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外交成果

『壹』 走進新時代後我國的外交成就

在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下，取得豐碩的外交成果，重視和第三世界國家發展關系，積極開展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建設和平的周邊環境
我國繼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爭取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斗爭；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下，同一切國家發展友好合作關系；實行改革開放，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中國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了

『貳』 新中國成立以來取得的外交成就有哪些

1、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先是周恩來總理於1953年12月底在會見來訪的印度代表團時提出內的。1955年，於萬隆容會議，中國同印度、緬甸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五項原則內容是：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2、1955年萬隆會議上，周恩來提出求同存異方針。

3、1957年，毛澤東主席在莫斯科向全世界庄嚴宣告，中國堅決主張一切國家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來總理出訪亞洲、非洲和歐洲14個國家時，提出了中國經濟援助的八項原則，把五項原則擴展到經濟領域。

4、1974年，鄧小平同志在聯大特別會議上再次強調國家之間的政治和經濟關系都應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1988年，鄧小平同志又率先明確提出以五項原則為准則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主張。

5、1971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把國民黨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

『叄』 70年代我國的外交成就

1971年
美國乒乓球隊應邀來訪，「乒乓外交」叩開了中美關系的大門。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7月秘密訪華，為尼克松總統訪華作出安排。
同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大以壓倒多數通過提案，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

1972年
尼克松總統2月訪華，中美關系在隔絕二十多年後走向正常化。雙方在上海公報中重申「一個中國」立場。
日本首相田中角榮9月訪華，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聯邦德國、加拿大、義大利、澳大利亞、紐西蘭、伊朗、土耳其、扎伊爾、智利、秘魯、墨西哥等相繼同中國建交。

1978年
中日簽訂和平友好條約。中美兩國正式建交，美國同台灣的共同防禦條約終止。

1979年
全國人大常委會元旦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提出尊重台灣現狀，實現台灣與祖國大陸和平統一，實現「三通」。國防部長徐向前當日宣布停止對金門等島嶼的炮擊。同日，中國同美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鄧小平元月訪問美國，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暨中美建交後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問美國。

『肆』 我國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的外交成就有什麼

你好，我國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的外交成就有：
開展睦鄰外交打破西方制裁 中國同印尼恢復了外交關系，同越南實現了關系正常化，同印度改善了關系。此外還與沙特、新加坡、汶萊、以色列、韓國以及蘇聯解體後取得獨立的各國等共23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同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也有進一步發展。和平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香港和澳門的順利回歸。與周邊國家勘定國界。成立了「上海五國機制」（上海合作組織的前身）。望採納，謝謝！

『伍』 新中國成立後的外交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開展外交活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政府充分展現了自己的組織能力和多邊外交能力，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越來越大。
一、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的外交
政策：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實踐：1、建國的第一年，與蘇聯、東歐等17個國家正式建立外交關系。作用：為恢復
經濟建設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2、積極參與國際活動：（1）1953年，在接見印度代表團時，，周恩來總理首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原則。（2）1954年，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緬甸，三國總理積極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影響：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國際上產生深遠影響，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成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基本准則。
3、1954年4——7月，參加日內瓦會議（瑞士）。作用：第一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加，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為打開新中國外交新局面發揮積極了作用。
4、1955年，參加萬隆會議（印度尼西亞）。影響：第一次沒有殖民主義國家參加的亞非首腦會議。中國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促進了會議的圓滿成功，也促進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團結與合作。形成「萬隆精神」。
影響：增進了中國與亞非各國間的理解和信任，擴大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
二、20世紀70年代的外交
背景：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國際形勢的變化。
實踐：1、中美關系的改善：（1）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與周恩來總理會談。（2）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雙方在上海簽署《中美聯合公報》。（3）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系。意義：中美兩國對抗結束，兩國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
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
3、與許多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出現了與中國建交的熱潮。
4、1971年10月25日，參加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恢復了中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作用：進一步提高了中國國際地位。
影響：我國外交工作出現了新局面。
三、改革開放以來的外交
背景：國際形勢的發展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迅速發展、綜合國力的提高。
實踐：1、1996年，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五國元首在上海簽署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
2、2001年，中、俄、哈、吉、塔和烏茲別克六國元首，在上海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影響：上海合作組織是第一個以中國城市命名的國際組織，它進一步加強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
3、2001年，中國成功承辦了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海APEC會議）會議主題：「新世紀、新挑戰：參與、合作，促進共同繁榮」。通過了《上海共識》。影響：上海APEC會議是中國迄今舉行的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多邊外交活動。
4、2001年11月，在卡達多哈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次部長級會議上，審議通過了中國加入這個組織的決定。影響：中國終於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性貿易組織的成員。我國的對外開放事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影響：我國外交事業取得一個又一個偉大成就，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陸』 列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外交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有哪些

