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成果成效

㈠ 有關秦漢時期考古的主要成果有哪些

1、秦朝考古：兵馬俑（包括楊家嶺兵馬俑），秦公一號大墓，
漢朝考古：中山靖王墓（夫人：竇綰墓），居延漢簡，漢代長安城遺址，長沙馬王堆，陽陵考古，龜山漢墓，獅子山楚王陵，大雲山漢墓。

㈡ 近二十年考古成果有什麼好看的

近一個世紀來（自20世紀20年代）中國考古把中國歷史從文獻史短短幾千年，而且有兩千年記回載不詳的歷答史，拓展到100多萬年的歷史，並且解決了很多歷史中的疑點。
中國整個歷史的框架已經建立起來。
在考古之前，西方以及很多接受西方思潮的中國學者本著求真務實的態度，對所謂的商代歷史提出質疑。
同時被質疑的還有，夏代以及西周。
所謂疑古辨古思潮，在他們看來中國古史是層層累積的歷史。
殷墟考古證明了商代的存在，同時也證明了中國古史的真實性

㈢ 古泗州城的考古成果

2004年以來，在江蘇省文物局的支持下，南京大學歷史系、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和盱眙縣文化局開展了古泗州城遺址的調查勘探工作。至今，考古人員在調查區內做了近7000個探孔，並利用當地農田水溝、魚塘等斷面做探溝解剖工作，相繼發現了埋藏於地下的古泗州城內、外城垣，內城垣的5座城門、1座馬面，城內的東西幹道和3條南北大路、流經城區的古汴河河道等，同時在汴河以西和東西向主要街道以北的范圍內發現3片大型建築區。
此次勘探發現的古泗州城內城垣平面布局大致呈橢圓形，呈東北—西南走向，其中東北一端稍寬大。另外，各城門位置突出於城牆牆體，尤以北門處突出更為明顯，同時在西垣的南部發現有一轉折彎點，香華門處有一「S」形彎。城址平面東西長約1900米，南北寬約1000米。牆體寬約10米至15米（城門處除外），現殘存高約4米（1680年洪水淹沒前的地面之上高度）。牆體橫斷面形狀呈底寬頂窄的梯形。牆體採用內、外砌磚石包牆並中部填土的建築方式。部分地段的城垣打破或利用了宋時期的夯土城牆。磚、石之間採用石灰與糯米汁摻拌作為黏接材料。城牆中部的填土一部分是由較遠地方運來的灰黃土夯築而成，一部分則為取之於附近的淤泥土。夯土中夾築多層碎磚石。
外城垣的平面布局形狀近似內城垣形狀。從目前已探明的結果分析，內外城垣之間距離約40米至330米，外城垣牆體寬約2米至4米。外城牆體是用較大的條石砌築而成，牆體黏接劑仍是用石灰、糯米汁，非常堅固。
鑽探發現的東門位於東城垣的中部，距現地表深約3.5米，平面由主城和瓮城組成，主城在此處較寬，瓮城平面呈月牙形，南北徑約50米，東西最大徑約22米，牆體寬度約4米。牆體同樣為內外兩側砌築磚石包牆、中部填土的結構。磚石包牆採用石灰、糯米汁混合黏接砌築。南門遺跡距地表深約3.2米，從鑽探結果看，該處地下埋藏著大片磚石建築遺跡，在東西寬約75米，南北長約93米的范圍內均有分布。西門位於馬面與城牆轉折點的中部，距地表深約2米至2.5米。北門距現地表深約3米，平面由瓮城和主城組成，主城在此處較寬，達22米，而且呈外凸現象，瓮城平面呈扇形，東西最大徑約60米，南北最大徑約33米。牆體寬約3米，同為塊石所築。香華門（該名稱據歷史文獻記載）位於南門的右側，地處古汴河旁，距現地表深約1.2米。該門的平面結構仍由瓮城和主城垣組成，瓮城平面呈扇形，東西最大徑約40米，南北約28米，瓮城牆體寬1.6米，仍是採用塊石砌築。據勘探資料可知，它們的建築關系為先築主城，後築瓮城。此段主城垣較為彎曲，城門設在較為凸出的部位。鑽探結果和文獻記載相吻合。
