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面对利差收窄的严峻趋势如何才能提升经济效益
当前，在经济转型不断深化、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金融脱媒和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趋势下，银行业风险的形成机制、触发机理、传导路径呈现出新特征和新变化，各类风险多点多发、相互交织，风险间的传染渗透效应更为明显。城商行受经营地域、业务资质、客户覆盖、资金实力、人才储备等方面的制约，风险分散能力较差，对经济周期大幅波动的耐受力较弱，风险管理面临更大压力，风险表现形式具有更加鲜明的特征。城商行只有加倍努力提升全面风险主动管理能力，才能实现有效经营转型发展，不断提升服务地方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完成与经济转型升级互动发展的历史使命。
城商行风险表现新特征
行业性风险偏好趋于上升
新常态下，银行负债成本快速攀升、利差不断收窄，利润增速快速下滑，盈利能力有所下降，2014年银行业资产利润率和资本利润率均值分别为1.2%、17.7%，同比下降0.1和1.6个百分点。近两年来，为缓解利差收窄的冲击，各家银行纷纷加快创新转型，推动综合化经营，寻求新的盈利增长点。但在新的运营模式和盈利模式形成前的一定时期内，将会在现有盈利模式的惯性牵动和考核指标体系的导向下，迫于经营压力在高风险收益领域进行资产配置，以弥补负债成本上升引发的收益下降，行业性风险偏好趋于上升。城商行受经营区域、金融牌照等“个性化”因素制约，创新转型步伐客观上落后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资产配置方式和定价能力受限，风险偏好被迫上升的压力更为明显。如果不能带动管理、人才、风控等方面的同步提升，城商行发展将蕴含巨大的战略风险。
利率风险及其影响凸显
2014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下调125BP和140BP，存贷款利率波动在各金融工具、各金融主体之间快速传导。大型银行应对降息较为从容，存款利率上浮比例基本维持不变，城商行出于生存竞争需要，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存款上浮比例，同时资产定价受议价能力和非对称降息因素影响快速下滑。市场利率的频繁、大幅波动给城商行利率风险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冲击。一是短期负债支持长期资产的经营模式下，资产重定价滞后于负债重定价所形成的风险；二是非对称降息带来的基差风险；三是资产与负债方产品期限不一、收益率变动不一带来的风险；四是利率下行通道下，借款人倾向于提前还贷、以低利率重新贷款的隐含性期权风险。
城商行产生并成长于稳定的利差环境下，利率风险管理意愿、意识均较为薄弱，普遍仅参照“1104报表”模拟测算重定价敏感性缺口对净利息收益的影响，分析技术、管理手段单一，缺乏有效的风险对冲工具。面对利率市场化的冲击，净利差、净息差快速收窄，净利润增幅放缓。此外，金融产品定价管理基础薄弱也成为了制约城商行健康发展的瓶颈。
『贰』 什么是债券的期限利差
就是不同期限债券的利息差， 一般长期债券的利息比短期债券的利息要高， 就是正的期限利差。
『叁』 [转载]为什么可以把长短期国债利差的增减变化当做研判
答案是肯定的。一般地，根据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及风险溢价理论，长期国债的收益率要比短期国债的收益率高，因为长期国债的期限相对较长，潜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就会较多，所以相比短期国债而言，就要有一定的风险溢价补偿。 因为根据过往经验，一般地，在经济扩张期， GDP的增长幅度和通货膨胀的速度都较大，且市场名义利率保持不变或有小幅提高（一般在经济扩张期，利率的提升幅度要小于CPI的增长幅度）。这样一来，一旦投资者意识到经济即将要步入扩张时期的话，他们就会相应地增加短期国债的持仓量而减少长期国债的持仓量，这样一来的结果便是：短期国债由于受到市场的追捧，价格自然上涨而收益率下降；长期国债由于受到市场的抛压，价格自然下跌而收益率上升。于是，长短期国债的利差便加大。 同理，根据过往经验，一般地，在经济紧缩期， GDP的增长幅度缓慢， CPI的值也较小或为负，同时市场名义利率保持不变或有小幅下降（一般在经济紧缩期，利率的下降幅度要小于CPI的下降幅度）。这样一来，一旦投资者“嗅到”经济即将步入紧缩期的话，他们就会相应地增加长期国债的持仓量而减少短期国债的持仓量，这样一来的结果便是：长期国债由于受到市场的追捧，价格自然上涨而收益率下降；短期国债由于受到市场的抛压，价格自然下跌而收益率上升。于是，长短期国债的利差便收窄。 总之，长短期国债利差的变化取决于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变化。当宏观经济转好（经济扩张）时，通胀预期开始不断增强，投资者通常放弃配置长期债券转而配置短期债券甚至股票之类的高风险资产，此时长短期债券的利差开始不断扩大;当宏观经济恶化（经济紧缩）时，投资者预期未来将面临通缩的局面，投资者通常放弃配置短期债券甚至股票之类高风险资产转而配置长期债券，此时长短期债券的利差开始不断缩小。
『肆』 中国新常态对中国汇率运行有什么影响
国际货币政策分化，美元持续走强
后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经济表现不一。虽说全球各大经济体时不时都有亮点出现，但不少都是“昙花一现”，与美国经济的稳定发挥和逐步向上相比，尚有不小差距。由于各国经济复苏步伐不一致，全球货币政策出现了分化。在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各个央行都在考虑用非常规的措施走出困境，而美联储却在考虑合适时机进行加息。再加上地缘政治等因素的“推波助澜”，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大量资本涌入美国寻求保值增值，导致美元持续走强，而非美元货币则普遍面临贬值压力。
首先，全球经济复苏分化，有力地支持美元走强。美国经济自2014年二季度以来出现强劲反弹，三季度GDP增速进一步大幅向上修至5%，创下过去11年以来最高。此外，美国通过“再工业化”和“页岩气革命”显著增强了内生增长动力，摆脱了能源条件约束，复苏步伐将稳步加快。而欧洲经济复苏力度依然疲软，日本经济仍将在低位徘徊，新兴经济体风险增大，可谓“东边日出西边雨”，主要发达经济体与美国经济冰火两重天的格局有力地支持美元走强。
其次，全球货币政策分化，进一步推动美元步入升值周期，非美元货币贬值压力加大。随着美国经济强势复苏，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加息逐步浮出水面。美联储刚刚公布1月FOMC 会议纪要对劳动力市场的改善情况更有信心，同时认为通胀短期虽然会再次下滑，但中期上涨以及长期持稳却是明显的趋势，并取消了保持当前低利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措辞。可以看出，美联储正按部就班，稳步、谨慎地改变加息前瞻指导，此次的FOMC会议声明显示美联储又向加息迈进了一步。因此，不出意外的话，美联储在今年三季度加息的可能性较大。
