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簡出土成果目錄

❶ 尹灣漢墓簡牘的研究成果

自尹灣漢墓簡牘部份資尹灣漢墓簡牘料和釋文在《文物》 1996年第8期發表以後，立即引起了國內外學者包括日本、台灣地區、香港地區和國內學者的高度重視。當前已公開出版的有關專著五部和70多篇論文。論文的觸角已接觸到漢代生活的各個層面。一時間，尹灣漢墓簡牘成了國內外歷史界、考古界特別是簡牘研究專家矚目的焦點。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廖伯源先生，1997年初，才獲見國內出版的1996年8月號《文物》，1998年7月，其專論尹灣墓簡牘文書考證的專著《簡牘與制度》已經由台灣文津出版社出版。今年五月廖先生又利用尹灣簡牘資料新出《秦漢史論叢》一本，約二十萬字。其考證之精闢，速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
從文物的搶救、保護直至合作研究的全過程，得到了市縣文化局諸位領導的關心和支持這是工作能夠順利開展的保證。
尹灣漢墓簡牘，從發現到成書出版歷時三載，文易六稿。張政烺先生在鑒定書中的評價是：「從我 94年8月初見到這批文物照片到今年結集成書出版，時僅三年，是我多年來所見簡帛書整理中速度最快的高水平的著作」，原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徐蘋芳教授認為：「此書釋文准確，達到當前的高水平。」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教授認為此書「在已有的關於漢代簡牘釋文和整理工作中，是一項高水平的成果，完全達到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所要求的標准。」
李學勤先生在《尹灣墓簡牘》出牘鑒定會上指定：「這次《尹灣漢墓簡牘》的出版，屬於整理的成果。研究工作不是一代人兩代人所能完成的。」是的，將這些資料公布於社會，為專家學者的研究活動提供第一手資料，促進歷史和相關學科的發展，就是我們工作的目的和意義。
另外，由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主編的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尹灣漢墓簡牘綜論》也於 1999年2月出版發行，其中收集了國內27位學者有關尹灣簡牘研究的專論。1999年4月，由日本國社團法人日本書藝院，編輯發行的《尹灣漢墓簡牘》，選取了尹灣簡牘中有重要書法藝術價值的《神烏傅》等重要簡牘，作為1999年日本書藝院展的特別紀念品，在日本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從《尹灣漢墓簡牘》公開出版不到一年，利用尹灣簡牘在漢史研究上有六大突破：
1、校訂《漢書》、補正史籍之突破： 《漢書》是研究漢史的信史之作。但在兩千多年的轉抄、點校和翻印過程中，由於人為的因素，傳世典籍，遞相傳錄，極易羼入後人的修改亂竄。《集簿》、《吏員總簿》、《設置簿》等簿籍中揭示的第一手資料，時人實錄，原物原貌，原字原形，無竄改之嫌，因而填補了一些關鍵性的空闕，可以直接用來校訂《漢書》，補正史籍，評判前人研究成果的有關結論。
《集簿》中有關一些縣的名稱，可以用來校正《漢書·地理志》中一些縣名的訛錯。如「海曲」乃「海西」之誤。「祝其」當為「況其」之誤。「於鄉」當為「干鄉」之誤。「蘭祺」當作「蘭旗」，「南成」當作「南城」。東海郡有：「平曲」，一為縣一為侯國。有人或以為侯國之「平曲」，一為縣一為侯國。有人或以為侯國之「平曲當作「曲平」，現在可以斷定二平曲是正確的。
《漢書·地理志》中有「朐有鐵官」之記載。而《吏員總簿》和《長吏名籍》中東海郡下僅有下邳鐵官之設，而伊蘆有鹽官，另有「郁洲」、「北蒲」兩個鹽官別治。這三地皆為朐地，可證《漢書·地理志》中「有鐵官」當為「有鹽官」之誤。
2、漢武庫研究之突破
尹灣漢墓簡牘中《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的發現，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是我國迄今為止所見有關漢代武庫建設中時代最早、內容最完備的統計報告，而且是發現在內郡政府文書檔案上，其文獻價值更非同尋常。正如中國文研所李均明先生在其武庫《初探》中所言：該報告「指標項目甚多，數列明確，對我們深入了解漢代武器裝備的情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
集簿中開列的是一個郡武庫中珍藏車馬器及與其相配應的作戰武器和其它裝備。其中皇室器物與庫存器物分列清單。皇室器物冠以「乘輿」，庫存武備以「庫兵車」統稱。其中庫存武備之數量足以驚人，兩項合計，「凡兵車器二百四十二千三百二十六萬八千四百八十七」。
東海郡武庫當為國家設在內郡的武庫之一。《漢書·成帝紀》如淳注引記載：「北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置令。」漢代不僅在長安，洛陽建直屬中央的國家武庫，而且在邊郡、內郡分設武庫。從集簿中檔案記錄來看，東海郡武庫有兩個特點，一是庫存量大，如弩的總數即達 537707件，矛的總數達52555件，有方（戈類兵器）達78392件。僅以此三頂足可裝備50萬人的軍隊，遠遠超出一郡武庫之所需。二是該武庫不屬東海郡管轄。因為在東海郡吏員總簿或吏員設置簿都未見有「庫令」的設置，因而可以斷言，東海郡武庫是國家設在東南沿海的直接受中央管轄的國家武庫。
3、西漢上計制度研究的突破
尹灣漢簡中《集簿》的發現為研究兩漢時期的上計制度提供了迄今為止第一份實物範本，其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居延漢簡、敦煌漢簡中各種簿籍可謂大量發現，但還沒有縣、郡級上計文書的發現，因此尹灣《集簿》就更為珍貴。
