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好看的耽美文推薦一下
事實上,好看的耽美文有很多,比如下面這幾本:
第一本是《十年》,作者是暗夜流光。這篇近於同志文學的耽美名文,可視為耽美界的中流砥柱,對耽美界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在耽美界的對外關系中,樹立了耽美文的正面形象。這也是極少的一篇從未聽說過被人商榷的文章。
第五本是《醉卧紅塵》,作者是水月華。事實上,這本書是清水美文代表作。此文絕對經得起最挑剔的讀者的細讀。登峰造極的優美字句連同動人的故事,好象一件精美的工藝品。也是水月華的代表作。
第六本是《只是當時的惘然》,作者是千千千尋。這本書是悲劇代表作,深受贊嘆的完美結局使其成為悲劇中的經典,這也是千千千尋的代表作。
Ⅱ 余ོ笙ꦿ℘゜能不能幫我改成沖鴨
沖鴨ꦿ℘゜
改好了,希望採納哦!
Ⅲ 王安石生平簡介
生平簡介: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王安石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於鍾山(今江蘇南京),贈太傅。紹聖元年(1094年),獲謚「文」,故世稱王文公。
思想精神:革命導師列寧曾稱王安石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王安石執政之所以能敢作敢為,矢志改革,是受自己進步的哲學思 想支配,他認為世界萬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組成,還把「 新故相除」看作是自然界發展變化的規律,從而樹立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無畏精神。這些進步思想在他的文學作品中也閃爍著奪目的光彩。
成就: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增強對外防禦,對內彈壓的能力,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從新法次第實施,到新法為守舊派所廢罷,其間將近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每項新法在推行後,雖然都不免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
評價:通過努力,更多人有了變革要求,這種要求不只是給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壓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順應多數人的要求來進行改革。王安石的變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後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類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這些成果,使人類有了擺脫野蠻統治的可能和方向。
Ⅳ 可以幫把芷若放入符號涼̶笙̶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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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成都昌盛鴻笙食品有限公司怎麼樣
簡介:成都市鴻笙食品有限公司成立於1998年,是一家集健康粗糧食品種植、生產加工、銷售及對外貿易為一體的食品生產企業。公司下轄二個生產基地及銷售公司,生產基地位於大邑縣上安鎮昌盛村八組,佔地20畝,具備日處理60噸玉米、大米的加工能力,形成了年產值達億元的生產規模。第二生產基地位於四川大邑經濟技術開發區鴻笙產業園,佔地110畝,廠房面積53000m2,按國際新無菌標准建成了綠化率達52.8%的生態廠房,擁有國內現代化的方便食品生產設備,具備日處理玉米、大米、黃豆200噸的能力,實現生產包裝的全自動化,形成產值10億元的生產規模。 成都市鴻笙食品有限公司是中國具社會責任民營企業,中國生態食品建設基地,四川省農產品加工示範企業,成都市農業產業化經營重點龍頭企業,是成都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協會、成都食品工業協會、成都市食品商會、成都鄰水商會副會長單位,是四川省民營經濟協會常務理事單位,四川減負維權聯盟首批重點理事單位,2007年具成長性企業及2008年「5·12」特大地震抗震救災先進集體;「鴻笙」商標榮獲中國馳名商標、四川省著名商標、中國馳名品牌,中國玉米粉行業具競爭力品牌,2007年具影響力品牌。「鴻笙」產品是消費者首選商品,中國西部億萬讀者喜愛的食品品牌,2010四川公眾喜愛的十大農業品牌,獲第九屆中國國際農產品交易會金獎,連續多年被列入成都市名優產品推薦目錄,並受邀參加了2010年上海世博會食品展銷會。2010年,鴻笙牌23種產品榮獲中國國家專利證書,現已申報四川名牌,並已通過綠色食品認證、Haccp/ISO22000質量安全管理體系認證、ISO9001:2000質量管理體系認證、GB/T19001-2000認證。目前「鴻笙」品牌價值6.6億元。
法定代表人:劉青山
成立日期:2003-05-09
注冊資本:900萬元人民幣
所屬地區:四川省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5101297497075505
經營狀態:存續(在營、開業、在冊)
所屬行業:製造業
公司類型:有限責任公司(自然人投資或控股)
英文名:Cheng Changsheng Swansheng Food Co., Ltd.
