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政府購買公共服務

❶ 當代西方政府改革的主要內容及措施有哪些

一、當代西方政府改革的理論背景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陷入了一場空前的危機之中。具體表現為:政治上，民眾公共需求的不斷增強與政府的軟弱無主動形成了鮮明對比，政治冷漠與政治沖突並存;經濟上，政府對社會的全面干預造成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降低，高福利造成了政府的巨額財政赤字;社會方面，吸毒、犯罪、失業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政府在這些問題面前幾乎束手無策，社會整合程度大大降低。所有這些都呼求人們對政府的角色和職能進行反思，要求政府對自身行為方式進行重大調整。豍在此背景下，新公共管理作為一種新的政府治理理論和模式應運而生。它主張將政府治理與市場機制相結合，將私人企業的管理方法和經驗引入公共部門，通過組織與管理的再造來提升政府的服務品質，從而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
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深刻影響下，許多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相繼進行了政府改革運動，並將其作為行政革新的主導性思想之一。哈佛大學的卡馬克對世界上123個國家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公共管理改革研究發現，80%的國家進行了公共管理改革，如表所示:
表1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公共管理改革
如上可見，新公共管理對世界各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新公共管理起源於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並逐步擴及到其他西方國家。
二、當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實踐
(一)西方政府體制內的改革實踐
1.轉變政府職能，決策與執行分開。在新公共管理理論思潮的影響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於1998年宣布批准《改善政府管理:下幾步》改革方案，到1995年英國中央政府各部門的執行機構已經達到97個，在執行機構工作的公務員已經達到27.7萬人。豎荷蘭中央政府於1990年發起了「大效率」的改革，促使政府執行事務進一步自主化。與歐洲國家相比較，紐西蘭執行機構化的改革較為徹底且成效顯著。機構改革後，紐西蘭中央政府有17個政策部、11個提供服務的部門，還有3個部門兼有政策和服務兩種職能。豏
2.精簡機構和人員，改革公務員制度。美國柯林頓政府時期對傳統文官制度進行了改革，包括調整文官的管理機構、削減管理人員，廢除不必要的管理法規、放鬆管制及改革職位分類制度和工資制度等。1979年上台執政的撒切爾夫人對文官制度也進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主要是精簡文官隊伍，向非特權化方向發展。總之，西方各國政府在精簡機構，減少公務員數目上都取得了顯著地成效。英國中央機關公務員1979年為75.2萬人，到1974年減到53.3萬人;紐西蘭由1984年的8.8萬人，減到1998年的3.3萬人;澳大利亞從1990年至1997年，公務員減少25.7萬人;美國從1993年至2000年聯邦政府裁員27萬餘人。豐此外，為提高公務員的政治回應性，各國也相應設置了公務員系列。1981年加拿大設立了高級公務員之後，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也設立了高級公務員系列，英國於1996年也創立了高級公務員的組織層次。
3.放鬆規制，健全政府內部運行機制。放鬆規制是新公共管理思想的一個主要特徵，也成為西方各國所倡導的行政改革的主題之一。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響下，西方各國掀起了以放鬆規制，健全政府內部運行機制為基本取向的內部管理改革運動。1998年3月，美國各聯邦機構刪除了大約64萬頁的內部規制，刪除了大量聯邦規制，縮小了審批事項的管理范圍。日本政府從1977-1994年進行了十多次大小不等的放鬆規制的改革，進一步減少了政府對微觀經濟的干預，發揮了市場的調節作用。澳大利亞政府於1985年在放鬆規制方面也採取了措施:下放審批許可權;廢除失效的、過時的審批條例;明確界定不同行政層級的條例審批許可權。
4.調整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實現分權與權力下放。在新公共管理運動影響下，1982年法國進行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系的大調整，這一改革主要內容集中於擴大地方政府的權力。如1984年轉交了交通運輸、社會活動和司法等方面的許可權，1985年轉交了教育、文化和環保等方面的許可權。豑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進一步加大了地方分權的力度。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執政時期，推行分權化改革，實行「新聯邦主義」，並公開宣布將權力、資金和責任轉向人民。