所謂上計，即由地方行政長官定期向上級呈報上計文書，報告地方治理情況。縣令長於年終將該縣戶口、墾田、錢谷、刑獄等，編制為計簿。從尹灣出土的實物看，它的准確名稱應為《集簿》。呈送郡國，郡國再由計吏根據各縣的集簿分類統計，再編制郡國向中央上報的集簿，由上計吏專程送長安，上報中央。朝廷據此考核、評定地方長官的政績。這種制度至西漢已十分完備，並有專門刑律《上計律》來保證上計制度的規范實施。關於上計具體內容，過去從未見過完整的範本，研究者只據胡廣《漢官解詁》所言，為「戶口、墾田、錢谷出入、盜賊多少」等幾項。而尹灣漢墓中出土的 1號木牘是2000年前西漢晚期東海郡上計的原始資料，即使不是原件也是上計的副本，鑿鑿可信。《集簿》的木質為側柏，長22.7厘米，寬6厘米，厚0.25厘米。正反兩面書寫，正面12行，反面10行，約700字，草書墨寫。
這 700字22項的統計，就是東海郡向中央上計的完整的內容實錄。看起來是一組組枯燥無味的數字，而正是這一組組數字，具體地反映了西漢晚期社會形態的各個層面，再現了西漢時期人民的多彩的社會生活的畫畫。社會學家、歷史學家驚奇、浩嘆。他們從這一組組數字里獲得了漢代人透露的歷史信息；他們從這一組組數字里汲取起無數的源泉，流淌出一篇又一篇的宏文巨制。
4、西漢政治制度研究的突破
西漢政制定度研究的范圍很廣，包括政府機構的組成及其運作，法律制度的建立及其應用，軍事制度的形成及其變化，文化教育制度的設施及其影響等。
漢代職官制度的研究，以往多注重於文獻，大多沒有跳出《漢書·百官表》、《後漢書·百官志》、《漢舊儀》、《通典》等一些古籍中關於漢代職官設置的記載。而且多側目於中央政權中的職官設置，最多到郡縣職官設置。自居延漢簡、敦煌簡牘等一些邊郡檔案文書出土以後，漢代職官制度、政治制度的研究向更廣闊的領域發展，成果豐碩。自 60年代始，台灣嚴耕望先生力致於漢代地方行政治制度的研究完成了系統力作《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將漢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推向深入，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史學界所推崇。但囿於文獻，新的考古材料的闕略，使許多問題，諸如亭制、鄉里等機構問題也未能作深入的探討。翦伯贊先生在其《秦漢史》著作中對西漢鹽鐵官的設置從郡官以下即語焉不詳，甚至有所臆測。自王毓全先生《漢代「亭」與「鄉」、「里」不同性質不同行政系統》一文發表後，聚訟紛紜，論爭近三十年。而尹灣漢簡一出，各項簿集中的有關記載，條理分明，系統有別，多年的論爭問題開始明朗。新的史料，為秦漢史的研究拓了新的渠道，提出了新的課題。
5、西漢術數類簡牘研究的突破
術數作為學科的類目，始於西漢。《漢書·藝文志》載：「（劉）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錄，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術數類包括天文、歷譜、五行、龜占、雜占、刑法等。尹灣簡牘中發現的術數類簡牘，有如下幾種：一是記於木牘之上的《元延元年歷譜》、《元延二年歷譜》、《元延三年日書》、《神龜占》、《博局占》；二是記在竹簡上的《刑德行時》和《行道吉凶》。
《元延元年歷譜》和過去出土的西漢歷譜相對，其最突出的價值在於其一年中的四時八節、伏、臘、祭日記載齊全，為過去居延簡中發現的歷譜所未見。為我們研究西漢的歷法又提供了一份完整的實例。對於糾正《萬年歷》中的錯訛將起到直接的校正作用。對於重構西漢朔閏表及歷式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
6、《神烏傅》與文學史研究的突破
《神烏傅》是尹灣漢墓出土的簡牘中唯一的一件文學作品。它寫於 21支寬簡上。出土時順序散亂，其中18支書寫正文，一支書寫標題，一支字跡漫漶不清，所記或為此賦的作者或為抄寫者。另有一支素麵簡。
「傅」在漢代是「賦」的通假。《神烏傅》是創作於西漢晚期一篇佚賦，全文約 664字。它講述了一個十分動人的禽鳥故事。這是一篇亡佚兩千多年的非常完整的漢代俗賦，其風格和以往傳世和新發現的一些屬於上層文學上的漢賦相比，無論從題材、內容和寫作技巧來看，更接近於民間文學。此賦以四言為主，用擬人化手法，講述烏、鳥爭巢的故事，與曹植的《鷂雀賦》和敦煌發現的《燕子賦》四言為主的寫法如出一轍。它的發現把這種俗賦的歷史提早了2000多年，這在古代文學史上特別是賦的研究上，大大地豐富了古代俗賦的研究內容。
《神烏傅》的發現價值不可低估。它為漢賦增添了一個新的源頭，它補充了古代禽鳥寓言文學系列中的又一個實例。使人們對這一類文學現象，從產生發展延續、變化的過程中有了一個更系統的認識。通過對《神烏傅》源流的觀察，起到舉一反三，提高人們對古典文學某些主題、題材、意象的產生、發展、繼承嬗變的興趣，從中總結出某些藝術思維的經驗與教訓，這也是一種新的文學研究的視角。
《神烏傅》是我國古代文學史資料的重大發現。補了費振剛先生主編的《全漢賦》的一個空白。更為重要的是《神烏傅》的發現與發表給文學史家一個新的反饋。研究文學史不能孤立地去注意文學現象，更要注意考古資料的新發現。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中曾出土《唐勒》佚賦的殘簡，安徽阜陽雙古堆曾出土《楚辭》及辭賦的殘簡以及東海尹灣《神烏傅》的發現，將把西漢賦史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里程。「文史一家」文學和歷史雙雙攜手，將會開辟出文學研究的新天地。
這批簡牘作為西漢末年內郡政府的文書檔案，其細致性、完整性和系統性的確為過去所發表的五類漢簡（敦煌、酒泉、張掖、武威、羅布泊）中所僅見。這批文書檔案出自一個確切紀年、明確身份的西漢東海郡功曹史師饒的墓中。文書檔案，包括私人文書和漢賦佚篇都是墓主人生前特定地位應該掌握佔有或保管收藏的檔案和資料，完全可以排除隨意製作的可能性。而作為陪葬品帶入地下，不僅是漢代葬俗的反映，而且為了希企其仍然具有位寵職高一如生前的地位。因而又確立了這批簡牘的科學性和可靠性。從這個意義上講，尹灣漢墓簡牘的學術價值是不可低估的。它對於秦漢史、中國政治制度史、檔案史、軍事史、術數史、文學史、書法史、簡牘史以及古籍整理和檔案保護技術的研究，都將提供全方位的第一手資料。北大裘錫圭先生說：「對尹灣漢墓的簡牘怎樣評價都不過份。」
尹灣漢墓簡牘區區 4萬余字，但文獻價值極高，等待專家學者的繼續研究。