人員規模:100-500人
企業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大邑縣晉原鎮工業區興業大道58號
經營范圍:生產:飲料(固體飲料類)、方便食品(其他方便食品)、炒貨食品及堅果製品(烘炒類)(分裝)、其他糧食加工品(穀物加工品、穀物碾磨加工品)(以上經營范圍憑許可證在有效期限內經營);銷售:本企業自產產品;農副產品收購、銷售;貨物進出口業務(國家明令禁止的進出口業務除外)。(以上經營范圍不含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國務院決定明令禁止或限制的項目,需有關部門批準的憑其批准文件或許可證經營)。
Ⅵ 誰有朱光潛的文章
朱光潛
●文學與人生
文學是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的藝術。就其為藝術而言,它與音樂圖畫雕刻及一切號稱藝術的製作有共同性:作者對於人生世相都必有一種獨到的新鮮的觀感,而這種觀感都必有一種獨到的新鮮的表現;這觀感與表現即內容與形式,必須打成一片,融合無間,成為一種有生命的和諧的整體,能使觀者由玩索而生欣喜。達到這種境界,作品才算是「美」。美是文學與其他藝術所必具的特質。就其以語言文字為媒介而言,文學所用的工具就是我們日常運思說話所用的工具,無待外求,不像形色之於圖畫雕刻,樂聲之於音樂。每個人不都能運用形色或音調,可是每個人只要能說話就能運用語言,只要能識字就能運用文字。語言文字是每個人表現情感思想的一套隨身法寶,它與情感思想有最直接的關系。因為這個緣故,文學是一般人接近藝術的一條最直截簡便的路;也因為這個緣故,文學是一種與人生最密切相關的藝術。
我們把語言文字聯在一起說,是就文化現階段的實況而言,其實在演化程序上,先有口說的語言而後有手寫的文字,寫的文字與說的語言在時間上的距離可以有數千年乃至數萬年之久,到現在世間還有許多民族只有語言而無文字。遠在文字未產生以前,人類就有語言,有了語言就有文學。文學是最原始的也是最普遍的一種藝術。在原始民族中,人人都歡喜唱歌,都歡喜講故事,都歡喜戲擬人物的動作和姿態。這就是詩歌、小說和戲劇的起源。於今仍在世間流傳的許多古代名著,像中國的《詩經》,希臘的荷馬史詩,歐洲中世紀的民歌和英雄傳說,原先都由口頭傳誦,後來才被人用文字寫下來。在口頭傳誦的時期,文學大半是全民眾的集體創作。一首歌或是一篇故事先由一部分人倡始,一部分人隨和,後來一傳十,十傳百,輾轉相傳,每個傳播的人都貢獻一點心裁把原文加以潤色或增損。我們可以說,文學作品在原始社會中沒有固定的著作權,它是流動的,生生不息的,集腋成裘的。它的傳播期就是它的生長期,它的欣賞者也就是它的創作者。這種文學作品最能表現一個全社會的人生觀感,所以從前關心政教的人要在民俗歌謠中窺探民風國運,采風觀樂在春秋時還是一個重要的政典。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說,原始社會的文字就幾乎等於它的文化;它的歷史、政治、宗教、哲學等等都反應在它的詩歌、神話和傳說裡面。希臘的神話史詩,中世記的民歌傳說以及近代中國邊疆民族的歌謠、神話和民間的故事都可以為證。