5.借鑒和引入企業管理方法和技術。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響下，西方各國政府紛紛借鑒和引入私營企業的管理方法和技術，如紐西蘭在1988年開始推行「政府部門法案」為藍本的改革;加拿大於1990年發表題為「加拿大公共服務2000」的政府改革指導性綱領;美國於1993年成立「國家績效評估委員會」。這些改革都深受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影響，即發揮市場機制在公共服務領域中的作用，積極借鑒私營管理的技術和方法，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務能力。豒
(二)西方政府體制外的改革實踐
1.調整政府與企業的關系，營建政企間的夥伴關系。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響下，西方主要發達國家普遍調整了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具體來說，調整政企關系，實現公共服務市場化的途徑主要有:推行私有化、公私合作等形式。1979年，英國撒切爾政府在調整經濟政策、民營化、公共服務承包等為內容的政府改革時，採取國有企業私有化形式，並鼓勵公私競爭。1979年美國聯邦政府新政部門用於向承包商購買公共服務的經費是230億美元，到1989年則為480億美元。豓2.調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推行公共服務市場化。20世紀90年代美國總統柯林頓倡導的「再造政府」運動的原則，就是建立「社區服務」，即授權社區居民直接參與社區相關的教育、衛生等公共事務的決策權與參與權，擴大社區在提供服務與管理上的作用。此外，西方國家非營利組織作為社會的第三部門也得到了迅猛發展，它在彌補市場失靈及政府能力不足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公共服務市場化推進了社區、非營利性機構在參與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過程中與政府的互動關系，促使政府角色由「劃槳」轉向「掌舵」。
3.密切政府與公眾的聯系，營造「顧客導向」的行政文化。新公共管理認為，政府的職責就是根據「顧客」的需求提供優質服務，以顧客驅動機制增強政府的回應性，以滿足社會公民多樣化的需求。英國撒切爾政府時期提出了公眾是顧客，政府為顧客服務的原則，梅傑政府時期進一步提出「顧客導向」的觀點，並以憲章的形式把政府公共服務的內容、標准、責任等公之於眾，要求提高服務質量和服務水平。美國柯林頓政府時期開展了「重塑政府運動」，提出了「顧客導向」的原則，並力求創造一個少花錢多辦事的政府。此外，紐西蘭、澳大利亞、德國、法國、荷蘭、瑞典等國家在行政改革過程中也都相應提出了「顧客導向」的服務理念。
三、對我國政府改革的啟示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世界范圍內掀起的一場以新公共管理為導向的政府改革浪潮，這股浪潮最終演變為一種國際性趨勢，對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提供了示範效應。調整政府職能結構，最大限度發揮和提升政府能力以求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的變化成為各國政府改革的共同願景。理論思想是沒有國界之分的，西方國家改革的實踐給我國行政改革提供了啟示和借鑒。
1.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思想觀念的轉變是推行政府改革的前提和基礎。理論思想的醞釀成熟為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在經濟全球化高度發展的當今時代，傳統的行政管理理念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的發展，政府必須打破傳統的管理模式，借鑒和引進私營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樹立以人為本、顧客至上的執政理念。
2.強化立法，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政府順利實施改革的保障。我國是一個法治化國家，眾所周知，法治化之下的政府權力是有限權力。政治學家戴維.伊斯頓這樣認為，公共權力具有對價值的稀缺資源進行權威分配的功能。然而，我國政府及其公職人員實施的公共權力「實質上是公共利益的分配過程，公民所得到的公共利益來自於政府，但直接決定誰享有公共利益的則是政府的公職人員。」艷從西方政府改革的實踐中可以看出，英國、美國、澳大利亞以及紐西蘭等國家在改革實踐中紛紛推出了相關法律作為推行改革的保障，在法律的護航下，西方政府改革收到了顯著的成效。因此，在我國行政體制改革過程中必須有完善的法律為依託。
3.重組流程，提高效率。追求效率是政府改革的出發點。新公共管理主張建立「企業家型政府」，西方政府在實踐中也體現了這一理念，就管理方式上而言，西方各國政府紛紛借鑒和引入私營企業的管理方法和技術，對政府管理方式進行重新整合即政務流程再造，電子政務的推行則是提高效率的集中體現，也是政府管理領域的一種新趨勢。因此，我國在建設服務型政府過程中應積極推行電子政務，通過服務流程再造提高行政效率。
4.找準定位，轉變職能。重新界定政府角色，轉變行政職能這是政府改革的核心和關鍵。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政府改革逐漸對政府進行了角色的重新定位，放鬆政府管制。比如英、美、法日、瑞典等國政府陸續放鬆了對航空、鐵路、能源、電信、銀行等行業的管制，實行政府職能市場化、公共服務社會化，尋求政府與市場、企業、社會的均衡點。我國在政府改革過程中也要以政府職能轉變為重心，將政府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交由市場去做，政府要無為而治;將那些需要政府、市場、社會共同參與治理的事情，政府應有所作為，要建立起多元互補機制。

