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期限利差

Ⅰ 美联储降息意味着什么

美联储的降息的息是联邦基准利率。是美联储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利率，联储利率直接关系到银行的融资成本，对于美国银行的利率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因此间接的影响了整个美国银行业的利率水平。

美联储降息会带来的影响：

1、美联储降息的话，储户利益减少，于是将存款作其他投资，以填补原本应得的利益。贷款者增多，数额增加。也就是通过这样来拉动经济增长，以及国内内需。

(1)什么是期限利差扩展阅读：

存款利率降低，民众会适当增加生活消费支出，对提振内需起到一定作用，且也会使民众将更多的银行存款用于消费和投资。

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货币价格高和资金压力大是两个主要矛盾，降息会促进购房者购房，尤其对买房个人和家庭来说，房贷压力变小了，市场有可能迎来新一轮购房潮，房地产企业资金面压力有所缓解。

此外，降息可能会投放更多资金，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人民币贬值预期，有利于外贸企业出口，特别是对于中高端产品企业来说更是重大利好。

同时，货币价格下降，使得企业运营成本降低，也使得股市融资成本降低，这都会刺激更多资金向股市流动，为持续的牛市做贡献。

Ⅱ 中国影子银行生存发展的基础是什么

影子银行的含义及产生背景
综合2007年以来的各项研究，国外对影子银行的定义可以归结为：在传统商业银行体系之外，从事资产证券化活动，进行期限、信用或流动性转化的金融中介机构，它们不受巴塞尔III或同等程度监管，也得不到央行的流动性支持或公共部门的信贷担保。这些金融机构可以包括投资银行、结构性投资载体、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等等。传统渠道（商业银行、评级机构等）为影子银行提供的一切支持，也属于影子银行活动。
过去数年时间里，中国商业银行主动地将资产和负债从表内转移到表外以规避监管约束，本文认为，这一由商业银行主导的表外融资业务，构成中国影子银行的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其他金融机构多是通过向商业银行提供通道等方式，广泛地参与到影子银行的发展中。从这一层面来说，中国影子银行业务究其实质，是商业银行的影子业务，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商业银行通过信贷类理财产品实现资产负债表外化。
中国主要口径的货币信用总量指标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例如观察M2同比增速，2011、2012年分别为13.6%、13.8%，较2000-2010年平均增速17.8%、2000-2008年平均增速16.5%显著地低。再比如观察社会融资规模指标，计算显示，2011、2012年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同比增长18.5%、19%，低于2002-2010年平均增速21%，略低于
2002-2008年平均增速19.3%。计算社会融资规模和外汇占款总和的余额同比增速，2011、2012年分别为17%、15%，低于2002-2010年均值23%、2002-2008年均值22%，为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下降幅度显著。
尽管在过去两年，经济急速下滑确实可能使得货币信用的需求有所下降，然而货币信用供应的收缩，可能是更为基本的原因。识别这一点，关键的证据是，在货币信用供应增速下降的同时，各个市场利率中枢水平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抬升。
国债市场上，2012年在经济减速和货币紧缩结束背景下，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然而非常显著的是，此轮国债收益率下降的底部水平比其他时期（例如2002、2005和2009年）显著地高，1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表现尤为突出。
在信贷市场上，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显示出与国债市场相似的结果。尽管直接融资规模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但目前在实体经济融资总量当中，通过信贷市场实现的资金融通占比，仍然超过50%，因此，信贷市场利率水平，依然是全社会资金松紧情况的一个很好的衡量；另外，2003年到2004年底的时间里，贷款利率上浮限制越来越少，最终在2004年以后实现自由上浮，这使得银行体系信贷利率指标能够比较真实地衡量信贷市场资金供求状况。2011、2012年，贷款加权利率年均水平分别为7.6%、7.1%，下行十分有限，与过去十年的历史情况相比明显地偏高。
观察其他类型利率指标，比如6个月SHIBOR、6个月票据直贴价格等，大体指向了相同的结果。各市场利率中枢的抬升暗示，货币信用总量的下降，主要受到了供应收缩的影响。
货币信用供应收缩的原因是什么？过去两三年时间里，从总量层面来看，中国货币信用供应领域发生了两个影响深远的变化，这两种变化同时发生，使得金融体系货币供应能力受到了系统性的抑制，并构成了影子银行业务兴起的宏观背景。
首先，基础货币供应的变化。在《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以后非常长的时间里，中国基础货币供应几乎唯一的渠道，就是外汇占款的高速投放。然而，自2010年以来，这一局面发生了系统性变化，外汇占款增速较大幅度下滑，2012年更是下降至2%，显著地低于名义GDP增速。在没有其他渠道供应基础货币、货币乘数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外汇占款增速的下降必然使得货币信用的供应无法满足经济对其合理的需求。
