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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振鐸創造社

發布時間:2021-07-19 01:10:18

① 分析比較文研會和創造社的文學主張以及它們對新文學的貢獻。

文學研究會
「五四」新文學運動中最早成立的文學社團。它「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文學研究會簡章》),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均傾向於現實主義。

五四運動以後,一些經受新思潮沖擊並且懷著美好希望覺醒過來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渴望通過文藝來表述自己的政治苦悶和人生理想;文學革命的發展也要求在創作實績上有新的突破。新的文學社團於是應運\而生。文學研究會不但是成立最早的文學社團,而且因其成員多、影響大,在流派發展上具有鮮明突出的特色,成為新文學運動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文學社團。它的發起者與參加者後來有許多成為對中國新文學運\動有卓越貢獻的人物。

文學研究會於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發起人為: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許地山、王統照、耿濟之、郭紹虞、周作人、孫伏園、朱希祖、瞿世英、蔣百里。後來陸續發展的會員有謝婉瑩(冰心)、黃廬隱、朱自清、王魯彥、夏丏尊、老舍、胡愈之、劉半農、劉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共達170餘人。成立時發表有《文學研究會宣言》及《文學研究會簡章》。會址設在北京。

文學研究會成立初期,除出版刊物、編輯叢書外,還組織成立了「讀書會」。「讀書會」設中國文學組、英國文學組、俄國文學組、日本文學組(以上按國別分組)、小說組、詩歌組、戲劇文學組、批評文學組(以上按文學類別分組)。規定凡文學研究會會員均須加入讀書會。這對提高會員文學素養和創作及研究水平起了積極的作用。

文學研究會的會刊,最主要的是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經過革新由沈雁冰接編後由鄭振鐸等人相繼主編的《小說月報》(自第12卷第 1號起至1931年12月第12卷第12號止,不計號外,共出132期);此外還陸續出刊了《文學旬刊》(《文學旬刊》有北京和上海各自編輯的兩種,上海《文學旬刊》自1921年5月作為《時事新報》副刊出刊,到1929年第9卷第5期止,共出380期;第81期改名《文學》,每周一期,第172期又改名《文學周報》,始脫離《時事新報》單獨發行。北京《文學旬刊》自1923年出刊到1925年共出82期)、《詩》月刊(1922至1923年,共 7期)等刊物。出版了以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為主同時也注重本國新文學創作的《文學研究會叢書》。

文學研究會奉行的原則是:「反對把文學作為消遣品,也反對把文學作為個人發泄牢騷的工具,主張文學為人生。」(沈雁冰《關於文學研究會》)從「為人生」出發,他們主張「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的現象,表現並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反對唯美派脫離人生的「以文學為純藝術」的觀點。他們的創作大都以現實人生問題為題材,產生了一批所謂「問題小說」。

文學研究會在反對封建主義、反對鴛鴦蝴蝶派的游戲文學方面採取了一致的態度,不僅反對舊禮教,也反對舊文學,對《禮拜六》、《游戲雜志》一類刊物進行了有力斗爭。但會員們在建設新文學的具體主張上意見並不一致。如有部分成員抽象犟調「善」和「真」;有的雖然提倡「血和淚的文學」,但在反對藉文學「闡道翼教」封建觀念的同時,卻又承認「作者無所為而作,讀者無所為而讀」的「非功利」的觀點。另一些成員則比較明確地鼓吹進步文學的主張,提出「表現社會生活的文學是真文學」,「在被迫害的國度里」,作家應該注意觀察和描寫社會的黑暗、人們生活的痛苦及新舊兩代思想上的沖突。

在創作方法上,文學研究會繼《新青年》之後,進一步高舉現實主義的旗幟,犟調「新文學上的寫實主義,於材料上最注重精密嚴肅,描寫一定要忠實」。由於當時的時代限制和理論局限,他們分不清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的界限,理論主張中常夾雜著自然主義的成分。

文學研究會十分重視外國文學的研究介紹。他們的目的一半是為了介紹外國的文藝以促進中國新文學的發展,一半是為了介紹世界的現代思想(茅盾《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他們著重翻譯俄國(包括後來的蘇聯)、法國、北歐及東歐諸國、日本、印度等國的現實主義名著,介紹了普希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高爾基、莫泊桑、羅曼‧羅蘭、易卜生、顯克維奇、阿爾志跋綏夫、安特萊夫、拜倫、泰戈爾、安徒生、蕭伯納、王爾德等人的作品。該會會刊《小說月報》出過「俄國文學研究」、「法國文學研究」等特號和「被損害民族的文學」專號,出過「泰戈爾號」、「拜倫號」、「安徒生號」等專輯,在介紹外國進步的現實主義文學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文學研究會成立宣言帶有著作工會色彩,它宣稱,文學研究會的成立「是建立著作工會的基礎」,希望「著作同業的聯合」,以「謀文學工作的發達與鞏固」。由於主客觀方面的原因,他們後來的活動未能完全按計畫進行,組織相當鬆散。1932年初《小說月報》停刊後,該會活動即基本停頓。

