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藍村王元剛被抓
顛倒黑白 黑社會猖獗 即墨屬於青島市，而藍村又在即墨市中名列前茅，經濟發展飛快的鄉鎮。當然黑幫惡勢力也越來越猖獗，聯手污衊王元剛肖秀友等人。
王元剛肖秀友等人創建學校，重建學校，給孩子帶來更好的學習條件。並且為各個村莊修路架橋，打通了藍村經濟發展的通道。
這樣對社會對藍村有貢獻的人，怎麼會被誣蔑成黑社會，被關被押。而真正的黑社會依然在猖獗。難道敢於反抗黑社會的人都會遭到這個下場嗎？這個社會到底還沒有公道可言。難道政府真的腐敗了？難道發律也偏向黑社會了嗎？
敢於反抗的人民站出來吧，共同把真正的黑社會擊敗，還王元剛肖秀友等人的清白，給藍村人民一片和平的天空。
『貳』 我家是城市戶口。我老娘是農村戶口，她逝世後,她的土地應該如何處理請明白的朋友幫助解答一下。謝謝！
論土地承包責任制的構建
土地家庭承包經營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核心，要長期穩定並不斷完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依法保障農民對土地承包經營的各項權利。農戶在承包期內可依法、自願、有償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完善流轉辦法，逐步發展適度規模經營。而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則是保證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途徑。
一：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基本理論
1：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概念
「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簡稱為「土地承包經營權」，這一概念名稱產生於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踐之中，後經立法文件認可而成為了一通用之法律術語名稱（2）。但新一輪關於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的政策文件中，又用「土地使用權」代替了「土地承包經營權」（3）。
另外，在學理上，有的學者把「土地使用權」與「土地承包經營權」相並列起來，分別表達兩種依不同方式取得的權利，前者是依法或按照集體經濟組織的規定分配取得；後者是通過簽訂土地承包合同取得或是在轉讓中取得（4）。這實質上是以取得的方式不同為標准，對原來意義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所作的劃分。另外，在學術研究中，有人又稱「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為「農地使用權」。還有稱為「農村承包經營權」或「承包使用權」的。就目前而言，「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或「土地承包經營權」）這一名稱，更為普遍。一般地認為，依照現有立法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是指農民、集體在法律規范和合同約定的范圍內，對於集體所有的或國家所有但由集體長期使用的土地所享有、佔有、使用、收益的權利。其主要法律特徵有：（1）享有主體具有限定性，只能是農村集體或某一農村集體的成員；（2）一般是依土地承包經營合同取得，其權利義務內容由合同約定；（3）附帶有一定的期限；（4）不可自主流通；（5）其客體僅限於農用土地，且用途特定。
2：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起源和發展
中國農村土地使用制度的發展歷程。解放之前，我國土地實行的一直是私有制，特別是秦朝以後。但是我國一向反對土地集中所有制，也可從說是抑制兼並，因此，解放之前，農村一半是自耕農，一半是佃農，後解放初期，實行的是土地改革政策，土地重新回到農民手中，但是1952年逐步施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經由初級社到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土地所有權被一步一步的收回到農業集體當中，到了1962年，就確立了我們所熟知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這套制度直到1978年安微鳳陽小崗村的幾戶農民所打破，後來隨聯戶承包制度在中國大地展開，80年代中期，聯戶承包責任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後期似乎潛力發揮的較少，出現了一些問題於是各地出現了一些改革的思路。
1、均田制，即按照人頭數進行發包，全國大多數農村都在實行這種土地承包政策。
2、兩田制，在山東平度實行，即將土地分成口糧田與責任田，而口糧是限制其流轉的，而責任田則是可從進行移轉與抵押。
3、土地股份合作制，目前該項制度主要是在廣東南海實行，即將土地折算成股份進行公司化管理，但這種制度轉適合產業化程度較高的地區。