❷ 英國政府叫停5千萬只醫用口罩，是真有問題還是另有隱情

在疫情嚴重的國家和地區。口罩可以說是是最不能缺少的東西，但是在英國卻發生這樣一件事情也就是英國政府叫停5千萬只醫用口罩。在這個國外疫情嚴重的情況下為何英國叫停醫用口罩，原來是因為這些口罩為掛耳式而非頭掛式，而且可能在貼合臉部時不夠緊。

總之，那5000萬只口罩到底有沒有質量問題我們不知道。但是疫情當前，口罩如果有問題。可能貼合度不夠緊等小問題也要引起足夠重視。畢竟，口罩是當下預防疫情傳播的最佳工具。如果口罩出現問題。那麼我們還能夠預防病毒傳播嗎？

❸ 有了解英國NHS的請解釋謝謝。

英國的私人醫生和牙醫治療費用很高，所以英國政府會向著兩個行業收稅！

❹ 1、 從英國燈塔制度安排的演變歷史經驗看，談談你對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安排的思考

英國燈塔制度及其演變

在英國，建造和維修燈塔的機構各個地方不一樣，在英格蘭和威爾士是領港公會，在蘇格蘭是北方燈塔委員會，在愛爾蘭是愛爾蘭燈塔委員會。這些機構的開支由通用燈塔基金會撥出，基金由商務部管理。而基金的收入來源是由船主繳納的燈塔稅，燈塔稅的繳納和報表管理由領港公會負責，征稅由港口稅務局完成。此外，燈塔咨詢委員會（代表船主、水險商和貨運者的船運協會）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燈塔機構在編制預算以及商務部是否通過預算都要考慮燈塔委員會的意見。

目前英國的燈塔制度是經過歷史的演變而確定下來的，其演變的歷史對於我們認識公共產品的供給有極大的幫助。科斯主要介紹了英格蘭和威爾士的燈塔制度的歷史演變。該制度的演變主要經歷了個階段：

