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农民工为什么要离开土地进入城市
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原因很多啊！世界那么大，农民工朋友们也想出来看看。专好啦，进入正题吧。。1.农村属土地资源有限，如果大家都呆在家里守着一亩三分地的话，压根赚不了钱。2.城市的建设需要农民工这些可以吃苦耐劳的人，所以农民工的工资相比于很多白领来说都高，只是比较辛苦。因此，虽然农民工们在城市过着很拮据的生活，但是一到过年，可以赚个十几万带回家，这是很体面的事情，左邻右舍投来艳羡的目光加上银行卡里的存款，一年的辛苦也就不算什么了。3.农民工们也有看看世界的需要，同时还有为子女们做榜样。。因为哪一个农民都不希望自己的下一辈也是农民，这个时代，农民阶级是不受待见的。归根结底，农民工们都有一个改变自己，改变命运的愿望啊。。
② 农民工在城市如何就业
农民工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讨论的热点。北京作为农民工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农民工问题更为严峻，而诸多农民工问题中，就业问题尤其需要关注。在社会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外地来京农民工就业状况很大程度上由农民工就业前的人力资本决定。2006年3月，在北京市海淀区六郎庄进行了一项有关北京市海淀区六郎庄外地来京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就业现状的调查。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了解外地来京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就业状况的影响，以便为进一步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北京市海淀区外地来京农民工主要集中居住在海淀乡六郎庄，四季青乡北坞村、中坞村等村。由于四季青乡拆迁进程较快，许多农民工已经搬走，只有六郎庄外地来京农民工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六郎庄现分为44个小区，其中有11个小区全部入住了外地来京农民工。这些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呈杂居状态。尤其以“海颐公寓”、“海博公寓”、“双成西公寓”、“双成东公寓”、“明日星公寓”、“泉溢萍公寓”等大型居住场所更为明显。
教育资本与就业
教育资本一般是指通过正规教育而获得的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本最基本的形式之一。考察北京市海淀区六郎庄外地来京农民工的教育资本，总体上，他们的文化水平比以往调查研究结果要高。出现了文化程度越低，就业率越高，文化程度越高，就业率越低，文化程度与就业率成反比的反常现象。文化程度的提高除了对月工资有显著的影响外，对提高农民工的解决劳动纠纷，签订劳动合同等方面并不明显。
调查的人员中，文化程度小学的5人全部就业，占100%；初中2人失业，42人就业，失业率4.5%，就业率95.5%；高中或中专5人失业，25人就业，失业率16.7%，就业率83.3%；大专以上4人失业，13人就业，失业率23.5%，就业率76.5%。其他一人就业。
从个案调查来看，往往文化程度相对低的人员，就业期望值相对低，能找到一份工作就很快上岗，而不会考虑太多。而文化程度相对比较高的农民工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尤其想找到一份和自己文化程度相匹配的工作，要是不太如意就宁愿躺在宿舍里消极等待，这样在人才济济的北京市海淀区，特别是中关村附近，其就业的难度就加大了。海淀区中关村附近能给农民工留下来的工作选择空间只能是一些脏、累、差、险、重的活，这就造成了以上反常现象。
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般认为，当行为主体的文化程度提高时，其自我维权意识和行为会得到相应提高。调查显示，文化程度对解决劳动纠纷的作用不明显。
高中或大专文化程度9人有过劳动纠纷，感到委屈但是没有办法，占到该文化程度人员的30.0%，3人自愿协商解决，占到10.0%，1人有劳动纠纷，通过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是所有48个劳动纠纷中惟一一个，仅占2.0%）。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务工人员中，5人有过劳动纠纷，感到委屈但是没有办法的占29.4%，仅有1人自愿协商解决，占到5.8%，竟没有一人通过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个案调查中更是印证了这一点，一位初中文化程度农民工的话很具有代表性：“出现劳动纠纷，我很想讨回公道，也做过努力，但是没有用，我们抗不过老板的，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很可能会把我炒掉。”一位中专文化程度农民工带着很无奈的表情说：“我中专时念过会计学专业，也知道很多道理，现在老板常常拖扣我的工资，很让人生气，我没办法，我丈夫也帮不上忙，谁能帮帮我呀……”可见，在劳动纠纷中，农民工有着很强的潜在维权意识，缺少的是将这种自我维权意识转化为行动的勇气、能力和途径。因此，文化程度的变化并不是提高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的有效途径，当前，农民工是弱势群体，单纯依靠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提高来解决其劳动维权是不可靠的，只能通过外在的力量来加强对强势群体的限制，才能，弥补农民工弱势的不足。
技术、知识资本 对就业的影响
技术与知识资本是人力资本的核心，它是指一个人所具有的可以直接用于生产商品与服务的人力资本。技术与知识资本的取得主要通过专业学习（大学教育）、在职培训等途径。农民工的谋生手艺就是这种人力资本，他们参加职业培训可以取得或者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
总体上，大多数六郎庄外地来京农民工有或者正在学一门谋生手艺，有45名农民工有一门谋生的手艺或者本领，占45.9%；23名农民工正在学，占23.5%；而其他29名则没有，占29.9%。培训方面，只有26.8%的农民工受过正规的职业培训，并且取得了“职业资格证书”，73.2%的农民工没有受过正规的职业培训。个案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农民工表现出很大的想参加职业培训的热情。
很明显，凡参加过合法正规的职业培训则具备谋生手艺，没参加过又不想参加职业培训的农民工则大半没有谋生手艺。个案调查结果加强了这种印证，调查中“泉溢萍”公寓管理员的经历很具有代表性，该管理员在河北农村时就积极学习，来到北京后参加了物业管理、会计、编织等职业技能培训，具有很强的就业能力，因此选择工作的方向基本上由自己决定，工作经验很丰富，工资也比较高。
农民工的迁移资本
迁移资本实际上是一种资源配置资本，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所有者位置（地理位置和职业位置）的变化带来收入的变化，与其他形式人力资本所不同的是，迁移资本存在于人体之外，它只是改变人的空间或社会位置。另外，一旦迁移过程结束，其本身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形式。
大多数外地来京农民工来自中国北方。超过68.0%六郎庄外地来京农民工都对打工经验持消极态度，这会影响农民工对经验资本的积累，也反映出他们的工作不稳定。
迁移和流动资本方面，来自河南的农民工22人，占22.4%，其次是河北省，21人，占21.4%；再次是安徽省，10人，占10.2%；以下是山东、湖北各8人，各占8.2%；四川省7人，占7.1%；辽宁省6人，占6.1%；陕西省5人，占5.1%；其他如江西、黑龙江、内蒙古、山西、重庆等地少于5人。
从河南省、河北省农村迁移出来的农民工一共41人，占到43.8%；从地区性来看，来自四川、重庆、江西、安徽等南方地区的农民工有21人，占21.4%；来自北方地区的占到78.6%。所以，大多数外地来京农民工来自中国北方，特别是靠近北京的河南省、河北省广大农村。
六郎庄外地来京农民工中，第一次出外打工的有23人，占23.5%；以前曾经打过一次工的有16人，占16.3%；两次的17人，占17.3%；3次的最多，22人，占到22.4%；4次的10人，占10.2%；5次的3人，6次的3人，10次的3人，10次以上的很少。曾经打过工的共75人，占76.5%之多。
通过对性别与就业率、年龄与就业率情况的调查，发现女性更容易对现职满意，男性更容易对现职不满意。六郎庄外地来京男性农民工的失业率比女性要高，反过来，女性农民工的就业率比男性高出8个百分点。此外，在解决劳动纠纷、建立劳动合同、月工资数、（老板）拖扣工资方面，女性农民工都处在更弱势的地位。总体上，北京市海淀区六郎庄外地来京农民工以年轻人为主。失业人群主要在年轻人身上体现，中老年人就业率比较高。
参加教育培训 调整择业心理
从调查结果和分析可以看出，北京市海淀区六郎庄外地来京农民工在就业上存在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多管齐下。
对已经就业的大部分来京农民工，应该鼓励他们进行人力资本的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固然需要加大政府的投资，但同时也需要农民工进行自我开发。鼓励他们坚持“边干边学”，成为工作岗位上的行家里手。另外，还应该积极主动参加职业培训，培养多种就业技能，加强就业能力。
对已经来京的农民工，通过读书来提高其文化水平已经很难做到，可以采取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方式提高知识技能水平，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适应六郎庄外地来京农民工的培训要求，鼓励那些正规合法的职业培训机构（可以是政府办或者社会办，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目前在六郎庄还没有人去开发）直接进驻农民工聚居地区，开展免费或者低收费的农民工培训，为外地来京农民工提供直接方便的培训机会，使他们尽快成为拥有一门或多门手艺的工人生力军。
对还在农村将要来京的新一代农民工，最好强调其来京之前做好文化准备，起码必须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如果不再念书，则尽可能学到某一种手艺，多积累一些知识、技能，为就业、生存和适应多变的社会打下基础。