4、溫州土地租賃，該模式主要在溫州推廣，實行的是由農戶集體經濟組織進行了租賃的形式。
與此同時，在《農村土地承包法》出台之前，雖然1984年《中共中央關於農村工作的通知》提出：「土地承包期一般15年以上」[1]、中共中央和國務院1993年《關於當前農村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指出：「在原定的承包期到期之後再延長30年不變。開墾荒地、營造林地、治沙改土等從事開發性生產的承包期可以更長」[2]，但各地的實際操作與中央規定往往有較大的差異。目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已經進入了攻堅階段，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呼喚土地使用權制度的完善。通過《民法典》的起草和制定，在《民法典》中構建科學、完善、符合社會市場經濟要求的土地使用權制度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然而我國現有的三部「民法典草案」中土地使用權制度的構建存在某些問題。因此，我們認為，在《民法典》起草的過程中通過爭論及時發現問題，並集思廣益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將有助於「民法典草案」的不斷進步和完善。
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現狀
1：土地承包經營權存在的問題
1、有關現行土地承包經營權制度的法律法規不系統、不具體，且比較滯後；而代之起作用的，更多是政府的政策和措施。這根源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本身就是一場自下而上的制度革新活動。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在其過程中起著直接作用；而法律法規則一直處於對農村基層的一系列制度創新活動進行認可和規范的被動地位，不可避免表現出嚴重的滯後性。例如，現行立法對於目前全國各地農村實踐中出現的不同類型的農地制度（14），就無統一的、系統的、及時的規范。如果說，法律法規對這一領域的鬆散規制，當初是為了激發農村基層的自發創造性；那麼，現在應是藉助立法對全國各地農村的創新成果進行總結、鞏固和統一規范的時候了。
2、現行土地承包經營權雖已被一些學者認定為一種新型的物權（15），但其附有的濃厚的債權性，仍不可抹滅。表現如下：（1）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權利義務內容仍由聯產承包經營合同設定，發包人仍保留有相當大的對發包土地的支配力，而承包人並無完全自主支配土地之權利，不具備物權法定的特性。從而使得這種權利的物權性效力不強，如不能針對發包人或第三人行使物上請求權，倒是具有債權的典型特徵-對人性。當發包方違反承包合同時，其承當的是違約責任，並非侵害物權所要承擔的損害賠償、返還原物、排除妨礙及消除影響等責任。由此，有的學者認為，現行土地承包經營權仍是一種典型的完全由聯產承包合同約定的債權債務關系（16），不是沒有道理的。（2）現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主體主要限於集體與本集體農民，這反映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初衷，但更反映了一種集體內部分工、分配的權利義務關系；這使得其更象是具有對人（作為土地所有者的集體）的效力，而並無物權的對世效力。當土地受到集體成員以外的人的侵害時，賴以救濟的依據不是個別成員的承包經營權，而是集體的所有權。（3）現行法規定，承包人將承包合同轉讓或轉包給第三者，必須經發包人同意（17）。這顯然符合雙務合同之債權債務統歸轉讓或部分轉讓之特徵；而不具物權轉讓之特徵。（4）依照民法通則第80條第二款規定，在國家所有由集體長期使用的土地上，再可設定承包經營權。該規定首先肯定了集體對國有土地享有一種土地使用物權；那麼如果肯定在該種土地使用物權標的物上再設定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也是一項以使用為目的物權，就有背於「一物一權」原則，即，在同一土地之上同時存在有兩項內容相沖突的物權。另外，在我國實踐中大量存在並為法律所認可的「轉包」事例之中，如果認定轉包所設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也為物權的話，同樣會導致上述矛盾，即原物權與轉包所設內容相同之物權，同存於同一土地之中。可見，籠統地把現行土地承包經營權定為物權范疇，值得懷疑。（5）現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設定，變更和消滅未有嚴格的登記管理制度。這不符合物權的「公示公信」原則，倒更類似於債權的設立、變更和消滅方式。
