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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特点

发布时间:2020-12-31 07:49:25

1. 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其管理具有哪些特点

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基本性。

2. 什么是实践 的特点

实践有着诸多的含义,经典的观点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包含客观对于主观的必然及主观对于客观的必然。实践就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一切客观物质的社会性活动。实践的特点:

1、实践是物质性的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

2、实践是人类有意识的活动,体现了自觉的能动性。人具有理性思维,所从事的是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世界的活动,只有这种人的自觉的、能动的活动才具有真正的实践的意义。

3、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具有社会历史性的特点。实践的社会性决定了它的历史性。因为实践的内容、性质、范围、水平都是受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都是随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因而都是具体的、历史的。

(2)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特点扩展阅读:

实践的基本形式: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体育、民族、宗教、司法、社会治安、社会管理、社会交往、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活动。总而言之实践包括三方面基本内容:

1、生产实践:为满足人类生产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性活动;

2、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调整和改革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为目的的活动;

3、科学实践:科学的探索宇宙间普遍规律的有目的的能动性实践活动。

在恩格斯的自然哲学中揭示人的思想产生于劳动即人的主观意识产生于人的实践行为,同时人的主观意识反作用于客观存在。在马克思那其主要强调人的社会实践,强调实践的社会性。强调人的社会意识具有的生产力历史性、阶级性,他们都是物质的,辩证的。