海軍大臣與領港公會共管。十六世紀初，英國幾乎沒有燈塔，但是卻存在各式各樣的航標，這些航標的管理和信標的提供由海軍大臣負責。1566年，領港公會被賦予提供和管理航標的權力，也監督私人航標的管理。1594年海軍大臣將浮標和信標的管理權轉給領港公會。可以說，雖然此時並沒有出現燈塔，當發揮著類似燈塔作用的航標是由政府和領港公會共同提供的。
領港公會與私人各建燈塔。十七世紀初，領港公會在卡斯特和洛威斯托夫特設置了燈塔，但領港公會對與船長、船主和漁民建造燈塔的請求卻不聞不問，直到世紀末，它才建造了另一座燈塔。由於領港公會對建造燈塔的怠慢，給予了私人建造燈塔的機會。1610至1675年間，領港公會沒有建造一座燈塔，而私人建造的燈塔至少10座。因此，燈塔的建設出現了兩頭相爭的局面，一方面，領港公會試圖維護其建造燈塔的唯一權威地位而反對私人建造燈塔，另一方面，燈塔的建造者出於謀取個人利益，建造了燈塔。

私人為了避免侵犯領港公會建造燈塔的法定權力，他們的辦法是從國王那裡獲得專利權，後來，經營燈塔和徵收使用費的權力由國會通過法令授予了個人。燈塔使用費由所在港口的代理者向經過燈塔的船隻收取。而於此同時，領港公會為了既能保住自己權力又能賺錢，領港公會也申請經營燈塔的專利權，然後向那些願意自己出資建造燈塔的私人出租，收取租金，而私人以保證不與領港公會作對為條件。通過這樣的妥協，私人建造燈塔獲得了極大的空間和自由。科斯舉了一個例子以說明這種情況。以往，在伊迪斯通礁石上建造燈塔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但是對於私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亨利·溫斯坦利成為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於1699年建造了第一座燈塔，這座燈塔在1703年被大風暴沖走了，造成了極大的人員傷亡。盡管在此處建造燈塔如此危險，仍無法抵擋私人利益的進入，1709年，洛維特和拉迪亞德又建造了一座燈塔，而這座燈塔毀於一場大火。此後，新的燈塔再次由私人建造起來。

科斯指出，如果我們考察十九世紀初燈塔的建設情況，就可以理解私人和私人組織在英國燈塔建設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1843年燈塔委員會在報告中聲稱，英格蘭和威爾士共有56座燈塔，其中有14座由私人或私人組織經營。1820情況是，24座燈塔由領港公會經營，22座由私人或私人組織經營。在領港公會經營的24座燈塔中，有12座是與私人簽訂的租約到期而收歸領港公會，1座是1816年切斯特理事會轉讓的，也就是說在1820年的46座燈塔中，34座燈塔是由私人建造的，只有46-34=11座是領港公會建造的。
通過這一階段的歷史，我們發現私人並非像經濟學家預想的那樣，由於收費的困難而不可能提供燈塔，相反私人在英國燈塔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D·A·史蒂文森寫道：「1806年以前，只要有可能，它就把建造燈塔的權利租讓給承租人……」

領港公會購買私人建造燈塔。1822年，英國下議院小型特別委員會提出建議，建議領港公會購買私人燈塔。其理由是：燈塔的管理不合理，比如管理機構不同、燈塔稅率不同、徵收原則不同等等；燈塔對英國海軍和商業事關重大，，不能放任自流，而應該加強管理；對航運業征稅是不合理，這會導致與其他國家航運的不平等競爭時處於不利的地位，因此，燈塔稅應該降到與管理現有的燈塔和浮動燈塔，或建造和管理國家商業和航運所必需的新燈塔相適應的最低限度。[9]因此，領港公會開始購買某些私人燈塔，直至1842年，在英國不再有屬於私人所有的燈塔了。
科斯質疑這個建議，尤其質疑認為統一燈塔的管理就能使燈塔稅有任何下降。事實也確實證明，1848年貸款清償之後，燈塔稅並沒有降低。這與這個建議當初的設想是背道而馳的。

設立燈塔基金：1853年設立了商業還要基金，由燈塔稅和一定數量的其他款項提供給該基金。1898年，取消了商業海洋基金，設立通用燈塔基金，也就是現在英國的燈塔制度。

在《經濟學中的燈塔》中，盡管科斯並沒有明確地表明社會連續性理論，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英國燈塔制度的演變中看出他的這一方法論預設。穆勒、西奇威克、庇古和薩繆爾森關於公共產品的觀點，實際就是在站在了一個極端，即燈塔作為公共產品，只能由政府來提供，私人由於種種原因而不能提供。但是英國燈塔制度的表明，「早期的歷史表明，與許多經濟學家的信念相反，燈塔的服務可以由私人提供」。但是科斯並沒有在此時跳入另一個極端，即過分強調燈塔就只能由私人來提供，而是告訴我們，英國燈塔制度有在某些階段內，是通過政府、領港公會與私人的協商與妥協，共同來建造和經營燈塔的。通過科斯這樣的說明，我們可以做這樣的理解：事實上，並不存在純粹的公共產品，任何政府或個人試圖壟斷公共產品的供給，都是不可能的。

