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研究成果

① 歷史研究性課題——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很著急>﹏<）

預期成果形式：幻燈片
簡要背景說明：上網搜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的資料
研究目的和意義：你自己看著弄一個如：目的：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的不同
意義：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都是中國古代傑出的兵書，通過此次研究讓同學們更了解著兩本經典兵書。
研究主要內容和形式：主要內容和目的一樣，形式：幻燈片
下面的你自己看著辦吧。如果要的是釣魚島的我到是有一個現成的。要的話我可以發給你。

② 孫子兵法研究與應用的介紹

《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軍事理論著作，也是中國古籍在世界影響最大、最為廣泛的著作之一。它所闡述的謀略思想和哲學思想，被廣泛地運用於軍事、政治、經濟等各領域中。《孫子兵法》成書於2500年前，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軍事理論著作，比歐洲克勞塞維茨 （Clausewitz）寫的《戰爭論》（On War）還早2300年。

③ 《孫子兵法》有哪些意義及影響

《孫子兵法》是孫武在總結商、周、春秋時代戰爭經驗的基礎上，融入個人對戰爭的精心研究所獲得的成果。其實用性和指導性非常強，其中針對各種各樣的情況，都有專門論述，其准備、應對之法簡潔有效，具有針對性，被廣為援用。《孫子兵法》軍事思想科學、豐富，戰略戰術變化無窮，集「韜略」、「詭道」之大成，是兵家的謀略寶庫，被尊為「談兵之祖」、「兵經」和「兵學聖典」。其博大精深的軍事內涵和邏輯縝密嚴謹的論證對後世軍事理論的創作起到了啟蒙和借鑒的作用。

④ 與孫子兵法有關的文獻

中國孫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7個時期。

（一）孕育產生時期——遠古至春秋

學界一般認為，《孫子兵法》產生於我國春秋末期；亦有認為成書於戰國或更後者。關於此書的作者，多認為系孫武親著，又經後人校理。對於孫武的生活時代，學術界也有不同觀點，一般認其為春秋末期人，大約與孔子同時。

《孫子兵法》在產生以前，應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孕育過程。其產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擇其要者，應有以下幾點：中國遠古以來，特別是春秋時期頻繁、激烈、多樣的戰爭是《孫子兵法》產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學理論成果，如《軍志》、《軍政》、古《司馬法》、令典等，是《孫子兵法》躍上兵學峰顛的階石；春秋時期的社會思潮，特別是關於「道」、「仁」、「陰陽」、「保民」等的理論，是《孫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齊文化是培育《孫子兵法》這朵軍事理論奇葩的沃土。孫武個人的天賦與努力，則是《孫子兵法》產生的主觀因素。另外，中華民族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形成的統體思維、辯證思維、象類思維等思維方式對《孫子兵法》理論體系的構築起了指導性作用。這是《孫子兵法》之所以產生於中國而不產生於外國，之所以產生於春秋而不產生於其他時期的主要原因。

（二）增益和早期校理時期——戰國至秦漢

《孫子兵法》十三篇於公元前512年在吳國問世後，並未迅速廣泛傳播開來，究其原因，大致有吳國王廷對「十三篇」密而不宣，當時傳播媒介落後，社會上重禮輕詐觀會對此書的貶斥，其價值未被時人所發現等幾個方面。至戰國時，此書才開始廣泛傳播，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孫子熱」，所謂「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孫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設伏」、「變詐」取勝為主要內容的軍事理論適應了當時軍事斗爭、政治斗爭、外交斗爭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而其後世子孫孫臏對《孫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傳和運用，則是其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孫武後學在這一時期對「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釋、闡發、增益的工作，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地形二》、《見吳王》等，均應是他們解釋、闡發、增益「十三篇」之作，而在被《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內。總之，在這一時期，《孫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礎上有了較大的擴增。1996年西安「發現」的偽書《孫武兵法八十二篇》說，孫武先寫成「八十二篇」，後因其「天機陰殺」，就接受其兒子的建議，縮編成「十三篇」，乃是向壁虛構，是違反歷史事實的。

到了漢代，官方組織人力，對《孫子兵法》進行了三次較大規模的整理。一次是在漢高帝時，時間大致在高帝六年（前201年）至高帝十一年之間，由張良、韓信「序次」。第二次是在武帝時，由軍政揚仆「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時，由任宏「論次兵書」，將其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種，《孫子兵法》位在「兵權謀」之首。這三次整理對《孫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傳都具有重要意義。

（三）削繁和注釋時期——魏晉至隋唐

曹操《孫子略解序》中所批評的關於《孫子兵法》的「訓說況文煩富」，應包括《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內。杜牧《注孫子序》中說：「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註解之。」這里的「削」（刪除）其「繁剩」，應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筆（校、注）其精切」，則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稱《孫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廣泛流傳，甚余則因其「煩富」且「未得旨要」而陸續散佚。曹操《孫子略解》的問世，標志著《孫子兵法》真正進入了註解的時期。曹注重文字訓解，但他本人又是軍事家，更重實際運用，因此，其注理論性、實踐性兼備，對後世有重大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除了曹注孫子之外，還有東吳沈友撰《孫子兵法》、賈詡《鈔孫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孫子兵法》、張子尚《孫武兵經》、《孟氏解說》等。從目前所見到的這一時期的註解內容看，其注文大都比較簡略，偏重文字訓詁，表現了《孫子兵法》早期註解時期的特點。