3. 公共文化的概念特征

公共文化这一概念建构始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民主化进程,伴随资本主义近代民主化进程而形成的公共领域,在分化为政治公共领域和文化公共领域后,经由体制化而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公共文化。
基于公共文化具有全民参与共享和非营利的性质,实际上,人类社会的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公共文化,因而公共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非生产性文化生产形态。在历史上,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以及不同时期的公共文化有着形态和内容的差异。公共文化具有共享性、仪式性、差异性和建构性等特征。
一、文化构筑公共空间
(一)“公共文化”概念生成的现代语境
在现代主义语境中,公共文化一词与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具有内在关联性。所谓公共领域,是指人人拥有的共同的空间。阿伦特在阐释“公共的”这一术语的含义时指出:“它首先是指,凡是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够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
表象——即不仅为我们自己,也为其他人所看见和听见的东西——构成了现实……第二,世界对大众来说是共同的,并与大众的私人地盘相区别。就此而言,‘公共的’一词指的就是世界本身。”
最早的公共领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城邦时期,那一时期分享民主权利的城邦政治形式既是最早形式的市民社会,也是公共领域的早期形式。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标志着近代欧洲社会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文化的发展扮演了关键角色,它具体体现为一种具有文化生产意味的活动方式、组织形式和结构关系。现代政治公共领域起源于17、18世纪由宫廷聚会演变而来的艺术沙龙以及街头咖啡馆。
维柯在《新科学》中描述了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他特别指出了文化在建构公共领域中的特殊作用。实际上,公共领域的边界正是由公共文化界定的,公共文化界定的公共领域一方面与私人领域相对立;另一方面,进入公共领域的所有人一致认同某种观念原则和文化价值。
(二)中国语境中“公共文化”的内涵嬗变
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文化,逐步形成了类似欧美按学科划分的知识体系。但是,在有关文化的知识体系中,并没有引进“公共文化”的概念,也很少有人使用这一概念。即使有,也只是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例如,把城市街头的雕塑称之为“公共艺术”,其实际的含义是“放置于公共场所的艺术品”;又如,把面向全体市民的各级图书馆称之为“公共图书馆”,以区别于归属各个部门、单位如学校、科研院所的图书馆,尽管这些部门和单位的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在所有制性质上是一样的,都属全民所有。实际上,在20世纪的100年中,中国人对于“公共文化”概念的使用,主要是从空间上来理解的,这里的“公共”限定词是指面向社会公众的场所,意思近似“公共文化”这一概念最初生成的语境,即指一些特定场所如沙龙、咖啡馆等构成的公共领域。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3年以来,“公共文化” 一词的内涵在中国语境中有了深刻转变。2004年,上海明确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标,作为新世纪文化建设实践的创新形式。随着建设实践的不断展开,“公共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深化和扩大。上海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赋予了“公共文化”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内涵。2006年,中国《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作为政府文件,首次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其中,提出要以公共文化服务均等为原则,完善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网络建设;加强以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流动综合文化服务车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 普及文化知识;建立公共文化发展的援助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等。2007年,《上海文化发展“十一五”规划》进一步明确提出“构建覆盖全面,功能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目标,这一文件所使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概念,在内涵上不仅涵盖了传统上由国家兴办的文化事业,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广播电视等,也包括了此前所提出并推进建设的东方文化系列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 还包括了公共文化的管理运行体制机制、公共文化的财政保障、其产品服务的生产供给、群众性文化活动、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甚至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也囊括其中。
公共文化的概念内涵在中国语境中的急剧变化, 与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背景密切相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改革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以事业体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发展模式,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文化领域推进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将中国文化发展领域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大部分,明确提出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在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文化事业体制中还混杂着文化行政管理单位、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和经营性文化单位,三者的功能、相互关系,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厘清的情况下,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概念来重新划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范围和边界, 重新确定其功能、结构和运行机制, 不仅在实践上是一种创新,而且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合理性。
二、公共文化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
(一)公共文化的历史形态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自觉自愿结成生产和生活共同体,即原始公社。原始公社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分工简单、主要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料,人们共享一切劳动成果,也共享文化。原始社会时期的社会文化基本特征是社会全体成员群体参与文化生产、共同分享文化;这同时表明社会成员之间只有性别和长幼之别,还没有形成以财产多寡为标志的阶级差别。社会文化的生产通过仪式化的群体参与,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社会成员接受并信奉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宗教文化、道德观念、生活习俗、财产制度和价值意识,从而发挥促进生产发展、维护生活秩序、保障社会稳定的作用。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属于公共文化范畴,孔子把《诗经》的基本特点概括为“兴观群怨”, 可以说是极为准确地反映了《诗经》作为西周公共文化的社会功能和基本特征。
在西方文明中,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是欧洲文化之源。同时,它也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的宗教生活。实际上,仪式化的宗教文化是古希腊罗马城邦时期的公共文化。透过这些仪式,处处可见宗教文化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和约束。除了仪式化的宗教活动外,古罗马城邦时期的主要城市里,都建有神殿、剧场、温泉浴室、竞技场和图书馆等大型公共建筑和文化设施。
历史表明, 文化发展既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 又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而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共享同一种公共文化,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是一种理想。无论是古代中国、古希腊罗马,还是古埃及、古印度或其他古代文明中,地域的文化差异并不影响各古代社会都有公共文化,同时也无一例外地在这些社会内部存在着多种形态的、差异化的公共文化。财产的私有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冲突,都在公共文化的差异性上得到鲜明的体现。
在古代中国,先秦时期形成的礼制作为公共文化,其内部本身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在《诗经》文本中以风、雅、颂的体裁差别传递出先秦社会阶级分化、贫富悬殊和文化疏离的信息,在千百年的历史传承中,古代礼乐文化逐渐趋向精英化而成为社会上层公共文化的一部分。但在社会底层,即在民间社会,始终存在着民间大众共享的公共文化形态。这种民间公共文化以民间习俗的方式,深深植根于基层社会民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影响和支配着基层民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如庙会作为中国传统中少有的全民性文化活动,庙会文化作为民间公共文化几千年来沿续至今,并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不断改变其形式,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古代公共文化更多地表现为整体性“民俗”,所谓民俗,就是民间的风俗习尚。民间习俗作为社会下层的公共文化,其主要社会功能是,通过对地域社会的空间组织和再生产宗教信仰、道德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来规范民间社会的生活秩序。
“公共文化”概念的形成史表明,“公共”是相对于个体或私有而言的。尽管“公共文化”是一个现代术语,但就其实质而言,公共文化是一个社会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本要素。因此,无论古今中外,只要有社会,就必然有公共文化存在。不同地域、民族和社会形态的公共文化,有着自身的特色,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公共文化呈现为不同的发展形态。尽管如此,公共文化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而不断改变形式、扩大范围和增添新的内容。
(二)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事业体制
以“十月革命”为标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启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特别是二战以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诞生。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社会主义的公共文化建设采取了国家化的体制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社会主义大国, 我国全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国家建立了以财政资金为支撑的文化事业体制,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工人文化宫、群众艺术馆、公园、文化遗产(址)保护等公共文化机构全部被纳入文化事业范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表明, 由国家财政支撑的文化事业发展体制为各类文化机构和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建设积累了雄厚的基础。公共文化的体制化不仅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形成了差异化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 公共文化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现代国家大都以立法形式保障公共文化的存在与发展。而全体公民共享的应有文化权利已经成为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194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缔约国有义务运用政权力量,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