❺ 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歐美模式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政府提供服務的低效率和壟斷性所產生的巨大壓力下，英、美、澳、日等歐美國家都逐步將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作為重要環節納入到了政府改革的實踐框架之中，並取得了重大成效。
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是提高政府效率的一種有效選擇。近些年來，雖然我國不少地方作了大量積極探索，但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仍處於「初級階段」，需要在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一套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運行機制，以提高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
健全的立法規定
在英國、美國等歐美國家，均有國家層面對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立法。比如，美國就具有全世界最為完善的法律法規制度體系。美國國會和有關部門制定了大約500 種政府采購法規，形成了以法律（法案、法令）、規章制度、行政和司法三個部分組成的制度體系。其中《聯邦政府采辦法案》和《聯邦政府采購條例》是政府采購法規體系的核心，統一規范了政府各機構的采購政策、標准、程序和方法。
在英國，自上世紀80年代撒切爾夫人將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作為社會福利改革的一部分大范圍推開以來，無論是1997年上台的托尼·布萊爾將其常態化、制度化，還是如今執政的卡梅倫提出的「大社會」計劃，均在立法和政策上對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改革提供了有力保障，先後於1998年和2011年分別發布了《政府和志願及社會部門關系的協議》和《開放的公共服務白皮書》，通過選擇性放權，秉持公平性與多元化原則，改善公共服務，引領公共服務改革創新。
日本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進程起始於2004年小泉內閣通過的《推進規制改革、民間開放3 年計劃》。雖然起步較晚，但是日本政府在公共服務購買的進程中始終堅持立法為先導的原則。《關於通過競爭改革公共服務的法律》明確了政府購買服務的基本原則；《會計法》及相關法律規定了中央政府有關的購買服務程序；《地方自治法》及相關法規規定了與地方政府有關的購買服務程序，從而形成了關於政府購買服務的較為完備的法制框架。
在澳大利亞，對於社會部門的一般管制均以澳大利亞稅務局為核心，這就確保了澳大利亞慈善法律的真實價值是關注獲取利益。1997年頒布的《財政管理與責任法》和《聯邦服務提供機構法》規定了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在這方面的細則。
公開透明的購買流程
一套公開透明的公共購買流程，是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必然要求。經過多年的發展，西方發達國家大多已安排專項預算，通過一定的政府采購程序對私有和非政府組織提供的社會服務進行購買，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簡單來說，西方國家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流程是這樣的：首先，政府對購買服務進行可行性和必要性研究，按照一定的程序選定購買的公共服務的范圍、項目，並確定相應的預算；其次，向社會公布政府購買的項目、購買價格、預算安排以及質量要求和各項服務指標等；再次，對投標進行資質認定，並運用招投標和委託等方式選定供應商、簽訂合同並實施相應的過程管理和監督；最後，對這些組織進行績效考核並按照績效進行結算。
當然，具體到每個國家而言，其流程可能也會有所不同。比如在美國，政府購買公共服務至少由6個環節構成：制定統一的單據格式、招標公告以及表述格式、對招標工作人員統一定位，詳細制定招標采購操作規程，確定合格供應商名單，招投標，交貨追查，進行采購審計和管理審計。英國的政府采購程序則包括8個階段：制定采購計劃，確定采購總負責人和配備律師、會計師或審計師，律師起草和在指定刊物上公布信息，接受咨詢，按標准確定合格供應商名單，招標或直接采購，按照合同監督供應商完成服務，獨立審計。
但不管怎麼變化，實現政府對非營利組織和社會服務組織公共服務的購買，「按照選定服務項目——社會公布——資質認定、招標管理——過程管理、監督——績效考核——結算」都是最基本的流程。
非壟斷的購買方式
在西方發達國家，公開競標是最典型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方式。例如，英國政府早在1990年公布的公共醫療和社區關懷法中就明確規定，中央政府撥付的特殊款項的85%必須以競爭招標的方式向私營或非政府組織購買。不過在加拿大，正式招投標並非最主要的方式，政府也經常採用直接向社會組織提供項目的方法。
競標可以幫助政府降低購買公共服務的成本、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但不足之處是有可能引起政府雇員的反對，需要建立起相關過渡的政府雇員機制。除公開競標外，在涉及專業性較強的公共服務時，西方發達國家還會採用協議定標的方法，如對監獄、醫院等服務的購買。
在美國，合同外包則是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的主要形式，被廣泛應用於社會服務領域。在合同外包的發展過程中，政府購買服務經歷了由設計型合同向績效型合同的轉變。設計型合同的特點是政府為投入和過程付費，政府部門制定的規章制度嚴格約束社會組織的行為；績效型合同則是通過社會組織提供服務的質量、效果等的評估付給費用。20 世紀90 年代新公共管理理念取得主導地位後，績效型合同出現並普遍使用，使為公民提供的服務和項目質量最大化，便於有效測算項目和服務的最終產出。
另外，不管採取哪種購買方式，政府都應逐漸從公共服務直接生產者的角色中淡出，而更多地承擔起公共服務規范和制度制定者的責任。以英國政府做法為例，2001 年，布萊爾政府設立了公共服務改革辦公室，與公共服務決策部門、執行部門共同開展工作相關部委制定購買服務政策，下設具體的部門執行。同時，實行了中央與地方「分治」，使地方政府擁有了更多的公共服務決策權。在社會層面，獨立顧問團、專業消費者組織和行業自律協會在完善公共服務社會管理體系，保護消費者利益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樣就形成了中央政府制定規劃、各級政府部門具體執行和社會團體予以輔助的政府購買服務管理體制。

❻ 英國的社會福利制度是怎樣的

英國社會福利開支佔GDP的25.9%

• 英國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在英國生孩子，從入院到出院不用花一英鎊，伙食費都由政府買單，出院時，政府還給買好了嬰兒車。

• 英國大學階段以前的教育均免費，大學階段也有90%的大學生可獲得政府津貼。所以，對低收入家庭來說，從幼兒園到大學教育是一路免費的。

• 英國的社會福利覆蓋所有在英國居住的人。一名在英國的難民，他在英國享受很舒適的福利住房，居住面積約80平方米(與另一人合住)，洗衣機、電冰箱、煤氣灶、電視機等家電應有盡有，想要什麼生活用品，跟福利官說一下，也會免費獲得，床單、毛毯定期免費換洗。英國政府每周給他發生活費，第一周是90多英鎊(1英鎊約合10.5人民幣元)，從第二周起，每周35英鎊。他照樣享受與英國國民同等標準的免費醫療，他不會英語，看病時由政府出錢為他聘請翻譯。

