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儒學研究成果

Ⅰ 錢穆在儒學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什麼

錢穆在儒學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如認為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真偽混雜，次序顛倒，後世傳說亦不可輕信，遂詳細考辨孔子的生平事跡，包括生卒年月、父母、志學、初任、設教、適齊、適衛、過匡、過宋、仕魯、至陳、至蔡及晚年居魯等，以及孔子的政治活動和著述等，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又如對晚清今文經學家如康有為等認定劉歆偽造古文經一事，錢穆撰《劉向歆父子年譜》，以令人信服的證據，否定今文經學家的觀點，了結了晚清道咸以來的經學今古文爭論的公案，從而在北方學術界一舉成名。此外錢穆對明理學尤其是朱熹之學，對清代學術尤其是乾嘉學派等，都有很深的研究。

Ⅱ 現代新儒學雙重困境的研究現狀

所謂「現代新儒家」，是由一批抱持傳統文化本位主義立場而又具有現代經世意識的知識分子所建立的、力圖通過吸納西方文明而重建儒家道德形上學以抗拒全盤反傳統思潮的攻擊、尋求中國現代化理想道路的思想流派。這個思想流派是在儒學受到全面批判處於「花果飄零」時期在中國曲折成長起來的。從思想發展的背景看，現代新儒學主要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興起的全盤反傳統思潮（實質上是全盤西化思潮）以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潮的「文化回應」。這一思潮大體肇始於20世紀20年代的「科玄論戰」，奠基於張君勱、熊十力，系統化於牟宗三的「新心學」和馮友蘭的「新理學」，而普及於20世紀80至90年代的國際新儒學思潮。現代新儒家做了許多理論創新工作，其中最有成效的是熊十力、牟宗三和馮友蘭。熊、牟二氏弟子眾多，在台港形成一大學派，其理論臻於精密；馮友蘭則是孤將獨帥，雖有弟子而未成軍立派，雖有理論而未臻精密。
然而，現代新儒家的理論具有明顯的時代局限和嚴重的理論缺陷：第一，他們懷有過多的悲情意識，因此不能客觀理性地評價馬列主義與共產主義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以及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也不能全面公正地認識與解釋中國傳統學術的缺陷以及西方新學的精華。第二，他們試圖純粹從中國文化傳統中開出或轉出原本沒有或極其貧乏的資源(諸如民主政治、現代科學與知識論)的努力是事倍功半的，在理論上充滿矛盾與困惑。第三，他們雖然有「援西入儒」的思考，但他們對西方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根本精神的認識是不深刻的。「現代新儒家」的困境和理論局限 閱讀答案。例如牟宗三提出「本內聖開出新外王」的命題，僅從外王的制度之用去理解西方民主價值觀，就反映了其固守傳統不求變道的思想局限。第四，他們具有強烈的道統觀念和衛道意識，缺乏新時代應有的博大胸懷和融攝多元文化的氣度，因而在理論上表現為相當程度的主觀獨斷性和排他性。至於馮友蘭的「新理學」，更是一個粗糙而非精密的、矛盾而非一貫的理論體系。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其人生遭遇了過多的政治運動和思想批判運動，因而干擾了他的「精神反思」，同時也由於馮氏在創建「新理學」過程中深受西方知識論和邏輯實證論的影響，過分注重了對理學概念的抽象分析而忽略了對儒學道德人文精神的闡發。因此，現代新儒學還只是應對型、精英型的，稱不上是變革型、大眾型的。