我國在外交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有：

1、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頂住國際壓力，打破西方「制裁」。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政治風波後，西方國家對我採取「制裁」措施，我堅持原則、頂住壓力、多做工作。1989年底，日本率先恢復對華政府援助。從1990年底起，我國同西歐國家逐步恢復高層互訪。1993年，江澤民主席與美國總統柯林頓會晤，結束了1989年6月以來中美沒有元首會晤的不正常局面。

2、推動同各大國建立面向21世紀的新型合作關系，構築有利的大國關系框架。1996年，中俄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系。2001年，中俄簽署《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將「世代友好」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1997年,中美決定共同致力於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系，表明兩國願共同積極尋求發展一種長期穩定的、合作性而非對抗性的關系。1998

年，中國與歐盟建立建設性夥伴關系，與日本建立友好合作夥伴關系。

3、發展睦鄰友好，營造有利的周邊環境。繼與印尼復交、與新加坡和汶萊建交、與越南和寮國關系正常化後，1997年中國與東盟確定建立睦鄰互信夥伴關系。在與朝鮮保持傳統友好關系的同時，實現同韓國關系正常化。在中亞與中亞五國建交後，又與俄羅斯共同推動成立上海合作組織。我還與絕大多數陸上鄰國解決了邊界問題。

4、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2000年，中國和非洲國家共同倡議成立「中非合作論壇」。我國同不結盟運動、77國集團等發展中國家組織加強了聯系和協調。

5、廣泛參與國際事務，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全面參與多邊外交各領域的活動，並開始積極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2000年9月，江澤民主席參加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倡議舉行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領導人首次會晤。我國成功承辦2001年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6、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推進祖國統一大業。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多次挫敗台灣當局「重返聯合國」圖謀，挫敗世界衛生大會涉台提案。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多次挫敗西方國家的反華提案。妥善處理了我國駐南斯拉夫使館遭襲和我國軍機被撞事件。

『柒』 我國古代的外交成就有哪些

秦漢時期：國與國之間互送質子；消弭大會。政治和親政策（特別是漢朝）
隋唐時期：周邊各國派遣遣唐使，留學生。和親和番政策（文成、金城公主）鑒真、玄奘出國 冊立西域各國
明清時期：鄭和下西洋
具體事例

洪武二年(1369年)派吳用、顏宗魯、楊載等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國，以後每年都有幾起使臣出使鄰國，同時外國使團也不斷來中國朝貢，出現了「洪武初，海外諸蕃與中國往來，使臣不絕」的興旺景象。
在中外關繫上，從表面上看，明王朝與周邊各國是一種宗藩關系。即周邊國家要向明王朝「稱藩納貢」，受中國冊封，並由中國進行封賞。但在實際上這種宗藩關系只是維系中國與周邊國家友好關系的一種形式，主要是為了顯示中國的富裕和封建大國的泱泱風度，並不具有統治與被統治的實質內容。

朱元璋在與周邊國家外交往來中親自製定並貫徹了「厚往薄來」的原則。所謂厚往，就是受貢國要給予朝貢國豐厚的賞賜。他說：「諸蠻夷酋長來朝，涉履山海，動經數萬里。彼既慕義來歸，則齎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懷柔之意。」因此，他對前來朝貢的外國，不僅回賜國王，還賞賜使者和從人，甚至主動遣使攜厚禮，往外國進行賜贈。這些，都充分體現了他「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的懷柔方針。

但是，「厚往薄來」，實際上是一種不平等的交往。它意味著朝貢國獲利豐厚而受貢國要承受損失。朱元璋雖然也很明白這些來貢各國「雖雲修貢，實則慕利」，但是為了維護大明王朝的威儀，獲得「萬邦來朝」的虛譽，仍然堅持厚賜重齎的方針。後來雖然因為得不償失，虧損太大，曾作琿一定的限制，如規定高麗、安南等國不可朝貢太勤，「令遵三年一貢」之禮，「奉貢之物，不必過厚」等，但厚往薄來的原則未有根本的變動。

