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的主要安排者

① 公共服務類專業有哪些

公共服務類專業：國防建設、國內與國際公共救助與災害援助、法律法規政策規范、文化經濟產業開發建設、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信息化建設、標准化建設、工業化建設、城鎮化建設、特色產業建設、金融保險與消費建設、職業化和專業化建設發展等。

按照工程專業屬性還可以分為：國防工程、公用設施工程、民生工程、安居工程、法治工程等。公共服務可以根據其內容和形式分為基礎公共服務，經濟公共服務，公共安全服務，社會公共服務。

(1)公共服務的主要安排者擴展閱讀：

公共服務作用：

人類發展的本質是人的發展，而人的發展取決於一個國家（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狀況。因此，基本公共服務是人類發展的重要條件，也是人類發展的重要內容。

教育承擔著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功能，是直接影響人類發展的重要因素。教育是提高人力資本存量、推動經濟發展的基本途徑。教育有助於促進社會流動，促進社會整合與社會公平。義務教育是整個教育體系的基礎，義務教育公平體現著個人成長的起點和未來發展機會的公平。

公共衛生與基本醫療服務造福於人類，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對於個人來說，健康具有重要的本體性價值，是衡量人的素質的主要指標。從社會角度講，健康構成一個社會人口素質的基礎。投資於健康就是投資於未來經濟發展，社會擁有了健康就是擁有了「財富」。

