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雷年限

⑴ 卦相：本卦：风火家人 ；变卦：水雷屯 起卦时间：甲午　丁丑　壬戌　辛亥 所卜事情：男女情感

有一段艰难的磨合期

⑵ 海上保险的责任期限

按照国际保险业的习惯，海运保险基本险采用的是仓至仓条款（Warehouse to Warehouse Clause-WWClause），即保险责任自被保险货物远保险单所载明的起运地发货人仓库或储存处所开始生效，包括正常运输过程中的海上、陆上、内河和驳船运输在内，直至该项货物到达保险单所载明目的地收货人的仓库为止，但最长不超过被保险货物卸离海轮后60天。一般附加险均已包括在一切险的责任范围内，凡已投保海运保险一切险的就无需加保任何一般附加险，但应当说明海运保险一切险并非一切风险造成的损失均予负责。特殊附加险的海运战争险的承保责任范围，包括由于战争、类似战争行为和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或海盗行为，以及由此引起的捕获、拘留、扣留、禁制、扣押所造成的损失；或者各种常规武器（包括水雷、鱼雷、炸弹）所造成的损失；以及由于上达原因引起的共同海损牺牲、分摊和救助费用。但对原子弹、氢弹等热核武器所造成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战争险的保险责任期限以水面危险为限，即自货物在起运港装上海轮或驳船时开始，直到目的离海轮或驳船为止；如不卸离海轮或驳船，则从海轮到达到目的港的当天午夜起算满15天，保险责任自行终止。保险条款还规定，在投保战争险前提下，加保罢工险不另收费。

⑶ 测什么时候结婚从水雷卦变5爻成地雷卦怎么解

是男是女，何日起卦？

⑷ 巅峰战舰改建U—3513 水雷持久专家水雷存在时间增加多少

嗯，巅峰战姐她感情了一个水力持久专家，他水雷存在的时间增加了很多。他是一个水雷持家的一个专业。

⑸ 中国志愿军是什么时候进行海上布雷的

1953年春节前，在彭德怀预料之中的联合国军第二次登陆计划酝酿出台了。

彭德怀立即下达指示：命令年轻的人民海军派员入朝秘密布水雷以击退美军于滩头，彻底粉碎对方的第二次登陆计划。

由海军参谋长张学思任总指挥，华东海军抽调官兵秘密赶赴朝鲜。

1953年2月22日，林有成当时正在济南舰上当水雷班长。上午9时左右，水雷长刘文华通知他，让他立即赶到支队司令部作战室去开会。

这次行动由张学思挂帅，还有西安舰、武昌舰和长沙舰的水雷班长郑长晖、唐兆贤和应加琪等人。

到了作战室以后，作战室主任立即下达了命令：你们4人于后天出发，到北京海军司令部接受作战任务。至于什么任务，报到以后就会知道了。

作战室主任接着说：由于任务很紧急，去北京的车票已经买好了，不知道你们是否有困难？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还有什么价钱好讲的。他们4人毫不犹豫地回答：坚决完成战斗任务、为海军争光！

经过5天奔波，他们于27日按时抵达北京。

在当天，海军司令部作战部李副部长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他们，并把他们送到了位于前门大栅栏的海军第一招待所住了一宿。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又赶到海军司令部接受战斗任务。

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他们要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西海岸指挥部参加抗美援朝，并单独执行清川江水下设障的战斗。

海军首长命令：此次作战任务由海军参谋长张学思任总指挥，任命华东海军扫雷大队长孙公飞为总负责。

由扫雷大队参谋长刘培良、中队长马志高配合，由扫雷大队航海业务长杨德全和登陆舰五舰队杨航海长带领5位航海班长负责航海保障，扫雷大队参谋钱鳌任作战参谋，济南舰水雷班长林有成等7名同志负责各型水雷的各项战斗准备及定深和敷设到海中的战斗任务。