与此同时，欧洲和日本央行却在持续大规模放水。欧元区再次接近衰退边缘，且面临较大通缩风险。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再一次重磅出击，并于1月22日宣布了扩大资产购买项目，规模之大，甚至超过市场主流预期。日本央行也宣布扩大资产购买规模，货币基础年增幅目标扩大至 80万亿日元。受欧洲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欧元贬值预期加大的带动，各主要货币有竞相贬值之势。
再次，地缘政治因素导致避险情绪升温进一步推高美元汇率。2014年以来，国际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叙利亚、加沙、伊拉克局势升级，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争端更是无休无止，近期欧美日各国与俄罗斯相互制裁升级，希腊退出欧洲风险加大，一系列因素进一步提升了美元作为避险资产的吸引力。未来国际地缘局势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出现局部地区争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避险情绪升温状况下，资金将再一次回流美国，从而支持美元走强，加大非美元货币的贬值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美国经济强势复苏趋势不会改变，但美国经济仍存在不少深层次问题，包括劳动参与率仍低, 通胀率持续处于较低水平。而欧洲、日本等外围经济依然疲弱，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依然曲折，可能拖累美国经济，因此，美元走强可能并非一帆风顺。同时还应辩证认识美国货币政策收紧的影响。在美国加快退出QE的初期，全球资本将大规模回流美国，从而引发资本流出，美元走强。但美国经济复苏加快不仅会带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增长，还会导致全球资本的风险偏好回升。因此，随着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不断提升，并带动世界经济向好，美国进口增多，贸易逆差增加，以及风险偏好回升带动资本重新进入新兴市场，美元很可能又将面临贬值压力，出现震荡和反复。
人民币面临较大阶段性贬值压力
全球复苏差异和货币政策分化推动美元走强，进而也带来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的压力。自2014年2月中旬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波动中走贬，2014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小幅贬值0.36%，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更是贬值2.7%，这是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汇改以来首次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年度贬值。进入201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度出现罕见贬值压力，近期更是连续几日几乎逼近跌停线。
从国际上看，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美元走强可能引发资本流出,带来国内流动性紧缩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欧洲和日本经济迅速改善的可能性不大，国际金融市场仍将处于动荡之中，美元升值会导致部分资金持续撤离中国而买入美元及美元资产，中国面临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事实上，2014年以来的外汇占款运行变化已经对此有所反映，新增外汇占款从5月份开始急剧下降，随后一直在低位徘徊，个别月份甚至出现负增长，全年来看，2014年金融机构外汇占款累计增加7786.6亿元，同比大幅下降72%。预计在美联储加息初期中国将再一次面临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复杂时期，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2015年1月制造业PMI为49.8%，连续5个月下跌，近28个月首次跌入收缩区间。在宏观经济的增速换挡与行业内部深刻变化的共同作用下，局部行业集聚的风险和问题有集中暴露的危险，导致市场情绪处于较大波动期。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货币政策中性宽松的预期加强，且近期进一步降息、降准的市场预期加大，从而进一步导致资本流出压力加大，人民币汇率面临下行压力。与此同时，我国已成为资本输出大国。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推动资本外流，增加市场外汇需求。
在美元走强，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强等因素的影响下，市场主体结汇意愿下降，购汇动机增强，进一步加大了市场上的外汇需求。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衡量企业和个人结汇意愿的银行代客结汇占涉外外汇收入的比重（即结汇率）总体下降，由一季度的77%降至二、三季度的68%，四季度略有回升至71%，全年平均为71%，结汇率比上年回落了1个百分点；而衡量购汇动机的银行代客售汇占涉外外汇支付的比重（即售汇率）则逐季上升，由一季度的61%升至四季度的73%，全年为69%，售汇率比上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支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
首先，中国经济将有望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虽然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内外部的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还要看到一系列积极因素正在积累，宏观调控政策仍有较大操作空间，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等战略的稳步推进，将在拓展新外部空间的同时，盘活中国部分过剩产能的存量，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改革的稳步推进，经济结构将不断优化，发展质量和效率将不断提高，新的增长点有望得到培育，因此，未来3-5年中国经济仍有望继续保持7-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稳定的经济增长是支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基础，很难想象一个保持中高速增长国家的货币会出现趋势性的大幅贬值。