② 關於五大發展理念與政府職能的轉變有哪些

政府職能重心的轉變 新時期深化政府職能轉變的幾點思考 新時期環境和任務的特點 政府職能轉變在實施了20多年後依然被列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首要任務，大致源於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早期職能轉變的目標和期望還沒有到位，因而改革進程需要進一步加快；二是新環境提出了新的任務和要求，因而需要與時俱進，使改革進一步深化。在筆者看來，後一點更為重要，它關乎到職能改革目標、任務、基本方向和側重點的設計。 新時期的環境有哪些特點？可以說，新一代領導集體提出的新施政理念，構成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深化的大背景和新環境。新一代領導集體意識到我國處在一個「黃金發展期」和「矛盾凸現期」並存的關鍵時期，因而其施政理念是對多年來發展歷史的總結和對現狀、未來系統思考和審時度勢的產物。 施政理念的轉變要求政府治理模式的轉變，這一轉變涉及職能結構、角色定位和施政方式的轉變。那麼，從政府職能角度來看，上述環境特點會對職能轉變產生哪些影響？會提出哪些新的任務和要求？ （一）政府職能轉變從過去聚焦經濟擴展到更為廣闊的領域 計劃經濟時代我國政府職能結構的特徵可以歸結為：政治、經濟職能過強，社會職能過弱，管制功能過強，服務功能過弱，在經濟職能中，微觀管理職能過強，宏觀管理職能過弱。 改革開放伴隨著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向經濟建設的轉移，與此相應，政府職能轉變的重點長期放在經濟領域：「從計劃調節到市場調節，從微觀管理到宏觀管理，從直接管理到間接管理」等，顯然都屬於政府經濟職能轉變的范疇。 「科學發展觀」理念與「和諧社會」目標要求強化公共服務和社會職能，《十一五規劃》從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總體發展思路出發，突出強調以人為本和解決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一些重大問題。這些都意味著，政府職能轉變從過去聚焦經濟領域擴展到了更為廣闊的領域。 （二）職能轉變領域的擴展要求多項職能之間的合理平衡 一個基本事實是，政府強化公共服務和社會職能，必須擁有相對充足的資源，而政府財政資源的汲取量又受到社會經濟發展的制約。如果社會經濟發展出現滑坡，政府財政資源的汲取必然受到負面影響。這時，縱然有強化公共服務和社會職能的良好願望，政府也會心有餘而力不足。換句話說，政府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的有效履行以經濟職能的有效履行為前提。 這一點意味著，強化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並不是政府工作重心的再次轉移，而是一方面要超越對經濟職能的過分倚重，另一方面又要在有效履行經濟職能的前提下，實現經濟、社會和公共服務等多項職能之間的合理平衡。這意味著職能的高度復雜化，要求職能調整的設計和實施要強化協調和統籌，要求職能結構優化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前瞻性。 （三）新時期政府職能轉變具有新的內涵和表現形式 多年來，政府職能轉變集中於經濟領域，改革的側重點在於放開那些「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務。所謂經濟職能轉變，其核心問題是確定政府在哪些方面有所作為，在哪些方面有所不為。時至今日，就政府該管什麼不該管什麼而言，黑白分明的地方已基本解決，我們的理念和認識已基本到位，深化職能轉變必然觸及那些不那麼涇渭分明的領域。在這些領域，政府職能不再是「該管什麼不該管什麼」所能回答得了的，它與政府履行職責的具體方式密切相關，與政府在應該管理的領域中的角色定位密切相關。相應地，政府職能轉變具有了深層次的內涵和新的表現形式。舉例而言，各級政府都承擔著經濟職能，但不同層級政府在履職方式和手段方面有著很大的區別。換句話說，各級政府都「該管」經濟，其分野主要在於怎樣去管。「怎樣管」和「該不該管」就這樣緊密聯系，共同決定著政府的職能定位。政府職能轉變的側重點不再是回答該不該管，而要深入到「如何去管」的問題。這一點不僅適合於經濟領域，同樣適合於政府的其它職能領域。 （四）經濟領域深化政府職能轉變的未來著力點 就經濟領域而言，經過多年持續努力，政府職能轉變已經取得了巨大進展。筆者認為，未來改革的著力點主要在兩個方面： 第一，科學發展觀對政府職能轉變提出新的要求。科學發展觀意味著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包括改變對投資和出口的過度依賴，擴大內需使消費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主引擎，擺脫以資源消耗和生態犧牲為代價的可持續陷阱，靠知識經濟和自主創新推動經濟增長改變非均衡發展模式，促進城鄉、區域的協調發展等等。回顧經濟體制改革歷程我們會發現，在「短缺經濟」和「剩餘經濟」的不同階段，政府促進經濟增長的措施明顯不同，其經濟職能相應具有很大差異。可以設想，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對政府經濟職能及履職方式會產生重大影響，提出新的要求。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和思考還應進一步深化和細化。 第二，實施《十一五規劃》對深化職能轉變提出新的要求。《十一五規劃》相關部分提出了深化改革的重點領域、任務目標和基本方向。以「深化體制改革」為例，它涉及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稅收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現代市場體系完善等多個方面。這些都和政府的經濟職能密切相關。因此，結合重點改革領域和目標、方向，釐清這些對政府職能的具體要求，進而根據國情，把原則性的理念具體化並落到實處，是深化政府職能轉變的未來著力點之一。 職能轉變與政府的角色定位 前已提及，新時期政府職能轉變具有新的內涵和表現形式，其側重點不再是政府「該管什麼不該管什麼」，而是深入到政府履行職責的具體方式，即政府在應該管理的領域中的角色定位問題。 （一）政府在經濟領域中的角色定位 政府經濟角色的歸位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歷程。雖然成效卓著，但筆者認為前一時期的改革基本上屬於角色歸位的過渡時期，從「壟斷主導性經濟主體」向「積極的經濟主體」的過渡：一方面，與計劃經濟時代相比，政府逐步放棄了對資源的全面壟斷和對市場機制的排斥，開始了國有企業在競爭領域的撤退、市場機制的引入和非公經濟主體的培育。另一方面，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登台唱主角，從早期的直接興辦企業到後期的層層經濟目標責任制以及招商引資狂熱，導致了重復建設、粗放經營、地方分割、部門保護種種弊端。這就是說，政府扮演了「積極的經濟主體」的角色，而在制度保障、市場環境締造和公正仲裁等方面著力不足。 《十一五規劃》強調，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主要通過完善市場機制和利益導向機制努力實現。政府要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和完善政策，為激發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營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環境」。這意味著政府角色的進一步轉換——從「積極的經濟主體」到「制度保障者、市場環境締造者和公正仲裁者」的重心轉移。