目前能夠確認的泗州城馬面遺跡僅有一處，分布於西城垣的中部偏北處，平面約呈長方形，與主城垣組合成一個「凸」字形平面結構。馬面凸出部分南北長約26米，東西寬約20米，其南、西、北面砌築石條包牆，中部填築灰黃色夯土，與主城垣連為一體。
古汴河遺跡位於北城門西側和香華門西側之間，呈南北走向。河道平面呈長條形，南北分別穿越南、北城垣，河面開口東西寬約50米，開口距地表深5.5米，河內堆積之上部3.5米主要為晚期沙土沉積，鑽探最深深度在11.5米以上，其中3.5米以下堆積有黑色泥炭層，含大量腐殖物；或為灰色淤積層，質地細軟，內含少許貝殼、腐殖物以及少量破碎的青花瓷和宋代青白瓷等殘片。
街道共探出4條，其中東西向1條，南北向3條。東西向街道為連接東、西城門的主要街道。此路東部以石塊鋪築為主，西部以碎磚石鋪築為主。
2條南北向街道分別位於汴河的東西兩岸，距地表深約5.5米。其中汴河東岸的道路（L3）為穿越香華門與北門的主要幹道，路面寬約8米，為土路，質地緊硬，土色變化較頻繁，有百葉狀層次感，上部路土內含砂粒較多，鑽探至8米深處因土層過於堅硬而無法下鑽。
南北街道（L4）位於古汴河西岸，路面距地表深約8米。道路寬約8米，由於該路為石塊鋪築，故厚度無法探出。另外，在此道路的上部、距現地表深約5米處遺有一條晚期道路，寬約5米。
在古汴河以西、靠近東西向主要街道北側范圍內鑽探發現3片大型建築區。這些建築區分別分布於現沿河村4組村莊東、西兩端及中部，編號由東向西分為1號、2號和3號。1號建築區位於沿河村4組村莊的東端，平面東西長約171米，南北寬約134米，總面積約23000平方米，地下發現有建築遺存。2號建築區位於沿河村4組村莊的中部，距1號建築區西約195米。建築區平面南北長約110米，東西寬約56米，面積約6100平方米，此范圍的四周遺有石砌牆體，牆體保存最高2米，寬約1米，距現地表深約2米。該區地下發現有建築遺存。其中在中部偏北的范圍內深約2米處有一大片磚石遺跡。3號建築區位於沿河村4組的村莊西端，距2號建築區西約55米。建築區平面東西長87米，南北寬約83米，面積約7100平方米，地下發現有建築遺存。鑽探發現的這些建築區與明萬曆年間《帝鄉紀略》所附「古泗州城圖」中的建築分布比較吻合。據有關跡象推測，2號建築區有可能是「大聖寺」所在位置。
在泗州城遺址的鑽探和探溝試掘過程中，出土了一批陶瓷片和磚石標本。陶瓷標本的年代最早為唐代，最晚為明末清初，與泗州城的建造及使用年代大體吻合。陶瓷片類型包括青花瓷、青白瓷、白釉瓷、青釉瓷、醬釉硬陶和紅陶片等。
依據鑽孔及探溝試掘資料分析，與城垣相關的遺跡主要分宋代和明代。從探溝中的夯土堆積被後期磚、石包牆打破的跡象及夯土中出土遺物的時代最晚到宋代的現象看，被磚、石包築的夯土城垣大部分應為宋代時期所築。而磚、石合砌的包牆既打破宋代時期的夯土城垣，其用磚的規格又與南京明代城垣用磚規格基本一致，兩者使用的黏接劑和黏接方法也大體相同。根據出土遺物最晚為清代早期分析，該城廢棄的准確時間應為清康熙年間泗州城被洪水淹沒之後。
盱眙古泗州城遺址是我國罕見的保存完整城市形態和結構的中古時代的城市遺存，其考古工作對研究我國古代城市建築、城市生活、淮河文化和運河文化等都具有重要價值。本階段調查勘探的最大收獲是：一、通過考古學方法，較為准確地肯定了古泗州城的結構布局，為將來進一步開展泗州城考古及泗州城遺址的科學保護和合理利用奠定了基礎。二、古汴河河道的發現及城垣勘探中發現的早於明代的遺存，為研究古泗州城的歷史變遷及唐宋時期南北大運河史提供了重要線索，對今後進一步探明古泗州城的結構和古汴河與淮河結合區的歷史演變具有重要意義。三、城址范圍內發現的街道遺跡、3片大型建築區等，為今後進一步尋找泗州城內的重要建築空間提供了工作基礎。