❷ 竹簡的歷史文物

1. 1953年7月，湖南長沙仰天湖古墓出土竹簡42支，最長的22厘米，寬1.2厘米，篆文，每簡2-10字，為戰國之物。
2.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發現《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竹簡。約五千枚。
3. 1975年12月，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簡一千一百多枚。為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之物。
竹簡不僅在古代文化史、書籍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而且對印刷術也有重要的影響，特別是簡牘的形式，即為卷軸
裝的前身，為早期的雕版印刷所廣泛使用。現代竹簡更多的是收藏和家居
4.2001年 湖北楚天綠採用激光雕刻在優質楠竹材料上雕刻，字體雋永清晰，筆峰剛勁而富神韻 其竹簡筆筒,竹簡名片座更是將竹簡工藝向家居裝飾做得很好。
5.1975年12月，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簡一千一百多枚。為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之物。

❸ 湖南出土的竹簡改寫秦朝歷史，那麼記錄了什麼事情

2013年，在益陽市赫山區三里橋鐵鋪嶺社區兔子山，開發商在施工時，無意中挖出一些古跡，隨後考古專家進行搶救性發掘，最終發現古井16口，深度一般在9至10米，每口井中都挖掘出竹簡，其中已挖掘的11口古井中出土竹簡15000餘枚。

通過對“兔子山遺址”竹簡的解讀，學者發現這15000餘枚竹簡是益陽縣衙署檔案和公私文書，涉及人口、田畝、物產、稅賦、司法等方面，時代為戰國楚、秦朝、張楚（陳勝政權）、兩漢、三國東吳。各時期的竹簡可以彌補史料文獻的不足，為研究益陽在三國之前的歷史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極為珍貴。

在這些竹簡中，有一枚極為珍貴，因為這一枚竹簡與秦朝胡亥登基合法性有關，假若為真，那麼《史記》記載將被推翻。

總之，《史記》的胡亥矯詔為帝，不僅有著詳實證據鏈，而且秦漢相關史料也能印證，而《趙正書》的秦始皇傳位胡亥之說，卻只是一家之言，也缺少相關史料印證，屬於證，更別說《趙正書》像小說一般描寫了這段歷史。

當然，即便如此也不能說《史記》就一定是真相，《趙正書》就一定是杜撰，畢竟歷史真相有時候就是荒唐的、違背邏輯的！

❹ 秦漢簡牘帛畫的發現內容和研究成果

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從新疆樓蘭遺址採集到魏晉簡牘，被看作是中國簡牘現代考古發掘的濫觴。2001年8月在湖南長沙召開「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暨長沙吳簡國際學術研討會」，回顧20世紀簡牘發現整理研究的歷史，預示了21世紀簡牘整理研究的強勁勢頭。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重要的簡牘圖書在2001年出版，成為新世紀中國簡牘整理研究最輝煌的開篇。這里僅對其中最具原創性、基礎性的五部書試作評介，這五部書是：《關沮秦漢墓簡牘》、《龍崗秦簡》、《敦煌懸泉月令詔條》、《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關沮秦漢墓簡牘》