口傳的文學變成文字寫定的文學,從一方面看,這是一個大進步,因為作品可以不純由記憶保存,也不純由口誦流傳,它的影響可以擴充到更久更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種變遷也是文學的一個厄運,因為識字另需一番教育,文學既由文字保存和流傳,文字便成為一種障礙,不識字的人便無從創造或欣賞文學,文學便變成一個特殊階級的專利品。文人成了一個特殊階級,而這階級化又隨社會演進而日趨尖銳,文學就逐漸和全民眾疏遠。這種變遷的壞影響很多,第一,文學既與全民眾疏遠,就不能表現全民眾的精神和意識,也就不能從全民眾的生活中吸收力量與滋養,它就不免由窄狹化而傳統化,形式化,僵硬化。其次。它既成為一個特殊階級的興趣,它的影響也就限於那個特殊階級,不能普及於一般人,與一般人的生活不發生密切關系,於是一般人就把它認為無足輕重。文學在文化現階段中幾已成為一種奢侈,而不是生活的必需。在最初,凡是能運用語言的人都愛好文學;後來文字產生,只有識字的人才能愛好文學;現在連識字的人也大半不能愛好文學,甚至有一部分鄙視或仇視文學,說它的影響不健康或根本無用。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人要鄭重其事地來談文學,難免有幾分心虛膽怯,他至少須說出一點理由來辯護他的不合時宜的舉動。這篇開場白就是替以後陸續發表的十幾篇談文學的文章作一個辯護。
先談文學有用無用問題。一般人嫌文學無用,近代有一批主張「為文藝而文藝」的人卻以為文學的妙處正在它無用。它和其它藝術一樣,是人類超脫自然需要的束縛而發出的自由活動。比如說,茶壺有用,因能盛茶,是壺就可以盛茶,不管它是泥的瓦的扁的圓的,自然需要止於此。但是人不以此為滿足,制壺不但要能盛茶,還要能娛目賞心,於是在質料、式樣、顏色上費盡機巧以求美觀。就淺狹的功利主義看,這種工夫是多餘的,無用的;但是超出功利觀點來看,它是人自作主宰的活動。人不憚煩要作這種無用的自由活動,才顯得人是自家的主宰,有他的尊嚴,不只是受自然驅遣的奴隸;也才顯得他有一片高尚的向上心。要勝過自然,要彌補自然的缺陷,使不完美的成為完美。文學也是如此。它起於實用,要把自己所感的說給旁人知道;但是它超過實用,要找好話說,要把話說的好,使旁人在話的內容和形式上同時得到愉快。文學所以高貴,值得我們費力探討,也就在此。
這種「為文藝而文藝」的看法確有一番正當道理,我們不應該以淺狹的功利主義去估定文學的身價。但是我以為我們縱然退一步想,文學也不能說是完全無用。人之所以為人,不只因為他有情感思想,尤在他能以語言文字表現情感思想。試假想人類根本沒有語言文字,像牛羊犬馬一樣,人類能否有那樣燦爛的文化?文化可以說大半是語言文字的產品。有了語言文字,許多祟高的思想,許多微妙的情境,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才能那樣流傳廣播,由一個心靈出發,去感動無數的心靈,去啟發無數心靈的創作。這感動和啟發的力量大小與久暫,就看語言文字運用的好壞。在數千載之下,《左傳》、《史記》所寫的人物事跡還能活現在我們眼前,若沒有左丘明、司馬遷的那種生動的文筆,這事如何能做到?在數千載之下,柏拉圖的《對話集》所表現的思想對於我們還是那麼親切有趣,若沒有柏拉圖的那種深入而淺出的文筆,這事又如何能做到?從前也許有許多值得流傳的思想與行跡,因為沒有遇到文人的點染,就湮沒無聞了。我們自己不時常感覺到心裡有話要說而不出的苦楚么?孔子說得好:「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單是「行遠」這一個功用就深廣不可思議。