隋唐五代是《孫子兵法》注釋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註解《孫子兵法》之書主要有：隋代的《蕭吉注孫子》、唐代的《李筌注孫子》、《賈林注孫子》、杜佑《通典》中的訓解《孫子》、《杜牧注孫子》、《陳暤注孫子》、《孫鎬注孫子》、《孫燮集注孫子》、五代的《張昭制旨兵法》等。宋人輯的《十一家注孫子》中，唐人就佔了五家。除注家多外，這一時期的注孫子還具有另闢蹊徑、糾謬補缺、義詳例豐、整體把握等特點。較魏晉南北朝時已有較大進步。如李筌已注意從整體上把握孫子的思想，他依《遁甲》注《孫子》，成一家言；杜牧「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其注縱談橫論，廣征博引，多有新見。這一時期在運用《孫子兵法》指導實踐方面也卓有成效，人們注意總結新的經驗教訓，從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孫子兵法》在唐朝時傳入了日本，開始了在國外的傳播。（本文源自《孫子兵法研究史》）
（四）武經首位確立時期——宋代

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視兵學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詔令司業朱服、武學教授何去非校定《孫子兵法》等七書，號「武經七書」，以官方名義頒行，同時，重辦武學，以「七書」試士。至此，以《孫子兵法》為首的七部兵書，在一定意義上說，取得了與儒家經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後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經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經》本《孫子兵法》成為後世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孫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組織為主。到了後期（北宋末至南宋亡），則以私人著述為主，反映了戰亂年代整個社會對《孫子兵法》研究的重視。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約成書於兩宋期間的《十家孫子會注》，學界一般認為，此書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孫子》。由於輯者將各家之說輯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軍事和史料價值，因而成為後來研究《孫子兵法》者的必讀之書。此書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對孫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貢獻。此後的孫子書，以《武經》本《孫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孫子》這兩個版本為底本不斷繁衍，形成了傳世版本的兩大基本系統。《梅聖俞注孫子》、《張預注孫子》、鄭友賢《孫子十注遺說》、施子美《七書講義》等，代表了這一時期《孫子兵法》註解的新水平，對後世影響較大。尤其是張預注，集諸家之長，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發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風。另外，此時還出現了西夏文《孫子兵法》，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國內少數民族文字譯本。

總之，宋代在孫子文獻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較勘、註解講義、專題研討、兵書合刻、集注匯解、分類輯編、少數民族文字翻譯等方面，均有成果傳世。特別是《武經》本《孫子》和《十一家注孫子》的編定刊行，深益後世，功不可沒。但宋人對《孫子兵法》軍事理論體系的系統研究和應用理論研究進展不大，理論與實踐脫節嚴重，實際運用是其薄弱環節。其成就和教訓對後世均有深刻影響。

（五）闡發和考據時期——明清

如果說宋代施子美的《七書講義》開疏解闡發《孫子兵法》之先的話，那麼，明清就是《孫子兵法》疏解、闡發和考據的大豐收時期。劉寅的《孫子直解》、趙本學的《孫子書校解引類》、李贄的《孫子參同》、黃獻臣的《武經開宗》、朱墉《孫子匯解》、顧福棠《孫子集解》、黃鞏《孫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論闡發上下功夫，而不僅僅是注字訓詞，其講解多有新見，且更注意了系統性，指導性，體例也更趨完備。李贄主張「以《七書》與《六經》合而為一，以教天下萬世」（《孫子參同序》），王陽明合心學、兵學於一體，戚繼光融兵、儒於一爐，並注重應用理論研究，將《孫子兵法》高深的理論具體化為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方法；清代的顧福棠、黃鞏等開始將《孫子兵法》和西方的軍事理論相結合，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開拓性的意義。明、清兩代的許多將領和學者將《孫子兵法》的理論用之於海防建設、火器戰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和觀點，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閃耀著特有的光輝。另外，這一時期以服務於武科應試為目的的武闈孫子研究，重視對《孫子兵法》的義理闡發，具有積極和消極（充當考生進入仕途的敲門磚）的雙重作用。

與偏重講解《孫子兵法》義理研究相對應的，是清代中期有關孫子的考據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孫星衍，畢以珣，章學誠等。他們在關於孫子事跡、《孫子兵法》成書時間、篇數和內容、文字校訂和注釋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特別是孫星衍據華陰《道藏·孫子》為底本、參《通典》、《太平御覽》等書校訂而成的《孫子十家注》，糾正了原書的不少錯誤，刊行後，廣泛流傳，成為《孫子兵法》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變了自宋以來主要靠《武經》本《孫子兵法》流傳的單一格局。但他的這一版本因所見資料不全也出現了新的錯誤。

這一時期的《孫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襲前朝，在內容上創新不足，特別是在清朝時期，西方軍事理論已有長足發展，清人卻仍抱殘守缺，固步自封，研究氣氛沉悶，成果內容呆滯，表現出中國古代孫子研究即將終結的徵兆。