至此，这支由华东海军抽调17人组成的赴朝作战别动队秘密组成，任务明确，待命出发。

在当月底，他们集体乘火车到达安东(今丹东)市，在抵达目的地以后，他们按规定换上了志愿军穿的棉大衣、棉制服及毛皮鞋。

根据西海岸指挥部的安排，张学思一行改乘大嘎斯车直奔朝鲜平安南道龟城郡青龙里，分散住在朝鲜老乡家里。

由于这次战斗任务非常特殊，他们事先的准备工作全部是在高度保密的条件下进行的。

在当时，他们也在想，要在武装到牙齿的美海、空军眼皮底下，在清川江若大的江口上埋设水雷，只能加强保密和发挥反侦察手段。

在船只的选择上，张学思他们考虑到铁壳船会招来对方雷达的跟踪，决定选用木船。

张学思他们从大连征集了5条木制机帆船，分别由地方的10名船工，昼宿夜行，悄悄送至清川江口，防止了对方的雷达跟踪。

在抵达目的地以后，他们立即对渔船进行改装，拆除了上层甲板和建筑，以便能装载更多的水雷。

此时，另一路由海军司令部装备部水中兵器科杜科长提运的苏制水雷，从中国西南地区某弹药库运抵清川江畔的肃川前线。

为了能很好地把水雷储存好，他们冒着被美军轰炸的危险，在肃川坑道内，每隔10米左右挖个山洞，大、中型水雷每个洞放一个，小型的水雷每个洞放两个。

此外，为了做到知己知彼，他们把所有的美军登陆舰画出图样，送到安东做成模型，大大小小做了100多个，对照模型了解美舰的作战性能，以求做到更精确的打击。

当时，这些K6型触发锚雷，大型的有180公斤，中型的有110公斤，小型的也有20多公斤。按照苏联专家的要求，必须用布雷舰布设才更为科学。

面对当时的作战条件，他们只能采取土法上马，将清川江海域进行了精确的换算，用尺子在麻绳上量好了布雷的距离，决定在布雷时采用边放麻绳边布雷的办法。

万事俱备后，指挥部突然提出来：考虑到战争结束后，还要清扫清川江航道，以恢复通航，要求战士们布设不规则、零散型的水雷阵，并要求在布设过程中，依水雷在退潮后露出水面为宜。

由于西海岸潮差都在4米以上，他们为此伤透了脑筋。

有一天，钱参谋在制定作战计划时找到林有成，想听听他的意见。

林有成说：敌人必定会选择高海潮时登陆，我们只能围绕敌人登陆时的触雷概率来推算，不能考虑退潮时弹体露出水面，即使露出来又何妨？我们就等于告诉敌人，清川江已经有了反登陆的准备……

在设阵布局上，他们提出了总体上正规，局部上零散的思想。

最终，西海岸指挥部采纳了钱参谋他们提出来的作战方案，并批示他们尽早按作战计划，实施布雷行动。

他们把布雷实施时间放在了1953年4月10日晚。

真是天公作美，这一晚是个非常理想的时间，天色出奇的黑，伸手不见五指。

由于连年遭受战火摧残，清川江两岸已经找不到一个可以导航的参照坐标。

为确保布雷准确到位，由杨德全航海长率领的航海保障组同志看中了对方所占岛屿的一座山头，并决定偷袭到那里去设一个临时航标灯。这个位置可以覆盖整个布雷工作海域。

晚饭后，布设导航灯的几名同志，潜伏进山，21时，他们准确地将导航灯放上了指定位置，解决了航海保障问题。

与此同时，他们海上布雷分队也在规定时限内，将装满水雷的木船驶抵布阵区内。

由于作战计划做得详细充分，钱参谋他们在海上布雷过程中，按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快捷。