其次，中国仍有望保持一定规模的国际收支顺差。近年来，在促进国际收支趋向平衡的政策推动下，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有所收窄，但仍将维持一定的规模，顺差的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尽管人口红利正在消退，但相比国际市场，中国劳动力价格的相对优势状态仍有可能维持一段时间。据统计，2014年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仍达1000多亿美元。而随着美国经济强势复苏，世界经济回暖，中国出口有望好转，进口需求有加速回暖趋势，未来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规模将保持稳步增长，国际收支仍将保持一定规模的顺差。国际收支状况的稳定，将使外汇储备规模基本保持稳定，这将使人民币缺乏趋势性贬值的基础。
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贸易收支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结构性问题，即一方面对欧盟和东盟等主要经济体基本上都是逆差，而唯独对美国存在巨额顺差，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波动，但同时也制约了人民币大幅度趋势性贬值的可能。据统计，前些年对美顺差占整个顺差之比重曾高达100%以上，2013年虽有改善，但也达到83%，2014年仍有望保持在65%以上。鉴于贸易结构存在问题，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在短期内难以迅速改变。顺差国货币升值、逆差国货币贬值的国际经济学原理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未来仍存在升值压力。因此，可以说，目前中美之间贸易的较大不平衡基本封杀了人民币大幅度趋势性贬值的可能。
再次，充足的外汇储备是保障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引导市场预期的重要基础。中国拥有近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位列全球第一，这是防止人民币出现持续显著贬值预期、陷入“预期货币贬值→资本流出→贬值预期增强……”恶性循环的重要保障。有了充足的外汇储备，汇率中间价就可以充分发挥对市场预期的有效引导作用，市场对中间价不会“无动于衷”，从而确保汇率保持基本稳定。
人民币大幅度趋势性贬值与“新常态”的
内在要求南辕北辙
在“新常态”下，投资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消费将继续发挥基础作用，出口将继续发挥支撑作用，但经济将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内需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常态”下深入推进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经济提质增效等战略都要求不能再依靠低币值提升出口竞争力，靠贬值促进出口。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汇率是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变量，作为重要的相对价格水平变量，汇率影响着国际分工的成本，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人民币贬值对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却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人民币贬值可能减弱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动力，同时也可能减弱其通过自身创新、求变，从而实现自身产业升级的动力。
此外，人民币持续大幅度贬值也会导致国内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成本提高，不利于产业技术的升级和出口产品附加值的提高，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会影响到经济的提质增效。因此，经济新常态的内在要求不支持人民币大幅度趋势性贬值的政策导向。
企业“走出去”和人民币国际化要求币值坚挺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资本输出大国，人民币国际化正在稳步推进。从国际化战略的角度来看，人民币不宜持续大幅贬值。
当前，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不利于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成为近几年中国对外经济的一个新亮点，中国已逐渐成为一个资本的输出大国，而且正在持续扩大对外投资规模。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达1400亿美元，而且实际对外投资额首次超过吸引外资额约200亿美元，成为对外净输出国，而且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潜力还很大。国际经验表明，扩大资本输出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本币的升值，英镑、美元、马克和日元所走过的路程无一不是如此。贬值与扩大资本输出背道而驰。人民币出现持续大幅贬值，企业有可能出现汇兑损失，外债成本增加，加剧企业财务风险，不利于企业 “走出去”。
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求人民币币值稳定且相对坚挺。对于国际货币而言，价值的稳定性是作为交易媒介、计价尺度和储藏职能的基础。无论是贸易领域的人民币结算、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发行都需要以汇率稳定为基础。很难想象，一个持续疲弱的货币会为全球投资者所普遍持有。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不仅不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甚至可能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出现倒退。因此，持续大幅度贬值的人民币汇率与人民币国际化显然是背道而驰。
人民币持续大幅度贬值可能催生开放性系统金融风险
人民币持续大规模贬值可能加剧资本外逃风险，使经济面临开放性系统金融风险。当前，中国资本项目规模已不小，持续大幅贬值可能引发短期资本大规模外逃。理论和实践均表明，资本管制不仅代价高昂，而且管制的有效性越来越打折扣，一旦资本加快流出形成趋势，将很难能被有效阻挡住，更何况当前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步伐正在加快。而且资本大规模外逃与本币迅速贬值等可能相互影响、循环联动，并通过流动性效应、逆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冲击人民币资产价格和国内金融市场。