這是政府經濟角色歸位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二）政府在社會職能中的角色定位 強化政府的社會職能是新施政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政府的社會職能是一個龐雜的體系，但考慮到提出的時代背景，強化的著力點應在擴大就業、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加大扶貧工作力度、擴大城鄉居民消費等方面，當然在一定程度上還包括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所有這些都具有某種「傾斜性」特徵，即對弱勢群體和相對落後區域的救助、保護和扶持。 雖然屬於不同職能領域，經濟體制改革對強化社會職能同樣具有借鑒意義。如果說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政府由「積極的經濟主體」向「制度保障者」的角色歸位，那麼在社會職能領域，政府角色定位的核心應該有兩條：一是「慈父」與「組織協調者」角色之間的合理平衡；二是「授魚者」與「授漁者」角色之間的合理平衡。 （三）政府在公共服務中的角色定位 政府的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如果說社會職能具有「傾斜性特徵」，強化社會職能主要表現為對弱勢群體和相對落後地區的救助、保護和扶持，公共服務則具有「普遍性特徵」，強化公共服務意味著面向人民日益增長的需求，一視同仁地增加或完善基本的公共服務，如基礎教育、醫療衛生、社會治安、良好生態環境等等。 就普遍性公共服務而言，政府角色定位的核心是「安排者」和「生產者」之間的區分和理性選擇：一方面，承認公共服務是政府的份內職責；另一方面，又要認識到公共服務不一定由政府獨家壟斷生產。按照新的角色定位，政府作為「安排者」決定哪些屬於公共服務應該由政府來做，做到什麼程度或水平，怎樣付費等問題。至於多數公共服務的生產和提供，完全可以通過合同外包、政府補助、憑單、特許經營等形式由私營部門或社會機構來完成。 由於教育和公共衛生等領域目前出現的種種問題，公共服務市場化在我國正面臨責難和質疑。筆者認為，推進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沒有錯，所要反思的僅僅是市場化的內容及具體形式。市場化具有多樣化的內涵和表現形式：既可以是「政府責任」的市場化——把本應是政府「份內職責」的公共服務推向市場；也可以是「提供機制」的市場化——在政府承擔安排者責任的前提下，推行公共服務生產過程的市場化，通過多元生產者間的競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質量。 深化職能轉變的實施理念 我國正處在發展的關鍵時期，在利益分化、社會多元化和高度復雜化的背景下，改革進入了攻堅階段。在面臨的種種巨大挑戰面前，深化職能轉變需要實施方式的創新，包括先進的實施理念和有效的實施機制兩個基本層面。考慮國情和實踐中面臨的一些問題，筆者認為深化職能轉變過程中應該提倡和堅持以下理念或原則。 （一）「協同政府」理念 協同政府的核心是「確保政策制定的高度協調和具有戰略性」。高度協調即建立不同部門之間在決策過程中的制度化溝通和協商機制，克服公共決策的部門化，確保不同政策領域之間在政策上的高度一致性和整合性。決策的戰略性則強調公共決策從長遠出發，避免決策成為對目前現實壓力的被動應付。 我國長期受到「決策部門化、部門利益化、部門利益法制化」的困擾，離《十一五規劃》要求的公共決策的系統性和戰略性還有相當的距離，因此，堅持協同政府理念尤為必要。更重要的是，要借鑒發達國家「協同政府」和「跨部門合作機制」的機制和具體措施，建立跨部門的設計、實施和評價機制，避免部門化可能導致的碎片化、相互掣肘和割裂。 協同政府還包括政府部門與外部主體之間的協同，首先是公民參與，其次是發揮外部專家的作用。我國改革具有不同程度的封閉性，主管部門充當了優先項選擇者、方案設計者、改革推行者和效果評價者多重角色，外部獨立專家難以充分發揮作用，公民參與效果更為有限。沒有這些方面的突破和創新，職能轉變的系統性、整體性和戰略性同樣難以實現。 （二）結果導向的責任政府理念 政府職能轉變存在一個內在矛盾：一方面，改革要求政府部門放手或改變慣常的干預方式。另一方面，相關部門又在改革的創議和實施方面擁有主導性權力。職能轉變意味著政府部門的自我革命，其效果可想而知。實踐中部門爭奪審批權和重審批、輕監管的傾向可為見證。在協同政府（包括內部協同和外部協同）的有效機制建立和有效發揮作用之前，可以運用「結果導向的責任政府」理念和機制來緩解這一問題。 所謂「結果導向的責任政府」理念，就是政府的主管部門向結果負責，權力獲取與權力行使的目標和結果密切掛鉤。以審批權為例，部門索求審批權要達到什麼目標？這些目標是否可以直接測定？目標的實現程度如何評價？部門行使審批權一定時間後，所期望的目標和實際效果是否達到？如果特定審批權的行使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和結果，那麼該審批權就要收回或者取消。這就是權責一致，而「責任」主要用權力運行的實際結果來判斷。 （三）「可持續性」理念 強化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是新時期政府職能轉變的亮點和突出特徵之一。這無疑反映了「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同時旨在擺脫粗放增長模式和巨大的貧富、城鄉、區域差距帶來的「可持續陷阱」。但強化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同樣存在可持續問題，而且比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更為重要，也更為復雜。 20多年來國民經濟和政府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使我們有了強化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的本錢。但許多隱憂依然存在，包括薄弱的現有基礎和巨大且日益增長的潛在需求，各級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的巨額債務，可能的經濟波動等。 前些年，每當中央政府確立經濟增長目標，地方政府多會層層拔高、層層加碼，呈現出某種大轟大嗡的運動式特徵。強化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恐怕難以擺脫這一「規律」，可持續性陷阱相應可能採取多種形式：描繪宏偉美麗的藍圖而沒有認真核算資源需求和財政承受能力；以「豐年」的標准確定服務量和水平，不認真考慮「歉年」可能面臨的壓力等等。從一些地方政府的種種規劃中，可以不同程度地看出一些影子。 公共服務尤其社會福利具有能上不能下的剛性特徵，公眾沒有享受到應該享受的公共服務或福利時無疑會不滿，從而影響到社會穩定。但可以設想，當出現資源嚴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剝奪已經享受的服務或福利時，公眾的反應決不是「不滿」一詞所能形容的，對社會穩定帶來的破壞性無疑會更大。 （四）「管理精緻化」原則 需要牢固樹立一個觀念：理念需要技術支撐，忽視制度、技術和機制的構建，再先進的理念也只能是空中樓閣。從馬克思的「人民公僕」到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從鄧小平的「三個有利於」到今天的「以人為本」，新民生路線有其歷史根基。教訓在於過分熱衷於新理念的闡釋、傳播和中繼站式的層層傳達，在因地制宜構建有效制度和機制方面著力不足。 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意味著任務多樣化和復雜化，相應要求變革過程管理的精緻化。管理精緻化側重於技術層面和細節，目的是實現細致化、科學化和操作化，這應該體現在變革過程的每個環節，包括優先項選擇、目標確立、方案設計、實施與評價等等。目前，我們對改革的操作和技術層面重視不足，管理還相當粗放。