我军布雷人员对着导航灯，将水雷按麻绳上的距离一个个拴好，进入布雷区后，依次将水雷推入水中。

前后仅一个小时，他们就将90枚水雷神不知鬼不觉地放进了清川江底，可以说，这次布雷行动真是在对方的眼皮底下进行的。

海军的布雷行动有效的阻止了联合国军的登陆计划，极大的配合了陆地作战

4月12日，他们按指挥部的命令，悄悄撤出了肃川前线，返回到平安南道青龙里待命。

4月28日，美军试图离开谈判桌，依靠强有力的海、空优势，掀起新一轮战争，并拿出了第二次登陆计划，试图从清川江突破，争取更多的谈判砝码。

美军这次聪明了些，没敢冒失来犯，仅派出了几艘舰艇，在清川江先搞了一次试探性的登陆。结果，一艘登陆舰当场触雷沉没。

美军看到无隙可乘，只好仓皇地退出了清川江。

我军布雷激怒了美军，在我布雷部队驻地一平方公里内，对方战机竟炸出了500个弹坑。

其实，在我军返回青龙里的当天，就有对方侦察机来犯，但他们当时却没有太多在意。

由于当时美军在强大的海空优势上都没有打赢战争，开始使用细菌武器来维持战争。

因此，4月12日，就在林有成他们回到青龙里的当晚，就立即赶到第五十军卫生所注射四联预防针，刚巧，军部也正在召开上甘岭英模总结表彰大会。

等到回到驻地后，林有成因为注射反应，加上劳累，鞋子衣服都没脱，就倒在地坑的外沿睡着了。

21时左右，林有成迷迷糊糊听到敌机的轰鸣和炸弹的爆炸声，立即去叫醒睡下的战友赶快撤离。

在跑往防空洞的途中，林有成感到左腕一麻，等跑到防空洞后，发现左边的棉衣袖已被鲜血浸透了，那块击穿了三件毛衣一件棉袄的弹片深深地扎在他手臂上。

第二天，当地群众在一平方公里的士地上，就清点出了500多个弹坑。可见，美军简直是气急坏了。

⑹ 水雷屯，请大师解卦

初期的顺利不能掩盖后来的纷扰和混乱，
期待中的婚姻还需要长时间的等待期盼，
选中的目标一旦脱离就不要妄想去追还，
在等待和期盼中的坚持不懈会赢回票价，
蝇蝇小利切不可得意大的危险随时降临，
远方的光明之下仍需要小心谨慎去经营。

⑺ 中国击沉美国航母需要多长时间

用东风21D，仅需3-5枚，耗时10-15分钟即可重创乃至击沉一艘航母

⑻ 不同时期海军力量的变化古代，近代，现代

七·七事变时，中国海军共计有66艘军舰，总排水量6.8万吨；而日本海军的总排水量达120万余
吨，在数量上中国海军只相当于日本海军的5%。在质量上，中国海军仅拥有轻巡洋舰以下的各种坚挺，而且新旧不一，武器装备落后，日本海军不仅种类全，拥有包括战列舰和航空母舰在内的各型舰艇，而且还有大量新型舰艇在造。[1]更为重要的事，日本海军还编有庞大的航空兵部队和陆战队，其将领具有丰富的海战经验，各级官佐与士兵也训练有素。
中国海军根据这种实力对比进行了抗战准备。第一，修订了对日作战方案，放弃了“9·18”事变

