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匪成果

1. 湘鄂渝黔邊著名匪首瞿伯階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庚子年（1900年），一個小男孩出生在湘西龍山，他就是日後被稱為「鼠大王」的著名匪首瞿伯階。

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土匪就該是一群烏合之眾，而在事實上，土匪也有嚴密的組織和嚴格的規矩，否則是很難發展壯大的。

1947年初，國民黨武漢行轅主任程潛大興招安，以備土匪倒向延安陣營，瞿伯階被封為師長，臨行前，洗白後的瞿伯階在為禍多年的來鳳縣城也拜會了當地政府和民眾。他在致辭中說：「本人曾經身處互相傾軋的特定時代，時代環境迫使我做了有負於來鳳民眾的事情，希望得到大家的諒解，如今程主席為我指點迷津，委我重任，我作為一名無才無學的山野村夫，還望諸位多多指教，能夠給我一個竭誠報答鄉親父老的機會！」

2. 建國以後對於以前的土匪怎麼處理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命令全體指戰員，堅決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澤東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肅清國民黨反動軍隊的殘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國土，同時肅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鎮壓他們的一切反抗和搗亂行為。1950年春，在黨中央、中央軍委的部署，各地黨委的統一領導及廣大群眾、民兵的積極配合下，人民解放軍對國民黨潛留在全國各地的政治土匪及與之勾結的慣匪進行了清剿斗爭，掀起了一場席捲全中國的剿匪運動。
解放初期，東北解放區的匪患主要是日偽殘余、地主武裝、國民黨勢力。在華北、西北、華東、中南、西南解放區的匪患主要是潛伏的國民黨殘余武裝、地主惡霸和職業慣匪與地方封建勢力相勾結，企圖以所謂「大陸游擊」同人民解放軍進行長期斗爭的反動勢力。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對於剿匪斗爭堅決貫徹軍事打擊、政治爭取、發動群眾三者緊密結合的方針和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政策，結合民主改革、減租減息、鎮反除霸、宣傳抗美援朝等中心工作，對國民黨軍殘余、特務、土匪及其它反動武裝展開清剿斗爭。遵照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指示，人民解放軍先後抽調了約150萬人的兵力,分軍事進剿、分兵駐剿、結合農村土地改革徹底清剿等三個剿匪階段，採取了進剿股匪、清剿散匪，捕捉匪首，平息土匪和反動會道門暴亂，聚殲潛入的武裝匪特等剿匪斗爭形式，在全國范國內執行剿匪肅特等任務。
東北解放區的剿匪斗爭，是在我黨沒有取得絕對政權的情況下，在一個特殊區域進行的。東北的北滿和西滿地區，是歷史上有名的土匪區。日本投降後，東北民主聯軍、359旅等進入東北的初期，由於國民黨利用合法接收機關到處加委偽滿洲軍及慣匪，因此東北土匪得到普遍發展。我黨進入東北後，就依照黨中央、東北局1946年發出《關於剿匪與發動群眾的指示》，依靠老部隊和一部分新部隊進行了剿匪斗爭。東北各地緊密結合反奸清洗、擴兵建軍、土改支前等工作，卓有成效地開展剿匪工作，他們處決「滾地雷」匪首王成堂、「占海」匪隊匪首張萬選, 破獲了多起叛匪妄圖攻打縣委的陰謀暴動案件，將東北境內的大股土匪殲滅。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軍民攜手擒凶頑。從1946年到1948年，歷時3年的東北地區剿匪斗爭終於取得了最後勝利，加強了新生的縣民主政權。保衛了解放戰爭的勝利成果，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
華北解放區，國民黨有組織、有計劃地潛伏了所謂「地下軍」、「敵後游擊軍」等大批匪特，解放之初在華北已發現的匪特達3萬人，其中以綏遠地區為最多，尤其騎匪危害極大。大股土匪主要在綏遠、察哈爾、平原等省一些解放較晚的地區活動；小股土匪活動在天津、北京、太原附近，平原省的新鄉和安陽地區也較多。他們襲擊小部隊及地方黨、政機關，攔路搶劫，破壞交通運輸及各種建設，危害社會治安。面對這嚴峻的形勢1949年5月華北軍區召開了全區剿匪工作會議，要求廣泛發動群眾，全面開展了剿匪斗爭。華北解放軍採取軍事清剿與政治瓦解相結合的方針，組織武裝工作隊與各級人民武裝密切結合，採取運動作戰方式，城鄉統一行動，對河北、察哈爾、山西、平原等省的大小股匪展開進剿。至1951年9月，土匪、特務基本被肅清，共殲匪特5.3萬餘人，繳獲火炮10餘門、各種槍8800餘支。
西北解放區，匪患主要是國民黨軍胡宗南、馬步芳、馬鴻逵殘部骨幹分子，糾集散兵游勇、慣匪等，組織成一支勢力強大的土匪武裝。甘肅境內有土匪67股，主要分布於臨夏、河西走廊、隴東、平涼等地；青海境內有馬步芳、馬鴻逵殘部近萬人，活動於西寧西北、貴德東北等地；陝西境內有土匪40餘股，主要分布在武功、安康和川陝邊等地；寧夏之敵在該地解放前自行潰散，馬紹武等股匪藏匿在賀蘭山、同心、西吉、海原、固原等偏僻山區，給寧夏剿匪帶來相當大的難度。繼馬紹武之後對新生人民政權威脅最大的慣匪是張海祿。他懂軍事，會指揮，充分利用地形熟，匪源足的條件，欺騙群眾，收買人心，與解放軍進行周旋。新疆有烏斯滿、堯樂博斯等股匪，主要活動於伊寧、庫爾勒和青新邊等地區。這些土匪到處襲擊城鎮，組織暴亂，破壞民族團結。 為根除匪患，1949年11月至1953年7月，人民解放軍西北軍區先後投入2個兵團、11個軍、38個師另1個旅3個團的兵力進行在陝、甘、寧、青、新地區進行的剿匪作戰。人民解放軍西北軍區先後殲滅了陝西王凌雲、甘肅馬英貴、青海馬成賢、寧夏馬紹武、新疆烏斯滿等股匪，殲滅土匪數千人，沉重打擊匪徒的囂張氣焰。此後，西北軍區針對主力部隊轉入生產後，被擊潰的土匪又重新拉起隊伍，並利用宗教、民族問題煽動暴亂等新情況，西北軍區發出剿匪指示，各剿匪部隊實行分片包干，協同作戰，要求徹底肅清西北地區殘匪。1953年上半年，西北軍區調集126個連1.9萬多人，圍剿甘青川交界地區的馬良、馬元祥匪部，全殲馬匪1600多人。到1953年7月，西北地區大規模剿匪作戰結束，股匪和殘余散匪基本肅清。在三年多的剿匪作戰中，西北軍區剿匪部隊共殲滅土匪9.09萬人，繳獲各種炮80餘門、各種槍3.5萬余支。
