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歷史的漢武帝pdf

1. 評價秦始皇和漢武帝。

秦始皇功不可沒，功絕對大於過。秦始皇的最重要歷史功績，在於完成了統一事業，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的中央集權的國家。 秦始皇的貢獻還在於奠定了多民族封建國家的基礎。秦統一後實行的各種政策和措施，有的不僅影響至以後二千年的封建社會，而且及於現在，如文字的統一就是一例。既是一個有巨大貢獻的政治家，也是一個暴君。只是因為對處罰人來說是殘暴的，事實也確實如此，但是歷史往往這樣，因為激烈的開拓，所以會留下後患，因為激烈的改革，所以出現利益得失，所以有大量的反對者。如果沒有秦皇統一的陣痛，那麼後來割據紛爭，不得安寧，死傷人會有多少呢？
漢武帝是卓越貢獻的 皇帝。漢武時期的西漢帝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在中國歷史上，也是比較強盛的時期。在歷代王朝的歷史上，有「漢唐盛世」之說。這里的「漢」，主要是指的漢武帝時期。人們又常常把漢武帝和秦始皇相提並論，因為我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國家，是秦始皇創立，由漢武帝鞏固下來的。他在位54年，實行了許多新的措施，使西漢王朝出現了空前未有的繁榮景象。

2. 創造歷史的漢武帝的基本信息

中文名: 創造歷史的漢武帝作者: 金惠
圖書分類: 人文社科
出版社: 台灣商務印書館
書號: NA
發行時間: 1984年01月06日
地區: 台灣
語言: 繁體中文

3. 關於漢武帝時期

「漢武帝時代」，通常是指漢武帝執政的歷史階段，也就是劉徹於漢景帝後三年（前141年）正月即帝位到漢武帝後元二年（前87）二月去世這一時期，前後54年又一個月。如果是指漢武帝生活的年代，則從劉徹於漢景帝前元年（前156）出生到漢武帝後元二年（前87）去世，前後近70年。 現在對於「民族」的定義還存在不同意見。如果我們姑且使用一般理解的「民族」一語的涵義，承認漢王朝管理地域的民眾可以看作一個民族共同體，那麼，是可以討論當時這個共同體的時代精神的。也就是說，可以通過回顧當時歷史文化的面貌，認識漢武帝時代的民族精神。 魯迅曾經由鑒賞漢代銅鏡這樣的藝術品，發表過對漢代文化特徵的評論。他說：「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漢唐雖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絕不介懷。」對於美術風格，魯迅也曾經說：「惟漢代石刻，氣魄深沈雄大，唐人線畫，流動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闢一境界也。」這里所說的「魄力」、「氣魄」，當然已經不限於藝術，而涉及了文化精神。 所謂「閎放」和「雄大」，其實既可以看作對漢武帝時代社會文化風格的總結，也可以看作對當時我們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表述。當時的漢人，比後來一些時代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質朴，更多的剛強。而我們國民性中為近代激進學者所深惡痛絕的虛偽與懦弱，曲折與陰暗，在當時還並不明顯。有人說，當時是中國文化的少年時代，是有一定道理的。《太平御覽》卷七七四引《漢武故事》記錄了著名的顏駟事跡：漢武帝有一天乘輦來到郎署，看到一位白頭發白鬍子的「老郎」。漢武帝問：「公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回答說：「臣姓顏名駟，江都人，以文帝時為郎。」漢武帝詫異這位在自己祖父當政時就已經作了「郎」的顏駟，何以始終未得提升，又問道：「何其不遇也？」顏駟答道：「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漢武帝時代「好少」，如果超越帝王個人情趣，理解為當時的社會習尚，可能也是適宜的。 有人在談到漢武帝的時候說，「漢武帝所有的事都『愣』，都過度，荷爾蒙旺盛，當一個人的人性得到最張揚的發揮時，肯定是他人的邊界被壓縮到最小的時候。漢武帝做事，除了他自己痛快，誰都不痛快。」這樣的評斷，不免簡單化絕對化之嫌。專制帝王「做事」，自然大都是「除了他自己痛快，誰都不痛快」。然而進行跨時代的歷史比較，以漢武帝和宋代以後的歷史時期對照，所謂「愣」，所謂「過度」，所謂「旺盛」以及「人性」「張揚」等等，是漢武帝的個性特徵，同時可能也是當時社會的一種共同的特徵。 當時雖然是在專制制度之下，依然有不少敢想敢說敢作的人，他們的心理，並沒有完全被臣民的奴性所鎖錮。