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比較論述創造社「為藝術」的文學主張與人生派「為人生」的藝術主張。
20年代小說的總體面貌:為人生的現實主義小說與浪漫抒情小說相互對峙、互為補充。20年代大體的小說發展脈絡是:首先是「五四」思想在思想文化領域里除舊布新的巨大力量,引出了一批「問題小說」,但是問題小說比較形而上。「虛」一些,大部分問題小說作家都先後傾向於現實主義,與問題小說之後出現的「為人生派」現實主義小說合流,其間還出現了從20年代起便形成了一股持久的創作潮流的鄉土小說,而鄉土小說實際上可以算作是「為人生派」現實主義小說的一個分支。而在浪漫抒情小說方面,則是先後出現了「自敘傳」抒情小說和其他一些主觀型的敘述小說,這些小說主要以創造社為主。
20年代的文研會公開倡導文學「表現並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無疑是「問題小說」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將「問題小說」的創作引向了高潮,其創作風格集中體現在王統照與葉聖陶身上,王統照突出「愛」與「美」的觀點,探討人生的「煩悶與混擾」,而葉聖陶也是由「問題小說」起步,後來又成為了「為人生派」小說的代表作家,他除了簡單的表現「愛」與「美」之外,更集中於封建宗法制度之下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隔膜」,而「隔膜」問題與同時期魯迅小說中關於「國民性改造」的問題有相通之處,在「問題小說」潮流過去之後,葉聖陶在專心地刻寫學校知識分子和市鎮小市民的精神歷程方面,顯出與眾不同。而文研會的其他作家則主要構成了現實主義小說中的鄉土小說的作家群體,鄉土小說給當時的文壇帶來了清新的泥土氣息,突破了新文學誕生以來創作的相對狹小天地,使得新文學和社會生活土壤的聯系更加緊密。
總而言之,20年代的文研會小說創作集中於現實主義小說,影響並推動了20年代整個現實主義小說的發展。
而創造社的主要成員在日本留學期間,較多的接受了19世紀歐洲浪漫主義文學的影響,於是強調「本著內心的要求,從事文藝活動」,同時又吸收了1921年—1926年風靡日本的「私小說」的手法,加以創造性的發展,主張再現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減弱對外部事件的描寫,而側重於作家心境的大膽暴露,包括暴露作家私生活中靈與肉的沖突以及變態性心理,作為向一切舊道德舊禮教挑戰的藝術手段。這樣的創作思路無疑使得創造社在20年代的小說創作中選擇了浪漫抒情小說。20年代浪漫抒情小說的分支——「自敘傳」抒情小說以創造社的郁達夫的《沉淪》為代表,而創造社後起的青年作家緊接郁達夫幾乎構成了一個抒情作家群體(還有淺草社與沉鍾社作家)。
由此,20年代創造社的小說創作主要是集中於浪漫抒情小說的。
20年代的文研會與創造社在小說創作上,由於不同的文學主張,分別選擇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兩個不同方面,並成為各自陣營的主力軍,共同推動了20年代小說創作的發展。
② 創造社注重文學的社會意義,被看作是為人生而藝術的一派對嗎
創造社注重文學的社會意義,被看作是為人生而藝術的一派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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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解釋創造社
創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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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社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成立的文學社團,是中國現代文學團體。1921年7月中旬由留學日本歸來的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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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本段建立
前期的創造社反對封建文化、復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張自我表現和個性解放,強調文學應該忠實於自己「內心的要求」,是其文藝思想的核心命題,表現出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傾向。郭沫若的詩集《女神》,郁達夫的小說《沉淪》及郭沫若的譯作《少年維特之煩惱》(歌德),是該社最有影響的作品。成員們先後辦有《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創造月刊》、《洪水》等十餘種刊物。[1]以其獨特的文學主張和鋒芒畢露的文學活動,成為五四以後新文學一支生力軍,特別在文學青年中激起強烈共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創造社主要成員大部分傾向革命或從事革命實際工作。隨後,表現出「轉換方向」的態勢,並有新從日本回國的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思想激進的年輕一代參加,遂發展而為後期創造社。後期創造社與太陽社一起大力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