現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債權性是客觀的，由此而引起的後果就是必然的：（1） 不利於維護農民的生產經營利益。債權性使得發包人在承包土地的使用受妨害或侵害時，只能通過「違約」救濟手段來保護自己，而不能行使物上請求權來直接救濟自己。（2）不利於實現由市場來調節農村土地的流通，卻為發包人利用行政或准行政手段干預農民的自主經營權留下了伏機。（3）主體的限定性，不利於吸收本集體以外的資本來發展農村經濟，從而阻礙土地農業經營的適當規模化和集約化進程（18）。（4）不利於農村土地使用制度的穩定。債權性使土地承包經營權仍缺乏物權應有的穩定性。
3、現行法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本質內容-農業經營的涵義沒有作出界定。「農業」一詞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上的農業是僅指栽培和飼養牧畜的生產事業；而廣義上的農業，則還包括林業、牧業、漁業和農村副業等項生產在內（19）。在我國的相關法律文件和學者的論著中使用的「農業」—詞多采廣義上之概念（20）；而且，在日常生活和傳統中，對「農業」一詞亦理解成廣義上之概念；實踐中也習慣於接受和使用廣義上之「農業」一詞。盡管如此，仍有學者對此把握不準，如前文所述，楊文誤認為，我國各項「土地用益物權」之間的分工標准在於使用土地主體的不同和土地的所有者不同，而非土地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的不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其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本質特徵-農業經營的涵義認識不夠，從而把在果園上種植果樹以及植樹造林都割離於農業經營的范疇，從而也就把握不到永佃權的本質-以農業經營為目的，最後得出土地承包經營權與永佃權完全對立之謬論。其實，相比較而言，傳統民法上的永佃權中隱含的「農業經營」，指的是狹義上的「農業」，僅包括耕種和牧畜。但這並妨礙我國土地承包經營權采廣義上「農業經營」之涵義。更何況，采廣義上之「農業」與我國農村經濟結構之現狀更為相符，便於系統地規范狹義農業、林業牧業、漁業和農村副業中的土地使用制度，現行法律中沒有明確這一點，當屬遺憾。
4、現行法確定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期限偏短，加上土地承包經營權又不可自主流通，這必然會打擊承包人對土地進行長期性投資和穩定性經營的積極性；而且這還會使農民投資利益的回報得不到保障，從而使土地經營活動短期利益化，如掠奪性耕種。這與土地改良和生產效益的提高勢不兩立。實踐中，已有很多地區形成了土地使用效益低與農地貧缺之間的惡性循環，其原因就在於農民對土地改良的長期投資過少。針對這一情形，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當前農業和農村經濟法制的若干政策措施》（1993年11月）中作出了規定：「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以後，再延長30年不變，開墾荒地，營造林地，治沙改土等從事開發性生產的，承包期可以更長」。這雖使得承包期限短所造成的惡果得以限制，但僅此還嫌不足。延長期限充其量只能作為一種補救性政策措施而已，缺乏穩定性，更需要在將來的物權立法中確定一個相當長的法定期限；且上述規定本身含義模糊，再加上實踐中，不同的地區、不同集體原定的承包期限並不統一，操作起來定會造成混亂，也落不到實處。例如，不同地區的承包期限長短可能會過於懸殊，不便於統一管理。
5、現行法在列舉用於設定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不同種類土地時，定性不準不清。《民法通則》第八十條第二款和第八十一條第三款分別規定了以土地為標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以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塗、水面等自然資源為標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而實質上，所謂的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塗、水面與未在法律條文中未列出的耕地和草地等都是土地的不同自然表現形式，與土地不是一個層次上的概念（21）。因此，上述兩種土地承包經營權之間的關系為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不能並列於法律條文之中，否則，易讓人誤解二者的性質有別；例如，有的學者便把上述二者強行割裂開來，把其中的後者定性於《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中的用益權（22）。
6、「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或「土地承包經營權」中的「承包經營權」是一典型的債權關系術語（23），不能表露其物權性，且極易與現行法中的「經營權」這一表示不同概念（債權）的名稱相混淆。而且「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或是「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法律術語，太過冗長，不便使用，從立法技術上看，並不科學。