后提出的与日本海军争夺中国近海制海权的战略方针，提出中国海军抗日作战的任务是“使敌舰不
致深入腹地，随意登陆”。为此，必须加强“水中防御”。第二，加强海军武器装备和防卫设施建
设。中国海军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措施，购买、建造和改造了一批坚挺。后来在江阴阻塞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平海”号巡洋舰就在这时编入海军。另外扩大水雷生产，并加紧整顿江海芳要塞。第三，加紧海军实战训练和演习。[2]这些措施有效的提高了海军的战斗力，使中国海军在抗战初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海军的抗战以长江流域为主战场，根据海军的任务和采用的战术不同，抗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第二阶段是武汉会战，第三阶段大体上相当于整个抗战的相持阶段，即武汉、广州陷落至1945年，第四阶段是受降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海军主要采用沉船阻塞、水雷封锁等战术。阻止日舰侵入内河，保卫中国陆军侧
后翼。在江阴地区，中国海军水面舰队主力掩护阻塞线，遭到日海军航空兵袭击，损失惨重。
战争爆发后，中国海军即按照战前方案退入内河。在长江地区，中国海军在江阴构筑阻塞线，派舰毁除江阴下游的航路标志。在淞沪地区，黄浦江内建成三道阻塞线，另外海军部调集力量制造水雷，封锁淞沪地区的众多港汊，防止日军快艇侵入。海军淞沪地区还进行了多次特务作战。8月16日，中国鱼雷快艇攻击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虽然没有命中，但对日军震动极大。18日日军大本营军令部电令，“中国海军用鱼雷发射等行为，充满敌意，希速考虑击灭上海方向敌人之海军为要。”除此之外，中国海军还多次派特务兵携带水雷出击，炸毁浦东日军用于登陆的三井码头和海军码头，但对日军“出云”和“安宅”两舰的出击均告失败。上海放弃后，海军用水雷将苏州
河一带桥梁炸毁，迟滞日军的攻击。
中国海军以舰队主力掩护江阴阻塞线的构筑工作，日军认为：“战争开始后中国将海军主力置于江

阴要塞的掩护下，不仅阻碍南京方面的空中作战，且以有力之巡洋舰‘平海’、‘宁海’二舰威胁
日军沿长江下游的大舰艇。因此第3舰队司令部认为无论是出自空中作战或是封锁作战，均须将其击
灭。”9月22日起，日军便以大编队机群连续数日攻击中国舰队。连续激战后，中国海军主力舰相
继沉没或丧失战斗力，“丧失了作为海军兵力的机能”。[4]中国海军虽然也击落数架日机，但日
军仅以数架飞机的代价歼灭了中国海军的主力，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助长了其侵略气焰。
在主力舰相继被炸沉后，中国海军不得不改变保卫江阴阻塞线的策略，决定拆卸舰炮安装于长两

岸，加强建设江阴要塞，用来腰击敌舰。江阴要塞曾一度击退日海军的进攻，但陆军失利后导致要塞后路被日军切断，要塞部队不得不毁炮撤退。在这一阶段，海军除在江阴、上海进行了堵塞作战外，在山东青岛，江苏连云港，浙江镇海，福建
福州、泉州，广东广州等海港也进行了沉船阻塞。据中华民国轮船商业同业公会调查，抗战期间国
民政府征用充沉塞封锁线的船舶共计5297719吨。[5]

海军抗战的第二阶段，海军主要是布置水雷封锁线和组织炮队来封锁江面，并且创造漂雷战术并首
次进行敌后布雷。中国海军用大规模布雷来阻止日舰求得了较好的战果，因为日本海军虽然强大，
但公认其扫雷能力很弱。[6]

南京失守后，中国海军向长江中游集中，配备新的封锁线。中国海军沿长江由东向西布置马当、湖
口-九江、田家桢、葛店四条防御线，分别在水中布雷设置封锁线，另外编组炮队，设置要塞炮兵
阵地，并毁除荻港至汉口的航路标志。海军还在马当再次沉船建成阻塞线。但陆军的失利导致日军
的迂回战术屡次奏效，海军要塞炮队不得不放弃阵地，甚至在湖口-九江阵地江面上尚未出现日舰
的情况下，海军炮队被迫毁炮撤退。

在第二阶段的作战中，海军布雷队的作用越来越大。除了在长江以及鄱阳湖内进行布雷设立封锁线
外，更在轻坠水雷的基础上设计出一种漂流水雷，在1938年9月首次在新洲、武穴一带江面使用，
击沉日舰两艘，并于同月出击敌后，在贵池布置漂雷60具。[7]而在武汉会战期间，中国海军先后
击沉、击伤日军舰艇及运输船只共50余艘，并击落日机10余架。[8]而海军这时所剩不多的水面舰
艇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湖口失陷后，海军的鱼雷快艇曾三次出击袭击日舰，“海宁”号炮艇防卫
鄱阳湖被日机炸沉。这一时期，海军主要将舰艇改装成布雷舰艇以解决布雷船不足的问题，或派舰
担任军事委员会的运输任务，基本上没有作战任务。由于各舰缺乏防空武器，而且没有空中掩护，
在日机的攻击下损失惨重。

