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配期限

Ⅰ 刺配的起源

五代时，后晋的建立者晋高祖滥用严刑酷法，煞费心机地把废止了几百年的墨黥之刑重新搬了出来，“刺配”之刑就此产生了。在宋代，刺配之风盛行，手段也更残酷。《宋代刑法考》云：“宋人承五代为刺配之法，既仗其背，又配其人，且刺其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者。”
古典名著《水浒传》中有这样一段故事，80万禁军教头林冲，遭朝中权贵陷害，被“刺配”沧州，途中屡遭歹人暗算，几乎丧命，最后在梁山好汉的帮助下，奋起反抗，终于被逼上了梁山，与梁山好汉共举“替天行道”大旗，成为农民起义军中的一员猛将。
林冲所犯之“罪”是否成立，另当别论，林冲所受的“刺配”在古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刑罚呢？
刺配是我国唐末五代以来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刑罚方法。其法可溯源到北朝的《北魏律》和《北齐律》，凡“论犯可死，原情可降”的鞭、笞各一百，并处以髡发之刑，发配边境，以为兵卒。隋唐法律确立封建五刑制度，废除了鞭、流并用的刑罚，改为流配、服役结合，凡处以流刑的，均于流放地服役一年。后唐时，对凡处以流刑的，一律附加杖刑。后晋时，又创刺面之刑，将刺面与流配结合起来，合称刺配，但是那时刺配仅为刺面与流刑两者合用。
北宋时，统治者又实行折杖法，以杖刑代替原来的笞、杖、徒、流四种刑罚的执行。但同时又沿用和发展了后晋以来的刺配之刑，作为对死刑的宽宥。刺配之刑成为集刺面、杖刑、流配三种处罚于一身的重刑，仅次于死刑。
宋代的刺配按罪轻重的不同而不同，分为刺配本州、邻州、500里、1000里、2000里、3000里及沙门岛等不同等级，刺面也分为“大刺”和“小刺”。凡犯重罪的，就把字刺得很大，而且根据不同的罪行，所刺的形状也不一样。如，宋朝曾规定：凡犯盗罪，刺环于耳后；处徒刑、流刑的刺方形；处杖刑的刺圆形，三犯杖刑移于面，“径不过五分”。后来又规定，“凡强盗抵死特货命之人”，在额头上要刺强盗二字，余下的字分刺两颊。所刺内容除“选配某州（府）牢城”外，也有把其犯罪事由等刺于脸上的。到了配所后，所服劳役的种类很多，而大量的是充当军役。服役也没有一定的期限，因为宋代大赦多，几乎每两三年就有一次。每次大赦，由主管刺配犯人的官吏将配役者的情况上报，对其中犯罪情节较轻的，或服役期间表现较好的，可以释放回家；而罪行严重的，则要终身服役。
刺配在制定之初，原为对死刑的宽宥，但在后来的实际执行中，范围日益扩大。宋真宗时，刺配之罪共 46条，到孝宗时，已增加到了570多条。实际上对许多死刑以外的犯罪也大量适用刺配，以至出现了州郡牢城营中刺配犯人额满甚至超额的现象。地方的司法官吏也滥施刺配之刑。北宋末年，金兵南下，草莽群雄奋起抗金，他们中不少人是罪犯。南宋建立后，他们接受了朝廷的封号，先后入朝。但在朝觐皇帝时遇到难处，他们大多脸上刺有金印，按法律规定，罪犯不得入朝。为此，宋高宗于1144年发布诏命：“今后臣僚有面刺大字或灸烧之人，许入见。”
滥用刺配之刑，实际上是加重了对罪犯的处罚，因而遭到不少有识之士的反对。有人主张应减少刺配刑的使用；有人主张完全废除，但均未被朝廷采用。
元朝建立后，不仅全面继承了刺配之刑，而且将原来的刺双颊发展成刺面、刺左右臂、刺项等多种方式，并将刺配广泛适用于盗贼等多种罪犯。明清时除了刺面之法，更多地用刺左右臂了，此法渐渐成为不大引人注意的处罚，直至清末废除。