（六）近代中西軍事融合時期——民國

民國時期的孫子研究和古代孫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變化。一是《孫子兵法》與火器條件下的戰爭實踐結合緊密，在戰役戰術乃至戰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發展，和冷兵器時代諸注家闡發的理論相比，已有了質的飛躍；二是《孫子兵法》的理論與西方軍事理論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單是閉關鎖國的近親繁衍，使孫子研究因獲得新生而表現出某種生機勃勃的氣象；三是注重對《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進行系統闡發，而不只是訓字、注詞、解句、講章，已初步將《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概括為戰爭問題、戰爭指導、戰略戰術、治軍思想等幾個方面，進行比較系統的論述，為現代人更科學地概括《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框架打下了基礎。這一時期較有影響的著作有：蔣方震、劉邦驥《孫子淺說》、李浴日《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錢基博《孫子章句訓義》、陳啟天《孫子兵法校釋》等。近代雖然時間短暫，但卻是《孫子兵法》研究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時期，它標志著中國古代孫子學的終結，孫子研究新時代的開始。
（七）孫子學確立與大發展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中國成立後的《孫子兵法》研究，在繼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礎上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毛澤東、劉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輩革命家首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孫子兵法》之端，其後遂成一代新風，出現了一批批閃耀著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光輝的研究《孫子兵法》的力作。郭化若《孫子譯注》、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孫子兵法》、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楊丙安《孫子會箋》、陶漢章《孫子兵法概論》、吳九龍《孫子校釋》、李零《〈孫子〉古本研究》等，或譯注信達公允，或版本彌足珍貴，或箋注廣征精取，或解說深入淺出，或論述多有新義，或校釋集粹於一，或在古文獻研究上獨辟蹊徑：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傳於世。尤其是漢簡本《孫子兵法》版本系統的出現，打破了《武經》本和十一家注本《孫子兵法》兩大基本版本系統流傳的格局，影響重大，意義深遠。這一時期的論文更如雨後春筍一般層出不窮，這些論文大多不拘成說，不但在《孫子兵法》版本流傳、文字校勘、注釋訓解、軍事思想闡發、哲學思想研究等方面頗多建樹，而且開辟了多學科、多領域研究的新局面。有的從系統論入手，有的從決策學著眼，有的從管理學探討，還有的從經濟學、預測學、談判學、語言學、心理學、邏輯學、地理學、數學、醫學等不同角度進行研究。《孫子兵法》的非軍事運用研究逐步成為《孫子兵法》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從而使孫子研究逐步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這就是「孫子學」。孫子學的確立，進一步促進並規范了《孫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榮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⑤ 很多人都研究孫子兵法，為什麼有成就的很少呢沒有機遇嗎

很多是多少吶，十萬二十萬還是三十萬，畢竟那是很久以前的知識了，那需要什麼樣的精力和耐心可想而知。

⑥ 《孫子兵法》研究史的分期

中國孫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7個時期。

（一）孕育產生時期——遠古至春秋

學界一般認為，《孫子兵法》產生於我國春秋末期；亦有認為成書於戰國或更後者。關於此書的作者，多認為系孫武親著，又經後人校理。對於孫武的生活時代，學術界也有不同觀點，一般認其為春秋末期人，大約與孔子同時。

《孫子兵法》在產生以前，應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孕育過程。其產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擇其要者，應有以下幾點：中國遠古以來，特別是春秋時期頻繁、激烈、多樣的戰爭是《孫子兵法》產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學理論成果，如《軍志》、《軍政》、古《司馬法》、令典等，是《孫子兵法》躍上兵學峰顛的階石；春秋時期的社會思潮，特別是關於「道」、「仁」、「陰陽」、「保民」等的理論，是《孫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齊文化是培育《孫子兵法》這朵軍事理論奇葩的沃土。孫武個人的天賦與努力，則是《孫子兵法》產生的主觀因素。另外，中華民族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形成的統體思維、辯證思維、象類思維等思維方式對《孫子兵法》理論體系的構築起了指導性作用。這是《孫子兵法》之所以產生於中國而不產生於外國，之所以產生於春秋而不產生於其他時期的主要原因。

（二）增益和早期校理時期——戰國至秦漢

《孫子兵法》十三篇於公元前512年在吳國問世後，並未迅速廣泛傳播開來，究其原因，大致有吳國王廷對「十三篇」密而不宣，當時傳播媒介落後，社會上重禮輕詐觀會對此書的貶斥，其價值未被時人所發現等幾個方面。至戰國時，此書才開始廣泛傳播，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孫子熱」，所謂「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孫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設伏」、「變詐」取勝為主要內容的軍事理論適應了當時軍事斗爭、政治斗爭、外交斗爭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而其後世子孫孫臏對《孫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傳和運用，則是其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孫武後學在這一時期對「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釋、闡發、增益的工作，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地形二》、《見吳王》等，均應是他們解釋、闡發、增益「十三篇」之作，而在被《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內。總之，在這一時期，《孫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礎上有了較大的擴增。1996年西安「發現」的偽書《孫武兵法八十二篇》說，孫武先寫成「八十二篇」，後因其「天機陰殺」，就接受其兒子的建議，縮編成「十三篇」，乃是向壁虛構，是違反歷史事實的。

到了漢代，官方組織人力，對《孫子兵法》進行了三次較大規模的整理。一次是在漢高帝時，時間大致在高帝六年（前201年）至高帝十一年之間，由張良、韓信「序次」。第二次是在武帝時，由軍政揚仆「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時，由任宏「論次兵書」，將其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種，《孫子兵法》位在「兵權謀」之首。這三次整理對《孫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傳都具有重要意義。

（三）削繁和注釋時期——魏晉至隋唐

曹操《孫子略解序》中所批評的關於《孫子兵法》的「訓說況文煩富」，應包括《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內。杜牧《注孫子序》中說：「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註解之。」這里的「削」（刪除）其「繁剩」，應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筆（校、注）其精切」，則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稱《孫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廣泛流傳，甚余則因其「煩富」且「未得旨要」而陸續散佚。曹操《孫子略解》的問世，標志著《孫子兵法》真正進入了註解的時期。曹注重文字訓解，但他本人又是軍事家，更重實際運用，因此，其注理論性、實踐性兼備，對後世有重大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除了曹注孫子之外，還有東吳沈友撰《孫子兵法》、賈詡《鈔孫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孫子兵法》、張子尚《孫武兵經》、《孟氏解說》等。從目前所見到的這一時期的註解內容看，其注文大都比較簡略，偏重文字訓詁，表現了《孫子兵法》早期註解時期的特點。