2:土地承包經營權存在問題的原因：
探討土地經營權存在的問題的原因首先是要弄明白土地經營權利的性質，學術界有很多種觀點，主要有以下學說：
1、勞動關系說。有的學者認為土地承包經營關系是勞動法律關系。我們稱之為勞動關系說，其理由是：第一，承包方是發包方經濟組織的內部成員，土地承包合同是集體組織與其成員之間訂立，屬於勞動組織的內部合同；第二，從內容上看承包戶的勞動是集體聯合勞動的一部分；第三，承包戶的收入是按勞動者所得，因此認為屬於勞動關系。
2、物權說。多數民法學者都認為，土地承包經營權是一種用益物權性質的民事權利，其理由主要有：第一，土地承包經營權是《民法通則》第五章第一節所直接規定的權利，而這一節規定的是「所有權和與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實際上是物權的規定，第二，承包人對所承包的土地在法律和合法規定的范圍內有直接控制、利用的權利，即所謂及物性，第三，排它性，同一土地上應允許成立同一內容的兩個土地承包經營權。
3、債權說。其理由主要是；首先，土承包經營權根據承包經營合同產生，其內容也由承包合同規定，仍與物權法定主義相悖，第二，從聯產承包的本意出發，認為承包人在享有集體土地進行了耕作、收益權時，負有服從發包人意願的義務，第三，土地承包權人只有承包人自己使用收益權，而無轉讓權、出租等處分權；第四、土地承包權並未登記，缺乏的公示公信的方法，第五，在集體土地上再經設定承包經營權以及轉包中，轉承包人所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如果仍是物權，則與一物一權原則相違背。
就財產而言，債權方式和物權方式均可以達到利用他人客體物的目的。但 通過對債權方式保護與物權方式保護的比較，筆者認為將土地承包經營權定位為物權更有利於穩定農村土地利用關系，保護農民利益 。對於承包經營人而言，債權保護也不如物權保護有利。用物權規則規范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符合農村土地有效利用的社會目的，也符合保護農民合法權益的長遠需要。
定型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性質後就要從以下方面找出根本原因：
1、農村經濟發展的歷史原因。法律制度「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系」（23）），「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24）。同樣，土地承包經營權制度也不是立法者憑空而設，而是在我國對農村經濟進行改革，推行家庭聯產承包現任制後，為記載和調整產生的各種新型的農村經濟關系而被確立的。這一制度在當時不僅沒有暴露出如此多的不足，而且還很好地切合了農村經濟發展的要求，保障和推動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改革措施的貫徹和實施。只不過，時至今日，農村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對農村土地制度不斷提出新的要求，使得土地承包經營權制度產生時就被歷史背景打下的烙印凸現，而現行法對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制度的改革又只是零散修補，甚至過分依賴於政策的頒布，顯然難以滿足農村經濟發展的新要求，弊端由此而生。例如，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短期限性和不可自主流轉性，就阻礙了農村勞動和土地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和農村經濟向集體經營規模化、集約化方向的發展步伐，成為了土地承包經營權制度的一大毒瘤。由此可見，農村經濟的不斷向前發展，是使現行土地承包經營權制度表現出諸多局限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
2、立法理論和技術上的原因。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制度是我國特有的法律制度，在其確立之時，沒有任何已有立法模式可以借鑒，而當時我國自有的整個法學研究領域就不發達，關於土地承包經營權制度的研究更不成熟。由於立法技術上缺乏充足的理論指導，必然導致一系列的失誤，最集中體現在當初立法在確立土地承包經營權制度時，沒有為其以後的自我完善發展留下足夠的餘地，缺乏前瞻性。從而其自身的毛病積少成多，積小成大，最終導致徹底加以修整的必要。例如，「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這一名稱的使用，便是當初立法技術上的失敗，現已成為土地承包經營權物權化的一個障礙。但是，立法技術上的失誤畢竟是次要原因，不能據此而否定當初有關土地承包經營制度立法的成功的一面
三：完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對策：