Ⅲ 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怎麼樣

巧合之下在圖書館借的此書，早已聽聞余英時先生的大名，不過還沒看過先生的書，作為在一個相對西化的家庭里長大的孩子，雖然會背誦一些論語的名句，但對儒學實在是知之甚少。余先生在論述儒家在現代遇到的困境時，首先統籌全局的對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出現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章中國近代思想史的激進與保守。在這一章里，余先生提出來非常不同的觀點，他認為近代思想的演變之問題不是出於所謂封建思想遺留，而是恰恰出現在思想激變過快。首先從源頭上講，保守主義conservatism最先出現於英國人Edmund Bruke的書《法國大革命的反思》。而保守一詞在西方社會並非是帶貶義之詞，無論是保守亦或是激進，都是相對於一個體系而言，比如說美國的保守與激進則是相對於美國自由主義傳統的系統，也就是說這是一個鼎的三足而並非是兩個極點，conservative-------liberal-----------radical。 而近代中國我們其實沒辦法把我們的思想稱之為保守或激進的原因便在於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現狀不斷在變化，沒有一個秩序是穩定的，沒有一個基礎可以衡量保守或激進的根據，其實也就是說沒有中間的我們的「liberal」 儒學從很早開始就是成為了我們社會的基石，我們宋代的王安石變法就可以化為保守與激進，這是因為無論是王安石還是司馬光，他們兩的主張都是相對於一個秩序，也就是以儒家為主宰的政治倫理的秩序，王安石要求大幅度的改變這個秩序，而司馬光要求要保留大部分，他們兩人都是肯定一個共同的秩序，沒誰想要意圖觸動這個秩序。 而在中國近代史上，我們是不斷的在打破制度，並沒有一個制度在中間，所以從根本上無法稱之為保守或則是激進，只能說我們一直在激變，中國經過五四以後，先是否定了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認為是負面的，是現狀造成的主因，但是我們卻並沒有構建起一個新的體系，中國思想的激變跟現實有關，因為現實沒有一個秩序可供立足，大家就不斷去推翻前面的，思想停不下來，而又是這種停不下來的思想導致新的秩序遲遲無法建立，這變成了一種尋找的怪圈。 儒家作為這次激變運動的主要批評打倒對象，當然成為眾矢之的。雖然激變運動在中國當時的救亡圖存的現狀下是具有其不可爭議的必然性，但是相較近代西方與近代日本，我們的激變化走的太遠了，文化上的保守力量幾乎絲毫沒有發生制衡的作用，那時候中國主流思想要求我們徹底的和傳統決裂，因此我們對傳統文化一味的批判，而極少的同情，以至於現在我們甚至對傳統客觀對待與冷靜的研究也做不到，因為我們內心深處其實已經對他排斥。 當然余先生並不是一味的想要「復古」，而是想要告誡當代，思想的變化不可激變，而是漸變，矯枉不能過正，雖然我們今天大量的提倡要學習中國的古典文化，但可悲的是在這個已經變化了思想的時代，我們不過是用來西方的各種思想與主義來詮釋。不自覺的以西方觀念來做比附，中國史籍中的「本意」我們確實難以產生共鳴了。我喜歡余先生這樣的勸諫，「唯有溫故方能知新，推陳才能出新，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 中國自己的社會不能一味的對西方進行拿來主義，外來的和尚並不一定好念經，西方的果實開在自己思想文化的土地上，而我們的果實開的豐盛不僅要借鑒西方的經驗，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中國這傳統之壤的化學成分，不然文化殖民地的心態無法克服。

Ⅳ 現代儒家思想的發展狀況

儒家思想精髓及在中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作用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會影響在與它為封建統治階級創造了整套治理國家和社會的理論思想體系，並讓中國的統治階級成功的應用於中國的社會國家治理實踐獲得了封建社會統治中國二千多年的光輝人類發展社會史，這在全世界范圍內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是空前絕後的。也是中華民族以前現在和將來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於其治國理論學說，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會的思想外殼，儒家思想精髓在於它的社會倫理思想，正是封建社會倫理觀從國家統治階級的高度期望出發將人們生活現實中的行為規范用通俗的語言--道德意識規范起來，讓農民成為社會道德思想的奴隸，而這種封建倫理觀作為封建統治階級上層建築社會意識中的最廣泛影響治理社會群眾基礎的核心，從而完成對國家社會雙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這種倫理思想上升到中華民族精神意志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代表----毛澤東和鄧小平掌握及創造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應用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獲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功。 當前蘇聯的解體給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震驚，當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面臨危機和矛盾讓世人困惑迷茫時，智慧的中國馬克思主義代表---胡錦濤已經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及全世界社會發展在理論上指明了理論創新的方向---和諧社會主義理論----科學社會主義倫理觀的創建和社會實踐在構鍵和諧社會方面的意義和作用。科學社會主義倫理觀是儒家思想精髓的發展是適合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意識。它是東西方人類最進步思想意識的結晶。它的誕生和實踐應用不僅僅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健康快速發展保證，也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上的革命，更是全世界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指引。因為它是馬克思主義意識能動性---社會意識能動性在社會實踐上的成功應用。

Ⅳ 儒家思想對當今中國現代社會的積極影響

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所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統治結合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我們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

1、「禮治」主義

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

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2、「德治」主義

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姦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3、「人治」主義