㈣ 信史的考古成果

2015年6月18日 ，中國社科院、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國新辦舉辦山西陶寺遺址考古成果新聞發布會，發布會上宣布，「堯都平陽」正在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堯舜古國文明不再是傳說，多年考古形成的一系列證據指向陶寺很可能就是堯的都城。
發布會上，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全面介紹了陶寺遺址37年來尤其是近10年的重大考古發現與部分研究成果。王巍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工作隊隊長何駑指出，陶寺是最初的「中國」。中國最早的國家社會不是夏朝，而是「帝堯邦國」，甚至更早。
何駑指出，中國歷史上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歷史懸案：堯舜禹時代是否存在？它是不是一個傳說時代，是不是信史？這在中國人的心中是揮之不去的。說陶寺很可能就是堯的都城到底有哪些證據？
何駑列出了幾大證據。
首先，陶寺遺址出土文字可以自證。陶寺遺址出土的一把朱書扁壺上有「文堯」二字，是陶寺城址為堯都平陽的文字自證。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資料可與文獻中關於堯都和帝堯的史跡系統對應。
還有《竹書紀年》傳說堯母慶都感於赤龍而生堯，堯曾夢攀天而上。陶寺早期元首墓中出土的龍盤，畫面中赤龍攀天而上，恰似相關傳說的生動寫照。
「初步形成的相對完整的考古與歷史文獻對應的證據鏈，不由得使我們相信，陶寺都城遺址就是堯都。」何駑說。
王巍指出，盡管目前還不到「一錘定音」的時候，但目前沒有哪一個遺址像陶寺這樣與堯都的歷史記載等方面如此契合。

㈤ 我國有哪些重要的水下考古成就

我國的水下考古工作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非常迅速，二十餘年間，已經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

1988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學研究室與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聯合組成小型水下考古調查隊，首次在廣東省吳川縣沙角旋沉船遺址進行了實地調查、探摸，發現了沉船遺骸並採集到部分構件。

1990年，中澳合作舉辦的水下考古專業人員培訓班在福建連江定海進行實習，對這一地區的海域進行了水下調查。1995年，中澳水下考古工作者再次對福建連江定海進行水下調查。這次水下調查找到了一批宋元、明清時期的沉船遺址，並先後對屬於北宋時期的「白礁Ⅰ號」和屬於明清時期的「白礁Ⅱ號」進行了水下勘測和打撈。

1990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學研究室會同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省博物館以及文昌縣博物館組成水下考古調查隊，赴海南省文昌縣寶陵港調查，發現了一艘清初的沉船，船上滿載銅飾物、銅鑼、鐵鍋等日常用品，可能是從廣東運往海南而在寶陵港沉沒的。船上發現了永曆通寶銅錢，證實該船是清初的南明沉船。

1991～1992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學研究室聘請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工作人員，在廣東省新會縣官沖鄉，採用聲吶探測和潛水探摸相結合的方法，對銀洲湖奇石附近水域的河底進行了調查。結果在崖門炮台水域發現一處沉船遺址，採集到一塊船板。經14C年代測定，證實船板年代為距今690年±60年，與史料記載的海戰發生年代大致相符。199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與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會市博物館合作，將遙感物探、水下探摸和陸地勘察相結合，再次對以銀洲湖奇石為中心的區域，開展了宋元「崖門海戰」遺存的綜合調查工作。

1991～1997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學研究室、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省青島市文物局、福建省博物館、廈門大學歷史系等多家單位，組成「國家綏中水下考古隊」，先後對遼寧省綏中縣三道崗海域的元代沉船遺址進行了五次正式的調查和發掘。發掘面積達148平方米，獲得各類器物600餘件，並於2001年正式出版了該遺址的發掘報告——《綏中三道崗元代沉船》。時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教授在報告序言中這樣評價：「遼寧綏中縣三道崗海域元代沉船的勘查與發掘，是我國首次全憑自己力量來實現的一項正規的水下考古工作，歷時六年。該書全面記錄了此項工作，並詳細介紹了發現物，是我國第一本水下考古的正式報告。」此次水下考古工作被評為「1993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1996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學研究室、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汕頭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對位於廣東汕頭市達豪區廣澳港水深約10米的港池內的清初沉船開展了水下探摸和遙感物探調查，並推測其是一條南明時期鄭成功屬下的戰船。