目前，關於克服我國土地承包經營權局限性的對策，真可謂眾說紛壇。有的學者認為，當前我國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就是一種新的永佃權，以其為基礎創設我國的新型永佃權制度，此以前述楊立新先生二文為代表。有的學者主張，我國應仿效德國民法與法國民法，建立地上權制度與用益權制度，而以用益權制度來涵蓋現行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並加以完善。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土地承包經營權（土地承包使用權）就是地上權，對它的研究應借鑒地上權理論，使之形成一套成熟的、系統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理論（25）。更多的學者主張，土地承包經營權完善之後，應成為一種新型的物權（26）。筆者認為，現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根本上是成功的，這不容否認，它只是「病得不輕」，需要治理而已。然而根本的病因「卻是不可克服的客觀經濟需求-農村經濟發展的現狀（經濟基礎）」，因而「治病」的最佳辦法便在於：提高土地承包經營權制度自身主觀方面的適用機能和免疫能力，即徹底剔除不合時宜的舊內容，而代之新內容，使其切合新經濟的要求；同時為其以後的自我完備留下餘地。因此，本文較贊同上述最後一種方案，且把土地承包經營權更名統稱為「農地使用權」，而其他方案都不可行，理由如下：
第一，名稱使用上的分析。若在我國將來的物權立法中用傳統民法中的「永佃權」、「用益權」、「地上權」等來取代現行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先撇天此三個概念在傳統民法上所表述的內容本質上與土地承包經營權相異不談，僅從其名稱本身特徵來看，這種做法也不適宜。因為「永佃權」、「用益權」與「地上權」三個名稱並不能直觀地反映出我國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本質特徵（即以農業經營為其本質內容）。另外，「永佃權」這一名稱在我國存在於封建法令之中，「佃權」一詞本身的含義僅為：農民持續租種土地的權利（27）；因而「永佃權」的確體現的是一種維護和鞏固封建剝削關系的特定的土地使用制度，它已成為歷史性概念（28）。楊文認為「永佃權」一詞不反映階級性，原因在於其徹底混淆了不反映特定社會制度內容的客觀事物的概念名稱與由當時社會制度決定其內容的法律制度的概念名稱。前者正如其文中所舉的「契約」，這一概念名稱，它指向的不是一種制度，而是制度規范的對象，本身並不表達任何根源於社會制度的權利義務內容，無從說它體現某一特定社會制度的特徵，當然它可適用於任何時代；而後者正如「永佃權」這一概念名稱，它所表達的主體、內容、性質和效力都已經由其社會制度特定化，是一項規范土地使用的法律制度，當然反映出一定的社會制度特徵，絕不可通用於任何社會制度背景之下。因此，與其說「權利概念不反映社會制度」，倒不如說「純客觀事物的名稱不反映社會制度；而法律制度名稱是否有別，則要視具體而定」。我們不能（如楊文所述）強行把「永佃權」這一名稱與其所表述的本質關系割裂開來，而用其扭曲著替代或涵蓋我國現行的或完備後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以致傷害人民的感情。
相反，「農地使用權」這一名稱卻能恰如其分地直觀地反映出完善後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性特徵，容易讓人理解和按受，理當首選。更何況，「農地」一詞更能准確的概括用於從事農業經營的一切土地。再者，若廢棄使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或「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概念名稱，而代之以「農地使用權」來這一名稱表達完善後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農地使用權將與基地使用權這一概念相並列，統歸於土地使用權這一上屬概念之下（29）。農地使用權，是指以農業經營為目的，而對國家或集體所有的農用土地進行佔有，使用、收益的權利；基地使用權，是指以在他人所有的土地上建築並所有建築物或其他附著物為目的，而使用他人土地的權利（30）；土地使用權，則是指一切對他人土地所享有的佔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這樣便可由上述三者構成我國土地用利用制度的基本框架，更充分體現出以土地用途作為土地使用制度的分類基準。
第二，有關土地使用權利的分類標准上的分析。完善後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與其他土地使用權的劃分標准仍應為：使用土地的本旨是否用於農業經營。若土地用於農業經營，則屬於土地承包經營權范疇；若土地主要用於非農業經營，則應屬於基地使用權等范疇。特別地，這里的「農業經營」應取廣義上之概念，包括林業、牧業、漁業和其他農村副業在內。但是不包括基地使用權中類似於傳統農業的經營項目，如在建築物附近種植少量的林木或果菜等，或為園林綠化而種植花草木等，這種種植規模較小，且附屬於建築這一主要目的，應視為非農業經營，不益納入土地承包經營權范疇。因而，立法應明確「農地」包括所有用於從事上述農業生產的土地，而不管是耕地、草地、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塗、水面等的承包經營，都統一適用完善後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制度，即農地使用權制度。