Ⅱ 宋朝法律制度有哪些重大发展

宋代法律制度 第一节宋代法律制度

一、两宋的法律思想
宋代以科举取士，重文轻武，遂摆脱了前代门阀、武臣的羁绊，朝政议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从而导致了政治、思想上较为自由的风气，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法律思想方面。
有宋一代，应当说是懂法的皇帝最多的一个朝代和讲究法律的一个朝代。这或许也是两宋以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何以维持三百多年之久的原因之一。从整个两宋的法制变化来看，其法律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北宋初至仁宗朝末年；神宗熙丰变法以后到北宋末年；南渡后至宋亡于元。
二、宋代法律内容的主要发展变化
（一）行政法律规范
两宋的行政体制正处在由唐向元、明、清过渡这一历史时期，使得有宋一代行政律法十分庞杂。历朝均对行政律法有所编纂，如至今尚可见到的《吏部七司法》残卷及《景定吏部条例》等，但终宋之世却没有一部象《唐六典》或明清《会典》那样的集一代行政法之大全者。
两宋的行政律法仍以职官为纲目编制，故对官吏的铨选、考课、奖惩仍为其主要内容。此外对文书管理的规定趋于完备，在中央由中书省、门下省和枢密院分掌。行政与司法进一步结合，行政处分与刑罚相辅而行。尤其是随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有关手工业、商业方面行政律法日渐增多。
（二）．两宋行政律法的特点
（1）皇帝君权的集中与臣僚事权的分割
如前所述，宋代历朝皇帝为使高度的中央集权不致旁落，采取了一系列分割臣僚事权的措施，在职官设置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官”、“职”、“差遣”制度[29]。上至宰辅重臣，下到州、县长官均受到来自不同机构的牵制，如相权的一分为三，监司巡检制，通判的设置等。皇帝不再担心某个大臣的判逆，因为每个人都权限不大，且彼此都是和应当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2）“异论相搅”的用人原则
在各级官府设置上，有几个平行机构，彼此各管一摊，又互不隶属而直统于皇帝，这是体制上的分权结果。但皇帝尤感不足，在具体的官吏任用上，尤其是对朝臣的重用上，遵循“异论相搅”的用人原则，即参用政见不同者，使彼此“各不敢为非”，显例如神宗朝的王安石与司马光。其次是“不任官而任吏”，官与吏相比，前者权势大易自作主张，而后者权势小只能谨守成法。自徽宗时始，便诏令地方州县长官详理刑狱，不得假手胥吏。这些特点，使皇帝能够“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
（三）刑事法律规范
1．刑事政策
两宋刑事政策在《唐律疏议》基础上多有损益，主要变化有以下几点：
（1）维护地主对佃农的特权
随着均田制向租佃制的转化，地主和佃客便成为两宋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朝廷通过刑事立法公开维护地主对佃客的特权。哲宗元祐年间规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因殴致死者，不刺面，配邻州，情重者奏裁”[31]。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还严禁佃客控告地主。如果佃客犯主，“虽直不佑”。这种刑事政策，助长了地主对佃客的压迫，到南宋末年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主户生杀，视佃户不若草芥”[32]。南宋钟相曾指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把起义的矛头直接对准朝廷不公正的法制。
（2）限制适用“请”、“减”、“当”、“赎”法
封建法制“辟贵施贱”的传统，在两宋特殊情况下，不仅起不到强化其统治基础的作用，反而使“不肖自恃”，形成朝廷潜在的威胁。因此，两宋除个别皇帝治下以外，大都对犯赃私罪的官吏适用“真刑”。例如，哲宗绍圣年间规定：“重禄人受乞财物，虽有官印，并不用请、减、当、赎法”。《庆元条法事类》亦规定：“诸私铸钱者，不以荫论，命官不在议、请、减之例”。 朝廷对一般百姓犯罪，也限制适用赎刑。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曾诏：除妇女犯杖以下，非故为，可赎铜以外，其余不得以赎论处。从整个宋代来看“赎法惟及轻刑而已”。
（3）增加附加刑、扩大奏请敕裁的范围以减少死刑的适用
随着编敕的增加，死刑条款也随之剧增。仅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就断大辟2436人。断死刑数比唐代增加几十或上百倍。尖锐的阶级矛盾不容许朝廷大规模使用极刑。于是朝廷采取两种办法加以调节以控制死刑：
一是扩大“奏请敕裁”的范围，即对于某些可判可不判处死刑的人犯通过刑部，报中书奏请皇帝裁夺，裁夺结果实际上大都不判处死刑；
二是增加附加刑以贷死刑，例如乾道十年（公元1174年）皇甫谨受赂及侵盗官物入己至死，孝宗不判他死刑，但判处了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脊杖三十、刺面、籍设、配牢城等七种刑罚，除配牢城为主刑以外，其余六种均为附加刑。
（4）肆行“恩宥”
由于犯罪日多，“刑用滋章”，统治者不能不通过“恩宥”之制来加以缓解。宋代恩宥之制主要有大赦、曲赦、德音三种，又统称为贷雪。《宋史?刑法志》载：“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凡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余罪释之，间亦释流罪，所被广狭无常”。
此外，还有录囚降释之制，如：“天子岁自录京师系囚，畿内则遣使。往往杂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释之，或徒罪亦得释，若并及诸路，则命监司录焉”[35]。
两宋时期赦降之频“于古未有”。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南宋光宗绍熙年间竟致岁至四赦。朝廷原本想以此来“荡涤瑕秽”，“使人洒心自新”，以“感召和气”。但行之过频，“有罪者宽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结果是“刑政紊而恩益滥矣”。
（四）．宋代刑罚制度的变化
（1）折杖法
《宋史·刑法志》说：“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建隆四年颁行“折杖法”，意在笼络人心，改变五代以来刑罚严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规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具体的折换办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依原刑等分别杖七下至杖二十下，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别杖十三下至二十下，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别杖十七下至二十下，杖后就地配役一年。其中加役流则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折杖法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
折杖法对缓和社会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对反逆、强盗等重罪不予适用。具体执行当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说：良民偶有过犯，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而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
（2）配役
配役刑渊源于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后，原有的流刑实际上便称为配役。为补死刑与折杖后的配役刑刑差太大，有轻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种类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刑名。
配役刑在两宋多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复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是对罪行严重的流刑罪犯的处罚。刺配缘于后晋天福年间的刺面之法。宋初刺配并非常行之法，《宋刑统》也无此规定。太祖时偶一用之，意在补推行折杖法后，死刑与配役刑之间刑差太大的弊病。但仁宗以后，刺配的诏敕日多，刺配之刑滥用，渐成常制。
配役刑两宋使用最多，南宋时被判此刑者一度竟多达十余万人。配役刑虽然改变了推行折杖法后轻重失平的状况，但也带来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崇宁年间，蔡京建议仿《周官》推行“圜土”法，将应配人犯禁锢在“圜土”内。但由于经费或管理上的困难而旋行旋罢。
刺配对后世刑罚制度影响极坏，是刑罚制度上的一种倒退，在宋代和后世都曾颇遭非议。
（3）凌迟
作为死刑的一种，凌迟始于五代时的西辽。是一种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极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种酷刑。史书说受刑者往往“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动，四肢分落，而呻痛之声未息”。仁宗时使用凌迟刑，神宗熙宁以后成为常刑。至南宋，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正式作为法定死刑的一种。
（4）管置[46]
管置，指将犯人安置到一定地区进行改造的刑罚方法。可能创于北宋中期，类似于当今的管制刑，主要适用于被除名、勒停（勒令停职）的官吏。管置刑分为：“羁管”（羁系而管束之）；“编管”（“迭送他所，量力役作时限，无得髡钳”）；“编置”（或称“安置”、“居住”，轻于编管，谓编籍而安置之）等。各刑又有地理远近（或为本州，或为邻州，或为远州）之分和年限多少之别。
（三）民事经济法律规范
1．所有权——所有权的发生，添附、相邻关系，质权
两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义利并重”的思想逐渐取代了“贵义贱利”的思想，民事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宋初统治者注重对所有权加以保护，并规定：“垦田即为永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太祖开宝二年（公元969年），进一步规定印契（红契）制度及税契制度，即用官府加盖红印的契据确认土地所有权，以收取契约税的形式保护土地交易的合法性。
有宋一代，因不抑兼并政策和两宋之际的战乱，引起所有权的频繁变更。当时是“人户交易田土，投买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47]这就使宋王朝不得不对所有权的立法作较前代更多的规定，以稳定经济秩序，维持社会安定。宋初就曾诏令：“垦田即为永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48]并于宋太祖开宝二年(969)设立印契(红契)制度。以后又完备了税契制度。以法律确认和保护私人所有权。人说宋代“官中条令，惟交易(指田产交易)一事最为详备” [49]。这当不是夸大之词。
两宋所有权已划分为动产所有权（宋称物主权）与不动产所有权（宋称业主权）。《宋刑统》对动产如宿藏物（埋藏物）、阑遗物（遗失物）、漂流物、无主物、生产蕃息等所有权都作了明确规定。同时对不动产（田宅）所有权的转移，包括租佃、典、押等形式，都规定要书面立契并取得官府承认，即所谓：“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否则，发生纠纷，法律不予保护。
从当时官府对所有权取得的具体规定中，可以推知：动产所有权之取得，以占有或掌握为必要，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只以管业收租为条件。
（1）动产所有权——宋时称物主权——的取得分述如下：