隋唐五代是《孫子兵法》注釋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註解《孫子兵法》之書主要有：隋代的《蕭吉注孫子》、唐代的《李筌注孫子》、《賈林注孫子》、杜佑《通典》中的訓解《孫子》、《杜牧注孫子》、《陳暤注孫子》、《孫鎬注孫子》、《孫燮集注孫子》、五代的《張昭制旨兵法》等。宋人輯的《十一家注孫子》中，唐人就佔了五家。除注家多外，這一時期的注孫子還具有另闢蹊徑、糾謬補缺、義詳例豐、整體把握等特點。較魏晉南北朝時已有較大進步。如李筌已注意從整體上把握孫子的思想，他依《遁甲》注《孫子》，成一家言；杜牧「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其注縱談橫論，廣征博引，多有新見。這一時期在運用《孫子兵法》指導實踐方面也卓有成效，人們注意總結新的經驗教訓，從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孫子兵法》在唐朝時傳入了日本，開始了在國外的傳播。（本文源自《孫子兵法研究史》）
（四）武經首位確立時期——宋代

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視兵學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詔令司業朱服、武學教授何去非校定《孫子兵法》等七書，號「武經七書」，以官方名義頒行，同時，重辦武學，以「七書」試士。至此，以《孫子兵法》為首的七部兵書，在一定意義上說，取得了與儒家經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後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經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經》本《孫子兵法》成為後世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孫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組織為主。到了後期（北宋末至南宋亡），則以私人著述為主，反映了戰亂年代整個社會對《孫子兵法》研究的重視。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約成書於兩宋期間的《十家孫子會注》，學界一般認為，此書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孫子》。由於輯者將各家之說輯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軍事和史料價值，因而成為後來研究《孫子兵法》者的必讀之書。此書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對孫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貢獻。此後的孫子書，以《武經》本《孫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孫子》這兩個版本為底本不斷繁衍，形成了傳世版本的兩大基本系統。《梅聖俞注孫子》、《張預注孫子》、鄭友賢《孫子十注遺說》、施子美《七書講義》等，代表了這一時期《孫子兵法》註解的新水平，對後世影響較大。尤其是張預注，集諸家之長，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發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風。另外，此時還出現了西夏文《孫子兵法》，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國內少數民族文字譯本。

總之，宋代在孫子文獻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較勘、註解講義、專題研討、兵書合刻、集注匯解、分類輯編、少數民族文字翻譯等方面，均有成果傳世。特別是《武經》本《孫子》和《十一家注孫子》的編定刊行，深益後世，功不可沒。但宋人對《孫子兵法》軍事理論體系的系統研究和應用理論研究進展不大，理論與實踐脫節嚴重，實際運用是其薄弱環節。其成就和教訓對後世均有深刻影響。

（五）闡發和考據時期——明清

如果說宋代施子美的《七書講義》開疏解闡發《孫子兵法》之先的話，那麼，明清就是《孫子兵法》疏解、闡發和考據的大豐收時期。劉寅的《孫子直解》、趙本學的《孫子書校解引類》、李贄的《孫子參同》、黃獻臣的《武經開宗》、朱墉《孫子匯解》、顧福棠《孫子集解》、黃鞏《孫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論闡發上下功夫，而不僅僅是注字訓詞，其講解多有新見，且更注意了系統性，指導性，體例也更趨完備。李贄主張「以《七書》與《六經》合而為一，以教天下萬世」（《孫子參同序》），王陽明合心學、兵學於一體，戚繼光融兵、儒於一爐，並注重應用理論研究，將《孫子兵法》高深的理論具體化為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方法；清代的顧福棠、黃鞏等開始將《孫子兵法》和西方的軍事理論相結合，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開拓性的意義。明、清兩代的許多將領和學者將《孫子兵法》的理論用之於海防建設、火器戰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和觀點，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閃耀著特有的光輝。另外，這一時期以服務於武科應試為目的的武闈孫子研究，重視對《孫子兵法》的義理闡發，具有積極和消極（充當考生進入仕途的敲門磚）的雙重作用。

與偏重講解《孫子兵法》義理研究相對應的，是清代中期有關孫子的考據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孫星衍，畢以珣，章學誠等。他們在關於孫子事跡、《孫子兵法》成書時間、篇數和內容、文字校訂和注釋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特別是孫星衍據華陰《道藏·孫子》為底本、參《通典》、《太平御覽》等書校訂而成的《孫子十家注》，糾正了原書的不少錯誤，刊行後，廣泛流傳，成為《孫子兵法》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變了自宋以來主要靠《武經》本《孫子兵法》流傳的單一格局。但他的這一版本因所見資料不全也出現了新的錯誤。

這一時期的《孫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襲前朝，在內容上創新不足，特別是在清朝時期，西方軍事理論已有長足發展，清人卻仍抱殘守缺，固步自封，研究氣氛沉悶，成果內容呆滯，表現出中國古代孫子研究即將終結的徵兆。