③ 公共服務體系的內容是什麼時候提出的，具體涵義是什麼建設公共服務體系的意義是什麼

公共服務體系的提出：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了2020年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其中包括「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更加完備，政府管理和服務水平有較大提高」提出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把「建設服務型政府」作為重要內容。

公共服務體系的含義：

公共服務體系主要是指以政府為主導、以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為主要任務、以全體社會成員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為基本目標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這些制度安排主要表現為政府主導、社會參與與體制創新。 內容包括提供公共基礎設施，創造就業崗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福利體系，促進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發展；也包括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發布公共信息等。涵蓋市場難以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自然壟斷和外部經濟等。

2008年2月，胡錦濤總書記在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對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構想包含三個層次：（1）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應依據經濟發展程度和水平，逐步建設。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指導思想是惠及全民和公平公正，但建設步驟要把握水平適度、可持續發展的原則。（2）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長遠目標，也是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重要價值追求，但也需要逐步實現。應圍繞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協調處理好公共服務的覆蓋面、保障和供給水平、政府財政能力三者間關系。（3）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關鍵是創新公共服務體制，改進公共服務方式，形成公共服務供給的社會和市場參與機制。通過公共財政、社會組織、企業與家庭的合作，發揮和體現財政資金的公益性價值，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效益。

建設公共服務體系的意義

1、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促進科學發展的現實要求。公共服務需求增長是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的重要標志。人類社會發展是一個需求不斷拓展和逐步得到滿足的過程。伴隨著技術進步和物質產品供給能力的提升，公共服務需求不斷增長、服務業快速發展成為當今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特徵。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共服務需求增長呈現逐步加速的趨勢，標志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如何使公共服務供給與需求相適應，將是我們在較長時期面臨的重要任務。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改善民生、加快社會建設的任務，如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就業和收入分配等，都離不開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是促進科學發展、社會和諧的重要內容。

2、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舉措。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校正社會財富初次分配的不平衡，並對初次分配產生積極影響，有利於緩解和抑制利益分化進程及其引發的社會矛盾。完善公共服務體系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使公共服務逐步擴展到整個社會，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消除公共服務領域存在的不公平現象。同時，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為促進社會公平和權利平等提供強大的基礎平台，有利於振奮社會成員的精神，提高社會總體效率。

3、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內容。提供公共服務是政府的重要職責。發揮政府在公共服務體系中的主體作用，加快公共財政建設步伐，加大財政支出中用於社會公共服務項目的比重，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首要之舉。在我國，公共服務領域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公共服務發展滯後，總量供應不足，公共投入短缺，分配不平衡。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轉變政府職能，解決政府在社會公共領域的缺位問題，將原來由政府承擔的一些公共服務職能轉移給非政府組織和私人部門甚至社區，改變完全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局面，實現公共服務提供主體的多中心。市場化的核心是引入競爭機制，打破國家對公共服務領域的壟斷，在多元化的公共服務主體間，形成有效競爭機制，從而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效率，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④ 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內容主要包括