一是埋藏物的发现——宋时称宿藏物。《宋刑统?杂律》卷二十七“地内得宿藏物门”载：“诸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隐而不送者，计合还主之分坐脏论”。又：“其借得官田宅者，以见(现)住见佃人为主。若作人及耕犁人得者，合与佃住之主中分。其私田宅，各有本主，借者不施功力，而作人得者，合与本主中分；借得之人既非本主，又不施功力，不合得分。”
值的一提的是：“若得古器，形制异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这也许可算作是古代的文物保护法吧。
二是遗失物的取得——《宋刑统?杂律》称阑遗物，其卷二十七“地内得宿藏物门”载：“诸得阑遗物，满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论”。对遗失物的处理，规定得颇为详尽：
“诸得阑遗物，皆送随近县，在市得者，送市司，其金吾各在两京巡察得者，送金吾卫。所得之物……其经三十日无主识认者，收掌仍录物色，目榜村坊门经，一周年无人认者，没官”。
此外，对遗失家畜的处理亦颇为详尽，恕不一一例举。
三是漂流物之处理——《宋刑统?杂律》承唐杂令，其卷二十七“地内得宿藏物门”载：“诸公私竹木，为暴水漂失，有能接得者，并积于岸上，明立标榜，于随近官司申谍。有主识认者，江河五分赏二分，余主五分赏一分。限三十日，无主认者，入所得人”。
四是无主物的占有——《宋刑统?贼盗律》卷二十“贸易官物门”载：“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积聚，而辄取者各以盗论。”“疏议曰：山野之物，谓草木药石之类，有人已加功力，或刈伐或积聚”。由此来看，先占而取得无主物，是法律所容许的。
五是生产蕃息之归属——《宋刑统?名例》卷四“赃物没官及征还官主并勿征门”载： “生产蕃息，本据应产之类而有蕃息，若是典生出举，而得利润皆用后人之功，本无财主之力，即非孳生之物，不同蕃息之限，所得利物，合入后人。其有展转而得，知情者，蕃息物并还前主，不知情者，亦入后人。”可见，至宋，已对自然和法定孳息加以区别了。
（2）不动产所有权——宋称业主权——的转移略
不动产在宋称为业，其所有权称为业主权，种类主要有租佃权，典权、押权等。不动产所有权的标的物主要是田宅及其它“定着物”。
对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必须书面立契，且得到官府承认，始得成交。《宋刑统?杂律》卷二十六“受寄财物辄费用（公私债负）门”载：“质举及卖田宅……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
为了杜绝争讼，宋代还专门编绘了有关地界图册，对每一处田地标明四至及主人姓名。如有田地争讼，作为赁断质证。史载这种地界图册：登记其坐落、地目、地积等则，形状、四址、权利人姓名等。
值得注意的是，至宋已有所有权接份共有的记载。宋人刘克庄在其《后村先生大全集》中有卖田骨的记载。所谓田骨即“一地两主，系将土地分为两层、称上层为田皮(面)，下层则谓之田骨(底根)。”而所有权的共同有则表现在始于唐宋的祭田、族产及墓田上。只是每人的份额是不明确的。
至于不动产的典权、押权至宋也已十分发达，在有关债的一节中将述及。
（3）添附和相邻关系
其时的法律规定中多有与《拿破仑法典》相近的内容。有关添附的问题，《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十五之三》载：“景德三年(1006)二月诏：赁官屋者，如自备添修……徒居者，并听拆随。”“即委监官相度，如不亏官，亦听。”又：“今年，如元(原)典地载木，年满收赎之时，两家商量。要，即交还价值；不要，取便斫伐，业主不得占各。”[50]又：“如内有种植林木……估价与所卖田土一处依法召人承买。木价钱给还原载人户。若系见佃人承买，即止纳买地价线。从之。”
综上所述，同今日民法中处理添附物的方法，原则上基本相同。
有关相邻关系的问题，《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二十八》载：“地原从官地上出入者，买者不得阻碍。宅舍亦开。且新旧间架丈尺阔狭，城市乡村等紧慢去处，并量度适中，估价务要公当，不致亏损公私。”又：“居住原有出入行路，在见出卖地者，特与存留。”
2．典卖与时效
（1）典卖。宋代典卖又称“活卖”，即通过让渡物的使用权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赎权的一种交易方式。因典卖田宅者多为贫困之人，他们过期无力回赎时，就使得有钱人以低廉的代价获得田宅的所有权，而使自己蒙受损失。《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取赎》卷九“典主迁延入务”一案颇有代表性。该书载：“在法：‘诸典卖田产，年限已满，业主于务限前取赎，而典主故作迁延占据者，杖一百’。赵端本合照条勘断，且以其年老，封案。兼赵端伪写税领，欺罔官司，其奸狡为尤甚。今不欲并加之罪，且将两项批领当厅毁抹，勒令日下交钱、退业。”
（2）消灭时效及时效的中止。在宋代的民事法律规范中，对时效问题，已有较详细的规定。有关取得时效的规定，在所有权取得一节中可见，此处主要就有关丧失时效的内容列述如下：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敕曰：“如是典当限外，经三十年后并无文契，及虽执文契，难辩真虚者，不在论理收赎之限，见佃主一任典卖”。
后又于《宋刑统·户婚律》卷十三“典卖指当论竞物业门”中，引用唐长庆二年八月十五日敕文对收赎期限加以修改：“经二十年以上不论，即不在论理之限”。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十三》载：“如十五年外，不令收赎，今详年限稍远，欲乞限十年内许……限满不赎。从之”。又《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争业下》卷五“侄与出继叔争业”条载：“分财产，满三年而诉不平；又遗嘱满十年而诉者，不得受理”。
从上述材料中，还可以看出，随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事流转的加快，时效期限日益缩短这一民法发展的特点，在宋代已有明显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至迟至宋，已有了类似今天民法关于时效中止的规定。《宋刑统?户婚律》卷十三“典卖指当论竞物业门”载：“有故，留滞在外者，即与出除在外之年。”
且规定：“如出限，许逐人陈诉其经由，官司曲意阻难及迁延时日者，并重寘典宪”。[54]可见，当时官府对时效问题是较重视的。
3．债法与契约关系的发展
宋代对债的发生、履行或不履行、债的消灭、债的担保均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庆元条法事类》中还有对抵押权和留置权的规定。宋代流行的契约主要有买卖契约、租赁契约、借贷契约等[55]。其中有关土地的租赁称佃，租佃制是当时法律调整的最重要的债务关系之一。宋初就明定租佃双方应以契约规定租佃关系，佃农被官府登入户籍，称为“编户齐民”。仁宗时曾诏令：佃户起移有一定自由，“不取主人凭由”。但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至南宋，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有所强化。法律对负债出逃者严加稽查，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
（1）债的发生
两宋因契约所生之债占大多数，当然还有其它形式引发的债权，《宋刑统》与《庆元条法事类》在买卖契约的法律规定上，强调双方的“合意”性，对强行签约违背当事人意愿的，要“重寘典宪”。同时维护家长的财产支配权。即“应典卖物业，或指名质举，须是家主尊长对钱主或钱主亲信人，当面署押契贴。或妇女难于面对者，须隔帘亲闻商量，方可成产交易。”
（2）买卖契约。宋代买卖契约分为绝卖和活卖与赊卖三种。绝卖为一般买卖。宋代“活卖” 又称典卖，即通过让渡物的使用权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赎权的一种交易方式。因典卖田宅者多为贫困之人，他们过期无力回赎时，就使得有钱人以低廉的代价获得田宅的所有权，而使自己蒙受损失。赊卖是采取类似商业信用或预付方式，而后收取出卖物的价值。这些重要的交易活动，都须订立书面契约，取得官府承认，才能视为合法有效。
（3）租赁与租佃契约。宋时对房宅的租赁称为“租”、“赁”或“僦”。对人畜车马的租赁称为庸、雇。以房屋租赁为例，宋朝法律规定很详细。即所谓“假每人户赁房，免五日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收房租），并分舍屋间椽、地段、钱数，分月掠、日掠数，立限送纳。”
两宋租佃土地活动十分普遍。地主与佃农签订租佃土地契约中，必须明定纳租与纳税的条款，或按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实行定额租。地主同时要向国家缴纳田赋。若佃农过期不交地租，地主可于每年十月初一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诉，由官府代为索取。
（4）借贷契约。宋代法律因袭唐制，对借与贷作了区分。借指使用借贷，而贷则指消费借贷。当时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贷称为负债，把付息的消费借贷称为出举。并规定：“（出举者）不得还利为本”，不得超过规定实行高利贷盘剥，以防激化社会矛盾。
3．婚姻法规
宋承唐律,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违犯成婚年龄的，不准婚嫁。宋律禁止五服以内亲属结婚，但对姑舅两姨兄弟姐妹结婚并不禁止。另外，《宋刑统》还规定：“诸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赦仍离之。其州上佐以上及县令，于所统属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并不在禁限。”
在离婚方面，仍实行唐制“七出”与“三不去”制度，但也有少许变通。例如《宋刑统》规定：夫外出三年不归，六年不通问，准妻改嫁或离婚。但是“妻擅走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减一等。”如果夫亡，妻“不守志”者，宋《户令》规定：“若改适（嫁），其见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费用”。严格维护家族财产不得转移的固有传统。
4．继承法规
两宋法律在继承关系上，有较大的灵活性。除沿袭以往遗产兄弟均分制外，允许在室女，享受部分继承财产权。同时承认遗腹子与亲生子享有同样的继承权。至南宋又规定了绝户财产继承的办法。绝户指家无男子承继。绝户立继承人有两种方式，凡“夫亡而妻在”，立继从妻，称“立继”。凡“夫妻俱亡”，立继从其尊长亲属，称为“命继”。继子与绝户之女均享有继承权，但只有在室女的（未嫁女），在室女享有四分之三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四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只有出嫁女的（已婚女），出嫁女享有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一收为官府所有。
5．禁榷律法
宋代财政匮乏，禁榷是其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方法之一。宋代禁榷（专卖）范围有所扩大，除传统的盐、酒、茶外，矾、铁、煤等均列为禁榷物种。在禁榷律法中，以盐法、茶法、酒法最为重要和完备。盐法是有关盐的煮制、买卖和贩运方面的法律。在中央有三司中的盐铁使，在地方有各产盐地和商埠所设场务专理盐的专卖。其时分为盐的官运、官销和商运、商销两种方式。盐法规定：犯私盐一两，笞四十。但因官盐价高，私贩是禁而不绝。酒法是有关酒的酿制、征税和专卖等方面的律令。宋代称酒的专卖为“榷酤”。酿酒的酒曲由官府垄断，禁民间私造，违犯者重至处死。官府严格控制酒的制售且税课繁重。后人评价“历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
（二）诉讼审判制度的特点
1．宋代皇帝多亲自断案。徽宗时更常以御笔手诏断罪，“变乱旧章”。凡对“御笔断罪”执行不力者，多以“大不恭”论处。此类判决多不依法，更不许诉冤。
2．重视证据和现场勘验。为重口供定有“翻异别勘”制度。因犯人翻供，所关情节重大，一般换法官审理，称“别推”；若换司法机关审理，则叫“别移”。官府设有专门的勘验官并制有详细的勘验格式，南宋时还颁布了《检验格目》，重视对犯罪现场的勘验和取证。客观上推动了其时法医学的发展。著名的《洗冤集录》等法医学著作的出现，与此有直接关系。
3．宋代对民事诉讼定有明确的时效规定，称“务限法”。对刑事案件，也依案件性质情节的轻重大小，定有不同的审结期限。对防止积案，发挥司法职能有积极作用。
（三）审判监督制度的特点
宋代除了审判机构间上下、左右监督外，还设立了较完备的审判监督制度。在中央扩大御史台司法职能，太宗时曾设御史台推勘官，分赴地方审理大案。在地方，提刑司监督州县司法，这成为后世巡按制度的渊源。此外，还专门规定有平反冤案及错判案件的“理雪制度”与“推勘院”