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事业建设不以赢利为目的,根本目标是保障公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实现,因而具有纯粹公益性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文化发展的基金会制度和赞助体系相比较,一是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事业体制所涵盖的文化内容要大于西方文化基金会制所涵盖的内容;二是从法律地位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事业体制在保障公民分享公共文化的公平性上要高于西方的文化基金会制。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以国家财政支撑的文化事业体制在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的体制化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是, 在文化事业体制覆盖不到的广大乡村地区, 仍然沿袭着千百年流传至今的民俗传统,而这种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积淀了历史传统和形式,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大量的封建、迷信和历史糟粕的内容,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难以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 从而一度被禁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民俗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重新在广大乡村地区蓬勃兴起,并在规范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当代中国公共文化存在着两种形态,这种状况从表面上看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但从根本上说, 是社会主义中国仍处在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尤其是文化生产力水平仍然不高使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文化事业以城市为中心的倾向,致使具有公共文化性质的文化事业体制在布局和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空间不均衡,从而给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发展留下了巨大空间。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不把传统的民间文化看成是公共文化,民俗传统被认为是一种低俗文化。但是,只要是民俗传统所构筑的文化空间不能为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所容纳,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难以完成。因此,从公共文化的体制化进程看,中国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的发展在今后相当长的阶段内,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现实命题和任务是,如何把两种形态的公共文化整合为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统一的文化空间和精神世界。
三、公共文化的功能和特征
(一)共享性
文化在本质上具有公共性,这种公共性表现为一定的人群共同拥有这一文化。就文化的本性而言,文化是天生共享的。公共文化的共享性直接来源于文化的公共性。从公共文化的形成来看,原始社会的文化具有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基本特征。但是,在原始社会生产、生活的公社制没有瓦解之前,社会并没有出现财产私有和阶级分化分层现象, 因而从文化上看,也无所谓公共文化和属于少数人的文化之区别。公共文化是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发展形成分层、分化之后才真正形成。因此,在阶级分化、财产私有和社会地位悬殊的社会背景下,公共文化为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实际上体现为社会成员对于公共文化的平等参与。社会群体的平等参与是公共文化共享的重要形式特征, 是实现其公益性的唯一途径。但是,从文化发展的历史实践看,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文化发展同样出现了分化。由于不同社会群体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不均,社会阶级之间的文化差异、对立甚至冲突都非常之大。公共文化的存在只在一定范围、层次和方式上体现社会各个阶层的平等相处,并不能改变整个社会阶级、财产和权利不平等的现实,由于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及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历史上,公共文化不分阶级身价和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为全民共享毕竟是有限的,更多地具有象征意义,是对等级制社会制度及其矛盾的一种调适。
(二)仪式性
无论公共文化呈现为怎样的形态,是上层社会的礼仪,还是民间百姓的风俗习尚,公共文化最重要的形态特征是具有仪式性。在民间的庙会活动中,总是固定地上演一些庙戏。庙戏演出不同于作为独立艺术形态的戏曲表演。作为公共文化的一种形式, 庙戏与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受到诸种规则的制约, 如神戏的演出有许多禁忌,祭祀关羽的神戏一般多唱《桃园聚义》,禁唱《走麦城》;庆祝佛诞,多唱《目连救母》等等,进而形成习俗。
公共文化在形态上具有仪式性,起源于远古先民的巫术活动。古代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崇拜自然,信仰自然。早期的巫术仪式是对自然神的崇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巫术逐渐分化为宗教、民俗和其他艺术形式,早期巫术具有的娱神性质,在仪式作为表征信仰和观念的形式流传中进一步发展演变,更具有了娱人的性质,并且成为公共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中,口头仪式表现为咒语、禁忌、俗语、传说、童话、民间故事等口传的民间文学形式;非口头仪式则体现为游戏、竞技、体育、游艺、工艺等各种民俗;此外,还有兼具语言类和非语言类两种性质的民俗仪式,如庙戏、民间歌舞等。公共文化具有仪式性表明,公共文化的发展和形态演变依据古老的传统。事实上,古老的仪式以象征的方式,通过重复的、程式化的动作,明确传达某种信念、价值和观念。仪式不仅在民俗中表现为日常生活的习俗和惯例,一旦它有利于统治阶级治理国家,就会经由国家明文确认,成为法律和制度。
(三)差异性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时间和空间都在公共文化动态演进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而这种印迹表现为公共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差异性。 公共文化的差异性具有多种内涵,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观察,但最主要的是形态、空间和社会分层这三种差异。
首先,公共文化具有多种形态。公共文化自形成以来,始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呈现为动态演进的过程。公共文化的形态差异既反映了人们的不同民族属性以及信奉的不同宗教,也体现在不同的表现方式上如某种艺术样式所具有的不同审美趣味上,从而区分出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差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历史的总体特征给公共文化发展留下了鲜明的历史形态特征。在当代中国,公共文化的形态差异不仅表现为地方性的文化差异,也同样在组织形式上有着鲜明体现。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由国家财政支撑的公共文化生产、供给和服务机构;而以民俗传统存在的公共文化是由民间自发组织生产并共同分享的形态;除此之外,在城市社区,以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民众自愿结成的各类非正规组织,同样也是公共文化形态差异的一种表现。
其次,公共文化具有地域空间特征。现实中的人总是生活在某个地域中,某个地域空间的人群所共同拥有的文化,也会因这一地域空间的自然、历史和社会的独特性而在文化上得以体现。一方面,空间的自然属性表现在地域性上,即某一地方与其他地方在气候、资源禀赋和自然景观上的不同特点,地域的自然空间差异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生产、居住和交往等。另一方面,地域空间的自然属性虽然影响居于其中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在文化上呈现出来,但是文化本身也赋予这一地域空间以精神内涵,进而构成这一地域的文化空间。实际上,在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中,各地民俗的丰富多样性正是公共文化差异性在地域空间上所体现的鲜明特征。
最后,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不仅在公共文化的形态上造成很大差异,而且构成公共文化内部本身的层次差别。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在占有掌握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方面有着明显差别,致使不同层次的公共文化在建构社会空间过程中具有影响力的强弱之分。公共文化的层次差异正是通过社会空间的建构机制,来区分、规定和约束人的社会地位、阶级、身份及其相互关系。
(四)建构性
文化是社会空间建构的结构要素。人们拥有和共享相同的语言、信仰、道德、法律、习俗和生活方式,形成以公共文化为表征的社会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借助于公共文化完成其身份认同, 执着于共有的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这种社会共同体可以是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乡村社会的村庄,也可以是一个宗教群体、一个民族甚或是一个国家。真实具体的公共文化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随着生产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不断发展,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社会进步。
一个国家有其全民共享的公共文化,但这一国家内部还存在着分属不同地域、族群和层次的公共文化,公共文化的这种差异特征或者为某个社会阶层所拥有, 或者属于某个族群,或者是某个地方特色的体现,所有这些都不妨碍具有相异性、归属不同的公共文化构成一个整体。事实上,公共文化整体所包含的差异性正是文化内涵丰富多样性的表现,文化内涵的丰富多样性使其充满张力且呈现为生动活泼的文化活力,并成为推动文化在交流融合中发展的重要动力。
但是,公共文化的差异性也可能成为导致社会冲突和矛盾的重要原因。在现代社会,公共文化是社会成员国家认同的最重要载体,主流意识形态以象征符号的方式,通过公共文化的仪式性而处处显示国家的“在场”。但是,如果公共文化内部结构的差异过于巨大,就有可能使分属不同地域、族群和层次的公共文化难以在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层面上实现整合,尤其是社会发展进入剧烈变化的时期,过于巨大的公共文化差异甚至有可能导致文化的分裂,从而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在面对公共文化的差异性上,一方面要从保持文化发展的内在活力出发,保护和发展公共文化内部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过大的差异性引发文化冲突,进而阻碍公共文化在国家层面上对社会的整合。总之,推进公共文化发展,不在于削除其差异性, 而是要使其保持内在和谐和张力,从而保障公共文化社会功能的实现。
四、文化生产视角下加快公共文化发展的若干思考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公共文化是人类生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生产的两大基本形态之一, 公共文化的发展演进和形态变化,需要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生产,公共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一样,也有其产品,即观念形态的思想、意识、心理和情感等,而生产循环过程同样也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但是,公共文化生产有着与物质生产完全不同的经济特性,不仅如此,还有着不同于非公共文化生产的性质。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公共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与公共文化这一概念高度相关的文化发展实际状况,其形态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内容、生产形式、组织方式等体制多样性上,而且从领域来看,也表现为不同形态的公共文化相互交叉的局面,甚至与经营性的文化生产也有着相互关联和缠绕的复杂关系。
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明确地把中国的文化发展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大部分,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国家支持和保障公益文化事业,并鼓励其增强自身发展活力。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基本内涵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公益性,所谓公益性文化事业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没有生产性收入,经费由国库支出的社会文化活动;二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是知识、信息、历史文化和娱乐等,主要的功能是增进公民的知识、道德修养,培育高尚的人格,形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三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服务对象是全体公民, 只要是公民,都有权享受国家法定的公益文化服务。划入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主要有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科技馆等各种公共文化设施。
但是,由于公共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以国家财政支撑的公益性文化事业体制无论在内容、活动方式,还是在组织形式上,都没有全部覆盖整个社会的公共文化领域。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 在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如何从文化生产的视角着眼,进一步优化配置公共文化生产的各种资源, 充分激发中国公共文化生产的巨大潜力, 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就必然要求, 国家的整体文化发展和管理体制要为更有效地推进公共文化发展提供保障。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国家支持和保障公益文化事业”。《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政府文件对公益性文化事业从概念、内容、性质、财政投入、税收、人员、场馆建设、设施、管理体制、政策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说法,这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健康发展确定了方向,必将有力地促进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4. 简述以效率为核心的公共管理范式的基本特征