柏拉圖、盧梭、托爾斯泰和程伊川都曾懷疑到文學的影響,以為它是不道德的或是不健康的。世間有一部分文學作品確有這種毛病,本無可諱言,但是因噎不能廢食,我們只能歸咎於作品不完美,不能斷定文學本身必有罪過。從純文藝觀點看,在創作與欣賞的聚精會神的狀態中,心無旁涉,道德的問題自無從闖入意識閾。縱然離開美感態度來估定文學在實際人生中的價值,文藝的影響也決不會是不道德的,而且一個人如果有純正的文藝修養,他在文藝方面所受的道德影響可以比任何其他體驗與教訓的影響更較深廣。「道德的」與「健全的」原無二義。健全的人生理想是人性的多方面的諧和的發展,沒有殘廢也沒有臃腫。譬如草木,在風調雨順的環境之下,它的一般生機總是欣欣向榮,長得枝條茂暢,花葉扶疏。情感思想便是人的生機,生來就需要宣洩生長,發芽開花。有情感思想而不能表現,生機便遭窒塞殘損,好比一株發育不完全而呈病態的花草。文藝是情感思想的表現,也就是生機的發展,所以要完全實現人生,離開文藝決不成。世間有許多對文藝不感興趣的人乾枯濁俗,生趣索然,其實都是一些精神方面的殘廢人,或是本來生機就不暢旺,或是有暢旺的生機因為窒塞而受摧殘。如果一種道德觀要養成精神上的殘廢人,它的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表現在人生中不是奢侈而是需要,有表現才能有生展,文藝表現情感思想,同時也就滋養情感思想使它生展。人都知道文藝是「怡情養性」的。請仔細玩索「怡養」兩字的意味!性情在怡養的狀態中,它必是健旺的,生發的,快樂的。這「怡養」兩字卻不容易做到,在這紛紜擾攘的世界中,我們大部分時間與精力都費在解決實際生活問題,奔波勞碌,很機械地隨著疾行車流轉,一日之中能有幾許時刻回想到自己有性情?還論怡養!凡是文藝都是根據現實世界而鑄成另一超現實的意象世界,所以它一方面是現實人生的反照,一方面也是現實人生的超脫。在讓性情怡養在文藝的甘泉時,我們霎時間脫去塵勞,得到精神的解放,心靈如魚得水地徜徉自樂;或是用另一個比喻來說,在乾燥悶熱的沙漠里走得很疲勞之後,在清泉里洗一個澡,綠樹陰下歇一會兒涼。世間許多人在勞苦裡打翻轉,在罪孽里打翻轉,俗不可耐,苦不可耐,原因只在洗澡歇涼的機會太少。
從前中國文人有「文以載道」的說法,後來有人嫌這看法的道學氣太重,把「詩言志」一句老話抬出來,以為文學的功用只在言志;釋志為「心之所之」,因此言志包含表現一切心靈活動在內。文學理論家於是分文學為「載道」、「言志」兩派,彷彿以為這兩派是兩極端,絕不相容——「載道」是「為道德教訓而文藝」,「言志」是「為文藝而文藝」。其實這個問題的關鍵全在「道」字如何解釋。如果釋「道」為狹義的道德教訓,載道顯然就小看了文學。文學沒有義務要變成勸世文或是修身科的高頭講章。如果釋「道」為人生世相的道理,文學就決不能離開「道」,「道」就是文學的真實性。志為心之所之,也就要合乎「道」,情感思想的真實本身就是「道」,所以「言志」即「載道」,根本不是兩回事,哲學科學所談的是「道」,文藝所談的仍是「道」,所不同者哲學科學的道理是抽象的,是從人生世相中抽繹出來的,好比從鹽水中提出來的鹽;文藝的道是具體的,是含蘊在人生世相中的,好比鹽溶於水,飲者知咸,卻不辨何者為鹽,何者為水。用另一個比喻來說,哲學科學的道是客觀的、冷的、有精氣而無血肉的;文藝的道是主觀的、熱的,通過作者的情感與人格的滲瀝,精氣和血肉凝成完整生命的。換句話說,文藝的「道」與作者的「志」融為一體。
我常感覺到,與其說「文以載道」,不如說「因文證道」。《楞嚴經》記載佛有一次問他的門徒從何種方便之門,發菩提心,證圓通道。幾十個菩薩羅漢輪次起答,有人說從聲音,有人說從顏色,有人說從香味,大家共說出二十五個法門(六根、六塵、六識、七大,每一項都可成為證道之門)。讀到這段文章,我心裡起了一個幻想,假如我當時在座,輪到我起立作答時,我一定說我的方便之門是文藝。我不敢說我證了道,可是從文藝的玩索,我窺見了道的一斑。文藝到了最高的境界,從理智方面說,對於人生世相必有深廣的觀照與徹底的了解,如阿波羅憑高遠眺,華嚴世界盡成明鏡里的光影,大有佛家所謂萬法皆空,空而不空的景象;從情感方面說,對於人世悲歡好醜必有平等的真摯的同情,沖突化除後的諧和,不沾小我利害的超脫,高等的幽默與高等的嚴肅,成為相反者之同一。