从流动性效应看，人民币贬值将压缩投机资本的获利空间，促使资本流出，导致国内流向房地产、股票等市场的资金紧张，进而影响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从逆财富效应看，人民币贬值将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进口减少，造成国内商品价格上升，使得社会购买力不足，造成国内房地产、股票等金融资产需求降低，最终带来金融资产价格的下跌压力。
从替代效应看，在人民币贬值或者具有贬值预期条件下，政府为保持汇率稳定将进行市场干预，可能造成流动性不足，抑制房地产、股票等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当前中国和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复苏进程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反复和波折，加之国内股市较长时间处于熊市，房地产泡沫风险也在潜藏暗长。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若听任人民币趋势性贬值，令市场形成错误预期，不仅不利于稳增长，甚至有可能催生、助长类似的开放性系统金融风险。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之前有大量“热钱”在经济形势较好、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时期进入中国，“蛰伏”在股市和楼市等金融市场上。在美国经济向好、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的背景下,要特别提防这些“热钱”因某些事件触发（比如美联储提前加息、地缘政治紧张）而大规模、迅速撤出，并引发股价、楼价迅速下跌，人民币面临较大贬值压力，甚至对国内金融体系稳定构成威胁。历史上看，不乏一些国家在强势美元期间股市和楼市泡沫破裂、本币急剧贬值的例子，比如1994 年墨西哥、1997 年泰国菲律宾等国、1998 年俄罗斯、1999 年巴西等。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阶段性升贬值交替
可能成为常态
应当注意的是，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主要是相对美元，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等其他主要货币甚至还有升值压力，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贬值的可能性更小。以2014年的情况为例，美元指数从7月份开始稳步上升，从80左右一路攀升到目前的95左右，涨幅接近 20%。人民币有效汇率也一改上半年的贬值态势，从8月份开始升值，2014年1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环比续升1.23%，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环比续升0.75%，均为连续第七个月回升并刷新历史新高。
在国外及国内两方面因素影响下，2015年跨境资本流动将出现阶段性流出与流入交替进行，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更趋频繁，阶段性升贬值交替出现可能成为常态。
一方面，美联储加息预期提升期限利差进而影响境内外利差的缩小，可能导致阶段性的资本外流，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然而欧元区和日本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在特定时间段产生对冲作用。
另一方面，下半年国内房地产市场有可能止跌企稳、股市逐渐回暖、金融及资本市场改革释放活力，不排除国际资本可能出现阶段性流入、从而形成升值压力。此外，央行基本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逐步摆脱依靠外汇占款供应基础货币的模式，允许汇率根据市场供求双向波动成为常态，不但能有效防范跨境套利和套汇行为，而且能够提升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政策应在四重目标间寻求平衡
尽管也存在有利影响，但美元走强对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更应引起重视。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经济正处在下行周期，PPI持续负增长，内部有效需求不足，美元走强使得我国宏观调控面临两难的处境。为了缓解企业融资成本压力、促进融资成本下降，需要降低基准利率，但降息可能会进一步缩小中美利差，加大资本流出压力，从而增加市场风险和贬值压力。
为了保持中国出口竞争力，需要人民币对美元适度贬值，但贬值又不利于开展对外投资和人民币国际化，过度贬值又与新常态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政策选择有必要在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和国际化四重目标间寻求平衡。在此复杂局面下，建议采取允许人民币对美元适度贬值、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基本稳定的总体策略，当然这只是一种次优的选择；同时积极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并辅以合适的货币金融政策。
一是货币政策保持中性宽松，谨慎下调基准利率，适度下调准备金率。未来货币政策主要在稳增长、防风险和去杠杆之间进行权衡，考虑到短期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货币政策总体应保持中性偏松。在信贷供需偏紧的形势下，降息对新增贷款利率的影响有限，而且在美国步入升息周期的背景下，中国降息可能会加剧资本流出，引发开放性系统金融风险。
有鉴于此，建议在近期利率已经调整的情况下，进一步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需要谨慎，不建议通过大幅降息来促进融资成本下降。而存款准备金虽然也有宽松作用，但毕竟是对银行体系的负债产生直接影响，而对币值的影响则相对间接。从应对外汇占款大幅减少和提升基础货币投放的有效性看，可考虑适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继续使用SLF、MLF等创新工具。这样既可以有效减缓资本流出造成的流动性收缩压力，又可以通过保持流动性合理宽裕、改善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来带动市场利率和融资成本下降。
二是进一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保持有效汇率基本稳定。建议利用美元走强下人民币升值压力减缓的契机，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可以从现行的2%进一步扩大到3-4%，并着力用好汇率中间价的调节功能。在人民币呈阶段性升贬值交替出现的格局下，汇率弹性增强有利于降低“热钱”大规模进出套利，减小跨境资金频繁进出对国内金融体系的不利影响，汇率机制可以成为调节资本流动的有效手段。