1996年、1998年、1999年、2007年，海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和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開展了西沙水下文物的調查和試掘，發現13處分屬於宋、元、明、清不同時期的沉船遺址和遺物點，如「華光礁Ⅰ號」、「石嶼1號」、「北礁3號」等遺址。其間，還對「華光礁Ⅰ號」南宋沉船進行了發掘，打撈出水一萬余件陶瓷器。

2005年，由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牽頭組成「碗礁一號」水下考古隊，對遭到盜掘的福建平潭「碗礁一號」清代沉船進行了搶救性調查和發掘。出水清代康熙中期景德鎮民窯瓷器17 000餘件。

2007年12月22日，廣東省文物部門會同其他相關部門，成功地整體打撈了「南海Ⅰ號」宋代沉船。同年12月28日，「南海Ⅰ號」沉船被移入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水晶宮」保存，並於2009年9月和2011年3月先後進行了兩次試掘。

2009年9月26日，由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國家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實施的「南澳Ⅰ號」水下考古搶救發掘項目正式啟動。2010年7月21日，水下考古發掘和出水文物現場保護工作暫告一段落，出水文物進入實驗室保護階段。「南澳Ⅰ號」水下考古工作被評為「2010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2010年11月，中國國家文物局與肯亞國家遺產部簽署為期三年的「中國和肯亞合作實施拉穆群島地區考古項目」，水下考古工作進入實施階段。中國水下考古工作者開赴肯亞尋找鄭和船隊的遺跡，邁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2011年11月，中國水下考古隊員再次前往肯亞拉穆群島，開展了為期約兩個月的第二階段考古工作。

2010年11月22日，國家文物局和國家海洋局在北京簽署了「關於合作開展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框架協議」。我國的水下考古事業逐漸上升為水下文化遺產保護的國家戰略。

我國二十餘年來所開展的卓有成效的水下考古工作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為我們帶來了數以百萬計的珍貴水下歷史文化資料。早在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即有記載。當時，中國船隻從廣東、廣西及越南等地的港口出海，沿中南半島東岸航行，最後到達東南亞各國。唐宋之後，航海技術和造船技術顯著改進，使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線更加遙遠，貿易也愈益繁榮。不難理解，對於瓷器的運輸而言，再沒有比水運更加便捷和安全的了。鑒於海上絲綢之路運輸的貨物主要為陶瓷器，人們將其稱為「陶瓷之路」也似在情理之中。目前，在我國水下考古打撈出水的眾多文物中，陶瓷類文物的數量最為驚人，幾乎佔到了90%以上的比例。上述諸如「綏中三道崗元代沉船」、「華光礁Ⅰ號」、「碗礁一號」、「南海Ⅰ號」和「南澳Ⅰ號」等重大發現都伴隨有大量的陶瓷器物出水。從較為原始的低溫釉陶到精美的影青瓷、青花瓷和各種彩瓷，不但品種繁多，而且涵蓋了從北方河北的定窯、磁州窯到南方福建的建窯、德化窯等眾多窯口，地域分布范圍相當廣泛。無比豐富的水下考古資源，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我國水下考古專家二十多年持之以恆的努力，克服了無數困難，取得如此輝煌的成績，奠定了我國水下考古的堅實基礎。相信隨著科技方法全方位地介入，我國的水下考古事業必將走在世界前列。

㈥ 建章宮的考古成果

考古隊在建章宮遺址小范圍區域進行了考古發掘，取得了可觀的成果。所發掘遺址為一號遺址，地處建章宮內太液池西岸。發掘面積2420平方米。遺址從南向北由三部分組成，即南部庭院、主體建築與北部庭院。南部庭院現發掘南北長32餘米，東西寬24餘米。地面平坦，推測原來地面應有鋪磚，現僅在東北部殘存少量方磚，其他地方局部殘存鋪磚泥痕。庭院的北部為一東西向廊道，東西現存10.98米，南北寬近2米，廊道地面鋪磚。主體建築位於發掘區的中部，現清理部分平面大致呈曲尺形，東西約26米，南北約73米。主體建築由南北兩部分組成。南部建築由五個房間和過廊等組成；北部建築所清理部分東西14.7~22.7米，南北28餘米。地面鋪磚，鋪磚多為素麵方磚，個別為小方格紋方磚。北部庭院位於北部建築西部，清理部分南北約24米，東西約10米。出土遺物多為漢代的磚、瓦及瓦當殘塊，並有大量的五銖錢范殘塊。
現今考古面積尚不足整個建章宮面積的十分之一，如果把整個建章 宮都發掘完，其考古成果必定很「驚人」。建章宮是漢武帝在位時所建，為顯示大漢的國威和富足，重新在城外修建朝宮，其「度比未央」，比未央宮還大。史書上記載有前殿、太液池、神明台、雙鳳雀等，這些建築遺址現已通過初步勘探都有所發現。如果進行徹底完整地考古勘探，必將有更多的發現，這已被漢城內宮殿遺址考古成果所證明。漢城中已發現的眾多皇家建築遺址，若無考古勘探則無從測定其具體地點，如皇家藏冰的「凌室」、儲兵器的「武庫」等。同樣，建章宮考古可以弄清皇家重要建築的規模、地址、形制等，為認識西漢皇宮建築布局和科學復原提供可貴資料。如能發現帶文字的錢幣、竹簡、銅鼎等，則是更直接的歷史文獻，其價值不可估量。