把握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內容，在總體上應注意兩點：一是范圍要適中——不能過寬或過窄；二是標准要適度——不能過高或過低。基於此，我國實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應包括四方面的內容：
在就業服務和基本社會保障等「基本民生性服務」方面實現均等化。就業是民生之本。人民群眾能不能享受基本公共服務，首先要看就業服務。我國目前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解決就業問題要確立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調節就業和政府促進就業的機制。從政府角度來說，應把「促進就業」擺在公共服務的突出位置，強化促進就業的職能，保證就業服務的均等化。比如，以城市為中心逐步建立就業的公共服務體系，特別是做好公益性、面向全體勞動者的就業培訓和信息服務；建立縣、鄉兩級就業公共服務網路；建立面向困難地區、困難行業、困難群體的就業援助制度。「基本民生性服務」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社會保障。構建嚴密而可靠的社會保障安全網，需要繼續推進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婦女生育保險以及農村的社會保險，同時積極發展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目前，這項工作的難點在於城市與農村的社會保障差距較大。應在繼續推進城市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的同時，著力加快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發展步伐，以盡快建立並完善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並逐步實現城市和鄉村全覆蓋。
在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公共文化等「公共事業性服務」方面實現均等化。一是義務教育。從國情出發，教育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可鎖定在對義務教育的保障上，即普及和鞏固城鄉義務教育。只要是適齡兒童，不論在城鎮還是在鄉村，不論在東部還是在中西部，都有權利享受九年義務教育。為此，一方面應提高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保障義務教育階段的投入；另一方面應深化教育體制改革，提高教育質量，從體制上為義務教育均等化提供保障。二是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保障具有公益性質，應列入均等化的范圍。應強化政府責任，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衛生保健制度。三是公共文化。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精神文化產品的需求日益旺盛。在提供精神文化產品方面，要把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區分開來。文化事業有公益性，可以均等化，像公共圖書館、農村文化室等，屬於政府應該提供的基本文化事業服務。而文化產業則是市場性的，主要靠市場調節。目前，公共文化的數量和質量與人民群眾的需求之間存在著不足和脫節現象。應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積極發展公共文化事業，以滿足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公益性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保護等「公益基礎性服務」方面實現均等化。公益性基礎設施可分拆出兩個環節，即「基礎建設」環節和「執行運營」環節。對基礎建設環節，即不以營利為目標而以提供公共服務為目標的帶福利性的環節，政府應全力予以投資並加強管理，如農村飲水工程、農村道路等農村基礎設施。當然，政府對基礎建設不可能全部包攬，可根據不同情況制定不同政策。至於市場性的基礎設施，如高速公路等，可按市場方式運作。為全體公民提供良好的環境，包括大氣環境、水環境、聲環境等，也是在「公益基礎性服務」方面實現均等化的內容。國家已經把環境保護作為約束性指標來考核各級政府的績效。
在生產安全、消費安全、社會安全、國防安全等「公共安全性服務」方面實現均等化。安全是事關人民生命財產和國家利益的大事，政府有責任提供安全方面的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包括生產安全、消費安全、社會安全等。對於這些公共產品、公共服務，每一個公民都應該平等地享受。