（六）近代中西軍事融合時期——民國

民國時期的孫子研究和古代孫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變化。一是《孫子兵法》與火器條件下的戰爭實踐結合緊密，在戰役戰術乃至戰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發展，和冷兵器時代諸注家闡發的理論相比，已有了質的飛躍；二是《孫子兵法》的理論與西方軍事理論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單是閉關鎖國的近親繁衍，使孫子研究因獲得新生而表現出某種生機勃勃的氣象；三是注重對《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進行系統闡發，而不只是訓字、注詞、解句、講章，已初步將《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概括為戰爭問題、戰爭指導、戰略戰術、治軍思想等幾個方面，進行比較系統的論述，為現代人更科學地概括《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框架打下了基礎。這一時期較有影響的著作有：蔣方震、劉邦驥《孫子淺說》、李浴日《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錢基博《孫子章句訓義》、陳啟天《孫子兵法校釋》等。近代雖然時間短暫，但卻是《孫子兵法》研究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時期，它標志著中國古代孫子學的終結，孫子研究新時代的開始。
（七）孫子學確立與大發展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中國成立後的《孫子兵法》研究，在繼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礎上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毛澤東、劉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輩革命家首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孫子兵法》之端，其後遂成一代新風，出現了一批批閃耀著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光輝的研究《孫子兵法》的力作。郭化若《孫子譯注》、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孫子兵法》、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楊丙安《孫子會箋》、陶漢章《孫子兵法概論》、吳九龍《孫子校釋》、李零《〈孫子〉古本研究》等，或譯注信達公允，或版本彌足珍貴，或箋注廣征精取，或解說深入淺出，或論述多有新義，或校釋集粹於一，或在古文獻研究上獨辟蹊徑：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傳於世。尤其是漢簡本《孫子兵法》版本系統的出現，打破了《武經》本和十一家注本《孫子兵法》兩大基本版本系統流傳的格局，影響重大，意義深遠。這一時期的論文更如雨後春筍一般層出不窮，這些論文大多不拘成說，不但在《孫子兵法》版本流傳、文字校勘、注釋訓解、軍事思想闡發、哲學思想研究等方面頗多建樹，而且開辟了多學科、多領域研究的新局面。有的從系統論入手，有的從決策學著眼，有的從管理學探討，還有的從經濟學、預測學、談判學、語言學、心理學、邏輯學、地理學、數學、醫學等不同角度進行研究。《孫子兵法》的非軍事運用研究逐步成為《孫子兵法》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從而使孫子研究逐步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這就是「孫子學」。孫子學的確立，進一步促進並規范了《孫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榮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⑦ 孫子兵法的研究歷史

