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遺址考古成果展

1. 陶寺遺址的發掘歷史

1978年至198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揭露了居住區和墓葬版區，發掘墓葬一權千餘座。其中大貴族墓葬9座，出土了陶龍盤、陶鼓、鼉鼓、大石磬、玉器、彩繪木器等精美文物，震驚海內外，確定了陶寺文化。
1999-2001年，確定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城址呈圓角長方形，東西長1800米，南北寬1500米，中期城址總面積為280萬平方米，方向225°。從此陶寺遺址的田野發掘與研究的目的從探索一個龍山文化晚期的超大型聚落，轉向探索一個都邑聚落的布局與性質，追尋其社會組織發展水平是否已經進入到國家社會。而從考古的角度探索一個都城遺址，可以通過城牆、宮殿、王陵、宗教禮制建築等考古遺存在判定。
2002年春季開始，陶寺遺址的聚落考古研究一直被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之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臨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城址共發掘4000平方米，確定了面積為56萬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小城、下層貴族居住區、宮殿區、東部大型倉儲區、中期小城內王族墓地以及祭祀區內的觀天象祭祀台基址。

2. 信史的考古成果

2015年6月18日 ，中國社科院、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國新辦舉辦山西陶寺遺址考古成果新聞發布會，發布會上宣布，「堯都平陽」正在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堯舜古國文明不再是傳說，多年考古形成的一系列證據指向陶寺很可能就是堯的都城。
發布會上，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全面介紹了陶寺遺址37年來尤其是近10年的重大考古發現與部分研究成果。王巍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工作隊隊長何駑指出，陶寺是最初的「中國」。中國最早的國家社會不是夏朝，而是「帝堯邦國」，甚至更早。
何駑指出，中國歷史上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歷史懸案：堯舜禹時代是否存在？它是不是一個傳說時代，是不是信史？這在中國人的心中是揮之不去的。說陶寺很可能就是堯的都城到底有哪些證據？
何駑列出了幾大證據。
首先，陶寺遺址出土文字可以自證。陶寺遺址出土的一把朱書扁壺上有「文堯」二字，是陶寺城址為堯都平陽的文字自證。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資料可與文獻中關於堯都和帝堯的史跡系統對應。
還有《竹書紀年》傳說堯母慶都感於赤龍而生堯，堯曾夢攀天而上。陶寺早期元首墓中出土的龍盤，畫面中赤龍攀天而上，恰似相關傳說的生動寫照。
「初步形成的相對完整的考古與歷史文獻對應的證據鏈，不由得使我們相信，陶寺都城遺址就是堯都。」何駑說。
王巍指出，盡管目前還不到「一錘定音」的時候，但目前沒有哪一個遺址像陶寺這樣與堯都的歷史記載等方面如此契合。

3. 為什麼說陶寺遺址已經具有了國家形態

中國是唯一一個沒有斷掉傳承的文明古國，而其他三個古國，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已經離我們遠去，但是中國的許多歷史文化傳承，也有所湮滅，傳到現在，也是支離破碎，所以恢復古老文化的傳承，成了許多史學家們最大的夢想。

陶寺古城的發掘，是古代文化的一個縮影，早在那個時候，古人們就已經出現了階層，並且有了宗教文化，而且宗教文化占據了絕對的位置，古城雖然已經發掘了接近40餘年，但是仍然有許許多多的秘密等著專家們去發掘，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最初的中國，將會呈現在我們面前。

4. 我想去看臨汾的陶寺遺址，請問現在允許遊客去看么

我是臨汾人回答一下陶寺遺址在襄汾我感覺應該不允許去看其實看的話也不是供旅遊遊玩的畢竟只是一個考古發掘區沒有遊客相關配套設施不過還是你來臨汾玩堯都平陽司馬遷記載的

5. 比甲骨文還古老的朱書，是在陶寺遺址發現的嗎

在社會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文字作為一種反映歷史最真實的載體，自然也成為了專家們研究的重點。例如，甲骨文出現於殷商時代，距今約3600多年，被稱之為中國最古老的文字。但您想過嗎？在5000多年的華夏文明中，距今3600多年以前有文字嗎？答案是肯定的，究竟是什麼文字呢？下面小編就來給您揭秘：

陶寺朱文的意思還沒完全破解，2006年時考古專家們又在河南鄭州小雙橋遺址，發現了一種和陶寺朱文類似的文字，也是用硃砂寫在陶片上，而且筆畫也同樣都有筆鋒。專家們發現，小雙橋遺址是商代晚期的，當時甲骨文已經出現，因此和甲骨文也頗為相似，不過專家們可以確定的是，甲骨文就是由陶寺朱文一類的文字演化而來，而在甲骨文之前，應該有了一種成熟的文字。歷史總是疑雲密布，故此才顯得深不可測，令人萬分著迷。

6. 考古發現最早國都陶寺遺址及陶寺文化意味著什麼

陶寺遺址位於山西南部臨汾市襄汾縣城東北約7公里的陶寺鎮，遺址面積300萬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原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對陶寺遺址做了大規模發掘，獲得陶器、石器、禮樂器、裝飾品等數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開陶寺遺址的神秘面紗。

1999年開始，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合作，對陶寺遺址開始了新一輪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遺址考古工作被納入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經過37年來兩大階段的陶寺遺址考古發掘，已經能夠提出一條比較完整的系列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與文獻記載的堯都有相當高的契合度。社科院副院長李培林說，陶寺遺址的一系列新發現證明，黃河中游地區在堯時期業已進入早期文明社會。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指出，陶寺遺址是中原地區最早進入王國階段的代表性遺址。但他同時認為，還有很多問題，比如陶寺文化的源頭、滅亡的原因等，尚待進一步研究。

