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年限如何影响收入

❶ 受教育年限对平均小时工资有没有影响

受教育年限对平均小时工资有正相关影响。平均小时工资水平的高低在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群中依次递减：博士后-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大学本科毕业生-大学专科毕业生-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文盲。

❷ 收入和教育是什么关系

从教育机会的分布来看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因为教育机会的分布影响收入的分布，所以，政府预算部门在计划收入的长期分布时必须考虑教育的作用。但是，这个问题至今仍有很大的争议：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教育与可能挣多少工资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有些经济学家则认为，遗传特性、家庭背景、运气等才是决定一个人能挣多少工资的主要因素。
有人认为受教育较多的人具有较高的生产能力，理应给予更高的报酬。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与收入的关系是决定资源分配是否合理的重要因素。然而，工资的类型除了反映劳力的教育水平外，还反映了其他许多因素。决定收入差异的不只是个人的才能、家庭背景和其他个人特征，还有历史的和体制的因素。因此，有些经济学家主张，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形式，应该运用类似成本~效益分析的技术来指导资源分配；有些经济学家则主张，教育犹如一架扫描装置，能够为雇主鉴别最具生产能力的劳力。这两种观点是截然不同的。还有一种反对人力资本论的观点认为，由于受教育劳力集中在主要的生产部门，而那些受教育较少的劳力和那些因种族或出身而备遭歧视的劳力则聚集于次要的劳力市场（在那里，收入高低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因此实际上存在着双重的劳力市场。无论怎么说，教育与收入的关系是重要而具争议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人的工资高低？工资差别是否反映了劳力的生产力差异？应该怎样利用收入差别来指导教育规划？
从生活中的一个实例谈起，两个年龄、性别相同的群体，即便他们受雇于同一家工厂，从事同一个工种，受教育较多的那个群体比起受教育较少的那个群体，前者的平均工资肯定高于后者。教育和收入之间存在的这种正相关，是现代社会科学最为惊人的发现之一，亦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劳力市场的一个可靠结论。
目前，至少可以从 40 个国家获得有关平均收入与受教育水平的数据。毫无例外，受教育多的劳力享有较高的工资待遇。
对此，我们不论纵向地搜集收入的数据（以表明工资是如何随时间而变化的），还是横向地搜集收入的数据（以表明在某一时间上收入是如何随劳力的年龄、受教育水平，以及其他个人特征的不同而不同），都能发现受教育多的劳力享有较高的工资待遇。
为接受教育而支付的费用实际上是一种投资，接受教育后的工资收入实际上是教育投资的收益，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如果运用横向数据，则可揭示劳力质量的提高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如果运用纵向数据，则可揭示教育的预后作用。
二、年龄~收入关系图

有些国家对收入与教育水平进行定期普查，而有些国家则依靠抽样调查获得数据。目前，这类资料非常之多。根据这些数据可以绘制某些图形。在年龄~收入关系图中，教育水平不同或学校教育年数不同的劳力具有以下三个普遍特征：（1） 不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力还是没有文化的劳力，两者的平均收入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当他们处于职业生涯的中期时，收入达到最高值，然后收入曲线趋于水平延伸或开始下降。（2）受教育越多的劳力其收入的增长速度也越快，在大多数情况下，其职业生涯的起点工资也较高。（3）受教育较多的劳力达到其收入顶峰的时间要比受教育较少的劳力晚，而他们退休时的收入却较后者高。
上述三个特征表明，受教育较多的劳力的总收入明显高于受教育较少或未受过教育的劳力。因此，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劳力一生的总收入上，不能一味强调某一时间阶段的收入差别，否则就会严重低估教育的总体经济效益。在年龄~收入关系图上比较两组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力，可以看出，两者收入的差距贯穿整个职业生涯，这为衡量高等教育带来的超额终生收入提供了一个尺度。以美国为例，研究人员开展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其最初的目的在于了解教育是不是一种划算的投资形式。他们计算大学毕业生一生所得的超额收入数量，并与中学毕业生进行比较。从目前能够搜集到的不下 30 个国家的数据来看，教育与收入的关系几乎是普遍的。同时，人们也发现年龄是决定劳力平均收入的重要因素。下面将考察这些关系对人力资本理论有何意义，并根据年龄~收入关系图说明如何评价个人投资或社会投资的教育效益。
三、造成收入差别的因素

图 2、图 3 所示的年龄~收入关系图表明，年龄和教育水平决定了一个人的收入。劳力的平均收入随其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在 40~55 岁之间达到顶峰。然后，虽然个人的收入直至退休前仍有继续上升的可能，但平均收入水平开始呈滑坡趋势。所有劳力的平均收入在 60~65 岁左右随着退休而下降很快。【图2-3】