(三)頒布「祖訓」，要求子孫後代堅持睦鄰友好的外交政策。

對於睦鄰友好的和平外交方針，朱元璋不僅自己身體力行，而且特地撰寫「祖訓」，正式頒布，要求後世子孫嚴格遵守，堅決貫徹。他在洪武二年(1369年)所頒的《皇明祖訓-箴戒章》中，就其外交原則作了如下闡述：「四方諸夷，皆陰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起民不足以使令。若其字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民輕犯，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幫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同時還將朝鮮、日本、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臘、爪哇、溢亨、百花、三佛齊、渤泥等十五國列為不征之國。並在洪武四年，(1371年)再次重申上述原則。由此可見朱元璋對這一外交政策的堅持與執著，這對保持明初睦鄰友好外交政策的邊疆性、促進中國與亞非名國友好關系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二、明成祖朱棣繼往開來，實行開放，進一步發展睦鄰友好的外交關系

「靖難之役」，兵戎相見，經過三年激烈的爭斗，明成祖朱棣終於登上皇帝的寶座。為了鞏固統治，平息統治階級內部的不滿，他一方面採用鐵的手腕鎮壓始終奉建文為統的反對派；另一方面，處處「格守祖訓」，事實按照祖宗章法辦事，以贏得統治階級內部絕大多數人的認同和擁護。同時採取種種「寬仁」政策，以求盡快發展生產、恢復經濟、穩定民心。國內外的政治經濟形勢決定了明成祖在內政外交上必然繼承太祖遺訓，對內繼續推行「休養安息」的基本國策。對外積極施行「定德化、懷遠人」的和平外交政策，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明成祖朱棣秉承祖訓，繼承朱元璋所制定的一系列睦鄰友好的外交政策

首先表現在指導思想上，他同樣反對武力擴張，主張休養生息。他送故迎新指出漢武帝窮兵黷武、大肆擴張所造成的嚴重患害，明確表示：「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弊生民。」可見在內政外交指導思想上，父子兩代是一脈相承的。

在具體實踐中，明成祖即位之初(1402年)就積極開展外交活動。「遣使以即位詔諭朝鮮」，同年9月又「遣使以即位詔諭安南、暹邏、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蘇門答剌、占城諸國」。據史料記載，永樂元年(1403年)至少有十批使者分赴各國；永樂二年至三年間(1404-1405)又有六批使者被派到安南、占城、婆羅、爪哇、朝鮮等十多國，而且賞賜的規格也遠較明太祖時期為高。如此頻繁的出使，目的只有一個：齎敕往諭，宣傳明成祖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通過往賜諸王，以示懷柔。同時招徠進貢，發展與諸蕃的友好關系。與明太祖時期有所不同的是，變洪武後期被動等待諸國來明朝貢為主動遣使上門懷柔，因此和平外交的效果更為顯著，凡使臣所至之國，基本上都與明朝建立了友好的朝貢關系。

總之，由於明成祖積極開展睦鄰友好的外交活動，使數十個國家與明朝保持了良好的外交關系。據統計，從永樂元年二月至永樂二十一年，先後派出的使節有姓名可考者即有楊渤、鄭和、王景弘、陳誠等50餘名。而在明初的港武、永樂、洪熙、宣德、正德五朝中，總計出使184次，永樂一朝即有61次，占總數38.77%；各國來朝次數總計694次，永樂一朝為318次，占總數45.82%；可見永樂一朝外交活動的規模之大、人數之眾、次數之多，這不僅在明代，而且在整個中國封建王朝的歷史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二)明成祖朱棣對明太祖外交政策的開拓發展