因字数限制，有删节。如果有需要，可给我邮箱，我将全文完整发给你。

Ⅲ 一百零八将的性格

世人都道水浒中的一百零八将个个是令人仰慕的英雄好汉。是些“路见不平
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神州的真豪杰。一首《好汉歌》令人热血
彭湃，彷佛大家都生了义胆。以为大碗吃肉大瓮喝酒，该出手时就出手就算得上
英雄好汉了。其实这样的好汉只是水浒中所谓的好汉，从另一角度看这些好汉也
就与地痞流氓一般无异了。

或许流氓就是好汉，但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水浒开篇便道洪太尉一意孤行，放走了“伏魔之殿”中的一百单八个魔君，
计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天罡地煞，多用于对恶人的称呼，在武侠
小说中则更是恶魔的形象了。水浒作者称这水浒一百零八号人物为魔君，虽是一
番戏谑之词，但也自有其合理之处。

这些水浒中的人物，这一百零八号魔君，我们无论称之为流氓也好，或是称
为好汉也好，他们之所以被称为魔君，身上确实有一些共性。这些共性使这些魔
君成为魔君自身，或谓成全其英雄好汉自身，或流氓自身，为了便于人们接受起
见，我称之为水浒传中的英雄观。

一：英雄要杀人，杀人越多越好。

无论是哪路英雄，要入那水泊梁山，得交个投名状来。

水浒传第十一回写汪伦要求林冲拿一个人头来当见面礼。

“王伦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伙，把一个’投名状‘来。林冲便道：”
小人颇识几字，乞纸笔来便写。“朱贵笑道：”教头你错了。但凡好汉们入伙，
须要纳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这个便谓之
投名状。“林冲道：”这事也不难，林冲便下山去等，只怕没人过。“

水浒中的英雄个个会杀人，杀人越多越英雄。且杀人时不分青红皂白，只要
杀得不是和他们同路的流氓好汉，他们杀后也就个个心安理得了，从不会内疚。

金圣叹《水浒》卷之三“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曾为梁山好汉们排了排队。
给予“上上”评价的共有九个人物，但从全书看来，“戏份”较重，评者也较偏
爱的无非是这四个人：林冲，鲁达、武松、李逵。

这四个人可说是好汉中的好汉，英雄中的英雄，几百年为人津津乐道，为人
所仰慕，崇拜。李逵同志还被封为最富于革命斗争精神的英雄。是农民阶级代表
中革命性和反抗性最坚决的典型。在20世纪50年代被封为在绝大多数文学史
和研究著作中，都把黑旋风李逵评价。李逵一直被认为是革命性和反抗性最坚决
的典型。

然而就是这些梁山中最好的人物，杀起人来也是有滋有味。

从上文可知，汪伦要求林冲去杀个人再入伙，林冲根本没迟疑就答应了。汪
伦给他三天期限，在这三天里，林冲烦恼的不是要去杀人，林冲烦恼的是找不到
人杀，还好第三天碰到地是青面兽杨志，打了个平手，被汪伦叫停了，要是其他
一般的客商，早给林冲给一刀两段了。

林冲先期的手刃陆谦、富安、差拨，到后来的火并王伦，确是不杀人不足以
显示其英雄。

鲁提辖算是最慈悲的，杀人不多，从拳打镇关西到杀死生铁佛崔道成，杀得
都还是比较有理的。而武松与李逵身上的血腥味可就浓了。，武松残杀潘金莲，
到杀西门庆、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一路是杀了不少人，特别是在血溅鸳鸯
楼这一节中，武松一朴刀一个，前后杀死十五人，方才心满意足。意犹未尽，最
后留下八个血淋淋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正义凛然”地向世人公布其
英雄壮举。而其中真正可杀地只有二三个主使者而已。其他的皆是滥杀。而金圣
叹在评点此一杀人事件时，甚是痛快，连道“真正妙笔”。又道：“杀第四个，
又割头，与杀别个不同。”武松割尚未完全被砍死的张夫人头时，金圣叹评道：
“半日可谓忙杀腰刀，闲杀朴刀矣。得此一变，令人叫绝。武松找到几个无辜的
妇女，武松也把她们杀死在地上，道：我方才心满意足。很有点冷血杀手的味道，
可以说已经有点变态的。在中外传统中，打女人都已经不是一个好男儿的做为了，
何况是杀她们？而金圣叹的评语居然是”六字绝妙好词。“可见金的心态与水浒
作者的心态有同工异曲之处。

武松杀人虽已过滥，但比起李逵则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李逵杀人只图杀得手顺，杀得快活，一味地砍杀，“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
去”，杀死的多是“看客”。李逵杀人形同儿戏，为赚朱仝上山，砍死年方四岁
的小衙内，内心无一丝愧悔。明人余象斗对此有评语：“李逵铁心，鹤泪猿悲。”

李逵不仅仅是滥杀无辜，而是杀人成性，将杀人作为“快活”，不杀人就会
难受。三打祝家庄前他说自己已“闲了多时，不曾杀得一人”，要求自带二三百
小喽罗“把这个鸟庄上人都砍了”。扈家庄本来已经表示不与梁山为敌，并配合
攻打祝家庄，宋江已经宣布他们“前来投降了”。但在扈成已经捉住祝彪欲解往
宋江处的情况下，李逵不但把祝彪砍杀，而且“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
留一个”，只有扈成逃走。在宋江批评李逵时他还说：“谁鸟耐烦！见着活的便
砍了。”“……吃（被，让）我杀得快活！”因此李逵的“快活”往往以许多无
辜生命的死亡为代价。李逵斧劈公孙胜之师罗真人及道童也属于滥杀。他不仅任
意杀戮，且手段极其残忍。73回李逵为狄太公家“捉鬼”，将他女儿及其情夫
都砍杀，还说“吃得饱，正没消食处”，将两个尸体“乱剁了一阵”，“剁做十
来段”！狄太公、太婆得知自己的独生女儿被杀害，非常伤心，李逵还迫使他们
治酒食相谢。

40回里在江州劫法场时他“轮两把板斧，一味地砍将来……只顾砍人……
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江边）百姓撞着的，都被他翻筋
斗，都砍下江里去。”晁盖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李逵“那里来
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41回李逵说：“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
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
鸟位，在那里快活”。又只是知道杀，知道快活。43回里李逵“性起来，把猎
户排头儿一味价搠将去，那三十来个士兵都搠死了……李逵还直顾寻人要杀”，
被朱贵拦住。

鲁迅对《水浒传》发表过许多精辟的意见，其中不止一次谈到对李逵的看法。
他的《流氓的变迁》一文里说道：“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
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他在《集外集. 序言》一文中
明确表示对“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憎恶”。“憎”是
痛恨，“恶”是厌恶，很反感。

李逵的杀人在水浒里是突出的，但在杀人方面更滥，更残忍的却也还有不少。

如为了让美髯公朱仝上山，吴用设计，晁盖、宋江下令，吴用、柴进、雷横、
李逵进城，趁朱仝离开时“故意教李逵杀害了小衙内先绝了足下（朱仝）归路，
只得上山坐把交椅。”（51、52回）知府之子四岁的小衙内，一个长得非常
可爱的孩子，被李逵以板斧将“头劈成两半个”，多么残忍！34回为了让霹雳
火秦明入伙，宋江定下计策，让燕顺、王英带领五十余人将青州城外“旧有数百
（户）人家，却都被烧成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杀死的男子妇人，不
计其数。”也就是说为了迫使一个秦明上梁山，杀死了数以千计的无辜百姓。而
且由于燕顺、王英等是化装成秦明去的，结果秦明一家被慕容知府所杀。

水浒的英雄们不仅杀人，滥杀，而且不少英雄好汉都开杀人店，甚至擅长吃
人。

著名的母夜叉孙二娘就是开人肉店的，她的丈夫张青原是替光明寺种菜园子
的。因一时间争些小事，性起就把光明寺僧给杀了，放把火烧做白地。於是便做
了强盗( “剪径”) ，以后被一个做过“剪径”的老者招赘。他与妻子在此开黑
店，卖人肉包子。每日只等那客商过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
便死。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

——无论从那一角度看，张青与孙二娘都是十足的恶人，在金庸的小说里，
这些开肉店的人足以进四大恶人名单里了。然而，张青与孙二娘却是水浒里的好
汉。更值得玩味的是武松对这些开人肉店的人的态度。

话说武松假装被蒙倒（27回），抓住了孙二娘，正待要好好揍她，这时张
青来了，叫道：“好汉息怒！且饶恕了，小人自有话说。”

武松跳将起来，把左脚踏住妇人，提着双拳，看那人时，头带青纱凹面巾，
身穿白布衫，下面腿絣护膝，八搭麻鞋，腰系着缠袋；生得三拳骨叉脸儿，微有
几根髭髯，年近三十五六。看着武松，叉手不离方寸，说道：“愿闻好汉大名。”
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头武松的便是。”那人道：“莫不是景阳
冈打虎的武都头？”武松回道：“然也。”那人纳头便拜道：“闻名久矣，今日
幸得拜识。”武松道：“你莫非是这妇人的丈夫？”那人道：“是。小人的浑家
有眼不识泰山，不知怎地触犯了都头？可看小人薄面，望乞恕罪。”

武松见他如此小心，慌忙放起妇人来，便问：“我看你夫妻两个也不是等闲
的人，愿求姓名。”那人便叫妇人穿了衣裳，快近前来拜了都头。武松道：“却
才冲撞阿嫂，休怪。”