㈦ 三星堆最新考古成果，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有何影響

引言：三星堆一直都是我國非常重大的考古項目，在1986年的時候，三星堆1號和2號祭祀坑被人發現。這一次的發現對研究古蜀文明提供了非常大的進展，在解決了我們對於古蜀文化的疑問之後，又添加了很多新的問題。隨著考古挖掘三星堆中大量的國之重器也隨之出土， 為了解歷史發展和演變帶來了更多新的認識。

現在國家對於三星堆的考古只是剛剛開始，在厚厚的土壤之下，還有更多沒有發現的文物。現在出土的這些文物不過是冰山一角，真正隱藏著古蜀文化的還未發掘出來。大家也都期待著，考古技術越來越成熟，將掩埋了多年的古文化重現天日。

㈧ 這里將近一世紀的考古成果主要指什麼

近一個世紀來（自20世紀20年代）中國考古把中國歷史從文獻史短短幾千年，而且有兩千年記載不詳的歷史，拓展到100多萬年的歷史，並且解決了很多歷史中的疑點。中國整個歷史的框架已經建立起來。
在考古之前，西方以及很多接受西方思潮的中國學者本著求真務實的態度，對所謂的商代歷史提出質疑。同時被質疑的還有，夏代以及西周。所謂疑古辨古思潮，在他們看來中國古史是層層累積的歷史。殷墟考古證明了商代的存在，同時也證明了中國古史的真實性。

㈨ 論述西漢長安城的主要考古發掘成果

關於漢長安城的考古調査，較早涉足者是日本人足立喜六。足立氏於1906～1910年應清政府的招聘，任陝西高等學堂教習。其間，他曾調查了西安附近的古跡，其中包括對漢長安城的勘察及對未央宮前殿、城壕等遺跡的測量。以後,國內外學者先後前去探訪長安城者大有人在，但缺乏正式的調査報告。對漢長安城有計劃、大規模的考古工作是從新中國建立後才開始的。1955年，俞偉超對漢長安城西北部進行了調査，並結合文獻記載考證了一些遺跡的位置。自1956年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開始對全城若乾地域進行鑽探，首先找到了城牆及十二座城門的位置，隨後發掘了宣平門、霸城門、西安門、直城門;1956年7月至1957年10月，發掘了位於城南屬於王莽時期的辟雍遺址；1958?1960年發掘王莽修建的宗廟遺址;1961～1962年間對城內進行較大規模的勘探調查，基本上查明了城內的街道、宮殿區的分布，並探明了城西建章宮的范圍；1975年發掘武庫遺址；80年代以後，主要工作集中於未央宮，勘探了宮城城垣、宮門、宮城內道路及宮殿建築遺址，發掘了宮城西南角樓、中央官署（可能為兵器庫）、少府（或為所轄官署）、椒房殿以及前殿附屬建築等；90年代初，還發掘了未央宮內織室或是暴室的手工業作坊建築遺址。1996年出版了《漢長安城未央宮》報告，全面報道了未央宮的調査與發掘成果。90年代後半期至今，與日本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合作，重點發掘桂宮遺址，已取得階段性成果。此外，90年代以來，還對漢長安城內手工業遺址進行了系統勘探、發掘，發現多處陶窯、冶鑄遺址等。
總之，近五十年來的考古工作，已基本搞清了漢長安城城牆的方位與城門、街道、宮殿、市場等各類遺跡的分布，重點發掘了城內外一些建築遺址。從這些勘探、發掘看，漢長安城
保存狀況是比較好的。但因為漢長安城佔地達30多平方公里，各類遺存十分豐富，因而，目前對漢長安城的了解還是很有限的～