与此同时，建议择机增加货币篮子中其他主要货币的比重，减低美元占比，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在降低篮子中美元权重后，应允许人民币对美元适度贬值，以减缓对出口的不利影响。在对美元适度贬值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基本稳定，特别是尽量保持人民币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主要对外投资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或略有升值，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开展对外投资提供良好的汇率环境。
三是积极稳妥地实施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不应操之过急。美元走强加上国内经济下行及影子银行、融资平台等领域的风险积累，中国在一定阶段可能面临较大的资本流出压力。2013年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仍高达3262亿美元，而2014年则迅速转变为960亿美元的逆差。在此新局面下，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有必要坚持稳妥审慎的原则，合理设计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的相关制度安排，尤其是审慎、稳妥放开金融账户中证券投资流出入的限制。
应关注银行体系相关管理制度的设计和安排，因为跨境资本流动和货币兑换活动基本都通过银行来展开。坚持对跨境资金流动进行持续密切跟踪和监测，并做好资金大规模流出下的应急预案准备。从保证有足够的干预能力看，未来中国仍应拥有比通常水平高得多的、充足的外汇储备。
四是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与资本输出。在美元走强、人民币对美元偏弱的背景下，未来人民币国际化不能单靠贸易结算，而应该发挥好对外直接投资和资本输出的推动作用。当以本国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建立起来，本国企业掌握了从资源采集到中间品分包、再到最终产品销售的生产链条时，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程度自然就会随之提高。
在重点领域上，应以基建投资、资源开采以及战略新兴产业为主；在具体策略上，应积极推进合资并购，并积极开展跨境人民币贷款、境外人民币债券融资、权益类融资，以支持本土企业“走出去”，必要时可以限定这些融资专门用于对外投资。
五是大力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降低企业避险成本。未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升贬值交替出现将成为常态，这意味着企业有效应对汇率风险将至关重要。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习惯了人民币的单边升值和小幅波动的状况，很大程度上缺乏汇率风险意识。而一些大企业在离岸市场使用衍生品多数出于对赌心理用其进行套利，因此对规避外汇风险的工具使用并不充分。未来，随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幅度的不断扩大，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不可小觑。
当前中国的衍生品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市场容量小，产品种类较为单一，企业避险的成本比较高，不利于企业进行风险应对。因此，应加快发展汇率期货、期权等在全球市场上比较基础且成熟的衍生产品，并进行适当创新。大力发展汇率衍生品市场，从而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汇率避险工具，降低企业避险成本。
『伍』 什么是静态利差
静态利差法以国债到期收益率曲线上各不同期限的收益率加上一固定利差作为定价的贴现率，再将未来各期现金流进行贴现以计算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价格。这种定价方式考虑到了不同期限的贴现率的不同，即反映了证券化产品与国债之间的风险贴水差异。因此，静态现金流量报酬率法是以债券的平均报酬率来确定债券价格，而静态利差法则是以整条到期收益率曲线来确定证券化债券的价格。
静态利差法和静态现金流量报酬率法在现金流量比较集中的情况下，差异不大，但在现金流量分散的情况下，就会有较大差异。一般的公司债其最大现金流量集中在到期日，因此静态利差法和静态现金流量报酬率法的定价方式对于公司债的价格而言差别不大，但对于证券化产品来说却不一定。证券化所产生的许多债券中有很多是还本型债券，其特点是现金流量的流入比较平均地分布于各期而非集中于某一期，以静态利差法来评估就会较为准确。
一般而言，平坦的到期收益率曲线较为少见，即期到期收益率都是随着期限的延长而提高，反映了针对长期而言不确定的风险溢价。因此，静态现金流量报酬率法只适用于短期的、现金流较为集中的证券化产品的定价；而静态利差法则适用于长期的、现金流入较为均匀的证券化产品的定价。但是不论何种方式，一个成熟的、能提供不同期限即期收益率曲线的国债市场是其能正确定价的前提条件。
『陆』 中国央行今日通过逆回购净回笼1000亿元人民币是什么意思
9月下半月以来，央行多次开展14天逆回购操作。截至9月29日，9月以来除了9月15日，央行在其余工作日均开展了逆回购操作。值得注意的是，央行18日重启14天逆回购操作以来，9个交易日累计开展14天逆回购操作7200亿元。
不过，自9月25日以来，尽管央行仍开展公开市场逆回购投放，但多日资金面处于净回笼状态。例如，9月28日由于当日有1000亿逆回购到期，实现流动性净回笼600亿；9月29日有2000亿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1000亿元。
从资金利率的表现看，9月中下旬以来，银行间资金需求冰火两重天，月内资金需求很弱，隔夜回购利率(DR001)近日一度跌破0.6%创纪录新低，不过跨季融入依旧踊跃，银行间存款类金融机构7天期质押式回购利率(DR007)和14天期利率(DR014)不断走高。
一大行资金交易员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通常情况下，季末资金面最紧张的时候并非月底最后一周，而是月底的倒数第二周，央行此时多会开展14天期逆回购，满足市场的跨季资金需求。临近月底，隔夜资金的需求量较低反而会推动利率不断走低。
“尽管本周以来，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再转为净回笼，但由于此前大力投放后，多数机构的跨季资金需求已基本摆布完成，所以虽然当前7天期和14天期资金利率仍维持相对高位，但跨季资金面整体已无太大压力。”上述资金交易员称。
四季度不排除降准可能
近年来，央行较为注重平滑季末、节前等重要时点的市场资金面脉冲式高需求，会通过持续进行短期流动性净投放、加大公开市场逆回购资金期限等方式满足市场需求，保障资金利率波动的总体稳定。
不过，市场更为关注的焦点，不在于季末资金面是否会平稳，而在于进入四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是否会进行边际微调。从近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三次例会的表态看，不再提“坚持总量政策适度”，并重新提及“引导贷款利率继续下行”等变化，引发了市场对于四季度流动性有望边际缓和的猜想。
