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总体设想。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是完善分税制体制的关键，必须上升到法律层面予以解决。只有按照法律规定、受益范围、成本效率、基层优先的原则，在合理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基础上，才能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政府间分配关系。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发展远景，是逐渐形成减少层级后的中央、省、市县三级架构，合理明确设定与各级事权相对应的财权、税基，并建立自上而下的财力差异调控机制，形成合理的横向、纵向财力分布格局，促进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当然，在现阶段，受我国现行行政体制等诸因素以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处理等问题的影响，财政体制的改革措施难以一步到位，因此，必须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推进。具体来讲，要在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实行“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的基础上，按照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的架构来优化政府间的事权划分，并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属于全国性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事务，应由中央政府决策、承担和管理；属于地方性的事务，应由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统一政令许可范围内决策和承担，划归地方政府管理；其自有收入不能满足支出需求的，中央财政原则上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给予补助；属于中央委托事务，中央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足额安排资金。属于中央地方共同事务，应区别情况，明确各自职权范围和负担比例。
二是关于中央与地方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事权划分的具体设想。在现阶段，应重点着眼于加快城乡和地区间的协调发展，适当统一省以下主要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将部分适合更高一级政府承担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力争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管理权限和支出责任。
（2）加快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制度是实现县级财政从过去的“两保”（保工资、保运转）向今后的“三保”（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迈进，这是我国下一步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县乡基层财政困难、促进省域范围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创新。
下一步要加快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具体建议：一是明晰改革精神和政策取向。构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制度应该是“明确目标，地方为主，中央奖补，分步实施”。所谓“明确目标”，就是确保县级财政的基本财力能够“三保”，促进县级财力的均等化和县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所谓“地方为主”，就是适应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以地方财政为责任主体；所谓“中央奖补”，就是中央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给予资金补助，对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好的地区给予适当奖励；所谓“分步实施”就是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在全国推开。二是通过体制创新实现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目标。改“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为“上不封顶、下要保底”，进一步从机制上巩固和扩大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成果。目前的省管县改革更多的是实现了省对县资金的下拨上划方式变化，而并没有在事权、收支范围及转移支付方面有根本的突破。为此，下一步要构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制度，则必须在省与县的财政体制上进一步改革。要科学界定县级财政“三保”的范围、标准和财力需求，重新确定省与县的收入划分办法，通过省级财力调控手段特别是转移支付手段调节县级财力的差异。
（3）构建中央对农民工流入地的转移支付制度。2011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但是6.9亿城镇常住人口中至少有2亿人是没有当地户籍的流动人口，这其中又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为主。这部分人群能否获得公平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是其在城市稳定就业的一个基本前提，也是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认为解决这么大一个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问题需要巨额财政投入，远不是一两年、一两个专项就能彻底解决的，需要从财政体制层面深层次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考虑到农民工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中央财政向东部流入地区提供的财政转移支持，实质上也是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支持，客观上减轻了东部地区因人口流入而增加的财政负担，既体现了财权与事权一致的原则，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地方政府加大对本区域内的公共服务资金投入。
具体建议：一是结合城乡居民户籍制度改革安排，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的部分纳入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范围，中央要通过规范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按照农民工市民化人口规模、公共服务成本等因素，给予流入地必要的补助。按照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规划，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我国要将1个亿的农民工变为市民，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服务需求成本巨大，需流入地政府财力和中央转移支付共同合理承担。二是对暂时不符合条件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也应享受城市的某些基本公共服务，如随迁子女入学、社会保险、就业服务等，中央也应按照农民工流入地的常住人口情况，给予一定的专项转移支付支持。三是形成正向服务机制。即流入地政府对农民工公共服务做的好的地方不仅拿到转移支付，而且还可以获得中央必要的奖励。
三、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是转换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能的需要，也是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确保贫困人口更公平收益的重要途径。
（1）完善公共服务的提供策略，确保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口能从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中平等、充分地获益。要注意降低甚至消除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各类门槛，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对于贫困人口的可及性。
（2）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机制，大力拓展社会扶贫。在坚持公益事业发展由政府主导的原则下，探索基本公共服务多元化、多样化供给，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积极作用，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一些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包括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培训等方面，都可以对传统的预算拨款、政府直接举办并提供的方式进行大胆改革，探索、创新有效的供给机制。
（3）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和完善贫困地区公共物品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使贫困地区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物品、偏好如何、优先序如何、需要多少以及利益诉求等，均可通过恰当的机制充分表达出来，并通过一定的程序使这种需求转变为政策决策的参考依据和行动目标。建立和完善贫困地区地方公共物品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对于保持地方公共物品供求关系的相对平衡、减少公共资源浪费、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村贫困人口合理权益、改善干群关系、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逐步建立政府行政承诺制度、听证制度、信息查询咨询制度，确保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充分体现公众需求。
四、注重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质是民生问题，与公共财政的关系非常紧密，对财政的需求很高。近十多年国家为了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政策，国家财政仅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比重已达40%左右，为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提供了重要的财力基础。今后中长期从宏观战略全局出发，国家财政无疑仍要加大民生支出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但必须指出，未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新的制度、政策出台及支出增加一定要把握好范围、时机、力度和节奏，注重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
这主要是因为：其一，我国财政收入已由过去的高增长变为常态增长，而且未来收入高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1994—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由5218亿元增加到103874亿元，增长了18.9倍，年均递增19.37%。近两年受经济下行和国家减税政策的影响，2012年和2013年财政收入增速已降为12.9%和9.8%。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未来仍有很大潜力，但经济增长速度已不可能维持过去的10%以上，7%左右的经济增速将是未来长时期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未来财政发展必将步入一种常态增长趋势。其二，未来中长期整个财政支出面临新的增支压力。除了基本公共服务如教育、社保、医疗卫生之外，未来还有四大增支压力：即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推进城镇化发展、产业优化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这都是未来关系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战略问题，需要财政从政策和财力给予支持。其三，政府债务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目前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已达8.6万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接近20万亿元，政府债务负担率已达50%左右。政府债务虽然尚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但债务快速增长和不断到来的偿债高峰压力需给予重视。
综上，当前和未来的财政状况已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在这一大背景下，必须考虑未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均衡。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将是一个长期目标，是一个动态优化过程，这从根本上讲是取决于国情和财力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