按理说武松作为一个英雄好汉，正派人物，应该对开人肉店滥杀无辜的张青
与孙二娘表示出极大愤慨，谁知张青就这么说了几句话武松心就软了，倒对孙二
娘叫起嫂子来了。

而37回里也记道：梁山泊的情报站兼接待站由旱地忽律朱贵负责的那个酒
店也是个黑店：“在此间开酒店为名，专一探听往来客商经过，但有财帛者，便
去山寨里报知。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放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
轻则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精肉片为巴子（干肉），肥肉煎油点灯。”

梁山的领袖宋江则好几次都差点被他以后的好汉们给活吃了！第一次是落在
矮脚虎王英手里，宋江的心肝就差一点被王英做成醒酒汤吃了。第二次是落在催
命判官李立在揭阳岭开黑店卖人肉包子，若非混江龙李俊及时赶到，宋江差一点
也就成了包子馅。

梁山好汉开的人肉店，如张青，除了三种人不杀好汉——一是云游僧道不杀，
他又不曾受用过分了，又是出家的人。二是妓女不杀，怕坏了名声，三是被刺配
的罪犯不杀，恐有好汉在里面。其他人都杀。象催命判官李立开的人肉店就杀得
更滥了。但他们仍旧名列一百零八将里面。

而有的好汉则吃人肉，象李逵，就把李鬼的腿上好肉给吃了——金圣叹曾评
道：人肉亦有好坏之分，又是一奇！而朝廷命官黄文柄则被梁山众好汉给生吃了！
原文道：“宋江便把黄文柄剥了湿衣服，绑在柳树上，请众头领团团坐定，宋江
便问道：‘我与哥哥动手割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烧吃。’于是李逵便拿起
尖刀，先从黄文炳的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
无片时，割了黄文炳。当宋江等众头领吃完了烤人肉，口干舌燥之际，李逵又拿
刀割开黄文炳的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

可见，水浒里的英雄好汉个个都是杀人高手，吃人也甚在行。当然，吃人不
是成为英雄的首要条件，杀人才是。因为梁山要得就是“投命状”。从头领宋江
晁盖起，哪个手上不是累累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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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为什么古代衙役们都抢着押送发配的女犯人

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一种刑罚，那就是需要把犯了罪的犯人押送到边远地区去服劳役，这样的刑罚大家应该都知道，它就叫做发配。相信有很多人都看过《水浒传》吧，里面所看见的被发配的罪犯都会先在脸部刺上字，然后再被衙役押解到一些边远的地方去服劳役。并服劳役的期限也都是不一样的，分别是终生和永久。这两者的区别就是，终生是一直服役到死去为止，而永久就是这个罪一直殃及子孙后代。但是有很多的衙役并不想要去押送男犯人，反而都抢着去押送女囚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其实对于这些衙役来说，想要发财也是要经历一定的危险的，因为一旦在偏远地区遇上了戾气或者是瘴气的话，就算有再多的钱都没有地方花了。

Ⅳ 我国古代犯罪的人就刺配~~，几年后还能回家吗

可以

每次大赦，由主管刺配犯人的官吏将配役者的情况上报，对其中犯罪情节较轻的，或服役期间表现较好的，可以释放回家；

什么是“刺配”

古典名著《水浒传》中有这样一段故事，80万禁军教头林冲，遭朝中权贵陷害，被“刺配”江州，途中屡遭歹人暗算，几乎丧命，最后在梁山好汉的帮助下，奋起反抗，终于被逼上了梁山，与梁山好汉共举“替天行道”大旗，成为农民起义军中的一员猛将。

林冲所犯之“罪”是否成立，另当别论，林冲所受的“刺配”在古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刑罚呢？

刺配是我国唐末五代以来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刑罚方法。其法可溯源到北朝的《北魏律》和《北齐律》，凡“论犯可死，原情可降”的鞭、笞各一百，并处以髡发之刑，发配边境，以为兵卒。隋唐法律确立封建五刑制度，废除了鞭、流并用的刑罚，改为流配、服役结合，凡处以流刑的，均于流放地服役一年。后唐时，对凡处以流刑的，一律附加杖刑。后晋时，又创刺面之刑，将刺面与流配结合起来，合称刺配，但是那时刺配仅为刺面与流刑两者合用。

北宋时，统治者又实行折杖法，以杖刑代替原来的苔、杖、徒、流四种刑罚的执行。但同时又沿用和发展了后晋以来的刺配之刑，作为对死刑的宽宥。刺配之刑成为集刺面、杖刑、流配三种处罚于一身的重刑，仅次于死刑。

宋代的刺配按罪轻重的不同而不同，分为刺配本州、邻州、500里、1000里、2000里、3000里及沙门岛等不同等级，刺面也分为“大刺”和“小刺”。凡犯重罪的，就把字刺得很大，而且根据不同的罪行，所刺的形状也不一样。如，宋朝曾规定：凡犯盗罪，刺环于耳后；处徒刑、流刑的刺方形；处杖刑的刺圆形，三犯杖刑移于面，“径不过五分”。后来又规定，“凡强盗抵死特货命之人”，在额头上要刺强盗二字，余下的字分刺两颊。所刺内容除“选配某州（府）牢城”外，也有把其犯罪事由等刺于脸上的。到了配所后，所服劳役的种类很多，而大量的是充当军役。服役也没有一定的期限，因为宋代大赦多，几乎每两三年就有一次。每次大赦，由主管刺配犯人的官吏将配役者的情况上报，对其中犯罪情节较轻的，或服役期间表现较好的，可以释放回家；而罪行严重的，则要终身服役。

刺配在制定之初，原为对死刑的宽宥，但在后来的实际执行中，范围日益扩大。宋真宗时，刺配之罪共 46条，到孝宗时，已增加到了570多条。实际上对许多死刑以外的犯罪也大量适用刺配，以至出现了州郡牢城营中刺配犯人额满甚至超额的现象。地方的司法官吏也滥施刺配之刑。北宋末年，金兵南下，草莽群雄奋起抗金，他们中不少人是罪犯。南宋建立后，他们接受了朝廷的封号，先后入朝。但在朝觐皇帝时遇到难处，他们大多脸上刺有金印，按法律规定，罪犯不得入朝。为此，宋高宗于1144年发布诏命：“今后臣僚有面刺大字或灸烧之人，许入见。”

滥用刺配之刑，实际上是加重了对罪犯的处罚，因而遭到不少有识之士的反对。有人主张应减少刺配刑的使用；有人主张完全废除，但均未被朝廷采用。

元朝建立后，不仅全面继承了刺配之刑，而且将原来的刺双颊发展成刺面、刺左右臂、刺项等多种方式，并将刺配广泛适用于盗贼等多种罪犯。明清时除了刺面之法，更多地用刺左右臂了，此法渐渐成为不大引人注意的处罚，直至清末废除。

Ⅵ 水浒传里林冲等人，刺配到某地。那里也有人家，不是边远地方啊

这样跟你解释吧：
一方面这就相当于现在的移民计划，因为古代少数民族凶悍，政府有计划的实行一些民族同化政策；一方面这也的确是一种惩罚，古代生活艰苦，少数民族更是无法和当时汉人的先进生活条件相比。政府把他们发配就是开垦大西北。
呵呵：）