1、放寬海禁，對海外朝貢國家實行較為開放的政策。

明太祖後期曾厲行海禁，嚴禁人民私自出海貿易，結果使沿海人民斷絕了衣食來源，不得不鋌而走險，「連結作亂」，後患無窮。

明成祖即位之初，曾兩次發布「遵洪武事例禁治」的詔令，其中包括海禁在內。但自永樂三年(1405年)以後，即逐步放寬。不斷發布有利於發展中外交往的上諭，對海外朝貢國家實行較為開放的政策。他曾在上諭中宣稱：「太祖高皇帝時，諸蕃國遣使來朝，一皆遇之以誠，其以土物來市易者，悉聽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誤干憲條，皆寬宥之，以懷遠人」。上是重申朱元璋「懷柔遠人」的外交政策，實際上卻對外國貢使攜土物貿易網開一面。朱元璋曾取消專門人事對外貿易的市舶司，並屢次卻貢。而明成祖則在永樂三年(1405年)恢復了被朱元璋罷去的浙、閩、粵三地的市舶司。又如日本貢使違反明王朝禁令，私運兵器到寧波出售，朱棣卻以貢使遠來，帶貨以助路費為由，免予懲治。

此外如外國使團以私物與百姓互市，也能得到免稅優惠，由此吸引一些外國商人紛紛隨貢使來華貿易，甚至有一些私商冒充貢使，借朝貢之名牟利。

正是由於明成祖放寬海禁，實行較為開放的政策，因此終永樂一朝西洋共有30餘國與明建立了友好的朝貢關系。永樂十四年(1416年)、十七年(1419年)兩次出現古里等17國、19國齊來朝貢的壯觀場面，其中一鎰朝貢人數最多達到1200人，形成了「諸蕃使臣充斥於廷」的空前盛況。

2、精心部署，直接指揮鄭和下西洋活動

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和世界航海史上的偉大壯舉，也是中外關系史上的空前偉業。這一壯舉所以能在永樂年間出現，並前後綿延近30年之久，是與明成祖朱棣實行比較開放的外交政策，精心部署，認真組織、直接指揮鄭和下西洋活動分不開的。

鄭和下西洋前後共有七次，其中六次都在永樂年間。只要翻一翻《明成祖實錄》，就可以看到從下西洋的動議、決策、主使人選的確定、遠航艦船的製造直到下西洋人員和太監們的日常生活費用的支出，明成祖無不親自過問，作出批示。而鄭和使團每一次下西洋的具體任務的確定以及重大事件的處理無不由明成祖親自宸斷決策。

如永樂四年(1406)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回國，生擒海賊陳祖義等三人，械至京師，明成祖親自下令：「命悉斬之。」又如爪哇西王侵略成性，狂妄自大，對四鄰造成嚴重威脅，甚至擅殺鄭和使團官兵170餘人。在鄭和多次義正詞嚴的譴責下，不得不表示畏服，願以黃金六萬兩謝罪。但後來僅付黃金一萬兩，尚有五萬兩無力支付。明成祖對這一事件處理十分高明。他既對爪哇西王的惡劣行徑予以嚴厲申斥，同時又從實際情況和兩國關系的長遠利益出發，對其無力支付部分，予以寬免。

他在上諭中說：「朕於遠人，欲其畏罪而已，豈利其金耶？今既能知討，所貢金，悉免之。仍遣使齎敕諭意，並賜之鈔幣，這樣處理，既體現了維護國家尊嚴的原則性，又在具體問題處理上給予寬大豁免的靈活性，從而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從根本上改善了明王朝與爪哇的關系，爪哇西王由此感恩戴德，心悅誠服，從此，年年朝貢不斷。

三、三保太監鄭和踏實執行明王朝的外交政策，卓有成效地推動了明朝政府與亞非各國睦鄰友好關系的發展

鄭和下西洋是明代對外關系史上的一件大事、盛事，對當時和後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鄭和下西洋之所以獲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在於明初統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比較開放的符合客觀情況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時也因為選擇了鄭和這樣一位忠於職守、有膽有識、具有非凡智慧和才能的外交家。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眾說紛紜，但最主要的有兩方面：一是顯示中國富強，提高明王朝的威信；二是掃除東西方海上交通障礙，重建東南亞和南亞和平安定的局面。作為明王朝的外交使臣，鄭和對於明朝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和自己所負的外交重任是十分清楚的，而且終其一生為完成睦鄰友好的外交使命而奮斗。分析鄭和的外交活動，具有以下四方面特點：

(一)宣德化、柔遠人，開詔頒賞，遍諭諸國，宣傳明王朝強盛，爭取各國來朝團每到一地即宣讀大明皇帝的上諭，並通過貿易與賞賜給所在國君以實惠，與所在國確立友好的宗蕃關系，並爭取他們到中國來朝貢。由於鄭和等人堅持不懈的努力，外交效果十分顯著，鄭和船隊每次下西洋歸來，幾乎都有外國使團隨和朝見。