⑤ 公共服務國內外理論概述

行政變革的理論中最為引人矚目的新貴無疑是「新公共管理」(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相比教而言，它摒棄了傳統政治理論的觀察視角，而是從市場和經濟學的角度重塑了許多行政的理念和價值，從而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行政發展架構。同時，必須注意到的是，以丹哈特夫婦為代表的另一些學者針對新公共管理的理論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並倡導「服務而非掌舵」的新公共服務理論(the New Public Service)，他們的觀點在我們的服務行政研究中具有值得重視的巨大意義。
一、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揚棄
1、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產生，為政府改革注入了新鮮血液。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官員的「經濟人」假設，政府相似於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企業組織，政府與民眾的關系是公共服務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系。因此，其核心內容是力圖將私營部門和工商企業的方法用於公共部門，強調市場競爭、政府工作的績效評估、行政過程的透明取向、成本效率和顧客導向等。一時間，「企業化政府」、「市場為本」、「政府瘦身」、「重塑政府」成了政府官員使用率極高的流行詞語。然而新公共管理的思想並沒有涵蓋當今政府在實踐中所應該涵蓋的基本理念。而且新公共管理過分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過分強調政府向企業學習、用企業提供商品的方式提公共服務，往往會而且在實踐中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的差別，從而產生倫理上和責任上的問題。另外，在市場化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不盡人意的腐敗現象。這一切，導致公平與公正問題的凸顯。
新公共管理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政府不再同時掌舵和劃槳，而是把劃槳的任務賦予更為高效率的市場，政府則專心做好掌舵的工作。丹哈特夫婦則針對性地提出了一個實質性的問題：「當我們急於掌舵時，我們是否正在淡忘誰擁有這條船？」從掌控和駕馭社會的角度講，政府過去已經做了很多，也的確發揮過積極的意義。但是對於現代社會，這種單極化的掌控結構是否還合理呢？現代社會更多意義上是一個多元化的結構，即便在公共行政領域它更多的也要體現出公民的主體性。其實公民才是一個多重的角色，他們既是公共財政的主要供給者，也是公共服務的接受者，同時也是各種生活的參與者和公共利益實現的監督者。歸根到底，作為最終的授權者，他們甚至可以通過新契約的形式向民間公共組織授權，而非單獨指向政府，這樣就使得掌舵者的地位受到了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講，未來政府在許多時候的角色將不再是主導型的，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與者，至於劃槳手也不僅僅是市場這一單一結構能夠完全提供的，需要有更為多元的參與力量來重構體系。
2、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揚棄。在對新公共管理進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礎上，一些學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的新理論。丹哈特夫婦提供了新公共服務與新公共管理比較的一個代表性範式，他們提出了對服務行政有相當指導意義的七個方面：1.服務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標而非副產品；3.戰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動；4.服務於公民而不是顧客；5.責任並不是單一的；6.重視人而不止是生產率；7.超越企業家身份，重視公民權和公共服務。夏書章先生對此有這樣的評價，「在傳統公共管理與新公共管理之後，出現新公共服務運動，並非偶然，故不論它們之間的理論觀點和具體內容上的分歧和爭議如何，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視，即強調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歸根到底是公共服務的性質。」
與新公共管理建立在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觀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務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觀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員為公民服務並確實全心全意地為他們服務之上的。新公共服務對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體現在: (1) 新公共服務呼籲維護公共利益，「 當公民能夠根據公共利益去行動時,社會的廣泛利益才能從一個獨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脫離出來,並轉變成一種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會奉獻的過程最終使個人變得完整」，這種觀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個人自利基礎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論。（2） 新公共服務強調尊重公民權利。新公共服務的倡導者堅持認為,政府與公民之間是不同於企業與顧客之間的關系的, 「公民具有一種公共事務的知識,一種歸屬感,一種對整體的關切,一種與自身的命運休戚與共的社群道德契約」。新公共服務倡導者相信公共組織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礎上通過合作和分享的過程來運行,就一定能獲得成功。（3） 新公共服務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務看到當今政治生活領域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變化,政府不再是處於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參與者。更多的利益集團直接參與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之中。新公共服務認為行政人員應該意識到,公共項目和公共資源並不屬於他們自己,作為負責任的參與者,而不是企業家,他們是「公共資源的管家、公民權和民主對話的促進者、社區參與的催化劑、街道層次的領導者」 ,將越來越多地扮演調解、協調甚至裁決的角色。
3、新公共服務理論需要發展和實踐。新公共管理努力實現的是對一系列公共管理困境的救治，現實的問題使得關注效率的工具理性成為必要，相應的它對於追求何種最終價值卻少有興趣，也就缺乏探討緊迫性的認知。作為一種變革和救治的視角，我們對於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予以很多的贊成與肯定，但是這樣一種理論進步更多的是建立在技術和工具的層面，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具有形式偏好性。而新公共服務則試圖將管理的視角逐漸切換到對管理乃至社會發展根本價值的關註上來。資於往事，鑒於現實，我們需要在一個改革的進程中必須在二者理念中尋找一個新的平衡點。
盡管丹哈特夫婦在提供的多個項目的比較後發現，二者似乎存在著太大的差別，但是如果從動態發展的角度，形式和價值事實上必然有相契合的肌理。就如同我們認為即使在公共管理「主體缺位」時期，它也正走在根本價值的漫長回歸之路上，並不能因為當時的理念多麼淺顯而否認那曾是形式與價值耦合的一個歷史進程。新公共服務高舉價值追求的大旗一方面確實很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困惑，在實踐上並不能與新公共管理並駕齊驅。
二、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困惑
公共行政轉向倡導服務的價值和實質的正義，需要致力於建設一個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為根本的行政體系。這樣一種理論推定的首要問題「是否可能」或者說「是否具有操作性」將如何來界定呢？事實上，通過分析，我發現有四個困惑必須予以解決才能回答其現實性。
第一，公民何以理性？以公民為本就意味著公共行政必須滿足公民的需求並為不斷發展的需求提供服務升級的義務。那麼，公民的理性就顯得非常必要了，這種理性包含三個層面的意思：
1.公民是否准確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公民其實往往最注重基礎的需求，而對於可能的或者高層次的需求缺乏認知，這主要是因為需求環境、需求階段以及需求人群的差異造成的。譬如，生活在城市的人嚮往鄉村田園的環境，而農村居民會覺得現代化的都市生活更好，這種需求的「圍城」困境並不意味著絕對的需要，而是階段性的比較和補差心理。所以公民的需求總是表達不充分或者時效多變的，尋求一種明確的認知似乎目前還不可能。
2.公民是否能夠充分地表達自己的需求？即使公民完全知道自己的需求，那他們能清楚無誤地傳遞給供給方嗎？答案是否定的。公民的表達取決於三個因素：a.公民表達的能力，這一點是因人而異的，最好的表達能力者能否最清楚的表達尚有疑問，何況千差萬別的公民群體。b.公民的表達意願，公民的表達意願是受個體情緒影響很大的，不同心理素質和個性的人對表達的見解是不徑相同的。c.表達的成本，這一點其實也很關鍵，如果公民感覺到對話的成本高於收益或者擔心投入沉沒的話就會放棄許多表達的機會。
3.公民認為自己的需求得到滿足了么？公民的評價體系同樣體現出迥異性，即使是同等同質的服務對於不同的客體而言滿足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這種困境時常出現，使得服務方不知所措，也往往影響公平性和制度化。
所以，就現實而言，差別的公民個體理性層次不同，作為全體考察時則更加具有不確定性，所以只能稱之為有限理性的集合。
第二，政府何以令人滿意？作為服務供給者的身份，如何讓公民滿意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作為權力和權利主體的公民在接受服務的時候對於政府不能是感恩或者寬容的感情，他們通常應當思考這樣幾個問題：
1.政府是全心全意為我們考慮的嗎？政府的人員是由一般的公民擔任的，他們具有雙重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公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須通過本職工作來實現政府的服務。這個特殊群體的集合是不是會帶來政府的人格化以及利益集團化？他們考慮服務的基點還能保持公正嗎？還有可能在沖突的區域依然保持價值的中立嗎？以上的擔心不是多慮的，既往的「經濟人」假說事實上更加增添了這方面的不確定感。
2.政府能提供盡可能多和好的服務嗎？這個問題直接與服務的意願和政府的能力有關：從意願的角度，政府在獲得充分的授權後，必須有兌現契約的實際行動和完善服務的創新精神，還必須保障能夠落實到制度化的設計上而不是可有可無的隨意性安排；從能力的角度，政府在具體的行政中應當表現出足夠的駕馭本職的素質並且有令人信服的實踐來進行經常性的校驗；這個問題實質上還與政府對公民需求的認可有密切的關系，公民表達的所有需求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回應、是否帶來了未來服務升級的承諾和預期等都是現有較鬆散公民社會的結構所不能把握的。
3.政府是值得信任和不可替代的嗎？既然服務是公民對政府的根本定位，那麼政府目前所發揮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嗎？在某一種公共產品的提供上，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已經是最好的可能嗎？現實中，多元的社會和多元的結構已經提供了選擇的其它可能，政府如果不能證明它還有必要居於主導，就必須放棄過去獲得的授權合同，主動退出，但是政府這種自覺的行動常常是缺乏壓力和動力的。
所以，政府總是很難令人滿意的，改革甚至重塑就成為經常性的工作。
第三，政府和公民何以達成共同的核心價值？作為追求理念的「生產力」與「效率」、「民主」與「正義」、「安全」與「福利」等在社會認知上有著不同的理解和偏好，公民群體通常不可能達成一致的認識，政府在各個階段也會有不同的解讀。問題還在於作為被授權的服務主體——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對社會價值的統一發揮影響，又有多大的能力去整合各方開展統一的行動，而且保證不虢奪侵犯公民的權力。另一個方面，公民作為權力的主體為何要去認同某種共同的價值，那些個體和群體多元化的價值之間又如何來保持融合和平衡沖突？我們會發現關於價值的爭論實際上歸結到最後就是公民與政府關系的根本性基礎——合法性認同，公共服務的行政變革不能是停留在技術修補層面的運動，而應該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全方位重構和超越。
第四，公共服務是現在還是未來？基於上述的分析，我們發現在建構服務行政的事實與價值取向上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面對既往的弊端和危機時，形式的修正需要更顯得迫切，而對於理念的刻意追求反而顯得不合時宜，
那麼服務的理論是不是太過超前或者部分地超越了我們的時代而應當被視為未來的理想呢？回答這個問題對於目前指導理論的建設性是不可延緩的，無論是新公共管理還是新公共服務都無法迴避。
三、結論
公共服務推定的困惑不是否定了公共服務理論的可能，而是對公共服務必須解決的理論層面提出了建構的基本內容。一種公共服務理論的建立，必須圍繞上述的問題展開探討，任何理論倘使不能解開上述的困惑，那就恐怕還是會「混淆了規范與描述」，難以提供出「一個令人心悅誠服的替代性方案」。歷史上的政府形態對於社會發展而言至少已經扮演過兩個角色，一個是大包大攬的全面干預者，就像我們在大多數歷史時期看到的統治管理形態，另一個是的市場主義和自由主義者強烈要求的「守夜人」角色或者弱勢政府。事實上，作為權力本體的公民們真的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嗎？當然不是，新公共服務理論實際上也呼喚了新意義上的政府重塑工程。首先，我們需要一個向上仰視我們的政府，他們必須記錄下我們所能給予的權力、堅決保留的權力和禁止行使的行政權力，並確定法律去保障它們；其次，我們需要一個熱心了解我們需求的政府，他們應該劃分出必須提供的、盡可能提供的和由第三方更好提供的不同需求層次，然後努力去達成這樣的供給；最終，我們需要一個全心全意服務於我們的政府，他們以尊重人的個性、確認人的價值、推進人的發展為使命。因何而服務?歸結到一句話就是「民主的政府是為他們的公共服務而存在。」我們所需要的也正是一個服務性的新型政府。