江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屈庆认为，从历史季节性规律看，四季度除10月是缴税大月，财政存款净回笼会给流动性带来一定抽水效应外，四季度在财政投放和央行维稳跨年流动性需求的背景下，流动性整体充裕程度通常高于前三个季度。在目前银行体系长期负债压力较大，央行有意呵护资金面的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四季度央行也将维护流动性合理充裕的状态，三季度流动性偏紧的格局将有望边际缓和。
“考虑到10月是缴税大月，10月底前地方专项债需发行完毕，基础货币存在较大缺口。为对冲流动性缺口，央行不得不进行较大规模的基础货币投放以进行对冲，甚至不排除央行有10月税期(10月23日)前降准的可能性。”屈庆称。
中信证券研究院副院长明明也认为，从商业银行准备金池总规模来说，目前银行间流动性总量仍处于紧平衡。10月总体的逆回购到期压力大致与8月、9月持平，低于6月和7月。由于10月仅有3周工作时间，预计随着政府债供给压力的上升，央行逆回购投放将会更加积极。
“10月流动性面临‘低超储+财政压力+结构性存款压降’的三重压力，且货币政策积极投放或是最大变量，MLF超额续作可以预期，也不排除央行降准的可能。”明明称。
『柒』 2016年投资债券型基金赚钱吗
回顾中国债市，在经过两年的长期牛市后，目前的期限利差、信用利回差均处于低位。答此前，期限利差在降息周期背景下的反常收窄，信用利差在信用违约事件频发的情况下超预期收窄，均反映出市场的配置需求强劲，但适合投资的资产较少。
展望2016年，大宗商品价格将持续低位震荡，因此输入式通缩风险仍将持续，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去产能的推动将进一步加大PPI向下的压力，以宽松的货币政策缓冲经济下行风险在所难免，因此充裕的流动性仍然与资产荒局面共存，利率债和高评级信用债仍将受到追捧，并需警惕信用债风险。此外，注册制的推出也为股市持续上行格局打了一个问号，债市或将维持充裕流动性。
总体而言，2016年债基市场既有机遇又有风险，在防范风险方面，要谨慎细微，不要过分盲从。在机遇方面，又要把握住债基市场的不好行情。2016年的债基市场依然值得期待。
『捌』 为什么信用利差可以衡量风险偏好
自2008年开启中期票据发行以来，我国信用债券市场经历了6年的高速成长期，信用债托管余额从当时的8000多亿元迅速上升至目前的10万亿元，占全部债券托管余额的比例也从6.4% 大幅提升至32.6%。信用债券的品种也越来越丰富，定向融资工具、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资产支持票据等品种不断推出。同时，我国信用债发行人的信用资质也伴随市场的扩容有所下沉，中低评级债券占比不断放大，宏观经济下行周期所带来的信用事件爆发概率有所上升。如何实现信用债的精准定价、发现“信用利差”的内在变动规律也成为市场越来越关注的命题。
研究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决定因素不仅有利于信用风险的管理和信用产品的一级发行定价，也可以帮助二级投资者判断企业债券相对于国债、金融债等利率品种的相对投资价值，进而为其把握投资时机、选择投资品种提供研究支撑和决策依据。
虽然我国信用债市场起步较晚，但近年来投资者也经历了比较完整的经济和货币周期，我们希望借此文总结出一些适合我国市场特色的信用利差运行特点及运行规律，发掘并提炼我国信用利差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而给投资者在二级市场把握信用利差变化、进行投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信用利差理论概述
信用利差是指信用债收益率与市场无风险收益率之间的利差，可以理解为对投资者承担的违约风险的补偿。国外通常的计算方法是用信用债收益率减去相同期限的国债收益率。信用利差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Fisher（1959）对信用风险升水决定因素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之后Beaver对信用风险进行了定量研究，于1966 年首次验证了公司财务数据中包含着丰富的违约信息。此后，Black&Scholes提出了期权定价的经典公式，Merton又将这个期权定价公式引入了债券信用风险定价中，被称为“结构模型”。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000 年以后发展的“分解模型”逐渐成为美国债券市场信用利差研究领域的前沿，代表人物有Edwin J. Elton（2001）、Driessen（2003）、Amato（2003）、Phihpov（2004）等。该模型认为影响企业信用利差的主要因素来自违约风险因素、税收因素、流动性风险因素，以及其他系统性因素等。但是由于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国外的研究也尚未找到一个通用的模型来解释信用利差变化。
尽管国外信用利差理论模型仍无法非常精确地分解信用利差并解释其成因，但并不妨碍我们把信用利差简单分为风险溢价、预期损失、流动性溢价和税收利差等几个部分，以便分别研究可能影响这些部分的主要因素（见图1）。
特别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影响信用利差的因素，必须先理解预期违约损失、实际违约损失和风险溢价的区别和联系。预期违约损失主要是由历史平均违约率决定的，与评级相对应，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列。但违约并不是每年都按照历史平均违约率发生，而是具有“密集性”“爆发性”的特点，即每年的实际违约率在很多年份低于平均违约率，在违约密集爆发的时段却会显著超过平均违约率。因此信用债投资者为了避免绝对的信用损失，除了参考评级外，还必须考虑整个宏观趋势和信用周期。
信用利差中的预期违约损失部分更多地反映的是评级的差别和变化，即对历史平均违约率的覆盖，而对宏观信用周期及大规模违约的预期所要求的溢价则主要反映在风险溢价中。此外，投资者对信用风险要求额外的风险补偿，还与信用风险的系统性传染性特征，以及信用债投资回报的偏态性特征有关。这些特征导致信用风险难以分散化，因此投资者会倾向于要求超出预期损失的补偿。
由于以上问题的存在，投资者在进行信用债投资时，并不是按照“历史平均预期损失”进行定价，而是按其预期的损失率进行定价，导致风险溢价的波动幅度可能远大于实际违约率的波幅。总结来看，预期损失类似股票内涵价值，而信用利差类似股票真实交易价格，两者的差异主要就是风险溢价（见图2）。
中国信用利差历史走势回顾
探究信用利差的运行规律，最直接也最必要的方法就是“以史为鉴”，观察过去不同的历史时段、不同的供需关系因素影响下，信用利差是如何表现的。由于我国信用债市场创立时间还相对比较短，信用利差的历史表现可能严重受制于市场发展初期的各种特点，历史数据对未来的指导意义比较有限。但我们认为将影响历史利差的因素梳理清楚，并判断这些因素未来可能的变化，仍然可以对预期未来长期的信用利差走势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在本部分的回顾中，我们按照基准利率的走势将历史样本大致分成了9个区段，每个区段中基准利率的变动方向基本是一致的，出现方向扭转后就划分到下一个区段。这样可以更好地观察信用利差变化与基准利率走势的关系，而且也更容易在类似的宏观环境中发现信用利差变化驱动因素的异同。