「人治」主義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復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從這一角度看，「德治」主義和「人治」主義有很大的聯系。

「德治」強調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則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政治。由於儒家相信「人格」有絕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礎上便發展為「為政在人」、「有治人，無治法」等極端的「人治」主義。

孔子把「仁」作為最高的道德原則、道德標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個把整體的道德規范集於一體，形成了以「仁」為核心的倫理思想結構，它包括孝(義)、誠(信)、弟(悌)、智(知)、忠、禮、勇、恕、廉、溫、恭、寬、良、恥、讓、敏、惠等項內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礎，是仁學思想體系的基本支柱之一。

「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對中華文化和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5)現代儒學研究成果擴展閱讀：

儒學思想現代意義的兩個重要原因：

1、我們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的全面民族復興，此時此刻，必須回顧我們的歷史文化傳統。

2、新的世紀，我們的國家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費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覺」的問題。我們要建設「和諧社會」也必須有個對自身「文化」上的自覺。

什麼是「文化自覺」？費孝通先生說：「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們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古』，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

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來研究我們民族文化的歷史和它發展的前景，就必須適應當代世界文化發展的新形勢，即「新的軸心時代」到來的文化發展的新形勢。適應我們國家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必須有一個文化自覺的要求。

Ⅵ 儒學在中國古代、近代和現代的主要社會作用

中國儒學發展的第四個階段，是從康有為開始的，與西方近代民主、科學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現代新儒學。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隨著中國封建制度的開始解體，當時以性理學為代表儒學也走向了衰落。此時，在外國資本主義的武力、經濟、政治、文化的侵略和滲透下，中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急局面，一大批先進的中國人奮身而起，為救亡圖存而斗爭。而此時的儒學，不管在制度層面還是在思想意識層面，都在相當程度上起著阻礙社會改革和進步的作用。以至戊戌變法的志士譚嗣同大聲疾呼地號召人們去沖決封建禮教的網羅。儒學在西方經濟、政治、文化的沖擊下，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從而到了不進行變革就無法繼續生存下去的局面。
中國儒學的向近代轉化，或者說把傳統儒家思想與近代西方文化連結起來、融通起來，我以為是從康有為開始的。由於康有為始終表忠於清朝皇室，又積極支持張勛搞復辟，因而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康有為作為保皇派的形象超過了他作為一名維新改革派的形象。其實，康有為是中國近代最早、最有影響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之一。他打著托古改制的旗幟，借用儒學，特別是抬出孔、孟來宣傳其維新變法的理想。他一方面在宣傳當時西方社會政治理論和哲學思想時，總要引經據典地到中國傳統儒家孔、孟的學說中去尋找合適的言論，以證明他所推行的那些社會改革方案也正是我國古代聖賢們孜孜以求的理想；而另一方面，他同時也對儒家孔、孟學說做了許多新的解釋和發揮，使其符合於當時人們所了解的西方文化，並以此證明他所推崇的傳統儒學是完全合乎時代潮流的。
康有為對孔子學說有一個全面而簡要的介紹，他說：「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體在各明名分，其用在與時進化。」然後，他加以發揮說：「夫主乎太平，則人人有自主之權；主乎文明，則事事去野蠻之陋；主乎公，則人人有大同之樂；主乎仁，則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許可權，則人人不相侵害；主乎與時進化，則變通盡利。」（《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序》）從這個簡要介紹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康有為已經是以近代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理論來解釋和發揮孔子之道了。康氏注釋「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一句說：「蓋博愛之謂仁。孔子言仁萬殊，而此以愛人言仁，實為仁之本義也」。（《論語注》卷十二《顏淵》）這里，康氏之意與上述程朱之意正好相反，而且他心目中的「博愛之謂仁」也不同於韓愈所謂的「博愛之謂仁。」他的博愛說中已含有某些近代資產階級博愛思想的成分。他把「仁者愛人」和子貢所講的「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無欲加諸人」（《論語．公冶長》）聯系在一起解釋說：「豈非所謂博愛、平等、自由，而不侵犯人之自由乎！」（《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至於把孔子說的「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解釋為「舜任官得人，故無為而治。蓋民主之治，有憲法之定章，有議院之公議，行政之官，悉由師錫，公舉得人，故但恭己，無為而可治。若不恭己，則恣用君權，撓犯憲法，亦不能治也。故無為之治，君無責任，而要在恭已矣。此明君主立憲，及民主責任政府之法。今歐人行之，為孔子預言之大義也。」（《論語注》卷十五《衛靈公》）以及把孟子所說的「得乎丘民為天子」，解釋為「共和之民，選總統也（《救亡論》）等等，則在康有為的著作中可以說是俯拾皆是。譚嗣同受康氏的影響，專門提倡「仁學」。他也認為，「仁」以「通」為第一義，而「通」的體現就是「平等」。所以他說，孔子學說的根本精神是：「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仁學》）
康有為對於儒學，特別是原始儒學孔、孟思想的崇拜和信仰是不容置疑的。他認為，傳統思想文化中有某些基本的東西是絕對不能去掉的。但同時他又是一位主張變革維新的人。盡管他反對徹底取消君權的民主共和制，但他也反對固守封建君主專制主義，而主張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和君主立憲制。所以，康有為自始至終是借儒家孔、孟思想來宣傳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的，而不是為君主專制主義作論證的。同時，在康有為把儒家孔、孟思想與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學說和哲學理論聯系在一起的過程中，雖然有許多生搬硬套、牽強附會、乃至幼稚可笑的地方，但是也不能否認，其中多少包含著某些為使傳統儒學向現代轉化的探索和努力（也許這種探索和努力還不是自覺的）。所以，我一直認為，如果說現代新儒學的概念是指把儒學與西方近代思想文化融通起來的話，那麼康有為應當是第一人。
但是，康有為為儒學現代轉化的探索並不成功。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他還是要把政治制度層面的儒學與思想修養層面的儒學捆在一起。他不僅根本沒有想過要把這兩個不同層面的儒學區分開來，甚至主張把儒學改造成為宗教，並在憲法上把孔教規定為國教。這些主張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很難為正在為推翻封建專制統治而奮斗的人們所接受的。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後，由於清皇朝已被推翻，封建專制政治制度從名義上講也不再存在了。因此，除了一小部分當權者繼續企圖把儒學與社會政治制度聯系在一起外，更多的人則是把儒學作為傳統思想文化遺產，做學理方面的研究。這些人所關心的是，在西方文化沖擊下如何匯通儒學與西方文化，如何繼承和發揚儒學的優秀傳統，以保持民族的自主精神等問題。這時涌現出了一批關心儒學命運和前途的學者，如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錢穆、馮友蘭、賀麟等，他們都在匯通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來解釋儒學，發展儒學，乃至建立起某種新的儒學體系。而他們的共同願望，也可以說都包含通過對儒學的現代闡釋，發揚民族傳統文化，使其在當代人的思想道德修養和民族主體意識的確立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
賀麟在四十年代一篇題為《儒家思想的新開展》的文章中，提出了「建設新儒家」和「儒家思想新開展」的口號，並且認為：「一如印度文化的輸入，在歷史上曾展開了一個新儒家運動一樣，西洋文化的輸入，無疑亦將大大地促進儒家思想的新開展。西洋文化的輸入，給了儒家思想一個考驗，一個生死存亡的大考驗、大關頭。假如儒家思想能夠把握、吸收、融會、轉化西洋文化，以充實自身、發展自身，儒家思想則生存、復活而有新的發展。」（見《文化與人生》一書）這是說，傳統儒學只要善於把握、吸收、融會、轉化西方文化中的精華，是可以得到新發展的。事實上，這一時期發展起來的新儒學體系，大都具有這方面的特點。如馮友蘭的「新理學」體系，就是在吸收、融會近代新實在論理論和邏輯方法等基礎上對宋明程朱理學的發展。賀麟的「新心學」體系，則是在吸收、融會近代西方新黑格爾主義基礎上對宋明陸王心學的發展。至於熊十力，從《新唯識論》文言本、白話本，一直到《原儒》《乾坤衍》，他所構築的哲學體系，我認為應當稱之為「新易學」體系最為恰當。他在這個體系中，不僅匯通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玄的思想、方法，而且也廣采博納近代西方新康德主義、柏格森主義等理論內容，對於以「易」為中心的儒學理論做出了積極的發展。
從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乃至五十年代初），是現代新儒學發展活躍、豐富、有理論深度和價值的時期。他們所取得的成就和尚存在的問題，都值得我們認真地加以研究和總結。現代儒學發展的理論深度和體系影響很值得研究。