俠風的盛起，就是這種精神傾向的社會表現之一。 當時所謂「游俠」，指壯勇豪放，重義輕死，雖然未必據有權位和財富，然而在民間的影響卻十分顯著的人。荀悅在《漢紀》卷一○《孝武一》中說：「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司馬遷《史記》特別為他們立傳，又稱述其獨異於社會其他人等的品格，說他們能夠「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不既信，不倍言」，所謂「仁者」、「義者」，與他們相比，也有不足。他們實際上在另一層次上實踐了「仁」「義」。當時的「游俠」，其實是社會文化活潑生動之特色的一種人格代表，也是時代精神豪邁閎放之風貌的一種人格象徵。司馬遷在《史記·游俠列傳》中，開篇就說到游俠的文化品格：韓非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 二者都受到批評，而社會聲譽依然很高。「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為了實踐諾言，救人危難，往往奮不顧身。游俠的行為雖然並不遵循傳統的社會規范，但是他們的誠信品德與犧牲精神，表現出強有力的文化影響。司馬遷注意到游俠精神傳遞的悠遠，這種傳遞，並不憑借經典文獻而得以承繼；也注意到游俠社會聲譽的廣大，這種聲譽，也並不憑借權勢地位而得以張揚。司馬遷寫道：世間「閭巷之俠」，「匹夫之俠」，雖然往往違犯當時法禁，對於社會卻並無貪求，因而值得肯定。其名聲之遠播，群眾之追隨，不是沒有原因的。對於放縱私慾，奴役貧民，欺凌孤弱的行為，游俠其實也是鄙視的。司馬遷不滿意將游俠與「暴豪之徒」等同的官方見解，似乎反映了一種「體制外」的思想個性。然而他的見解，也是大體符合歷史真實的。漢武帝時代的「游俠」曾經進行過引人注目的表演。他們的活動和影響，為當時的社會風貌塗染了鮮麗的色彩。而司馬遷的態度，則表現出較高層次的文化人的情感傾向。看來，當時文化「正統」的力量還並不十分強大，人們堅持與執政者不同的立場，發表與執政者不同的意見，尚有一定的自由空間。《漢書·游俠傳》分析游俠興起的背景時所謂「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應當說是客觀的分析。 一個民族的精神風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所不同，這種變化往往也是與文化節奏的歷史差異有關的。漢武帝生活的歷史時期，社會有一種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借用當時人的表述習慣，這種時代精神表現出「奮迅」、「騁馳」、「奔揚」、「馳騖」的節奏特徵。漢武帝執政，用事四夷，以武力拓邊，尚武之風益起，影響到社會生活節奏轉而更為驟急。當時人們熱心一種飛車競驅的「馳逐」運動，《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東方朔傳》中都有反映。被《淮南子·說林》稱作「追速致遠」的這種追求高速度的競技形式，為社會上下普遍喜好。漢武帝喜好親手擊殺熊和野豬，挽弓縱馬，追逐野獸，也可以看作相關社會風尚的表現。 《漢書·陳湯傳》記載，西漢晚期，甘延壽、陳湯經營西域，克敵立功，有「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壯語。這種強烈的國家意識，應當是在漢武帝發動大規模的對外戰爭時開始形成。這種意識的心理基礎，是民族自尊心。不過，我們在進行相應的心理分析時，應當考慮到當時的歷史背景，注意與民族沙文意識和軍事霸權主義劃清界限。我們看到，漢武帝決策發起對匈奴的遠征，有足夠的雄心和魄力，但是他本人的民族情結，其實卻一點兒也不狹隘。比如匈奴貴族子弟金日磾受到信用，甚至受顧命，輔幼主，就是明顯的例子。著名秦漢史學者勞榦在為《創造歷史的漢武帝》一書所寫的序言中說，「舊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自武帝託孤於休屠王子，天下向風，共欽華化，而金氏亦歷世為漢忠臣，雖改朝而不變」。這樣的歷史事實，值得我們深思。當時漢王朝的主力軍中有「胡騎」部隊。「巫蠱之禍」時，和政府軍抗爭的太子劉據爭取「長水胡騎」和「宣曲胡騎」的支持而未遂，是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漢人私自越境前往匈奴地區的諸多「亡人」，也把中原先進技術帶到了草原地區。而張騫和蘇武都曾經娶匈奴女子為妻，也體現當時民族關系中，在戰爭的怒濤之下，也有親和的緩流。 就漢武帝時代社會文化風格的總體趨勢而言，按照魯迅的表述，「閎放」是基於「自信」，「雄大」的另一面，則是「深沈」。這是我們認識和理解漢代社會的精神現象時應當注意的。