其次，商业银行信用创造能力的变化。此前几年贷款规模的高速扩张，使得商业银行存贷比接近监管法规要求的上限，这在股份制及中小银行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进一步考虑到比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限制和监管当局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商业银行通过提高贷款倾向（贷款占总资产比例）来提升货币乘数的能力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制约。简单地，可以合并贷款和法定准备金，计算其占商业银行存款的比例。近两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85%附近，为过去十年来的最高水平。
在基础货币供应放缓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本可以通过提升贷款倾向调节货币信用供应；然而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基础货币供应的放缓与商业银行信用创造能力受约束同时发生，最终使得金融体系的货币信用供应能力受到系统性抑制。
影子银行的发展与规模评估
在信用供应受抑制、对信用需求仍然比较旺盛的情况下，商业银行通过主动发展表外融资体系，以规避存贷比、资本充足率和存款准备金等监管约束，从而提升其贷款倾向。近年来以理财产品为代表的表外融资业务规模迅速膨胀。
名义上，多数理财产品投资风险由客户自担，但实际上，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大多数风险，特别是其中的系统性风险，最终都要回到商业银行表内。在此意义上，影子银行业务也许会成为未来金融风险的策源地。
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与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相比，商业银行拥有无可比拟的庞大的客户基础，这使得股票、债券、信托、保险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产品，在许多时候需要借用商业银行的渠道和网络来销售。因此，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外，以理财产品为形式，促成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完成融资过程，实现商业银行的渠道价值，本来是顺理成章和十分自然的。
这一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带来中间业务收入）的快速发展，也已经有比较长的时间了。本文所试图强调的是，由于前面讨论的宏观经济背景，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为了规避监管约束并提升信用供应能力，商业银行开始主动地把越来越多的资产和负债转移到表外。这一过程已经脱离了商业银行对渠道价值的追求，成为本文所讨论的“影子银行”的主要内容。
一个值得考虑的角度，是观察保本型理财产品收益率与同期限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的差值。2004年以来理财产品市场逐步发展，但到2010年之前，银行体系理财产品的发行数量仍然较少，其中保本型理财产品与同期限存款利率之差大约稳定在70个基点附近波动；而2010年以后，理财产品数量迅速膨胀，同时利差扩大到110个基点以上，并在2011年和2012年继续爬升。
从商业银行的角度看问题，理财产品形成了对定期存款的替代，但成本更高，为什么商业银行愿意这一替代过程发生？关键原因在于理财产品节约了商业银行的资本消耗。
在均衡条件下，定期存款在表内对商业银行形成的净利益（利差收入扣除拨备和资本成本）与理财产品在表外形成的净利益（中介业务净收入）应该是相同的。因此，前述利差与商业银行的资本成本密切相关，利差在2010年以来的显著上升可以大体解读为商业银行资本成本的增长，其中主要的原因显然是贷存比、资本充足率的约束以及准备金率形成的限制。这也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明，过去几年货币信用供应能力受限，加速了影子银行业务的兴起。
央行统计和发布的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是对传统货币信贷统计的一个有益补充，以此为基础，可以对影子银行规模作一个粗略的估算。在社会融资规模结构中，商业银行发展的影子银行产品通过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和企业债券等渠道，进入实体经济部门的负债或权益方，因此，对四类业务中直接融资业务和表外融资业务占比的假设不同，影响着对影子银行规模的测算。
假设1：假定四类融资业务中直接融资业务占比为0，假定2002年底四类融资业务规模为0。可以计算，2012年底四类融资业务规模为21.9万亿元人民币。显然，21.9万亿是对影子银行规模的偏高的估计。
假设2：假定2005年以前、2005年以及2009年，四类融资业务中影子银行业务占比为0。设定2005年以前为0，主要考虑其发展尚不成熟，2005年以前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规模比较小。另外，按照本文的理解，在实体经
济流动性宽松时期，商业银行表内信贷的投放相当通畅，发展表外业务的动力并不强。从各市场利率情况来看，2005、2009年，实体经济资金成本较低，流动性比较宽松。如此计算的2005年和2009年四类融资占本外币融资的比例，完全代表着四类业务中直接融资业务的占比，再假定这一占比自2005年以来匀速提升，这便可以剔除历年四类业务中直接融资业务的数额，留下影子银行业务规模。这一假设背景下，2012年底影子银行规模为7.1万亿。我们怀疑，这一估算对直接融资业务的发展过于乐观，从而低估了银子银行的规模。