⑥ 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的措施有哪些

政府職能重心的轉變新時期深化政府職能轉變的幾點思考新時期環境和任務的特點政府職能轉變在實施了20多年後依然被列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首要任務，大致源於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早期職能轉變的目標和期望還沒有到位，因而改革進程需要進一步加快；二是新環境提出了新的任務和要求，因而需要與時俱進，使改革進一步深化。在筆者看來，後一點更為重要，它關乎到職能改革目標、任務、基本方向和側重點的設計。新時期的環境有哪些特點？可以說，新一代領導集體提出的新施政理念，構成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深化的大背景和新環境。新一代領導集體意識到我國處在一個「黃金發展期」和「矛盾凸現期」並存的關鍵時期，因而其施政理念是對多年來發展歷史的總結和對現狀、未來系統思考和審時度勢的產物。施政理念的轉變要求政府治理模式的轉變，這一轉變涉及職能結構、角色定位和施政方式的轉變。那麼，從政府職能角度來看，上述環境特點會對職能轉變產生哪些影響？會提出哪些新的任務和要求？（一）政府職能轉變從過去聚焦經濟擴展到更為廣闊的領域計劃經濟時代我國政府職能結構的特徵可以歸結為：政治、經濟職能過強，社會職能過弱，管制功能過強，服務功能過弱，在經濟職能中，微觀管理職能過強，宏觀管理職能過弱。改革開放伴隨著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向經濟建設的轉移，與此相應，政府職能轉變的重點長期放在經濟領域：「從計劃調節到市場調節，從微觀管理到宏觀管理，從直接管理到間接管理」等，顯然都屬於政府經濟職能轉變的范疇。「科學發展觀」理念與「和諧社會」目標要求強化公共服務和社會職能，《十一五規劃》從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總體發展思路出發，突出強調以人為本和解決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一些重大問題。這些都意味著，政府職能轉變從過去聚焦經濟領域擴展到了更為廣闊的領域。（二）職能轉變領域的擴展要求多項職能之間的合理平衡一個基本事實是，政府強化公共服務和社會職能，必須擁有相對充足的資源，而政府財政資源的汲取量又受到社會經濟發展的制約。如果社會經濟發展出現滑坡，政府財政資源的汲取必然受到負面影響。這時，縱然有強化公共服務和社會職能的良好願望，政府也會心有餘而力不足。換句話說，政府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的有效履行以經濟職能的有效履行為前提。這一點意味著，強化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並不是政府工作重心的再次轉移，而是一方面要超越對經濟職能的過分倚重，另一方面又要在有效履行經濟職能的前提下，實現經濟、社會和公共服務等多項職能之間的合理平衡。這意味著職能的高度復雜化，要求職能調整的設計和實施要強化協調和統籌，要求職能結構優化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前瞻性。（三）新時期政府職能轉變具有新的內涵和表現形式多年來，政府職能轉變集中於經濟領域，改革的側重點在於放開那些「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務。所謂經濟職能轉變，其核心問題是確定政府在哪些方面有所作為，在哪些方面有所不為。時至今日，就政府該管什麼不該管什麼而言，黑白分明的地方已基本解決，我們的理念和認識已基本到位，深化職能轉變必然觸及那些不那麼涇渭分明的領域。在這些領域，政府職能不再是「該管什麼不該管什麼」所能回答得了的，它與政府履行職責的具體方式密切相關，與政府在應該管理的領域中的角色定位密切相關。相應地，政府職能轉變具有了深層次的內涵和新的表現形式。舉例而言，各級政府都承擔著經濟職能，但不同層級政府在履職方式和手段方面有著很大的區別。換句話說，各級政府都「該管」經濟，其分野主要在於怎樣去管。「怎樣管」和「該不該管」就這樣緊密聯系，共同決定著政府的職能定位。政府職能轉變的側重點不再是回答該不該管，而要深入到「如何去管」的問題。這一點不僅適合於經濟領域，同樣適合於政府的其它職能領域。（四）經濟領域深化政府職能轉變的未來著力點就經濟領域而言，經過多年持續努力，政府職能轉變已經取得了巨大進展。筆者認為，未來改革的著力點主要在兩個方面：第一，科學發展觀對政府職能轉變提出新的要求。科學發展觀意味著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包括改變對投資和出口的過度依賴，擴大內需使消費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主引擎，擺脫以資源消耗和生態犧牲為代價的可持續陷阱，靠知識經濟和自主創新推動經濟增長改變非均衡發展模式，促進城鄉、區域的協調發展等等。回顧經濟體制改革歷程我們會發現，在「短缺經濟」和「剩餘經濟」的不同階段，政府促進經濟增長的措施明顯不同，其經濟職能相應具有很大差異。可以設想，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對政府經濟職能及履職方式會產生重大影響，提出新的要求。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和思考還應進一步深化和細化。第二，實施《十一五規劃》對深化職能轉變提出新的要求。《十一五規劃》相關部分提出了深化改革的重點領域、任務目標和基本方向。以「深化體制改革」為例，它涉及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稅收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現代市場體系完善等多個方面。這些都和政府的經濟職能密切相關。因此，結合重點改革領域和目標、方向，釐清這些對政府職能的具體要求，進而根據國情，把原則性的理念具體化並落到實處，是深化政府職能轉變的未來著力點之一。職能轉變與政府的角色定位前已提及，新時期政府職能轉變具有新的內涵和表現形式，其側重點不再是政府「該管什麼不該管什麼」，而是深入到政府履行職責的具體方式，即政府在應該管理的領域中的角色定位問題。（一）政府在經濟領域中的角色定位政府經濟角色的歸位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歷程。雖然成效卓著，但筆者認為前一時期的改革基本上屬於角色歸位的過渡時期，從「壟斷主導性經濟主體」向「積極的經濟主體」的過渡：一方面，與計劃經濟時代相比，政府逐步放棄了對資源的全面壟斷和對市場機制的排斥，開始了國有企業在競爭領域的撤退、市場機制的引入和非公經濟主體的培育。另一方面，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登台唱主角，從早期的直接興企業到後期的層層經濟目標責任制以及招商引資狂熱，導致了重復建設、粗放經營、地方分割、部門保護種種弊端。這就是說，政府扮演了「積極的經濟主體」的角色，而在制度保障、市場環境締造和公正仲裁等方面著力不足。《十一五規劃》強調，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主要通過完善市場機制和利益導向機制努力實現。政府要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和完善政策，為激發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營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環境」。這意味著政府角色的進一步轉換——從「積極的經濟主體」到「制度保障者、市場環境締造者和公正仲裁者」的重心轉移。這是政府經濟角色歸位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二）政府在社會職能中的角色定位強化政府的社會職能是新施政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政府的社會職能是一個龐雜的體系，但考慮到提出的時代背景，強化的著力點應在擴大就業、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加大扶貧工作力度、擴大城鄉居民消費等方面，當然在一定程度上還包括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所有這些都具有某種「傾斜性」特徵，即對弱勢群體和相對落後區域的救助、保護和扶持。雖然屬於不同職能領域，經濟體制改革對強化社會職能同樣具有借鑒意義。如果說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政府由「積極的經濟主體」向「制度保障者」的角色歸位，那麼在社會職能領域，政府角色定位的核心應該有兩條：一是「慈父」與「組織協調者」角色之間的合理平衡；二是「授魚者」與「授漁者」角色之間的合理平衡。（三）政府在公共服務中的角色定位政府的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如果說社會職能具有「傾斜性特徵」，強化社會職能主要表現為對弱勢群體和相對落後地區的救助、保護和扶持，公共服務則具有「普遍性特徵」，強化公共服務意味著面向人民日益增長的需求，一視同仁地增加或完善基本的公共服務，如基礎教育、醫療衛生、社會治安、良好生態環境等等。就普遍性公共服務而言，政府角色定位的核心是「安排者」和「生產者」之間的區分和理性選擇：一方面，承認公共服務是政府的份內職責；另一方面，又要認識到公共服務不一定由政府獨家壟斷生產。按照新的角色定位，政府作為「安排者」決定哪些屬於公共服務應該由政府來做，做到什麼程度或水平，怎樣付費等問題。至於多數公共服務的生產和提供，完全可以通過合同外包、政府補助、憑單、特許經營等形式由私營部門或社會機構來完成。由於教育和公共衛生等領域目前出現的種種問題，公共服務市場化在我國正面臨責難和質疑。筆者認為，推進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沒有錯，所要反思的僅僅是市場化的內容及具體形式。市場化具有多樣化的內涵和表現形式：既可以是「政府責任」的市場化——把本應是政府「份內職責」的公共服務推向市場；也可以是「提供機制」的市場化——在政府承擔安排者責任的前提下，推行公共服務生產過程的市場化，通過多元生產者間的競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質量。深化職能轉變的實施理念我國正處在發展的關鍵時期，在利益分化、社會多元化和高度復雜化的背景下，改革進入了攻堅階段。在面臨的種種巨大挑戰面前，深化職能轉變需要實施方式的創新，包括先進的實施理念和有效的實施機制兩個基本層面。考慮國情和實踐中面臨的一些問題，筆者認為深化職能轉變過程中應該提倡和堅持以下理念或原則。（一）「協同政府」理念協同政府的核心是「確保政策制定的高度協調和具有戰略性」。高度協調即建立不同部門之間在決策過程中的制度化溝通和協商機制，克服公共決策的部門化，確保不同政策領域之間在政策上的高度一致性和整合性。決策的戰略性則強調公共決策從長遠出發，避免決策成為對目前現實壓力的被動應付。我國長期受到「決策部門化、部門利益化、部門利益法制化」的困擾，離《十一五規劃》要求的公共決策的系統性和戰略性還有相當的距離，因此，堅持協同政府理念尤為必要。更重要的是，要借鑒發達國家「協同政府」和「跨部門合作機制」的機制和具體措施，建立跨部門的設計、實施和評價機制，避免部門化可能導致的碎片化、相互掣肘和割裂。協同政府還包括政府部門與外部主體之間的協同，首先是公民參與，其次是發揮外部專家的作用。我國改革具有不同程度的封閉性，主管部門充當了優先項選擇者、方案設計者、改革推行者和效果評價者多重角色，外部獨立專家難以充分發揮作用，公民參與效果更為有限。沒有這些方面的突破和創新，職能轉變的系統性、整體性和戰略性同樣難以實現。（二）結果導向的責任政府理念政府職能轉變存在一個內在矛盾：一方面，改革要求政府部門放手或改變慣常的干預方式。另一方面，相關部門又在改革的創議和實施方面擁有主導性權力。職能轉變意味著政府部門的自我革命，其效果可想而知。實踐中部門爭奪審批權和重審批、輕監管的傾向可為見證。在協同政府（包括內部協同和外部協同）的有效機制建立和有效發揮作用之前，可以運用「結果導向的責任政府」理念和機制來緩解這一問題。所謂「結果導向的責任政府」理念，就是政府的主管部門向結果負責，權力獲取與權力行使的目標和結果密切掛鉤。以審批權為例，部門索求審批權要達到什麼目標？這些目標是否可以直接測定？目標的實現程度如何評價？部門行使審批權一定時間後，所期望的目標和實際效果是否達到？如果特定審批權的行使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和結果，那麼該審批權就要收回或者取消。這就是權責一致，而「責任」主要用權力運行的實際結果來判斷。（三）「可持續性」理念強化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是新時期政府職能轉變的亮點和突出特徵之一。這無疑反映了「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同時旨在擺脫粗放增長模式和巨大的貧富、城鄉、區域差距帶來的「可持續陷阱」。但強化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同樣存在可持續問題，而且比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更為重要，也更為復雜。20多年來國民經濟和政府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使我們有了強化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的本錢。但許多隱憂依然存在，包括薄弱的現有基礎和巨大且日益增長的潛在需求，各級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的巨額債務，可能的經濟波動等。前些年，每當中央政府確立經濟增長目標，地方政府多會層層拔高、層層加碼，呈現出某種大轟大嗡的運動式特徵。強化社會職能和公共服務恐怕難以擺脫這一「規律」，可持續性陷阱相應可能採取多種形式：描繪宏偉美麗的藍圖而沒有認真核算資源需求和財政承受能力；以「豐年」的標准確定服務量和水平，不認真考慮「歉年」可能面臨的壓力等等。從一些地方政府的種種規劃中，可以不同程度地看出一些影子。公共服務尤其社會福利具有能上不能下的剛性特徵，公眾沒有享受到應該享受的公共服務或福利時無疑會不滿，從而影響到社會穩定。但可以設想，當出現資源嚴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剝奪已經享受的服務或福利時，公眾的反應決不是「不滿」一詞所能形容的，對社會穩定帶來的破壞性無疑會更大。（四）「管理精緻化」原則需要牢固樹立一個觀念：理念需要技術支撐，忽視制度、技術和機制的構建，再先進的理念也只能是空中樓閣。從馬克思的「人民公僕」到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從鄧小平的「三個有利於」到今天的「以人為本」，新民生路線有其歷史根基。教訓在於過分熱衷於新理念的闡釋、傳播和中繼站式的層層傳達，在因地制宜構建有效制度和機制方面著力不足。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意味著任務多樣化和復雜化，相應要求變革過程管理的精緻化。管理精緻化側重於技術層面和細節，目的是實現細致化、科學化和操作化，這應該體現在變革過程的每個環節，包括優先項選擇、目標確立、方案設計、實施與評價等等。目前，我們對改革的操作和技術層面重視不足，管理還相當粗放。