創造社

中國現代文學團體。1921年6月由留學日本歸來的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前期的創造社反對封建文化、復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張自我表現和個性解放,強調文學應該忠實於自己「內心的要求」,是其文藝思想的核心命題,表現出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傾向。郭沫若的詩集《女神》,郁達夫的小說《沉淪》及郭沫若的譯作《少年維特之煩惱》(歌德),是該社最有影響的作品。以其獨特的文學主張和鋒芒畢露的文學活動,成為五四以後新文學一支生力軍,特別在文學青年中激起強烈共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創造社主要成員大部分傾向革命或從事革命實際工作。隨後,表現出「轉換方向」的態勢,並有新從日本回國的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思想激進的年輕一代參加,遂發展而為後期創造社。後期創造社與太陽社一起大力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樹》、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馮乃超的《藝術與社會生活》、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等文章,要求文學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面向工農大眾,作家要獲得無產階級意識;對五四以後的文學和魯迅等作家,卻作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意識代表進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1929年2月,創造社為國民黨政府封閉。

創造社前期主辦的刊物有《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中華新報》副刊)、《洪水》半月刊;後期的刊物主要有《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除文學外,後期創造社刊物更注意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科學問題的研究和宣傳。創造社成立後即編輯和出版創造社叢書,出版的主要是該社成員的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理論及譯作,在近十年的時間里,共出版60餘種。

② 「文研會」,「創造社」名詞解釋

文學研究會於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發起人為:鄭振鐸、沈雁冰(茅盾)、葉紹鈞(葉聖陶)、許地山、王統照、耿濟之、郭紹虞、周作人、孫伏園、朱希祖、瞿世英、蔣百里。後來陸續發展的會員有謝婉瑩(冰心)、顧毓琇、黃廬隱、朱自清、王魯彥、夏丏尊、舒慶春(老舍)、胡愈之、劉半農、劉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共達170餘人。成立時發表有《文學研究會宣言》及《文學研究會簡章》。會址設在北京。文學研究會是新文學運動中成立最早、影響和貢獻最大的文學社團之一。其宗旨是「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文學研究會成立宣言帶有著作工會色彩,它宣稱,文學研究會的成立「是建立著作工會的基礎」,希望「著作同業的聯合」,以「謀文學工作的發達與鞏固」。由於多方面的原因,他們後來的活動未能完全按計劃進行﹐組織相當鬆散。1932年初《小說月報》停刊後,該會活動即基本停頓。
五四」新文學運動初期成立的文學團體。1921年7月由在日本留學的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組成。他們於1921年秋在上海出版發行了《創造社叢書》,最初收郭沫若的詩作《女神》、郁達夫的小說集《沉淪》以及郭沫若所譯德國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等。1922年5月起在上海出版《創造》季刊,1923年編輯出版《創造周報》以及《中華新報》的文學副刊。

創造社在前期以「尊重天才、主張自我表現」為藝術宗旨,作品有典型的早期浪漫主義唯美特徵,對中國的新文學運動起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以創造社為核心所形成的詩歌流派也稱為早期浪漫主義。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創造社主要成員大部分傾向革命或從事革命實際工作。隨後,表現出「轉換方向」的態勢,並有新從日本回國的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思想激進的年輕一代參加,遂發展而為後期創造社。後期創造社與太陽社一起大力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後期的創造社還有從日本歸來的馮乃超、王獨清、穆木天、彭康等新會員加入。主要刊物有《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1929年2月,創造社為國民黨政府關閉。

③ 比較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異同 在藝術主張上的異同

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歷程中,尤其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分別引領著當時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思潮而並行。兩者同為二十年代的文學社團,但文學取向卻不同。前者」文學為人生」,後者」文學為藝術」,直接顯現著其思想傾向,此時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兩大文學社團。但其本相同。
所謂本質相同,也要看是在哪個歷史時期,隨著中國當時國情戰局的變化,到了40年代的時候,創造社轉型,現實主義傾向越來越明顯,終於與文學研究會站到了一條戰線上。
另外,有的作家分別擔任這兩大文學社團的重要成員也是主要的原因,如郭沫若等。
文學研究會是新文學運動中成立最早、影響和貢獻最大的文學社團之一。其宗旨是「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
文學研究會的特點:
1、把「為人生」作為文學主張。關注社會,關注底層,面向大眾。
2、創作手法以現實主義的描寫方法為根本。把對黑暗污濁社會的不滿,滲透於現實本身的細密描繪和深入剖析之中。
創造社的特點:
1、在內容上以側重自我表現為主,較少客觀描繪。無論是詩歌、散文還是小說、戲劇,都帶有濃重的主觀抒情的色彩。
2、在表現手法上,利用熱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態的心理描寫,來對現實社會中的丑惡現象大膽詛咒和強烈抗議。創作中的浪漫主義傾向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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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創造社名詞解釋

創造社 [ chuàng zào shè ]
生詞本
基本釋義 詳細釋義
[ chuàng zào shè ]
「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回著名的新文學團體。1921年,由 郭沫若、郁達答夫、成仿吾 等發起成立。反帝反封建及積極浪漫主義是其基本傾向。1929年2月被國民黨政府封閉。其先後出版的主要刊物有:《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洪水》、《創造月刊》、《文化批判》等,並編輯出版了《創造叢書》等。