注重对从业经验的积累，这是提高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了解自己的职业能力。找工作时，应根据自己的特长和技术能力去求职，并注意扬长避短，对那些不适合自己或求职者众多的职业，应尽量回避。六郎庄农民工，特别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那部分人，改变“等、靠、要”的心理，适当降低就业期望值，积极主动联系工作，树立“先干再说”心理，不失为在北京市海淀区找工作的明智之举。
女性农民工除了更应该积极参加职业培训，努力提高自身的就业能力之外，还需要掌握各种法律知识，了解各种劳动监察部门的服务范围，利用这些外在的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③ 请问 城市对农民工"经济接纳,社会排除"如何解决
1、引导农民工合理有序流动，努力开拓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
在地域流向上，引导农民异地转移与就地、就近转移相结合。加快城镇化进程，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是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城镇化是一个重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其核心就是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与同等工业化程度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未来5—15年，我国将处于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从现在到2020年，将有2.89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数量之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过的。城市化并非能自动解决农民问题，城市化的发展要以扩大就业，特别是农民的就业为前提，要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使农民在城里有长期稳定生存的手段。只有这样，城镇化水平才可能扎实地提高，防止将农村贫困转变为城市贫困，避免某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畸形城市化。
2、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减轻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风险
3、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人口整体素质
4、公平对待农民工，逐步形成惠及农民工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当前城市对农民工实行的实际上是“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做法，主要表现在：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经济上进入，但不承认他们在城市的社会成员资格，进城农民不能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妇幼保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着歧视性政策等。
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不可避免地会给城市管理带来新问题，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应有新的理念和措施。
首先，应当转变观念，对农民工要由排斥到容纳，由管制为主转向服务为主，改变农民工“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要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把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纳入统一的管理和服务，逐步做到权利平等。
其次，在住房、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考虑进城农民工的需要，使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到农民工。城市建设要考虑进城务工农民的居住要求。要针对外来人口居住的不同特点，建设管理好外来人口聚集社区，避免形成城市治安差、社会安全无保障、环境脏乱差的社区。建立社区服务机构，为解决外来人口的就业、居住和必要的文化娱乐提供便利条件。将城郊农村社区的规划建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建设，统一规划外来人口的住房、交通和基础设施。城市政府和流入地要积极创造条件，承担起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充分发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接受农民工子女的主渠道作用，保障农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目前，进城务工就业农民被排除在城市公共卫生体系之外。如果外来人口得不到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必将给整个城市的公众健康带来重大隐患。在城市公共卫生领域，要逐步给进城民工市民待遇。
再次，要逐步改变把进城农民工排斥在社会保障之外的状况，妥善解决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至少可以分成三大块：一块是已经市民化的农民工。在城市里面已经工作多年，也有稳定的职业和住所，他们的生活风险和工作风险实际上跟市民没有太大的差别了。第二是流动性质的农民工。他们既没有市民化，又不是单纯的农民，这类农民工人数特别多。第三块是季节性的农民工。由于农民工构成的复杂性，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需求，不能搞一刀切，应当根据农民工的需求与目前的条件，按照低水平、广覆盖的方针，积极探索多种保障形式，根据农民工的需求和改革条件的成熟度，分步骤地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第四，要允许和鼓励长期进城务工农民尽快融入城市，完成身份的转换。要提供全方位、多层次、适时到位的服务，帮助进城务工农民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使他们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过去害怕和限制农民进入城市有当时的背景，主要是农产品供应不足，城市又不能提供就业机会。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政策和管理方法。
第五，统筹考虑农民工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涉及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重新分配的问题，城市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需作相应的调整。进行这种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对促进城市社会安定和谐、健康发展，有着不容置疑的重要作用
5、推进体制创新，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
现行的城乡分割制度是产生农民工问题的直接体制性原因。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实行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因为户籍制度至今并没有根本改革，所以，虽然农民转入了二、三产业和城镇，但他们的户籍仍是农业户口，农民的身份没有变，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在经济上，农民工从事的是重、苦、累、脏、险的劳动，但没有得到应有报酬，农民工和正式工人同工不能同酬；在政治上，农民工干了工人的活，但没有得到工人的身份；在社会方面，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多年，始终是城市的边缘群体，融不进城市社会，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城乡分割制度下出现的农民工现象，应该是权宜之计，不应演变成一种长期的制度。农民工这种制度使劳动力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不能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合理配置。显然，它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不相容的。农民工问题表面看是要解决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在就业方面的不合理限制，使农民工享有应有的公共服务等问题，而实质则是我们国家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产业工人队伍、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城乡关系的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解决产生农民工问题的体制性和制度性问题，这就要求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主要任务。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主要任务，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途径，是在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下决心改革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改革涉及人口流动、迁徙等全局性的问题，必须由国家审时度势，做出决策。户籍制度制约的背后，是失业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卫生医疗、教育以及城镇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压力。改革户籍制度应该采取渐进的方式。明确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和实施步骤是十分重要的。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迁徙和居住的自由，消除附加在户口上的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的制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取向是，打破城乡分割、区域封闭，建立按居住地划分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实行以固定住所和稳定收入为依据申报城镇户口的政策。改革户籍制度，不是取消户籍登记管理，关键是剔除附在户籍上的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等不合理的制度，平等对待新进城落户居民与原城镇居民的权利和义务，逐步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建立起城乡一体的户籍管理制度。