《關沮秦漢墓簡牘》，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2001年8月中華書局出版。

書中收錄位於今荊州市沙市區關沮鄉的清河村周家台30號秦墓和岳橋村蕭家草場26號漢墓所出簡牘：竹簡416枚，木牘1方。

周家台30號秦墓，為原沙市市博物館（今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前身）於1993年6月間發掘，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具體年代相當明確，在秦二世元年（前209）或稍晚些時間，墓主人是一名南郡府署的低級官吏。墓中出竹簡381枚，木牘1枚，根據簡的形制和內容可分成3組。編者將3組分別定名為《歷譜》、《日書》、《病方及其它》。

第1組《歷譜》簡，包含秦始皇34年、36年、37年和秦二世元年等4份年譜，記載了49個月的朔日干支，其中有3年是連續的。這是難得的重要發現，填補了秦末漢初間歷譜的空闕，為解開長期以來困擾學者的秦和漢初行用何種歷法的疑團提供珍貴的第一手材料。書後所收著名天文學家張培瑜《周家台30號秦墓歷譜竹簡與秦、漢初的歷法》，對此作了細致分析和初步探討。秦始皇34年歷譜，實際上也是一份墓主人該年的日記。它和尹灣漢墓出土簡書《元延二年日記》一樣，在預先編製成冊的歷譜上記事，所記之事逐一寫於該日干支之下。記事內容基本為與主人有關的官吏任命、機構調整、出差行止等。其中記載的15個地名，是研究江漢地區歷史地理的新材料。簡文中出現了倒文，為破解《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中的倒文之謎提供重要佐證。

第2組《日書》簡，是繼雲夢睡虎地秦簡、天水放馬灘秦簡之後秦代《日書》的又一次重要發現。主要內容有二十八宿占、戎歷占、五時占、產子占、五行五子占等，因此這一組簡也許定名為「占書」更加貼切。二十八宿占最引人注目，首列自當年八月至次年七月的十二個月月名及各月所值的星宿名，後接一幅畫在26枚簡上的圖，再接詳記北斗指向某一星宿時的占卜答案，最後講關於如何操作的方法。二十八宿占圖由兩個同心圓構成，從中向外，依次記：表示東西南北中的十天干、表示所謂「二繩」「四鉤」的十二地支，二十八時稱、二十八宿名、五行中除土之外的其它四行名，大圓外記四方名。實際上這就是一個天地合一的式盤平面圖。它將一天完整地劃分成28個時段，二十八時段的名稱為：夜半、夜過半、雞未鳴、前鳴、雞後鳴、〖B322〗旦、平旦、日出、日出時、蚤食、食時、晏時、廷食、日未中、日中、日過中、日失、FDA1時、下FDA1、夕時、日〖B322〗入、日入、黃昏、定昏、夕食、人鄭、夜三分一、夜未半。這是前所未見的新鮮資料，是對秦代記時制度的重要補充。二十八宿占所佔事項有：獄訟、約結、逐盜追亡人、疾病、行者、來者、市旅、物色、戰斗等。戎歷占，也是首次面世的珍奇數術文獻，其具體佔法分兩種。兩種佔法，均將一個月30天等分作5個單元來操作，但兩種佔法的每個單元內的組合結構有所不同。五時占，可與睡虎地秦簡、放馬灘秦簡的《日書》相對照。產子占也見睡虎地秦簡《日書》。該組最後有一篇由3幅標著天乾地支的圖和有關五行、五子（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的文字組成的占書，當屬式佔地盤系統，非常值得重視。

第3組《病方及其它》，其內容除了幾個治病偏方外，基本上是趨利避害、求吉禳凶的各種方術，與所謂《日書》性質相同，也是民俗學研究的寶貴文獻。

蕭家草場26號漢墓，為原沙市市博物館（今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前身）於1992年11月間發掘，是一座西漢初年的墓，墓主身份為基層的鄉里胥吏。出土竹簡35枚，記載隨葬器物的名稱、數量，並有「方」等作為記號的文字或符號，所記器物有車馬、奴婢、漆木器、銅器、陶器，大部分可與出土實物相勘驗，是一份典型的遣冊。值得一提的是，該墓所出部分漆器上有幾十個烙印和刻劃的文字元號。

該書以《關沮秦漢墓簡牘》為題，發表全部簡牘的照片、釋文與考釋。同時，書中收錄了相關的兩個墓葬發掘報告——《周家台30號秦墓發掘報告》、《蕭家草場26號漢墓發掘報告》，內附大量照片、線圖，書後還收有《周家台30號秦墓竹簡編排順序號與出土登記號對照表》、《蕭家草場26號漢墓竹簡編排順序號與出土登記號對照表》、《周家台30號秦墓歷譜竹簡與秦、漢初的歷法》、《蕭家草場26號漢墓人骨觀測》、《周家台30號秦墓、蕭家草場26號漢墓出土木製品木材鑒定報告》、《蕭家草場26號漢墓部分動植物標本的鑒定報告》作為附錄，詳細全面地提供了這批簡牘的考古背景。本書將出土文字資料與文物考古資料密切聯系起來，融為一個有機整體。這就有效地克服了以往同類出版物中文字資料與文物資料彼此脫節分離的缺陷，實現了文字學、文獻學和考古學的相互滲透與結合，為提高出土文獻整理研究出版的完整性、科學性作了成功的探索，具有獨創性和示範性。