⑤ 請問新月社的代表人物,語絲社的代表人物,文學研究會的代表人物,創造社的代表人物各是誰,請詳細列舉。

1、新月社來:胡適、徐志摩自、聞一多、梁實秋

2、語絲社:孫伏園、周作人

3、文學研究會: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郭紹虞、朱希祖、瞿世英、蔣百里、孫伏園

4、創造社: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田漢、鄭伯奇

(5)鄭振鐸創造社擴展閱讀

新月社於1923年成立於北京,是五四以來最大的以探索新詩理論與新詩創作為主的文學社團。該社活動在1927年春遷往上海,1933年結束。

文學研究會不但是成立最早的文學社團,而且因其成員多、影響大,在流派發展上具有鮮明突出的特色,成為新文學運動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的小說創作佔有重要比例,曾有沈雁冰、鄭振鐸先後主編了《小說月報》。

創作社以其獨特的文學主張和鋒芒畢露的文學活動,成為五四以後新文學一支生力軍,特別在文學青年中激起強烈共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創造社主要成員大部分傾向革命或從事革命實際工作。

隨後,表現出「轉換方向」的態勢,並有新從日本回國的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思想激進的年輕一代參加,遂發展而為後期創造社。後期創造社與太陽社一起大力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

⑥ 鄭振鐸資料

筆 名: 西諦、鄭源新、落雪
性 別: 男
生卒年月: 1898~1958
民 族: 漢族
[編輯本段]簡介
鄭振鐸(1899~1958)我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國內外聞名的收藏家,訓詁家。原籍福建省長樂縣,生在浙江省永嘉縣(今溫州市)。1917年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學習。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同時與沈雁冰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曾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小說月報》主編,上海大學教師,《公理日報》主編,1927年旅居英、法,回國後歷任北京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上海暨南大學教授,《世界文庫》主編,1937年參加文化界救亡協會,與胡愈之等人組織復社,出版《魯迅全集》,主編《民主周刊》,1949年後歷任全國文聯福利部部長,全國文協研究部長、人民政協文教組長,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長,民間文學研究室副主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文聯全委、主席團委員,全國文協常委,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19年開始發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8年10月17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翌日因飛機突然失事遇難殉職。
著有專著《文學大綱》、《俄國文學史略》、《中國文學論集》、《中國俗文學史》、《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基本建設及古文物保護工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版畫史圖錄》,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僂集》、《歐行日記》、《山中雜記》、《短劍集》、《困學集》、《海燕》、《民族文話》、《蟄居散記》,譯著《沙寧》、《血痕》、《灰色馬》、《新月集》、《飛鳥集》、《印度寓言》,《鄭振鐸文集》、《鄭振鐸選集》,編輯《中國短篇小說集》、《北平箋譜》(與魯迅合編)等。其中《貓》入選人教版初中教材。詩篇:《我們是少年》。
[編輯本段]青年時代曾回故鄉
鄭振鐸雖然生長在溫州,後來升學到北京,從鐵路管理學校畢業後到了上海,長期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但是,他和故鄉親人卻是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並且回過故鄉。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啟明(周作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鐸回鄉葬祖去了」(見《茅盾書信集》,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出版)。據研究鄭振鐸的專家陳福康博士考證,這次經福州到長樂葬祖的時間有一個多月。這里的「回鄉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長樂首占村老家了。1995年初冬,長樂首占村為紀念鄭振鐸徵集有關的文物,徵集到一件珍貴的資料——首占鄭氏殘缺的「訃告」,在一張八開紙上,尚能見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緦服侄曾孫振鐸」等字樣,分析起來,這是鄭振鐸的曾伯祖或曾叔祖喪葬的「訃告」,這正印證了他有「回鄉葬祖」之行。另據首占鄭氏族親追憶,那個年代,首占「岱陽鄭氏宗祠」內懸掛有許多反映鄭氏先輩事跡的匾額和介紹,正中掛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書鄭世威(1503~1584年)親書的「世培忠厚」的祖訓……這一切,使鄭振鐸對先輩的業績和可貴的品質有了更多的了解,對故鄉增添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雖然長期在異鄉生活、學習、工作,但是,他卻始終是關心和熱愛故鄉的。
[編輯本段]與故鄉人民心連心
1919年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福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福州,各校學生曾先後兩次集會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追悼被反動軍警毆打致死的北京大學閩籍學生郭欽光;在廈門,青年學生舉行集會示威遊行,後來又發展成為有各界人士參加的國民大會,憤怒聲討軍閥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閩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卻先後派軍艦到廈門、福州,實行武裝威脅,在福州甚至開槍逞凶。在北京的鄭振鐸聞訊,就積極參加組織旅京福建省學生抗日聯合會,成為該會領導人之一。他參加編印《閩潮》,奔走呼號,聲援故鄉的反帝愛國運動,始終和故鄉的人民心連心。原籍福建長樂的著名作家冰心,當時就讀於北京協和女子大學預科,她就是在這次聲援活動中認識鄭振鐸的。時隔60年,冰心對他的愛國愛鄉熱情和感慨激昂的發言,還有深刻的印象。