1923年5月13日,創造社的《創造周報》創刊,泰東圖書局出版,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編輯。發刊詞是郭沫若寫的一首詩《創世工程之第七日》 。詩中表示"我們是不甘於這樣缺陷充滿的人生,我們是重新創造我們的自我",「我們自我創造的工程,便從你貪懶好閑的第七天做起"。《創造周報》於1924年5月停刊,共出52期。
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樹》、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馮乃超的《藝術與社會生活》、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等文章,要求文學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面向工農大眾,作家要獲得無產階級意識;對五四以後的文學和魯迅等作家,卻作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意識代表進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1929年2月,創造社為國民黨政府封閉。
創造社
編輯本段過程
「五四」新文學運動初期成立的文學團體。1921年6月8日在在郁達夫的寓所,即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第二改盛館正式宣告成立,初期成員主要由在日本留學的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組成。他們於1921年秋在上海出版發行了《創造社叢書》,最初收郭沫若的詩作《女神》、郁達夫的小說集《沉淪》以及郭沫若所譯德國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等。隨後於1922年5月起在上海出版《創造》季刊(至1924年2月止,共出2卷6期),1923年5月起出版《創造周報》(至1924年5月止,共出52期)。同年7月在《中華新報》編輯文學副刊《創造日》(至1923年11月止,共出101號)。
這些著譯和刊物以文藝思想和創作傾向的獨特吸引了大量讀者。
創造社在前期被認為是尊重天才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注重自我表現的文學團體。前期作家們的創作側重主觀內心世界的刻畫,具有濃重的抒情色彩。他們的文學主張、創作以及所介紹的外國作品形成了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傾向。強調文學必須忠實於自己「內心的要求」,是前期創造社文藝思想的核心。創造社的這種藝術傾向,在打破封建文學「文以載道」的舊傳統方面,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而且郭沫若的詩作、郁達夫的小說,以及創造社其他成員的創作,思想內容上大都具有強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所介紹和翻譯的歐洲18世紀啟蒙主義、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作品中表達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個性解放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與民主革命的要求相一致。雖然在浪漫主義文學中有的作者也感染了歐洲「世紀末」文學種種現代流派的影響,但總的說來創造社的浪漫主義傾向,對「五四」以來新文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創造社主要成員大部分傾向革命,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後參加革命實際工作。繼《創造》季刊、《創造周報》以後,他們又於1924年8月創刊《洪水》(至1927年12月止,包括增刊共出38期),1926年 3月創刊《創造月刊》(至1929年1月止,共出18期)。在《創造月刊》上,創造社已表現出「轉換方向」的態度,開始了後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與創作。郭沫若在《創造月刊》第1卷第3期發表《革命與文學》一文,首倡「我們所要求的文學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成仿吾則在1928年 2月1日出版的《創造月刊》第 1卷第9期發表《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號召「我們努力要獲得階級意識」,「努力把握唯物的辯證法的方法」。他們曾一度計劃與魯迅等人組成聯合戰線,恢復《創造周報》作為共同園地從事進步的文學活動,但由於剛從日本回國的創造社新成員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以為這不足以代表一個「新的階段」,遂廢除前議,另行創刊《文化批判》。馮乃超在1928年1月15日出版的該刊第1號上發表《藝術與社會生活》,李初梨在同年2月15日出版的該刊第2號上發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提出作家「轉換方向」和建設無產階級文學的理論主張。他們在文中批評了葉聖陶、郁達夫、魯迅、郭沫若、張資平五個有影響的作家,從而引起了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之間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