4. 我評秦始皇和漢武帝

先評漢武帝：
漢武帝時代是中國文化史上的英雄時代,漢武帝也是創造顯赫功業的歷史英雄。近代學者夏曾佑在他的著作《中國古代史》中說，歷代帝王，有的是「一朝之皇帝」，比如漢高祖，然而又「有為中國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比如漢武帝。說漢武帝是「為中國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是因為他確認的歷史路徑、開啟的文化風氣、創立的政治制度、拓定的國家疆土
，對中國歷史的影響都非常長久。歷史學家許倬雲在為《創造歷史的漢武帝》一書作序時寫道，歷史人物的決定，可以「終乎在諸項可能之中抉擇了演變的方向」。他說，「方向一旦定了，歷史不能再回頭，後人遂只有接受這個事實，再作下一步的抉擇。」所謂漢武帝「功越百王」，「為中國二十四朝之皇帝」，就是因為他選擇的「方向」對後世產生了規定性的作用，人們「只有接受這個事實」。而這「方向」的確定，是由一個個事件的發生和處理、一項項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表現出來的。漢武帝時代有許多重大的舉措，都如同秦漢史研究大家勞干所說，體現出這位歷史人物的「大智慧，大決斷」。
1、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確定了儒學在百家之學中的主導地位，是漢武帝時代影響最為久遠的文化政策。漢武帝貶抑黃老刑名等百家言，起用文學儒者至數百人，齊魯儒學之士紛紛西行，進入執政集團上層。儒學學者在文化舞台上逐漸成為主角，「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的局面結束，中國文化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變化是和以「漢」為標號的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基本形成大體同步的。現在總結漢武帝時代思想文化的格局，多使用「獨尊儒術」的說法，其實，這種表述方式出現較晚，不能准確地反映歷史真實。當時最高執政集團的統治方略，其實是「霸王道雜之」。即使對漢武帝決策多所諮議的儒學大師董仲舒，終生也未能真正顯達。宋人詩句「追惜漢武世，仲舒道磽確」，描繪了歷史的這一側面。
2、興太學，是漢武帝時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舉措。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接受董仲舒的獻策，採用公孫弘的方案，創建了太學，國家培養政治管理人才的官立學校於是出現。太學雖然起初規模很有限，只有幾位經學博士和50名博士弟子，但是這一文化雛形，卻代表著中國古代教育進步的方向。太學生的數量逐漸增多，漢平帝時已經多達數千人，王莽時代進一步擴建太學，一次就興造校舍「萬區」。太學的興立，進一步助長了民間積極向學的風氣，對於文化的傳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使貴族官僚壟斷官位的情形有所改變，一般中家子弟參與行政的門徑得以拓寬，一些出身社會下層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機會。
3、削藩事業不通過戰爭形式而達到目的，被公認為漢武帝政治成功的典型實例。漢武帝頒布「推恩令」，收到了「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的效用。淮南王劉安和衡山王劉賜謀反事件發生後，漢武帝用嚴酷手段肅清其賓客黨羽，又頒布「左官律」和「附益之法」，以此控制人才流向，壓抑諸侯王屬下官吏的地位。此後，諸侯只能衣食租稅，不得參與政事，中央集權得到空前加強。
4、察舉制的確立，在中國選官制度史上有特殊的意義。漢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詔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6年之後，又下詔策試賢良。特別是在這一年，明確規定了郡國必須選舉的人數。察舉制的施行改變了世官制的傳統，勞干因此指出，漢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是「中國學術史和中國政治史的最可紀念的一年」。
5、出擊匈奴，是漢武帝最大膽的決策。他克服各種困難，發動了對匈奴的戰爭。由於對戰爭主動權的牢固把握，這一戰爭後來又具有了征服匈奴的性質。漢武帝以軍事勝利為條件實現了漢帝國的疆域擴張，使得南越歸服，朝鮮置郡，夜郎入朝，匈奴北遁。而北邊軍事形勢的改變，使西北地區的開發也進入了新的紀元，打通了中原文化與西域文化交往的通路。正如秦漢史專家張維華在《論漢武帝》一書中所指出的，這一舉措「不僅對於中國的歷史，具有重大意義，即對於整個東方的歷史，亦具有重大意義」。西北方向的長期作戰，使社會承受了沉重的負擔，據說一時「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對「武皇開邊」的批評，歷來音聲響亮。唐人有「貳師骨恨千夫壯，李廣魂飛一劍長」，「誰知漢武輕中國，閑奪天山草木荒」的詩句。宋人詩作亦謂「漢武愛名馬，將軍出西征；蹀血幾百萬，侯者七十人」。但是清代學者趙翼說，「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近世也多有學者肯定這種「締造中國疆域之偉績」。
6、統一貨幣，官營鹽鐵，推行均輸和平準制度，以及強化重農抑商政策等，作為漢武帝推行的經濟政策，使西漢帝國的經濟基礎得以空前強固。以幣制的確定為例，其合理性正如有的學者所說，「五銖錢法，輕重適中，自後以迄清末，鑄錢莫能出於五銖標准之外。」
7、輪台詔的頒布，是漢武帝政治生涯中的一個亮點。漢武帝晚年，曾經指使酷吏清查「巫蠱」，導致數萬人冤死的空前大獄，這就是西漢史上著名的「巫蠱之禍」。處理「巫蠱」一案的官員在宮中「掘蠱」，利用漢武帝和太子劉據的政策分歧，甚至直接沖犯皇後和太子。劉據無以自明，舉兵反抗。漢武帝親自指揮鎮壓，雙方在長安城中大戰五日，死者數萬。劉據失敗後出城逃亡，因追捕而自殺。事變之後，「巫蠱」冤情逐漸顯現於世，漢武帝內心有所悔悟。他命令一一處置迫害太子事中立功受封者，在劉據去世的地方築作思子宮與歸來望思之台，以示哀念。漢武帝又認真反思劉據政治主張的利弊得失，利用漢王朝西域遠征軍戰事失利的時機，開始了基本政策的轉變。他公開承認：「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又向臣民宣布，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統統予以罷除！他在正式頒布的被譽為「仁聖之所悔」的輪台詔中，深陳既往之悔，否定了將西域戰爭繼續升級的計劃，表示當今政事，首要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決意把行政重心轉移到和平生產方面來。又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表明「思富養民」的決心。後來的「昭宣中興」，因此奠定了基礎。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就此寫道，漢武帝有種種過失，「其所以異於秦始皇無幾矣」。然而，「秦以之亡，漢以之興」，是因為漢武帝能夠「晚而改過」，及時扭轉了局勢，「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我們在認識漢武帝的業績時，首先應當明確，對於其成功的肯定，不能忽略專制政治的背景。對於這種成功的歷史分析應當是具體的，如果一味堆砌「偉人和天才」，「中國歷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陽之皇、聖武大帝」這樣的頌詞，不僅無益於准確地說明歷史真實，也不免回復帝制社會臣民奴性心理之嫌。漢武帝雖然史稱「雄才大略」，但善政的背面多有禍民的事實。而神仙迷信和長生追求，也留下千古笑柄。清末民初的民主志士易白沙曾經著《帝王春秋》，「舉吾國數千年殘賊百姓之元兇大惡，表而出之，探其病源」，所列諸種罪惡中，「弱民」、「虛偽」、「奢靡」、「愚暗」、「嚴刑」、「獎奸」等，漢武帝均不能免。有的人說，回顧漢武帝的功業，可以振奮民族精神。我們應當明了，現今應當振奮的是魯迅曾經熱情稱頌的當時那種「閎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的精神，借用西漢人的表述習慣，即表現出「奮疾」、「馳騖」、「奔揚」風格的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而必須與民族沙文意識和軍事霸權主義劃清界限。和漢武帝的功業有關，西漢人形成了「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強烈的國家意識，但是漢武帝本人的民族情結，其實卻並不狹隘。比如金日磾的信用，就是明顯的例子。勞干寫道，「舊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自武帝託孤於休屠王子，天下向風，共欽華化，而金氏亦歷世為漢忠臣，雖改朝而不變。」這樣的歷史事實，值得我們深思。