（一）2008年下半年
在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债券牛市行情中，信用利差先收窄再走扩。高等级信用债的收益率在利率债下行的带动下明显下降，信用利差在年末和年中相差不大。低等级信用债表现不一，受负面事件打击严重的江铜债等，年末收益率相比年中是提高的，其他个券虽然年末收益率低于年中，但信用利差相比年中是明显走扩的，评级间利差显著拉大，体现出典型的受违约风险影响的特征。
（二）2009年全年
2009年年底与年初相比，银行间AAA级和AA级信用利差都是小幅走扩，呈现出被基准利率逐步推升的特征。利率债收益率上行速度快时信用利差被被动压缩了一段时间，但利率债相对企稳后信用债收益率又继续上行，信用利差主动扩大。除了基准利率上行的原因外，供给显著增加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2009年是信用债市场大扩容的第一年，中票在2008年问世后，2009年放量发行，全年非金融类信用债发行量接近9900亿元，净增量达到7000亿元，是2008年的2.7倍。供给释放进一步加大了推升信用利差的压力。
（三）2010年前8个月
市场处于通货膨胀抬头和经济二次探底担忧的夹缝中，利率债缺乏一个明显的牛市方向。而在利率债收益率震荡缓慢下行的情况下，良好的息差收益则成为投资者追逐的对象，信用债受到青睐。加上由于2009年的信用债大扩容和收益率大幅上升，2010年信用债供给回落，整体供需关系改善带动信用债收益率降幅大于利率债品种，信用利差和评级间利差都出现明显收窄。
（四）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
这一阶段几乎汇集了所有对信用利差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基准利率大幅上行，另一方面信用债供给在2010年的低位基础上反弹。此外资金利率中枢抬升和波动性增加导致息差保护空间收窄，后期又叠加了严重的违约风险担忧情绪。收益率期初期末比较，信用债收益率大幅上行，信用利差走势也基本呈现一路走高的态势，高低评级信用利差均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评级间利差也显著扩大。
（五）2011年10月至2012年6月
信用债在违约风险担忧缓解以及资金面重归宽松的带动下收益率大幅下行，而信用利差的走势体现出很典型的基准利率下行过程中，信用利差和评级间利差同时收窄的特征。除了基准利率下行和资金利率下行的配合外，2012年金融脱媒化尤其是银行理财等产品规模的扩张，是推动票息较高的信用债需求显著改善，信用利差从高位收窄的重要原因。
（六）2012年下半年
2012年下半年的信用利差小幅走扩主要集中在三季度。当时也是利率债上行幅度相对较大，三季度货币资金利率中枢相比二季度趋紧，而且信用债整体供给压力较大，导致在由牛转熊时期，信用利差主动走扩。进入四季度以后，市场情绪较为平稳，利率债收益率出现震荡仅小幅上行，资金面也相比三季度出现缓解，息差价值恢复，信用利差变动不大。
（七）2013年前5个月
信用利差延续着牛市中收窄的特征，同时资金利率中枢的平稳也功不可没。此外，2013年3月份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8号文）要求银行理财控制投资非标资产的比例，使得理财对标准信用债券的替代性配置需求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信用利差收窄起到了推动作用。
（八）2013年后6个月
此次熊市中的信用利差走扩，有机构止损导致信用债需求萎缩、资金利率中枢上移且波动性加大、非标投资旺盛挤压债券投资资金等综合因素，而经济下行周期所带来的违约风险担忧也使得投资者对信用债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如果以国债为基准利率计算，高低评级信用债的信用利差均已超过2008年四季度的高点并接近2011年三季度违约风险担忧最为严重的时点。交易所低评级公司债信用利差也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涌现出一批收益率超过10%的高收益债券。
（九）2014年上半年
信用利差走势也比较明显地体现了牛市收窄的特征。推动此阶段信用利差收窄的重要因素是债券配置资金经过2013年非标的“吸金大法”后重回脱媒化轨道。银行存款被加速分流，银行理财、券商和基金专户等各类理财力量异军突起。由于这部分机构的资金成本很高，非标配置资源又有限，只能转向配置信用债，尤其是票息较高的低等级信用债以争取盈利空间。因此此轮债券牛市在风险偏好提升和投资者结构变化的推动下，经历了从利率债到高等级再到低等级的完美轮动。当然与往年类似周期不同的是，实质违约开始爆发，导致低评级信用利差的压缩并非一帆风顺，期间的波动也蔚为壮观。
影响我国信用利差的主要因素
（一）违约风险及投资者对违约风险的预期
与违约风险相关的因素既影响预期违约损失，也影响风险溢价。其中前者主要是通过评级差异体现，后者主要是由投资者对违约风险预期的变化所决定。其一，不同评级的债券具有不同的信用利差，低评级利差在同一时点上总是高于高评级，而且利差波动幅度也更大。其二，评级调整会导致信用利差变化，而且评级下调带来的负面影响通常要大于评级上调带来的正面影响。特别是在国内，可投资券种和交易所债回购资格均与主体评级挂钩，负面评级行动对于信用利差的影响更大。其三，由于违约具有集中性爆发性的特征，再加上信用风险难以得到有效分散，当违约风险集中到来时，会大幅推升风险溢价、评级间利差显著扩大。在国内，由于实质违约极其稀少，违约风险显著影响信用利差的时期并不多。不过一旦发生，对信用利差的冲击幅度要远远超过其他负面因素，典型的如2008年下半年、2011年三季度、2013年下半年、2014年一季度等几个阶段。其中2011年三季度由于叠加了基准利率大幅上行、供给压力提升和资金利率中枢抬升等多项负面因素，再加上违约风险担忧情绪与机构资金撤出引发流动性危机互相负反馈，信用利差调整的幅度很大而且持续时间较长。
（二）流动性补偿
在信用利差理论中，流动性风险溢价是指信用债券的流动性相对弱于国债而产生的溢价。对于单只债券来说，其发行规模、持有人结构、换手率、债券的年龄（新券还是老券）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其在二级市场上的流动性溢价大小。就不同债券品种而言，由于信用债流动性明显弱于利率债，投资者需要对此弱势要求一定的溢价补偿。与预期违约损失并不能覆盖特定时期的违约风险类似，投资者要求的流动性溢价也无法覆盖特定时间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流动性风险，因此交易员在市场流动性紧张时会倾向于要求相对更高的流动性溢价。比较典型的时期有2011年三季度的交易所城投债板块，其收益率最初的大幅攀升来自于对信用风险的担忧，但随后机构纷纷集中抛售，大量的卖盘导致二级市场的深度捉襟见肘，并最终演变为流动性压力集中爆发所产生的崩盘效应，带动交易所城投债收益率以及信用利差大幅攀升至历史最高的水平。
（三）杠杆操作便利性和息差空间
在我国，对信用债进行杠杆操作相对比较容易也很常见，当信用债收益率与资金利率之间的息差空间较大、资金面比较稳定、质押回购较为便利时，投资者加大杠杆配置信用债的力度就会加强，反之如果去杠杆，需求也会以很快的速度降低。杠杆投资模式是把双刃剑，实际上放大了市场需求以及信用债收益率和利差的波动。当机构加杠杆时，信用债收益率会加速下行，推动信用利差收窄，而当机构去杠杆时，信用债收益率则容易飙升，使得信用利差大幅走扩。例如，在资金利率的中枢回落以及波动性下降的2009年上半年、2012年上半年以及2014年上半年，息差空间均处于高位水平，信用利差从高位出现一路收窄。而在信用利差大幅攀升至历史高位水平的2011年三季度和2013年下半年，我们均能观察到资金成本的高企以及资金利率波动性的明显加大（见图3）。