劳力的教育不同或受教育的级别同样会影响其平均收入，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高于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的平均工资高于小学、中学毕业生和没有接受过任何学校教育的文盲。如果年龄和教育是造成劳力收入差别的主要原因，那么图 2 和图 3就能确证教育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颇具效益的投资。虽然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是决定劳力收入的重要因素，但它们显然不是唯一影响相对收入的两个因素。由于在很多国家和很多企业中存在着歧视现象，出现人为干预收入模式的行为，所以种族和性别也起着决定个体收入的作用。为了排除这些变量的影响，必须分别比较男女两性的收入、不同地域劳力的收入，以及不同种族的收入。从许多国家开展的研究工作来看，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仍是重要因素，但性别和种族也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
英国和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女性的平均收入通常低于男性，黑人的平均收入通常低于白人。但是，若使种族、性别两个变量保持恒定，则受教育较多的劳力的收入要比受教育较少的劳力高。例如，伍德哈尔（M.Woodhall）的研究发现，在美国，受过初等教育的女性的收入为 1404 美元，受过中等教育的女性的收入为 2673 美元，女性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为 4165 美元，受过 5年以上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收入为 6114 美元。在英国，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明显，男性大学毕业生与非大学毕业的男性雇员的收入差距为 2.3,女性大学毕业生与非大学毕业的女性雇员的收入差距为 2.6.在美国，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也越接近具有同等学历的男性劳力。受过初等教育的女性的平均收入只占同等学历男性劳力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受过高中教育的女性的平均收入占同等学历男性劳力平均收入的40%,而受过 5 年高等教育的女性的平均收入则十分接近具有同等学历男性劳力的平均收入。虽然由于女性的工时较短，且大多集中于低收入的行业，致使平均收入低于男性劳力，但它也说明教育能增加其总体收入，从而增加经济效益。
有关美国和英国的白人劳力与非白人劳力的收入研究发现，尽管种族是决定工资多少的重要因素（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种族歧视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个人特征方面的差异，还可能是由于有色人种大多在低收入职业部门工作），不过，教育也确实造成了收入方面的差异。受教育较多的有色人种确实比受教育较少的有色人种工资高。最近，在英国所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对有色人种来说，进入哪类学校比接受多少年教育更加重要。但是，对白人劳力来说，对收入起着实质性影响的因素是受教育的程度。
除了种族、性别、工时、职业等因素是解释劳力平均收入差异时经常提到的因素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影响着劳力工资的模式。例如，受教育劳力的收入之所以较高，可能是因为他们天分较好、家庭背景较优，以及他们所受教育比别人多。有些研究人员就认为，关于教育投资与收益比率的测量表明，教育本身对收入并无重要影响，相反，他们把受教育劳力的超额收入归因于天分、动机、所处的社会阶层、拥有收入可观的职业，甚至运气。问题是，这种极端的看法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多年来人们一直试图通过将教育因素从其他变量中分离出来，专门比较其他变量对平均收入的影响，但结果仍发现教育起着关键的作用。例如，有些研究人员从学校教育、遗传、健康状况、运气好坏等因素中分离出学校教育的作用。他们在进行收入比较时运用同胞兄弟作为样本，以此达成收入的标准化，因为这样设计研究能使家庭背景和其他环境因素保持恒定。被试者收入是按下述变量进行分析的：年龄、学历、上学时间、标准测验分数（作为衡量素质的指标）、职业、居住地点、家庭规模、其他收入和医疗费用（作为衡量运气好坏的指标）。结果发现，无论年龄多大，受教育较多者收入明显高于受教育较少的。
自从人们研究教育对收入的影响以来，分析技术和数据搜集方法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多元回归分析和收入函数也已用作分析收入的要素。我们有着充分的理由认为，即使在一个宽泛的领域内考虑多种变量，年龄和教育仍不失为是影响收入的最有力的决定因素。换言之，性别、种族、职业、天分、运气等可能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但把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还不足以解释收入差异的原因。
四、人力资本：培训和能力

虽然已有许多研究证明，除年龄与教育因素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对劳力的收入起着决定的作用，但是人们在这些因素中却特别关注培训和能力的影响。人们在解释工作经历对收入的影响时发现，个体的经历代表着职业培训和职业变动等方面的累积投资。这里所说的“职业培训”,不仅指正式的职前培训，也指非正式的在职培训。实际上，若要根据人力资本的观点解释收入和教育、年龄的关系，就必须考虑培训和能力的影响。
人力资本不仅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和学校后教育（如培训和实习）的投资，还包括学前投资，也即那些在分类学中被称作“社会经济背景”的环境因素，或者说父母在儿童身上的投资。父母花在儿童身上的时间（数量和质量）可以看作是对儿童素质的投资（人力资本）。
（一）父母对儿童素质的投资与收入
对学前儿童的时间投入，主要体现在母亲对孩子的照顾上。结果，它会降低母亲在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母亲为照顾孩子而放弃的收入，就是母亲对学前儿童投资的数量。因此，如果妇女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能够增加孩子的人力资本储备，使他们在接受学校教育时成绩更好，或以某种方式改善他们的受教育机会，那么孩子未来的收入就可能随之提高。当然，妇女在离开劳动力市场期间，由于照看孩子而会减少她们本身的收入。研究人员在分析妇女工作经历与收入关系时提出了以下几条规律：（1） 由于孩子教养的任务而使妇女减弱了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愿望，致使她们在教育和培训上的投资也较少。与男性劳力相比，她们所受的教育和培训也较少。（2）在教养孩子期间，长期脱离劳动力市场会导致已经获得的技能消退。（3）孩子上学后再度就业的妇女抱着收回投资的强烈愿望。（4）已婚妇女在教养孩子期间因工作经历中断而使其投资剖面图呈负值（净损耗），未婚妇女因工作经历连续而使其投资剖面图接近于男性劳力。（5）男性劳力的收入剖面图呈急剧凹斜型，没有孩子的妇女也差不多如此，而已经成为母亲的妇女，其收入剖面图有两个峰值，且总体增长较少。
此外，教育对女性收入的一个影响表现在，如果女性的教育水平较高，那么在她们再度就业后有可能重返原有的工资水平。同时，由于她们的工作经历增长，还可能重新享有提高工资的待遇。可是，受教育较少的女性在中断工作后也许恢复不了丧失的收入，也接续不了中断的工作经历。图 4 呈现了英国妇女的每周平均收入，分类标准是完成学业时的年龄。那些上学到 19 岁以上的女工，其平均收入在 30~40 岁之间开始下降，随后又上升，直至 60 岁。而那些在 15 岁时就离校工作的女工，20 岁左右便达到一生收入的顶峰，然后直到退休，她们的平均收入就一直呈下降趋势。
图 4 表明，对女性来说，以往所受的教育是通过对职业培训和工作经验的投资影响来实现其经济效益的。培训、工作经验和学校教育一样，都是以学习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图4】