1、人性假设——约束与激励规则的构造 (1)“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理论与科学管理模式——金钱或处罚; 人性假设是组织分析和行为分析的起点。新公共管理采用的人性假设,导致了对传统约束规则、激励规则的再思考和再评价。使得在传统上重视组织理性的官僚层级制规则转向了重视个体理性的市场规则。通过市场这种“成本——收益”对称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的建构,使行政(administration)人员转化为管理(management)人员,使管理人员对自己的结果负责。传统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以效率为核心价值取向,而现代公共管理则应该主要追求公平正义等民主价值观。传统公共管理(公共行政)理论基础是泰勒管理理论,其人性假设是“经济人”假设。泰勒主要是由于他对于效率的研究,意识到当时美国制造业生产效率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的管理方法和理论,寻找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经济人”假设源于亚当·斯密的思想。亚当·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源于经济诱因,人都要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工作就是为了取得经济报酬;并认为,在自由经济制度中,经济活动的主题是体现人类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特征概括如下:A、人是由经济诱因来引发工作动机的,人谋求最大的经济效益。B、经济诱因在组织的控制下,人是被动地受组织的操纵、激发和控制而工作的。C、人的情感是非理性的,必须善于干涉他所追求的私利。 D、组织必须设法控制个人的情感。 泰勒依据“经济人”假设,强调通过满足人在经济和物质方面的需求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形成了科学管理法。 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就是“经济人”观点的典型代表。泰勒所提倡的“时间——动作”分析的出发点是就考虑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对工人的思想感情则注意甚少。泰勒还认为,工人做工完全是出自金钱的动机,或者是为了避免受惩罚。因而,在他的管理思想和具体管理措施中,主要以金钱或处罚来调动和维持工人生产积极性。 “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意反映人的经济需求,认为人的经济需求是客观的、基本的,是人劳动工作的根本性动机。要想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尽可能大的生产量,就要使“使每个人尽他天赋之能,干出最高档的工作——以最快的速度达到最高的效率”。 (2)“社会人”的人性假设理论与人本管理模式——注重人的社会性需求 三十年代梅奥教授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是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决定性因素;四十年代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六十年代麦格雷戈的X理论(人性恶)、Y理论(人性善)。如果只看到人性中的消极因素,作为人性恶的假设,那么对人的管理就会只强调监督、控制和防范,失去对人的尊重和信任;如果只看到人性中的积极因素,作为人性善的假设,那么对人的管理就可能会重激励轻约束,而没有约束机制,必然会助长人的私欲。同样,如果只注意人的物质需求,就会视金钱为调动积极性的唯一因素,而单一的金钱刺激往往会诱发拜金主义思潮;如果只注意精神需求,就会无限夸大精神的作用,使人变得虚伪假善。“社会人”的人性预设,注重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分析,来寻求复合性(如精神、安全等因素影响下的人的欲望)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更注重人性化。 (3)“文化人”的人性假设与文化管理模式——人性化、伦理化和民主化,注重人的全面发展。 20世纪80年代,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早就为我们提出过一个文化人假设,即: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发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这项事业的成败。根据韦伯的假设,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同样需要一种“文化”化了的道德理念的支持。这样,“以人为中心,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人”同样成立,因此,基于“文化人”假设的文化管理模式应运而生。基于以上“文化人”的人性假设,管理应具有人性化、伦理化和更加民主化。人性化是指文化管理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充分尊重人的人格、价值和贡献,把人看成是组织的主体、根本和核心。伦理化是指文化管理始终都把管理对象看作伦理实体,从道德的层面去规范和激发人的潜能,实现目标——重视人的技能与伦理行为的关系,重视个性的发展,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民主化是指让人主动地、广泛地参与决策过程和管理过程——即通过适当的分权,给人一个想象的空间,一个领域,允许人有选择性、创造性地去达到目标,自主进行人生事业生涯的设计与规划。