海军在抗战进入第3阶段后，海军主要依靠江防要塞的炮兵和布雷队防守荆江、川江、湘江以及洞
庭湖地区，防止日海军与陆军配合做进一步侵犯，同时派出布雷队深入敌后，扰乱日军长江水上交
通运输。在1940年一年，日军舰艇触雷沉没共计80艘。[9]海军舰艇由于缺乏必要的防空配备，在
日机的空袭下损失惨重，虽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海军接受了美、英、法三国赠送的五艘江河
炮舰，但总数只有14艘，而且缺乏武器装备，主要在川江等处布防，无力向日军出击。[10]

对于中国海军的防守，日军一方面采用空袭的策略，击沉击伤部分中国舰艇，另一方面仍然采取迂
回战术，包抄中国军队后路，相继占领城陵矶、岳阳和宜昌；而在湖南的几次会战中，日本海军无
法突破中国海军的雷区。但到1944年，日军的扫雷能力似乎有所增强，突破了雷区。

在中国其他沿海省份，海军除初期的堵塞作战外，还有其他活动，但阶段性并不明显。在山东的第
三舰队，舰艇自沉后，海军陆战队留在山东参加游击战争，其余官兵南下至长江流域，参与保卫武
**川江。在浙江、福建、广东三省，海军的活动较多，分别向三省派出布雷队和设立炮台。但三
省抗战又各有不同的特点。在浙江，主要是布雷活动和炮队防御；福建的海军陆战队在守卫海岛、
反登陆作战、反击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促使部分伪军反正。[11]驻守广东的中国海军第
四舰队在抗战初期出击两次，取得击沉日驱逐舰一艘、击毁炮垒四座的战绩，[12]而敌后游击布
雷也求得了一定的战果。

除此之外，海军还组织扫雷队用于保障长江后方航道安全和扫除日军在封锁作战中在沿海港口布下
的水雷。另外，海军陆战队主力在湘西等地承担护路和剿匪工作。

抗战结束后，海军即开始受降，接收日伪海军物资和海军设施，接收金厦、台澎等处的海军基地。
同时扫除长江以及沿海等处的水雷，扫清航道，以保证军队的水运安全和恢复正常航运。另外，接
受美英赠舰，重建水面舰队和南下南海诸岛，收复西沙、南沙群岛。海军还在日本捣毁了日本纪念
甲午战争中战胜北洋舰队的物品，并收回海军失物，开会日军投降坚挺，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
闻。[13]

二
在抗战中，由于中日海军实力的对比过于悬殊，而同期陆军虽然质量不如日军，但毕竟拥有几千万
可以补充兵员的青壮年农民，还可以凭借熟悉的地理环境和兵力优势与日军周旋。因此，国民政府
放弃争夺近海制海权的策略，而决定在大陆上实行持久战。由于当时中国的首都、陪都和一些重要
的城市都位于长江流域，而国民政府的战略又是吸引日军主力于华中地区，沿长江向西进攻，所以
中国海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陆空军沿长江布防，阻击日本海军。