創造社在前期活動中,雖然不贊成文學研究會提倡的自然主義和寫實主義,對當時有影響的作家的作品,往往以「庸俗」為名進行批評,但也培養了大批後來成為不同流派的著名的青年作者;並且從開始便反對當時文藝領域中的反動傾向。在1923年11月和1924年 1月成仿吾和郭沫若都曾先後撰文批評了胡適以「整理國故」為名從新文化運動中倒退的行為。後期創造社更是旗幟鮮明地批判了「新月派」主要成員在「革命文學」論爭中的資產階級觀點和態度。彭康和馮乃超等人都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撰文闡明了「革命與人性」、「天才是什麼」、「文學的階級性」以及革命文學等問題。
後期創造社受當時國際國內左傾思潮影響,理論倡導和文學活動不免帶有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傾向,在「革命文學」論爭中對待魯迅、茅盾等作家表現出了偏激的情緒,然而大部分成員在參加革命實踐,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蘇聯新興無產階級文藝方面,以及倡導革命文學和革命文學理論建設方面,都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幻洲》半月刊創刊
1926年10月1日,創造社後期刊物《幻洲》半月刊創刊。由創造社和光華書局後出版。全刊分上,下兩部,上部又名《象牙之塔》,葉靈鳳主編,專載文藝作品;下部又名《十字街頭》,潘漢年主編,專載雜文、述評。上部主要作者有周全平、滕剛、宰木(潘梓年)等下部有潘漢年、田漢、蔣光赤等。
該刊以"擺脫一切舊勢力的壓迫與束縛,以期能一無所忌地自由發表思想"為宗旨。1928年1月出至第2卷第8期後停刊,共20期。
編輯本段撰文
成仿吾痛斥"整理國故"
1923年11月18日,成訪吾在創造月刊第28期發表國學運動之我見,斥責整理國故是倒行逆施的狂妄。早在論國故學一文中提出"整理國故"的主張,提倡從訓詁、校勘、引導人們理頭於故紙堆中,說"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對此,成仿吾指出:國學運動的實質"只不過是要在死灰中尋出火燼來滿足他們那'美好的昔日'的情諸,他們是想利用盲目的愛國的心理實行他們倒行逆施的狂妄"。
成仿吾詩作
1927年9月,成仿吾於創造社該月版《流浪》發表詩作《靜夜》,表達了詩人心中的苦悶,彷徨以及對理想的憧憬和嚮往。
一、死一般的靜夜!我好像在空中浮起,渺渺茫茫的。
我全身的熱血,不住地低聲潛躍,我的四肢微微地戰著。
二、我漂著,我聽見大自然的音樂。
徐徐的,清清的,我跟著他的音波,我把他輕輕吻著,我也飛起輕輕的。
麥克昂作品
1928年5月1日,創造月刊第1卷第11期發表麥克昂的文章桌子的跳舞。文章指出:"沒有時代精神的作品是沒有偉大性的"。作者認為:"我們的文學家假如有無產階級的精神,那我們的文壇一定會有進步"。"我們的目的是要消滅布爾喬亞階級,乃至消滅階級的,這點便是普羅列塔利亞文藝的精神。
彭康談"健康"和"尊嚴"
1928年7月10日,在《創造月刊》第1卷第12期發表了創造社成員彭康的文章《什麼是"健康"和""尊嚴" 一 〈新月的態度〉底批評》。彭康在文章中針對《新月》雜志的發發刊詞,回擊了新月派的挑戰,他指出:"折辱'了他們的'尊嚴',即是新興階級獲得了尊嚴。'妨礙'了他們的'健康',即是新興階級增進了健康"。
創造社要求戰士社道歉
6月12日,就《青年戰士》第4期復活號上,造謠說"創造社為共產黨之爪牙,曾領受第三國際之宣傳費"一事,創造社委託劉世芳律師致函青年戰士社,要求該社登報更正道歉。8月14日,青年戰士社函復劉世芳律師,認為此事與法律問題無涉,系國民黨與共產黨言論政治之爭,並繼續造謠誣蔑,大肆攻擊共產黨。
1928年以後,郭沫若避居日本,從事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和對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學的研究;成仿吾赴法留學,回國後到革命根據地從事教育工作;後期創造社的一部分成員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先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其中專門從事理論活動的彭康、朱鏡我等,以後都轉入「中國社會科學聯盟」工作。而曾作為創造社當年發起人之一的田漢,早已另組南國社從事戲劇活動,張資平則另開書店,無形中脫離了創造社,以詩人出名的王獨清則被清除出社。
1929年 2月創造社終於為國民黨當局封閉。隨後創造社、太陽社的成員與包括魯迅在內的進步作家合作,於1930年初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從而在中國整個30年代興起了影響深遠的左翼文藝運動。