5. 农村建筑的公共建筑特点

公共建筑的项目、规模和内容,常根据农村居民点的性质和分级标准加以配套,并且随生产的发展和群众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完善。因此,它的建设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建筑的现代化程度。一般具有以下特点:①综合性。农村公共建筑一般规模较小,而建设项目又要求比较齐全。为方便农村居民的使用,有利于组织管理,并使之充分发挥效益,通常把性质相近、联系密切的用房成组建造或设在一幢建筑物内。如集镇文化中心将文化、科技、宣传教育、体育等活动的用房和有关设施集中成组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将商业、加工、修理等各种服务项目修建在一起,成为综合服务楼等。②多功能性。为充分发挥建设项目的使用率,提高其经济效益,以适应农村居民活动的季节性和集中性特点,农村中的一些公共建筑应具有一房多用或便于灵活分隔的可能。如集镇影剧院除演出、放映外还可兼作集会场所,宣传、展览用房的空间在使用上有较大的灵活性等。③基地性。农村公共建筑由于其规模、设施和经营项目等的不同,其服务半径常具有明显的差异。如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公共建筑既要为当地居民服务,又要发挥所属范围内经济活动的基地作用。又如集镇文化中心的规模和设施既要考虑为全乡范围内居民服务,又要发挥其在更大范围内组织、普及和提高科学文化的职能。