（四）投资者结构变化
国内信用债需求主体主要是银行、保险和广义基金三类，其中银行和保险风险偏好偏低，广义基金风险偏好较高，对票息的要求也更为刚性。2012年以来的金融脱媒化背景使得银行理财、基金、专户等投资者在信用债持有者结构中占比大幅提升（见图4），推动了投资者群体整体的风险偏好上升，信用利差尤其是评级间利差的趋势性降低。2014年以来信用利差一直低于历史均值水平，而且呈现持续压缩状态，这与金融脱媒化背景下各类理财资金成为信用债投资群体的绝对主力有着密切关系。由于理财资金成本居高不下，能够覆盖该成本的债券越来越少，而风险暴露非常有限，理财类投资者只能通过被动的信用下沉获得相对较高的利差，从而推动评级间利差不断压缩。
（五）信用债供给压力
信用债供给量主要是由企业融资意愿以及债券与其他融资工具的比较决定的。其中融资意愿来自企业的投资需求和再融资需求两个方面。与其他融资工具的比较主要是看企业有哪些可以选择的融资渠道，以及债券与其他渠道相比是否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国内，由于信用债市场处于发展初期，债券审批政策和发行品种创新也是影响供给的重要因素。需要注意的是，潜在供给量才是影响供需关系和信用利差的本质因素，实际发行量已经是经过需求检验过后的结果。销售困难导致的实际发行量降低本身就已经体现了恶化的供需关系，而不是意味着供给压力的减轻。历史经验看，供给对信用利差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在新产品创新且大幅扩容时出现，其他阶段则体现为较长时间内相对缓和的影响。历史上比较典型的供给提升导致信用利差扩大的主要阶段是2009年下半年和2012年下半年，而且这两个阶段都有新产品放量导致供给量大幅跳升，其他年份来看，供给的负面影响相对缓和，而且发生作用会较为缓慢。另外信用债供给量的波动也有一定的顺周期性，容易加强债市的熊市或牛市走向。
中国信用利差与基准利率走势的历史关系
从我国2008年以来的信用债历史情况来看，信用利差与基准利率的关系可以总结为如下几个特点：
（一）一般情况下，信用利差和基准利率的走势是同向的
也就是说，基准利率下行的牛市过程中，信用利差一般会收缩，而基准利率上行的熊市中，信用利差一般会扩大。
（二）当基准利率快速转向时，信用利差可能会有滞后反应
其表现为信用利差短时间内与基准利率的走势相反，经过一段时间后再转为与基准利率走势同向，也就是信用利差与基准利率走势会出现短期背离。
（三）在不存在信用风险冲击的情况下，无论熊市还是牛市，低评级债券的表现通常比高评级要好
也就是说，熊市中低评级债券收益率上行幅度通常比高等级小，而牛市中低评级债券收益率下行的幅度通常比高等级大。这体现出高票息较强的防御性。熊市的例子有2009年、2012年下半年，牛市的例子有2010年前8月、2012年上半年、2013年前5月。我们认为形成这种规律与市场缺乏违约和金融脱媒化过程中投资者结构的变化有关。
（四）一旦出现违约担忧情绪或实质信用风险，无论基准利率走势如何，低评级信用利差和评级间利差都会扩大
如果违约预期的增强叠加利率债调整和资金面紧张，其对收益率产生的负面冲击会更大。历史上受到违约因素冲击的阶段主要是2008年四季度、2011年（尤其三季度）、2013年下半年和2014年上半年（尤其是超日债违约的3月）。其中2008年和2014年基准利率处于牛市环境，2011年处于熊市环境。违约导致的利差扩大历史上持续时间不长，但杀伤力大。如果不能安全度过这些高危时期（避免大量违约并扛住流动性冲击），就无从实现低等级相对高的票息回报。
未来中国信用利差可能出现的长期变化
正如前文提及，尽管我们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历史上信用利差波动的成因和规律，但如果从更长的历史周期看，现有规律的成因很多可能是与中国信用债市场的初级发展阶段有关的。未来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成熟，影响信用利差的主导因素也可能发生变化。站在当前时点，我们认为如下因素在未来更长的历史周期内，可能推动信用利差出现与以往不同的变化：
（一）“刚性兑付”逐步打破，违约相关因素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将明显增强
在2013年以前，中国低等级信用债的信用利差与国际市场相比整体看是相对偏低的。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在今年超日债违约前没有出现实质违约事件，市场对信用风险缺乏足够的溢价保护意识。这种刚性兑付的局面伴随市场的发展和成熟是难以长期维持的，而且也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优质企业融资成本的降低。虽然大规模和集中的违约仍然要看宏观经济周期的波动，但局部和个体违约的发生可能会成为常态，因此预期损失对于信用利差的影响必然越来越重要，会推高评级间利差的中枢，也会加剧低资质个券的收益率波动。
（二）内部评级法实施，有利于银行降低对高等级债券的利差要求
目前只有6家银行获批采用内部评级法计算风险权重，大部分银行对各类债权资产采用比较机械的权重分类法，即基本上所有的信用债都适用100%的风险权重，不同评级没有区分。这就导致银行购买资质最好的企业发行的债券也要占用很多的资本金，因此必须要求较高的利差回报来覆盖资本消耗。未来伴随更多的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投资高评级债券在节约资本金方面会更有优势，银行对于高低等级信用利差的差异化要求也会更加明显。
（三）低评级信用债杠杆操作难度增加，可能导致评级间利差拉大
前文提到，杠杆操作是中国信用债市场一个比较常见的操作策略。未来长期看，由于监管机构对债券市场杠杆操作的限定越来越严格，银行从控制资本消耗和违约风险的角度出发，会越来越不愿接受中低评级信用债作为抵押物融出资金。这都会导致利用低评级债券质押提高杠杆的难度越来越大，对高低评级之间利差可能产生推升作用，不过会杠杆操作带来的收益率和利差波动幅度可能会相应减缓。
（四）投资者群体更加多样化，CDS等对冲违约风险的衍生工具进一步发展，将使得信用风险定价更加敏感和精确
整体而言中国的信用债投资主体风险偏好相对较低，一方面是与中国债券市场风险零容忍的氛围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在违约破产处置方面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的客观环境有关。未来随着有稳定资金实力和深入信用研究能力的机构越来越多，配合违约处置机制和法律制度的完善，风险定价也将更加真实和灵敏。另外伴随实质违约的陆续出现，长期看信用违约互换等风险衍生工具可能会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由于信用违约互换类衍生产品将信用利差单独分离出来并对其赋予流动性，对违约风险信息可以更加纯粹和及时地在市场上加以反映，未来伴随参与主体的多样化，信用利差的定价也将会变得更加精确细致，波动性和流动性也会逐步增强，促进市场的价格发现，也能为市场提供更多的交易性机会。
『玖』 稳态利差是什么意思
稳态利差的意思是，说您的稳定利益收益差，也就是说波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