学习在形式上与教育、职业培训或其他投资形式没有区别，它也是人力资本的投资途径之一。根据学习理论绘制的收入剖面图并不与根据人力资本绘制的收入剖面图相抵触，因为前者不过是后者的特例而已。如果承认教育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形式，那么就可以计算这种投资收益的比率。人们只需在比较教育带来的额外收入的现值时，根据 a 系数适当校正其他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就可以计算这种投资收益的比率。对于这种投资~收益分析，教育与收入的关系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放弃的收入是教育投资的主要成本，另一方面，正是受教育劳力的这笔额外收入构成了教育的主要利益。计算教育投资的成本不应依据货币的支出，而应以机会成本为准。机会成本是指因把资源投入教育而放弃用其他方式使用这些资源所带来的价值。换句话说，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在计算成本时，都不应只看买卖的东西，而应依据所有用于教育过程的实际资源。在各种资源中，最为重要的是学生的时间，尽管它并不具有货币价值，但却具有经济价值和机会成本。
（二）能力与收入
关于成本~收益分析和教育投资收益的研究常常计算除年龄、教育以外的“能力校正”因素（或 a 系数）对差异所起的影响。用 a 系数校正收入差异反映了除能力以外的其他因素对收入差异的影响，如社会阶层和家庭背景等对收入差异的影响。a系数是一个校正因子，它显示了教育本身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收入差异。如果 a 系数等于 0.5 或 50%,那就意味着在年龄~收入关系图中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力的收入差异有一半应归因于教育因素，另一半则归因于其他因素（如能力和社会阶层）。
教育经济学领域，运用 a 系数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方式是以劳力的收入差异作为衡量劳力质量的指标。也就是说，把劳力样本的收入按年龄、教育程度、智力测验得分、学业排位、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等列成表格，借此表明劳力样本的实际收入差异有多少因教育所致，有多少因其他因素所致（譬如受教育劳力的收入差异有 60%是因教育所致，另 40%为其他因素所致）。另一种方式是参照多重回归分析。也就是说，在单独考虑能力因素时，a 系数的取值可约等于 0.8.如果同时考虑能力和社会经济背景，则 a 系数应约等于 0.65.根据这些研究，现在人们一般把 a 系数的值设定为 0.6 或 0.67.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形式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教育能够提高劳力的生产能力，或者说受教育劳力的高收入反映了他们创造产品的价值。教育提高生产能力的途径是通过传授知识、技能来提高劳力的劳动生产率，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比那些受教育较少的劳力创造更高的价值。如果收入反映了边际生产能力的差异，那么受教育劳力的超额收入就是他们对生产所做出的贡献。如果这个假设能够成立，则收入与教育的关系就包含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受教育较多的劳力的收入比受教育较少的劳力高，意味着收入可以用作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指标。其次，如果相对收入能够反映生产能力的差异，那么有关教育与收入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在计算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时，可以用收入差异作为衡量教育的经济效益的指标。不过，收入反映生产能力的说法是以下述观点为基础的，即包括劳动力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都是具有竞争性的。
诚然，只要劳动力市场保持其竞争性，收入就是衡量生产能力的一个指标。问题是，如果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其超额收入主要因为历史的、管理的和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原因所致，那么收入就不能用来衡量生产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应把收入视作测量生产能力的最佳指标，并进而认为收入差异反映了资源的匮乏，以及因匮乏而导致的经济价值。不过，只要市场机制在起作用，即使这种机制不太完善，匮乏总能在价格上反映出来，或者说受教育劳力工资较高证明他们的生产能力较高。
（三）教育是不是筛选的手段
在人力资本理论中，有些人认为教育只是社会化的工具，并不影响个体后来的收入。有些人则认为教育是一种筛选手段，它帮助雇主辨别哪些个体具有更好的天分、态度或特质，以及能够胜任职业培训。以此为依据，受教育劳力的工资较高仅仅说明教育起着筛子或过滤的作用，而不能说明教育提高了劳力的生产能力。这个所谓的“筛选假设”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如果教育只起着甄别个体天分之优劣的作用，那么社会对教育的投资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因为人们完全可以采用其他一些更为便捷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
事实上，雇主并没能想出更为便捷的挑选劳力的办法，他们的许多做法并不符合筛选的假设。例如，在年龄~收入剖面图上，教育水平不同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曲线呈发散状而不是收敛状。这说明，虽然劳力在就职一段时间后，雇主已经了解了每个人的生产能力，但他们仍不断地给受教育较多的劳力加工资。由此可见，在他们眼里，教育并不是筛选雇员的工具。一方面，如果教育是甄别企业所需人力的最佳手段，那么在人们发明出一种更好的筛选方法之前，我们不得不承认教育是一种经济的方法；另一方面，如果教育不是一种甄别企业所需人力的最佳手段，那么就不清楚雇主根据什么来雇人。显然，这是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围绕这个问题，促使我们重又回到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问题上来。人们之所以相信教育能够通过人力资本的形式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竞争主宰着劳动力市场。
如果竞争主宰着劳动力市场，那么筛选假设并非毫无价值，因为它基于这样的理念：教育不仅具有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功能，而且还能影响学生的态度、动机和价值。而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决定劳力的生产能力和受雇佣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说，能力是教育过程中的一种投入，生产能力和学校教育的筛选功能不是互相排斥的。因此，完全可以认为教育提高了劳力的生产能力，而且许多雇主也确实把教育作为一种方便的筛选手段，因为他们并不要求教育机构直接向学生传授技能，而是重视教育过程对态度、能力、社会交往技能的培养。当然，也不能排斥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有些雇主所重视的只是教育机构颁发的证书或文凭，而不是学校实际传授的知识和技能。“唯文凭论”的现象确实存在，而且在有些地方泛滥成了“文凭症”.西方学者有一种说法，即“教育既非仙丹也非毒药”.教育的确能提高劳力的生产能力，增加他们的收入。虽然还不能完全了解教育是怎样影响生产能力的，但一种普遍的共识是：一方面，教育通过向学生传授有用的知识和技能来直接影响劳力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教育又通过对学生态度、能力、社会交往技能的培养来影响生产能力。教育还与在职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的其他形式一起发挥作用。可以这样说，受教育劳力的收入是学前、学校教育和入职后培训各种

❸ 学历怎样影响收入，如何提高学历

学历在开始阶段不会明显，只有在年龄增长之后，学历的重要性就凸现了。

❹ 影响收入水平的因素有哪些

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很多国家都面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挑战。收入差距过大，超过社会群体的承受力，就会对社会稳定构成重要威胁。近几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较大。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民人均收入的2.1倍，城乡居民收入比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198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是1.5:1，1995年为2.09:1，目前已经达到2.1:1的高水平。大多数国家这个比例不到1.5:1，农民收入水平大体上比城市居民落后6年。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也不够合理，居于垄断地位的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高达到30870元，而居于竞争的零售业的平均工资仅为8100元，二者之比为3.8:1。从收入的社会结构看，2004年盐城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和农民均在60%左右，其中，城市居民为60%，农村居民为70%，社会结构类似金字塔型，缺乏稳定性。

随着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分配方式的多元化、用工制度的市场化等导致人民内部矛盾增多，给社会管理带来了许多新问题，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以及社会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治安工作面临更大的挑战。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大。在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由于总量性、结构性、素质性多重就业矛盾交织，加之就业弹性系数长期下降，就业再就业任务依然繁重。
社会阶层之间不平等。当前由于城乡差别而产生的就业、教育及权益不平等问题比较严重。由于教育资源在城乡分布上的显著差异，导致人口受教育不平等。从县域农村与城区学校在教育投入、教学质量、师资力量和生源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农民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有所改善，但由于长期以来城乡政策的影响难以彻底消除，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现象仍然存在，就业中农民工权益被侵害问题也较为突出。据调查，有一半左右的外出人员的合法权益受过不同程度的侵害，有的还受到多种不法侵害。其中劳动强度加大，工作时间延长的比重占60%多，拖欠劳动报酬的占20%以上。