④ 城市农民工生活状况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我国城市化进城中不可逆转的潮流。在城市中正在或者试图打工谋生拥有农村户籍的群体，我们称之为“农民工”。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土地作为其安身立命最后保障的农民工不同于产业革命时期的“一无所有”仅靠劳动力为生的产业工人，但中国地少人多，严重的农村劳动力富余，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以被他人雇佣或自我雇佣的方式在城市中生存，甚至以工养农，也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就业市场已悄然形成。
在西方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中，关于劳动力市场有多种理论观点，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新功能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里(Michael J.Piore)的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着第一（首届）和第二（次属）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前者特点是工资高、劳动条件好、工作有保障、福利优越，后者特点是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这两个劳动力市场之所以是“二元”的，是因为两者之间是相互隔绝的，首属市场的求职者宁愿等待就业机会也不会到次属市场中谋职，而次属市场的失业者也根本不可能进入首属劳动力市场。该理论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当前工业社会中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状况，为分析我国城市社会中的劳动力市场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理论视角。
在我国，一般来说，城市人口特别是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更容易进入首属劳动力市场，而农村人口更易于进入次属劳动力市场。就目前情况看，我国次属劳动力市场上主要包括两类人群：第一类是伴随国企改革而不断涌现的下岗再就业人员；第二类是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是当前我国次属、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主体。本文主要是对农民工就业的现状以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成因进行探讨。
1农民工就业的现状和文献综述
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在社会上总体地位不高，工作和收入不稳定困扰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具体来说其就业面临如下问题：
首先，从总体上看，农民工人数庞大，中国农村低技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目前全国有约4.89亿农村劳动力，除去从事农副业者及在乡镇企业工作者外，仍有1.5亿剩余劳动力，他们中大部分转向了城市[1]。
其次，农民工个人素质不高，主要表现在：
(1)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农民工大多为初中文化程度，受教育年限为8.64年，接近初中毕业，比未外出者高1.74年[2]，但远低于城市中10.2的教育年限①。
(2)求职手段低：农民工就业利用初始的社会网络，有调查表明，有68.2%的人是以亲戚、朋友介绍的方式进入城市打工，而不是通过正规的劳动力市场[5]。
(3)职业选择面窄：农民工大都从事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脏、累、苦、险”等职业，如清洁工、建筑工、保姆、服务员等工作。
(4)工资待遇差：次属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超时间工作、超强度劳动，而工资却极低，又没有什么福利待遇，不享有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住房、医疗、失业、义务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社会福利，也没有被纳入“三条保障线”内。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十多年来基本停留在400-500元／月的水平上。
(5)农民工讨薪难：农民工大部分没有和企业签订合同，不能加入工会，更没有自己的农民工组织，工资被人为地压低，并且被拖欠，农民工讨薪成本高昂，至少收益的三倍[4]。
再次，对农民工的管理制度存在一些缺陷。如在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当地政府城市发展规划和社会各种公共服务规划并没有考虑到这部分人的存在和需要，对这些人的社会管理费用也没有包括在政府的正常财政预算中。同时，一些政策和法规也有不完善之处，如《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但一些企业经常在试用农民工一至两个月后，以不合格为由将他们辞退。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农民工就业现状进行了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观点：
从制度障碍的角度。许多学者把农民工的不公正待遇认为是以户籍为代表的人为造成种种限制，如蔡昉等通过分析测算得出，农村迁移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中，只有24%能够被个人特征的差异所解释，而剩余的76%是被户籍制度和其他一系列城市偏向福利体制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政策带来的[5]此提出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打破这些壁垒，减少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在21世纪之初，一些省市（如浙江省、宁波市、石家庄市等）颁布了硬性条件，解除农民工的种种限制，农民工的近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6]。放开限制和降低留城市户口的门槛并不必然带来经济门槛和素质门槛的降低，反而由以前单纯的户籍有形壁垒，转变成了学历、技能、高昂住房费用等的无形成本。因此，是否笼统的提出户籍改革、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就能根本解决这一难题值得商榷。
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有研究表明在非正视劳动力市场中，进城农民工的教育回报并不十分明显，工作年限不仅失去人力资本积累的意义，甚至还影响了收入的增加[7]。人力资本缺失不是农民工处于劣势的唯一原因，社会资本的匮乏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认为表现为血缘、亲缘、地缘形式原始的“强关系”在低级的劳务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而利用业缘等“弱关系”在首属劳动力市场更容易发挥作用。研究表明，人力资本越高则拥有和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越强，对于初次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来说，社会资本的作用远远大于人力资本[8]。因此提出加快培养人力资本和提升社会资本的建议。
从信息不对称角度。有研究表明农民工能力弱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信息能力弱势，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民工在劳动力价格、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享用、文化娱乐消费上表现出来的弱势很大程度上与其弱信息能力有关，提出增强农民工信息能力，特别是准产业工人地位和市场结构交换能力。[9]
认为缺乏相关利益集团的推动。新制度经济学的利益集团相关理论表明，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宏观环境中，农民工的分散化和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的行为，以及一些政策上的失误，使得当前中国社会难以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利益集团，农民工无法形成有效的组织，产生自发自觉的集体行动改善自身的处境[10]。为此，建议组建农业利益集团来解决三农问题。