假设3：设定2005年以前、2005年影子银行规模为0；2009年四类业务中，直接融资比例与影子银行业务比例为1∶1；另外，由于2009年以后，商业银行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表外融资的竞争中，在其挤压下，其他非银行机构自发开展的直接融资业务占比难以显著提升，转而通过向商业银行提供通道等服务从中获益，因此假定，2009年以后，四类业务中直接融资比例恒定不变，四类业务规模占本外币贷款规模比例的扩张，完全来源于商业银行推动的影子银行业务的扩容。在此假定下，2012年底影子银行的规模为10.8万亿，这可能比假设1与假设2更为接近影子银行的真实规模数据。
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期限失配及其风险
影子银行体系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弥补了货币信用供求的裂口，也引起各方对其蕴含风险的担忧。首先从企业资产负债表角度考虑问题，可以用企业短期贷款和短期信用债的供应来衡量企业部门短期资金融入，用企业活期存款来衡量企业部门短期资金融出。2011年之前，企业部门短期资金融入增速系统性地低于融出增速，2011年之后，这一关系出现反转，短端资金融入增速超越了融出增速，迄今已维持了两年多的时间。
更直观地，可以对数据进一步加工，计算企业部门短期资金的净融入，考察其同名义GDP之比的变动。正常情况下，企业部门从银行获得大量的长期贷款，这些长期资金一部分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另一部分则用于满足企业的支付需求从而表现为活期存款的增长，这意味着，企业部门是长端资金的净融入方，是短端资金的净融出方。计算结果也显示，在绝大多数年份，企业部门全年短期资金净融入额是负值，而2011年以来，企业部门开始呈现短端资金的净融入。
实际上，考虑到银行理财产品为企业部门提供的大量短期资金融入并没有在计算中表现出来，真实的企业短期资金净融入规模可能要更为庞大。企业部门从短端资金净融出方变为净融入方的原因是什么呢？
通常来说，一段时间里企业部门快速增长的短期资金净融入，有三个可供配置的方向：应收账款的增长、存货的累积、以及在建工程量的扩张。
1990年代中后期，企业部门也曾出现过短期资金的大量净融入。当时这一状况的出现，可能主要源于三角债规模的扩张，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货款，迫使它们大量融入短期资金来维持日常经营。此轮经济下滑的过程中，三角债大规模增加的可能性无疑很难排除，但从工业企业效益统计数据来看，应收账款并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增长，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9.0%，较2011年仅上升0.6个百分点。上市公司层面数据显示的情况是类似的。
一般来说，企业存货调整周期大约为2-3个季度，很难超过1年的时间，因此，可以合理地认为，存货变动不太可能是企业大量短期资金净融入的主要去向。计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存货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2012年为3.3%，较2011年的3.4%小幅回落了0.1个百分点，反映工业企业实际上出现了去存货行为。
因此，对于企业部门的短端资金净融入，本文倾向于接受的解释，是近几年来企业部门运用大量的短期借款来支持在建工程，或者说，在资金运用层面，企业短贷长用，正在积累明显的期限失配。
实际上从不同期限资金价格波动层面，也能够发现短端资金需求的异常。观察国债市场，本轮期限利差的底部水平，要比过去（2005、2009年等）更低，特别是在2011年下半年，收益率曲线异常平坦、近乎出现倒挂；而在货币紧缩结束、经济企稳恢复的背景下，期限利差的恢复比历史上其他时期要慢得多。在企业资产负债表期限失配的背景下，企业的短贷长用意味着短期资金价格的标杆是投资的长期回报，大量的资金需求转向短期市场自然推升了短期资金的价格，并使得期限利差收窄。此外，资金运用期限严重失配的企业，其信用风险更高，可能也对收益率曲线平坦化有贡献。
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期限失配是怎样产生的？2009年短端资金供应宽松、短端利率很低，这可能很大程度上促发了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期限失配，通过短贷长用，企业部门降低了融资成本。然而在随后几年时间里，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期限失配并没有解决，相反可能变得更为严重，并与加速兴起的影子银行业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可能来源于以下方面：一是由于风险监管、行业调控和货币紧缩等原因，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对地方政府基建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房地产按揭等领域的长期资金供应受到抑制，引发融资平台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长期资金需求转向影子银行体系；二是大量中小企业因无法提供合适的抵押品，其长期资金需求转向影子银行体系，而利率市场化以及直接融资方式的竞争，也迫使商业银行较以前更加关注中小企业融资。
从产品统计来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大多在6个月以内，这意味着，影子银行业务在弥补实体经济货币信用供求裂口的同时，加剧了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期限失配。
企业和影子银行资金运用层面的期限失配，蕴含什么样的经济和金融层面的风险？
我们首先可以留意一下历史上美国储贷协会的经验。储贷协会的模式是通过吸引低成本短期资金用于支持长期住房按揭贷款。由于短期资金通常更便宜，在1960年代之前这一经营模式为行业带来了合理的回报。而在1970年代随着美国通货膨胀的高企、利率水平的上升，储贷协会的资金成本迅速攀升，然而其大部分资产的回报水平却在更早一些时候被锁定，这给行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Ⅲ 什么是静态利差