Ⅶ 明知会被嘲笑，但那又怎样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全书描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水浒传》也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之一。版本众多，流传极广，脍炙人口，对中国乃至东亚的叙事文学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水浒传》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形象地描绘了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深刻揭示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满腔热情地颂了起义英雄的反抗斗争和他们的社会理想，也具体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历史原因。 水浒世界里只有一种颜色，那就是黑色。不仅江湖是黑的，寻常巷陌，清修之所，就连庙堂之上也全是黑的。黑道是黑的，白道比黑道更黑。那是血干涸的颜色。水浒的每个字都带着血的沉重，它撕下了现实最后一块遮羞布，把一副地狱图裸血淋淋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我一直认为，真正的地狱，是人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变成鬼。水浒中的人间，就是这样的地狱。没有轮回，没有解脱，永远出不去的地狱。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好歹有他的上帝，而水浒中的好汉们，没有救赎，只有手里的刀。水浒更加一针见血，不留余地地指出了这世界的残酷，从而更加真实地展示出了生活在这残酷世界中人的选择。林冲是第一个展现出全书精神的人物。他做事低调，事事让人，从不惹是生非，是个标准的普通良民。他拥有不高也不低的职位，美丽而恩爱的妻子，高超的武艺，还有几个知心好友。我们理想中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不正是如此吗？然而作者告诉我们：你不找事，事也会来找你。官二代高衙内闯进了普通良民林冲的生活，于是这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撕碎了。大好的前途没了，幸福的婚姻没了，最好的朋友背叛了他。就因为一个官二代看上了他妻子，一夜之间，他几十年奋斗得来的东西全都没有了。即使如此，他还是耐。甚至当两个公人差点了他，他还是劝鲁智深不要杀了他们。因为林冲还相信，靠勤勉和本分，自己有朝一日还能挣回所有的一切。就算鲁智深再三劝他干脆落草，他还是想做个清清白白的正经人。直到草料场那一夜的无可。没有人天生想做坏人，怎奈这个世界里只能有两种人：坏人，和死人。那就他娘的做个坏人吧！林冲终于被逼上梁山。在那里等着他的是最后一道试炼：投名状。你要做坏人？杀个无辜先。林冲蹲在山下等了几天，想动手，又没机会。敢情当个坏人也这么难。真的难吗？还是你骨子里不够坏？等到期限最后一天，等来了杨志。长得这么凶，就你吧。杨志其实就是另一个林冲。做坏人第一个要杀的不是别人，正是还有良知的自己。纳了这投名状，从前那个一心想做正经人的自己也就彻底死去了，从此之后，世上少了一个良民，多了一个魔头。看着杨志下山远去，林冲想必感慨良多：早晚有一天，你也会来到这水泊梁山的。早晚。普通人如此，英雄也逃不掉。武松是小说前半段最光彩照人的形象没有之一。但很多人只看到他的武勇，他的机智，却忽视了他所遭受的人间惨剧。水浒里有各种各样的兄弟，有何涛和何清那种为了钱可以翻脸不认人的，有李达和李逵那种弟弟刚到家哥哥就去报案的，也有武大和武二这种兄弟情深的。武家兄弟俩从小父母双亡，是哥哥武大郎一手把弟弟武松拉扯到大。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这苦命的两兄弟从小到大都经历了什么。武大郎矮小丑陋的身体难道是天生的吗？一奶同胞的弟弟武松为什么反而如此高大呢？把这些信息拼凑起来得出的结论，几乎可以解释武松所有的行为。武大郎含辛茹苦将弟弟养得又高又壮，自己却因为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成了个人人嘲笑的半残。而武松也是个有良心知感恩的弟弟，哥哥的所有付出他都看在眼里，因此武松在家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敢欺负武大。二人虽是兄弟，情义胜却父子。这两兄弟的感情，是一个潘金莲可以撼动的吗？武松那么反感诱惑自己的潘金莲真的是因为他也喜欢潘金莲吗？武松说：“我武松不是这等没人伦的猪狗！”有人说这是封建礼教，是大男子主义。说这话的人有没有想过：如果谁有个从小把自己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对自己百般照顾无微不至，甚至饱经风霜却不说苦不说累的哥哥，他还做出对不起哥哥的事，那这个人不就是猪狗不如吗？有点良心的人谁会这么做？武松从小命苦，没爹没娘，只有一个哥哥可以依靠，长兄如父，是哥哥给了他一个虽不富裕却温暖的家。如今自己终于发迹，总算可以好好报答哥哥了。戏文里的大团圆结局也不过如此。可出差一趟回来，哥哥却死了。武松在世上唯一的一个亲人，死了。武松什么心情，可想而知。武松在灵堂哭泣的那个夜晚，读来令人心碎。哥哥死得蹊跷，武松一看便知。他从小吃尽苦头，心思细腻，又做了两年逃犯，江湖经验极丰富，这点手段如何瞒得过他！于是他默默查清，收集了全部证据，准备用法律手段让仇人得到应有的下场。武松不是天生杀人狂，他也曾相信法律，相信公道。他的公道却没有来。整个县的司法系统都被西门庆通了。世间的公理就是谁有钱谁有理。你叫武松怎么办？了这口气？是可，孰不可？如果武松不给对自己恩重如山的哥哥报仇，他还配叫人吗？于是武松做了个决定，他决定放弃自己的人生。法不给我公道，我自己来给自己公道。于是他精心设计了一个局，在所有街坊邻居的见证下处置了两个主犯，押着一个教唆犯自首了。打虎英雄的行为感动了所有人，一直很赏识他的官员特地轻判了他，街坊邻居和部下自发送他盘缠食物。而武松的心里却是空虚的，天地悠悠，家在何处？哥哥的恩情已经无法再报，自己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就这样，他到了孟州。此时的他，毫不遮掩自己的桀骜，仿佛打虎当日喝醉后的不顾一切。前途已经如此黯淡，再糟又能怎样呢？他就这样卷入了施恩与蒋门神的恩怨。所谓施恩与蒋门神的恩怨，其实是施恩的父亲与新来的张团练在孟州的地盘之争。武松不是不清楚，但那又怎样？武松不在乎，随你们吧，你让我打，那我就打，我还要索性打得好看一点，教大家笑一笑。整个醉打蒋门神的故事里，武松的精神是颓废的，他完全失去了人生的目标。明知施恩图报，却并不在意，好歹还有酒喝。这时候，张都监出现了。他给了武松目标与希望。金钱，地位，这都无所谓，武松把钱都锁进了箱子。最重要的是希望，在张都监这里，武松忽然看到了重新开始的可能，他甚至有了一个未婚妻。武松的精神久违地一振，难道这样的自己还能为了什么而奋斗吗？——骗你的啦。一切的一切原来是个骗局。希望之后是更深的绝望。那些关于未来的美梦，一个个全都破碎了，只剩下一片黑暗。解决掉他的两个公人，武松走向了鸳鸯楼。他冷静得可怕，就像为兄报仇的那天一样，只是这次，他不会再留余地了。为了不暴露自己，武松把一路上撞见自己的人全部杀光，包括那个欺骗了他的未婚妻。不是神经病式的，而是有计划的谋杀。武松的黑化，黑得令人毛骨悚然。一个最强大的英雄，也可以变成一个最可怕的凶犯。“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这是挑衅？是炫耀？不，这是投名状。从此以后，他拿人祭刀，抢人酒肉，打家劫舍。武松终于成了一个和张青孙二娘他们一路货色的江湖人。一个坏人。因为水浒的世界，好人无路可走，只有坏人才能活得快活。这是一个逼得好人去做强盗的世界。水浒告诉我们：当法律无法捍卫正义的时候，人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林冲，成为杨志，成为武松。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的最后一条路，就叫做水泊梁山。但是，如果梁山中只有林冲和武松这样被社会逼迫而不得不落草的良民，恐怕水浒的现实意义要低一大截。水浒如实地写出了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另一股恶势力：黑道。它没有简单地将梁山好汉与朝廷写成善恶二元的对立，而是极其细致地描绘出一个与表社会同样复杂而丑陋的里社会。江湖人称自己为“好汉”而非“英雄”，他们崇尚的不是正义，而是血性，是义气，是快意恩仇。这人的组成是极其复杂的：不光有晁盖、裴宣、欧鹏这样的揭竿而起者，还有史进、吕方、郭盛这样从小崇拜古惑仔的杀马特少年，有周通、燕顺这样的土匪恶霸，有张青、孙二娘这样的人肉作坊、有揭阳镇三霸这样的成熟黑社会组织，有石秀、焦挺这样的社会闲散人员，有李逵这样的精神病患者，更有一些人，像宋江、戴宗、柴进，游离在黑白两道之间的灰色地带，左右逢源闷声发财。这帮人有的是天生凶恶，有的是被逼无奈，总之，什么都干，就是不怎么干好事。事实上，水浒中的普通百姓不但受污吏和土豪劣绅的欺压，还受到那些打着替天行道旗帜的所谓“义士”的残酷对待：周通、王英强抢民女，燕顺、孙二娘好吃人肉，穆家兄弟横行乡里，李逵滥杀无辜。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和高衙内、西门庆、毛太公之流没有任何不同。整部书的一开头就告诉你了，他们不是什么好人，是魔。于是水浒中有了一种特殊的受害者：被江湖逼入江湖的人。秦明，好好一个军官，剿匪失败被活捉，随即被宋江、燕顺等陷害，全家被杀，在威逼利诱下无奈落草。扈三娘，好好一个巾帼英雄，援助结盟村坊时被活捉，全家被杀，在威逼下无奈嫁给变态色魔王英。李应，好好一个土豪，梁山要打祝家庄，钱也给了，粮也给了，最后他们说这点钱哪够啊，干脆你人上山来得了。徐宁，好好一个教头，因为梁山要破连环马，被自己亲戚汤隆当了投名状，连全家一起诓上了山。他的内心是几乎崩溃的。李云，好好一个捕头，教了个叫朱富的孝顺徒弟，自己做贼不忘带着一起，简直日了狗了。安道全，好好一个大夫，因为宋江生病了，就被张顺给坑了。想和姘头多待一晚，结果那居然就把人给杀了还嫁祸给自己。最无辜的两个，是朱仝和卢俊义。朱仝这个人长得像关公，做事也像关公。义气深重，人见人爱，魅力值满点，男神一样的人物。