該書編者彭錦華在編撰過程中，集思廣益，吸收了李學勤、李家浩、俞偉超、張培瑜等各方面專家的研究成果和意見建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簡牘學、考古學的新水平。

《龍崗秦簡》

《龍崗秦簡》，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2001年8月中華書局出版。

該書收錄1989年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區博物館、雲夢縣博物館在雲夢縣城東郊龍崗地區發掘的6號秦墓出土的簡牘：293枚竹簡，1枚木牘，138枚殘片。

簡牘內容為秦代律令，是繼雲夢睡虎地秦簡、四川青川郝家坪秦牘出土之後，秦代法律文獻的又一次重要發現。它向世人第一次展示了秦統一後的法律文本。墓葬年代可以定在秦二世二年(前208)至漢高祖三年(前204)之間，與關沮周家台30號秦墓基本同時。這也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墓主人應是一個職掌雲夢禁苑管理具體事務的小吏。關於這批簡牘的資料，起先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區博物館、雲夢縣博物館的《雲夢龍崗秦漢墓地第一次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90年第3期）和《雲夢龍崗6號秦墓及出土簡牘》（《考古學集刊》第8集，1994年12月）中披露，引起學術界一些學者的關注和研究。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研討以後，中國文物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胡平生、李天虹、劉國勝等聯手對龍崗秦簡進行了再整理。鑒於簡牘質量較差而產生文字模糊的問題，首先利用復旦大學文博學院研製的「紅外線讀簡儀」，重新釋讀簡牘文字，解決了許多疑難，取得重要突破和進展，接著進行重新釋文、綴合的工作。在充分吸取已有成果和深入細致研究的基礎上，完成了這本融整理和研究為一體的《龍崗秦簡》。

書中刊載全部簡牘的照片和簡牘中除殘簡之外的摹本。考釋部分首列釋文，然後在每條釋文之下分綴合、注釋、大意、校證等項作整理研究。編者認為：龍崗秦簡的內容有一個中心，即禁苑管理。簡文應視為有關禁苑管理法律條文的摘抄，具體內容可分為三類：一是直接涉及禁苑的，二是間接與禁苑有關的，三是可能與禁苑有關的。按照這個思路，對龍崗秦簡作了重新整理。顯然，這是目前最為合理的編排。

書後附錄匯輯了李學勤《雲夢龍崗木牘試釋》、黃盛璋《雲夢龍崗六號秦墓木牘與告地策》、胡平生《雲夢龍崗六號秦墓墓主考》、劉國勝《雲夢龍崗簡牘考釋補正及其相關問題的探討》等5篇論文，對龍崗簡牘作專題討論，尤其對木牘的探討相當深入，十分精彩。

該書成稿後經裘錫圭、李家浩等審讀，定稿時吸收了他們的意見。本書可以說從整體上反映了20世紀龍崗秦簡整理研究的新水平。

《敦煌懸泉月令詔條》

《敦煌懸泉月令詔條》，中國文物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2001年8月中華書局出版。

該書收錄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間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發掘敦煌懸泉置遺址時發現的「月令詔條」。這份「月令詔條」，原名為「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用墨書寫在懸泉置塢堡北側編號為F26房址的一面牆上。它由正文和標題兩部分組成，各有一個由寬約.25厘米的墨線繪成的欄框。正文在前，標題在後。正文101行，標題分兩行書寫。整個壁書長約222厘米，寬約48厘米，被國家文物局專家組定為國寶級文物。

從原文可知，這是西漢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十四日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後名義頒布的詔條。詔書五十條，按四時十二月次序書寫。各條一般分上下兩欄，上寫詔條正文，下寫解釋文字。如第二條，上寫「禁止伐木」，下寫「謂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盡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當伐者」。其中，春季20條（孟春11條、仲春5條、季春4條），夏季12條（孟夏6條、仲夏5條、季夏1條），秋季8條（孟秋3條、仲秋3條、季秋2條），冬季10條（孟冬4條、仲冬5條、季冬1條）。

「月令」一類文獻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它是華夏先民進入農業時代以後，對大自然(包括時令氣候、動植物生長繁育等)和人類生活、生產之間關系作長期觀察體驗所得出的經驗總結，包含了許多符合客觀規律的認識和真理，特別是其中順應天時、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意識，至今具有現實意義。《大戴禮記》中的《夏小正》，相傳是夏代的遺書，可謂現存最古老的「月令」。敦煌懸泉月令詔條的發現，為認識研究「月令」文獻提供了珍貴的實物材料。同時，它也為《漢書·王莽傳》平帝元始五年「又增法五十條」的記載找到了具體的考古實證資料。對於研究漢代社會歷史來說，它獨特的文物和文獻價值是不言而喻的。它與懸泉簡牘一起被發現，實際上已與懸泉漢簡融為一體。