❺ 教育与收入的关系

教育：
一、教育的基本定义
教育 jiàoyù
1. [ecation] 培养人才、传播知识的工作,主要指学校教育
2. [ecate] 教导启发,使明白道理
什么是教育？这个问题乍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在一次国际教育会议上，留美博士黄全愈请教一位英国的教育家，却没有下文。可见，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关于教育的定义，中外的教育家、思想家和一些人士都有自己的“语录”，这里集粹如下： 孔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鲁迅：“教育是要立人。”儿童的教育主要是理解、指导和解放。 蔡元培：“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陶行知：教育是依据生活、为了生活的“生活教育”，培养有行动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的人。 黄全愈：教育“重要的不是往车上装货，而是向油箱注油。” 钟启泉：教育是奠定“学生发展”与“人格成长”的基础。 秦文君：“教育应是一扇门，推开它，满是阳光和鲜花，它能给小孩子带来自信、快乐。” 外国对“教育”也有许多精彩、精辟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教育是促进“个人的独创的自由发展。” 康德：教育是由个体自我设计、自我选择、自我构建、自我评价的过程，是自我能力的发展，它体现着社会意志和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平等自由地、审慎严肃地共同探究的机理，不是“指令”，不是“替代”，更不是让茧中的幼蝶曲意迎合或违心屈从。 爱因斯坦：“什么是教育？当你把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的就是教育。” 哈沃德·加德纳：什么叫教育？教育是让孩子体验发现世界是怎样一回事，教育者在其中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蒙台梭利：“教育就是激发生命，充实生命，协助孩子们用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并帮助他们发展这种精神。” 雅斯贝尔斯：“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的堆积。” 亚米契斯：教育是“爱的教育”。 种种释义，各有千秋，都从某一角度通向真理之门。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教育研究报告说：教育是“保证人人享有他们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尽可能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像方面的自由。” 作为教育工作者，弄清楚什么是教育这个问题，对于认清教育的本质、明确自己的职能和职责、找准前进的方向是大有好处的。这并非什么咬文嚼字、钻牛角尖。因为没有理性的自觉，是不可能在实践中做个自觉而清醒的教育者的。
教育是一种改变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途径，一种积极引导人类的思想、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积极有效的途径，从中性词的角度看，可以有影响与之相对应，从贬义词的角度看，可以有唆恶与之相对应。
教育是一种人类道德、科学、技术、知识储备、精神境界的传承和提升行为，也是人类文明的传递。一种以某些主观意识形态去适当改变另外一些主观意识形态的一种方法。是改变他人观念与思想的一种科学的方法。教育亦是最廉价的国防体系。
总之，教育的本质属性，即教育是一种影响，一种积极的影响，一种对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及自身的积极的影响。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达到教是为了不教！即教会其自我反思自我管理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教育的逻辑起点：
教育的逻辑起点自然是人类社会的产生。从猿列入的转变是由于生产劳动，猿在劳动中逐渐形成以大脑和手为核心的主体机制。大脑可以思维，手可以操作，这就使人区别于一般动物而变成“高级动物。”有了主体机制才有可能成为具有实践认知能力的主体人，人类才能把自己提升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主体，从而把客观世界变成人类改造和认识的客体。而要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是需要有主体能力才可以的。人类社会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自身存在形式。
http://ke..com/view/3496.htm

收入：
收入是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他人使用本企业资产等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收入不包括为第三方或客户代收的款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收入抵偿了为取得收入所发生的消耗即为盈利，具体表现为企业净资产的增加。
http://ke..com/view/604597.htm

关系就不知道了

❻ 教育发展是如何受社会影响的

介绍了我国“十四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其中提到，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深化教育改革，实施教育提质扩容工程，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3年。

11.3年，按照我国现在的教育体系，这大概相当于高中三年级上学期的水平，接近高中毕业。而教育部官方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7年。到2025年，我国预计将实现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再增加0.6年。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意味着什么?未来几年再提高0.6年能否实现?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多位代表委员及专家。

“这个数字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它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最近10年来中国教育突飞猛进的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介绍，国际上一般把15-64岁列为劳动年龄人口，我国的规定则是16岁-60岁的男子和16岁-55岁的女子，为劳动年龄人口。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珏表示，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发展水平，这是衡量核心竞争力及创新发展能力的国际通用基础性指标。

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给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张珏介绍到，美国国家经济研究署对146个国家1950年-2010年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由此转化而来的经济总量至少增加2%;世界银行相关研究也表明，劳动力人均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加9%。

根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及其团队的研究，对制造业企业的计量模型分析表明，如果企业职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学历改变为高中学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全部改变为大专学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75%;由大专到本科，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 。

周洪宇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很低，大概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到了2011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7.5年。

目前，国际上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4年。“2011年，我们就超过了国际平均线。”周洪宇说。

“2011年，应该是一个重要节点，”周洪宇算了一笔账：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3年到7.5年，中国大概用了30年的时间，而西方国家则用了大约100年的时间。

这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走上了一条高速发展的道路是分不开的。在这期间，我国完成了“两基”攻坚计划，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先实现了全面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进而又从2008年起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

这些举措都快速提升着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水平。据教育部官方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2856个县(市、区)全部实现“两基”，全国“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100%。而我国也就是在这时实现了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7.5年，赶上了国际平均水平。

周洪宇说，到了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0.23年，而到201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7年。

“十四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提高到11.3年，难吗?

在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看来，这并不是一件难事。“‘十四五’期间，差不多每年需要增长0.1年。”朱永新指出，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仍存在一些差距，但是目前我国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较高。“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超过了13年，从这个情况来看，我们每年增长0.1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甚至可以超过这一目标。”

教育部的官方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新增劳动力接受过高等教育比例达到50.9%，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3.7年。

“这一目标是完全可以如期实现的。”张珏表示，如今，我国的义务教育已经高度普及了，为促进这一目标如期实现，关键在于高中及以上教育。从人力资源的统计方式来看，近年来，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受到高等教育的比例很高，而退出的人口以低学历为主。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朱永新说：“今后不仅需要加强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普及率，还应该加强成人教育、在职培训等。”

不过，朱永新认为，目前的劳动年龄人口中，有不少是仅接受过初中教育，甚至初中都没毕业的农民工，应该给他们接受学历教育提供更多的支持。

去年，朱永新就曾专门为农民工等群体接受教育写过提案。“农民工到了城里以后，基本上没人管他们的教育问题了。我认为应当鼓励在他们打工的地方设立成人夜校，再通过国家设立奖励办法，鼓励他们学习，提高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从而提升我国整体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

朱永新建议，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社会公益机构、职业学校等开办成人教育学校。

张珏建议，应当通过学制、人才培养体系和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扩大现有高等教育机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规模和增量。在保持高等教育正常增长的基础上，通过弹性学制和新业态、新学习