Ⅶ 現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
原名煥鼎，字壽銘。曾用筆名壽名、瘦民、漱溟，後以漱溟行世。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開封，清中葉官游廣西桂林，生於北京，現代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現代新儒學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

梁漱溟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和哲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在晚年，他曾將自己的學術生涯劃分為三個階段：西方功利主義、佛學、儒學。《究元抉疑論》為其早年研究佛學的成果之一，其後他關於唯識的研究在論著《唯識述意》中有了更加詳細和有力的論述。在被蔡元培先生聘請為北大哲學教授之後，基於當時北大作為中國各種文化和思潮的論戰中心，他開始發起了以東方學和儒學為主的研究，以回應當時由胡適所領導的新文化對傳統思想之批判。他透過審視東西文化的發展和局限，重新評價儒家思想，影響了同期學者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其成果在當時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而這本論著也成了現代新儒學的先驅。重要著作有《印度哲學概論》（1919）、《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19）、《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1931）、《鄉村建設理論》（1936）、《中國文化要義》（1949）、《人心與人生》（1984）等。

Ⅷ 白鹿原與儒家文化研究成果怎麼樣

白鹿原》寫於九十年代初期，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滄桑變遷的雄奇史詩，一幅中國農村斑斕多彩，觸目驚心的長篇畫卷,是當代長篇小說的扛鼎之作，榮獲了第四屆茅盾文學獎。小說以其深沉厚重的思想，強烈鮮明的藝術特色，轟動了90年代的文壇，並贏得了廣泛的稱贊，被認為是「一部新時期最厚重、最值得研究的力作」，「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