认为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对于农民工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很多研究都提出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如由政府加强教育、提供中介服务来减少信息不对称、甚至提出对企业工资的确定、合同的签订和社会保障进行强制性的管制，将农民工纳入工会组织来推动农民工的发展，增进农民工的权益。
从不同文化特质和生活方式的角度。社会学家认为城市具有别于乡村的一整套社会与文化特质。农村生活体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心理的、思维的、人格的特点是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生活。农民工进入城市，不仅体现为地域空间的迁移、社会角色的转变，更体现为一种精神空间的迁移。这种城乡之间的“文化震荡”让农民工不知所措，而又无法抗拒，[11]农民工在城市中无法获得相应的归属感，依然是城市中的边缘人[12]。
以上研究均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侧面对农民工就业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具有非常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但是人力资本的提升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以及文化演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信息不对称也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常态。政府对农民工就业的各项措施，是否存在政府失灵，即是否存在矫枉过正或者无法达到预期良好目标，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与前面的研究不同，本文认为，与其它市场一样，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也是由市场交易双方、市场中介、市场交易规则、市场交易过程几个方面构成的。本文将通过对劳动力市场各个主体和各个环节进行经济学分析，以期对农民工就业研究能够有所裨益。
2农民工就业市场的经济学分析 「观点一」
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工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一部分是外出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民工主要是指后一部分人。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我国狭义农民工的数量为1.2亿人左右，广义农民工的数量大约为2亿人。
「观点二」
即农民工人，他们是农业户口，但从事着非农业的工作；他们生活工作在城市，为城市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在某些人心中农民工是贬义的，其实农民工并不一定是户籍在农村但到城市做工的一类人群特殊的群体。拥有农村户籍而在城市打工的人员，包括大中专院校毕业后户口在农村而在城市工作的中高学历人员，随着中国户籍制度的完善，将不再拥有城镇和农村户口的差别。农民工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同义词，城市发展经济的主力军。
「观点三」
人们普遍认为指的就是农民工人，这当然是中国人的说法。在美国没有农民这个称谓，统称为农场工人。从字面上分析，农民工人和农场工人好像差别不大，但是深究起来却是两个千差万别的词语。首先在身份上，农民工人的身份是农民而农场工人的身份是工人；其次在工作上，农民工人做的是城市里的工作而农场工人干的是农场里的活计。社会学家、三农问题评论家艾君认为，在我国实施多年的实行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下，我们所说的“农民工”，实际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1] [编辑本段]农民工问题农民工问题是指中国大陆由于农民进入城市参与经济活动后涉及的一系列权益保障的总称。
针对农民工问题，现在在政策研究界、学术界有几种观点：一是部分学者的观点，让农民工在城市住下来，“三农”问题将不存在。二是国研中心研究报告的观点，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
农民工问题在建国后三四十年前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到了改革开放以及建立市场经济的今天，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就日渐突出。当致富成为人们第一需求和追求目标时，城市人占有各种政策的抉择领导地位、占有意识领先的统治地位、占有生产资料转化成货币的掌控权等等，当处在两眼墨黑最封闭的乡村的农民进城务工时，自然会对他们制造出许多政策的限制，强加给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赋予一些带有歧视性的概念、名词。
再说农民工在就业方面，城市制定外来劳动力分类目录，把脏乱差工作留给民工。农民工从事行业的基本特点是：体力要求较高的房地建筑工、城市清洁和环境保护的操作工种、绿化养护的苗木工、居民家中的钟点工或保姆、厨师、服务员等脏、累、险、差工种。出现这些限制和歧视的主要原因是意识问题。因为意识的误区，导致制定政策的错位。
其一，在决策者眼里，因为存在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利益之争，即农民工进城就业，加剧城市居民的就业矛盾，因此城市政府的政策趋向与城市居民的利益趋向一致。
其二，政府害怕“城市病”，从而试图将农民圈在农村。
其三，我国各大城市存在“隐性超城市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入必然使城市的“超城市化”进一步加剧，城市治理成本大幅加大。
其四，城市劳动力失业给城市政府带来的成本十分巨大，而农村劳动力找不到工作最多也只是回家种田，政府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
其五，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歧视一方面源自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等由于出身形成的尊卑贵贱观念；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城里人认为农民工抢他们的饭碗而产生的反感和仇视。
这些原因虽是城市限制农民工进入数量、工种限制等歧视性政策的直接理由，当然农民工就业歧视也有一些其他深层的政治、经济等综合因素。
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文化派生出来的对乡村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排斥而产生的人的等级观念的歧视。这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农民属于“草根”底层，城市人属于“花草”上层。因此，解决了农民工进城问题，即便让他们在城里住下来，并不能从根本解决所有农民问题，更不可能出口狂言“三农问题将不存在”。这种理论观点，实际属于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形而上学、纸上谈兵。
农民工保障问题
农民工保障问题与我国二元社会结构高度相关，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近期出现的“ 民工荒”已为我国农民工问题敲响了警钟。笔者认为，农民工保障的缺位是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是顺应我国社会转型要求的重要举措，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重要形式，也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内在要求，应将为农民工提供保障作为解决目前“ 民工荒”的应对之策。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必须消除目前存在的认识上的误区，同时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也不能操之过急。 [编辑本段]解决农民工问题策略社会学家、三农问题评论家艾君近几年年针对农民工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和实施策略。他认为，要界定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农民是什么？农民如果是一种职业而非身份，该按照职业，也就是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人来界定农民。如果界定农民是一种职业，那么“农民工”又是什么呢？是种职业？是农民职业转工人职业？是既做工人又做农民？那么那些长期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农村人还是农民工吗？他认为，如果说农民是一种职业，眼下提出农民工概念的本身就存在概念不清和语法的误区。如果承认农民是种身份，那么提出“农民工”的概念是成立的。
到底何谓农民工呢？人们普遍认为指的就是农民工人，这当然是中国人的说法。在美国没有农民这个称谓，统称为农场工人。
从字面上分析，农民工人和农场工人好像差别不大，但是深究起来却是两个千差万别的词语。首先在身份上，农民工人的身份是农民而农场工人的身份是工人；其次在工作上，农民工人做的是城市里的工作而农场工人干的是农场里的活计。在我国实施多年的人口管理制度人为地将农民划入了二等公民，农民相对于城里人似乎与生俱来就要低人一等；而在美国，没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说法，只有行业不同。他说，可见我们所说的“农民工”，实际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既然是工人了，享受工人所有应该享受的权利和义务，享受工人一视同仁的地位是合情合理和法律所不容忽视的。