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長白雲翔說，根據文獻提供的線索和現階段考古成果，絕大多數專家認為，陶寺遺址是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國都。

7. 陶寺遺址的文化特點

陶寺遺址 早期文化遺存的主要特點是：陶器主要為手制，陶胎一般比較粗厚，器壁厚薄不均勻，器形也不如何規整；陶器顏色較雜，紋飾主要採用繩紋；炊具釜灶較多，其次為扁矮足鼎，侈口深腹罐、陶缸等；器具以平底器為主，圈足器很少，袋狀三足器僅有一種；盆、罐、瓮的扣多平折；扁壺的對稱鈕多在頸部。從已發現的陶器群來看，除折腹盆的形制和廟底溝仰韶文化的淺腹盆有著某些相似之處，陶缸、矮足陶鼎等可以在山西、河南等地的其他龍山文化遺址中找到對比材料外，其他大部分的器形大多是初次看到，據此基本可以說明這一期文化遺址的特點。
陶寺遺址晚期文化遺存的主要特點是：陶器的製作方法除手制外還出現了輪制、模製等其他製作方法，陶胎較薄，器壁厚薄較為均勻，器形也較為規整，咋的陶相對於前期已經很少，絕大部分為火候較高的灰陶和磨光黑
陶；紋飾除早期的繩紋以外，籃紋也成為了主要的紋飾，方格紋則已成為居繩紋、籃紋之後的紋飾；炊具主要是陶鬲，其次是部分三足器，沒有發現釜灶、鼎、缸；泥制容器中，形制大小不同的圈足罐、折肩罐十分普遍，圈足豆、敞口盆、單耳杯比較多見；扁壺一側壺腹中部明顯外鼓，口部下收有短頸，凸狀鈕施在戶口鹽商；罐、盆、豆等器口內沿多見雙折細棱等。從整個器群來看，這期遺存有一些接近河南龍山文化的因素以及較多與河南龍山文化三里橋類型相近的因素。(圖片 )
陶寺遺址的早晚兩期文化遺存，就文化面貌來看，兩者之間的關系十分密切並且已有跡象表明，陶寺文化早晚兩期遺存之間有承襲關系，從總的方面來看，仍屬龍山文化范疇，但同時又具有自身的特點。因此，考古學界將陶寺遺址視為黃河中游龍山文化的另一種新的類型。

8. 我國歷史上 已知最早的歷史紀錄是

我國歷史上已知最早的歷史紀錄是商代。

起於商朝的都城殷，一些考古學家在殷墟發現大量甲骨文遺存，當中記錄了商代的祭祀，征伐等多種活動，這顯示中國的歷史開始進入了信史時代。

一般認為，中華文明的直接源頭有兩個，即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中華文明主要是由這兩種區域文明交流、融合、升華的果實。有歷史學者認為，在人類文明史中，「歷史時代」的定義是從產生文字之後算起，之前的時期稱之為「史前時代」。

中國歷史中有傳說「伏羲創造八卦」，黃帝時期的「倉頡發明文字」等等，但都無證可考。近代考古發現了3350多年前（公元前1350年）商朝的甲骨文、約4000年前至5000年前的陶文、約5000年前至7000年前具有文字性質的龜骨契刻符號。

(8)陶寺遺址考古成果展擴展閱讀：

考古成果

2015年6月21日，中國社科院、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國新辦舉辦山西陶寺遺址考古成果新聞發布會，發布會上宣布。「堯都平陽」正在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堯舜古國文明不再是傳說，多年考古形成的一系列證據指向陶寺很可能就是堯的都城。

發布會上，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全面介紹了陶寺遺址37年來尤其是近10年的重大考古發現與部分研究成果。王巍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工作隊隊長何駑指出，陶寺是最初的「中國」。中國最早的國家社會不是夏朝，而是「帝堯邦國」，甚至更早。「初步形成的相對完整的考古與歷史文獻對應的證據鏈，不由得使我們相信，陶寺都城遺址就是堯都。」何駑說。

王巍指出，盡管目前還不到「一錘定音」的時候，但目前沒有哪一個遺址像陶寺這樣與堯都的歷史記載等方面如此契合。

9. 陶寺遺址是什麼朝代

陶寺遺址是中國黃河中游地區以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為主的遺址，還包括廟底溝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戰國、漢代及金、元時期的遺存。位於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南，東西約2000米，南北約1500米，面積280萬平方米。是中原地區龍山文化遺址中規模最大的一處之一。經過研究，確立了中原地區龍山文化的陶寺類型，近年來在對於陶寺遺址的發掘中，結合了磁力儀和探地雷達物探、環境考古、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孢粉、浮選、選種）、人骨分析、DNA分析、天文學等多項科技考古手段，包括碳十四測年技術在內的年代學探討，進一步判斷陶寺文化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間。同類遺址在晉西南汾河下游和澮河流域已發現70餘處。陶寺遺址對復原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社會性質、國家產生的歷史及探索夏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1]。
在發掘過程中，考古隊員發現了規模空前的城址、與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觀象台、氣勢恢宏的宮殿、獨立的倉儲區、官方管理下的手工業區等。有許多專家學者提出，陶寺遺址就是帝堯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國」。根據發掘的成果來看，陶寺社會貧富分化懸殊，少數貴族大量聚斂財富，形成特權階層，走到了邦國時代的邊緣和方國時代。
除陶寺類型的遺存外，遺址還包括廟底溝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戰國、漢代及金、元時期的遺存。陶寺遺址的發現，對於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堯舜時代的社會歷史具有重要意義。

10. 如何看待山西臨汾陶寺遺址的考古發現

陶寺遺址的發現，對於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堯舜時代的社會歷史具有重要意義。陶寺遺址對復原中國古代階級、國家產生的歷史及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