再看看秦始皇：
①秦始皇結束了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割據稱雄的局面，實現了國家的統一，符合人民的願望，也適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
②秦始皇統一貨幣、度量衡、車軌和馳道社會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③秦始皇統一文字等措施促進了文化的統一，為華夏文明的發展和傳播產生了積極作用。
④秦始皇修築長城、出擊匈奴，對中原經濟的發展起到保護作用。
⑤秦首倡的一系列中央集權措施，對後世政治體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⑥秦始皇的專制統治為後世專制主義的推行提供了一份藍本。
⑦秦始皇濫施刑罰，濫用民力，以致民怨沸騰，階級矛盾激化，是暴君的典型。
⑧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既是愚民政策的表現，又鉗制了思想、摧殘了文化。

我覺得：
1. 在秦始皇試圖用「焚書坑儒」實行思想統一慘遭失敗之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舉措徹底樹立了儒學在全國的統治地位，在事實上造就了思想上的大一統的局面，鞏固了劉家天下，西漢完了又東漢，儒生們也是心甘情願！這點漢武帝比秦始皇高明一點點，正是因為這一點點卻造成了兩個王朝文化政策上的不同命運。
2.俗話說的好「打下江山容易，鞏固江山就難啊。」秦始皇打下漢人的江山，漢武帝來鞏固，而且鞏固地很好，這點漢武帝還是比秦始皇強。
總之，各有千秋，都很了不起！

5. 創造歷史的漢武帝的圖書目錄

一 漢武帝像
二 漢武帝時代疆域圖
三 序文
第一篇 緒論
第一章 漢武帝的家世
第一節 先世史略
第二節 母系家世
第三節 立儲經過
第四節 後妃與皇子
第二章 漢武帝的賦性
第一節 幼少時顯露的稟賦
第二節 即位後表現的性格
第一項 賦性天真親情濃厚
第二項 愛好田獵居心公義
第三項 既饒感情又重理智
第四項 氣魄雄偉意志堅毅
第五項 好賢納諫改過革新
第六項 仁心義行恤老憐貧
第三章 漢武帝的才智
第一節 文學方面的發揮
第一項 辭賦
一 李夫人賦
二 秋風辭
第二項 詩歌
一 李夫人歌
二 瓠子歌
三 太乙歌
四 西極天馬歌
五 落葉哀禪曲
六 柏梁詩
第三項 詔文
一 元光元年(前134年)親策董仲舒文
二 元光五年(前130年)策詔儲儒
三 元朔元年(前128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四 元朔五年(前124年)勸學詔
五 封三皇子詔
六 元朔元年(前128年)春赦詔
七 元狩元年(前122年)夏遣謁者巡行天下詔
八 元封五年(前106年)求賢詔
九 定禮儀詔
十 報桑弘羊等請屯田輪台詔
第二節 人事方面的統御
第一項 賜庄助書
第二項 敕責楊仆
第三項 激發李廣
第四項 許胡建行法
第五項 詔報石慶
第六項 折服汲黯
第七項 鐵腕誅戮滌垢除腐
第八項 立子去母託孤霍光
第四章 漢武帝所處的時代背景
第一節 政治狀況
第二節 經濟形態
第三節 四夷情勢
第四節 學術思想
第五節 社會風尚
第六節 宗教信仰
第五章 重要的輔弼
第一節 重要的丞相與謀士——公孫弘和主父偃
第二節 著名的儒家與作家——董仲舒，司馬相如
第三節 打敗匈奴的主要將帥——衛青，霍去病
第四節 理財重臣——桑弘羊
第五節 開通西域的使節——張騫
第二篇 本論
第一章 政治方面的創制
第一節 建年號
第二節 改正朔
第三節 求賢育士
第一項 察舉
第二項 上書言事
第三項 徵召方伎名士
第四項 育士任官
第四節 削除封國
第五節 置部刺史
第二章 文教方面的創立
第一節 尊崇儒術
第二節 興辦太學
第三節 設置郡學
第四節 建設秘府——中國首創的圖書館
第五節 創立樂府
第三章 水利方面的創修
第一節 改良漕運兼溉民田
一 穿渠引渭
二 溉田引汾
三 鑿穿褒斜
第二節 鑿井渠與塞瓠子口
第三節 開渠引川溉田
第四章 農業方面的創設
第一節 農田的墾開與田產的限制
一 賜民苑地
二 限民名田
三 倡種宿麥
四 移民墾殖
五 興辦屯田
第二節 農業技術的改進
一 推行代田
二 改良農具
第五章 財經方面的創行
第一節 統一貨幣
第二節 初算車船緡錢
第三節 山林鹽鐵酒酤收歸國營
第四節 均輸平準
第五節 創行諸法的得失
第六章 交通方面的創建
第一節 整修馳道
第二節 開通西南夷道路
第三節 開建河西大道
第一項 甘肅黃河以東的道路
第二項 河西大道的興建
第三項 西長城及其附屬工程
第四節 船尾舵的發明
第一項 中國水運工具的演進
第二項 樓船的式樣與結構
第三項 船尾舵的發明
第四項 南洋各地航運的發展
第五項 船尾舵的傳播及其影響
第七章 軍事方面的創舉
第一節 當時情勢應否作戰
第二節 當時國力能否作戰
第一項 馬政
第二項 交通
第三項 兵制
第一目 兵役制度
第二目 京師軍
第三目 郡國兵(鄉兵)
第四目 邊防軍(戍軍)
第五目 屬國兵
第六目 校閱
第四項 國民講武和經濟富裕
第三節 對匈戰爭的始末
第一項 試探性的序幕戰
第一目 馬邑誘敵
第二目 關市出擊
第二項 戰略地的爭奪戰
第一目 戰略形勢
第二目 作戰經過
第三目 漢與匈奴戰後國家地位的改易
第三項 政治性的軍事行動
第一目 廓清河西走廊
第二目 招降與離間
第四項 後期決戰
第一目 戰前情勢
第二目 第一次決戰
第三目 第二次決戰
第四目 第三次決戰
第五項 兩期征伐匈奴的利弊及其結果
第八章 國境(疆域)方面的創辟
第一節 拓辟四境的意義
第二節 收復閩越
第三節 平定南越
第四節 通西南夷
第一項 探察經過
第二項 區域概括
第三項 建立郡縣
第五節 征服朝鮮
第六節 河南河西先後置郡
第七節 托辟後的疆域
第一項 闢建後的郡縣
第二項 西域諸藩國的分布及其感略
第九章 外交方面的創興——經略西域
第一節 外交活動
第一項 張騫兩次出使西域
第二項 張騫死後產生的效果
第二節 軍事征伐
第一項 破樓蘭姑師
第二項 遠征大宛
第三節 領護西域
第一項 領護始末
第二項 經略西域政策
第四節 經略西域對於東西文明的影響
第一項 經濟交流
第一目 往來使節
第二目 絲貨西銷
第三目 皮毛東來
第四目 蔬果及特產異物的傳入
第二項 文化交流
第一目 穿井，鑄鐵，及織絲技術的西傳
第二目 西域技術東漸
第三目 西域樂器傳入對歌舞的影響
第三篇 余論
第一 揭開史記【今上本紀】(即武帝本紀)闕失之謎
第二 司馬遷卒年新考證
第三 李陵降敵始末及其評議
第四 漢武帝經濟措施的前因後果
第五 司馬遷對漢武帝不公不實的重要記述
第六 漢武帝是否【信惑神怪巡遊無度】