華東解放區，據1949年7月統計全區陸上有土匪700餘股、11.3萬多人，沿海島嶼的海匪也有萬餘人。匪情又有所發展尤以浙江、福建最為嚴重。為消除匪患，1949年至1953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和第三野戰軍所屬部隊及地方武裝在華東地區進行的剿匪作戰。1949年8月華東軍區和第三野戰軍頒布剿匪作戰命令，決定在進軍福建和解放浙江沿海島嶼的同時，抽調主力部隊結合地方武裝，發動以浙、皖為重點的華東大陸地區秋季剿匪作戰。從8月下旬起，各剿匪部隊採用集中優勢兵力、迂迴包圍的戰術，靈活運用軍事打擊和政治爭取相結合的方針，一舉殲滅了活動於閩北地區的「中華民族自救軍閩北總指揮部」。浙江的「國防部第三縱隊」、蘇南、皖北的「蘇皖軍區第三縱隊」等重要股匪。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華東地區土匪活動再度沉渣泛起。針對土匪活動的新動向，華東軍區決定集中力量匪患嚴重的福建、浙江進行剿匪作戰。各剿匪部隊靈活運用奔襲、合圍、伏擊、搜捕等戰術，先富饒地區及交通線附近地區的土匪，然後再消滅邊遠地區的土匪。11月，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宣布駐閩部隊推遲攻打金門，全力以赴進行剿匪命令後，福建境內的剿匪部隊更是如虎添翼。他們先後殲滅了「福建人民反共救國軍第八縱隊」、「閩浙贛邊區民眾自衛總隊」等30多股土匪。到1951年6月，華東地區進剿任務基本完成，共殲滅土匪11.45萬多人。從1951年6月起，經過一年多的斗爭，終於肅清了陸上殘匪，平息了匪患。在清剿陸上土匪的同時，華東軍區沿海邊防部隊、海軍部隊在地方武裝和公安部門的配合下，還展開了清剿海匪的斗爭。1951年華東軍區海軍艦艇部隊單獨進行剿匪海戰56次，殲滅海匪數百人，擊沉、擊傷、俘獲艇船52艘。與此同時，華東軍區陸、海軍部隊先後進剿嵊泗列島、崎嶇群島以及洞頭、南田等島嶼，解放被海匪盤據的島嶼50多個。至1953年底，華東地區剿匪作戰取得全面勝利，共殲滅土匪24.6萬餘人，其中海匪7800人，繳獲各種炮400餘門、各種槍11.2萬余支(挺)。
中南解放區，國民黨正規軍被逐出中南六省後，其殘余武裝分散退入山區，流竄為匪。國民黨當局有計劃地留置大批潛藏特務，收編各地慣匪、地主流氓武裝，糾合封建會道門勢力，建立形形色色的「反共救國軍」，散布在豫西、鄂西、鄂豫皖邊、贛東北、贛南、湘西、湘南、粵北、粵西、珠江三角洲、桂東南、桂西等廣大地區和邊緣地帶。廣西解放前夕，白祟禧所指揮的國民黨殘余部隊10餘萬人退廣西老巢，企圖死守廣西。廣西解放後，他們在蔣介石集團的策劃和指揮下，以「反北佬」、「反征糧」為口號，逼民為匪。據不完全統計，成股的匪特武裝多達l00多萬人。這些反動武裝同新建立的人民政府對抗，不斷製造暴亂，破壞交通、縱火投毒，行凶搶劫，嚴重威脅政權的鞏固和社會安寧，廣大群眾深受其害。為清除匪患，安定民生，1949年4月至1953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南軍區所屬野戰部隊和地方武裝，先後調集野戰部隊46個師，地方武裝7個師、3個旅、82個獨立團，運用集中兵力，重點進剿，分片包干，限期完成的戰略，在豫、鄂、贛、湘、桂、粵、桂六省區對國民黨殘余及國民黨組織的匪特武裝進行清剿作戰。湖南軍區對湘西、常德太浮山區、邵陽龍山等幾個重點區內的股匪展開進剿，廣東軍區對盤踞於北江、珠江三角洲、南路及沿海島嶼上的股匪實施圍剿，廣西軍區對桂南地區的匪特進駐圍剿，共殲敵1l萬人。7月，中南軍區根據朝鮮戰爭爆發後的新形勢，加強海邊防力量，加快剿匪進程，在湘西與鄂、川、黔、桂相鄰的邊界地區聯手圍殲殘匪；在廣東著力掃除北江、粵西地區殘存股匪，堵塞其內竄外逃通道。至次年5月中南地區公開活動的股匪被消滅。
西南解放區，匪患最為活躍。土匪們憑借險山惡水，野嶺荒坡，攔劫軍車，搶奪錢財，殺人越貨，危害四方。國民黨反動統治者妄圖把該地區作為反攻復國的游擊根據地，因此不但大批參加國民黨在潰敗前夕開辦的「游擊幹部訓練班」的特務分子、封建惡霸、流氓和游勇散兵的反動特務分子聚集在這里，而且他們在這里所作的反革命部署也就較其他地區更為周密。據材料統計，反革命武裝川東區約有3萬餘人，川南區約有2萬人，在川北、川西、西康、貴州的活動也異常頻繁。西南才剛剛解放，人民只過上幾天安生的日子，現在又出現如此的混亂局面，這些都嚴重影響共產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剿匪已成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務，不剿滅土匪，一切無從著手。針對四川等地剿匪斗爭初期不利，黨內部分同志對匪患發生的原因、政治性質及剿匪的長期性、艱巨性的情況，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區的主要領導及時對幹部戰士的思想進行了調整。西南軍區政委鄧小平號召全體指戰員將剿匪斗爭作為「第二次淮海戰役」來打。雲南是中國大陸解放最晚的省份之一，又是和平解放，帝國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基本未予觸動，土匪武裝、地霸武裝及土司武裝、國民黨特務、反革命分子、散兵游勇等擁有大量制式武器，因此匪情也特別嚴重。1950年3月15日，為徹底殲滅聚集在邊遠地區的大股土匪和清除各地隱藏潛伏的特務匪首，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區共同下達了《關於組織一元化剿匪斗爭的指示》，要求各軍區、軍分區至縣、區、鄉、保都應成立剿匪委員會，作為一元化剿匪領導的組織形式，並以此進一步發動與組織群眾，開展地方工作。組織一元化的剿匪斗爭後，西南的剿匪斗爭才由初期的被動狀態逐步轉入主動。
各地的剿匪委員會按照上級部暑，分集中圍剿、分區駐剿、會剿清剿三個階段，最大限度地發動和組織群眾參加到剿匪斗爭中；部隊實行包干制，對一定的地區負責包剿，形成了黨政軍民轟轟烈烈的剿匪局面。由於幹部群眾的共同努力，形成眾人合圍土匪的局面，土匪就無處藏身。涪陵、南川、巴縣運用鐵壁合圍戰術，基本達到了剿一塊化一塊的目的。美國出兵朝鮮並占據我國領土台灣後，麇集各邊界地區的股匪人數也驟然增加，匪徒趁機向外竄擾，進行搶劫破壞。西南軍區經中央軍委批准，與湖北恩施軍區、湖南湘西軍區、廣西宜山、百色軍分區及陝西陝南軍區部隊取得聯系，共同開展邊界大會剿，會剿部隊密切配合，互相支援，徹底殲滅了流竄在各邊界地區的股匪。西南地區的剿匪斗爭歷時兩年半，至1952年秋，已殲匪116萬名，10人以上的股匪已全部消滅。
經過1950年至1953年三年的剿匪斗爭，人民解放軍殲滅匪特武裝240餘萬人，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平息了匪患。