❼ 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文化的层次，真的影响他以后收入的高低，生活的状况吗

一、一个仍存争议的问题

从教育机会的分布来看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因为教育机会的分布影响收入的分布，所以，政府预算部门在计划收入的长期分布时必须考虑教育的作用。但是，这个问题至今仍有很大的争议：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教育与可能挣多少工资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有些经济学家则认为，遗传特性、家庭背景、运气等才是决定一个人能挣多少工资的主要因素。
有人认为受教育较多的人具有较高的生产能力，理应给予更高的报酬。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与收入的关系是决定资源分配是否合理的重要因素。然而，工资的类型除了反映劳力的教育水平外，还反映了其他许多因素。决定收入差异的不只是个人的才能、家庭背景和其他个人特征，还有历史的和体制的因素。因此，有些经济学家主张，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形式，应该运用类似成本~效益分析的技术来指导资源分配；有些经济学家则主张，教育犹如一架扫描装置，能够为雇主鉴别最具生产能力的劳力。这两种观点是截然不同的。还有一种反对人力资本论的观点认为，由于受教育劳力集中在主要的生产部门，而那些受教育较少的劳力和那些因种族或出身而备遭歧视的劳力则聚集于次要的劳力市场（在那里，收入高低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因此实际上存在着双重的劳力市场。无论怎么说，教育与收入的关系是重要而具争议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人的工资高低？工资差别是否反映了劳力的生产力差异？应该怎样利用收入差别来指导教育规划？
从生活中的一个实例谈起，两个年龄、性别相同的群体，即便他们受雇于同一家工厂，从事同一个工种，受教育较多的那个群体比起受教育较少的那个群体，前者的平均工资肯定高于后者。教育和收入之间存在的这种正相关，是现代社会科学最为惊人的发现之一，亦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劳力市场的一个可靠结论。
目前，至少可以从 40 个国家获得有关平均收入与受教育水平的数据。毫无例外，受教育多的劳力享有较高的工资待遇。
对此，我们不论纵向地搜集收入的数据（以表明工资是如何随时间而变化的），还是横向地搜集收入的数据（以表明在某一时间上收入是如何随劳力的年龄、受教育水平，以及其他个人特征的不同而不同），都能发现受教育多的劳力享有较高的工资待遇。
为接受教育而支付的费用实际上是一种投资，接受教育后的工资收入实际上是教育投资的收益，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如果运用横向数据，则可揭示劳力质量的提高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如果运用纵向数据，则可揭示教育的预后作用。
二、年龄~收入关系图

有些国家对收入与教育水平进行定期普查，而有些国家则依靠抽样调查获得数据。目前，这类资料非常之多。根据这些数据可以绘制某些图形。在年龄~收入关系图中，教育水平不同或学校教育年数不同的劳力具有以下三个普遍特征：（1） 不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力还是没有文化的劳力，两者的平均收入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当他们处于职业生涯的中期时，收入达到最高值，然后收入曲线趋于水平延伸或开始下降。（2）受教育越多的劳力其收入的增长速度也越快，在大多数情况下，其职业生涯的起点工资也较高。（3）受教育较多的劳力达到其收入顶峰的时间要比受教育较少的劳力晚，而他们退休时的收入却较后者高。
上述三个特征表明，受教育较多的劳力的总收入明显高于受教育较少或未受过教育的劳力。因此，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劳力一生的总收入上，不能一味强调某一时间阶段的收入差别，否则就会严重低估教育的总体经济效益。在年龄~收入关系图上比较两组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力，可以看出，两者收入的差距贯穿整个职业生涯，这为衡量高等教育带来的超额终生收入提供了一个尺度。以美国为例，研究人员开展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其最初的目的在于了解教育是不是一种划算的投资形式。他们计算大学毕业生一生所得的超额收入数量，并与中学毕业生进行比较。从目前能够搜集到的不下 30 个国家的数据来看，教育与收入的关系几乎是普遍的。同时，人们也发现年龄是决定劳力平均收入的重要因素。下面将考察这些关系对人力资本理论有何意义，并根据年龄~收入关系图说明如何评价个人投资或社会投资的教育效益。
三、造成收入差别的因素

图 2、图 3 所示的年龄~收入关系图表明，年龄和教育水平决定了一个人的收入。劳力的平均收入随其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在 40~55 岁之间达到顶峰。然后，虽然个人的收入直至退休前仍有继续上升的可能，但平均收入水平开始呈滑坡趋势。所有劳力的平均收入在 60~65 岁左右随着退休而下降很快。【图2-3】

劳力的教育不同或受教育的级别同样会影响其平均收入，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高于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的平均工资高于小学、中学毕业生和没有接受过任何学校教育的文盲。如果年龄和教育是造成劳力收入差别的主要原因，那么图 2 和图 3就能确证教育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颇具效益的投资。虽然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是决定劳力收入的重要因素，但它们显然不是唯一影响相对收入的两个因素。由于在很多国家和很多企业中存在着歧视现象，出现人为干预收入模式的行为，所以种族和性别也起着决定个体收入的作用。为了排除这些变量的影响，必须分别比较男女两性的收入、不同地域劳力的收入，以及不同种族的收入。从许多国家开展的研究工作来看，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仍是重要因素，但性别和种族也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
英国和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女性的平均收入通常低于男性，黑人的平均收入通常低于白人。但是，若使种族、性别两个变量保持恒定，则受教育较多的劳力的收入要比受教育较少的劳力高。例如，伍德哈尔（M.Woodhall）的研究发现，在美国，受过初等教育的女性的收入为 1404 美元，受过中等教育的女性的收入为 2673 美元，女性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为 4165 美元，受过 5年以上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收入为 6114 美元。在英国，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明显，男性大学毕业生与非大学毕业的男性雇员的收入差距为 2.3,女性大学毕业生与非大学毕业的女性雇员的收入差距为 2.6.在美国，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也越接近具有同等学历的男性劳力。受过初等教育的女性的平均收入只占同等学历男性劳力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受过高中教育的女性的平均收入占同等学历男性劳力平均收入的40%,而受过 5 年高等教育的女性的平均收入则十分接近具有同等学历男性劳力的平均收入。虽然由于女性的工时较短，且大多集中于低收入的行业，致使平均收入低于男性劳力，但它也说明教育能增加其总体收入，从而增加经济效益。
有关美国和英国的白人劳力与非白人劳力的收入研究发现，尽管种族是决定工资多少的重要因素（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种族歧视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个人特征方面的差异，还可能是由于有色人种大多在低收入职业部门工作），不过，教育也确实造成了收入方面的差异。受教育较多的有色人种确实比受教育较少的有色人种工资高。最近，在英国所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对有色人种来说，进入哪类学校比接受多少年教育更加重要。但是，对白人劳力来说，对收入起着实质性影响的因素是受教育的程度。
除了种族、性别、工时、职业等因素是解释劳力平均收入差异时经常提到的因素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影响着劳力工资的模式。例如，受教育劳力的收入之所以较高，可能是因为他们天分较好、家庭背景较优，以及他们所受教育比别人多。有些研究人员就认为，关于教育投资与收益比率的测量表明，教育本身对收入并无重要影响，相反，他们把受教育劳力的超额收入归因于天分、动机、所处的社会阶层、拥有收入可观的职业，甚至运气。问题是，这种极端的看法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多年来人们一直试图通过将教育因素从其他变量中分离出来，专门比较其他变量对平均收入的影响，但结果仍发现教育起着关键的作用。例如，有些研究人员从学校教育、遗传、健康状况、运气好坏等因素中分离出学校教育的作用。他们在进行收入比较时运用同胞兄弟作为样本，以此达成收入的标准化，因为这样设计研究能使家庭背景和其他环境因素保持恒定。被试者收入是按下述变量进行分析的：年龄、学历、上学时间、标准测验分数（作为衡量素质的指标）、职业、居住地点、家庭规模、其他收入和医疗费用（作为衡量运气好坏的指标）。结果发现，无论年龄多大，受教育较多者收入明显高于受教育较少的。
自从人们研究教育对收入的影响以来，分析技术和数据搜集方法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多元回归分析和收入函数也已用作分析收入的要素。我们有着充分的理由认为，即使在一个宽泛的领域内考虑多种变量，年龄和教育仍不失为是影响收入的最有力的决定因素。换言之，性别、种族、职业、天分、运气等可能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但把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还不足以解释收入差异的原因。
四、人力资本：培训和能力