6. 評價漢武帝(歷史考試要做參考!)急!

有亡秦之失，無亡秦之禍。
先評漢武帝：
漢武帝時代是中國文化史上的英雄時代,漢武帝也是創造顯赫功業的歷史英雄。近代學者夏曾佑在他的著作《中國古代史》中說，歷代帝王，有的是「一朝之皇帝」，比如漢高祖，然而又「有為中國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比如漢武帝。說漢武帝是「為中國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是因為他確認的歷史路徑、開啟的文化風氣、創立的政治制度、拓定的國家疆土
，對中國歷史的影響都非常長久。歷史學家許倬雲在為《創造歷史的漢武帝》一書作序時寫道，歷史人物的決定，可以「終乎在諸項可能之中抉擇了演變的方向」。他說，「方向一旦定了，歷史不能再回頭，後人遂只有接受這個事實，再作下一步的抉擇。」所謂漢武帝「功越百王」，「為中國二十四朝之皇帝」，就是因為他選擇的「方向」對後世產生了規定性的作用，人們「只有接受這個事實」。而這「方向」的確定，是由一個個事件的發生和處理、一項項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表現出來的。漢武帝時代有許多重大的舉措，都如同秦漢史研究大家勞干所說，體現出這位歷史人物的「大智慧，大決斷」。
1、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確定了儒學在百家之學中的主導地位，是漢武帝時代影響最為久遠的文化政策。漢武帝貶抑黃老刑名等百家言，起用文學儒者至數百人，齊魯儒學之士紛紛西行，進入執政集團上層。儒學學者在文化舞台上逐漸成為主角，「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的局面結束，中國文化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變化是和以「漢」為標號的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基本形成大體同步的。現在總結漢武帝時代思想文化的格局，多使用「獨尊儒術」的說法，其實，這種表述方式出現較晚，不能准確地反映歷史真實。當時最高執政集團的統治方略，其實是「霸王道雜之」。即使對漢武帝決策多所諮議的儒學大師董仲舒，終生也未能真正顯達。宋人詩句「追惜漢武世，仲舒道磽確」，描繪了歷史的這一側面。
2、興太學，是漢武帝時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舉措。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接受董仲舒的獻策，採用公孫弘的方案，創建了太學，國家培養政治管理人才的官立學校於是出現。太學雖然起初規模很有限，只有幾位經學博士和50名博士弟子，但是這一文化雛形，卻代表著中國古代教育進步的方向。太學生的數量逐漸增多，漢平帝時已經多達數千人，王莽時代進一步擴建太學，一次就興造校舍「萬區」。太學的興立，進一步助長了民間積極向學的風氣，對於文化的傳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使貴族官僚壟斷官位的情形有所改變，一般中家子弟參與行政的門徑得以拓寬，一些出身社會下層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機會。
3、削藩事業不通過戰爭形式而達到目的，被公認為漢武帝政治成功的典型實例。漢武帝頒布「推恩令」，收到了「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的效用。淮南王劉安和衡山王劉賜謀反事件發生後，漢武帝用嚴酷手段肅清其賓客黨羽，又頒布「左官律」和「附益之法」，以此控制人才流向，壓抑諸侯王屬下官吏的地位。此後，諸侯只能衣食租稅，不得參與政事，中央集權得到空前加強。
4、察舉制的確立，在中國選官制度史上有特殊的意義。漢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詔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6年之後，又下詔策試賢良。特別是在這一年，明確規定了郡國必須選舉的人數。察舉制的施行改變了世官制的傳統，勞干因此指出，漢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是「中國學術史和中國政治史的最可紀念的一年」。
5、出擊匈奴，是漢武帝最大膽的決策。他克服各種困難，發動了對匈奴的戰爭。由於對戰爭主動權的牢固把握，這一戰爭後來又具有了征服匈奴的性質。漢武帝以軍事勝利為條件實現了漢帝國的疆域擴張，使得南越歸服，朝鮮置郡，夜郎入朝，匈奴北遁。而北邊軍事形勢的改變，使西北地區的開發也進入了新的紀元，打通了中原文化與西域文化交往的通路。正如秦漢史專家張維華在《論漢武帝》一書中所指出的，這一舉措「不僅對於中國的歷史，具有重大意義，即對於整個東方的歷史，亦具有重大意義」。西北方向的長期作戰，使社會承受了沉重的負擔，據說一時「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對「武皇開邊」的批評，歷來音聲響亮。唐人有「貳師骨恨千夫壯，李廣魂飛一劍長」，「誰知漢武輕中國，閑奪天山草木荒」的詩句。宋人詩作亦謂「漢武愛名馬，將軍出西征；蹀血幾百萬，侯者七十人」。但是清代學者趙翼說，「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近世也多有學者肯定這種「締造中國疆域之偉績」。
6、統一貨幣，官營鹽鐵，推行均輸和平準制度，以及強化重農抑商政策等，作為漢武帝推行的經濟政策，使西漢帝國的經濟基礎得以空前強固。以幣制的確定為例，其合理性正如有的學者所說，「五銖錢法，輕重適中，自後以迄清末，鑄錢莫能出於五銖標准之外。」
7、輪台詔的頒布，是漢武帝政治生涯中的一個亮點。漢武帝晚年，曾經指使酷吏清查「巫蠱」，導致數萬人冤死的空前大獄，這就是西漢史上著名的「巫蠱之禍」。處理「巫蠱」一案的官員在宮中「掘蠱」，利用漢武帝和太子劉據的政策分歧，甚至直接沖犯皇後和太子。劉據無以自明，舉兵反抗。漢武帝親自指揮鎮壓，雙方在長安城中大戰五日，死者數萬。劉據失敗後出城逃亡，因追捕而自殺。事變之後，「巫蠱」冤情逐漸顯現於世，漢武帝內心有所悔悟。他命令一一處置迫害太子事中立功受封者，在劉據去世的地方築作思子宮與歸來望思之台，以示哀念。漢武帝又認真反思劉據政治主張的利弊得失，利用漢王朝西域遠征軍戰事失利的時機，開始了基本政策的轉變。他公開承認：「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又向臣民宣布，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統統予以罷除！他在正式頒布的被譽為「仁聖之所悔」的輪台詔中，深陳既往之悔，否定了將西域戰爭繼續升級的計劃，表示當今政事，首要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決意把行政重心轉移到和平生產方面來。又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表明「思富養民」的決心。後來的「昭宣中興」，因此奠定了基礎。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就此寫道，漢武帝有種種過失，「其所以異於秦始皇無幾矣」。然而，「秦以之亡，漢以之興」，是因為漢武帝能夠「晚而改過」，及時扭轉了局勢，「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我們在認識漢武帝的業績時，首先應當明確，對於其成功的肯定，不能忽略專制政治的背景。對於這種成功的歷史分析應當是具體的，如果一味堆砌「偉人和天才」，「中國歷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陽之皇、聖武大帝」這樣的頌詞，不僅無益於准確地說明歷史真實，也不免回復帝制社會臣民奴性心理之嫌。漢武帝雖然史稱「雄才大略」，但善政的背面多有禍民的事實。而神仙迷信和長生追求，也留下千古笑柄。清末民初的民主志士易白沙曾經著《帝王春秋》，「舉吾國數千年殘賊百姓之元兇大惡，表而出之，探其病源」，所列諸種罪惡中，「弱民」、「虛偽」、「奢靡」、「愚暗」、「嚴刑」、「獎奸」等，漢武帝均不能免。有的人說，回顧漢武帝的功業，可以振奮民族精神。我們應當明了，現今應當振奮的是魯迅曾經熱情稱頌的當時那種「閎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的精神，借用西漢人的表述習慣，即表現出「奮疾」、「馳騖」、「奔揚」風格的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而必須與民族沙文意識和軍事霸權主義劃清界限。和漢武帝的功業有關，西漢人形成了「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強烈的國家意識，但是漢武帝本人的民族情結，其實卻並不狹隘。比如金日磾的信用，就是明顯的例子。勞干寫道，「舊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自武帝託孤於休屠王子，天下向風，共欽華化，而金氏亦歷世為漢忠臣，雖改朝而不變。」這樣的歷史事實，值得我們深思。