3. 清末廣東黑惡勢力猖獗，李鴻章用什麼方法成功解決了

李鴻章，作為晚清的"中興四大名臣"之一，也是當時頗具爭議的一個人物，人們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

就這樣，在李鴻章的雷霆手段下，才半年多的時間，他的霹靂掃黑行動就得到了可觀的成果，黑惡問題得到了明顯的改善。

經過李鴻章的整治，廣東的黑惡勢力得到鎮壓，凡是窮凶極惡之徒不是被殺了，就是在李鴻章的威懾下，害怕地逃到了其他地方苟且偷生了。

4. 1936.12.13是什麼事件

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報》登載了一則重要新聞，標題為：「爭取中華民族生存，張楊昨發動對蔣兵諫」。該新聞報道的事件應是 西安事變

5. 剿匪電視劇有哪些

1、《血色湘西》

該劇以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的湖南主戰場為背景，講述了1939－1945年期間，以田穗穗、石三怒、龍耀文、龍耀武為代表的湘西麻溪鋪鎮一帶抗日軍民，在共產黨員童蓮的教育、發動、組織、領導下，面對日寇進犯，誓死捍衛家園的悲壯故事。

2、《新烏龍山剿匪記》

湘西匪患嚴重，解放初期，我人民解放軍英勇剿匪的故事就曾在這里上演，號稱"東北虎"的我方英雄劉玉堂智斗土匪頭目"鑽山豹"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

該劇描寫了解放軍剿匪小分隊隊長，人送外號「東北虎」的劉玉堂為首的剿匪小分隊依靠當地人民群眾與匪首田大榜、鑽山豹，國民黨女特務四丫頭等展開的一場殊死的斗爭。

3、《大西南剿匪記》

這是一個亂世中的愛情故事，也是1950年前後的一段驚世傳奇。歌仙鄭幺妹和土匪劉大卯本應該是兩條平行線，卻被那亂世之像生生擾成了銳角，人生切過來橫過去，有了難得的交集卻最終沒能定格成首尾相連的團圓。

4、《林海雪原》

該劇主要講述了1946年冬天，國民黨在東北地區成立了「中央先譴軍」。這對當地百姓的工作、生活都造成了極大的威脅。我軍和當地人民經過激烈交鋒，殲滅全部匪徒，取得了剿匪的全面勝利的故事。

5、《鐵梨花》

講述的是一個出生在晉陝交界盜墓賊家的女兒，在橫跨軍閥混戰直至抗日戰爭這段動盪歲月里中，與身邊的親人、愛人、朋友甚至仇敵共同演繹的一段傳奇歲月，先後與幾個男人間的愛恨糾葛，以及她從一個普通人家女兒、到軍閥家的姨太太、再到堅定抗日的民族志士的心路歷程。

6. 舊中國所受的屈辱

1、鴉片戰爭，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2、甲午戰爭，帶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加深了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3、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標志著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被日本侵犯，日本進行了慘無人道的侵華戰爭。

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指公元1900年5月28日（清光緒二十六年），以當時的大英帝國、美利堅合眾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德意志帝國、俄羅斯帝國、日本帝國、義大利王國、奧匈帝國為首的八個主要國家組成的對中國的武裝侵略戰爭。

1900年春，義和團運動成為了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導火索，以此為借口，八國聯軍以鎮壓義和團之名行瓜分和掠奪中國之實。

侵華的聯合國軍總人數前後約為5萬人，裝備精良，聲勢浩盪，1900年8月14日，北京城徹底淪陷，八國聯軍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姦淫搶掠！從紫禁城、中南海、頤和園中偷竊和搶掠的珍寶更是不計其數。