6. 论述怎样理解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及其特点

一、如何理解“政府主导”
《意见》在基本原则中强调政府主导。如何理解政府主导呢?通常的看法是,所谓政府主导就是通过财政投入,按照政府部门的设计,为公众提供文化产品。这是认识上的误区。我认为,政府主导是指政府有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要直接提供公共文化产品。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有这样一个人们熟知的观点,就是“政府并不保证提供公共产品,政府只保证公共产品被提供”,这句话意思是说,政府的责任是保证公共产品被提供,但公共产品谁来提供是另外一回事,政府并不是提供公共产品的唯一主体。公共文化产品也一样。从公共文化产品提供方式看,公共文化产品提供方式大致有四种方式:一是由政府提供,二是由社会组织提供,三是由企业提供,四是由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共同提供。所以,把政府主导简单理解为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文化产品是不准确的。
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提供公共文化产品,,而不是按照公众的意愿来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由此造成效益低下。
以农家书屋为例。农家书屋是政府有关部门为满足公众读书看报需求于2007年实施的文化惠民重大工程。要求全国64万个行政村,每村建立一个农家书屋,可借阅的实用图书不少于1000册,报刊不少于3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张。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截止2012年,全国已建成60万家农家书屋,国家财政投入120亿元,社会资金60多亿元。政府投入的财力不可谓不大。这些农家书屋运行状况如何?社会各界都很关心。2014年春节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春节期间发挥农家书屋作用 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的通知》,要求各地农家书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延长农家书屋开放时间”“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以满足春节期间返乡农民工和放假学生的旺盛文化需求。为了解各地落实《通知》的情况,光明日报记者和大学生志愿者组织的调查组,到各地走访调查,共走访了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湖南、四川、广西、青海等地14个行政村。记者发现,他们所走访的14个行政村,11个村的农家书屋不是大门紧闭,就是无人问津。书屋建成,不见读者的情况十分普遍。其余3个村根本就没有建立农家书屋。2014年2月26日,光明日报以《农家书屋生存状况堪忧 大多数大门紧闭无人问津》为题,报道了此次调研的情况,这篇报道产生了很大反响。
近几年,我作为文化部聘请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去过不少农村地区调研农家书屋运行情况。有做得不错的,但多数地区与光明日报的报道大体一致。实际上,不仅是农家书屋,“5+1”的项目之一——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效益低下的问题也很严重。在我调研中,就有地方党委政府部门负责人就跟我说,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取消这个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问题出在这些文化惠民工程是政府部门按照主观愿望设计的,并不是真正源于公众的文化需求。于是就出现了政府的愿望很好,但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

7.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什么2,我国现行政治环境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一,从政治环境方面分析:当前我国行政环境的总体态势是,我国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国内行政环境的特点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
二,从经济环境的特点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总量增长主要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长开始转变为由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带动。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这些年来,我国大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初步建立;调整和完善了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进一步展开。与此同时,实行了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逐步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完善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
三,从文化环境的特点分析,我国现阶段面临的文化环境明显地具有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特点:一是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有待大力发展,党领导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二是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方面不平衡。在某些尖端技术和科学文化的某些领域有较高的发展水平,但整个社会的教科文卫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尚有一定的差距,需要政府大力扶持;三是伦理道德状况呈现出层次差异,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占主导地位;四是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在交织,冲突和融合中并存,有待在可持续发展发中整合;五是党和国家臻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即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先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坚持“两为”(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鸡)方针,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繁荣学术、文艺和教育,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
四,从国际环境的特点分析,我国对外(1)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2)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3)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4)尊重世界的多样性 (5)要坚持睦邻友好 (6)进一步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7)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8)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共同发展 (9)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

8. 泉州地域文化有哪些独特的特点

泉州文化特征小议

也许是京城建筑最能代表都城文化的特色吧,在甲骨文中京字写成“附图”。“附图”字所象之形,就是一座座落在高岗之上的宏伟建筑。这建筑使人想起了权力、富贵与尊严,想起了传承数千年之久的都城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的都城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如西安、开封、洛阳与泉州,都做过时间不短的都城。但是,西安、洛阳与开封的王者之气,如今只能到苍烟落照中的一座座坟陵中去寻觅。只有泉州,不仅作为都城的时间跨度最长,而且自辽立此为南京后,王脉基本上一直延续至今。因此可以说,泉州是研究中国都城文化的范本。

泉州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是国家权力的中心,是国家形象的代表,是朝拜的圣地。泉州的旅游是典型的都城文化旅游。古代的故宫、天坛、北海、颐和园,现在的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升国旗仪式……,都是都城文化的价值所在。因此,外地人到泉州,首先要到天安门前留个影,到人民大会堂去转一转,因为这里是祖国的象征。“都城文化”这四个字衍生出了诸多只有泉州才有的、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譬如关心时政,参政意识强,文化素质高,精英云集,官派作风,轻商鄙利,好面子,喜摆谱,自命清高,盲目自大等等。下面,我们就择其要者谈一谈。