静态利差法以国债到期收益率曲线上各不同期限的收益率加上一固定利差作为定价的贴现率，再将未来各期现金流进行贴现以计算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价格。这种定价方式考虑到了不同期限的贴现率的不同，即反映了证券化产品与国债之间的风险贴水差异。因此，静态现金流量报酬率法是以债券的平均报酬率来确定债券价格，而静态利差法则是以整条到期收益率曲线来确定证券化债券的价格。
静态利差法和静态现金流量报酬率法在现金流量比较集中的情况下，差异不大，但在现金流量分散的情况下，就会有较大差异。一般的公司债其最大现金流量集中在到期日，因此静态利差法和静态现金流量报酬率法的定价方式对于公司债的价格而言差别不大，但对于证券化产品来说却不一定。证券化所产生的许多债券中有很多是还本型债券，其特点是现金流量的流入比较平均地分布于各期而非集中于某一期，以静态利差法来评估就会较为准确。
一般而言，平坦的到期收益率曲线较为少见，即期到期收益率都是随着期限的延长而提高，反映了针对长期而言不确定的风险溢价。因此，静态现金流量报酬率法只适用于短期的、现金流较为集中的证券化产品的定价；而静态利差法则适用于长期的、现金流入较为均匀的证券化产品的定价。但是不论何种方式，一个成熟的、能提供不同期限即期收益率曲线的国债市场是其能正确定价的前提条件。