編輯本段成果
創造社前期主辦的刊物有《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中華新報》副刊)、《洪水》半月刊;後期的刊物主要有《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除文學外,後期創造社刊物更注意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科學問題的研究和宣傳。創造社成立後即編輯和出版創造社叢書,出版的主要是該社成員的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理論及譯作,在近十年的時間里,共出版60餘種。
創造社
④ 中國現代文學中"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文學主張有什麼不同
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文學主張不同點如下:
1、為人生與為自我
文學研究會注重與通過文學的表現形式來反映社會,關注人生。他們把「為人生」作為文學主張,在《文學研究會宣言》中這樣陳述:「將文藝當做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於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
創造社則是直接而猛烈地抨擊社會現實中的弊端,企圖改造社會。他們側重自我表現,較少客觀描繪。無論是詩歌、散文還是小說、戲劇,都帶有濃重的主觀抒情的色彩。
2、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文學研究會鮮明地打出現實主義的文學旗幟,提倡文學要反映社會現實,反對純文學觀點,並十分注意研究和介紹俄國、東歐、北歐等被壓迫民族的進步文學。
在創造社他們的作品裡,對於當時黑暗污濁社會所懷的不滿,直接發為大膽的詛咒和強烈的抗議。因此,熱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態的心理描寫,往往成為創造社作家表示內心激憤和反抗的必要方式。作為藝術上的特點,這些又是形成他們創作的浪漫主義傾向的因素。
(4)創造社在藝術上擴展閱讀
文學研究會是新文學運動中成立最早、影響和貢獻最大的文學社團之一,1920年底開始籌備,1921年1月在北京正式成立。發起者有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孫伏園、耿濟之、朱希祖、瞿世英、王統照、蔣百里、郭紹虞、許地山、周作人共12人。後來該會的活動中心轉到上海。
創造社是五四時期與文學研究會齊名的文學社團。1921年7月在日本東京成立。郭沫若、張資平、郁達夫、成仿吾、鄭伯奇、田漢、何畏等,是該社最早的成員。他們以多種刊物向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發動猛烈攻擊,為推動新文化運動做出了較大的貢獻。
創造社對五四以後的文學和魯迅等作家,卻作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意識代表進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1929年2月,創造社為國民黨政府封閉。
⑤ 結合郭沫若、郁達夫等作家的創作,簡述創造社「為藝術」的浪漫主義文學主張主要有哪些主要表現。
互動網路:
創造社在前期被認為是尊重天才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注重自我表現的專文學團體。前期作屬家們的創作側重主觀內心世界的刻畫,具有濃重的抒情色彩。他們的文學主張、創作以及所介紹的外國作品形成了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傾向。強調文學必須忠實於自己「內心的要求」,是前期創造社文藝思想的核心。創造社的這種藝術傾向,在打破封建文學「文以載道」的舊傳統方面,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而且郭沫若的詩作、郁達夫的小說,以及創造社其他成員的創作,思想內容上大都具有強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所介紹和翻譯的歐洲18世紀啟蒙主義、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作品中表達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個性解放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與民主革命的要求相一致。雖然在浪漫主義文學中有的作者也感染了歐洲「世紀末」文學種種現代流派的影響,但總的說來創造社的浪漫主義傾向,對「五四」以來新文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⑥ 比較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異同 在藝術主張上的異同