家族紛爭、階級矛盾、對權利和慾望的追逐,構成白鹿原半個多世紀的「民族秘史」。「它著墨於素有「仁義村」之稱的白鹿村,以白鹿原為近現代歷史替嬗演變的舞台,把白鹿兩家三代人的各自命運發展的相互間的人生糾葛作為主線,細膩地反映出白姓鹿姓兩大家族及周圍各色人等祖輩三代人的恩怨紛爭、靈肉交纏的人性寫照。」在白鹿原上，上演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活劇：巧取風水地,惡施美人計,孝子為匪,親翁殺媳,兄弟相煎,······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陣痛中顫栗。
「白鹿原所在的關中地區是多代封建王朝的基地,具有深潛的文化土層,那麼生成於這個土層之上的白鹿兩族的歷史也就典型不過地積淀著我們民族的文化秘密」作者獨特地從文化的視角對白鹿原進行審視，以關中的生活為中國的歷史縮影，深層挖掘中華民族的文化思想，著重表現了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文化精神。儒家文化所推崇的思想使「所有悲劇的發生都不是偶然的, 都是這個民族從興衰走向復興復壯過程中的必然。」儒家文化的所推崇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使我們獲益匪淺，但其所衍生的種種不良思想如官本主義等也給中國的健康發展蒙上了陰翳。
《白鹿原》塑造了許多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其中既有下層農民（鹿三、小娥），也有封建地主（鹿子霖、白嘉軒）；有共產黨（鹿兆鵬、白靈），有國民黨（田福賢、鹿兆海）；還有一些社會名流（朱先生、冷先生）。在這些人物形象中，作者著墨最多、塑造的最為成功的，當屬白嘉軒這個人物。白嘉軒出生在清朝末年，是接受過中國古代儒家文化教育的近似於「地主」的農民。他是儒家文化滲透到舊鄉村倫理道德的化身，儒家文化的兩面性在白嘉軒身上得到明顯的體現，其中，不乏優秀的因素，促人正直向上；又存在不少消極落後的東西，如根深蒂固的封建性，自我封閉，保守狹隘，虛偽冷酷等。"生存狀況的無奈使他不能成為獨立於環境之外的理想范疇的仁義聖人。儒家文化使他身上交織著美與丑、善與惡, 他既美麗又醜陋, 既崇高又渺小。"
一
數千年來，儒家文化不僅是一種官方文化形態，也是一種民間文化形態，滲透到社會各階層物質和精神的每一個細部，影響著每一個人。「封建文化封建文明與皇族貴妃們的胭脂水洗腳水一起排到宮牆外的土地上，這塊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納污濁。在緩慢的歷史演進中, 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為鄉約族規家法民俗、滲透到每一個鄉村、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家族、滲透進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 形成這一方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結構。」「仁義」是儒學的核心要旨，在《白鹿原》中以「仁義」為核心的儒家文化精神貫穿始終，「仁義」是白鹿原人共同的精神追求，孕育了白鹿原淳厚的民風。作品中是以白嘉軒和朱先生為代表的，是儒家文化正面價值的象徵。如果說朱先生是儒家性理文學的集大成者，那麼白嘉軒則是最忠實的實踐者。