Ⅳ 中国新常态对中国汇率运行有什么影响

国际货币政策分化，美元持续走强
后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经济表现不一。虽说全球各大经济体时不时都有亮点出现，但不少都是“昙花一现”，与美国经济的稳定发挥和逐步向上相比，尚有不小差距。由于各国经济复苏步伐不一致，全球货币政策出现了分化。在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各个央行都在考虑用非常规的措施走出困境，而美联储却在考虑合适时机进行加息。再加上地缘政治等因素的“推波助澜”，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大量资本涌入美国寻求保值增值，导致美元持续走强，而非美元货币则普遍面临贬值压力。
首先，全球经济复苏分化，有力地支持美元走强。美国经济自2014年二季度以来出现强劲反弹，三季度GDP增速进一步大幅向上修至5%，创下过去11年以来最高。此外，美国通过“再工业化”和“页岩气革命”显著增强了内生增长动力，摆脱了能源条件约束，复苏步伐将稳步加快。而欧洲经济复苏力度依然疲软，日本经济仍将在低位徘徊，新兴经济体风险增大，可谓“东边日出西边雨”，主要发达经济体与美国经济冰火两重天的格局有力地支持美元走强。
其次，全球货币政策分化，进一步推动美元步入升值周期，非美元货币贬值压力加大。随着美国经济强势复苏，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加息逐步浮出水面。美联储刚刚公布1月FOMC 会议纪要对劳动力市场的改善情况更有信心，同时认为通胀短期虽然会再次下滑，但中期上涨以及长期持稳却是明显的趋势，并取消了保持当前低利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措辞。可以看出，美联储正按部就班，稳步、谨慎地改变加息前瞻指导，此次的FOMC会议声明显示美联储又向加息迈进了一步。因此，不出意外的话，美联储在今年三季度加息的可能性较大。
与此同时，欧洲和日本央行却在持续大规模放水。欧元区再次接近衰退边缘，且面临较大通缩风险。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再一次重磅出击，并于1月22日宣布了扩大资产购买项目，规模之大，甚至超过市场主流预期。日本央行也宣布扩大资产购买规模，货币基础年增幅目标扩大至 80万亿日元。受欧洲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欧元贬值预期加大的带动，各主要货币有竞相贬值之势。
再次，地缘政治因素导致避险情绪升温进一步推高美元汇率。2014年以来，国际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叙利亚、加沙、伊拉克局势升级，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争端更是无休无止，近期欧美日各国与俄罗斯相互制裁升级，希腊退出欧洲风险加大，一系列因素进一步提升了美元作为避险资产的吸引力。未来国际地缘局势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出现局部地区争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避险情绪升温状况下，资金将再一次回流美国，从而支持美元走强，加大非美元货币的贬值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美国经济强势复苏趋势不会改变，但美国经济仍存在不少深层次问题，包括劳动参与率仍低, 通胀率持续处于较低水平。而欧洲、日本等外围经济依然疲弱，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依然曲折，可能拖累美国经济，因此，美元走强可能并非一帆风顺。同时还应辩证认识美国货币政策收紧的影响。在美国加快退出QE的初期，全球资本将大规模回流美国，从而引发资本流出，美元走强。但美国经济复苏加快不仅会带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增长，还会导致全球资本的风险偏好回升。因此，随着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不断提升，并带动世界经济向好，美国进口增多，贸易逆差增加，以及风险偏好回升带动资本重新进入新兴市场，美元很可能又将面临贬值压力，出现震荡和反复。
人民币面临较大阶段性贬值压力
全球复苏差异和货币政策分化推动美元走强，进而也带来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的压力。自2014年2月中旬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波动中走贬，2014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小幅贬值0.36%，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更是贬值2.7%，这是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汇改以来首次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年度贬值。进入201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度出现罕见贬值压力，近期更是连续几日几乎逼近跌停线。
从国际上看，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美元走强可能引发资本流出,带来国内流动性紧缩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欧洲和日本经济迅速改善的可能性不大，国际金融市场仍将处于动荡之中，美元升值会导致部分资金持续撤离中国而买入美元及美元资产，中国面临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事实上，2014年以来的外汇占款运行变化已经对此有所反映，新增外汇占款从5月份开始急剧下降，随后一直在低位徘徊，个别月份甚至出现负增长，全年来看，2014年金融机构外汇占款累计增加7786.6亿元，同比大幅下降72%。预计在美联储加息初期中国将再一次面临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复杂时期，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2015年1月制造业PMI为49.8%，连续5个月下跌，近28个月首次跌入收缩区间。在宏观经济的增速换挡与行业内部深刻变化的共同作用下，局部行业集聚的风险和问题有集中暴露的危险，导致市场情绪处于较大波动期。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货币政策中性宽松的预期加强，且近期进一步降息、降准的市场预期加大，从而进一步导致资本流出压力加大，人民币汇率面临下行压力。与此同时，我国已成为资本输出大国。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推动资本外流，增加市场外汇需求。