㈩ 二十世紀以來有關秦漢時期考古的主要成果有哪些

秦漢時代的遺址，種類多，數量大，在地域上分布范圍廣。它們可分為都城、縣邑、聚落、長城、鄣塞、工礦、作坊等類，而各類遺址中又包含許多不同的遺跡。經過調查發掘的遺跡，有城牆、城門、溝渠、池沼、街道、宮殿、衙署、武庫、禮制建築物、住房、窖穴、水井、礦井、工場、煉鐵爐、陶窯等等。這些遺址及其所包含的各種遺跡，反映了當時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設施和規制，體現了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具體情形。 都城都城遺址的調查發掘，是秦漢考古的一項重大課題。秦的咸陽城、西漢的長安城和東漢的雒陽城是統一大帝國的都城，是當時全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特別是長安城和雒陽城為漢代所新建，其設計除適應作為大城市的經濟生活上的需要以外，還充分顯示了政治上和禮制上的規格，對此後中國歷代都城的營建有深遠的影響。 咸陽城遺址在陝西省咸陽市東。1959年開始勘察，1974年以後發掘。城址南部被渭河沖毀，城的全貌不明。宮殿區在城的北部，許多大型的殿址保存良好。咸陽的宮殿都建立在夯土台基上。每座建築物自成一獨立體，但相互之間又以甬道、復道等連接，成為一個組合體。從每座建築物的間次、門道的設計，到一個建築群的整體設計,都採用對稱式的布局。有的殿內用方磚鋪地,牆壁經粉刷,有時還有彩色的壁畫。秦宮的形制和構造,對漢代的宮殿建築有直接的影響。 長安城漢長安城遺址在陝西省西安市西北。1956年以來，已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狀、城牆和城壕的結構、城門的形制、城內主要街道的分布、市的位置、宮殿的范圍。武庫遺跡已全面發掘，究明了它的規模和結構。南郊的明堂辟雍和王莽九廟及西南郊的昆明池和上林苑的部分宮觀的遺跡,也經勘探或發掘。調查發掘證明,長安城的形制、布局基本上與《周禮·考工記》的規制相符合。城的平面形狀大體近於方形;城的四面各有3個城門；每個城門有3個門道,經由城門的主要大街都分成平行的3股；長樂宮和未央宮在城南部,東市和西市在城北部。 雒陽城遺址在河南省洛陽市東約15公里。1957年以來,經過長期的調查發掘,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狀、城牆的規模、城門和城內主要街道的分布、武庫和太倉的位置，並根據城門和街道的分布情形推定南宮和北宮的范圍。城南的明堂、辟雍和靈台，是中國古代都城特有的禮制建築物，自兩漢以降，一直為歷代所沿襲，靈台又是當時的天文台。太學的遺跡也經勘察和發掘，出土了許多石經的殘片（見漢魏洛陽城遺址）。 縣邑指都城以外的各地的縣城，有的是郡國的治所。據歷史記載，從西漢初年開始，全國的縣邑普遍築城牆。由於所在地域的不同，可分為內地的縣邑和北方邊境地區的縣邑。 內地的縣邑在陝西、河南、山西、山東、河北、北京、天津、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福建、遼寧等省、市的各地，發現秦漢時代的城址達80餘處，它們都有用夯土築成的城牆遺跡。結合文獻記載，可以推定陝西省臨潼的城址為櫟陽縣城，河南省洛陽的城址為河南縣城，山西省夏縣的城址為安邑縣城，山東省淄博的城址為臨淄縣城等。 北方邊境地區的縣邑漢代在長城沿線的內側廣建城邑，以充實邊境，支援邊防。