再看看秦始皇：
①秦始皇結束了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割據稱雄的局面，實現了國家的統一，符合人民的願望，也適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
②秦始皇統一貨幣、度量衡、車軌和馳道社會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③秦始皇統一文字等措施促進了文化的統一，為華夏文明的發展和傳播產生了積極作用。
④秦始皇修築長城、出擊匈奴，對中原經濟的發展起到保護作用。
⑤秦首倡的一系列中央集權措施，對後世政治體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⑥秦始皇的專制統治為後世專制主義的推行提供了一份藍本。
⑦秦始皇濫施刑罰，濫用民力，以致民怨沸騰，階級矛盾激化，是暴君的典型。
⑧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既是愚民政策的表現，又鉗制了思想、摧殘了文化。

我覺得：
1. 在秦始皇試圖用「焚書坑儒」實行思想統一慘遭失敗之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舉措徹底樹立了儒學在全國的統治地位，在事實上造就了思想上的大一統的局面，鞏固了劉家天下，西漢完了又東漢，儒生們也是心甘情願！這點漢武帝比秦始皇高明一點點，正是因為這一點點卻造成了兩個王朝文化政策上的不同命運。
2.俗話說的好「打下江山容易，鞏固江山就難啊。」秦始皇打下漢人的江山，漢武帝來鞏固，而且鞏固地很好，這點漢武帝還是比秦始皇強。
總之，各有千秋，都很了不起！

7. 創造歷史的漢武帝的內容簡介

漢武帝時代的民族精神
我們說「漢武帝時代」，通常是指漢武帝執政的歷史階段，也就是劉徹於漢景帝後三年（前141年）正月即帝位到漢武帝後元二年（前87）二月去世這一時期，前後54年又一個月。如果是指漢武帝生活的年代，則從劉徹於漢景帝前元年（前156）出生到漢武帝後元二年（前87）去世，前後近70年。
對於「民族」的定義還存在不同意見。如果我們姑且使用一般理解的「民族」一語的涵義，承認漢王朝管理地域的民眾可以看作一個民族共同體，那麼，是可以討論當時這個共同體的時代精神的。也就是說，可以通過回顧當時歷史文化的面貌，認識漢武帝時代的民族精神。
魯迅曾經由鑒賞漢代銅鏡這樣的藝術品，發表過對漢代文化特徵的評論。他說：「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漢唐雖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絕不介懷。」對於美術風格，魯迅也曾經說：「惟漢代石刻，氣魄深沈雄大，唐人線畫，流動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闢一境界也。」這里所說的「魄力」、「氣魄」，當然已經不限於藝術，而涉及了文化精神。
所謂「閎放」和「雄大」，其實既可以看作對漢武帝時代社會文化風格的總結，也可以看作對當時我們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表述。當時的漢人，比後來一些時代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質朴，更多的剛強。而我們國民性中為近代激進學者所深惡痛絕的虛偽與懦弱，曲折與陰暗，在當時還並不明顯。有人說，當時是中國文化的少年時代，是有一定道理的。《太平御覽》卷七七四引《漢武故事》記錄了著名的顏駟事跡：漢武帝有一天乘輦來到郎署，看到一位白頭發白鬍子的「老郎」。漢武帝問：「公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回答說：「臣姓顏名駟，江都人，以文帝時為郎。」漢武帝詫異這位在自己祖父當政時就已經作了「郎」的顏駟，何以始終未得提升，又問道：「何其不遇也？」顏駟答道：「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漢武帝時代「好少」，如果超越帝王個人情趣，理解為當時的社會習尚，可能也是適宜的。
有人在談到漢武帝的時候說，「漢武帝所有的事都『愣』，都過度，荷爾蒙旺盛，當一個人的人性得到最張揚的發揮時，肯定是他人的邊界被壓縮到最小的時候。漢武帝做事，除了他自己痛快，誰都不痛快。」這樣的評斷，不免簡單化絕對化之嫌。專制帝王「做事」，自然大都是「除了他自己痛快，誰都不痛快」。然而進行跨時代的歷史比較，以漢武帝和宋代以後的歷史時期對照，所謂「愣」，所謂「過度」，所謂「旺盛」以及「人性」「張揚」等等，是漢武帝的個性特徵，同時可能也是當時社會的一種共同的特徵。