在美元走强，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强等因素的影响下，市场主体结汇意愿下降，购汇动机增强，进一步加大了市场上的外汇需求。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衡量企业和个人结汇意愿的银行代客结汇占涉外外汇收入的比重（即结汇率）总体下降，由一季度的77%降至二、三季度的68%，四季度略有回升至71%，全年平均为71%，结汇率比上年回落了1个百分点；而衡量购汇动机的银行代客售汇占涉外外汇支付的比重（即售汇率）则逐季上升，由一季度的61%升至四季度的73%，全年为69%，售汇率比上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支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
首先，中国经济将有望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虽然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内外部的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还要看到一系列积极因素正在积累，宏观调控政策仍有较大操作空间，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等战略的稳步推进，将在拓展新外部空间的同时，盘活中国部分过剩产能的存量，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改革的稳步推进，经济结构将不断优化，发展质量和效率将不断提高，新的增长点有望得到培育，因此，未来3-5年中国经济仍有望继续保持7-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稳定的经济增长是支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基础，很难想象一个保持中高速增长国家的货币会出现趋势性的大幅贬值。
其次，中国仍有望保持一定规模的国际收支顺差。近年来，在促进国际收支趋向平衡的政策推动下，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有所收窄，但仍将维持一定的规模，顺差的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尽管人口红利正在消退，但相比国际市场，中国劳动力价格的相对优势状态仍有可能维持一段时间。据统计，2014年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仍达1000多亿美元。而随着美国经济强势复苏，世界经济回暖，中国出口有望好转，进口需求有加速回暖趋势，未来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规模将保持稳步增长，国际收支仍将保持一定规模的顺差。国际收支状况的稳定，将使外汇储备规模基本保持稳定，这将使人民币缺乏趋势性贬值的基础。
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贸易收支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结构性问题，即一方面对欧盟和东盟等主要经济体基本上都是逆差，而唯独对美国存在巨额顺差，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波动，但同时也制约了人民币大幅度趋势性贬值的可能。据统计，前些年对美顺差占整个顺差之比重曾高达100%以上，2013年虽有改善，但也达到83%，2014年仍有望保持在65%以上。鉴于贸易结构存在问题，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在短期内难以迅速改变。顺差国货币升值、逆差国货币贬值的国际经济学原理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未来仍存在升值压力。因此，可以说，目前中美之间贸易的较大不平衡基本封杀了人民币大幅度趋势性贬值的可能。
再次，充足的外汇储备是保障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引导市场预期的重要基础。中国拥有近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位列全球第一，这是防止人民币出现持续显著贬值预期、陷入“预期货币贬值→资本流出→贬值预期增强……”恶性循环的重要保障。有了充足的外汇储备，汇率中间价就可以充分发挥对市场预期的有效引导作用，市场对中间价不会“无动于衷”，从而确保汇率保持基本稳定。
人民币大幅度趋势性贬值与“新常态”的
内在要求南辕北辙
在“新常态”下，投资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消费将继续发挥基础作用，出口将继续发挥支撑作用，但经济将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内需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常态”下深入推进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经济提质增效等战略都要求不能再依靠低币值提升出口竞争力，靠贬值促进出口。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汇率是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变量，作为重要的相对价格水平变量，汇率影响着国际分工的成本，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人民币贬值对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却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人民币贬值可能减弱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动力，同时也可能减弱其通过自身创新、求变，从而实现自身产业升级的动力。
此外，人民币持续大幅度贬值也会导致国内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成本提高，不利于产业技术的升级和出口产品附加值的提高，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会影响到经济的提质增效。因此，经济新常态的内在要求不支持人民币大幅度趋势性贬值的政策导向。
企业“走出去”和人民币国际化要求币值坚挺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资本输出大国，人民币国际化正在稳步推进。从国际化战略的角度来看，人民币不宜持续大幅贬值。
当前，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不利于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成为近几年中国对外经济的一个新亮点，中国已逐渐成为一个资本的输出大国，而且正在持续扩大对外投资规模。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达1400亿美元，而且实际对外投资额首次超过吸引外资额约200亿美元，成为对外净输出国，而且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潜力还很大。国际经验表明，扩大资本输出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本币的升值，英镑、美元、马克和日元所走过的路程无一不是如此。贬值与扩大资本输出背道而驰。人民币出现持续大幅贬值，企业有可能出现汇兑损失，外债成本增加，加剧企业财务风险，不利于企业 “走出去”。