在西起內蒙古自治區杭錦旗，東至遼寧省丹東市的地段內，已發現漢代城址近百處。城址平面多為方形，面積比中原地區的縣城為小。 聚落指縣城郊外的市鎮和村落，其數量遠比縣城為多。由於遺址面積小，堆積薄，周圍又無城牆，所以發現甚少。經過正式發掘的，僅有遼寧省遼陽三道壕遺址和江蘇省高郵邵家溝遺址2 處。 長城、鄣塞和烽燧秦漢時代，為了在北方和西北邊境防禦以匈奴為主的游牧民族入侵，修築了長城，並在沿線建鄣塞,設烽燧,以加強守衛。因此，對長城、鄣塞和烽燧遺址的調查發掘，是秦漢考古的一項特殊任務。其成果主要在於究明當時的國防和軍備。 秦代長城秦始皇時修建的長城，主要是利用戰國時代秦國、趙國、燕國的長城而加以連接，有的地段則為當時所新建。秦代長城起自甘肅省岷縣，經寧夏回族自治區境內北上，穿越烏蘭布和沙漠北邊的雞鹿塞。進入內蒙古自治區後，逶迤在狼山北面的崗巒間，由石蘭計北口東經固陽縣北部,又經武川縣南，沿大青山北,過集寧市境,由興和縣北部進入河北省圍場縣境。然後,又往東至內蒙古的赤峰市、敖漢旗、奈曼旗和遼寧省的阜新縣一帶。 漢代長城西漢時，主要是沿用內蒙古自治區境內至遼寧省遼河以西的秦代長城而加以修繕。據文獻記載，並結合實地勘察，可以說明漢武帝時在遼東又直接利用戰國時代燕國長城的東段，而加以恢復。其線路是自遼寧省阜新市一帶往東，經障武、法庫、開源各縣，然後折而向南，經新賓、寬甸縣境，直至當時的□水。另一方面，漢武帝以後又新築了從內蒙古居延海附近到甘肅、新疆交界處的長城，其走向是沿額濟納河南下，然後沿疏勒河向西；在敦煌以西，長城的城牆基本上與當時通往西域的大道並行。漢代和秦代一樣，城牆的修建因地制宜，平地用土夯築，山間用石塊壘砌，有的地段則是土石混合。漢代新築的極西長城，多在夯土中夾蘆葦。 鄣塞和烽燧漢代在長城沿線普遍設鄣塞和烽燧。從新疆的羅布泊、甘肅的敦煌至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到西起內蒙古潮格旗、東至奈曼旗的漫長地帶上，已發現鄣塞和烽燧的遺跡達數百處之多。其中以內蒙古居延地區的發現為最重要。從居延海附近的索果諾爾沿額濟納河向南，至於金塔、毛目附近,在長近300公里的地段上，至少分布著鄣塞遺址十餘處，烽燧遺址一百數十處。
編輯本段墓葬的調查和發掘
秦漢墓葬的特點是墓的種類復雜，墓主人的身份各異，等級甚多，而墓的形制和構造等又因時期、地區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別。統治階級實行厚葬的墓設施講究，隨葬品十分豐富，而貧民和刑徒的埋葬則極為草率。因此對墓葬的調查發掘，不僅能為研究秦漢時代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大量的資料，而且可以充分揭露當時貧富懸殊、階級對立的情況。 帝陵在中國古代的喪葬制度中，帝陵有其特殊的規格。秦始皇陵是中國第一座帝陵，兩漢帝陵繼承秦陵的制度而又有新的演變。它們對此後歷代的陵制有長遠的影響。 秦始皇陵在陝西省臨潼縣，南靠驪山，北臨渭水。現已進行全面勘察。陵園平面呈長方形，有內外兩重圍牆。墳丘在陵園的南部，寢殿在陵園的北部。墓室在墳丘之下，已探明東西兩面設墓道。陵園內外，有許多陪葬墓和殉葬坑，有的已經發掘。墳丘西側的車馬坑埋置銅質的車馬模型，製作異常精緻。陵園東門外有規模巨大的秦兵馬俑坑，埋置大量的陶質兵馬俑，其形體大小與真人真馬相等。 漢帝陵除文帝的霸陵在陝西省西安市東郊、宣帝的杜陵在西安市東南郊以外,其餘9帝的陵都在渭水以北咸陽市至興平縣的境內。1962年以來，進行了調查。除霸陵「因山為藏」以外，其餘10陵都有墳丘。