這種劃分標准可以說是繼承傳統民法上的永佃權和地上權之間的劃分標准，即都以土地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不同為准，所以地上權只能與土地承包經營權以外的土地使用權相對應，而不可把地上權與土地承包經營權相等同起來。盡管如此，上述二劃分標准之間仍有不同之處：土地承包經營權中的「農業經營」屬廣義上之概念；而永佃權中的「農業經營」僅限於畜牧業和種植業，其范圍較窄，且其本質特徵不僅限於以農業經營為目的，還在於其永久性。即使是以「農業經營」為本旨目的的土地使用權，若不具永久性，也不能成為永佃權。因而，土地承包經營權只能與永佃權相對應，而不可等同。另外，用益權也不能涵蓋土地承包經營權。用益權來自於羅馬法，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其無重大的實質性變化。在法國，用益權的效用主要體現於為與所有權人有特定身份關系者提供生活保障（31）。雖然允許用益權的轉讓但原則上不允許繼承。在德國，用益權制度產生的本意也是要解決與養老有關的問題，因而它是指一種不可轉讓、不可繼承的使用他人之物的權利（32）。而完善土地承包經營權制度就是使它變成一種既可繼承又可轉讓的權利，以適應農業經營投資長期化、穩定化和規模化的客觀趨勢，這與用益權制度的立法旨趣顯然向背。正如法國學者認為，作為一種老化的制度，用益權不能適應法國現代社會有關經濟效益的基本觀念（33）。用益權又何嘗能適應我國現代社會的基本觀念了？
第三，權利效力上的分析。完善後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即農地使用權雖也是在國有土地或集體所有土地上依合同設定，但其一旦被設定，就應成為一種獨立的新型物權，不能簡單等同於傳統民法中某一種他物權制度。正如吾恩師所說，「他物權的理論和實踐不過是在一定時代，一定社會中對財產利用所作的一些零亂的解釋和規定」，「中國應有一套適合時代要求的財產利用制度」，「中國物權制度的基本框架可以由財產歸屬制度和財產利用制度構成」（34）。因而，完善後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即農地使用權制度應歸位於一種財產利用制度，從而賦予農地使用權的效力，也要能表明它作為一種獨立財產權的地位。它與土地所有權的關系，並不再是一種依附性的主從關系，而是一種平等的關系；它不僅具有對抗一般非佔有人的效力，而且也能對抗土地所有權。顯而易見，這種意義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不能類比於傳統民法中的他物權，包括永佃權、地上權、用益權等，它們對於所有權，僅有某些限制的效力，具有依附性，即當這些權利的行使危及所有權人的利益時，立即面臨著消滅的危險。農地使用權的效力具體應體現為：首先，農地使用權人的權利應包括佔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分權、鄰地利用權、物上清求權；其中處分權應包括農地使用權人對農地使用權的轉讓權、出租權、發包權和設定擔保的權利等。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發包權，是指農地使用權人將其使用的土地以轉承包方式再交與第三人經營的權利。依轉包方式設定的「承包經營權」將只是一種純粹的債權；因而，受轉包人對土地享有的承包經營權與轉包人對同一土地所享有的農地使用權並存，但並不違背「一物一權」原則。其中與之易混淆的「轉讓權」，則是指由農地使用權人依合同把其權利義務統歸移轉給第三人享有和承擔的權利。承包經營權轉讓後，轉讓人不再對土地享有任何權利，而受讓人則對土地享有物權性的農地使用權。實踐中，農地使用權轉包的典型應是，集體經濟組織在由依法其長期使用的國有農地之上設定「承包經營權」，此時，集體經濟組織仍依法享有對該國有土地的農地使用權，承包人則依承包合同對同一土地享有債權性的「承包經營權」。但如果集體經濟以合同的形式把其依法對國有土地享有的農地使用權轉讓給第三人，則集體經濟組織不再對土地享有權利；受讓人則取代集體經濟組織對該國有土地享有農地使用權，而不是「承包經營權」，這就是農地使用權轉讓的典型。顯然其與轉包不同。相比較上述農地使用權的效力（積極效力）而言，傳統民法上的土地用益權的積極效力要狹窄得多，或不可繼承或不可轉讓。另外，農地使用權加於權利人的義務內容也不同於永佃權、地上權、用益權等土地用益權，主要體現在租金交付、地力維持、土地定用途的維持與改變、是否按規定期限使用土地等方面，參見下文詳敘。
第四，主體上的分析。完善後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制度應明確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主體不僅限於集體和本集體農民，可以是集體以外任何從事農業經營的自然人、法人或社會團體。盡管土地承包經營權與永佃權、用益權的權利主體范圍相似，但是它們的相對主體截然不同，前者相對主體只能是集體或國家（土地的所有者），而永佃權、用益權的相對主體范圍不受限制，多為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