他强调，首先，“农民工”的概念就变成一个错误的提法。农民是职业，那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了，那么农民工，不就成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了吗？可事实上，社会上把农民工指的是农业户口，但从事着非农业工作的劳动者。从“农民工”一词的盲目出笼，已经把“农民”给界定为一种身份了。也许“农民工”一词的出台就缺少科学性合理性，也走入了概念的误区。艾君认为，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文化派生出来的对乡村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排斥而产生的人的等级观念的歧视。这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农民属于“草根”底层，城市人属于“花草”上层。因此，解决了农民工进城问题，即便让他们在城里住下来，并不能从根本解决所有农民问题，更不可能出口狂言“三农问题将不存在”。这种理论观点，实际属于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形而上学、纸上谈兵。
他认为，户籍制度是引发城乡差别的原因之一。即使在城市里工作，身为农民户籍身份的农民工也无法享有城市人的“补贴”。城市化的实质是转化农民为居民，转化小生产的主体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三农问题的产生的一大原因，是农民受到歧视、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主要因素，是其他诸如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一切公平制度之所以存在并得以执行的前提!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实施，伴随农村医疗、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等福利的实施，农民工必成历史。
他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认为应该有步骤、有规划、分阶段、有深度地进行城乡改革，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其一，首先要从户口制度入手，在2年内彻底取消其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 “ 居民户口 ”，打破多元体制向一元体制转化。消除城乡户籍差别是第一步。其二，在消除城乡户籍差别之后，新的制度安排必须要迅速跟进，利用2-3年时间建立起城乡社会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一体化的制度。其三，从户口入手，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一体化的制跟进，然后就要着手解决好农村人土地归属问题。农村解决好了以上三点，接下来就是在城市、农村，实行“以房定户”制度。即，人出生后，就注册永久性公民出生地户口，户口的迁移实行像婚姻登记一样注册登记制，登记注册的基础是有住房作为唯一的条件。眼下“农民工”一词的出笼是个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由此看来，那么我们城里的工人下乡种田是否该叫“工人农”了，岂不贻笑大方吗？
⑤ 请大家评价一下 农民工进城和城镇化的弊端 以及怎样解决
城镇化发展伴随着农民工进城，农民工进城给城市有限的资源带来承载压力，版首先是住房，农民工进权城需要大量的商品房，这将会推高城市房价，同时需求大量盖房土地，城市就会往周边发展，挤占农业耕地资源。造成粮食紧张，其次，农民工进城需要大量的就业岗位，这将会与城市居民抢饭碗，同时会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对社会造成压力，其次，在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也会给城市带来负担，处理不好，都会构成威胁！
由于我国城镇化发展极度不平衡，东部地区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大城市高于小城镇，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科学设计，合理规划，个人认为首先要打破行政干涉，资源要合理分配，要把资源更多分配到中西部和小城镇，让人就地城镇化，小城市优先发展的原则，假如生活在小城镇和大城市收入水平是一样的，谁还愿意挤破头去大城市呢?而且小城镇不受土地，水源等制约！当下最重要的是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让农民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福利，那么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相反还会推动城镇化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拉动内需！
⑥ 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农村的影响（利与弊）
利：1、 增加收入：务工收入一定大于务农收入2、 增加人力资本：学会了一门手艺，增加了一些知识等3、 增加社会资本：扩大了关系网络，增加了与人交往的技巧4、 提高对后代教育的支付能力：有钱给孩子交学费，买必要的学习辅助工具5、 提高赡养老人的支付能力：有钱给老人治病，买保健品等6、 促进农村消费结构升级，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基本上都带回家里，用于修建新房，购买大宗家用电器等。7、 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一部分农民外出务工，缓解了土地承载压力，也使得农业规模经营成为可能，经济作物成为规模经营的首选，这样就改善了农业产业结构。8、 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有些外出务工农民看准了农村本地市场的潜力，将积累的资本投入非农行业，改善了农村产业结构。他们要么将外出务工学到的技能与当地资源结合，要么为外出务工家庭的消费提供市场，繁荣了农村市场，方便了农民生产和生活，甚至为他们带来新的理念，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活质量。弊：1、 疏远了跟家乡亲友的关系，减少了原来具备的初级社会资本存量。2、 减弱了在子女人格塑造方面的教化功能，减少了对子女学习和成长的关注，导致子女的被遗弃感，从而增加了他们产生心理和行为偏差的概率。3、 虚假示范效应：常年外出的父母出于对子女的愧疚，对他们常常出手大方，使子女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在外面挣钱很容易，导致他们厌学情绪的产生和蔓延。4、 弱化了对老人的赡养功能：尽管外出务工提高了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力度，但一方面老人本来就处于消费低谷期，另一方面老人更需要的是精神支持，因此，总的来说，对老人的赡养力度是下降了。5、 强化了祖孙互动的消极效应。本来儿孙绕膝是天伦之乐的体现，但如果老人膝下只有少不更事的孙辈，老人就不得不担负起照料他们学习、生活的重任。祖辈不得不收起慈祥的天性，摆出父辈才有的威严，这样不可避免地造成祖孙之间关系的紧张。另一方面，有些自身还很弱小的孙辈不得不代替他们的父母照顾年老体弱的祖辈，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如果祖孙辈之间有了父辈的自然连接，那么这两辈人之间的互动将会是其乐熔融的两性互动，缺失了这一环，其消极效应就被放大了很多倍，以致于成为他们不能承受之重。6、 增强了农民被剥夺之感，增加了社会动荡的因素。在城市里，干同样的活，农民工拿得最少，而且各项社会保障也与他们无缘，还要遭受自己国人的歧视。一旦年老体弱，他们还是得回到农村。如果发生工伤事故或者得了职业病，往往会被提前打发回家乡。如果讨薪，还可能遭遇生命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会产生绝望感，而一个绝望的人是可能干出一些不理性的事情的，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7、 使农民快速“市场化”，加速了农民原子化的过程，削弱了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农民没有领悟到市场经济的真谛——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特定的游戏规则。只看到了其表明现象——一切以经济利益为中心，只要能获得经济利益，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无可厚非的。在这种不正确的认识下，他们的投机心理膨胀，在过度构建和利用社会资本的同时，抛弃了原有社区伦理的约束，坑蒙拐骗、横行乡里，不惜损人利己来达到致富的目的。村民的价值判断也出现了偏差，只要能给自己带来物质利益的人，他们就盲目崇拜，希望跟他们一起做事，以求分一杯羹，根本不追究他们行为的正当性。那些富起来的人，也失去了传统的“造福一方”的社会责任，不仅不回报乡里，反而投资于那些破坏环境，甚至毒害青少年的行业，如在城市里无从藏身的黑网吧正在农村肆意蔓延。结论：农民进城务工的利主要体现在经济收益上，而弊主要体现在社会层面上。从短期看，经济收益重于社会收益，因此进城务工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从长期看，则相反。因此，在制定农村政策时，要多加权衡。
从整体上说，农民工进城对于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整体素质不高，尤其是其自身所带的农村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从有利方面看主要有：
1．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大量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为当地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廉价的劳动力，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促进了商品的出口，使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代，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跻身世界十大外贸大国，并且长期保持贸易顺差优势。