4、九一八事變，使東北3000多萬同胞飽受亡國奴的痛苦滋味。1931年，日軍在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起開始侵華戰爭，霸佔中國東北三省，1937年七七事變（盧溝橋事變）則是掀開了日軍全國侵華的序幕，直到1945年8月15日，裕仁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9月2日正式簽訂投降協議，自此日本侵華戰爭結束，前後共計十四年。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在中國侵佔大片國土，實施「以華治華」的毒計，扶植漢奸傀儡賣國政權，殘酷奴役、殺害中國人民，瘋狂掠奪中國的資源和財產，嚴重的侵犯、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嚴重的分裂了中國，使中國國家的統一程度在抗日戰爭時期受到了嚴重的削弱。

5、南京大屠殺，使30多萬平民和戰俘被殺害，南京城被毀三分之一，財產損失不計其數。
因此，勿忘國恥的警鍾必須長鳴。

(6)剿匪成果擴展閱讀：

七七」事變後，祖國大片河山淪陷於日寇鐵蹄之下，各界愛國志士運用燈謎這一獨特形式宣傳抗日，喚起民眾覺醒。

如「沈陽慘案發生」(猜《詩經》一句)，謎底：我日構禍，其頓讀為「我，日構禍」，意為在我國發生的這一流血事件是日本侵略者蓄意挑起的。又如「抗戰勝利有飯吃」(猜成語一)，謎底：飽食終日，按謎格之法應倒讀為「日終食飽」。這類燈謎在當時產生很大反響，並受到人們的歡迎和贊賞。

痛斥漢奸賣國求榮的謎作也不勝枚舉。如大漢奸汪精衛有一次攜老婆到岳王廟進香，廟僧送他一束鮮花。汪精衛見花上的綢帶寫著「忍戒乍多」4個字。他想，忍者為先，戒之在躁，兵不厭詐，貴在多謀，便以為是在贊揚他，很是高興。

僧人又帶他們來到岳王墓，墓前也放著一束同樣的鮮花，花束的綢帶上寫「言貝人父」4字。汪精衛一下明白了，趕忙丟下鮮花，拉著老婆狼狽離去。原來，這是運用「增損離合」手法製作的一道燈謎，兩行字合起來便是一句辱罵他的話：「認(繁體字)賊作爹」。

旅居國外的愛國華僑也善用燈謎這一喜聞樂見的形式來配合抗日宣傳。旅居新加坡的謎家林遮利先生曾以「漢奸無恥，志在終身事仇」為謎面，猜《滕王閣序》一句「望長安於日下」，意為：漢奸賣國賊苟生偷安，不以國破為恥，死心塌地、卑躬屈膝地依附日本勢力。

著名愛國教育家陶行知從海外回湖北後，來到武漢大學演說。為了激發學生的抗日熱情，他開場時講了一個拆字謎，謎面是「眾人抗日」，猜一個字「春」。意為三人為眾，眾人團結抗戰，就能把日寇打倒在地。

7. 請你舉出抗日戰爭的著名戰將三人,並簡要舉出戰例成果

左權

「名將以身殉國家，願拼熱血衛吾華。太行浩氣傳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這是朱德總司令為悼念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壯烈殉國而寫的一首詩。

左權(1905-1942)是中國工農紅軍和八路軍高級指揮員，著名軍事家。1905年生，湖南省醴陵縣人。1924年入黃埔軍校第1期學習。1925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2月赴蘇聯，先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0年回國後到中央蘇區工作，先後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第1分校教育長、新12軍軍長、第5軍團第15軍軍長兼政治委員、中革軍委第一局局長和紅1軍團參謀長等職，參加了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作戰和長征。1936年5月，任紅1軍團代理軍團長。

全國抗戰爆發後，擔任八路軍副參謀長、八路軍前方總部參謀長，後兼八路軍第2縱隊司令員，協助朱德、彭德懷指揮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粉碎日軍多次殘酷「掃盪」，威震敵後。其高超的指揮藝術，嚴密細致的參謀業務，扎實的工作作風，深受朱、彭的贊揚。1940年秋，協助彭德懷指揮著名的百團大戰。1941年11月指揮八路軍總部特務團進行黃崖洞保衛戰，經8晝夜激戰，以較小的代價殲敵千餘人，被中央軍委稱為「『反掃盪』的模範戰斗」。他還「是一個有理論修養同時有實踐經驗的軍事家」，從1939年至1941年，他撰寫了《論堅持華北抗戰》《埋伏戰術》《襲擊戰術》《戰術問題》《論軍事思想的原理》等文章40餘篇。左權為創建並鞏固華北抗日根據地，發展壯大人民抗日武裝，為八路軍的全面建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1942年5月，日軍對太行抗日根據地進行「鐵壁合圍」大「掃盪」。25日，他在山西省遼縣麻田附近指揮部隊掩護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等機關突圍轉移時，在十字嶺戰斗中壯烈殉國，年僅37歲。
左權是八路軍在抗日戰場上犧牲的最高指揮員。名將陣亡，太行山為之低咽，全黨為之悲痛。周恩來稱他「足以為黨之模範」，朱德贊譽他是「中國軍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為紀念左權，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決定將遼縣改名為左權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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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抗日戰爭英雄譜·饒國華

饒國華（1894~1937年），四川資陽人。1911年投身新軍，先當伙夫，不久升為班長、排長。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已任中將師長的饒國華立即請纓殺敵，他率部步行1000多公里，從四川萬縣乘船東下，11月中旬到達前線。當時上海、蘇州和常州已失陷，日軍兵分四路進攻南京。饒國華進駐廣德（今安徽境內）不久，無錫、江陰、武進相繼失守。11月22日，日軍在飛機大炮掩護下，由太湖分乘百餘艘汽輪，橡皮艇侵入宜興、長興，爾後分兵兩路准備搶占泗安，直撲廣德。日軍出動27架飛機輪番轟炸中國守軍陣地。饒深知廣德拱衛南京必不可失，親率將士頑強阻擊。日軍見不能得手，調集精銳部隊無休止輪番進攻。饒國華率部與敵血戰，雙方傷亡慘重，饒部被日軍三麵包圍。
日軍派出軍使一再勸降，饒國華寧死不屈。他寫下絕命書，舉槍自戕，以死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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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抗日戰爭英雄譜·高致嵩