他为了义气，放走了晁盖，又放走了宋江。如果没有他，梁山的两任老大连村口都出不去就挂了。然而这却成了朱仝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搭档雷横犯了事，朱仝故技重施，偷偷放了他，不惜为此被判了个玩忽职守，刺配沧州。在沧州，朱仝凭着自己的聪明机灵很快就获得了知府的赏识和其子小衙内的喜爱。伶俐人到哪里都吃的开，不出意外的话，相信不久之后，朱仝的生活就能回归正轨了。朱仝做着东山再起的美梦，却忘了他的“兄弟”们是怎样的一豺狼。看到小衙内支离破碎的尸体的那一刻，从没失态过的朱仝疯了，他冲上去想和李逵拼个你死我活，却被吴用等人的一跪挡了回来。看着自己不惜牺牲前途也要放走的兄弟们如今居然想出如此毒计来陷害自己，看着那么可爱的一个小孩子因为自己的缘故惨遭横死，朱仝何尝不想把面前这些满嘴大义的禽兽全都砍了。可他能吗？他连李逵都制裁不了，何况晁宋。他打心眼里不想和这些人待在一块，可他还能去哪呢？对救过自己的恩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别人。卢俊义是一个糊涂人。人傻钱多，名望高，底子干净，这样的他成了宋江上位计划理想的的关键棋子。出身于财主家庭的卢俊义，像大多数富二代一样从小被娇生惯养，刚愎自用。虽然武艺超，但这并没有什么卵用。他涉世不深，不知人心险恶，称自己一个人就能平了梁山，可梁山真来了的时候，没有任何势力的他又能做什么呢？一代社会名流被扮成气功（误）的吴用成功，不听忠言，执意作死。被引到梁山泊还高举大旗独自一人挑战整个山寨，结果被车轮战打得找不着北。被抓上山的他天真的以为对方会简单地放了自己。图样。吴用这头稳住他，转头就把墙上反诗的秘密告诉了管家李固让他回家发财。等卢俊义回到大名府遇上报信的忠仆燕青，竟还不相信李固已经背叛他，反而怒斥燕青，自投罗网，身陷囹圄。不知深浅，不识好歹。天下无双的玉麒麟，终究只是个外强中干的公子哥而已。在凶残狡猾的黑道面前像个婴儿一般不堪一击。智赚玉麒麟这一计，作为宋江上位计划的关键一环，虽然在后半段跟进的时候还是出现了吴用标志性的掉链子，但依然是水浒前七十回最阴最损最毒最厚颜的一计没有之一，堪称吴用狗头军师生涯的巅峰之作。这一计中最富戏剧性的是管家李固的命运。李固本来就对不明事理一心作死的主人心怀不满，当听到吴用告诉他的秘密，他却像他的二货主人一样蒙住了双眼，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自己的发财大计。故事的最后，他被绑在柱子上，耳边响起了宋江的声音：“休问这厮罪恶，请员外自行发落！”，恐怕直到这时他才醒过味儿来：原来自己只是一枚一开始就注定要被舍弃的棋子。可惜为时已晚。卢俊义和李固的故事，展示了普通人面对犯罪团伙侵害时的真实状态。像大多数上山的好汉一样，遭逢惨变后的卢俊义也变了，他不再是那个目空一切的公子哥，彻底地屈服了。他乖乖地配合宋老大演戏，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宋江顺利的开展上位计划，先是利用绝对不可能做老大的卢俊义捉了史文恭，彻底断绝了山寨内部人员（林冲）夺位的可能，接着又做了一出戏，安排了一场所谓的“公平竞争”，但就算吴用不在卢俊义身边，难道他还敢赢不成？卢俊义比谁都清楚自己在梁山的地位：名为副统帅，实际上就是个垫脚石。他也只能安于这种地位。也许在他杀李固的时候就已经明白：自己已经无路可走。身陷魔窟，周围是魔乱舞，一步走错就性命不保。这些被江湖逼进江湖的人，是真正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水浒对于黑道的描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循环：普通人被恶人所害，成为更坏的恶人，然后再去害更多的人。黑恶势力就这样如同滚雪球般不可控制地越来越壮大。有一个人曾试图打破这个循环，那就是公孙胜。他曾以探母为由逃离了宋江与晁盖的权力争夺战，结果费尽心思躲藏却还是被强行带回了山寨，宋江用行动告诉他：你一天是黑的，一辈子都得给我是黑的。于是公孙胜再也不敢藏私，从被吴用一喝就能吓住的普通妖道摇身一变就成了师。排座次后，他和卢俊义一起住在西边内，警卫员是宋江的徒弟：孔明和孔亮。不用多说了吧。公孙胜的故事告诉我们：一旦进入黑道的循环，就没有人能够逃脱。水浒的这种对于地下社会形成机制的深入探讨已经足以让它超越其他所有黑帮小说。但水浒并没有止步于此，它更加深刻地指出了如此庞大的黑势力以及这黑暗的人间地狱能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乱自上作。评论中有人说连城诀等作品在黑暗程度上不亚于水浒，两者的差距就在于此。连城诀之类作品仅仅将问题归咎于人性的贪婪这种老生常谈之上，而水浒对社会问题的剖析达到了外科手术般的精准，一下子命中了专制社会的死穴，不仅对人性本恶体现的淋漓尽致，更进一步说明了什么样的社会能够激发人性的恶。这就使水浒不仅仅是一部优秀的小说，而是一部不朽的名著。从前有座魔窟，魔窟里有个魔王，魔王的梦想是不要做魔王。作为全书第一男主，宋江是水浒塑造得最成功的形象之一，也是最复杂的形象之一。就像乞丐的霸主还是乞丐，的首领也只不过是个而已。毫无疑问，宋江是一个坏人，而且是坏人中的坏人。他阴险狡诈，不择手段，厚颜，睚眦必报。他同时拥有老维托·柯里昂的手段与蒋天生的虚伪，是个天生的黑社会老大。可他一点也不想当个黑社会老大。“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似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受。”宋江是个有野心的人，他原本为自己设计的人生轨迹绝不是每天和一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一起大块吃肉大口喝酒。从一开始，宋江对自己的定位就不是黑道。黑社会，从来都只是宋江的一部分，而不会是全部。宋江的梦想，不是替天行道，而是出将入相，功成名就。他开始结交黑势力，只因为他是个老油条。小吏这种工作本来就是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黑白势力之间闪转腾挪的。而宋江长袖善舞，对人情世故钻营投机之事十分精通，看人下菜碟的本事已臻化境，不仅在府衙上下无一人说不好，居然还在黑道上博得了“孝义黑三郎”的名声。凭他的精明，如果没有卷进晁盖这件轰动全国的大案，相信他早晚会有机会鱼跃龙门吧。某种程度上，宋江上梁山也是被逼无奈。他本已经无数次拒绝了黑道朋友的邀约，可惜酒后现形，栽在黄文炳手里。一生谋划，毁于一旦。小说里展现宋江凶残的情节有很多，但对黄文炳，是这个平日里的斯文人最失态的一次：“生食尔肉”不再只是个形容词，甘冒被全歼的风险也要跑去杀你全家。宋江一辈子再也没对谁有过如此之深的恨意。无极里的谢无欢说得好：“你毁了我做好人的机会。”被逼成了黑社会的宋江不甘心，于是他找到了另一条路：招安。招安一直是宋江身上最大的黑点。但事实上招安也许是这些江湖人唯一的出路了。与方腊不同，没有根据地，没有支持，连粮食都不能自给的梁山，拿什么跟朝廷死磕？人才方面，林冲不过是八十万禁军中一个普通教头，鲁智深不过是老种经略相公帐下的一个提辖，而官军中还不知有多少林冲鲁达。高俅童贯所率的乌合之众也就罢了，如果真的惹恼了朝廷，调一支身经百战的边防军来，剿灭小小的梁山只是须臾之间。何况人是会老的，而梁山没有持续补充人才的好方法，等林冲他们打不动了，梁山的末日也就到了。李逵之流动辄叫嚣打上东京，哪里有那么简单！更重要的一点是山上兄弟的子孙后代怎么办？难道子子孙孙都要做贼吗？无论是从实现宋江个人的野心的角度，还是从山寨整体利益的角度来看，招安都是唯一的选择。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黑帮，最终要走的路都是洗白。于是宋江联合了同样想洗白的吴用，对一心“与朝廷做个对头”的晁盖一派亮出了爪牙。并最终获胜。金圣叹直说晁盖是宋江所弑，其实我觉得证据不足。但不管怎么说，阻碍山寨发展的晁盖不在了。之后宋江费了一番周折，总算是上位了。没有顾忌的宋江立即开始了招安大计。几次试探，终于成功。宋江走向了人生巅峰。然后带着所有人落入了深渊。归根结底，梁山的贼，只是小贼。真正的大贼，在庙堂之上。在写梁山的一百零八个魔头之前，作者写了一个人：高俅。而且重点写了他的发迹史。高俅是什么出身呢？泼皮，也就是梁山里一抓一大把的那种流氓无赖。如果你注意观察，你会发现对少年高球的描写和对梁山好汉燕青出场的描写几乎一模一样，除了颜值。而他阴险又精明的性格，和宋江极其相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俅就是一个未入黑道的成功版宋江。高俅这样的人是怎么坐上太尉的位子的？因为他背后有人。天下的大贼，就是以宋徽宗为首的统治者们。一个在国内盗贼四起，边境硝烟不断的时候还饶有兴致地逛妓院的荒唐皇帝，提拔起一众荒唐大臣：因为球踢得好而青云直上的高太尉，年年寿诞都要收取无数金银财宝的蔡太师，因为搜刮奇珍异宝而起家的童媪相，陪着皇上寻花问柳的杨太监······单只是花石纲就让不知多少百姓家破人亡，其中又有多少人迫于生计不得不走上犯罪的道路？四大寇为什么能一呼百应？为什么武松和林冲们得不到法律应许的公道？若天下太平，谁愿落草？众匪首尚且是走投无路，更何况那成千上万的喽啰。宋江作乱，乱却自上而起。宋江自以为能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在朝堂之上游刃有余，却不知真正的魔窟就在此处。梁山的小贼杀人尚有尸首可循，朝廷的大贼吃人却不吐骨头。最凶残的恶人不是梁山的杀人狂，而是这些谈笑间数万生灵涂炭的国之蛀虫。小贼想和大贼斗？你们还太嫩了。君不闻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上山？不上山？招安？不招安？无论哪条路都是死路。纵观水浒，你找不到一个高大全的人物，每一个主角都只是如你我一样有好处也有缺点的普通人，一百零八将，一百零八种面目，却只能走向同一个归宿。他们可恨吗？当然可恨。他们有多可恨，就有多可悲。和四大名著的其他三部一样，水浒也是一部关于人生，关于社会，关于世界的大悲剧。水浒讲的是在一个扭曲的世界中普通人的选择与畸变。它用近乎完美的古白话与精巧的谋篇布局把一个触目惊心而又发人深省的故事传达给读者。作者春秋笔法不做评判，而其中的悲壮与凄凉却透纸而来。水浒不只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时代。每次翻开水浒，看着其中的一些面孔，总令我想起另一时空中的另一些面孔，是否，他们本不必走上这样的道路？是否，这个社会可以少让一些人走上梁山？水浒对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吧。