2．为城市居民生活提供了方便。许多城市居民在选择工作上“挑肥拣瘦”，对于有些工作甚至不屑一顾，如果不依赖外地的农民工，城市的基本生活秩序都难以维持。而进城打工的农民一般为临时工、合同工，他们对工资的期望值不高，对工作条件、劳动强度、劳动报酬、社会地位没有太多的要求和考虑。他们有的从事一些城市居民不愿干的工作，例如：掏下水道、环保工人、建筑、搬运、家庭保姆等。这些农民工的到来，为当地的市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3．拉动了商业、交通、邮电、金融业的发展。大量农民工进城，成为城市中的消费群体。随着人数的增加，他们对粮食、副食品以及日用消费品数量的需求不断增多。据测算，大城市每增加10万名流动人口，每天需增加5万公斤蔬菜，10万千瓦时电力，2400万公斤水和730辆公共汽车。其中一些人从事地区之间的商品贩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还起到了平抑物价、活跃市场的作用。农民工每年季节性的外出集中在春耕生产、夏季双抢和春节前后，一年形成三个客运高峰期。另外，打工者经常与家人及朋友通过电话和通信联系，并把挣到的部分工资寄回家乡，这无形中促进了我国邮电、通讯和金融业的发展。
从消极方面看：
在繁荣的城市经济中，农民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同时，也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1．对城市就业产生了一定的压力。由于农民工的进入，增加了城市工作寻求者的人数，在城市就业岗位数量一定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就业与城市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的矛盾。
2．加重了城市交通负担。流动人口的增加使本来就很紧张的城市交通问题更为严峻，农民工在城市流动频率高，出行率高，出行量大，并且主要依赖城市的公共交通工具，这使得交通拥挤、乘车困难的问题更为严重。通过对上海、广州、武汉、北京等城市的调查表明，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出行率一般在90％以上，并且80％左右的出行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其中，依靠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的出行量占60％以上。据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沈阳、武汉六大城市测算，工交车辆的平均速度每下降1公里／小时，相当于六大城市减少了1500辆公共汽车的运输能力。随着车速的下降，城市职工上下班候车、乘车时间延长，大城市职工上、下班乘、候车时间平均延长1小时左右，为此，每个职工一年要耗费相当于50个工作日的时间。
3．对城市的社会治安带来潜在的隐患。近年来，我国大城市的违法犯罪率普遍上升，其重要特征就是流动人口作案率增加。一方面，很多不法分子混迹于“民工潮”的大军中，从事倒买倒卖、偷窃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由于他们采取种种不法手段诈取钱财，故容易引发打架斗殴的现象，有的甚至发展到了行凶抢劫、杀人越货的地步，这给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在民工中也有一部分人以到大城市“淘金”为目的，但是，有些人素质较低，只知赚钱，法律观念淡薄，有些人心存侥幸，明知故犯，在大城市从事无证经营、哄抬物价、偷税漏税等非法牟利的活动。此外，进城农民工特别是外来女工的婚恋生活像经不起摔打的玻璃花，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近些年来，广州市妇联受理的包“二奶”非法同居、第三者插足、重婚案件呈上升态势，其中女方当事人90％以上是外来打工妹。更有甚者从事卖淫嫖娼和吸毒、贩毒等丑恶活动。
4．增加了计划生育和城市环境管理的难度。关于农民工的生育问题也成为各地计划生育工作中的难点。广东省目前育龄流动人口超过1800万，其计划外生育率达20％以上，其中不少是属于家庭式流动，有的甚至是专门为逃避计划生育才外出的。广州市海珠区在对全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检查中发现，没有领取婚育证明的流动人口占检查人数的80％，而这些人员中又有80％属于外省来广东打工的民工。同时，大量民工居住集中的城乡结合地带和城市中心区，由于管理跟不上，常会出现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市容杂乱，人、畜发病率上升，传染病乘虚而入的现象。有些农民工把农村的一些陋习带到城市，如随地吐痰，乱丢乱扔，这不仅加剧了疾病的传播，而且对城市文明形象的塑造和城市品位的提升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据测算，大城市每增加10万名流动人口，每天会产生10万公斤垃圾，排放2300万公斤污水和污染物，据不完全统计，为解决流动人口所带来的上述环境问题，一个大型城市平均需要额外支出6000万元。
二、对策建议
为了有效疏导大量进城的农民工，提高正面效应，我们建议：
1．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农民工进城就业是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措施既保证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城市的健康发展。国家要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维护农民与市民的平等，市场准入机会平等，公共用品共享共用。对现行的一些政策措施进行清理，清除农民进城的障碍，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依法保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让外来人口逐步融入城市。
2．提高农民整体素质。随着经济的发展，各行各业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国家应采取相关措施，促进劳动力质量提高。将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相结合，使农民掌握必要的基本职业技术技能，以适应就业工作的需要。同时，注重对农民工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等方面的培养以促进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城市环境的美化和有序管理。
3．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当今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影响农民进城务工的重要制约因素。虽然一些地方已经制定了政策，采取了措施，实现城乡户籍统一管理，但在实际执行中仍存在非“国民待遇”现象。为此，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政府应取消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和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职业工种限制。企业用工要打破户口身份界限，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符合用工条件的农民，企业有权自主聘用，劳动保障部门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及时为其办理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手续，并实行一条龙服务。从而为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
4．建立农民工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农民工虽然进城创造了财富，但大量农民工社会保障程度很低，农民工群体近乎游离于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目前，应加快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但由于主客观方面条件的制约，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不宜也不可能求大求全、齐头并进，而应坚持分类分层分阶段逐步推进的策略，依次建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尤其是大病医疗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失业和生育保险制度，积极而有效地逐步维护和实现农民工的基本社会保障权益。要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并通过职业福利和社区服务等方式建立农民工的社会福利制度。
⑦ 中国的“农民工”现象对城市化发展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积极方面
1.农民工已成为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农民工在传统体制之外开辟了一条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新通道，为城市二、三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满足了快速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民工的大量进入，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岗位空缺，提升了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整体竞争力。这不仅为东部地区城市吸引外资和发展出口贸易创造了条件，也为其把握机遇，承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农民工功不可没。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各产业从业人员中所占比重，第二产业为58%,第三产业为52%；在第二产业中，加工制造业为68%，建筑业为80%。农民工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
2.农民工是城市建设与繁荣的生力军
农民工不仅是城市化要吸纳的主要群体，也是城市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今天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凝结着农民工辛勤劳动的汗水。城市中苦、累、脏、险的岗位一般都是农民工在干，他们为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而奉献。城市环卫、家政、餐饮服务的从业人员主体是农民工。当今中国城市离开农民工就要瘫痪。正如一位市长所言：“城市没有农民工已经玩不转了”。