當時雖然是在專制制度之下，依然有不少敢想敢說敢作的人，他們的心理，並沒有完全被臣民的奴性所鎖錮。俠風的盛起，就是這種精神傾向的社會表現之一。
當時所謂「游俠」，指壯勇豪放，重義輕死，雖然未必據有權位和財富，然而在民間的影響卻十分顯著的人。荀悅在《漢紀》卷一○《孝武一》中說：「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司馬遷《史記》特別為他們立傳，又稱述其獨異於社會其他人等的品格，說他們能夠「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不既信，不倍言」，所謂「仁者」、「義者」，與他們相比，也有不足。他們實際上在另一層次上實踐了「仁」「義」。當時的「游俠」，其實是社會文化活潑生動之特色的一種人格代表，也是時代精神豪邁閎放之風貌的一種人格象徵。司馬遷在《史記·游俠列傳》中，開篇就說到游俠的文化品格：韓非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 二者都受到批評，而社會聲譽依然很高。「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為了實踐諾言，救人危難，往往奮不顧身。游俠的行為雖然並不遵循傳統的社會規范，但是他們的誠信品德與犧牲精神，表現出強有力的文化影響。司馬遷注意到游俠精神傳遞的悠遠，這種傳遞，並不憑借經典文獻而得以承繼；也注意到游俠社會聲譽的廣大，這種聲譽，也並不憑借權勢地位而得以張揚。司馬遷寫道：世間「閭巷之俠」，「匹夫之俠」，雖然往往違犯當時法禁，對於社會卻並無貪求，因而值得肯定。其名聲之遠播，群眾之追隨，不是沒有原因的。對於放縱私慾，奴役貧民，欺凌孤弱的行為，游俠其實也是鄙視的。司馬遷不滿意將游俠與「暴豪之徒」等同的官方見解，似乎反映了一種「體制外」的思想個性。然而他的見解，也是大體符合歷史真實的。漢武帝時代的「游俠」曾經進行過引人注目的表演。他們的活動和影響，為當時的社會風貌塗染了鮮麗的色彩。而司馬遷的態度，則表現出較高層次的文化人的情感傾向。看來，當時文化「正統」的力量還並不十分強大，人們堅持與執政者不同的立場，發表與執政者不同的意見，尚有一定的自由空間。《漢書·游俠傳》分析游俠興起的背景時所謂「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應當說是客觀的分析。
一個民族的精神風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所不同，這種變化往往也是與文化節奏的歷史差異有關的。漢武帝生活的歷史時期，社會有一種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借用當時人的表述習慣，這種時代精神表現出「奮迅」、「騁馳」、「奔揚」、「馳騖」的節奏特徵。漢武帝執政，用事四夷，以武力拓邊，尚武之風益起，影響到社會生活節奏轉而更為驟急。當時人們熱心一種飛車競驅的「馳逐」運動，《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東方朔傳》中都有反映。被《淮南子·說林》稱作「追速致遠」的這種追求高速度的競技形式，為社會上下普遍喜好。漢武帝喜好親手擊殺熊和野豬，挽弓縱馬，追逐野獸，也可以看作相關社會風尚的表現。
《漢書·陳湯傳》記載，西漢晚期，甘延壽、陳湯經營西域，克敵立功，有「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壯語。這種強烈的國家意識，應當是在漢武帝發動大規模的對外戰爭時開始形成。這種意識的心理基礎，是民族自尊心。不過，我們在進行相應的心理分析時，應當考慮到當時的歷史背景，注意與民族沙文意識和軍事霸權主義劃清界限。我們看到，漢武帝決策發起對匈奴的遠征，有足夠的雄心和魄力，但是他本人的民族情結，其實卻一點兒也不狹隘。比如匈奴貴族子弟金日磾受到信用，甚至受顧命，輔幼主，就是明顯的例子。著名秦漢史學者勞榦在為《創造歷史的漢武帝》一書所寫的序言中說，「舊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自武帝託孤於休屠王子，天下向風，共欽華化，而金氏亦歷世為漢忠臣，雖改朝而不變」。這樣的歷史事實，值得我們深思。當時漢王朝的主力軍中有「胡騎」部隊。「巫蠱之禍」時，和政府軍抗爭的太子劉據爭取「長水胡騎」和「宣曲胡騎」的支持而未遂，是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漢人私自越境前往匈奴地區的諸多「亡人」，也把中原先進技術帶到了草原地區。而張騫和蘇武都曾經娶匈奴女子為妻，也體現當時民族關系中，在戰爭的怒濤之下，也有親和的緩流。
就漢武帝時代社會文化風格的總體趨勢而言，按照魯迅的表述，「閎放」是基於「自信」，「雄大」的另一面，則是「深沈」。這是我們認識和理解漢代社會的精神現象時應當注意的。