中國孫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7個時期。
（一）孕育產生時期——遠古至春秋
學界一般認為，《孫子兵法》產生於我國春秋末期；亦有認為成書於戰國或更後者。關於此書的作者，多認為系孫武親著，又經後人校理。對於孫武的生活時代，學術界也有不同觀點，一般認其為春秋末期人，大約與孔子同時。
《孫子兵法》在產生以前，應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孕育過程。其產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擇其要者，應有以下幾點：中國遠古以來，特別是春秋時期頻繁、激烈、多樣的戰爭是《孫子兵法》產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學理論成果，如《軍志》、《軍政》、古《司馬法》、令典等，是《孫子兵法》躍上兵學峰顛的階石；春秋時期的社會思潮，特別是關於「道」、「仁」、「陰陽」、「保民」等的理論，是《孫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齊文化是培育《孫子兵法》這朵軍事理論奇葩的沃土。孫武個人的天賦與努力，則是《孫子兵法》產生的主觀因素。另外，漢族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形成的統體思維、辯證思維、象類思維等思維方式對《孫子兵法》理論體系的構築起了指導性作用。這是《孫子兵法》之所以產生於中國而不產生於外國，之所以產生於春秋而不產生於其他時期的主要原因。
（二）增益和早期校理時期——戰國至秦漢
《孫子兵法》十三篇於公元前512年在吳國問世後，並未迅速廣泛傳播開來，究其原因，大致有吳國王廷對「十三篇」秘而不宣，當時傳播媒介落後，社會上重禮輕詐觀會對此書的貶斥，其價值未被時人所發現等幾個方面。至戰國時，此書才開始廣泛傳播，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孫子熱」，所謂「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孫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設伏」、「變詐」取勝為主要內容的軍事理論適應了當時軍事斗爭、政治斗爭、外交斗爭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而其後世子孫孫臏對《孫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傳和運用，則是其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孫武後學在這一時期對「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釋、闡發、增益的工作，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地形二》、《見吳王》等，均應是他們解釋、闡發、增益「十三篇」之作，而在被《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內。總之，在這一時期，《孫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礎上有了較大的擴增。1996年西安「發現」的偽書《孫武兵法八十二篇》說，孫武先寫成「八十二篇」，後因其「天機陰殺」，就接受其兒子的建議，縮編成「十三篇」，乃是向壁虛構，是違反歷史事實的。
到了漢代，官方組織人力，對《孫子兵法》進行了三次較大規模的整理。一次是在漢高帝時，時間大致在高帝六年（前201年）至高帝十一年之間，由張良、韓信「序次」。第二次是在武帝時，由軍政揚仆「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時，由任宏「論次兵書」，將其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種，《孫子兵法》位在「兵權謀」之首。這三次整理對《孫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傳都具有重要意義。
（三）削繁和注釋時期——魏晉至隋唐
曹操《孫子略解序》中所批評的關於《孫子兵法》的「訓說況文煩富」，應包括《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內。杜牧《注孫子序》中說：「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註解之。」這里的「削」（刪除）其「繁剩」，應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筆（校、注）其精切」，則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稱《孫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廣泛流傳，甚余則因其「煩富」且「未得旨要」而陸續散佚。曹操《孫子略解》的問世，標志著《孫子兵法》真正進入了註解的時期。曹注重文字訓解，但他本人又是軍事家，更重實際運用，因此，其注理論性、實踐性兼備，對後世有重大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除了曹注孫子之外，還有東吳沈友撰《孫子兵法》、賈詡《鈔孫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孫子兵法》、張子尚《孫武兵經》、《孟氏解說》等。其注文大都比較簡略，偏重文字訓詁，表現了《孫子兵法》早期註解時期的特點。
隋唐五代是《孫子兵法》注釋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註解《孫子兵法》之書主要有：隋代的《蕭吉注孫子》、唐代的《李筌注孫子》、《賈林注孫子》、杜佑《通典》中的訓解《孫子》、《杜牧注孫子》、《陳暤注孫子》、《孫鎬注孫子》、《孫燮集注孫子》、五代的《張昭制旨兵法》等。宋人輯的《十一家注孫子》中，唐人就佔了五家。除注家多外，這一時期的注孫子還具有另闢蹊徑、糾謬補缺、義詳例豐、整體把握等特點。較魏晉南北朝時已有較大進步。如李筌已注意從整體上把握孫子的思想，他依《遁甲》注《孫子》，成一家言；杜牧「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其注縱談橫論，廣征博引，多有新見。這一時期在運用《孫子兵法》指導實踐方面也卓有成效，人們注意總結新的經驗教訓，從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孫子兵法》在唐朝時傳入了日本，開始了在國外的傳播。（本文源自《孫子兵法研究史》）
（四）武經首位確立時期——宋代
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視兵學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詔令司業朱服、武學教授何去非校定《孫子兵法》等七書，號「武經七書」，以官方名義頒行，同時，重辦武學，以「七書」試士。至此，以《孫子兵法》為首的七部兵書，在一定意義上說，取得了與儒家經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後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經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經》本《孫子兵法》成為後世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孫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組織為主。到了後期（北宋末至南宋亡），則以私人著述為主，反映了戰亂年代整個社會對《孫子兵法》研究的重視。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約成書於兩宋期間的《十家孫子會注》，學界一般認為，此書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孫子》。由於輯者將各家之說輯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軍事和史料價值，因而成為後來研究《孫子兵法》者的必讀之書。此書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對孫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貢獻。此後的孫子書，以《武經》本《孫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孫子》這兩個版本為底本不斷繁衍，形成了傳世版本的兩大基本系統。《梅聖俞注孫子》、《張預注孫子》、鄭友賢《孫子十注遺說》、施子美《七書講義》等，代表了這一時期《孫子兵法》註解的新水平，對後世影響較大。尤其是張預注，集諸家之長，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發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風。另外，此時還出現了西夏文《孫子兵法》，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國內少數民族文字譯本。
總之，宋代在孫子文獻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較勘、註解講義、專題研討、兵書合刻、集注匯解、分類輯編、少數民族文字翻譯等方面，均有成果傳世。特別是《武經》本《孫子》和《十一家注孫子》的編定刊行，深益後世，功不可沒。但宋人對《孫子兵法》軍事理論體系的系統研究和應用理論研究進展不大，理論與實踐脫節嚴重，實際運用是其薄弱環節。其成就和教訓對後世均有深刻影響。
（五）闡發和考據時期——明清
如果說宋代施子美的《七書講義》開疏解闡發《孫子兵法》之先的話，那麼，明清就是《孫子兵法》疏解、闡發和考據的大豐收時期。劉寅的《孫子直解》、趙本學的《孫子書校解引類》、李贄的《孫子參同》、黃獻臣的《武經開宗》、朱墉《孫子匯解》、顧福棠《孫子集解》、黃鞏《孫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論闡發上下功夫，而不僅僅是注字訓詞，其講解多有新見，且更注意了系統性，指導性，體例也更趨完備。李贄主張「以《七書》與《六經》合而為一，以教天下萬世」（《孫子參同序》），王陽明合心學、兵學於一體，戚繼光融兵、儒於一爐，並注重應用理論研究，將《孫子兵法》高深的理論具體化為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方法；清代的顧福棠、黃鞏等開始將《孫子兵法》和西方的軍事理論相結合，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開拓性的意義。明、清兩代的許多將領和學者將《孫子兵法》的理論用之於海防建設、火器戰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和觀點，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閃耀著特有的光輝。另外，這一時期以服務於武科應試為目的的武闈孫子研究，重視對《孫子兵法》的義理闡發，具有積極和消極（充當考生進入仕途的敲門磚）的雙重作用。
與偏重講解《孫子兵法》義理研究相對應的，是清代中期有關孫子的考據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孫星衍，畢以珣，章學誠等。他們在關於孫子事跡、《孫子兵法》成書時間、篇數和內容、文字校訂和注釋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特別是孫星衍據華陰《道藏·孫子》為底本、參《通典》、《太平御覽》等書校訂而成的《孫子十家注》，糾正了原書的不少錯誤，刊行後，廣泛流傳，成為《孫子兵法》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變了自宋以來主要靠《武經》本《孫子兵法》流傳的單一格局。但他的這一版本因所見資料不全也出現了新的錯誤。
這一時期的《孫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襲前朝，在內容上創新不足，特別是在清朝時期，西方軍事理論已有長足發展，清人卻仍抱殘守缺，固步自封，研究氣氛沉悶，成果內容呆滯，表現出中國古代孫子研究即將終結的徵兆。
（六）近代中西軍事融合時期——民國
民國時期的孫子研究和古代孫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變化。一是《孫子兵法》與火器條件下的戰爭實踐結合緊密，在戰役戰術乃至戰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發展，和冷兵器時代諸注家闡發的理論相比，已有了質的飛躍；二是《孫子兵法》的理論與西方軍事理論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單是閉關鎖國的近親繁衍，使孫子研究因獲得新生而表現出某種生機勃勃的氣象；三是注重對《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進行系統闡發，而不只是訓字、注詞、解句、講章，已初步將《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概括為戰爭問題、戰爭指導、戰略戰術、治軍思想等幾個方面，進行比較系統的論述，為現代人更科學地概括《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框架打下了基礎。這一時期較有影響的著作有：蔣方震、劉邦驥《孫子淺說》、李浴日《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錢基博《孫子章句訓義》、陳啟天《孫子兵法校釋》等。近代雖然時間短暫，但卻是《孫子兵法》研究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時期，它標志著中國古代孫子學的終結，孫子研究新時代的開始。
（七）孫子學確立與大發展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中國成立後的《孫子兵法》研究，在繼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礎上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毛澤東、劉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輩革命家首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孫子兵法》之端，其後遂成一代新風，出現了一批批閃耀著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光輝的研究《孫子兵法》的力作。郭化若《孫子譯注》、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孫子兵法》、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楊丙安《孫子會箋》、陶漢章《孫子兵法概論》、吳九龍《孫子校釋》、李零《〈孫子〉古本研究》等，或譯注信達公允，或版本彌足珍貴，或箋注廣征精取，或解說深入淺出，或論述多有新義，或校釋集粹於一，或在古文獻研究上獨辟蹊徑：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傳於世。尤其是漢簡本《孫子兵法》版本系統的出現，打破了《武經》本和十一家注本《孫子兵法》兩大基本版本系統流傳的格局，影響重大，意義深遠。這一時期的論文更如雨後春筍一般層出不窮，這些論文大多不拘成說，不但在《孫子兵法》版本流傳、文字校勘、注釋訓解、軍事思想闡發、哲學思想研究等方面頗多建樹，而且開辟了多學科、多領域研究的新局面。有的從系統論入手，有的從決策學著眼，有的從管理學探討，還有的從經濟學、預測學、談判學、語言學、心理學、邏輯學、地理學、數學、醫學等不同角度進行研究。《孫子兵法》的非軍事運用研究逐步成為《孫子兵法》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從而使孫子研究逐步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這就是「孫子學」。孫子學的確立，進一步促進並規范了《孫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榮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⑧ 孫子兵法在當今社會的意義