如第二次下西洋有古里、滿刺加諸國使者隨和朝見，第三次下西洋歸來，有暹羅、占城等國皆因「鄭和使其國」而貢象及方物謝恩……短短數年間，就有30多個國家和地區派出使節到明朝朝貢。蘇祿、渤泥、滿刺加等國元首還攜家帶口親來中國訪問，至今尚有其後裔留中國，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

正是由於鄭和及其使團堅決貫徹了明朝政府制定的「宣德化、柔遠人」的和平外交方針，打通了中國與西洋諸國的海上通道，從而出現了「連年四方蠻夷朝貢之使相望於道」、「四夷君長執藎獻琛頂踵相望」的局面。從而實現了明成祖所追求的「今天下底定、四方萬國，罔不來庭」的盛況，大大提高了明王朝及明成祖本人在亞非各國中的聲望和地位，充分張揚了明王朝的國威。

(二)析矛盾、解糾紛，保進西洋諸國建立睦鄰友好關系，維護東南亞和南洋地區的和平穩定

明初，東南亞各國矛盾重重，爭斗不息。大欺小、強凌弱的現象比比皆是。如安南屢犯占城、爪哇入侵三佛齊；暹羅強近滿剌加年輸金40萬兩等。此外，蘇祿與渤泥之間，寮國與真臘之間也不時發生戰爭。南亞的錫蘭國更自恃「強大」，經常製造事端，謀求向外擴張。各國間的沖突和戰爭，嚴重影響了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安定，影響了中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交往。因此，引起明朝政府的高度重視，協助解決這些國家的矛盾與爭端，也就成為鄭和使團的一項外交使命。

鄭和解決國與國之間的矛盾沖突的方法，主要是運用和平的外交翰旋的方法，在矛盾雙方之間，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分析爭斗的利弊、得失，並以明「天朝上國」的威望，勸導他們化干戈為玉帛，建立睦鄰友好的關系。對那些一貫以強凌弱的「大國」，必要時也採取一些強制措施，以罅他們的狂妄行為。

如爪哇屢次侵犯三佛齊，三佛齊向明朝政府尋求保護。鄭和知悉後，屢次與爪哇東、西王交涉，勸諭他們應與三佛齊和平共處。後來，狂妄的爪哇西王吞並了東王的土地，並殺害了正在進行和平貿易的鄭和使團170餘名成員，鄭和對此十分氣憤，曾兵臨城下，嚴詞責，迫使爪哇西王不得不「遣使謝罪」。但鄭和船隊剛走，西王又擅自毀約，引起四鄰的恐慌。

於是，鄭和又奉成祖之命，在再次下西洋時對爪哇西王予以嚴重警告，迫使其不得不畏服，並於永樂六年(1408年)「遣使亞烈加恩等獻黃金萬兩謝罪」。象爪哇西王這樣侵略成性、反復無常的蕃國之君，在鄭和既施之以威，又曉之以理，恩威並施的情況下終於幡然悔悟，不僅逐步改善了與其鄰國的關系，而且密切了明朝的關系，此後年年朝貢，從不間斷。此外如由於鄭和的多次調解，促使暹羅放棄了對滿剌加的侵略，並使兩國和睦相處長達百年之久。

(三)興貿易、弘宗教，積極開展中外經濟文化交流

國與國之間的外交往來，不僅是送往迎來的禮賓活動，也不只是唇槍舌劍的政治談判，它是一種全方位、多層次的綜合性活動。其中，經濟和文化交流對於建立睦鄰友好關系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鄭和下西洋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開展與亞非各國的經濟貿易活動。其中，以「厚往薄來」為原則的朝貢貿易是建立與亞非各國友好宗蕃關系、招徠朝貢的基本方式；此外還開展「互市」。據《皇明四夷考》(阿丹國)記載：「永樂九年，詔中使鄭和賜命互市」。

所謂互市就是到被訪問的國家和地區做買賣，賣出外國需要的貨物，買進中國需要的東西，這種大規模的貿易活動，不僅與各國的官方進行，而且深入到民間私人，這也就是當時的國際貿易。每次下西洋，鄭和船隊攜帶大批瓷器、絲綢、金銀、漆器、麝香、樟腦、乾果鮮品等貨物送貨上門，深受海外各國官民的歡迎。「蓋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東洋……是兩夷者，皆好中國綾羅雜繪。……而江西瓷器，福建糖果、果品諸物，皆所嗜好。因此往往鄭和寶船一到，傾國轟動。