虽然已有许多研究证明，除年龄与教育因素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对劳力的收入起着决定的作用，但是人们在这些因素中却特别关注培训和能力的影响。人们在解释工作经历对收入的影响时发现，个体的经历代表着职业培训和职业变动等方面的累积投资。这里所说的“职业培训”,不仅指正式的职前培训，也指非正式的在职培训。实际上，若要根据人力资本的观点解释收入和教育、年龄的关系，就必须考虑培训和能力的影响。
人力资本不仅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和学校后教育（如培训和实习）的投资，还包括学前投资，也即那些在分类学中被称作“社会经济背景”的环境因素，或者说父母在儿童身上的投资。父母花在儿童身上的时间（数量和质量）可以看作是对儿童素质的投资（人力资本）。
（一）父母对儿童素质的投资与收入
对学前儿童的时间投入，主要体现在母亲对孩子的照顾上。结果，它会降低母亲在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母亲为照顾孩子而放弃的收入，就是母亲对学前儿童投资的数量。因此，如果妇女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能够增加孩子的人力资本储备，使他们在接受学校教育时成绩更好，或以某种方式改善他们的受教育机会，那么孩子未来的收入就可能随之提高。当然，妇女在离开劳动力市场期间，由于照看孩子而会减少她们本身的收入。研究人员在分析妇女工作经历与收入关系时提出了以下几条规律：（1） 由于孩子教养的任务而使妇女减弱了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愿望，致使她们在教育和培训上的投资也较少。与男性劳力相比，她们所受的教育和培训也较少。（2）在教养孩子期间，长期脱离劳动力市场会导致已经获得的技能消退。（3）孩子上学后再度就业的妇女抱着收回投资的强烈愿望。（4）已婚妇女在教养孩子期间因工作经历中断而使其投资剖面图呈负值（净损耗），未婚妇女因工作经历连续而使其投资剖面图接近于男性劳力。（5）男性劳力的收入剖面图呈急剧凹斜型，没有孩子的妇女也差不多如此，而已经成为母亲的妇女，其收入剖面图有两个峰值，且总体增长较少。
此外，教育对女性收入的一个影响表现在，如果女性的教育水平较高，那么在她们再度就业后有可能重返原有的工资水平。同时，由于她们的工作经历增长，还可能重新享有提高工资的待遇。可是，受教育较少的女性在中断工作后也许恢复不了丧失的收入，也接续不了中断的工作经历。图 4 呈现了英国妇女的每周平均收入，分类标准是完成学业时的年龄。那些上学到 19 岁以上的女工，其平均收入在 30~40 岁之间开始下降，随后又上升，直至 60 岁。而那些在 15 岁时就离校工作的女工，20 岁左右便达到一生收入的顶峰，然后直到退休，她们的平均收入就一直呈下降趋势。
图 4 表明，对女性来说，以往所受的教育是通过对职业培训和工作经验的投资影响来实现其经济效益的。培训、工作经验和学校教育一样，都是以学习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图4】