書中收錄敦煌懸泉月令詔條的圖版、釋文、注釋及有關論文。在2000年第五期《文物》上首次公布了敦煌懸泉月令詔條的釋文和1張照片，引起學術界極大興趣和關注，但所提供的資料和研究存在嚴重缺陷。為彌補缺憾，取得中國文物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領導的支持，胡平生領銜編撰本書，得到裘錫圭、李家浩等幫助。

由於在拼合、修復原件過程中出現了一些人為的失誤 ，因此編者對原件照片及《文物》公布的釋文重新進行認真鑒別、細致討論，努力恢復其本來面貌，以便為學術界正確認識敦煌懸泉月令詔條提供一個盡可能真實可信的基礎資料，體現了客觀求真的學術規范和科學精神。

本書共收錄原件照片6種，其中原始照片4種，修補本照片2種，最大程度保留了原件在整理過程不同階段的各種信息。釋文按原件行款寫定，並加標點符號，保留除重文號之外的其它符號。注釋做得相當細致深入，是本書的一個特點。在考訂文字中，充分利用了6種照片，並結合對原件實物的直接觀察，討論修補本照片存在的問題，校訂2000年第五期《文物》釋文；在詮釋內容時，兼顧原文行次和十二月份的關系，匯集有關「月令」的重要資料，包括《呂氏春秋》十二紀及高誘注、《禮記》、《月令》及鄭玄注、孔穎達疏、《淮南子》、《時則》及高誘注、蔡邕《月令章句》等，進行比勘闡述。書末《附錄》收有《敦煌懸泉置出土〈四時月令詔條〉研究》、《〈扁書〉、〈大扁書〉考》，對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概況和《月令詔條》的頒布背景、歷史淵源、主要內容、發現意義等作初步探討

❺ 中國迄今為止有挖掘到多少的秦朝的竹簡啊

1975年，在湖北雲夢睡虎地沉睡了2000多年的秦代竹簡面世，震動了考古界。被歷史學家、文物專家譽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與黃陂商代盤龍城、江陵西漢古屍、隨州曾侯乙編鍾一起，被列為湖北考古的四大發現，被列為建國50周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在它面世30周年的今天，記者來到雲夢，再度叩響那扇曾經神秘的大門———古墓：埋藏稀世珍寶雲夢，一個古老的名字，曾經是廣闊數千里的大澤；輝煌的文明古國……數千年的歲月滄桑早已讓她失去了昔日的光輝，但廢墟里卻埋藏著豐富的寶藏，那就是我們祖先創造的古老燦爛的楚文化、秦文化、漢文化。它給雲夢這個虛渺夢幻的名字戴上了一道金子般的光環並載入史冊。在雲夢縣博物館，陳列著不少美輪美奐的出土文物，其中不少是國家一級二級文物，還有鎮館之寶、國內罕見的陶樓。館長楊文清向記者介紹了30年前秦簡發現的經過——— 1975年11月初，肖李村農民張澤棟與同伴在雲夢睡虎地修建排水渠道時發現新開的渠道里有一段青黑色的泥土， 他認為這種泥土與兩年前雲夢大墳頭出土古墓的泥土一樣，初步斷定睡虎地葬有古墓，於是掄起鋤頭挖了幾下，渠道里便現出了一角槨蓋板。「這里有文物！」他們顧不得回家，飛也似地跑到縣文化館去報告。 情況迅速逐級上報。接到匯報後，省博物館專家陳振裕和陳恆樹領著考古隊趕到了雲夢。1975年底至1976年春，湖北省地市考古工作者來到雲夢楚王城西郊的睡虎地，發掘工作正式開始。在30米長的地段，明顯地暴露著12座古墓，發掘進展順利，每天都有新的收獲。出土的器物，以漆器、木器、銅器、陶器居多。 首次發掘出秦代木槨墓12座，共出土精美文物370餘件。特別是其中11號秦墓地內，一具成人骨架的四周擺放著大量竹簡，考古人員小心翼翼地將骨架連同四周的竹簡原封不動地轉移到縣文化館，拍照、登記、清洗，並電告國家文物局。 很快，北京派來了重量級學者李學勤等人。經過20多個日夜，李學勤很快確定了這1155枚竹簡的基本內容。 秦簡的出土，似驚雷震動了全國學術界、新聞界，從此，雲夢這個名字再度蜚聲中外。 秦簡：再現秦代社會畫卷竹簡即在竹片上墨書文字，用繩索將其編組而成的書。中國在沒有發明紙張以前，竹片是書寫文字的主要材料。雲夢睡虎地11號墓中出土的1155枚秦簡，近4萬字，為秦始皇時期人所手書。但反映的歷史長達100餘年，早到商鞅變法，晚到秦始皇三十年。這批秦簡絕大多數保存完好，整簡一般長為23.1～27.8厘米，寬為0.5～0.8厘米。簡文為墨書秦隸，字跡清晰端秀，筆畫渾厚樸拙。有的簡兩面均有墨書文字，但大部分只書於篾黃上。竹簡系用細繩分上、中、下三道，將竹簡按順序編組成冊的。 這批秦簡的內容非常豐富，經專家研究整理，共歸納為《編年紀》、《南郡守騰文書》、《秦律十八種》、《效率》、《秦律雜抄》、《法律答問》、《治獄程式》、《為吏之道》等8種。其中一部分簡文上還署有標題。主要是關於秦的統一戰爭，秦的中央集權制度，以及統一度量衡和統一貨幣等各個方面的內容。此外，還有關於醫學、哲學、「五行」學說等。 這些竹簡是我國首次發現的大量秦代竹簡，有一半以上是關於秦代的法律，它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典。雲夢秦簡的出土，具有重大意義。在此之前，還未出土過秦簡。歷史學家對於秦朝的法律制度了解很少，因為秦朝統一以後所制定的很多法律都已散失，而現存的古典文獻中記載的只是不成體系的一些片段，無法了解全貌。雲夢秦簡的發現正好填補了這一空白。這批竹簡是研究秦文化難得的實物資料，極大地彌補了秦史料的不足，有助於秦文化的深入研究。秦簡的發現對於研究秦代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各個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其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都是空前的。 雲夢秦簡還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秦簡文字書法承篆啟隸，是我國最早的隸書。從簡中可以看出其脫胎於秦篆，形體中仍保存有大量的母體痕跡，篆隸混雜，秦隸在破壞、肢解秦篆的書寫方式中，盡管仍留有大量的篆書圓筆中鋒的筆法，但比《青川木牘》隸化的特徵更為明顯。漢代隸書中的掠筆、波挑、不同形態點的筆法等在簡中都已出現，部分簡上還有明顯的連筆意識。與石刻文字相比，此簡更直接體現了毛筆運動的豐富性。從《青川木牘》、《天水放馬灘秦簡》到《雲夢睡虎地秦簡》之間我們可以清晰看到秦篆至古隸的演變過程。 秦簡對書籍的書寫順序和裝訂格式也有極大影響。沒有簡牘，恐怕不可能有後來的豎式書寫。編繩的連接作用，直接啟發了後來的線裝書。天地頭的留空、頁數字數的標明，標題、署名都為後來的版式提供了源頭。由此觀之，簡牘的形制對後世圖書出版業的影響是很大的。今天：傳承過去的輝煌不論是專家，還是市民，都為湖北有這樣的國寶而自豪。雲夢的同志說，弘揚民族文化，就要大力宣傳這些國寶，讓它鞭策我們，不要躺在古代文明成果上睡大覺，從而激勵我們在今天的經濟建設中，為後世留下歷史財富。 為了開發秦簡這一文化資源，去年5月，雲夢縣委宣傳部利用這一無形資產招商引資，引進本縣民營資本，成立雲夢泰格文化有限公司，開發並注冊了達1萬字的秦代竹簡字型檔，採用現代最先進的激光工藝，開發生產「睡虎地」仿古竹簡工藝品，再現中華瑰寶的無窮魅力。並於當年年底投入大批量生產，大力拓展銷售市場，使雲夢竹簡工藝飾品成為湖北文化精品。目前，已開發生產出書法、繪畫兩大系列15個竹簡品種，其中《秦律雜抄》獲全省首屆林產品博覽會金獎。雲夢縣開發生產的「睡虎地」竹簡工藝品引起文化部領導的關注。 仿古竹簡工藝品不僅具有地方文化特色而且具有鑒賞、收藏價值，投放市場後，備受青睞，僅今年元至5月，就外銷500多萬元。北京、西安、武漢等地的旅遊業主紛紛前來訂購。 雲夢縣委宣傳部部長何燕說，我們不僅繼承了「雲夢」的美名，還有大量的實物，許許多多的珍貴文化遺產，秦代竹簡就是突出的代表。我們要更充分地發掘這些財富，運用好這一張文化名片，進一步推進雲夢的文化建設，爭取做出無愧於先人的成績來。 (完)