據鞏珍《西洋番國志》記載：」所齎恩頒諭賜之物至，則蕃王酋長相率拜迎，奉領而去。舉國之人奔趨欣躍，不勝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異獸珍禽等件，遣使領齎，附隨寶舟赴京朝貢。「可見，這種互市貿易受到了西洋各國的普遍歡迎。而當鄭和船隊返航時，又帶回了西洋各地的土特產、手工藝品如象牙、染料、香料、胡椒、硫磺、寶石以及各種珍禽異獸如大象、獅子、鴕鳥等。

這些貿易來的大宗貨物，有的經過變賣，可供國家各項經費開支，如充作軍餉、官俸等，因此，鄭和船隊所開展的國際貿易不僅滿足了各國人民對中國貨物的需要，而且它所創造的財富對國用的充裕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它所帶回的「夷中百貨」也有利於滿足中國的生產和生活的需要，具有互利互惠的作用。

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大多信奉宗教，其中尤以信奉佛教和伊斯蘭教者為多。有人曾就鄭和出使的22個國家的宗教信仰狀況進行考證，得出結論為：一、專奉或兼奉佛教的共10個國家，其中暹羅、真臘、錫蘭山等國佛教徒占國內居民總數的90%以上。二、專門崇奉伊斯蘭教的，有滿剌加、蘇門答臘、祖法兒、阿丹、忽魯謨斯、天方等12個國家，再加上兼有奉回教的爪哇、舊港和古里等3個國家，共有15個國家的居民信奉伊斯蘭教。

因此,宗教在這些國家有著很重要的地位，往往是舉國上下的共同信仰和維系感情的紐帶。鄭和出身於回族世家，自幼信奉伊斯蘭教；後來又皈依佛教，成為佛門弟子。他既是伊斯蘭教徒，又是佛教徒的雙重身份，對他出使任務的完成是十分有利的。他可以通過共同的宗教信仰與有關國家的官員、人民接觸，與他們有共同的宗教語言和感情，這對密切明王朝與有關國家的關系，加強合作，敦睦邦交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四)化頑梗，除凶頑，以強大的武力作為和平外交的堅強後盾

任何外交活動決不是孤立的活動，外交斗爭的勝利往往要以強大的武裝力量為後盾。鄭和下西洋旨在建立睦鄰友好的外交關系，盡可能運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解決各種爭端。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有時候，事情並不按照鄭和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在下西洋過程中，有的蕃王自持「強大」，襲擊鄭和船隊；有的海賊拒不降服，反而「潛謀劫官兵」。在兇殘的敵人面前，鄭和雖不輕易用兵，但也決不示弱，他憑借鄭和船隊的強大實力，往往突出奇兵，最終取得勝利。並由此顯示了他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而武裝斗爭的勝利又有力地支持了外交談判，促進明王朝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睦鄰友好關系的確立。

在鄭和七下西洋的28年間，訴諸武力的外交事件主要有三次，一是永樂三年(1405年)首次下西洋生擒海賊陳祖義，二是永樂七年(1409年)第三次出使西洋，俘虜錫蘭國王阿烈苦奈兒及其家屬，三是永樂十一年(1413年)第四次下西洋平息蘇門答臘內亂，生擒叛亂分子蘇干刺。這三次戰役有如下共同特點：

一、先禮後兵，後發制人。對待這些兇殘的國王、賊、鄭和起初都以和平方式「遣人招諭之」，只有在再三規勸無效，對方仍頑梗不化的情況下，鄭和才被迫「整兵提備」、「出兵與戰」，遵循自衛自主的原則，予以反擊。

二、奇兵突出，戰果輝煌

鄭和在指揮戰斗時，顯示了高超的軍事指揮才能，往往出敵不意，奇兵突出。如錫蘭國王阿烈苦奈兒屢次搶劫往來使者，甚至發兵五萬謀劫鄭和。鄭和在忍無中忍的情況下，出奇計率兵二千從小道乘虛攻佔其都城，終於生擒阿烈苦奈兒及其家屬，取得輝煌的勝利。