8. 關於漢武帝的歷史文獻有哪些，正史野史都可以！

《史記》《漢書》《資治通鑒》

中華文庫《漢武帝》
作者：胡哲敷
出版社：中華書局

《漢武帝評傳》
作者：羅義俊 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漢武帝全傳（上中下冊）》
作者：王吉呈
出版社：陝西旅遊出版社

《漢武帝》
作者：榮真/著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創造歷史的漢武帝》
作者：金惠
出版社：台灣商務印書館

《漢武帝大傳（上、中、下卷全）》
作者：葉一青 羅自立 王光照
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
作者：劉修明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漢武帝傳》
作者：宋乃秋 編著
出版社：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王立群《讀<史記>之漢武帝》
作者：王立群
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

《漢武帝評傳及年譜》
作者：何新
出版社：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多欲天子漢武帝（上、下全兩冊）》
作者：李大生 張正忠
出版社：時代文藝出版社

《漢武大帝》
作者：興華/主編
出版社：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9. 漢武帝在歷史上有什麼貢獻,舉例說明

一、獨尊儒術
聽取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創中國傳統
中年劉徹
主流文化之正統，在中華傳統文化舞台上獨領風騷兩千餘年，受到歷代統治者所推崇。這里要說明的是，漢武帝並非限制其他各家的發展，致使大力提倡儒家的發展儒法結合，即所謂的「儒表法里」。例如夏侯始昌既研習儒家又通曉陰陽五行家；宰相公孫弘兼治儒法兩家；主父偃以縱橫家起家；耿直的汲黯司馬談司馬遷以黃老學說起家。
二、設立中朝 抑制外朝
在惠文景帝期間，丞相大多主要是隨劉邦打天下的功臣丞相受到禮遇，武帝和丞相多有不合，經常會借口打壓殺死丞相，導致朝中大臣不願意接任丞相之職。為貫徹自己的命令，他便設立中朝，尚書台也是這一時期出現的。
三、建立年號
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使用年號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武帝以當年為元鼎四年，並追改以前為建元，元光，元朔 元狩，每一年號六年。
四、太初改歷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改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