3.农民工现象是促进中国城市改革的推动力之一
农民工跨地区流动就业蕴含着深刻的体制变革因素，是推动改革和体制创新的重要力量。农民工浪潮冲破了劳动力市场的城乡界限、地区界限和部门界限，使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的机制成为现实，促进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劳动用工制度的变革，推动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机制的形成。同时，由于农民工的存在也推动了城市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的转变。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冲破城乡壁垒，大规模、大范围跨区域流动，增强了整个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对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中，各级政府的职能地位、管理理念、行为方式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正在发生变革。
消极方面
1.资源的整合
农民工进城会对城市原居民就业带来冲击。农民工进城，一方面降低企业成本，导致生产规模扩大和规模效应，增加城市的就业机会，从而水涨船高地增加城市居民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尤其是短期，在同一个劳动力市场上，一部分人就业的增加，会压挤另一部分人的就业空间。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经商，对城市居民就业形成替代效应。目前由于各种户籍制度等因素对农民工歧视的存在，这种冲击的力度还是有限的。但在农民工市民化的大趋势下，歧视的程度必将逐渐减小，相应地，这种冲击力度可能会加大。因此，如何应对这种冲击，是城市面临的一大课题。
对于农民工带来的就业冲击，一些城市政府采取各种政策措施限制农民工就业：一是“配额”。通过务工证等证件的发放限制农民工就业。二是“征税”。向雇佣农民工的单位或农民工本人收取各种类似税收的费用。三是附加条件。对农民工的资格认证附加某些条件（比如要求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四是关闭市场。某些行业对农民工实行禁入，关闭某些行业的农民工就业市场 。这些措施是对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是一种短视。城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统筹城乡两种资源，对农民工和城市原有劳动力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是城市面临的一大挑战。
2.社会的融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但由于路径依赖和偏重于对现有利益分配格局的维护，城乡体制改革没有及时跟进，城乡壁垒依然森严。农民进城就业门槛过高，城市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难以向农村辐射，反而在城市内部又产生了新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新的二元社会结构表现为已经进城就业的农民工与户籍居民的明显差别。虽然农民工在职业上已成为城市产业工人，但由于没有改变农民身份，在分配(工资) 、再分配(社会保障) 等各方面仍遭受不公平待遇，成了城市中缺乏保障的弱势群体和介于城乡的边缘人。
城市中新的二元社会结构使农民工与户籍居民难以融合。一方面农民工中的大多数对进城后的生活感到满意，对城市社会已经表现出一定的适应度，有着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希望能成为城市的一分子。另一方面，城市居民虽然在理智上倾向于接纳农民工，但有些市民在现实中并不愿真正地与农民工交往，甚至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与农民工子女交往。这说明有些市民在心理上对农民工还是有一定的排斥，个中原因既有农民工自身素质的问题，也有历史造成的市民固有的优越感以及由于对农民的不了解所导致的隔阂。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的大趋势下，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这是城市面临的又一挑战。
3.管理的调适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按城乡分割的方式实施管理，城市政府管理体系主要按城市户籍人口的规模和分布进行设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特别是劳动力跨地区、跨城乡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东部发达地区一些城市劳动力和居民的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有的流入农民工人数甚至超过了原户籍人口。进城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同样为城市创造了大量财富、提供了大量税收，却因不具备城市户口而不能享受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民待遇”，出现“一城两制”的格局。这表明，城市政府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管理理念、管理体制、管理内容、管理方法等已不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不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的时代潮流。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为农民工做了大量工作，进城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状况有了改善。200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要求对农民工实行属地管理，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输入地政府要转变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在编制城市发展规划、制定公共政策、建设公用设施等方面，要统筹考虑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要，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要增加公共财政支出，逐步健全覆盖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
以上文字节选自《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
⑧ 关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学术论文
国务院体改办中国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就“新华视点”组织的“民工子女教育”专题报道撰文指出，尽管许多城市的主管部门都在承诺着手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实际上却收效甚微。少数地方反而以种种借口增加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各项收费，或者是关闭农民工子女学校。为什么从道理上都可以讲得十分明白的事情，在具体问题上难以得到落实呢？这里既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深层次的体制矛盾。
李铁分析说，首先，许多地方在计算经济发展总量或列举政绩的时候，基本上是以本地常住人口作为基数。比如，在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时，由于把农民工的贡献排除在外，造成了对本地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估。进而不客观地要求其他相应指标，如人均教育水准或者是人口受教育的质量，以至于一些硬件教育设施的配备，都应该和已经高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匹配。如果增加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既要增加财政投入的支出，还要拉低已经被人为高估的教育水准，影响到部门的政绩和形象。因此，当地主管部门只得采取排斥和关闭的办法，以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
其次，出于对农民工进城数量增加的担忧。近些年来，人们已经逐步习惯于单身农民工在城里就业。因为他们只提供廉价劳动，来去自由，由于没有子女和家庭的负担，城里人不必耽心他们留在城内，和城里人分享城里的公共福利，也不用害怕在城里出现大量的贫民窟。可是一旦要把解决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作为城市政府必须要解决的日常工作，直接导致的现象就是，农民工家庭的整体进入。那么城市政府要解决的就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还要涉及到他们的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就业问题，甚至对于城镇公共设施供给的压力。