[編輯本段]熱情接待故鄉學子
鄭振鐸雖然長期在京滬一帶任職,但凡是故鄉有人來訪,他總是熱情接待,並仔細了解故鄉的情況。由於歷史上長樂屬福州府轄,所以從概念上說,故鄉的范圍自然是比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學青年———三山中學高中生陳洪海(「青青文藝社」社員),因為聽說暨南大學文學院在院長鄭振鐸主持下,教授陣容很強,他很想越級報考該院。經當時在福州供職的著名文學家郁達夫(1886~1945年)介紹,到上海去拜訪鄭振鐸,受到其熱情的接待。鄭振鐸看完介紹信之後,先了解郁達夫在福州的近況,接著又詳細問及:陳儀(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麼「措置」?省教育廳廳長鄭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績?因為那時正值鄭貞文進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縣立學校停換教員校長的時候,他從報紙上已看到一些報道。他認為「鄭貞文也有鄭貞文的苦衷」,他特別關切地問: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福州橫行的表現、福州的建設、文化事業進展、故鄉失業人數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怎樣?……陳洪海介紹了有關情況之後,他感慨地說:「大概民國十七八年時代,福建人最來得樂觀!」最後,鄭振鐸說,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學雜志上看到陳洪海的作品,頗為贊許。故鄉的文學青年往訪鄭振鐸,當然不止一個,黃駿霖先生在《憶西諦鄭師》(載《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談及他在燕京大學求學和上海執教期間,受到這位「大同鄉」親切接待和關懷的情況。這些事例說明,鄭振鐸當時雖然沒有到福州,但對故鄉的情況卻有所了解,並且極為關切。當然,他對故鄉情況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編輯本段]不忘故土鄉情深厚
鄭振鐸不忘自己祖輩生長的故土,還表現在他的鄉情上,他總是公開標明自己是福建長樂人,有時撰稿編書,還特意署上「長樂」二字,例如《清人雜劇初集跋》結尾時,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長樂鄭振鐸跋」他編的一本書名就是《長樂鄭氏匯印傳奇第一集》,在此書的序文後,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長樂鄭振鐸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長樂西諦」。「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直至他遇難的前十天,在「最後一次講話」中,還說「我是生長在溫州的福建人」。
鄭振鐸雖然自幼生長在溫州,但因家庭生活環境關系,卻能說福州方言,他和家裡人日常談話都是用福州話。1931年冬,鄭振鐸在《紀念幾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載清華大學《文學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頻(1903~1931年)在上海會面的一些情況時寫道:「他和我見面的時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話,常使我很感動,我雖生長在外鄉,但對本地的鄉談,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這就是說,他們二人雖然長期在外地,但是鄭振鐸的福州話,要比胡也頻說得好些。在飲食愛好方面,鄭振鐸也是保留著家鄉的特色,以富有家鄉風味的閩菜,招待文朋好友,顯然,這是鄭振鐸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請魯迅、冰心等人,席間吃的就是其母親親手烹調的福建菜。鄭振鐸還很喜歡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鄉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贈給魯迅。
[編輯本段]鄉情流露在作品中
從鄭振鐸的文學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對故鄉感情之深。1926年,鄭振鐸到莫干山避暑期間寫的散文《月夜之話》,通過月下乘涼的絮語,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對福州民歌的喜歡和贊賞。高夢旦先生向他介紹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錄下來,並把福州方言民歌譯成普通話,加以解釋,通過自己的作品介紹給讀者,的確像《真鳥仔》這樣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鄭振鐸因為懂得福州地區方言,才能夠把原意譯出。
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工農群眾和革命知識分子。鄭振鐸被迫遠走歐洲。他擷取了赴歐途中的一個生活片斷,寫了《海燕》。他憑借對故鄉的了解,用工筆的手法描繪家鄉在萬物崢嶸、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來的逗人喜愛的小燕子,任情地橫掠斜飛,飛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舊巢安身。他寫道:「燕子歸來尋舊壘」,「這便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可愛活潑的小燕子。」在「離家是幾千里,離國是幾千里」的海路上,「不料卻見著我們的小燕子」。他從內心抒發了浪跡天涯的遊子對祖國和故鄉魂牽夢縈的思念之情。
因此,鄭振鐸長期在異鄉,卻能夠鄉音不改,在生活、飲食、愛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從其家庭長輩接受了影響,還因為他和閩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務印書館工作之後,得到該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的賞識,並於1923年與其小女高君箴(蘊華)結婚,感情十分融洽。高夢旦(1870~1936年),原名鳳謙,常用筆名崇有,籍貫也是福建長樂,他是26歲才離開故鄉的,老家就在與鄭氏祖居地首佔一田之隔的龍門鄉,這樣,鄭振鐸的一家仍然保持著家鄉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而高夢旦學識豐富,諳熟閩中民間文學、方言和風土人情,也使鄭振鐸得到不少教益。