在国民政府的历史上，1926-1927年的内战中，在反击直系军阀孙传芳的进攻和西征讨伐唐生智的
战役中，海军在切断敌军南北联系、充当先锋促使敌军崩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4]而且这
几次战役证明了单凭陆军几乎无法阻止海军沿长江的上溯作战。在抗战过程中，海军部队也证明了自己的阻击是卓有成效的，因为每一处海军防区的弃守大都是由于陆军的溃败或撤退而导致的，而不是海军防区被日军突破而导致战线崩溃。林盖，海军还多次迫使日军改变作战计划，放弃登陆作战，而实行陆军迂回或渗透，这就为中国陆军创造了歼敌良机。例如在日军名为“攻略九江作战（V作战）”的行动中，由于“疏浚航路作业极难进展，加之敌人空袭频繁，迫使波田支队放弃由江上进攻，于6月24日改在香口登陆，开始沿江由江南陆路向湖口进击。”[15]而在第一次长沙会
战中，日军为绕开中国海军雷区，不得不用小型舟艇携带少量补给分散登陆，虽然一时得逞，但因为力量分散，反而为中国军队分割歼灭。
中国海军的漂雷战术和敌后布雷活动打击了日军的水路运输，迫使日军多次宣布在长江中停航或限航，即使通航也不敢保证航道安全。截至1943年7月，在长江方面的芜湖至湖口、九江至汉口、汉口至岳阳三个地区，中国海军布雷队出击93次，布放水雷1600具，炸沉日军舰船156艘。另外海军在相持阶段的几次战役中还加紧布雷，以此呼应陆军的作战。例如在1939年的冬季攻势中，中国陆军反攻马当，海军长江中游布雷队主动出击，策应陆军的进攻和撤退。[18]而在其他地区的布雷活动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1943年广东珠江布雷队所布水雷炸沉伪海军广东要港司令部旗舰“协力”号，俘获伪广州要港中将司令萨福畴及其他7名为海军官员，沉重打击了日伪海
军。]海军的布雷活动招致了日军的疯狂报复。日军不仅反复扫荡长江沿岸布雷队基地，而且
极其残忍的对待被俘布雷队人员。1940年，在长江中游执行任务的海军布雷队侦察员陈木生在湖
口被俘，“该员临危不屈，骂不绝口，惨遭活锯，将尸首抛弃江中，亦烈亦哉。

新中国建立后，白手起家的中国海军由于周边国际环境恶劣和抗美援朝战争影响，直到50年代中期才赢来了第一个大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海军得到了苏联的大量援助，光是获得的装备就包括4艘驱逐舰，2艘C型常规潜艇，1艘布雷舰、71艘护卫舰、护卫艇、小型鱼雷艇及各型辅助船。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获得了众多的器材设备和大量的潜艇、导弹快艇、反舰导弹等装备设备的设计资料，并通过技术转让的方式准备仿造常规潜艇和导弹快艇。尽管之后的六十年代，海军装备建设受到苏联中断军事援助、国内自然灾害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一度陷入了停滞的状态，但由于此前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已经培养出了造船工业的第一批技术力量，中国还是发展出了65型火炮护卫舰、021导弹快艇、037猎潜艇、033型常规潜艇等装备。

师承苏联：建立近岸防御性海军

同时，这些装备的引进和仿制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改变了海军的发展规划。1958年8月15日，中央军委曾提出一个1959—1962年军队装备建设规划，其中规定海军应以发展潜艇为重点，并相应发展以快艇为主的水面舰艇。在这种建军思想的影响下，至70年代海军主战及后勤装备已基本成型配套，逐渐完成了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航空兵、岸防兵和陆战队等兵种以及各种勤务保障部队组建工作。

新世纪来临时，中国海军所面临局势更加的复杂与尖锐。在南中国海特别是南沙群岛，南海周边国家不断进占多处岛礁，掠夺该海域丰富的石油、渔业资源。在东海方向，日本和韩国也在钓鱼岛、春晓油田等海域与中国存有争端，并且加紧海军力量的建设，以达到武力对抗的目的。当然在面临各种的对手背后，还有美国海军对中国各种形式的战略打压。

同时，也恰好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实力经过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而西方世界横亘着的坚冰又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而逐渐消熔着，“世界工厂”慢慢形成在珠三角、长三角。由于制造业的兴起，需要进口的大量的能源及原材料还是大规模的商品出口，其最方便最廉价的运输方式就是海运。近年来中国的国民生产与对外进贸易对海洋运输依赖日夜巨大，必须拥有一只强大的能够在远洋遂行任务的海上武装力量来保障其畅通。

在另外一个方面，中国资本日益融入世界金融体系，投资国外的各类商业项目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来的热点，随着投资规模的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海外利益也呼唤着强大的远洋海上武装力量为其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