❼ 英國對於醫療保健消費有哪些政策啊

一、英國的醫療體制概況
英國目前實施的是以公立醫療服務為主、私人醫療服務為輔的醫療體制。其中名為國民保健服務的英國公立醫療服務體系既是英國社會福利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英國人接受醫療服務的最主要渠道。
(一)國民保健服務的建立及其背景
英國國民保健服務建立於1948年，其理念源於二戰後流行於歐洲的凱恩斯主義，是「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的英國經濟學家威廉?貝弗里奇在對德國的社會福利進行了專門的考察與研究後，提交了建構英國社會福利政策的《貝弗里奇報告》，其中的核心原則就是把社會福利作為一項社會責任確定下來，通過建立一套以國民保險制為核心的社會保障制度，使所有公民都能平等地獲得包括醫療在內的社會保障。英國工黨政府上台後正式通過立法確立了這一全民免費醫療體系。在這一體系下，每一個英國居民都可以在一名全科醫生處注冊，獲得由公立醫院提供的一系列免費醫療服務。國民保健服務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進人迅猛發展階段，科學的醫療服務框架也逐漸形成，現代國民保健服務格局基本形成。在這一體制下，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了較大提高。英國《泰晤士報》20世紀末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近半數被調查的英國公民認為政府20世紀最大的功績是建立了國民保健服務。
在布萊爾執政時期，為緩解地區獨立傾向，英國開始了權利下放進程，醫療成為中央政府向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放權的一部分。在這幾個地區分別成立了與國民保健服務類似的獨立醫療保健系統。本文所介紹的國民保健服務僅限於英格蘭的情況。
(二)國民保健服務的核心原則
國民保健服務在創立伊始就確立了三項基本原則：滿足每一個人的需求；免費提供服務；根據醫療需要而非患者的支付能力提供服務。
(三)國民保健服務的管理架構
英國衛生部對整個國民保健服務體系向議會負總責並制定有關國民保健服務的各項政策。在衛生部之下，整個英格蘭分區設立了十個策略醫療機構，主要負責監督轄區內的國民保健服務執行情況，其主要職責是：負責發展本地區的醫療保健服務計劃；負責評估本地區醫療保健機構是否達到高水平和良性運轉標准；負責增強本地醫療保健機構的服務能力，使之提供更廣泛的服務；監督本地醫療保健機構是否將諸如改進癌症治療等國家優先計劃落實到實處。在其之下的是152家基礎保健機構，具體負責評估社區醫療需求並向有關國民保健服務或私人醫療服務提供者采購醫療服務(一般採用招標方式，但實踐中會更傾向公立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全科醫生、牙醫、醫院、急救站等則受委託直接向患者提供醫療服務。此外，另設有獨立的醫療質量委員會監管所有公立和非公立的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服務質量。
(四)國民保健服務的運作機制
國民保健服務通過兩個層級的醫療體系向民眾提供服務：
一是以社區為主的基礎醫療網，通常為於社區駐診提供醫療保健的全科醫生及護士，由國民保健服務設在各地區的基礎保健機構向其采購醫療服務免費向民眾提供，每個居民都要從居所周圍的全科診所中指定一位全科醫生作為自己的家庭醫生，負責日常的衛生保健，大多數患者都需持有全科醫生的轉診單才能轉到二級醫療服務處就診。
二是國民保健服務的醫院服務，由各科的專科醫師負責並接手由全科醫生轉介的病人，或處理一些重大的意外事故及急診。提供服務的醫院以國民保健服務下屬的公立醫院為主，但此種公立醫院也通常採用慈善基金會等組織形式，與政府保持相對獨立。
患者在國民保健服務就醫只需負擔處方費，診療費、住院費、產前檢查與生產醫護
費用等均由國民保健服務承擔，低收入和社會弱勢群體還能在葯費、交通費等方面享受更多優惠。英國實行「醫葯分家」，國民保健服務不負擔葯費。患者可以持醫生處方到葯店購葯，葯費由個人負擔。
國民保健服務的運作費用絕大部分由中央財政承受，少部分來自處方費、外國人就診費用、慈善捐款、人身傷害賠款等。2008／2009財年英格蘭地區國民保健服務的預算達到了925億英鎊，相當於當年生產總值的6.3%，人均1500英鎊。國民保健服務的開支大約60%用於支付雇員的工資，國民保健服務雇員超過150萬人，其中包括大約9萬名醫院醫生、3.5萬名全科醫生、4萬名護士和1.6萬名急救車員工，是英國最大的僱主。
(五)存在的問題和改革進程
國民保健服務也存在不少缺陷和問題，最突出的就是資金不足和公立醫療機構效率低下，加上人口老齡化和對醫療要求的提高，使得國民保健服務越來越難以滿足患者的需求。最具體的表現就是候診時間過長、醫療設備設施陳舊，許多重症病人得不到及時高效治療而耽誤了病情。病人從預約到手術在一般情況下要等6—12個月。全英國有將近85萬病人在等待住院。近年，越來越多的英國人開始青睞私人醫療保險，接受私營醫療服務，出國看病的英國人也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在國民保健服務方面的支出卻不斷增加，使政府背上沉重的財政負擔，尤其在金融危機的情況下，英國財政已難以為繼。
自20世紀80年代，英國政府就開始致力於國民保健服務醫療體系的改革，但是提出的各種改革方案爭議不斷。90年代初保守黨執政期間，政府將「內部市場」運作模式引入了國民保健服務，政府部門下放權力，醫院自由支配的資金增加，醫院之間形成競爭，效率低下的局面有所改觀。但「內部市場」模式過於商業化，導致各醫院過分注重短期行為，加劇了不必要的惡性競爭。2000年7月，布萊爾政府發布了國民保健服務現代化改革的五年計劃，承諾在其任職期間，要使國民保健服務「再次成為全世界羨慕的對象」。他的兩條重要舉措為：一是政府用於國民保健服務的資金每年遞增10%，到2008年達到1094億英鎊，相當於生產總值的9.4%；二是政府對國民保健服務進行了規模龐大的機構重組，充實一級保健，新建快速就診中心和24小時醫療熱線。目前英國政府面臨大選，國民保健服務改革又成為各黨派激烈爭論的最重要議題，但國民保健服務全民免費醫療的基本原則已在英國社會根深蒂固，未來的改革方向較大可能仍是在堅持公平性的前提下盡可能提高效率。
(六)英國私營醫療服務市場現狀
英國法律允許私營機構提供醫療服務。但由於國民保健服務實行免費醫療且公立醫療服務質量較高，長期以來，私營醫療服務機構市場份額很低，只有不能享受國民保健服務的短期來英國的外國人、有特殊醫療需求的富裕階層才會自費購買私營醫療服務。同時，國民保健服務在采購醫療服務時雖然所有公立和私營醫療機構都能競標，但實際上市場化程度仍然不高，招標時往往會傾向國民保健服務所屬醫療機構。