陵園以墳丘為中心，周圍築牆垣，平面呈方形；四面各設一門，門外立雙闕。皇後陵在帝陵之旁，一般是在帝陵的東側。漢承秦制，設寢殿於陵園。惠帝時在長陵設原廟，以後成為定製。各陵都有許多臣僚的陪葬墓（見漢代帝陵）。 東漢帝陵除獻帝的禪陵以外，其餘11陵都在河南省洛陽市的附近地區。光武帝的原陵被認定在洛陽東北的孟津，尚待證實。其餘諸陵，雖經多次調查，都未能確定。據文獻記載,從明帝的顯節陵開始,陵園周圍不築牆垣而改用「行馬」。墳丘之前建石殿，以供祭享。從顯節陵開始，陵園附近不再建廟。各陵都有許多臣僚的陪葬墓。 貴族、官僚和地主的墓秦漢時代貴族、官僚和一般地主的墓，從墓的構造上可以分為木槨墓、土洞墓、空心磚墓、崖墓、磚室墓、石室墓等不同的種類，它們又各有規模大小的差別。各類的墓，有的流行於不同的時期，有的則同時並存。由於墓主人的身份和財富的差異，他們的墓在種類和規模方面亦各不相同。 木槨墓主要流行於秦和西漢前期到中期，在長江流域及邊遠地區則延續至西漢後期和東漢。從高級貴族、大官僚到一般地方官和鄉吏等人都使用。墓室為長方形豎穴式土坑，坑內築木槨。墓的規模因人而異，往往大小懸殊，所用棺槨有一定的等級制度。地面上都有墳丘，大墓還有墓域，設祠堂。已經發掘的重要的墓有湖北省雲夢睡虎地秦墓、江陵秦漢墓，湖南省長沙馬王堆漢墓等。 土洞墓從秦、西漢到東漢始終流行，但地域上只限於黃河流域及北方和西北地區。墓的規模都不大，墓室為橫穴式土洞，往往設耳室。在已經發掘的大量的墓中，甘肅省武威磨嘴子漢墓和旱灘坡漢墓甚為重要。 空心磚墓流行於秦和西漢，東漢時已告絕跡。在地區上只限於中原和關中一帶。在豎穴式的土坑或橫穴式的土洞內用空心磚堆砌墓室，磚上印有各種花紋，少數的墓施彩色壁畫。這種墓與木槨墓同時並存，墓主人一般多為中下層地主。比較重要的有河南省洛陽西漢壁畫墓。 崖墓開始出現於西漢，在河北、山東、江蘇等省的少數地點有發現。東漢時四川省境內特別流行。在山崖和岩層中開鑿橫穴式洞穴，以為墓室。墓的規模大小不一，從大貴族到一般的地主都有使用。已經發掘的重要的墓有河北省滿城漢墓、山東省曲阜九龍山漢墓等。 磚室墓西漢中後期開始出現於關中和中原地區，不久便迅速普及，東漢時在全國范圍內普遍盛行。墓室用小型長方磚砌成,有時有彩色壁畫。四川境內的墓,流行在墓壁另嵌畫像磚。從高級貴族、大官僚到一般官吏和地主都使用。墓的規模因人而異，大小懸殊，地面上多有墳丘。大墓有墓域，建墓闕，設祠堂，立墓碑，置人物和動物的立體石雕像。已經發掘的重要的墓有山西省平陸漢壁畫墓，河南省密縣打虎亭漢墓，陝西省潼關吊橋楊氏墓，河北省望都漢壁畫墓等等。 石室墓開始出現於西漢後期至王莽時期，主要流行於東漢。其分布以山東省到江蘇省北部、河南省到湖北省北部、陝西省北部和山西省西部、四川省中部等地區為最多。墓室用石材構築，有的為磚石混合結構。因大多數有石刻畫像，故稱畫像石墓。墓的規模一般都很大。地面上除墳丘以外，在墓域內立石闕，設祠堂，樹墓碑，並有人物和動物的立體石雕像。墓主多為大貴族、大官僚。已經發掘的墓，以河南省密縣打虎亭漢墓、唐河漢墓，江蘇省徐州漢墓，陝西省米脂漢墓等為重要。 貧民墓和刑徒墓貧民墓多為小而淺的土坑，易受破壞，故甚少發現，一般葬具都很簡陋，隨葬品極為貧乏。刑徒墓迄今發現的秦漢刑徒墓共有3批。1979年在臨潼秦始皇陵附近發現的秦代刑徒墓共有100餘座,發掘了其中的30座。墓坑都為長方形豎穴，大的埋十餘人，小的埋一、二人。屍體上蓋瓦片，所刻文字記明死者的籍貫或原監獄所在地、刑名、爵名和姓名，可以判定他們是被征調來修築驪山的陵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