高致嵩（1899—1937），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國民黨將領。廣西岑溪人。字子晉。早年就讀於岑溪縣立中學。1924年冬，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入伍生總隊。1925年7月，正式升入第三期學生隊，編在步兵科。1926年1月畢業後，任排、連、營長等職，參加過北伐戰爭和國民黨新軍閥混戰。
1931年底，國民政府警衛軍第二師改編為陸軍第八十八師，俞濟時任師長，高致嵩調任該師中校參謀。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上海，淞滬抗戰爆發。2月，高致嵩隨八十八師開赴上海，支援十九路軍對日作戰。在戰斗中，腿部負傷。傷愈後，調任湖北省保安團營長，參加「圍剿」工農紅軍。1934年，又投奔擔任浙江省保安處處長兼浙贛皖邊區「剿匪」司令官的俞濟時，升任浙江省保安處補充團上校團長，後改任第三團團長。1934年10月至1935年1月，追隨俞濟時，參加「圍剿」方誌敏率領的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

1937年8月，淞滬抗戰爆發後，高致嵩率浙江省保安處一個保安團開赴上海，參加對日作戰。到上海後，該團編入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二六四旅。因作戰有功，升任二六四旅少將旅長。11月，隨國民黨軍隊從上海撤退。12月，參加南京保衛戰，率二六四旅堅守雨花台陣地，頑強搞擊日軍進攻。12月12日，高致嵩和全旅大部官兵壯烈殉國。高致嵩犧牲後，國民政府追贈為陸軍中將。