近年來這種情況有所改變，由於國民保健服務提供的醫療服務效率低下，不少患者被迫轉向私營醫療機構，一些大企業也紛紛為員工購買商業醫療保險，私營醫療機構有了長足發展。2002—2003年度全英私人醫療健康保險開支已佔全部醫療開支的15%。國民保健服務有93家醫院，而大的商業醫保公司如保柏公司下屬就有34家醫院，BMI下屬有44家醫院；全英私人醫院共有11200張床位。
二、英國醫療服務貿易政策
(一)英國對外商投資醫療機構的准入和管理
英國對外商投資沒有一般性的准人限制，也沒有專門針對外國投資的法律。在大部分行業領域，外國投資者和外商投資企業均能享受法律上的國民待遇，也不存在對外資持股比例的限制。在醫療服務領域，據了解，沒有法律限制外商投資醫療機構或要求對外商投資設立或並購醫療機構進行特殊審批，外商投資醫療結構所從事的醫療服務領域也不受限制，並可以平等投標參與國民保健服務對醫療服務的采購。外商投資建立合資或獨資醫療機構適用英國有關醫療機構設立和管理的一般法律。
根據英國《2000年醫療標准法》，任何機構要提供醫療服務，必須先向醫療質量委員會申請許可，外資機構要提供醫療服務也同樣要申請許可。如果未獲得許可就提供醫療服務，將構成非法行醫並可能受到檢控。
醫療質量委員會是根據《2003年衛生和社會保健法》設立的獨立監管機構，所有國民保健服務醫療機構和私營醫療機構均受其監管。該委員會負責審核醫療機構擬提供的服務是否符合政府有關醫療服務的標准(由英國衛生部制定)，並著重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審核：其一，是否有適合提供有關醫療服務的場所；其二，是否有適合提供有關醫療服務的從業人員和機構負責人；其三，擬提供的服務(包括內部規章制度)是否符合法定要求，是否妥當和安全，是否能滿足患者的需求。申請人應先就是否達標進行自我評估並與醫療質量委員會的審批官員進行面談。申請人應向醫療質量委員會遞交申請報告、自我評估報告和支持申請的證據材料。醫療質量委員會除了審核申請材料外，還會採取面談、實地考察、背景調查等方式全面了解申請人情況。醫療質量委員會在審核申請後可以做出同意、附條件同意或拒絕的決定。獲批提供服務的醫療機構也必須始終符合有關法定標准，醫療質量委員會對其每五年至少會進行一次檢查，不能達標的可能會被勒令整改、吊銷行醫許可甚至遭到檢控。
(二)英國對外籍醫師入境從業的准入和管理
英國法律對在英國境內提供醫療服務的醫師的國籍沒有一般性限制，外籍醫生的行醫領域也不受限制。但是，外籍醫生要在英國行醫須滿足兩方面的條件，一是要取得英國的工作許可和簽證，二是要取得英國的行醫執照。
1.工作許可。所有在英國工作的非歐盟公民都需要工作許可證，在工作許可方面，外籍醫生也適用英國一般的移民法規。工作許可證必須由英國僱主提出，僱主應取得擔保人許可證，受雇外國人則必須在現行的一套評分制度(評分領域包括勞工市場測試、學歷資格、未來薪酬、英語水平、生活資金保障等)下拿到最低分值方能獲得工作許可。
2.行醫許可。根據《1983年醫療法》，任何人要在英國行醫必須先向醫療總理事會申請許可。醫療總理事會是負責監管醫生的獨立監管機構，主管行醫許可和醫學院教學標准，以及制定並維護良好的行醫標准。歐盟其他國家醫生由於受益於歐盟內部學歷和資格互認的規定，相對較容易獲得英國行醫執照。而非歐盟醫生要取得英國行醫執照，主要受制於其學歷、考試和實習情況，要求：(1)申請者必須具備英國認可的基礎醫學資格，具體條件包括取得阿維森那世界醫學院校名錄中列明的醫學院(但其中部分醫學院英國不予認可)或英國認可的其他醫學院授予的醫學學位，學滿四年或5500學時，且不能是函授或海外學習等。(2)申請者必須達到一定的英語水平，雅思考試7分以上。(3)申請者必須通過職業和語言評估委員會的考試，該考試分為筆試和實踐考試兩部分，後一部分需在英國進行。(4)申請者在通過職業和語言評估委員會考試後，可以為實習目的申請臨時行醫執照。在經認可的英國醫療機構實習1年，完成實習項目後方可申請正式行醫執照。(5)申請人在申請正式行醫執照時，還需向醫療總理事會提交在外國執業期間的良好從業記錄、僱主推薦信、5年內的從業情況說明。醫療總理事會還會就申請者是否適合在英國行醫提出其他具體問題並要求出具證明文件。
在獲得行醫執照後，每名醫生每5年還需接受一次醫療總理事會的行醫資格審查，不合格的可能會被吊銷行醫執照。如果要申請成為全科醫生或專家職稱，還需通過其他專門的培訓和考核。
綜上可見，外籍醫生要在英國執業有相當大的准入障礙。但由於英國醫療業待遇較高，因此吸引了大量外籍醫生來英國執業，據統計外籍醫生數量已超過英國執業醫生總數的30%，並仍在增加。
(三)中醫在英國的發展現狀
大約在350年前，中醫葯就開始傳到歐洲，但很少有西方人使用中醫治病。中醫葯在英國的蓬勃發展始於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引發的世界針灸熱。20世紀80年代末，由於媒體廣泛報道一位著名中醫皮膚病專家治療皮膚病的研究成果，在英國引起轟動，使越來越多的英國人了解中醫，促進了中醫在英國和西歐的發展。但1998年之後，也出現了內部不規范、從業人員良莠不齊的狀況，醫療事故不斷出現，而中醫在科研方面又比較薄弱，拿不出英國主流醫學所要求的科學實證，加上媒體報道轉向負面，影響了中醫在英國的發展。據估計現在英國有中醫診所3000家，有兩所大學開辦了中醫或針灸專業，另有20多所私立針灸學院，在校學生總數1500—3000人。
在英國，中醫葯和針灸被歸為輔助及替代醫學，不具有法定地位，也未被納入國民保健服務體系，患者不能享受公費醫療。有關從業者不是國家承認的合法醫生，沒有行醫執照，但可以自由開業，可以自稱為某一療法的執業者。在英國，中醫主要是由行業人士自行組織成立協會，這些協會以公司或慈善機構名義注冊，自行管理，行業自律。但由於沒有統一的協會且各協會內自我管理，因此各中醫協會也得不到保健專業人士監管組織保健職業理事會的承認。
近20年來英國政府對中醫的發展採取的是寬容和寬松的政策，對外國醫師來英國從業除要求工作許可外也沒有其他限制，這一政策促使了中醫在英國蓬勃發展。但是由於缺乏管理，目前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引起英國衛生部的高度重視。英國議會和社會各界都有呼聲要求立法加強對中醫的監管，但目前仍處於研究和討論階段。英國衛生部設立了「英國針灸、草葯、中醫葯和其他傳統醫學從業者立法監管研究工作組」，就中醫的監管方式於2008年向衛生大臣提交了報告。該報告仍未建議給予中醫正式的行醫權，只是建議要求中醫醫師在例如健康行業管理委員會這樣的專業部門「注冊」取得「從業資格」，並接受監管。同時該報告還建議採取要求雅思成績、只承認英國學歷等方式限制外國中醫來英國從業。未來英國政府對待中醫的態度仍不明朗。