白嘉軒是一位土生土長的關中漢子，是「愛人」的仁者。他恪守祖宗遺訓，崇尚道德風尚，尊重君子，重視教育，視「耕讀傳家」為行為指南，以「仁義」修身養性。他人品正直，寬厚仁慈，面對命運，泰然處之，百折不撓，他的處事無不散發著人格的魅力。在他身上古老的中國傳統文化透射出巨大的力量。當最基本的生存條件滿足之後，恪守仁義成為他對儒家文化把握和實踐的一種潛意識的自覺、本能的行為。白嘉軒做人的品格集中體現了儒家文化的「仁、愛」，他是「愛人」的「仁者」。他與鹿三是僱傭的關系，但他們之間超越了主奴關系，表現出相互間的理解、支持，散發著人性的光輝。他與長工鹿三以兄弟相稱，以手足相待，從不剋扣鹿三的工錢，麥收打下的頭一場麥子，秋收後的頭一茬棉花，都是鹿三的。遇上好年景，還要多加兩斗麥，讓鹿三過個好年。特別是在飢饉之年，他寧肯挨餓也不趕走鹿三。他把自己的兩個兒子送進學堂讀書，也同樣把鹿三的兒子黑娃親手送進學堂。既使後來黑娃打斷了他的腰骨，但當黑娃重新學好為人時，他不計前嫌，以豁達而寬容的態度讓他回祠堂祭祖。之後，黑娃被陷害鋃鐺入獄，他親自到自己的縣長兒子面前為黑娃求情。在他身上所體現的是儒家文化通過民間形式對一名地地道道的農民所產生的潛移默化的感染力和滲透力，重利輕義的「仁義」精神在他身上實現了較完美的體現。
他六娶六喪，加之冷言諷語，對常人來說也許是致命的打擊，會精神崩潰，但白嘉軒挺直腰板闖了過來。隨後而來的孝文墮落、白靈出走、拆房失地、祠堂被砸、瘟疫席捲、妻子去世、家庭遭劫等一系列天災人禍都沒使他垮下來，他一直直直地挺著腰板面對一切。即使後來腰骨被黑娃打斷，他仍高高地昂著頭，顯示出他被儒家文化熏陶下的頑強人格、堅韌精神。他一生都踏實奮斗。他的人生觀是樂觀的，他從不絕望，他相信人定勝天，「天殺人人不能自殺。」他的個人奮斗行為闡釋了傳統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信條。
二
在白鹿原上，白嘉軒是一個建設者，一個改革家，是白鹿原村民的保護人。然而，他身上一方面體現著剛直的硬漢精神，正直、仁義的美德，另一方面也體現著中國傳統道德規范的反動和保守。,「例如其儒家文化認同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對其親情的遮蔽, 其對於族權的極度關注在某種意義上似乎『拆解』 了『 仁義』等等, 因而『建構』 與『解構』之間存在著些微裂隙。透過這些裂隙, 我們可以洞見文本在對白嘉軒這個「 白鹿原上最後的男子漢」 熱情言說的同時又隱含著無奈的消解, 因而呈現出一個悖論。而政治時世的擠壓、儒家文化的規約與白嘉軒在磨難面前自然人性的不自覺流露等一起構成了巨大的張力, 形成了對讀者的強大的沖擊。」
小說開始不久,就以大篇幅描寫了他精心策劃、自導自演的一場「買地戲」,將他狡黠、迷信的「小農意識」表現地淋漓盡致。「內心慾火中燒，外表上顯出可憐和無奈，可謂深諳人心之道，目的則在把鹿家的風水寶地弄到手，保佑白家福運綿長。」在這場戲中，說白嘉軒是一個陰謀家，也許並不過分。他的手段和智謀為人嘆服。為了牟取暴利，他又第一個在白鹿原種植起鴉片，他並不考慮種植鴉片帶來的後果，雖然他深知鴉片的危害，深惡痛絕吸食鴉片的人，他身上人格的兩種表現。實際上正體現了儒家文化的兩個方面。
「族長的地位，他所維護的禮教，他所秉持的傳統觀念，既鑄造了他人格中的剛直、正義、仁愛，也凝聚了他人性中的僵硬和冷酷。」白嘉軒明知李家寡婦是「 真正的婆娘見識」 , 但他卻「 無法寬容鹿子霖」 , 因為這是白鹿村上第一個敢向他說不、挑戰他族長的尊嚴、並可能威脅他族長地位的人, 他不能向他低頭。黑娃與田小娥相愛，白嘉軒卻決不允許兩人走進祠堂祭拜祖宗，以此否定他們的正常結合，甚至視田小娥為爛貨、禍害，可以說田小娥的墮落、慘死是白嘉軒一手造成的。在發現孝文與小娥的所謂「姦情」後，對他們二人進行了一場令人心驚的「刺刷」，並與兒子斷然分家。白嘉軒在維護傳統道德，「挺正、挺硬自己腰板」時，是以犧牲人情和人性為代價的。為了維護封建道德，對於自己的叛逆的親生兒女，同樣也不手軟，暴露了他的殘酷和冷漠。在他的內心深處，他是封建倫理道德的忠實的擁擠者，也是堅定的執行者，他不允許在自己的家庭中出現像白靈、孝文違背祖宗遺訓的人物，這樣的行為在他看來是大逆不道不能容忍的，更是不能寬恕的，於是冷漠地置妻子臨終前再見孝文和白靈一面的要求而不顧，表現出毫無人情的鐵石心腸。對於鹿三，白嘉軒看似將其當做兄弟，但卻「一直並未忘記兩人身份的差異, 因此他才一再地在家人面前重申『 不許將三伯當外人』 。在我看來, 這種強調本身其實也就是一種身份的暗示, 他們並沒有從骨子裡、血緣里融合, 所以需要不斷地提醒家人、提醒自己。」他的人性在封建禮教的浸泡中已經走向變形，他的「仁義」之舉和其權威的不可抵抗性，折射出一種虛偽的狀態和無情的冷酷。