学习在形式上与教育、职业培训或其他投资形式没有区别，它也是人力资本的投资途径之一。根据学习理论绘制的收入剖面图并不与根据人力资本绘制的收入剖面图相抵触，因为前者不过是后者的特例而已。如果承认教育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形式，那么就可以计算这种投资收益的比率。人们只需在比较教育带来的额外收入的现值时，根据 a 系数适当校正其他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就可以计算这种投资收益的比率。对于这种投资~收益分析，教育与收入的关系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放弃的收入是教育投资的主要成本，另一方面，正是受教育劳力的这笔额外收入构成了教育的主要利益。计算教育投资的成本不应依据货币的支出，而应以机会成本为准。机会成本是指因把资源投入教育而放弃用其他方式使用这些资源所带来的价值。换句话说，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在计算成本时，都不应只看买卖的东西，而应依据所有用于教育过程的实际资源。在各种资源中，最为重要的是学生的时间，尽管它并不具有货币价值，但却具有经济价值和机会成本。
（二）能力与收入
关于成本~收益分析和教育投资收益的研究常常计算除年龄、教育以外的“能力校正”因素（或 a 系数）对差异所起的影响。用 a 系数校正收入差异反映了除能力以外的其他因素对收入差异的影响，如社会阶层和家庭背景等对收入差异的影响。a系数是一个校正因子，它显示了教育本身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收入差异。如果 a 系数等于 0.5 或 50%,那就意味着在年龄~收入关系图中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力的收入差异有一半应归因于教育因素，另一半则归因于其他因素（如能力和社会阶层）。
教育经济学领域，运用 a 系数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方式是以劳力的收入差异作为衡量劳力质量的指标。也就是说，把劳力样本的收入按年龄、教育程度、智力测验得分、学业排位、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等列成表格，借此表明劳力样本的实际收入差异有多少因教育所致，有多少因其他因素所致（譬如受教育劳力的收入差异有 60%是因教育所致，另 40%为其他因素所致）。另一种方式是参照多重回归分析。也就是说，在单独考虑能力因素时，a 系数的取值可约等于 0.8.如果同时考虑能力和社会经济背景，则 a 系数应约等于 0.65.根据这些研究，现在人们一般把 a 系数的值设定为 0.6 或 0.67.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形式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教育能够提高劳力的生产能力，或者说受教育劳力的高收入反映了他们创造产品的价值。教育提高生产能力的途径是通过传授知识、技能来提高劳力的劳动生产率，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比那些受教育较少的劳力创造更高的价值。如果收入反映了边际生产能力的差异，那么受教育劳力的超额收入就是他们对生产所做出的贡献。如果这个假设能够成立，则收入与教育的关系就包含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受教育较多的劳力的收入比受教育较少的劳力高，意味着收入可以用作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指标。其次，如果相对收入能够反映生产能力的差异，那么有关教育与收入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在计算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时，可以用收入差异作为衡量教育的经济效益的指标。不过，收入反映生产能力的说法是以下述观点为基础的，即包括劳动力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都是具有竞争性的。
诚然，只要劳动力市场保持其竞争性，收入就是衡量生产能力的一个指标。问题是，如果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其超额收入主要因为历史的、管理的和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原因所致，那么收入就不能用来衡量生产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应把收入视作测量生产能力的最佳指标，并进而认为收入差异反映了资源的匮乏，以及因匮乏而导致的经济价值。不过，只要市场机制在起作用，即使这种机制不太完善，匮乏总能在价格上反映出来，或者说受教育劳力工资较高证明他们的生产能力较高。
（三）教育是不是筛选的手段
在人力资本理论中，有些人认为教育只是社会化的工具，并不影响个体后来的收入。有些人则认为教育是一种筛选手段，它帮助雇主辨别哪些个体具有更好的天分、态度或特质，以及能够胜任职业培训。以此为依据，受教育劳力的工资较高仅仅说明教育起着筛子或过滤的作用，而不能说明教育提高了劳力的生产能力。这个所谓的“筛选假设”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如果教育只起着甄别个体天分之优劣的作用，那么社会对教育的投资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因为人们完全可以采用其他一些更为便捷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
事实上，雇主并没能想出更为便捷的挑选劳力的办法，他们的许多做法并不符合筛选的假设。例如，在年龄~收入剖面图上，教育水平不同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曲线呈发散状而不是收敛状。这说明，虽然劳力在就职一段时间后，雇主已经了解了每个人的生产能力，但他们仍不断地给受教育较多的劳力加工资。由此可见，在他们眼里，教育并不是筛选雇员的工具。一方面，如果教育是甄别企业所需人力的最佳手段，那么在人们发明出一种更好的筛选方法之前，我们不得不承认教育是一种经济的方法；另一方面，如果教育不是一种甄别企业所需人力的最佳手段，那么就不清楚雇主根据什么来雇人。显然，这是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围绕这个问题，促使我们重又回到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问题上来。人们之所以相信教育能够通过人力资本的形式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竞争主宰着劳动力市场。
如果竞争主宰着劳动力市场，那么筛选假设并非毫无价值，因为它基于这样的理念：教育不仅具有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功能，而且还能影响学生的态度、动机和价值。而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决定劳力的生产能力和受雇佣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说，能力是教育过程中的一种投入，生产能力和学校教育的筛选功能不是互相排斥的。因此，完全可以认为教育提高了劳力的生产能力，而且许多雇主也确实把教育作为一种方便的筛选手段，因为他们并不要求教育机构直接向学生传授技能，而是重视教育过程对态度、能力、社会交往技能的培养。当然，也不能排斥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有些雇主所重视的只是教育机构颁发的证书或文凭，而不是学校实际传授的知识和技能。“唯文凭论”的现象确实存在，而且在有些地方泛滥成了“文凭症”.西方学者有一种说法，即“教育既非仙丹也非毒药”.教育的确能提高劳力的生产能力，增加他们的收入。虽然还不能完全了解教育是怎样影响生产能力的，但一种普遍的共识是：一方面，教育通过向学生传授有用的知识和技能来直接影响劳力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教育又通过对学生态度、能力、社会交往技能的培养来影响生产能力。教育还与在职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的其他形式一起发挥作用。可以这样说，受教育劳力的收入是学前、学校教育和入职后培训各种