❽ 英國的財政政策分條闡述

David Cameron and George Osborne are learning the wrong lesson from Gordon Brown』s time in office. Rather than demonstrating the power of their economic ideas with deeds at home, Britain』s prime minister and chancellor are now following Labour』s previous prime minister in preferring to lecture others abroad. The reaction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last week was unappreciative. 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和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正從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主政時期汲取錯誤的教訓。他們沒有通過國內經濟政策來證明自己的經濟理念多麼有威力，而是寧願步前工黨首相的後塵，在國外對其它國家高談闊論。從最近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上的反應看，人們對此並不認可。
Instead of counterproctive posturing, ministers should recognise that the area in which Britain still leads the international debate is fiscal policy.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under both Mr Brown』s Labour government and Mr Cameron』s coalition government, the UK was early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and rapid in its response. 他們不應該擺出這種毫無建設性的姿態，而是應該認識到，英國仍然能引領國際辯論的領域是財政政策。在過去四年裡，在布朗領導的工黨政府和卡梅倫領導的聯合政府治下，英國較早理解了形勢，並迅速作出反應。
The Labour government recognised the sudden stop in private sector spending in late 2008 and implemented a fast and temporary fiscal stimulus. By mid-2009 most of the rest of the advanced world had followed. Labour also saw the need for subsequent fiscal repair and started to tighten fiscal policy at the start of 2010, a shift subsequently deepened and defined fully by the new government later that year. 工黨政府在2008年末發現，私營部門支出突然停止，於是迅速實施了臨時財政刺激。到2009年年中，發達世界的多數其它國家都已經效仿英國。工黨政府還認識到隨後修復財政狀況的必要性，於是在2010年初開始收緊財政政策，同年晚些時候，新的聯合政府使這一轉變得到深化和全面定義。
None of Britain』s fiscal tightening has been forced by market panic or credit downgrades. It is policymaking and delivery that generates genuine admiration around the world. 英國收緊財政政策的措施，都不是在市場恐慌或信用評級下調的威脅之下被迫實施的。正是這種政策制定和執行在世界各地得到由衷的欽佩。
For all the success so far in articulating how public deficits will decline, no one should doubt the scale of the task to come.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expects public sector borrowing still to be 7.8 per cent of national income in 2012: only the US and Japan are likely to borrow more. By the end of March, three-quarters of the tax increases planned will have been implemented, but only 6 per cent of current spending on public services will have taken place. Much can go wrong, so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many are angry with deficit rection. 盡管在如何降低公共赤字方面迄今的闡述頗為成功，但是誰都不應該懷疑未來的任務有多艱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公共部門借債在2012年仍將佔到國民收入的7.8%：只有美國和日本的公共部門借債可能更多。到今年3月底，計劃實施的加稅有四分之三將落實到位，但當前公共服務開支計劃中已經到位的才只有6%。很多事可能會出問題，難怪許多人對削減赤字的做法感到憤怒。
Complaints are loudest at home. It is striking, however, that the most vocal arguments for fiscal loosening range from the mad to the bad. 國內的抱怨聲音最為激烈。然而引人注目的是，最強烈支持放鬆財政政策的言論中，不是瘋狂的，就是糟糕的。
The current leadership of the Labour party runs the most absurd arguments of all. Weaker economic forecasts, which have reced the expected path of deficit rection, stem from higher commodity prices, the confidence-sapping effects of the eurozone sovereign debt crisis and last summer』s wrangles over the US debt ceiling. 現任工黨領導層的言論是其中最荒唐的。降低了減赤預期走勢的經濟前景惡化，根源在於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以及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和去年夏天美國債務上限的拉鋸戰所帶來的削弱信心的效果。
To argue, as Labour does, that austerity measures have caused the economic disappointments is nonsense. It could be true only if Britain』s rise in value added tax had contributed to the Arab spring and the rise in the oil price, or if cuts in the budget of Bromley Council had some bearing on the solvency of Greece. 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was kind on Wednesday when it described such arguments as 「implausible」. 宣稱緊縮措施引發了令人失望的經濟形勢（就像工黨所主張的那樣），純屬無稽之談。這就好像在說英國提高增值稅的做法引發了「阿拉伯之春」和油價上漲，或是倫敦布羅姆利區地方議會(Bromley Council)削減預算的做法影響了希臘的償付能力。獨立的財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近日形容上述觀點「難以置信」，這話真是太客氣了。
Bad arguments for loosening austerity generally refer to the gilts market – where yields on 10-year UK government bonds stand close to record low levels at just above 2 per cent. These low yields show that the government deficit rection plans have credibility, and that current expectations of future growth and interest rates are low. What they do not show is t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go on a borrowing spree today without those yields reacting. The one thing we have learnt from financial markets over recent years is that only fools take market prices as a cast-iron indication of fundamental value. Market prices told us little about the true value of subprime mortgage debt or Greek sovereign debt until it was too late. 主張放鬆緊縮政策的糟糕觀點，一般會提到英國國債市場——10年期英國國債的收益率略高於2%，接近歷史最低水平。收益率徘徊於低位表明，政府的減赤計劃具有可信度，它還表明，當前人們對未來經濟增速和利率的預期都較低。但它未能反映出的一點是：如今政府可以繼續大舉借貸，而不致影響國債收益率。近年來我們從金融市場中學到了一點：只有傻子才會把市場價格當成基本價值的確切反映。市場價格未能告訴我們次級抵押債務或希臘主權債務的真實價值——直到一切已太晚。
When it comes to changing the planned path of deficit rection it is wise to be open to the need to change your mind. If there ar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fear again rises to post-Lehman levels, so only the government can be the borrower of last resort, it should be willing to act. The case for fiscal loosening also rises if evidence builds that monetary policy is completely impotent in driving demand. 就改變既定的減赤路線而言，對改變主意的必要性抱開放心態是明智的。如果恐慌情緒再次上升到雷曼兄弟(Lehman)倒閉後的水平，只有政府能夠充當最後借款人的角色，那麼政府應該願意採取行動。假若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貨幣政策已完全無法拉動需求，那麼放鬆財政政策的理由也會趨於充足。
But Britain is still some way from suffering these conditions. It is in the middle of another nasty jolt in a slow and grinding recovery. The main disease was overconfidence about Britain』s economic strength before the crisis. Public austerity is the only long-term cure. 不過，如今的英國還不大可能出現這些情況。它正在緩慢而艱苦的復甦中經歷著另一場令人不快的變化。最主要的問題在於，人們過於相信英國在危機面前的經濟實力。公共緊縮是唯一的長期性對策。
The good news is that the latest burst of data on business activity has been positive – all the more reason for avoiding another temporary fiscal stimulus now. It should not be a tool for all seasons. 好消息是，最近出爐的有關企業活動的數據令人欣慰——這又多了一個避免在眼下實行另一輪暫時性財政刺激的理由。財政刺激是需要看「季節」的。

❾ 英國政府已購買超3.5萬劑新冠疫苗，哪些人群能優先注射

2020年實在是發生了太多的事情，這一年對於很多國家都是很不一樣的一年，尤其是我們國家，因為一開始的新型冠狀病毒就是在我們國家發現，而後面成功穩定控制，開始了研製疫苗，這時候人們會疑惑英國政府已購買超3.5萬劑新冠疫苗，哪些人群能優先注射？我覺得應該還是奉獻力量很大的家庭可以優先考慮，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

比如美國，如果說美國當時真的想控制好，那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政府不管，就是隨便說說而已，還有欺騙大家，甚至是找理由借口等，要知道自己可是世界最強的國家，結果如此不作為，整個世界會很混亂的，到時候帶來的影響也是很大的，這些都不明白，真的讓人很是失望，不應該這么做才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