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歷程中,尤其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分別引領著當時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思潮而並行。兩者同為二十年代的文學社團,但文學取向卻不同。前者」文學為人生」,後者」文學為藝術」,直接顯現著其思想傾向,此時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兩大文學社團。但其本相同。
所謂本質相同,也要看是在哪個歷史時期,隨著中國當時國情戰局的變化,到了40年代的時候,創造社轉型,現實主義傾向越來越明顯,終於與文學研究會站到了一條戰線上。
另外,有的作家分別擔任這兩大文學社團的重要成員也是主要的原因,如郭沫若等。
文學研究會是新文學運動中成立最早、影響和貢獻最大的文學社團之一。其宗旨是「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
文學研究會的特點:
1、把「為人生」作為文學主張。關注社會,關注底層,面向大眾。
2、創作手法以現實主義的描寫方法為根本。把對黑暗污濁社會的不滿,滲透於現實本身的細密描繪和深入剖析之中。
創造社的特點:
1、在內容上以側重自我表現為主,較少客觀描繪。無論是詩歌、散文還是小說、戲劇,都帶有濃重的主觀抒情的色彩。
2、在表現手法上,利用熱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態的心理描寫,來對現實社會中的丑惡現象大膽詛咒和強烈抗議。創作中的浪漫主義傾向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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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什麼是創造社
「五四」新文學運動初期成立的文學團體。1921年7月由在日本留學的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組成。他們於1921年秋在上海出版發行了《創造社叢書》,最初收郭沫若的詩作《女神》、郁達夫的小說集《沉淪》以及郭沫若所譯德國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等。1922年5月起在上海出版《創造》季刊,1923年編輯出版《創造周報》以及《中華新報》的文學副刊。
創造社在前期以「尊重天才、主張自我表現」為藝術宗旨,作品有典型的早期浪漫主義唯美特徵,對中國的新文學運動起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以創造社為核心所形成的詩歌流派也稱為早期浪漫主義。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創造社主要成員大部分傾向革命或從事革命實際工作。隨後,表現出「轉換方向」的態勢,並有新從日本回國的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思想激進的年輕一代參加,遂發展而為後期創造社。後期創造社與太陽社一起大力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後期的創造社還有從日本歸來的馮乃超、王獨清、穆木天、彭康等新會員加入。主要刊物有《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1929年2月,創造社為國民黨政府關閉。
⑧ 創造社的代表作家,有哪些
創造社在「五四」時代是狂飆突進的浪漫派,這一派的作家側重自我表現,較少客觀描繪。無論是詩歌、散文還是小說、戲劇,都帶有濃重的主觀抒情的色彩。在他們的作品裡,對於當時黑暗污濁社會所懷的不滿,主要不是滲透於現實本身的細密描繪和深入剖析之中,而是直接發為大膽的詛咒和強烈的抗議。因此,熱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態的心理描寫,往往成為創造社作家表示內心激憤和反抗的必要方式。作為藝術上的特點,這些又是形成他們創作的浪漫主義傾向的因素。
除新詩的開拓者郭沫若而外,創造社在小說、散文方面的代表作家是郁達夫。
郁達夫(1896—1945)除了中國古典詩文等傳統教育里必修書之外,少年時代就愛讀小說戲曲作品;留學日本期間,曾廣泛涉獵外國文學,深受近代歐洲、日本各種社會思潮和文藝作品的熏陶。十年的異國生活,使他飽受屈辱和歧視,激發了愛國熱忱,也養成了憂傷、憤世、過敏而近於病態的心理。他從研究經濟學轉到對文學產生濃厚的興趣。最初曾發表過一些舊詩,一九二一年參加發起創造社的前後他開始了小說的創作。早年作品如《銀灰色的死》、《沉淪》、《南遷》、《懷鄉病者》、《風鈴》等,均寫留日學生的生活片斷,著重表現其內心的悒鬱、苦悶,體現著他的「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註:郁達夫:《過去集·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的主張;即如《採石磯》中所寫的清代詩人黃仲則,實際上也都含有作者自我寄託的成分。在表達個人對社會的憤懣方面,郁達夫這些作品具有自己的特色:不同於郭沫若的強烈反抗,而是一種帶點灰色、感傷的調子,——彷彿是一些不甘沉淪卻又無力掙扎者發出的呼喊,或者是一些究愁潦倒、孤獨憤世者的頌訴和嘆息。郁達夫作品的這種特色,正代表了創造社一部分成員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