❻ 江陵天星觀楚墓出土的竹簡記錄了什麼

在江陵天星觀楚墓也發現了很有價值的銘文以及大量的竹簡。簡文共計450字，字跡大部分清晰，多次記錄為「邸陽君番乘力」，而且全部簡文內容沒有出現一處是為他人占卜的。

❼ 湖南出土的竹簡，內容與《史記》有什麼沖突的地方

2013年，在益陽市赫山區三里橋鐵鋪嶺社區兔子山，開發商在施工時，無意中挖出一些古跡，隨後考古專家進行搶救性發掘，最終發現古井16口，深度一般在9至10米，每口井中都挖掘出竹簡，其中已挖掘的11口古井中出土竹簡15000餘枚。

通過對“兔子山遺址”竹簡的解讀，學者發現這15000餘枚竹簡是益陽縣衙署檔案和公私文書，涉及人口、田畝、物產、稅賦、司法等方面，時代為戰國楚、秦朝、張楚（陳勝政權）、兩漢、三國東吳。各時期的竹簡可以彌補史料文獻的不足，為研究益陽在三國之前的歷史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極為珍貴。

在這些竹簡中，有一枚極為珍貴，因為這一枚竹簡與秦朝胡亥登基合法性有關，假若為真，那麼《史記》記載將被推翻。

總之，《史記》的胡亥矯詔為帝，不僅有著詳實證據鏈，而且秦漢相關史料也能印證，而《趙正書》的秦始皇傳位胡亥之說，卻只是一家之言，也缺少相關史料印證，屬於

孤

證，更別說《趙正書》像小說一般描寫了這段歷史。

當然，即便如此也不能說《史記》就一定是真相，《趙正書》就一定是杜撰，畢竟歷史真相有時候就是荒唐的、違背邏輯的！

❽ 近年來出土簡帛的成就

近年來基本沒出土什麼先秦的簡帛，
原有的基本是楚國和秦國的，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發現《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竹簡。推翻了歷史上關於兩本書其實是一本書的猜想。
02年的出土的里耶秦簡對研究秦國法律有很大幫助，
另外還有出土了很多先秦古跡，上面的內容與傳世文本存在一定差異，有利於探詢先秦文化的真相。
但現在的解讀和研究成果公布的比較少，多數只是片段