代表作品有:《文學大綱》、《俄國文學史略》、《中國文學論集》、《中國俗文學史》、《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基本建設及古文物保護工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版畫史圖錄》,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僂集》、《歐行日記》、《山中雜記》、《短劍集》、《困學集》、《海燕》、《民族文話》、《蟄居散記》,譯著《沙寧》、《血痕》、《灰色馬》、《新月集》、《飛鳥集》、《印度寓言》,《鄭振鐸文集》、《鄭振鐸選集》,編輯《中國短篇小說集》、《北平箋譜》(與魯迅合編)等。其中《貓》入選人教版初中教材,《唯一的聽眾》選入六年級課本
[編輯本段]福州之行收獲巨大
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鐸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職期間,參加「全國人民慰問人民解放軍代表團」於2月27日到達福州,慰問駐福建前線三軍。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他作為慰問總團代表之一,曾在前線某部大會上講話慰問駐軍並作過報告,以具體的事實,生動地說明了祖國在總路線照耀下四年來各方面建設的輝煌成就,給廣大指戰員以極大鼓舞;他和代表們登山越海,深入前線進行親切的慰問活動,受到指戰員的熱烈歡迎,在此期間,他還和文藝界人士舉行座談,進行了參觀活動。他對福建發展的大好形勢,有著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給友人劉哲民的信中寫道:「福州市面很繁榮,土特產不少,因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東西便無法運到外面推銷。像漆的筷子,最為精良,但運到外邊的卻不是上等貨,紙張也很好,水果極多,將來當能大大交流也。」信中還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時間寫信;但有些故事是應該寫出的,不知在什麼時候寫?回北京後,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動筆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寫道:「這一月多的慰問,收獲甚大,或將寫幾篇文章出來,正在仔細打腹稿;不知能否寫好?」的確,他此行收獲很大,故鄉的山山水水,許多生動感人的事跡,在他腦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素材。然而,由於他返北京後公務繁忙,終未能及時動筆。1957年他又因公來福州,關心問及清道光年間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長篇評話《榴花夢》收集的情況。這部巨著,全書360卷,483萬字,比《紅樓夢》長4倍,他親自查閱此書,建議由福建省文化廳,福建師大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鄭振鐸雖然對故土情深,但終因身負重任,工作繁忙,對外文化交流又多,不僅在來福建慰問一個多月里,他以公務為重,未曾回過長樂首占。1957年來榕以後,也未能再回故鄉!
愛國愛鄉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事實說明,鄭振鐸對故鄉的感情很深,但這種鄉情並非出於狹隘的家鄉觀念,他不論到哪裡,總是積極投入於當地的愛國運動。他不論是在溫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總是和當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並且積極投入反帝斗爭和抗日救亡運動。他雖然能講福州話,但與家鄉來訪的文學青年陳洪海等人談話時,卻是講「國語」(普通話)。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張「中國之知識界應一律說國語,如知識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說他的方言,則國語永無普遍的一日。」顯然,他雖熱愛故鄉,但他總是從整體來考慮,把對祖國的愛擺在前面的。而他為祖國的早日富強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遠值得後人追懷!
[編輯本段]鄭振鐸的愛情故事
鄭振鐸,生於1898年,祖籍福建長樂。他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傑出的文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五四運動時,他是北京鐵路學校學生領袖,1919年,與瞿秋白等人創辦《新社會》旬刊,1920年11月,與沈雁冰等人發起成立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
戀愛
鄭振鐸的初戀並不順利,那時,他正在北京讀書,北京的福建同學組織抗日聯合會,經常聚會。他自然是每會必到,到則必慷慨陳詞。當時,全國最著名的女子高等學府——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以戰國「四公子」自許的女高師「四公子」中,就有3個是福建籍。其中,有一個叫黃世瑛,出身於有錢人家,家裡既有恆產,又代代做官,她的父親此時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這樣的小姐,居然也參加愛國活動,還擔任了校學生自治會主席,而且長得很漂亮,在愛國學生運動中,鄭振鐸對她很有好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他覺得只要幾天不見黃世瑛,便彷彿定不下心來。有時,他正好有關於學生運動的事,便闖進女高師紅樓去,當時,因五四運動的沖擊,女高師當局已被迫放寬了原先如同監獄看守般的門衛制度。遺憾的是,由於黃世瑛的猶豫和她父母的反對,鄭振鐸長時間處於無可奈何的痛苦中。
1921年上半年,經沈雁冰介紹,鄭振鐸進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編務之外,他還到商務出資辦的神州女中兼課。這時,他的學生、商務印書館總編輯高夢旦先生的小女兒高君箴,闖入了他的生活。
1922年12月8日,他主編的《兒童世界》上發表了高君箴譯述的童話《怪戒指》。她非常興奮地對他說,今後還想再投稿。他似乎受到了鼓舞,但初戀的失敗,使他變得格外謹慎。同事鄭心南與他和高夢旦都是福建老鄉,鄭心南便找高夢旦去探探底。高夢旦一聽心南的話,立即就高興地同意了,還說,只怕自己的女兒配不上他。什麼「門當戶對」,什麼親戚議論,他老先生一概不管。夢旦早就看中了鄭振鐸人品好,有才華,認為如果有這樣的東床佳婿,將是自己和女兒的幸福。高夢旦很快把君箴叫來,問了她的想法,並囑咐她多與鄭振鐸接觸,談談書,談談文學。
過了一段時間,也就是1923年4月,夢旦又讓女兒與他一起去杭州旅遊,好好談談。 結婚
經過一段時間後,鄭振鐸與高君箴的愛情成熟了,他們的婚禮定在這年的10月10日,在上海一品香飯店舉行。
這時鄭振鐸的母親和祖母,已搬到上海來了,母親多麼希望她惟一的兒子早點成家啊。然而,在婚禮的前一天,鄭振鐸忽然想起母親沒有現成的圖章。這可怎麼辦?因為按照當時「文明結婚」的儀式,結婚證上必須蓋上男女雙方家長、介紹人以及新娘新郎的圖章。他少年失父,因此母親的章是萬不可少的。
他急中生智,馬上請人送信給好朋友瞿秋白,他是刻印章的高手。送信的人回來了,帶來秋白的一張便條。打開一看,上題「秋白篆刻潤格」,內開: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屬急件,限日取件,潤格加倍;邊款不計字數,概收二元。他知道秋白很幽默,以為秋白這個「潤格」是表示實在太忙,無空刻。