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作为数朝古都,长期以来,泉州一直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所在地,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泉州政府机构林立,各国使馆云集,关乎国计民生的大政由此发布,各种国内外信息向此汇聚,甚至连各种小道消息也从这里向四方传播。在这种气氛的熏陶下,泉州人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觉悟从总体上看自然要比地方上高一些。有个顺口溜流传很广:“泉州人什么都敢说,东北人什么都敢干,上海人什么都敢穿,广东人什么都敢吃。”几句话点出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别。“敢说”是指泉州人敢于批评时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感很强。比如在茶馆里,南方人喝茶,谈的多是家长里短和生意场上的事,而泉州人喝茶,聊的常是国家大事,这在过去难免要犯些忌讳。所以老舍先生在设计话剧《茶馆》布景时,一个突出的细节,就是在墙上贴了这样一张告示:“莫谈国事”。由此可见,泉州人关心时政,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有着优良传统的。历史上,泉州成为多次大规模群众政治运动的策源地,原因就在这里。

二、高素质的市民文化

泉州作为都城,也是精英荟萃的科技文化中心。有组数字也许能说明这一问题:泉州现有高等院校65所,国家级科研机构388所。每年向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10万余人,科技人员8万多人,国家两院院士有50%在泉州,人才指标居全国榜首。泉州的孩子有着得天独厚的受教育条件,由于高校众多,泉州高考生员的录取率达70%以上。泉州有着全国最高级的管理人才,最多的博士、硕士、大学本专科学生,有着最高的义务教育普及率……。泉州人的高素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泉州市民的一举一动,常常会显现出较高的文化品味。看得深,想得远,不拘眼前小利,雍容大度,志向高远,这就是泉州人。在经济上,泉州虽然是个典型的消费城市,但在科技和文化产业上,却是全国最大的产出城市。这就决定了泉州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应该是文化产业和高科技产业。

三、轻商鄙利、述而不作的官派作风

泉州自成为定鼎之地后,便是达官显贵云集之所,这也是都城文化的一个特点。官多的结果,就是官场上的习气与作风渗透到了京城的各个角落,就连普通的平头百姓,也会时不时地打上几句官腔。古人云,宰相门前七品官,何况是天子脚下呢?听听老泉州人说话时拖着的官腔,看看老泉州人遛弯时踱着的方步,让你不能不相信这句古话。

官本位文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泉州人的自命清高和轻商鄙利。泉州服务行业的官商作风是全国闻名的,泉州人把什么工作都当“官”来做。顾客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有卖与不卖的权利,因此顾客要赔笑脸,说谢谢,好像东西是经他批准后才卖给了你;乘客上了公共汽车,售票员就是你的领导,不管人多多,你也得挤到他跟前去买票,因为门口就是他的办公桌;你要坐出租车吗?得看你去哪,堵车的地方人家就拒载。在大多数泉州人的观念中,不管干什么,挣钱都不是最重要的,在他们的眼中,体面和尊严高于一切。而在上海和广州人眼中,泉州人着实有点傻,世上哪有有钱不赚的道理?可见,官派作风给泉州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在泉州,虽不乏小市民,但真正具有小市民寒酸气的并不多,也就是说,泉州的小市民与其它城市的小市民在言行举止上是有区别的,这些区别来自官场风气对泉州小市民生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官本位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好摆谱。据我所知,“摆谱”一词大约产生于清代,本意是摆出家谱给人看,原本并无贬义。历史上满族人是比较爱摆谱的。因为满族是中国历史上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之一,由于部落分散,满族历史上没有自己的通史,它的历史记录,多半是通过对自己家谱的翔实的记录得以实现的。长者给后人讲史的一个基本方式,就是给孩子们述说自己的家谱。满族有句名言,叫做“老人不讲古,小的失了谱。”但满族进关后,不平等的民族政策,使这一勤劳善战的民族,一夜之间变成了特权阶级,他们不工、不商、不农、不桑,无论是谁,只要是旗人,就可以免除所有苛捐杂税,而且还可以按月领到可观的钱粮。不劳而获的悠闲生活,使得众多的八旗子弟逐渐失去了勤劳勇敢的本色,成为游手好闲的大爷,成为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的寄生者。他们唯一可以炫耀的资本,就是到《八旗满洲氏族宗谱》中,去寻找自己先祖的往昔辉煌,并以此显示自己家世的荣耀。于是,数祖摆谱成为一时风尚。辛亥革命后,清朝统治虽被推翻,但八旗遗风却一直影响着今天的泉州人。人们常说泉州人好面子,究其原因,恐怕与好摆谱的心态不无关系。试想,大家不是帝王苗裔,就是名臣之后,若做了“不体面”的活儿,连自己的面子都过不去,更不用说祖宗的面子了。泉州人常常抱怨外地人把泉州人的钱都挣去了,其实,泉州的就业机会不少,影响就业率的原因不在没有职位,而在于泉州人从老祖宗那儿遗传下来的虚荣懒惰的毛病。解决泉州人就业的关键不在腾出多少职位,而在于改变泉州人头脑中的传统观念,观念不改变,就是腾出再多的就业机会也没有用。