柏格森說世界時時刻刻在創化中,這好比一個無始無終的河流,孔子所看到的「逝者如是夫,不舍晝夜」,希臘哲人所看到的「濯足清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所以時時刻刻有它的無窮的興趣。抓住某一時刻的新鮮景象與興趣而給以永恆的表現,這是文藝。一個對於文藝有修養的人決不感覺到世界的乾枯或人生的苦悶。他自己有表現的能力固然很好,縱然不能,他也有一雙慧眼看世界,整個世界的動態便成為他的詩,他的圖畫,他的戲劇,讓他的性情在其中「怡養」。到了這種境界,人生便經過了藝術化,而身歷其境的人,在我想,可以算是一個有「道」之士。從事於文藝的人不一定都能達到這個境界,但是它究竟不失為一個祟高的理想,值得追求,而且在努力修養之後,可以追求得到。
●文學的趣味
文學作品在藝術價值上有高低的分別,鑒別出這高低而特有所好,特有所惡,這就是普通所謂趣味,辨別一種作品的趣味就是評判,玩索一種作品的趣味就是欣賞,把自己在人生自然或藝術中所領略得的趣味表現出就是創造。趣味對於文學的重要於此可知。文學的修養可以說是趣味的修養。趣味是一個比喻,由口舌感覺引申出來的。它是一件極尋常的事,卻也是一件極難的事。雖說「天下之口有同嗜」而實際上「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它的難處在沒有固定的客觀的標准,而同時又不能完全憑主觀的抉擇。說完全沒有客觀的標准吧,文章的美醜猶如食品的甜酸,究竟容許公是公非的存在;說完全可以憑客觀的標准吧,一般人對於文藝作品的欣賞有許多個別的差異,正如有人嗜甜,有人嗜辣。在文學方面下過一番功夫的人都明白文學上趣味的分別是極微妙的,差之毫釐往往謬以千里。極深厚的修養常在毫釐之差上見出,極艱苦的磨練也常在毫釐之差上做功夫。
舉一兩個實例來說。南唐中主的《浣溪沙》是許多讀者所熟讀的: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干。」
馮正中、王荊公諸人都極賞「細雨夢回」二句,王靜安在《人間詞話》里卻說:「菡萏香銷二句大有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乃古今獨賞其細雨夢回二句,故知解正不易得。」《人間詞話》又提到秦少游的《踏莎行》,這首詞最後兩句是「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最為蘇東坡所嘆賞,王靜安也不以為然:「少游詞最為凄惋,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則變而為凄厲矣。東坡賞其後二語,猶為皮相。」
這種優秀的評判正足見趣味的高低。我們玩味文學作品時,隨時要評判優劣,表示好惡,就隨時要顯趣味的高低。馮正中、王荊公、蘇東坡諸人對於文學不能說算不得「解人」,他們所指出的好句也確實是好,可是細玩王靜安所指出的另外幾句,他們的見解確不無可議之處,至少是「郴江繞郴山」二句實在不如「孤館閉春寒」二句。幾句中間的差別微妙到不易分辨的程度,所以容易被人忽略過去。可是它所關卻極深廣,賞識「郴江繞郴山」的是一種胸襟,賞識「孤館閉春寒」的另是一種胸襟;同時,在這一兩首詞中所用的鑒別的眼光可以應用來鑒別一切文藝作品,顯出同樣的抉擇,同樣的好惡,所以對於一章一句的欣賞大可見出一個人的一般文學趣味。好比善飲酒者有敏感鑒別一杯酒,就有敏感鑒別一切的酒。趣味其實就是這樣的敏感。離開這一點敏感,文藝就無由欣賞,好醜妍媸就變成平等無別。