他既自尊自信、律人律己、頑強、堅毅，又頑固、守舊、冷酷無情，正如作者所說：「他背負的精神封建道德負面有' 吃人' 的東西在裡面。」孝文借糧他不給，導致大兒媳餓死，為「仁義」能大義滅親，不念骨肉，可以將父道棄之不顧，這樣的「仁義」與滅絕人性有何區別？「白嘉軒身上負載了這個民族最優秀的精神，也負載了封建文明的全部糟粕和必須打破、消失的東西。否則這個民族就會毀滅。這些東西部分集中在他身上有時就變成非常殘忍的一面吃人的一面。」在他身上即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也體現了封建文化的反動與保守。「白嘉軒，他身處於封建社會政權形式已經解體，但他的心態仍然在延續著封建文明和封建糟粕，他的身上具有幾千年延續下來的封建人格力量，他的硬漢精神就是這個民族的封建文明製造出的民族精神。」「作為一個封建性人物，雖然到了反封建的歷史時代，他身上的許多東西仍呈現出充分的精神價值，而這些有價值的東西卻要為時代所革除，這些有價值的東西就顯出濃厚的悲劇性。」
陳忠實曾說：「一個民族的發展充滿苦難和艱辛，對於它腐朽的東西要不斷剝離，而剝離本身是一個劇痛過程。我們幾千年的封建制度，許多腐朽的東西有很深的根基，有的東西已滲進我們的血液之中，而最優秀的東西和新生的東西要確立它的位置，只能是反復的剝離，所以，我們這個民族就是在這樣一種不斷飽經剝離之痛的過程中走向新生的。」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 其思想影響力永遠不會消失, 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應該採取「 揚棄」 的態度, 吸收其精華,剔除其糟粕。

Ⅸ 儒家文化的現代價值

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仁」。儒學在東周時期就已經開始影響著當時的社會環境，直至先秦經過孔孟荀等的大力發展形成了先秦原始儒學，西漢時期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得到統治者漢武帝的大力支持，至此儒家思想成為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宋明程朱理學、清末現代儒學，都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直至今日儒家思想已經影響了我們2500多年。