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求人民币币值稳定且相对坚挺。对于国际货币而言，价值的稳定性是作为交易媒介、计价尺度和储藏职能的基础。无论是贸易领域的人民币结算、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发行都需要以汇率稳定为基础。很难想象，一个持续疲弱的货币会为全球投资者所普遍持有。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不仅不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甚至可能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出现倒退。因此，持续大幅度贬值的人民币汇率与人民币国际化显然是背道而驰。
人民币持续大幅度贬值可能催生开放性系统金融风险
人民币持续大规模贬值可能加剧资本外逃风险，使经济面临开放性系统金融风险。当前，中国资本项目规模已不小，持续大幅贬值可能引发短期资本大规模外逃。理论和实践均表明，资本管制不仅代价高昂，而且管制的有效性越来越打折扣，一旦资本加快流出形成趋势，将很难能被有效阻挡住，更何况当前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步伐正在加快。而且资本大规模外逃与本币迅速贬值等可能相互影响、循环联动，并通过流动性效应、逆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冲击人民币资产价格和国内金融市场。
从流动性效应看，人民币贬值将压缩投机资本的获利空间，促使资本流出，导致国内流向房地产、股票等市场的资金紧张，进而影响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从逆财富效应看，人民币贬值将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进口减少，造成国内商品价格上升，使得社会购买力不足，造成国内房地产、股票等金融资产需求降低，最终带来金融资产价格的下跌压力。
从替代效应看，在人民币贬值或者具有贬值预期条件下，政府为保持汇率稳定将进行市场干预，可能造成流动性不足，抑制房地产、股票等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当前中国和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复苏进程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反复和波折，加之国内股市较长时间处于熊市，房地产泡沫风险也在潜藏暗长。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若听任人民币趋势性贬值，令市场形成错误预期，不仅不利于稳增长，甚至有可能催生、助长类似的开放性系统金融风险。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之前有大量“热钱”在经济形势较好、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时期进入中国，“蛰伏”在股市和楼市等金融市场上。在美国经济向好、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的背景下,要特别提防这些“热钱”因某些事件触发（比如美联储提前加息、地缘政治紧张）而大规模、迅速撤出，并引发股价、楼价迅速下跌，人民币面临较大贬值压力，甚至对国内金融体系稳定构成威胁。历史上看，不乏一些国家在强势美元期间股市和楼市泡沫破裂、本币急剧贬值的例子，比如1994 年墨西哥、1997 年泰国菲律宾等国、1998 年俄罗斯、1999 年巴西等。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阶段性升贬值交替
可能成为常态
应当注意的是，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主要是相对美元，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等其他主要货币甚至还有升值压力，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贬值的可能性更小。以2014年的情况为例，美元指数从7月份开始稳步上升，从80左右一路攀升到目前的95左右，涨幅接近 20%。人民币有效汇率也一改上半年的贬值态势，从8月份开始升值，2014年1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环比续升1.23%，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环比续升0.75%，均为连续第七个月回升并刷新历史新高。
在国外及国内两方面因素影响下，2015年跨境资本流动将出现阶段性流出与流入交替进行，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更趋频繁，阶段性升贬值交替出现可能成为常态。
一方面，美联储加息预期提升期限利差进而影响境内外利差的缩小，可能导致阶段性的资本外流，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然而欧元区和日本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在特定时间段产生对冲作用。
另一方面，下半年国内房地产市场有可能止跌企稳、股市逐渐回暖、金融及资本市场改革释放活力，不排除国际资本可能出现阶段性流入、从而形成升值压力。此外，央行基本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逐步摆脱依靠外汇占款供应基础货币的模式，允许汇率根据市场供求双向波动成为常态，不但能有效防范跨境套利和套汇行为，而且能够提升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政策应在四重目标间寻求平衡
尽管也存在有利影响，但美元走强对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更应引起重视。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经济正处在下行周期，PPI持续负增长，内部有效需求不足，美元走强使得我国宏观调控面临两难的处境。为了缓解企业融资成本压力、促进融资成本下降，需要降低基准利率，但降息可能会进一步缩小中美利差，加大资本流出压力，从而增加市场风险和贬值压力。
为了保持中国出口竞争力，需要人民币对美元适度贬值，但贬值又不利于开展对外投资和人民币国际化，过度贬值又与新常态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政策选择有必要在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和国际化四重目标间寻求平衡。在此复杂局面下，建议采取允许人民币对美元适度贬值、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基本稳定的总体策略，当然这只是一种次优的选择；同时积极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并辅以合适的货币金融政策。