不僅欣賞,在創作方面我們也需要純正的趣味。每個作者必須是自己的嚴正的批評者,他在命意布局遣詞造句上都須辨析錙銖,審慎抉擇,不肯有一絲一毫的含糊敷衍。他的風格就是他的人格,而造成他的特殊風格的就是他的特殊趣味。一個作家的趣味在他的修改鍛煉的功夫上最容易見出。西方名家的稿本多存在博物館,其中修改的痕跡最足發人深省。中國名家修改的痕跡多隨稿本湮沒,但在筆記雜著中也偶可見一斑。姑舉一例。黃山谷的《沖雪宿新寨》一首七律的五六兩句原為「俗學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覺折腰難」。這兩句本甚好,所以王荊公在都中聽到,就擊節贊嘆,說「黃某非風塵俗吏」。但是黃山谷自己仍不滿意,最後改為「小吏有時須束帶,故人頗問不休官。」這兩句仍是用陶淵明見督郵的典故,卻比原文來得委婉有含蓄,棄彼取此,亦全憑趣味。如果在趣味上不深究,黃山谷既寫成原來兩句,就大可苟且偷安。
以上談欣賞和創作,摘句說明,只是為其輕而易舉,其實一切文藝上的好惡都可作如是觀。你可以特別愛好某一家,某一體,某一時代,某一派別,把其餘都看成左道狐禪。文藝上的好惡往往和道德上的好惡同樣地強烈深固,一個人可以在趣味異同上區別敵友,黨其所同,伐其所異。文學史上許多派別,許多筆墨官司,都是這樣起來的。
在這里我們會起疑問:文藝有好壞,愛憎起於好壞,好的就應得一致愛好,壞的就應得一致憎惡,何以文藝的趣味有那麼大的紛歧呢?你擁護六朝,他崇拜唐宋;你贊賞蘇辛,他推尊溫李,紛紜擾攘,莫衷一是。作品的優越不盡可為憑,莎士比亞、布萊克、華茲華斯一般開風氣的詩人在當時都不很為人重視。讀者的深厚造詣也不盡可為憑,托爾斯泰攻擊莎士比亞和歌德,約翰遜看不起彌爾頓,法郎士譏誚荷馬和維吉爾。這種趣味的紛歧是極有趣的事實。粗略地分析,造成這事實的有下列幾個因素:
第一是資稟性情。文藝趣味的偏向在大體上先天已被決定。最顯著的是民族根性。拉丁民族最喜歡明晰,條頓民族最喜歡力量,希伯來民族最喜歡嚴肅,他們所產生的文藝就各具一種風格,恰好表現他們的國民性。就個人論,據近代心理學的研究,許多類型的差異都可以影響文藝的趣味。比如在想像方面,「造型類」人物要求一切像圖像那樣一目瞭然,「渙散類」人物喜歡一切像音樂那樣迷離隱約;在性情方面,「硬心類」人物偏袒陽剛,「軟心類」人物特好陰柔;在天然傾向方面,「外傾」者喜歡戲劇式的動作,「內傾」者喜歡獨語體詩式的默想。這只是就幾個犖犖大端來說,每個人在資稟性情方面還有他的特殊個性,這和他的文藝的趣味也密切相關。
其次是身世經歷。《世說新語》中謝安有一次問子弟:「《毛詩》何句最佳?」謝玄回答:「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謝安表示異議,說:「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句有雅人深致。」這兩人的趣味不同,卻恰合兩人不同的身份。謝安自己當朝一品,所以特別能欣賞那形容老成謀國的兩句;謝玄是翩翩佳公子,所以那流連風景,感物興懷的句子很合他的口胃。本來文學欣賞,貴能設身處地去體會。如果作品所寫的與自己所經歷的相近,我們自然更容易了解,更容易起同情。杜工部的詩在這抗戰期中讀起來,特別親切有味,也就是這個道理。
第三是傳統習尚。法國學者泰納著《英國文學史》,指出「民族」、「時代」、「周圍」為文學的三大決定因素,文藝的趣味也可以說大半受這三種勢力形成。各民族、各時代都有它的傳統。每個人的「周圍」(法文milieu略似英文circle,意謂「圈子」,即常接近的人物,比如說,屬於一個派別就是站在那個圈子裡)都有它的習尚。在西方,古典派與浪漫派、理想派和寫實派;在中國,六朝文與唐宋古文,選體詩、唐詩和宋詩,五代詞、北宋詞和南宋詞,桐城派古文和陽湖派古文,彼此中間都樹有很森嚴的壁壘。投身到某一派旗幟之下的人,就覺得只有那一派是正統,阿其所好,以致目空其餘一切。我個人與文藝界朋友的接觸,深深地感覺到傳統習尚所產生的一些不愉快的經驗。我對新文學屬望很殷,費盡千言萬語也不能說服國學耆宿們,讓他們相信新文學也自有一番道理。我也很愛讀舊詩文,向新文學作家稱道舊詩文的好處,也被他們嗤為頑腐。此外新舊文學家中又各派別之下有派別,京派海派,左派右派,彼此相持不下。我冷眼看得很清楚,每派人都站在一個「圈子」里,那圈子就是他們的「天下」。