《孫子兵法》的意義，不僅僅是一部軍事著作，它更代表著炎黃子孫的智慧、思想、文化，是幾千年華夏文明的結晶，是中華文明的智慧根基、源泉。

國人尊孫子為「兵聖」，而以色列當代戰略學者Martin van Creveld（克里費德）之言可以代表國外的總評：「所有戰爭研究著作中，《孫子》the best（最佳），而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則只能屈居second best（第二）。」

在現代，孫子兵法的作用遠遠不再局限於一本軍事著作的范疇，它還被廣泛運用於政治斗爭、商業競爭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使我們辦起事來多幾分智慧，少走些彎路。

《孫子兵法》的作用：

《孫子兵法》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書中探討了與戰爭有關的一系列矛盾的對立和轉化，如敵我、主客、眾寡、強弱、攻守、勝敗、利害等。

《孫子兵法》正是在研究這種種矛盾及其轉化條件的基礎上，提出其戰爭的戰略和戰術的。《孫子兵法》談兵論戰，集「韜略」、「詭道」之大成，被歷代軍事家廣為援用，《孫子兵法》縝密的軍事、哲學思想體系，深遠的哲理、變化無窮的戰略戰術，常讀常新的探討韻味，在世界軍事思想領域也擁有廣泛的影響，享有極高的聲譽。