怎麼辦呢?哦。對了,請雁冰刻吧,雁冰也會一手的。那時已是舉行婚禮的前夕,雁冰便連夜趕刻起來。
第二天一早,雁冰將新刻的圖章送到鄭振鐸家時,忽然秋白派人送來一封紅紙包,上面大書「賀儀五十元」。「啊呀,秋白真是,何必送這樣重的禮呢�」鄭振鐸正在說,雁冰便將那紙包打開了。一看,哈哈,卻是三方圖章,一個是鄭振鐸母親的,另外兩個一對,是鄭振鐸與君箴的。
鄭振鐸與君箴的對章上分別刻有邊款「長」「樂」各一字。這真是巧意雙關,一是祝他們白首偕老百年長樂,二是他們兩家都是福建長樂人。雁冰和他一算:潤格加倍,邊款二元,恰好是五十元。秋白這個玩笑,出人意外,他和雁冰都忍不住捧腹大笑,更增添了喜慶氣氛。自然,雁冰便將自己刻的那方圖章「藏拙」了,因為秋白刻的高明得多。
出國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上海市總工會召開市民抗議大會,鄭振鐸不但參加了聚會和遊行,還與胡愈之等人聯合寫了一封給國民黨的抗議信。在信中他們悲憤地說:「黨國大計,紛紜萬端,非弟等所願過問。惟目睹此率獸食人之慘劇,則萬難苟安緘默。弟等誠不忍見閘北數十萬居民於遭李寶章、畢庶澄殘殺之餘,復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軍隊之屠戮,望先生等鑒而諒之。」最後署名,鄭振鐸是領銜者。
此信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後,影響很大,反動當局惱羞成怒,通知浙江軍閥按名搜捕。4月28日,鄭振鐸最崇敬的李大釗先生,在北京被奉系軍閥殘酷殺害。在這種白色恐怖的形勢下,作為岳父的夢旦先生,堅決要他出國避難,妻子、母親和祖母,雖然不放心他一個人在外飄泊,但在家實在太危險,她們竟都裝出很高興樣子,反而鼓勵他出國,要他在外讀書。
1927年5月,他離妻別子,遠赴法國。
在國外,他用自己裁製的小本本,記簡單的日記,隔一段時間,他便根據這簡單的原始日記,改寫成詳細、生動的日記,寄給妻子君箴。他後來出版的《歐行日記》就是其中保存下來的一部分,字里行間,飽含著對妻子的深深思念。
他還從事譯著工作。從1928年3月號起,《小說月報》開始每期連載他的《希臘羅馬神話傳說中的戀愛故事》。
分離
家庭的幸福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此後,鄭振鐸與高君箴與整個民族一起又經歷了許多風雨滄桑,終於迎來了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然而,他們沒有想到,1958年10月17日成了兩人永訣的一天。
這天,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將率一個文化代表團出訪。他起得比平日更早,同平時一樣,匆匆記了前一天的日記。隨後,又匆忙給在上海的朋友靳以寫信,他說:「我就要動身到阿富汗去訪問。先到莫斯科,再轉塔什干,然後換機直飛喀布爾。麻煩的是,四季的衣服都要帶齊。雖只有三天的旅程,卻似整整地過一年…… 」
緊接著,為趕時間,他便大口大口地吃著早餐,吃完,跟家裡人說他要走了,便由兒子陪著趕往機場。因天氣不好,航班暫停,又與兒子一起回了家。下午,他接到可以起飛的通知,便又跟母親、妻子告別:「我走了,這次是真的走了。」不料,他含笑而別的話,竟成讖語。
10月20日清晨,人們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驚悉:由北京飛往莫斯科的客機失事,我國文化代表團團長鄭振鐸等同志不幸遇難……
[編輯本段]梁羽生談鄭振鐸
(選自梁羽生《筆·劍·書》,「鄭振鐸與商務」)
第一個因飛機失事而死的名作家是徐志摩,第二個是鄭振鐸。談徐志摩的甚多,我來談談鄭振鐸吧。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他擔任「中國文化團」團長,往阿富汗與阿聯訪問,飛機在蘇聯境內的卡納什地區失事。他的死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大損失。
「五四」時期,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發生極大影響的兩個文學團體,一個是郭沫若、郁達夫等人組成的「創造社」;另一個就是鄭振鐸、沈雁冰(茅盾)、耿濟之、葉紹鈞等人組成的「文學研究會」。前者著重在創作與文藝思潮的介紹,後者著重在文學名著的介紹、研究與古典文學的整理,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貢獻,可說是各有千秋。
「文學研究會」成立於一九二一年,得到商務印書館的全力支持,說來和鄭振鐸頗有關系。原來鄭的妻子高君箴乃是當時商務元老高夢旦的女兒。鄭振鐸留學英國回來,便因岳父的關系,進了商務當編輯。
鄭、高的婚禮是當年上海文化界的一件盛事,瞿秋白代表賓客致賀辭,「他便用『薛寶釵出閨成大禮』這個題目,講了又庄嚴又詼諧的一番話。大意是婦女要解放,戀愛要自由。滿堂賓客,有瞠目結舌者,有的鼓掌歡呼。」(見茅盾的《回憶錄》)這些說話,現在看來,當然平常之極,但在當時(半個世紀以前的上海)還是足以震世駭俗的。雖然當時的上海,已是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了。
不過鄭振鐸雖因岳父關系而進商務,卻不能說他是「因人成事」,只能說是「相得益彰」。商務的藏書對他提供了研究的便利,而他對商務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年以上的知識分子大概還會記得商務出版的兩種雜志——《東方雜志》與《小說月報》。這是中國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前質量最高的兩種雜志,作者都是第一流的名作家。鄭振鐸便曾當過《小說月報》的編輯。
但《小說月報》也並不是一開始就這么名重士林的,它初期是由鴛鴦蝴蝶派作家惲鐵樵主編;一九二一年後,茅盾接編,全盤革新,始成為新文藝的陣地。其後再由鄭振鐸接編,雜志有了更大的發展,這才是《小說月報》蜚聲全國的黃金時代。鄭振鐸那部著名的《文學大綱》就是先在《小說月報》上連載的。
不過,他雖然主編了當年最出名的文藝刊物,「蓋棺定論」,與其說他是名作家,卻毋寧說他是名編輯、名學人、名藏書家。因為他在這三方面的貢獻,實在要比他的創作大得多。他寫過一些短篇歷史小說和取材自希臘神話的小說,給讀者的印象似乎並不怎麼深刻,但他所主編的刊物,卻無一不是曾發生過重大影響的第一流刊物,除《小說月報》之外,如《兒童世界》可說是兒童文學的啟蒙,葉聖陶著名的童話《稻草人》便是在《兒童世界》發表的。以前在香港大學教過書的許地山,也曾將它譜過幾支兒童歌曲。另外,如《新社會》、《文學》、《文學季刊》、《文學復興》以及《時事新聞報》的副刊《學燈》等等,無一不是對當時的新文化運動起過重大作用。
另一個重大貢獻,足以與他的編輯工作相提並論甚或超過的,是他對中國文獻的搜羅和保全,他逝世之後,獻給國家的藏書,就有九萬冊之多,其中珍本無數,貢獻之大,可以想見。
他對於書籍的熱愛,尤其中年時代,對文獻的搜羅、保護,費盡心力,那是非常之令人感動的。他自己在《劫中得書記新序》(一九五六年版本)也曾經說過:「我曾經想到兩塊圖章,一塊是『狂臚文獻耗中年』,一塊是『不薄今人愛古人』。雖然不曾刻成,實際上,我的確是,對於古人、今人的著作,凡稍有可取,或可用的,都是兼收博愛的。而在我的中年時代,對於文獻的確是十分熱衷於搜羅、保護的。有時,常常做些『舉鼎絕臏』的事。雖力所不及,也奮起為之。究竟存十一於千百,未必全無補。」「狂臚文獻耗中年」出自龔定盫詩。從序言中,可見他搜羅文獻的苦心。
1953年全力籌備第一屆全國民間工藝美術展覽會,鄭振鐸任主任,龐薰琹任展覽籌備會副主任。展覽會得到中央領導的關心與肯定。