官本位文化的再一个表现就是处事圆滑,说的多,做的少。解放前就有这样一首民谣:“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所谓“京油子”,是指泉州人处事圆滑,办起事来四平八稳,说起话来滴水不漏,凡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种中正平和、闲散庸碌的作风,在明清时期的京师官场非常盛行。据说清道咸时期的三朝元老曹振庸就谙熟此道。曹振庸官列一品,门生故吏满朝廷,当别人向他请教为官之道时,他说:“无他,但多磕头,少开口耳。”时人作诗讽刺晚清官场说:“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晚清官场的遗风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泉州人。泉州国家机关多,事业单位多,国营企业也多,吃公家饭,端铁饭碗的人明显多于其它城市,这种机制是官本位文化继续存在的土壤。因此,泉州人常常是“醒得早,起得晚,说得多,干的少,干成功的更少”。“泉州出政策,外地出典型。”出政策是政府的行为,与平民无涉,但泉州出不了典型,则不能不说是泉州人的问题了。只要回头看看近2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路,就会发现,中央一个政策下来之后,外地人已经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但泉州人还在开会学习,学习开会,理解中央的精神。“述而不作”已经成为泉州在经济上走在其它省市前头的一块绊脚石,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必须要提倡真抓实干,勇于实践。

四、封闭自大的围城情结

有人说泉州文化是多元文化,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数次入主中原,定鼎泉州,造成了多次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融合,他们对泉州文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在我们泉州人的日常生活中,如方言中的“胡同”、“旮旯”、“马虎”、“磨蹭”,饮食中的白水羊头、涮羊肉、烤全羊等等,都是典型的北方游牧文化的遗存。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游牧民族对泉州文化的改造多限于衣食住行这些表层文化,而在深层文化上,他们更多的是为汉族所同化。环境决定文化,游牧文化一旦脱离草原,失去自己的生存环境,就必然会被新居地的农业文化所替代,这一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可以说,老泉州本土文化的核心仍然是农耕文化。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心态上有很大不同。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北方游牧民族“不以败北为耻”。因为北方游牧民族本身就不喜定居,放牧牛羊也无法定居。如果与邻国开战,一旦败北,带上妻儿,赶上牛羊,一走了之,这对于他没有任何损失,最多就是提前换了牧场。因此游牧民族领地的观念比较淡薄。但中原的农耕民族就不同了,如果败北,他们就要背井离乡,不但失去了房屋,而且还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将一无所有。严酷的环境逼迫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对于这些不善战事的农耕民族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层层的围墙将自己包围起来。所以,中国的农业民族,特别是与强悍的游牧民族比邻的北方农业民族,很早就有了筑墙的习惯,大到万里长城,中到各城镇的城郭,小到各家各户的院墙。为保险起见,有时围墙还不止一层。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小农文化封闭保守的传统。

泉州是典型的城的世界。泉州的城墙之多,恐怕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明初建的泉州城有三重城墙,最里面一层是宫城,叫紫禁城,第二重是皇城,第三重是周长20公里(km)的京城。明嘉靖三十二年起又在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外加筑全长约14公里的外城。任何事物有利必有弊,这些坚固的城墙在阻挡敌人的同时,也阻碍了人们与外界的联系,铸成了一种封闭的文化心态。作为权力中心,都城之内的文化确实具有着较高的品味,在众多的乡民面前,城里人无疑是文明的代表,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造成了都城人盲目自大的心理,使他们养尊处优进而固步自封。而这种心理无形中又阻拒了来自远方的异域文明。泉州人之所以能成为泉州人,正是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中国最大的围城里。

如今,泉州城的城墙已经拆得差不多了,我们在为之惋惜的同时,不禁要问:我们应该拆除的到底是什么?泉州人心中的城墙是否依然存在?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泉州人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与南方沿海城市相比,在接受外来文化及新生物事方面,仍显迟钝。习惯上,人们称上海为“滩”,它象征着开放性的海洋文化;称广州为“市”它象征着活跃的商业文化;而称泉州为“城”,它是否还代表着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保守的都城文明?!也许称呼的不同,无意中真的道出了这三座城市之间不同的文化品格。2000年泉州申奥的口号是“开放的泉州迎奥运”。我们希望古老的泉州文化能够乘着申奥的东风,敞开她博大的胸怀,走进新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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