⑦ 在「使用者付費」這一制度中政府的角色是安排者還是提供者

在「使用者付費」這一制度中政府的角色應該是提供者，也就是國家的資源或者是服務面向消費者提供使用，當然都是有償服務。

⑧ 哪些是公共服務的主體

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可以是正式的政府機構，可以是公立學校和公立醫院等專門的公共服務機構，還可以是具有公益性質的民間經濟、社會組織，還可以是公司。

公共服務體系主要是指以政府為主導、以社會團體和私人機構等為補充的供給主體，為公民及其組織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務為主要目的而研究建立的一系列有關服務內容、服務形式、服務機制、服務政策等的制度安排，最主要表現為政府主導、社會參與與體制創新。

公共服務體系的完善建立對於社會和諧、穩定，對於企業的健康發展、國際競爭力的增強，對於節約社會資源、提高服務效率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8)公共服務的主要安排者擴展閱讀：

中國的公共服務體系包括：

1、提供就業服務和基本社會保障等基本民生性服務。

2、提供教育、醫療、公共文化等公共事業性服務。教育、醫療、文化等領域，情況比較復雜，需要區分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對於發展公共事業性服務，政府責無旁貸。

3、提供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等公益性基礎服務。政府應擔負起保護環境的責任，切實推動節能減排。同時，還應加快電網、鐵路網、通訊網等基礎設施建設，對其中屬於商業性的部分交由市場去做，屬於公益性的部分直接承擔起來。

4、提供生產安全、消費安全、社會安全等公共安全性服務。對生產安全，企事業單位負有責任，政府也應強化安全服務體系建設和監管職責。而消費、食品和葯品安全等都是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基礎性環節，政府責無旁貸。

⑨ 當前什麼仍然是公共服務的主要安排者，，，急，，

公共服務就是指籌集和整合社會資源，通過提供實物或非實物形態公共品等方式來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過程，其基本屬性是公益性，這一基本性質決定了政府對公共服務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所以目前政府仍然是公共服務的主要安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