一個人在創作和欣賞時所表現的趣味,大半由上述三個因素決定。資稟性情、身世經歷和傳統習尚,都是很自然地套在一個人身上的,輕易不能擺脫,而且它們的影響有好有壞,也不必完全擺脫。我們應該做的功夫是根據固有的資稟性情而加以磨礪陶冶,擴充身世經歷而加以細心的體驗,接收多方的傳統習尚而求截長取短,融會貫通。這三層功夫就是普通所謂學問修養。純恃天賦的趣味不足為憑,純恃環境影響造成的趣味也不足為憑,純正的可憑的趣味必定是學問修養的結果。
孔子有言:「知之者不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彷彿以為知、好、樂是三層事,一層深一層;其實在文藝方面,第一難關是知,能知就能好,能好就能樂。知、好、樂三種心理活動融為一體,就是欣賞,而欣賞所憑的就是趣味。許多人在文藝趣味上有欠缺,大半由於在知上有欠缺。
有些人根本不知,當然不會盛感到趣味,看到任何好的作品都如蠢牛聽琴,不起作用。這是的精神上的殘廢。犯這種毛病的人失去大部分生命的意味。
有些人知得不正確,於是趣味低劣,缺乏鑒別力,只以需要刺激或麻醉,取惡劣作品療飢過癮,以為這就是欣賞文學。這是精神上的中毒,可以使整個的精神受腐化。
有些人知得不周全,趣味就難免窄狹,像上文所說的,被囿於某一派別的傳統習尚,不能自拔。這是精神上的短視,「坐井觀天,誣天渺小」。
要診治三種流行的毛病,唯一的方劑是擴大眼界,加深知解。一切價值都由比較得來,生長在平原,你說小山坡最高,你可以受原諒,但是你錯誤。「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那「天下」也只是孔子所能見到的天下。要把山估計得准確,你必須把世界名山都游歷過,測量過。研究文學也是如此,你玩索的作品愈多,種類愈復雜,風格愈紛歧,你的比較資料愈豐富,透視愈正確,你的鑒別力(這就是趣味)也就愈可靠。
人類心理都有幾分惰性,常以先入為主,想獲得一種新趣味,往往須戰勝一種很頑強的抵抗力。許多舊文學家不能欣賞新文學作品,就因為這個道理。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起初習文言文,後來改習語體文,頗費過一番沖突與掙扎。在才置信語體文時,對於文言文頗有些反感,後來多經摸索,覺得文言文仍有它的不可磨滅的價值。專就學文言文說,我起初學桐城派古文,跟著古文家們罵六朝文的綺靡,後來稍致力於六朝人的著作,才覺得六朝文也有為唐宋文所不可及處。在詩方面我從唐詩入手,覺宋詩索然無味,後來讀宋人作品較多,才發見宋詩也特有一種風味。我學外國文學的經驗也大致相同,往往從篤嗜甲派不了解乙派,到了解乙派而對甲派重新估定價值。我因而想到培養文學趣味好比開疆闢土,須逐漸把本來非我所有的征服為我所有。英國詩人華茲華斯說道:「一個詩人不僅要創造作品,還要創造能欣賞那種作品的趣味。」我想不僅作者如此,讀者也須時常創造他的趣味。生生不息的趣味才是活的趣味,像死水一般靜止的趣味必定陳腐。活的趣味時時刻刻在發現新境界,死的趣味老是囿在一個窄狹的圈子裡。這道理可以適用於個人的文學修養,也可以適用於全民族的文學演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