一是货币政策保持中性宽松，谨慎下调基准利率，适度下调准备金率。未来货币政策主要在稳增长、防风险和去杠杆之间进行权衡，考虑到短期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货币政策总体应保持中性偏松。在信贷供需偏紧的形势下，降息对新增贷款利率的影响有限，而且在美国步入升息周期的背景下，中国降息可能会加剧资本流出，引发开放性系统金融风险。
有鉴于此，建议在近期利率已经调整的情况下，进一步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需要谨慎，不建议通过大幅降息来促进融资成本下降。而存款准备金虽然也有宽松作用，但毕竟是对银行体系的负债产生直接影响，而对币值的影响则相对间接。从应对外汇占款大幅减少和提升基础货币投放的有效性看，可考虑适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继续使用SLF、MLF等创新工具。这样既可以有效减缓资本流出造成的流动性收缩压力，又可以通过保持流动性合理宽裕、改善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来带动市场利率和融资成本下降。
二是进一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保持有效汇率基本稳定。建议利用美元走强下人民币升值压力减缓的契机，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可以从现行的2%进一步扩大到3-4%，并着力用好汇率中间价的调节功能。在人民币呈阶段性升贬值交替出现的格局下，汇率弹性增强有利于降低“热钱”大规模进出套利，减小跨境资金频繁进出对国内金融体系的不利影响，汇率机制可以成为调节资本流动的有效手段。
与此同时，建议择机增加货币篮子中其他主要货币的比重，减低美元占比，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在降低篮子中美元权重后，应允许人民币对美元适度贬值，以减缓对出口的不利影响。在对美元适度贬值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基本稳定，特别是尽量保持人民币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主要对外投资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或略有升值，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开展对外投资提供良好的汇率环境。
三是积极稳妥地实施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不应操之过急。美元走强加上国内经济下行及影子银行、融资平台等领域的风险积累，中国在一定阶段可能面临较大的资本流出压力。2013年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仍高达3262亿美元，而2014年则迅速转变为960亿美元的逆差。在此新局面下，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有必要坚持稳妥审慎的原则，合理设计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的相关制度安排，尤其是审慎、稳妥放开金融账户中证券投资流出入的限制。
应关注银行体系相关管理制度的设计和安排，因为跨境资本流动和货币兑换活动基本都通过银行来展开。坚持对跨境资金流动进行持续密切跟踪和监测，并做好资金大规模流出下的应急预案准备。从保证有足够的干预能力看，未来中国仍应拥有比通常水平高得多的、充足的外汇储备。
四是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与资本输出。在美元走强、人民币对美元偏弱的背景下，未来人民币国际化不能单靠贸易结算，而应该发挥好对外直接投资和资本输出的推动作用。当以本国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建立起来，本国企业掌握了从资源采集到中间品分包、再到最终产品销售的生产链条时，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程度自然就会随之提高。
在重点领域上，应以基建投资、资源开采以及战略新兴产业为主；在具体策略上，应积极推进合资并购，并积极开展跨境人民币贷款、境外人民币债券融资、权益类融资，以支持本土企业“走出去”，必要时可以限定这些融资专门用于对外投资。
五是大力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降低企业避险成本。未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升贬值交替出现将成为常态，这意味着企业有效应对汇率风险将至关重要。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习惯了人民币的单边升值和小幅波动的状况，很大程度上缺乏汇率风险意识。而一些大企业在离岸市场使用衍生品多数出于对赌心理用其进行套利，因此对规避外汇风险的工具使用并不充分。未来，随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幅度的不断扩大，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不可小觑。
当前中国的衍生品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市场容量小，产品种类较为单一，企业避险的成本比较高，不利于企业进行风险应对。因此，应加快发展汇率期货、期权等在全球市场上比较基础且成熟的衍生产品，并进行适当创新。大力发展汇率衍生品市场，从而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汇率避险工具，降低企业避险成本。

Ⅳ 债券的定价模型有哪些各有什么优缺点

就理论上来说抄，主要有两个袭方向，一个是定价角度，一个从公司结构角度

定价角度就是先从现金流角度折现可以算出一个无违约的价格

然后加入违约概率和违约后回收比例，然后用期望来算

由于现实情况按这个算出来都是高估的，可以通过市场价格和中性风险去做系数调整把这个溢价去掉

然后再优化就是可以引入宏观经济和行业的系数，把利率和风险中性表述成这些的系数相关的线性函数，考虑到宏观经济和行业的系数一般不独立，要再做一个仿射

一般做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再优化就是加入流动性还有目前期限利差结构，再用实证去调整。

这个模型的问题主要是风险中性很可能（尤其在国内）是被大幅低估的，和市场上的结果比较难对上

公司结构角度就是从公司资产负债的出发，从bsm模型开始建模，认为资产首次下穿过负债就是违约。这个模型问题主要一个是模型违约的阈值比较难确定，第二个是杠杆率很高的企业往往在违约边缘资产负债表的噪音可能会很大。优化的方法就比较开放了，可以通过从股票和债券市场上取得额外信息加入模型，也可以通过可类比企业的数据获得额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