❽ 如何提升民族自治地方公民收入能力（上）

影响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经济条件及其制度因素 公民是否拥有一定的经济发展能力，是其能否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前提。公民自我发展的经济能力包括就业状况、收入水平和获得收入的能力等几个方面。从公民自身看，不论是衡量获得收入机会的就业状况，还是体现支付能力大小和自由发展程度的收入水平，在根本上都决定于公民获得收入的能力的强弱。获得收入的能力是公民提升其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能力的基础和前提，但公民自我发展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能力，又对公民获得收入的能力的形成和提升有重大影响。在现实社会中，一个人如果没有基本的实现自我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能力，要想提升其获得收入的能力，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对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分析和评价，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4个层面展开。 这里所谓的影响公民获得收入能力大小的经济条件，是指在公民已经获得就业和参与收入分配的机会之后，促进或制约公民通过劳动和创业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取更多的收入，进而促进其实现自由个性的生活状态的影响因素，也就是在经济活动中影响和决定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机会和条件。从个体角度讲，公民要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离不开家庭、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社会团体等组织的存在。即便对创业者而言，也是如此。在组织化形态下，影响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经济条件包括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个方面。 从内在方面讲，公民能否参与组织的决策过程并对决策产生实质影响、在决策作出之后能否对决策的实施过程产生实质影响，是影响其收入能力大小的重要因素。在组织活动中，劳动者能否影响决策的作出及其实施过程，取决于其是否拥有参与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等权利。只有拥有了这些权利，劳动者才有可能在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过程中，通过对生产经营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提升其收入水平。因此，如何有效保障普通劳动者参与决策、影响决策的权利，就构成了影响其获得收入的能力大小的重要因素。为保障普通劳动者的权利，我国《宪法》、《劳动法》和《公司法》等相关法律都明确要求社会组织必须坚持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也规定了普通劳动者通过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和途径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利。然而，对普通劳动者而言，法律的规定虽然提供了一个静态的制度基础，但要真正享有这些民主权利，还有赖于这些原则和规则在组织的管理活动中得到真正的落实。 由于现实中个人的收入能力的强弱与其所依存的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有着紧密联系，而社会组织发展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整体社会环境的好坏，在这个意义上讲，影响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外在因素与影响和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具有同一性。从总体上讲，在特定区域内，一个社会组织的发展要受到来自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两个方面的影响。 从政府角度讲，影响或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政府是否平等对待不同的社会组织，营造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二是在政府主导下制定的规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配行为的制度是否合理和稳定。三是政府是否严格遵循相关法律规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从事行政行为。这些因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组织的发展来讲尤为重要。 由于民族自治地方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中央政府不仅赋予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治权，而且也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措施。但是，这些优惠措施是为解决民族自治地方和其他地区之间协调发展而制定的，在民族自治地方内部究竟如何实施这些优惠措施，需要地方政府在平等对待不同社会组织的前提下制定具体的规则。 在实践中，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并没有很好地坚持这一基本原则。一个基本表现就是在招商引资和促进发展的过程中，对内部和外部的投资者或技术人才设定了不同待遇，使这些组织承担了不同的发展成本。这既是导致民族自治地方区域、行业之间、行业内部公民实际支付能力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也是民族自治地方资金和人才外流的主要根源。同时，现行分配制度尤其是与税收减免、财政转移支付有关的一些优惠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发展。此外，政府超越法律许可的界限所实施的一些行政行为，也是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社会组织的相互影响角度讲，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一是同类行业的社会组织是否遵循相关法律要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不是在法律之外寻求相关支持。二是一个社会组织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融资环境，而这样的环境能否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融资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能否平等对待不同的社会组织。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在民族自治地方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已经成为限制民族自治地方企业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 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社会组织发展所必须的公平的市场和社会环境是否真正建立起来。事实上，为营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不仅制定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管法》等相关法律，而且还制定了实施这些法律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民族自治地方，如果要有效实施这些静态的制度，首先需要政府加强依法执政建设，并保证对社会组织进行有效的监督；其次需要社会组织加强依法行为建设，并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与此相关的是，保障社会组织或公民监督政府依法执政的机制是否真正建立起来，这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所欠缺的、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当然，对劳动者而言，拥有得到制度有效保障的参与决策形成与实施的权利，只是具有了影响财富创造与分配决策的可能性。要想对这些决策产生实质影响，进而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和收入水平，在根本上取决于自身能力的强弱。 影响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文化条件及其制度因素 从文化方面讲，“教育”是影响公民文化知识结构和素质高低的关键因素，是否拥有良好的教育条件，对公民获得收入的能力的强弱有重大影响。在我国，从制度角度讲，民族自治地方公民已经拥有了较好的接受教育的制度基础。而从实践效果看，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也得到了大幅提升，但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扫盲教育，而且为促进义务教育，我国还专门制定了《义务教育法》，并针对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和实施了相关优惠措施。但是，为什么在民族自治地方，还有很高比例的文盲人口？对此，只能从公民自身的角度进行分析了。也就是说，通过教育提升公民的工作或劳动能力，既有政府的责任，也有公民自身的责任。 第二，从公民角度讲，获得收入的能力与受教育年限的长短是否一定是正相关关系？由于区域发展本质上离不开公民发展能力的支持，因此进一步的问题是，从区域发展角度讲，拥有大专以上人口数量的多少或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的长短，与区域发展能力是否一定呈正相关关系？ 根据科技部公布的各地区的科技进步指数，民族自治地方的科技进步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从科技活动产出指数看，民族自治地方的水平更低。虽然科技创新要受到经费投入、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在根本上取决于劳动者创新能力的强弱。客观地讲，学习效果的好坏才是关键因素。因此，对教育与人的发展能力的关系研究，不能只关注形式上的受教育机会是否实现，还必须重视公民学习状况的好坏。 如果从获得收入的能力角度分析学习效果的好坏，至少需要关注以下内容：一是通过学习是否获得了从事劳动所必须的技能和知识，尤其是创新能力和知识；二是通过学习是否塑造了从事劳动所必须的包容精神和合作意识；三是通过学习是否掌握了从事劳动所必须的法律和政策知识，并具备了运用这些知识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和能力。 以此检视近年来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效果，几乎每一个方面都与制度设计的目标存在很大差距。首先，现行的政策措施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并造成了民族自治地方的整体创新能力不足；也没有很好地解决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与知识的培育，使得结构性失业问题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其次，近年来在民族自治地方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虽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也促使我们必须认真反思既有的教育理念与政策问题，因为既有的教育既没有解决好公民的合作意识和包容精神的培育问题，也没有使受教育者学会运用合法手段和措施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在这种背景下，必须对现行的一些民族教育政策和措施进行必要的完善。 第一，关于扶持教育发展的优惠措施。为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发展问题，中央和有关地方政府主要采取了两个方面的优惠措施：一是改善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基础设施和师资队伍结构的优惠政策；二是高校招生和培养优惠政策。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讲，招生优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形式上提高了特定地区大专以上人口的比重，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享受这些优惠政策的人的能力结构。对此，应从两个方面予以完善：一是改变高校教育中存在的“宽进宽出”，完善对享受招生优惠政策的学生的管理制度，提升其学习效果；二是加强对基础教育发展的扶持，提升基础教育水平。从公民劳动能力塑造和区域人才资源培养的角度讲，应当以后者为改革重点。 第二，关于传统文化与双语教学的政策措施。从公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和区域发展的文化实力的塑造角度讲，语言文字是交流的必要工具，风俗习惯是影响交往行为的重要因素。对后发地区和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公民而言，是否具备与外部交流的语言文字能力，在与区域之外的社会主体进行交往时，能否在通用的市场规则的约束下从事交易行为，对现实的个人和区域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妥善处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通用语言文字的关系、风俗习惯和法律政策的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讲，在双语教学问题上，接受什么语言为主导的教育模式，应当由公民自由选择，政府可以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源，但不应强制公民必须接受哪种类型的教育。 此外，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既要重视传统的地方性的习俗知识，但也不能忽视共性的行为规则知识。文化产业需要独特性，但交往文化需要的是共同性。如果两个群体的所有规范行为的规则都存在差异，就难以在交易双方之间产生一个明确而稳定的行为预期，交易行为就很难发生。而且，在两个发展程度不同的群体之间，在寻求共同的交往规则的过程中，由于发展程度较高的群体的生活样态往往构成了落后群体的发展目标，因此，共同的行为规则的确立，大都是以发达群体的行为规则为基础形成的。然而，在研究和维护民族自治地方存在的风俗习惯的实践中，受习俗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更多地强调的是这些风俗习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忽视了多样化的习俗对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习俗不仅是自然经济时期维系社会稳定的根本纽带，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础。但是，这里强调的习俗应当是具有统一性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