⑦ 創造社的歷史及其成員

又稱「五四」新文學運動中的新文學團體

1921年1月4日,周作人、鄭振鐸、郭紹虞、朱希祖、瞿世瑛、蔣百里、孫伏園、耿濟之、王統照、葉紹鈞、許地山等十二人在北京成立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的文學研究會。

作為響應,1921年6月上旬,留學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於日本東京成立創造社。

撰文

成仿吾痛斥「整理國故」

1923年11月18日,成仿吾在創造月刊第28期發表國學運動之我見,斥責整理國故是倒行逆施的狂妄。

早在論國故學一文中提出「整理國故」的主張,提倡從訓詁、校勘、引導人們理頭於故紙堆中,說「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對此,成仿吾指出:國學運動的實質「只不過是要在死灰中尋出火燼來滿足他們那『美好的昔日』的情諸,他們是想利用盲目的愛國的心理實行他們倒行逆施的狂妄」。

成仿吾詩作

1927年9月,成仿吾於創造社該月版《流浪》發表詩作《靜夜》,表達了詩人心中的苦悶,彷徨以及對理想的憧憬和嚮往。

一、死一般的靜夜!我好像在空中浮起,渺渺茫茫的。

我全身的熱血,不住地低聲潛躍,我的四肢微微地戰著。

二、我漂著,我聽見大自然的音樂。

徐徐的,清清的,我跟著他的音波,我把他輕輕吻著,我也飛起輕輕的。

麥克昂作品

1928年5月1日,創造月刊第1卷第11期發表麥克昂的文章桌子的跳舞。文章指出:「沒有時代精神的作品是沒有偉大性的」。

作者認為:「我們的文學家假如有無產階級的精神,那我們的文壇一定會有進步」。「我們的目的是要消滅布爾喬亞階級,乃至消滅階級的,這點便是普羅列塔利亞文藝的精神」。

彭康談「健康」和「尊嚴」

1928年7月10日,在《創造月刊》第1卷第12期發表了創造社成員彭康的文章《什麼是「健康」和「尊嚴」 ——〈新月的態度〉底批評》。

彭康在文章中針對《新月》雜志的發發刊詞,回擊了新月派的挑戰,他指出:「折辱了他們的『尊嚴』,即是新興階級獲得了尊嚴。『妨礙』了他們的『健康』,即是新興階級增進了健康」。