Ⅷ 《水浒传》中为什么梁山好汉们不怕坐牢，背后原因何在

我们很多人都看过《水浒传》，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我们在看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这些梁山好汉们杀人放火很随意，好像丝毫不怕坐牢，甚至说起来就仿佛吃饭喝水那么简单，我们很多人也许当时并不理解。接下来我们先说几个事例。首先就是梁山好汉们的大哥宋江了。他杀了阎婆惜被官府抓住之后，当时被判刺配沧州，但是宋江就一点也不担心。

其实这就是古代的大赦天下，很多君主在登基、先皇驾崩、更换年号、生儿子、立皇后、立太子、打了大胜仗等情况下以施恩为名，发布大赦令，因此很多人便会被赦免。所以这些梁山好汉就不怕坐牢了。

Ⅸ 配刺是什么意思

《辞海》里的“刺配”条解释说：“中国古代刑罚的一种。在面部刺刻标记，押送边疆服役或充军，重者终身不释。始于五代的后晋、宋、元、明、清仿用。”但“刺”与“配”本是两种不同的刑罚，它们各自的起源要比此说早的多。
“刺”又称“刺字”，源自商、周时期的五刑（墨、劓、剕、宫、大辟）之中的“墨刑”。秦汉时又称“黥刑”。《说文》云：“黥，墨刑在面也。”墨黥之刑是古代整治轻罪者的一种刑罚，其方法是在受刑者的面额上刺字，并染上黑色，以作标记。
“配”是逐步从“迁”、“徙边”、“流”演变而来的。东汉末年，“徙边”还成了死刑株连重刑中的一种，如“丈夫处死，妻子徙边”。南北朝时，北魏统治者总结了迁徙之刑施用700多年的经验，认为此刑既可将危险人物驱逐到边远地区，有可屯垦戍边补充军力，于是将“徙边”改成“流刑”（即把犯人押送到边远地区服劳役），是新五刑（死、流、徙、鞭、杖）之一。
五代时，后晋的建立者晋高祖滥用严刑酷法，煞费心机地把废止了几百年的墨黥之刑重新搬了出来，“刺配”之刑就此产生了。在宋代，刺配之风盛行，手段也更残酷。《宋代刑法考》云：“宋人承五代为刺配之法，既仗其背，又刺其人，且刺其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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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名著《水浒传》中有这样一段故事，80万禁军教头林冲，遭朝中权贵陷害，被“刺配”江州，途中屡遭歹人暗算，几乎丧命，最后在梁山好汉的帮助下，奋起反抗，终于被逼上了梁山，与梁山好汉共举“替天行道”大旗，成为农民起义军中的一员猛将。
林冲所犯之“罪”是否成立，另当别论，林冲所受的“刺配”在古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刑罚呢？
刺配是我国唐末五代以来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刑罚方法。其法可溯源到北朝的《北魏律》和《北齐律》，凡“论犯可死，原情可降”的鞭、笞各一百，并处以髡发之刑，发配边境，以为兵卒。隋唐法律确立封建五刑制度，废除了鞭、流并用的刑罚，改为流配、服役结合，凡处以流刑的，均于流放地服役一年。后唐时，对凡处以流刑的，一律附加杖刑。后晋时，又创刺面之刑，将刺面与流配结合起来，合称刺配，但是那时刺配仅为刺面与流刑两者合用。
北宋时，统治者又实行折杖法，以杖刑代替原来的苔、杖、徒、流四种刑罚的执行。但同时又沿用和发展了后晋以来的刺配之刑，作为对死刑的宽宥。刺配之刑成为集刺面、杖刑、流配三种处罚于一身的重刑，仅次于死刑。
宋代的刺配按罪轻重的不同而不同，分为刺配本州、邻州、500里、1000里、2000里、 3000里及沙门岛等不同等级，刺面也分为“大刺”和“小刺”。凡犯重罪的，就把字刺得很大，而且根据不同的罪行，所刺的形状也不一样。如，宋朝曾规定：凡犯盗罪，刺环于耳后；处徒刑、流刑的刺方形；处杖刑的刺圆形，三犯杖刑移于面，“径不过五分”。后来又规定，“凡强盗抵死特货命之人”，在额头上要刺强盗二字，余下的字分刺两颊。所刺内容除“选配某州（府）牢城”外，也有把其犯罪事由等刺于脸上的。到了配所后，所服劳役的种类很多，而大量的是充当军役。服役也没有一定的期限，因为宋代大赦多，几乎每两三年就有一次。每次大赦，由主管刺配犯人的官吏将配役者的情况上报，对其中犯罪情节较轻的，或服役期间表现较好的，可以释放回家；而罪行严重的，则要终身服役。
刺配在制定之初，原为对死刑的宽宥，但在后来的实际执行中，范围日益扩大。宋真宗时，刺配之罪共 46条，到孝宗时，已增加到了570多条。实际上对许多死刑以外的犯罪也大量适用刺配，以至出现了州郡牢城营中刺配犯人额满甚至超额的现象。地方的司法官吏也滥施刺配之刑。北宋末年，金兵南下，草莽群雄奋起抗金，他们中不少人是罪犯。南宋建立后，他们接受了朝廷的封号，先后入朝。但在朝觐皇帝时遇到难处，他们大多脸上刺有金印，按法律规定，罪犯不得入朝。为此，宋高宗于1144年发布诏命：“今后臣僚有面刺大字或灸烧之人，许入见。”
滥用刺配之刑，实际上是加重了对罪犯的处罚，因而遭到不少有识之士的反对。有人主张应减少刺配刑的使用；有人主张完全废除，但均未被朝廷采用。
元朝建立后，不仅全面继承了刺配之刑，而且将原来的刺双颊发展成刺面、刺左右臂、刺项等多种方式，并将刺配广泛适用于盗贼等多种罪犯。明清时除了刺面之法，更多地用刺左右臂了，此法渐渐成为不大引人注意的处罚，直至清末废除。

Ⅹ 古时候刺配了能再回来么

有日期的：
服役也没有一定的期限，因为宋代大赦多，几乎每两三年就有一次。每次大赦，由主管刺配犯人的官吏将配役者的情况上报，对其中犯罪情节较轻的，或服役期间表现较好的，可以释放回家；而罪行严重的，则要终身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