8. 民國時期，韓復榘在山東是如何剿匪的

還是從根本做起的，要求地方政府和老百姓一起合作，清除匪患，並且訓練部隊，提高部隊的戰鬥力，在加上韓復榘親自指揮軍隊，三管齊下剿匪

9. 馬新貽的政治成就

「東南三大政，曰漕，曰鹽，曰河」。(德慶《序》)。漕運、鹽政和河工是江、浙兩省行政事務中的重中之重，核心所在。 咸同之際，清廷內憂外患，統治遇到巨大危機。與軍事活動相配合，清廷也著手推行政治攻勢，大力施行收買人心的舉動。其中最重要的舉措就是減賦運動。減賦運動曾廣泛開展於諸多省份，雖時間不盡相同，但主要集中於核定地丁漕糧、裁革部分浮收。
咸豐七年（1857年），湖北興辦減漕之後，戶部即欲浙江照辦，但遭反對，有人指出：「浙江情形不同，尚須從輕。江浙州縣痼疾太深，亦恐非目今長官所能鈐制。」表示只有由鐵腕人物出面，浙江減漕才有成功的希望，「非欲遲也，蓋有待也」[2](卷三《撫鄂公牘一》,《致錢萍矼樞密》)。同治二年（1863年），福建道監察御史丁壽昌奏稱，浙江應乘機減賦，並建議各州縣按應征漕米舊額永減1/3(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福建道監御史丁壽昌折)。六月初三日，清廷發布上諭，著閩浙總督左宗棠通飭杭嘉湖三屬，「將實在征漕稅則詳細確查，各按重輕分成量減。」(同治二年六月初三日)由於軍事需要，左宗棠隨即赴閩剿匪，減賦事宜由剛剛接任的巡撫馬新貽承擔。
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二日，馬新貽奏稱：「浙西三府為財賦之區，賊之蹂躪亦深，數年之間，窮鄉僻壤，搜括無遺，昔之繁盛村落，今則一片荒郊。」(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浙江巡撫馬新貽折)他首先對當年三府應征緩征免徵錢糧進行分別請示。閏五月，他又會同左宗棠陳奏浙漕應征分數，即按8/30的比例，將浙江各屬漕糧全部額減。共計浙省額征漕白米1147300餘石，除南匠正耗133863石、白糧舂辦米13039石不減外，應減米266765石，分別按等核減。
清廷完全同意馬新貽的意見，諭令立即將減漕之事「刊刻謄黃，遍行曉諭」( 同治四年五月十一日)，浙江減賦運動遂告一段落。 經陶澍和陸建瀛先後推行票法，清代的兩淮鹽法改綱鹽為票鹽，鹽制為之一變。自同治三年起，兩江總督曾國藩整頓兩淮鹽法，聚多數散商為少數整商，票法為之一變；經後任者李鴻章之改行循環票法於淮南，票法制度再變。
七年九月，馬新貽被任命為兩江總督，兼管兩淮鹽政。自馬新貽接手兩淮鹽政以來，他隨即著手進行了一些調整。七年年末，他即因場商疲乏，令運商預繳五成鹽價。關於預付鹽價一事，馬新貽稱，鹽價本運販應付之項，如垣商資本不充裕，多付一成之價，即可多收一成之鹽，「實至公不刊之論」。每年湘鄂西岸及食鹽各岸，尚可運三十四、五萬引，通泰二十場產數不過四十三、四萬引，產數之多於銷數者，計只八、九萬引，合八折上下。如各場各垣皆有八折可銷，則所佔擱者僅止二成，「豈場商絕無資本，不應稍有餘鹽存堆耶」！究其原因，無非是可以搶售甲年之鹽，而售及乙年之鹽，以致苦難得售者，乙年猶未售甲年之鹽，「不公不平，莫此為甚」。所以，非查計額產，派給重照不可。故須確查各場總鹽數，分十二個月，按月劃給。如遇暢銷，則提給一月，如遇滯銷，則緩給一月，此外不得絲毫通融。惟本年入夏以來，場鹽日跌一日，運商幾以意外之贏，為固有之利，「一旦令歸繩墨，遵章繳價，必不遂其私願」。故惟有嚴定扣繳之法，使場商無可脫空。
當然，馬新貽亦表示，無論如何，不能占擱商人的資本太多，鄂、湘、西、皖各岸，均應自領咨之月起，以半年為限，由總局確查花名引數，及領咨月分，凡已逾半年限期之商，即令照章預繳鹽價3兩。未到半年限期之商，諭令到限即繳，違者將引扣除。如此量予區別，可場、運兩便。
同治八年正月，正陽督銷局知府王治覃稱，因商販有謂公行不便者，遂令各歸各行買賣，但由公行成交立票，委員監盤。公行為杜弊恤商而設，乃行之積久，商販不以為便，應請即行停撤，「免為行戶假託、商販藉口」，故申請將正陽關公行裁撤，這一建立立即得到馬新貽的批允。寓票於綱的做法，也必然會帶來一些新的問題。同治八年三月，兩淮鹽運司方濬頤稱，鄂、湘、西、皖四岸，運商循環額引，經過曾國藩與李鴻章的先定改定，「意美法良，誠為至當」，乃辦理未久，各商販紛紛稟請更名，大都先系全本，繼思分伙，亦有始用伙名請運，後復改歸本商本名者。此種情形，更名之後，原足以昭核實，但其中亦有不知顧忌，以票牟利，旋買旋賣，更而又更，「致有循環之名，轉失循環之實」。前經核議，必須實非賣票、情理可原者，准於開綱時取保更名，於冊內註明，第二次環運不準復請更易。而且，當時李鴻章還特別強調，凡更名之商，只准於開綱一月之內上報備案，遲則一概不準。嗣後雖初定循環之時，各商販或糾資合運，或合夥出名，其更名之事，均屬情有可原。鄂岸已環運1次，湘岸、皖岸各已環運2次，西岸更是已環運3次，其中應行更改名商歷數次環運，自必早經分晰清楚，「乃各商仍請更名不已，難保無賣票頂替情事」。考慮到環運章程，原欲「收散漫而歸於齊整，由票法而漸復綱規」。似此每綱必更直以引票為射利之具，因而借票爭控之案層見疊出，「轉為商累」。鄂、西、皖三岸，業經先後稟請開綱，而赴局稟更存記之商已不下數十戶。若不重申禁令，明定章程，將更而又更，伊於胡底！所以他向馬新貽建議，要將更名之案永遠停止。當然，各岸運商不皆盡在揚城，若遽令停止更名，似嫌太驟，應分別辦理，以昭公允。故除鄂、西、皖三岸新綱環引已據各商呈請更名，由局查核詳請外，其餘各商如實有應更原委，仍請照舊限一月內呈明。至三岸下綱環引及湘岸戊辰春秋兩綱，如有應更之商，請限兩個月呈明核辦。這一提議得到馬新貽的批准。
取消驗資之法後，旋因小邏堡堤工需款甚巨，鹽商借機要求獨斷鹽利之權。同治八年九月，據署海分司許寶書稱，淮北票販久營鹽業，自同治三年曾國藩釐定新章後，「元氣稍舒」。但利之所在，趨之若鶩，驗資之法生，結果攜資之人，「率皆外來之戶，僅圖賣號之利」，即如當年之驗資，流弊極大，不特票販借資認利，成本加增，新商得引之後，亦大多抬高引價，「賣號而不辦鹽，甚有攜挾厚貲，專放重利，旬日獲利數千兩者」，此自然系利歸中飽之現象。淮北鹽商要求按實運花名冊引數，將來年接運正額派分。為此，他們公同籌議，共同捐銀30萬兩，以供小邏堡堤工之需。報效之銀，分為兩批交納，先交現銀一半，另一半則隨課完繳。對於此次報效，「不敢仰邀獎勵，惟懇將前奉批准循環轉運章程恩賜，查照現運花名引數」，「准予遞綱循環，免再按綱驗貲」，希望清廷能予以永久特權，以後不再濫招新商。當然，如鹽商有誤運誤課之事，則不在此例，仍可隨時補充。