⑨ 孫子兵法的主要成就是什麼

一.兵學成就
作為一部論述軍事領域內部聯系和規律的兵學著作，《孫子兵法》以一種高屋建瓴的眼光，從戰略高度論述軍事問題以及解決之道，被尊奉為「百世兵家之師」。《孫子兵法》內容豐富，幾乎囊括了軍事學的各個領域，如備戰、治軍、行軍、作戰、養戰等。1.慎戰備戰思想。春秋時期，諸侯爭霸，戰爭頻繁。戰爭關繫到國家的存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孫子兵法》在第一篇《計篇》開篇指出「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武深知戰爭的危害，因而在《火攻篇》中告誡統治者：「亡國不可以復生，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然而，慎戰並不意味著不戰。孫武對春秋時代有著清醒的認識，深知戰爭不可避免，因而極為重視備戰。《九地篇》中指出「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孫武強調「吾有備，敵不攻」，進而來保證國家的太平。此外，孫武在《謀攻篇》中指出「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等，可見其慎戰備戰思想。
2.文武治軍理論。軍隊戰鬥力的強弱直接影響到戰爭的勝敗，而軍隊戰鬥力的強弱與治軍精密相連。孫武在《行軍篇》中指出「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齊文令武作為《孫子兵法》中主要治軍理論，一直影響至今。其治軍理論主要包括嚴明責罰，嚴格訓練，慎重選將，將權貴一，善待士卒等方面。《計篇》提出了「料戰七計」，即「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肯定了賞罰將士和訓練將士的重要性。同時，《計篇》具體列出了將帥的條件「智、信、仁、勇、嚴」，可見選將也至關重要。《孫子兵法》提倡「君命有所不受「，將其定為一條重要的治軍原則，為後世諸多名將奉行。同時，孫武在《作戰篇》中指出對敵軍俘虜應「卒善養之」，這樣可以「勝敵而益強」。
3.校計索情之法。戰爭取勝的前提在於知己知彼，因而了解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顯得尤為重要。《計篇》提出「五事七計」，用於判斷衡量我方的實力。間諜作為掌握敵情的主要手段，孫武在《用間篇》對其種類、特點、使用方法進行了詳細的描述，他指出「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間諜是「三軍之所恃而動也」，可見其重要性。孫武認為只有了解了敵我雙方的具體情況，才能保證「百戰不殆」。
4.因敵制勝之道。戰爭是敵我雙方的較量，取勝的條件由敵我雙方掌握。只有針對敵方的變化而採取相對的變化，我方才能獲得更多的取勝條件，因而《孫子兵法》提出作戰應該「因敵制勝」。因敵的前提是「知敵之情實」。為此，《行軍篇》中列出了三十餘條「相敵之法」。戰爭的藝術在於掌握主動權，誰能牢牢掌握戰爭的主動權，誰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孫武認為掌握主動權的關鍵在於「致人而不致於人」，最終以達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的境界。此外，《勢篇》中的造勢任勢和奇正思想，《虛實篇》中的避實擊虛思想，都是「致人而不致於人」的重要方法。
5.行軍作戰之術。戰爭中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是行軍作戰。孫武深知這一點，在《孫子兵法》中關於行軍作戰的內容佔全篇的絕大多數。孫武憑借淵博的知識高度概括軍隊在行軍作戰時的方法或者說戰術。孫武在《計篇》中提出「施計十二術」，亦稱「詭道十二法」，用以指導作戰。在《謀攻篇》中，孫武列出了「用兵六則」，即「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從而可以「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在《軍爭篇》中提出「作戰八法」，即「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以及《行軍篇》中的「相敵三十二法」，都是孫武在對軍事學深入研究後的高度總結。
二.哲學成就
任何不朽之作的形成都離不開正確思想的指導，《孫子兵法》亦不例外，其中的哲學知識也相當豐富。
1.樸素唯物主義。孫武是個唯物論者，反對鬼神天意。他在《用間篇》中強調「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反對用陰陽雜占的方法去認識戰爭，主張「禁祥去疑」。在觀察戰爭的問題上，孫武著眼於「道、天、地、將、法」等「五事」，提倡在客觀事實基礎上作出判斷，預測勝負［1］。《形篇》中指出了著名的「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的論點。而「先為不可勝」要求創造不可勝的客觀條件，因而在《形篇》中，孫武具體闡釋了「量敵五法」。再如《火攻篇》中五種火攻方法，均是站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提出的。
2.樸素辯證法思想。《孫子兵法》中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主要表現為矛盾，聯系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等的應用。《勢篇》中的奇正思想，《虛實篇》中的虛實思想以及攻守思想等，都體現了矛盾相互轉化。奇也好，正也罷；虛也好，實也罷，它們都是相互聯系的，「正出奇，實出虛」。孫武認為同一事物內部存在著不同傾向相互對立、相互滲透的屬性，並將它運用戰爭指導「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2］。此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活的靈魂，早在春秋時代就被孫武認識。他在《計篇》中的「詭道十二術」，在《謀攻篇》中的「用兵六則」，以及在《軍爭篇》中的「作戰八法」等，明確指出對不同的人，不同的情況應採取不同的戰術，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3.認識論的相關知識。孫武是個有深厚兵學基礎的軍事家，他能夠全面地看待問題。其關於備戰、作戰、治軍、行軍中的論述就是最好的體現。「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以及《行軍篇》中對「相敵之法」的總結等，無不體現其全面地看待問題的觀點。此外，《孫子兵法》充滿著進取精神，主張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積極備戰、作戰等。其《虛實篇》中的「致人而不致於人」「形人而我無形」，《九地篇》中「使敵前後不相及」「爭地，吾將趨其後」等，都強調了行軍作戰應主動出擊，爭取戰爭的主動權。《孫子兵法》還主張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如《勢篇》中對奇正思想的論述等。正是基於這些哲學思想，使得《孫子兵法》具有更大的圓融性和指導性。
三.文學成就
《孫子兵法》雖為兵書，但也有極高的文學成就，其主要表現在文學語言藝術上。
1.語言精確簡練，字如珠玉。《孫子兵法》全篇六千餘字，但內涵極為豐富，幾乎囊括了軍事學的各個領域。劉勰在《文心雕龍·程器》中贊譽它「辭如珠玉」，縱觀《孫子兵法》全篇，幾乎找不出多餘的字，可謂「字如珠玉」。宋代鄭厚在《藝圃折衷》對《孫子兵法》的語言及用詞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認為「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也。」
2.長短句交錯，極具韻律美。《孫子兵法》通篇顯著特色為長短句交錯，如《虛實篇》中「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眾者，使人備己者也。」再如《形篇》中「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長短句相互交錯，讀起來朗朗上口，極具韻律美。
3.「也」字用法影響深遠。縱觀《孫子兵法》，「也」字出現頻率極高，並貫穿於全篇始終。「也」字不僅使《孫子兵法》全篇更有旋律，而且對後世文章章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清代林紓在《春覺齋論文·也字用法》中指出「《始古錄》謂歐陽修《醉翁亭記》用『也』字，東坡《酒經》用『也』字，王荊公《度支郎中蕭公墓銘》皆用『也』字，不知誰相師法，然皆出《孫武子》十三篇中」。
正是由於卓越的藝術成就，《孫子兵法》早已超越軍事領域，在商業競爭、企業管理、體育競賽以及外交談判等其他社會生活領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這部經久不衰的驚世之作，正以它獨特的魅力影響著一代代現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