儒家文化的現代價值主要體現在：道德價值、教育價值、科學、經濟價值、政治價值四個大方面。
一、道德價值
作為儒家文化的創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並以之作為治國使民的基本原則。「仁「作為儒家道德理論的基本原則，是各種道德規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發點，在眾德體系中居於核心地位。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又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雍淵》）。這就表明，「仁愛」是既是一種責任，又是一種義務，更是一種推己為人的利他風尚和助人為善的精神，要求人們做到「互利互惠」。一方面要敢於和善於追求個人正當利益，爭取個人在法律和政策范圍內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又要惠及他人，利他益眾。
「孝」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和特徵之一，同時也是儒家倫理思想中基本行為規范和重要道德范疇。在儒家道德體系中，孝悌是仁德的開始和基礎。「孝」是家庭和諧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為一個人最基本的倫理道德准則。一個不「孝」的人，何談為人，更何談什麼道德品行？儒家的眾多關於「孝」的論述，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在當今社會更應該發揚光大、代代相傳。
孟子的性善論提出四種心，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信義」作為它的重要體現，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價值。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捨生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這里生命和道義是合理的存在的，但當兩者發生沖突或利害關系時，對道義的追求就高於了對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犧牲生命才能堅持道義的時候，人就應該捨身求道，捨生取義。而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更是激勵了一代代中國的仁人志士捨身為國。「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在當今物慾橫流的社會中，「信」與「義」作為一枝獨秀，將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
儒家的道德倫理學說是儒家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形成及發展有其深遠影響。在上千年的歷史演進中，儒家道德倫理學說促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優質品質，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人思想為歷朝歷代所倡導。批判的繼承其思想，對於個人德行修養有其根本性的指導作用。
二、教育價值
孔子無疑是中國最偉大的教育家，他興辦私學，推動平民教育的發展，「有教無類」的思想可以說是最早的平等教育主張。「學而時習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等思想已經影響了無數教育活動的參與者。孔子的教育思想還具有很大的終身性，即提倡「學不可以已」。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為政》）這是他對自己學思歷程的描述，通過這一描述，可以看出，在孔子的一生中，由十五歲「志於學」開始，到七十歲達到「從心所欲不逾距」而止，其人生境界不斷提升，而其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正是其終生「學而不厭」的結果。孔子通過其經歷以及理論為後世的教育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其後，宋明理學將儒學的教育思想繼承發展，不僅強調了學習的重要性和終身性，如朱熹說「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觀點，不僅要認識，更應該實踐。這種思想對於解決今天學校教育與社會需求脫節的問題應當有借鑒意義。
儒家的教育思想更多的是一種道德教育，對當代人的價值在於思想價值觀的修正。比如孔子「敬鬼神而遠之」的人文主義精神，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志存高遠……這些都對現代教育有很大的積極意義。
三、政治價值
儒家的思想，不僅是道德的哲學，生活的哲學，當然還是政治哲學。重要體現之一就是孟子的「仁政」主張和民本思想，主張「德治」「輕刑薄稅」「聽政於國人」「與民同樂」。儒家還提出廉政的思想，孟子提出了要「仁民」的政德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為政清廉不僅自身廉潔，還要關心老百姓疾苦，為民興利等。現代的廉政建設也不妨借鑒一二。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意思是說，政府官員的倫理行為，昭示著社會的倫理導向，是整個社會道德的表率，官位不是為自己牟利的機器，而是為百姓造福的手段。
眾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僅是一種政治手段，還是一種政治目的、政治價值，即儒家學者理想中的社會至少是一個和諧、團結、和平的社會，這與時下的和諧社會建設相似。對於霸權主義橫行的時代，儒家「大同思想」及「和」的主張可以起到抵製作用，以「王道」對抗「霸道」，也正是儒家文化從中國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因素。
以「仁」為核心的儒家政治思想，閃爍著民主、民生的光芒，在歷史的變遷中融入了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影響著中國人的政治活動。盡管有其歷史局限性，但它「禮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張，都對當今政治有借鑒意義。
四、科學、經濟價值
儒家文化經過歷史長河的洗禮，已經不是幾句話、幾本書可以完全概括的了。從儒家文化經典到儒家文化遺址，這些物質文化范疇的東西是我們現代人研究儒家文化的重要工具，科學價值不容忽視。同時，一些文化遺址，如孔府、孔廟、孔林等的開發還帶來了不菲的經濟收益，推動了一方經濟社會的發展。

儒家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寶貴遺產，更是文化上的優勢。對儒家文化發源地中國來說，我們既不能妄自菲薄，對孔孟之學全盤否定，又不能陶醉於歷史，在故紙堆中被束縛，而應該批判的繼承加以吸收，與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發揮儒家文化應有的現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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