馬新貽同意鹽商的意見，並於九年二月上奏相關事宜：「北鹺收效之捷，全在刪除溢引」，鹽無壅積之虞，商獲轉輸之益。惟鹽務向為利藪，銷路一暢，鹽商往往趨之若鶩。近年來每值開綱之進，苦於商多額少，不得不驗明貲本，減折派運。唯此中弊竇，頗難枚指，故自己上任之初，即與年曾國藩面商，停止驗貲之法，就舊綱花名，准其承運新綱，試辦年余，商情稱便。此次興修運河堤工，各票販踴躍輸捐，尤著成效。故經過討論，嗣後應責成原運各販，「循環轉運，以清弊源而垂久遠」。
由於馬新貽延續了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在兩淮鹽政改革上的思路，在淮北地區也實行「循環給運」，結果導致票鹽名稱雖存，實質上已是綱法的復舊，「大利盡歸於商，而司鹺政者反不得操進退盈縮之權，有票者恃循環制度為恆業，藉票本問題為根據，以壟斷兩淮鹽利，與綱商之窩本無異，變相復綱，仍蹈專商引岸之覆轍，票法精神消息殆盡至此，兩淮方面的鹽政制度已經基本定型，鮮有變化。有學者評論：「自此以後，淮北亦繼淮南而變相復綱，兩淮票法精神於是完全破壞」。 同治四年正月十五日元宵節，剛剛赴任浙江巡撫不久的馬新貽，即上疏陳情「水利宜急興修」，指出浙江海塘關系緊要，必須加大力度。同治四年正月十五日)隨後，他於正月二十六日離開杭州，帶領督辦塘工之前臬司段光清、杭嘉湖道蘇式敬等沿塘履勘。經調查得知，自李家汛至尖山，150餘里的地段，石塘缺口不下百餘處，大者二、三百丈，小者亦數十丈，其中，以翁汛最為險要，「潮寬勢猛，潮汐洗刷，片石無存，塘內沙土淤墊，民舍深埋」。若再不加緊堵築，則更加不可收拾。由於經費有限，又缺乏石料，此段地區只能先築柴壩。但這里土性鬆浮，雖加以柴壩木樁，只能堵浸潤之水，不能遏沖激之浪。馬新貽決定在省城設立海塘總局，飭委藩司蔣益灃、運使高卿培籌備工需，與蘇式敬等人認真飭辦：凡石塘之倒塌者，建築柴壩以御急湍；塘腳漏水、樁木朽爛者，於塘外修築柴埽以保護之；塘後附土低陷殘缺者，亦即填實培厚以免坍卸。整個工程於二月初四日開始興工，制定好相關章程。並由翁家埠設立分局，由段光清、蘇式敬駐工監督。雖然經費奇缺，亦「不敢因經費艱難，稍存漠視」，如實有不敷，「於藩關各庫，酌量籌撥「。他還繪制了海塘缺口圖上陳朝廷。此後，馬新貽「每月巡視塘工，審官吏之勤惰，察工料之堅窳，櫛風沐雨」，所到工地，並不通知屬員，故人幾不知。(同治五年條)五年正月，馬新貽奏稱，修築海塘的難度超出想像，經過自己的多次實地考察，「益知工程關系之重，雇夫儲料之難，未能迅速集事之苦，實有不寒而慄而者」。本來經費已經不敷，加之太平軍起後，浙江各地人口稀少，所需之木柴砍伐無人，「雖經委員入山設法招募，現采現裝，每月不過二十萬石上下，實不敷用」，每致減工待料，搶築未能應手。即如所需樁架，原來當地人煙稠密，所需之數百副，一呼即至，則只能弄到二十餘副。總之，各種困苦情形，難以一一描述。他稱自己自去年夏秋以來，「輾轉於中，每至午夜彷徨，寢饋俱廢」。為解決缺乏木材的難題，他決定派員赴嚴州山內購買山樹，「調派兵勇前往砍伐，運濟工用」(卷三,《海塘經費支絀現盡力籌辦折》，同治五年正月二十日)。
柴壩僅為權宜之計，難以持久，故縈繞於馬新貽心中的，仍然是想修築石塘。海寧州之繞城石塘，久已壩壞，「貼近城垣數十步外即屬巨浸，正當潮勢頂沖，朝夕震撼」，較之他處更為險急。五年八月十九日，馬新貽親臨該處，周歷目觀，認為修建難以再緩，決定先行在此處開工。九月初九日，馬新貽在海寧州城內設立專辦石塘分局。根據以往的經驗，從前興修海塘石工，以采購塘石為最難。而此處坍毀舊塘，除碎小之石多已陷入沙底外，其大塊塘石未盡陷沒，可以抵用。故馬新貽決定雇集夫船，分頭打撈，以節經費，如舊石實在不敷，再行設法采辦。石塘、坦水、盤頭、石堵各工，約需銀24萬余兩，雖然較以前所需價格倍蓰，但「欲求工歸實際，不能不按照時價確估購辦」。整個工程於十月初六日開工，馬新貽又再次到海寧州，率同在工各員，「恭祭潮神」。卷四,《開辦海寧石塘繪呈圖說折》，同治五年十月十一日)
就在馬新貽上陳興辦海寧州石塘之際，他收到了朝廷寄來內閣侍讀學士鍾佩賢的奏摺。鍾佩賢稱，海塘關系東南大局，「此項工程非用數年人力、數百萬帑金不足以臻鞏固，若為苟且補苴之計，歲費仍不下數十萬兩，而工之能否無虞，仍不敢必」。(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馬新貽乘機上奏稱，柴壩與石塘相為依附，並與土塘互為表裡。所興辦之石塘工程，即以柴壩作為後盾，層層保護，「未辦石塘，柴壩固難延緩；既辦石塘，柴壩亦難中止」(同治五年條)。
同治六年正月，馬新貽陪同新上任的閩浙總督吳棠巡閱海塘，逐段勘驗工程。兩人從仁和縣李家埠起，沿海寧州尖山繞行至海鹽，察看海塘140餘里，「於潮汐來時親立塘上，親加察看」。自開工以來，浙江海塘已堵缺口2258丈余，計築柴壩2957丈余，又完成埽工、埽坦等4724丈余。因為在水中作業，一日兩潮，舊有的灌灰漿辦法無法干透，每多滲脫，故他們用嚴州所產之蔦蘿搗浸和灰，參以米法，層層灌砌，復於臨水一面用桐油、麻絨仿照艌船之法，加工艌縫，「此現辦石塘較之歷辦章程，格外講求實在情形也」。考慮到浙江全境之石塘興辦，所需非用七、八百萬、費十餘年時間不可，他們決定，擬於絲捐及鹽貨各厘局內，每年撥銀80萬兩，並佐以海塘捐輸，專備塘工之需。馬新貽還表示，自己「惟當督飭在工各員，視如家事，各矢慎勤，成功不厭其精，求用款務歸於核實」。
同治六年十二月，海寧繞城石塘即將竣工，馬新貽又奏請續開西防石工。經查，西防石工總計須建復、折修條塊魚鱗各石塘總共約估銀386780餘兩，又有移建盤頭裹頭等項，共計約需銀489000餘兩，其中包括了酌加二成例價，其原因在於，「兵燹後百物昂貴，不得不按照時價確估」。(卷五,《海寧石塘將竣接辦西防石塘勘估折》，同治六年十二月初三日)在這一奏摺得到清廷的批准後，西防工程於同治七年正月十八日開工。(卷六,《興辦西防石塘開工日期折》，同治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興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恐怕則是善後了。為此，馬新貽特奏陳中、西兩塘已竣柴壩的善後章程：一、西中兩塘已竣柴壩仿例保固以專責成。由於工程較大，按完工先後，相關各員負責保修兩年。二、歲修經費籌撥專款。本次共建成之5574丈余，仿道光年間辦法，每年撥工用銀65000兩。三、搶護險工隨時勘估趕築。四、已竣柴埽各工責成廳備加意防護。杭防道每月巡查一次，廳備十日巡防一次。每年每兵循例種柳樹100株，「以期盤根入土而固塘基」。五、歲修領銀不得扣減。六、歲修柴木宜早籌備。七、西防十二堡已竣柴壩盤頭應加拋塊石。(卷六,《擬護中西兩塘已竣柴壩各工善後章程折》，同治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可見他對此問題的考慮是相當周詳的。