❾ 二十世紀以來出土的竹簡古文字材料有哪些，列舉三批，談談其內容和重要價值。

1972～1976年原出土居延漢簡的遺址又發掘19637 枚簡牘(稱為居延漢簡)，其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是空前的(見彩圖)。1973 年河北定縣40號漢墓出土大批簡牘,共有《論語》等8種珍貴古籍。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11號墓出土1155枚竹簡，這是自發現簡牘以來第一次出土的秦簡 (稱雲夢秦簡)。1977年在湖北隋縣戰國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竹簡200餘枚,這是迄今發現的時代最早的簡。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 1號漢墓出土《蒼頡篇》、《詩經》等10多種珍貴古籍。1979年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 115號漢墓出土約400枚木簡，其中有《孫子兵法》佚文。?1983年湖北江陵張家山3座漢墓中發現西漢早期木簡千餘枚,其中有《漢律》等漢代法律古籍。2010年8月6日，工作人員清理出又一片簡牘。

❿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的楚簡成果貢獻

「清華簡壹」所收九篇中，《尹至》等前八篇都屬於《尚書》或類似《尚書》的文獻。
《尚書》是研究先秦歷史最重要的典籍，是古代歷史文獻的匯編，傳說孔子選編的《尚書》有百篇之多，但經秦代焚書，大多失傳。漢初濟南伏生只傳28篇，稱《今文尚書》。漢景帝末（或說武帝時），曲阜孔壁發現《古文尚書》，比伏生所傳多了16篇，後又佚失。又有杜林在西州得到的「漆書」本，也亡失了。從那時到現在的兩千多年來，清華簡是首次發現《尚書》以及類似的典籍。 《保訓》一篇，簡文講述周文王臨終前對其子武王的遺言，提到堯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傳說。篇中所包含的中道思想，富有哲學意義。 傳世《十三經註疏》中的《尚書》里有說是出自孔壁的《古文尚書》，經過宋代以來許多學者研究，已論定是後人偽本，但仍有爭議。清華簡中真古文《尚書》的出現，有助於解決這方面的糾紛。
清華簡還證實了傳世《逸周書》中的一些篇是可與《尚書》比肩的重要文獻。如《皇門》、《祭公》兩篇。《皇門》記載了周公訓誡群臣獻言薦賢、助己治國的相關內容，《祭公》是周穆王時大臣祭公謀父臨終的囑托。這兩篇文字古奧，很多地方可以與金文相對照，將其與傳世本對讀，可以糾正傳世本中的許多問題。 李學勤說：「《程寤》篇此次重現於世意義重大；同時，此次竹簡中發現了較完整的《金縢》，亦可對現有《金縢》作重要訂正。」同樣具有重要訂正價值的，是《皇門》與《祭公》兩篇。李學勤認為：「《逸周書》在歷史上未得到很好重視，20世紀以來學者們將出土的金文與其中不少篇章對讀，發現許多應是西周流傳下來的文獻，但由於流傳過程中多處出錯，影響了學者們對它的利用。《逸周書》中《皇門》與《祭公》兩篇，目前學術界普遍相信為西周文獻，但正由於上述原因，始終未能很好整理。」而在這批「清華簡」中，《皇門》與《祭公》兩篇均相當完整，依據竹簡內容，可判定它們一定是西周作品，同時可據竹簡修訂傳世本中大量錯誤。 「清華簡壹」收有《楚居》一篇。體例類似傳世古書《世本》中的《居篇》，詳細地敘述了歷代楚君的世系及居處建都之地，從傳說中楚的始祖季連開始，一直講到戰國中期的楚悼王（公元前401-前381年），列舉列世建都的地點以及遷徙的原因。其中許多地名可與已發現的楚簡聯系對照，為楚國的歷史地理研究及文物考古工作提供了大量線索，將推動楚文化研究的深入開展。
篇中記述楚人的居處遷徙，可以證明《史記·楚世家》所記大部分正確無誤。但也有多處不合，結合其它文獻記載，可據以勘正。篇首敘及楚國先祖傳說，並提到楚祖與商王盤庚的後人有關，以及楚與鄀的關系等。 收入「清華簡壹」的九篇竹簡，都是以戰國時期楚國的文字書寫的，具有特殊的結構風格。其中《金縢》、《皇門》、《祭公》等有傳世本可相對照，可以新識出一系列楚文字，對於推進楚文字研究有很大幫助。 「已經公布的材料，出現了一些古文字新字形和新用法，一些詞語可以與傳世文獻或西周金文銘辭相互發明，這些對先秦漢語史和漢字史研究都是非常珍貴的。」安徽大學教授黃德寬評價，清華簡數量龐大、內容重要，對戰國文字乃至整個古文字的研究必然會產生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