第三，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也关系到我们国家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问题。目前，我国城市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费用基本由各级政府负责，而农村的义务教育则由乡镇级人民政府以教育统筹的形式向农民征收，等于由农民自己掏钱解决国家要求的义务教育问题。尽管这种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在对农民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公平现象，而且也需要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和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后逐步加以解决。但现实中，农民工子女离开了农村后，由于交纳的教育统筹费用没有根据民工的就业流向在地区间划转，而农民工就业所在地的城市财政体制在义务教育支出中并没有包含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等于在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体制中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实际上的受害者就是这些在城市打工就业的农民的下一代。
李铁认为，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并不难，因为真正能够携带子女在城市间流动的民工家庭并不多。关键在于我们各级政府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认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是否能够从心理上把他们与城里人公平对待，并逐步从体制环节上来解决这些现实的矛盾。
一是要正确认识农民工也是城市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在无法享受城里人各项公共福利的状况下，以极低的成本为城市的企业提供了大量利润，并创造了城市的税收，同时还在很多方面承担各种不公平的费用。因此城市政府有责任有义务来解决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这是政府对于作为纳税人之一——农民工的正常的服务。
二是要正确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是在以一部分农民不能享受正常的城镇化进程的代价换取了近些年城市的快速发展。当我们看到农村人口自己在花钱办教育，农民工的子女大量失学，而在一部分城市却盲目地提出教育已经现代化的口号，把大量投资用于提高城市教育的硬件设施，使城里人的后代和农民的后代文化素质的差距日益扩大。这不仅不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而且会拉大我国的城乡差距，引发长期的社会矛盾。因此，应允许在城市里专门解决农民工子女基本教育的民办学校存在，不能以降低城市教育水准为借口关闭这些学校，使大量农民工子女失学。
三是不必耽心农民工会大量的涌入城市，带来城市的不安定。因为根据近些年对农民工的调查跟踪，农民工的流动就业行为是完全理性的，并不像某些媒体宣传的那样是盲目的。因为农民工也需要就业的稳定，特别是携带子女的农民工家庭。如果没有稳定的收入和就业条件，农民工很难选择带着妻子儿女饱受颠沛流离。他们在家乡还有一块土地作为他们永久的社会保障和满足温饱的收入条件，还有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造的自己的房子。作为中国农民还有一个十分眷恋家园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城里人还是应该大度一些。而且，从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上看，农民也应该享有这个国家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正常权利，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当然这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逐步要解决的城乡分割体制的根本矛盾，要有一个历史过程。
四是应加快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体制的改革，实行城乡公平、地区公平的国民义务教育制度。国家颁布的义务教育法的监督和实施，应是中央政府的事权职责，也就是应由中央政府来解决城乡基本的义务教育经费支出，而不能实行两种国民待遇。因此，应该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标准，来确定中央对于各级地方政府义务教育经费的支出，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基本教育问题。在过渡期间，政府应对在城市内私立的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办学条件予以补贴，提供基本的场地，并严格监督不得乱收费，防止增加农民工的负担。
近几年，各地贯彻执行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由流入地政府负责、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推进教育制度改革,农民工子女就学状况有所改善。但一些地区政策落实不力，改革进展缓慢，农民工子女就学难、受歧视的问题，仍成为贻误儿童、影响农民进城就业和社会公平与和谐的重要因素。当前需要从解决突出问题入手，推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平等融入城市的进程。
⑨ 城市农民工收入与生存状况调查
年人均收入9414元，是务农的近5倍 报告显示，在农民工较为密集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加工制造业和建筑业，分别占30.6%、29.6%和14.2%，累计占74.4%。2006年2月至2007年1月，农民工平均收入9414元，同期我省农民人均收入为1985元。外出务工收入是务农收入的近5倍。 调查显示，影响农民工收入的主要因素有性别、文化程度、务工地点、行业以及工作是否稳定(以是否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用工合同来衡量)等。高中、中专或技校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收入比初中文化程度的多1892元，高出20.9%。同一时期，本地农民工平均收入7681元，而在广东、上海和浙江等地的农民工收入则比本地高出67.3%、70.7%和34.1%。 日均工作10小时以上，50.6%对从事的工作不满意 调查发现，农民工每年工作240天以上的占76.6%，181-240天的占14%，平均269天；平均每天工作10.34小时，工作12小时以上的占19%，10-12小时占43%，8-10小时占26%，8小时及其以下的仅占12%。 从居住条件看，农民工自己租房子住的占48.2%，住集体宿舍的占42.2%，自己有住房或住亲戚朋友家的占9.6%。30%的农民工对饮食不满意。50.6%的对所从事的工作不满意，对收入感到满意的只有42%。 八成多农民工未参加任何保险 数据显示，84.4%的农民工未参加任何社会保险，参加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仅占15.6%。参保类型排名前三位的是：医疗保险6.2%、工伤保险2.8%、意外伤害保险2.2%，三项合计仅为11.2%。同时参加两种以上保险的仅占总人数的2.6%。 调查发现，农民工比较关心就业服务、子女教育、医疗和社会治安等问题，尤其是能否及时足额获得劳动报酬、工伤和医疗保险等。农民工希望政府要做的第一件大事是简化进城务工手续、降低或取消各类收费。农民工最大的愿望是身体健康不生病。其他比较普遍的愿望依次为：家人平安、多挣钱、学到手艺、工作稳定、保障合法权益、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等。 92.2%为自发外出，签订合同率仅占17.8 报告称，贵州省农民工外出务工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是“依靠家人亲戚介绍”，其次是“老乡介绍”和“工友介绍”。依靠政府组织外出务工的仅占1.4%，自发外出者高达92.2%。 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低、缺乏劳动技能是影响他们就业的最主要因素。绝大多数农民工非常渴望参加技能培训。40.8%的农民工希望政府能够提供免费技能培训。 数据显示，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仅占受调查总人数的17.8%。造成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较差的成因主要有：多数用人单位认为不签订劳动合同，可以随意辞退员工，逃避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由于求职心切，有的农民工担心提出签订合同而会失去工作机会；有的农民工对劳动合同签订的认识不够，认为合同就是一张纸，签了并不等于有了保障；还有的人认为签了合同不自由，对今后跳槽流动不利。 通过调查，课题组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待遇普遍缺失，农民工基本享受不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农民工维权工作困难重重等三个方面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高度重视农民工及其子女教育、培训等问题。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尤其是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农村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的教育和技能培训等要高度重视。要把做好留守儿童教育工作与农村寄宿学校建设结合起来，在乡镇改建扩建一批寄宿制学校，满足留守儿童和其他农民子女寄宿学习的需求。各级农业、劳动和教育等部门要能够充分利用技校、中专等已有设施，并积极开拓其他渠道，分析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为农村劳动者提供适用的技能培训。 第二，进一步加强政府对农民工的组织、管理、服务等工作，劳动和社会保障、工青妇女组织、司法等部门应共同协作，提高办事效率，及时提供法律和生活援助。 第三，近期内仍然要积极组织农民工到发达地区务工，从长远来看，解决我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主要还得依靠改善投资环境，积极招商引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就业岗位，尽量争取在本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