此後，馬新貽被任命為閩浙總督，後因並未上任即被提升為兩江總督，在離浙交待相關事宜時，他奏稱，海塘除西中兩防柴壩及海寧繞城石塘均已奏報完工外，截至四月止，東防柴壩未辦者尚有900餘丈，西防埽工埽坦未辦者亦有900餘丈，中塘埽工埽坦未辦者1100餘丈，核計原估工段已辦七成以上。(卷六,《交卸撫篆經辦事件分別開單進呈折》，同治七年閏四月初二日)均與原定計劃相符，可見他保質保量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
除了海塘，馬新貽還注意加強對日常河道的維修。湖州之烏程、長興兩縣濱臨太湖，凡泄水入湖之處大多淤塞不通，同治五年九月，馬新貽新臨查勘，飭令湖州府除就地籌捐外，由省局撥費興辦。(卷六,《交卸撫篆經辦事件分別開單進呈折》，同治七年閏四月初二日)五年十一月，馬新貽奏請勘辦紹興閘港疏浚淤沙。(卷四,《勘辦紹興閘港疏浚淤沙並借撥經費折》，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六年十一月，馬新貽奏稱，仁和縣屬艮山門至海寧州一帶，河道稱為運鹽河，上接省垣，下達蘇郡，從前河路通暢，商賈流通，聚為一大市鎮。兵興之後，大受打擊。此段河長七八十里，分屬於海寧與仁和，河被沙淤，幾與岸平，農商均為不便。該處興修雖然經費較巨，「然既於農田、民食、商賈均有裨益，自應設法開浚」。至河內所起沙土，即以南岸民地堆積，河成之後丈量佔地若干，請免兩年錢糧，兩年後如可栽種桑麻木棉，再行奏聞。[5](卷五,《仁和海寧屬運鹽河淤塞借款開浚片》，同治六年十一月初四日)紹興府之東西江塘為山、會、蕭三縣保障，同治四年五月，沖決幾及千丈，其餘坍缺不一。馬新貽舉辦畝捐並墊借錢十萬串，工程於七年二月完竣。經逐段查勘，「尚無草率偷減等弊」。[5](卷六,《交卸撫篆經辦事件分別開單進呈折》，同治七年閏四月初二日)這些皆可圈可點。
馬新貽調任兩江總督後，即於七年十二月奏稱江南河工情形。他奏稱，江南河務以修築運堤為最要。自淮河改由運河出海後，岸堤日形吃重，加之裁撤南河後，東西兩壩年久失修，再值夏秋之交，險工迭出。在赴任途中，自己即沿途履勘小羅堡等處，發現西堤水勢甚大，難以施工，惟有先將東堤擇要興辦，「總期於今冬明春水涸時趕先修築完竣」(卷七,《酌擬應辦事宜六款折》，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可見他仍然以河工水利為急務，保持了自己的一貫作風。
八年六月，運河東西兩堤工竣，馬新貽親往驗收，途中中暑，「咽喉腫痛，甚至飲食不進」(同治六年六月條)。八年，他又乘冬令水涸，奏明由鹽務籌捐，趕修小羅堡西堤工程。又安徽各屬堤岸被水沖決，亦與安徽官員面商籌款興修之法。九年三月，他親赴小羅堡等處河工巡視。據奏稱，他逐行上堤，「逐段錐試，尚屬飽滿」。(卷九,《會勘運河堤壩工程完竣回省片》，同治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值得注意的是，馬新貽雖然重視水利，卻絕不好大喜功，不做「形象工程」，不做無用功。同治八年十一月，針對已經並無多少實際操作可能的修復運河通漕事宜，他明確指出，運河工程浩大，黃河泛濫，「人力難施」。(卷八,《江北冬漕先籌河運折》，同治八年十一月初六日)九年六月，針對翰林院編修蔡則雲等人恢復淮河故道的建議，馬新貽又奏稱，欲挽淮歸故，必先大浚黃河。但這樣一來，非數百萬金不能成功，當此國家多難、餉需支絀之際，勢難籌此巨款。只能分別緩急，次第興工，期以數年或有成效，「不求速效，但求實際；不求利多，但求患減；為得寸得尺之計，收循序漸進之功」，明確反對盲目亂上項目。(卷九,《籌浚淮水故道折》，同治九年六月初七日) 同治八年，1869年11月3日，安慶教案發生。在湖南反教揭貼的影響下，1869年10月，安慶府院考試場附近出現約期拆毀教堂的揭帖。11月3日，曾因低價強買民房改建教堂而為安慶民眾所痛恨的英國教士密道生、衛養生，公然到府衙要求查辦散發揭帖者，群眾和文武考生憤起攔阻，並搗毀了英、法教士住所。密道生、衛養生避入府衙呼救，法國教士韓石貞連夜乘船逃走。此即「安慶教案」。
「安慶教案」 發生後，法國政府指示駐華公使羅淑亞，教會是法國在華勢力的最好支持，要武力保護天主教。羅淑亞在上海命令莫代海軍司令調集「維納斯」號、「迪普萊克斯」號、「科特洛貢」號、「蠍子」號、「阿斯皮克」號、「火焰」號軍艦，組成遠征隊沿長江西進。同年12月24日，法蘭西的軍艦雲集南京下關。面對如此危急情勢，兩江總督馬新貽知道「排教」事端嚴重，作為緩兵之策，他主動提出給羅淑亞和海軍軍官們提供一所豪華賓館作為招待所。可是羅淑亞拒絕了，表示寧願住在南京天主教聖母堂主教的住所。12月24日晚上，法國公使羅淑亞與法國的海軍上將、法國總領事在士兵們的保護下去拜訪了兩江總督馬新貽。25日是聖誕節，馬新貽由盛大的儀仗隊陪同。去聖母堂答訪。26日雙方正式會談，法方提出，為賠償安慶傳教士所受損失。要求清政府在城內撥給一塊大面積的無主土地。並依法懲辦禍首，至於對教徒迫害的兇手更要按法懲辦，以命抵命。
清政府向總理衙門發去諭告，要求「無論如何變通，總期拿獲滋事之人，賠償所失之物，以便迅速了結，免致彼國藉此要挾，叢生枝節」，同時也要求馬新貽、英翰兩人快速結案。最終，兩人和英法方面簽署了《南京協定》，內容主要有： 賠償英國內地會1735銀元，賠償法國耶穌會4000銀元。 將肇事者逮捕審問刑罰。 出告示嚴禁反教活動。 12月29日，馬新貽、英翰簽字答應了羅淑亞的全部要求；法方立刻派一位神甫去安慶接收賠償的土地；馬新貽又派了一位代表去建德查辦作案的罪犯，並監督執行。馬新貽還在江南各府各縣張貼告示，承認英法傳教士們「有權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嚴斥安慶、建德的鬧事者，聲明如有人膽敢重犯，「定即按律嚴懲不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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