創造社要求戰士社道歉

6月12日,就《青年戰士》第4期復活號上,造謠說「創造社為共產黨之爪牙,曾領受第三國際之宣傳費」一事,創造社委託劉世芳律師致函青年戰士社,要求該社登報更正道歉。

8月14日,青年戰士社函復劉世芳律師,認為此事與法律問題無涉,系國民黨與共產黨言論政治之爭,並繼續造謠誣蔑,大肆攻擊共產黨。

1928年以後,郭沫若避居日本,從事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和對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學的研究;成仿吾赴法留學,回國後到革命根據地從事教育工作;後期創造社的一部分成員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先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其中專門從事理論活動的彭康、朱鏡我等,以後都轉入「中國社會科學聯盟」工作。而曾作為創造社當年發起人之一的田漢,早已另組南國社從事戲劇活動,張資平則另開書店,無形中脫離了創造社,以詩人出名的王獨清則被清除出社。

1929年2月創造社終於為國民黨當局封閉。隨後創造社、太陽社的成員與包括魯迅在內的進步作家合作,於1930年初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從而在中國整個30年代興起了影響深遠的左翼文藝運動。

(7)鄭振鐸創造社擴展閱讀:

創造社的成果

創造社前期主辦的刊物有《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中華新報》副刊)、《洪水》半月刊;後期的刊物主要有《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

除文學外,後期創造社刊物更注意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科學問題的研究和宣傳。創造社成立後即編輯和出版創造社叢書,出版的主要是該社成員的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理論及譯作,在近十年的時間里,共出版60餘種。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創造社

⑧ 不是「創造社」成員的是

魯迅 1921年1月4日,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郭紹虞、朱希祖、瞿世瑛、蔣百里、孫伏園、內耿濟之、容王統照、葉紹鈞、許地山等十二人在北京成立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的文學研究會。作為響應,1921年6月上旬,留學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於日本東京成立創造社。

⑨ 中國現代文學中"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文學主張有什麼不同

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文學主張不同點如下:

1、為人生與為自我

文學研究會注重與通過文學的表現形式來反映社會,關注人生。他們把「為人生」作為文學主張,在《文學研究會宣言》中這樣陳述:「將文藝當做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於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

創造社則是直接而猛烈地抨擊社會現實中的弊端,企圖改造社會。他們側重自我表現,較少客觀描繪。無論是詩歌、散文還是小說、戲劇,都帶有濃重的主觀抒情的色彩。

2、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文學研究會鮮明地打出現實主義的文學旗幟,提倡文學要反映社會現實,反對純文學觀點,並十分注意研究和介紹俄國、東歐、北歐等被壓迫民族的進步文學。

在創造社他們的作品裡,對於當時黑暗污濁社會所懷的不滿,直接發為大膽的詛咒和強烈的抗議。因此,熱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態的心理描寫,往往成為創造社作家表示內心激憤和反抗的必要方式。作為藝術上的特點,這些又是形成他們創作的浪漫主義傾向的因素。

(9)鄭振鐸創造社擴展閱讀

文學研究會是新文學運動中成立最早、影響和貢獻最大的文學社團之一,1920年底開始籌備,1921年1月在北京正式成立。發起者有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孫伏園、耿濟之、朱希祖、瞿世英、王統照、蔣百里、郭紹虞、許地山、周作人共12人。後來該會的活動中心轉到上海。

創造社是五四時期與文學研究會齊名的文學社團。1921年7月在日本東京成立。郭沫若、張資平、郁達夫、成仿吾、鄭伯奇、田漢、何畏等,是該社最早的成員。他們以多種刊物向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發動猛烈攻擊,為推動新文化運動做出了較大的貢獻。

創造社對五四以後的文學和魯迅等作家,卻作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意識代表進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1929年2月,創造社為國民黨政府封閉。

⑩ 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有什麼異同點嗎

文學研究會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初期著名的文學團體,由沈雁冰、葉聖陶、鄭振鐸、王統照、周作人等人發起。他們把「為人生」作為文學主張,在《文學研究會宣言》中這樣陳述:「將文藝當做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於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因此可以看出他們創作的基本態度和主旨。

在創作上同文學研究會成員顯示了迥然不同的特色的,是創造社諸作家。他們側重自我表現,較少客觀描繪。無論是詩歌、散文還是小說、戲劇,都帶有濃重的主觀抒情的色彩。在他們的作品裡,對於當時黑暗污濁社會所懷的不滿,主要不是滲透於現實本身的細密描繪和深入剖析之中,而是直接發為大膽的詛咒和強烈的抗議。因此,熱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態的心理描寫,往往成為創造社作家表示內心激憤和反抗的必要方式。作為藝術上的特點,這些又是形成他們創作的浪漫主義傾向的因素。

1923年成立於北京。主要成員有胡適、陳源、徐志摩、梁實秋、羅隆基等。其中多數成員創辦過《現代評論雜志》,故又稱為「現代評論派」。該社取名於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詩集《新月集》,曾於1926年借北京《晨報副刊》出過《詩刊》和《劇刊》,對新詩和戲劇發展有過一定貢獻。1926年多數成員南下上海,創辦新月書店,又於1928年創辦以文藝為主的綜合性雜志《新月》。該社政治上宣揚英美式的「自由」與民主,強調「人性論」,在文藝上主張「藝術至上」和「天才論」。

這些差不多就可以,其實文學特點就是文學傾向,你回答的時候把語言組織一下就行了,我們上學期考現代文學差不多也就這些內容
祝考試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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