三、不攻城略地，也不派兵駐守

鄭和軍隊在獲取勝利後，並不佔領有關國家的寸土尺地，更不派兵駐守，仍然通過和平外交手段解決與各國的爭端。或另立賢者為國君，如錫蘭；或誅殺叛亂分子以求穩定局勢，如蘇門答臘。因此，當浩浩盪盪的鄭和船隊在風急浪高的印度洋上游弋時，本身就是一支強大的威懾力量，它不愧是威武之師、正義之師、和平之師！

正因為有鄭和這樣的和平使者和他統領的強大軍隊，才能「及臨外邦，其蠻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滅之。海道由是而清寧，番人賴之以安業。」「自是海外諸蕃，益服天子德，貢使載道。」總之，鄭和下西洋踏實地執行了明王朝睦鄰友好的外交政策，譜寫了中國與亞非各國和平友好關系的新篇章，使中外經濟文化交流達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鄭和的光輝業績光照千秋、永放光芒

『捌』 新中國成立以來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開展外交活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政府充分展現了自己的組織能力和多邊外交能力，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越來越大。
一、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的外交
政策：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實踐：1、建國的第一年，與蘇聯、東歐等17個國家正式建立外交關系。作用：為恢復 經濟建設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2、積極參與國際活動：（1）1953年，在接見印度代表團時，，周恩來總理首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原則。（2）1954 年，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緬甸，三國總理積極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影響：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國際上產生深遠影響，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成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基本准則。
3、1954年4——7月，參加日內瓦會議（瑞士）。作用：第一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加，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為打開新中國外交新局面發揮積極了作用。
4、1955年，參加萬隆會議（印度尼西亞）。影響：第一次沒有殖民主義國家參加的亞非首腦會議。中國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促進了會議的圓滿成功，也促進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團結與合作。形成「萬隆精神」。
影響：增進了中國與亞非各國間的理解和信任，擴大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
二、20世紀70年代的外交
背景：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國際形勢的變化。
實踐：1、中美關系的改善：（1）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與周恩來總理會談。（2）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雙方在上海簽署《中美聯合公報》。（3）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系。意義：中美兩國對抗結束，兩國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
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
3、與許多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出現了與中國建交的熱潮。
4、1971年10月25日，參加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恢復了中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作用：進一步提高了中國國際地位。
影響：我國外交工作出現了新局面。
三、改革開放以來的外交
背景：國際形勢的發展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迅速發展、綜合國力的提高。
實踐：1、1996年，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五國元首在上海簽署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
2、2001年，中、俄、哈、吉、塔和烏茲別克六國元首，在上海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影響：上海合作組織是第一個以中國城市命名的國際組織，它進一步加強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
3、2001年，中國成功承辦了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海APEC會議）會議主題：「新世紀、新挑戰：參與、合作，促進共同繁榮」。通過了《上海共識》。影響：上海APEC會議是中國迄今舉行的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多邊外交活動。
4、2001年11月，在卡達多哈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次部長級會議上，審議通過了中國加入這個組織的決定。影響：中國終於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性貿易組織的成員。我國的對外開放事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影響：我國外交事業取得一個又一個偉大成就，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玖』 新中國的外交成就

①建國第一復年就同蘇聯等制17國建交。

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③1954年參加日內瓦會議。

④1955年參加萬隆會議。都促成了會議成功。

⑤1971年，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復。

⑥1972年，中美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中日邦交關系實現正常化。

⑦在新的國際形式下，中國加強了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

(9)我國的外交成果擴展閱讀

中國屬於第三世界國家，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從本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出發，把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各國友好合作和促進共同經濟繁榮，作為自己對外工作的根本目標。

在處理國與國關系時，中國一貫主張互不幹涉內政，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指導，而不以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異同為標准。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一些國際性組織成員國。

『拾』 建國初期，新中國的外交取得哪些成果

建國第一年，抄我國就與蘇襲聯、東歐等17個國家建立外交關系。
1953年，在接見印度代表團時，，周恩來總理首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原則。（2）1954年，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緬甸，三國總理積極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1954年4——7月，參加日內瓦會議（瑞士）。作用：第一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加，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為打開新中國外交新局面發揮積極了作用。
1955年，參加萬隆會議（印度尼西亞）。影響：第一次沒有殖民主義國家參加的亞非首腦會議。中國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促進了會議的圓滿成功，也促進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團結與合作。形成「萬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