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公共服务均等化

㈠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历史趋势

毋庸置疑，经过前一阶段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急剧转型，我国经济社会的基本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不仅要求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应对生态环境恶化和能源资源短缺引发的严峻挑战，而且要求加快建立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应对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新的挑战。有关资料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多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相继超越生存型社会的临界值。就恩格尔系数来看，2000年城市达到39. 4%，农村达到49. 1% ，均低于50%的临界值。同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首次降至50%的临界值。2001年，第一产业比重降至14. 1%，首次低于15%的临界值；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0.7%，首次超过40%的临界值。2003年，城镇化率达到40. 5%，首次超过40%的临界值。从这些量化标准来判断，我国在21世纪初开始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在这一进程中，广大社会成员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产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成为日益突出的阶段性矛盾。[1]由此可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任务。
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人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必然选择。换句话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过程，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结果，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要维护社会公平。在当前，通过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解决民生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体现社会公平的迫切需要。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诸多不和谐因素，有的是发展不够的问题，有的则是共享不够的问题，即没有很好地让全体人民公平公正地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按理说，社会进步的成果应当由全社会来共享，但实际上是由强势群体来享受或首先享受；同样，社会代价的后果应当由全社会来分担，但实际上大部分却由弱势群体来承担或主要来承担。因此，处在强势群体中的人，与处在弱势群体中的人，对社会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强势群体由于得到很多利益，认为这个社会好，希望维持现状，对社会认同感较高；而处在弱势群体中的人，由于地位下降或利益受损，对社会有一种不满情绪，甚至希望改变现状，因而对社会的认同感较差。这种复杂的情况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产生。所以，必须针对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真正把改革发展成果体现在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上，体现在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上，体现在人民享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上，以此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还应当看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衡量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可行标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目标实现与否需借助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但它具有难测度性，需要一个可行的衡量标准来评判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正是一个可行的衡量标准。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本质是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人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程度的高低；另一方面，相对于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难测度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指标可以量化，所以它是衡量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可行标准。目前，“4E”标准即效果性、效率性、经济性、公平性是评价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客观标准，其中的公平性标准即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如“基准评价指标”（即标杆法，就是预先选定一个组织或一个标准，并将其作为本组织一定期限内努力的方向和试图达到的目标，到设定期末，测度本组织完成预定目标的程度和质量，即为该组织的基准绩效得分）、“地区差异指标”（即同一种公共服务，评估得分最大地区与评估得分最小地区间的得分之比）等，[2]均是很实用的公平性评价标准。

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思路

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最基本职能。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各级政府充当着核心主体，承担着义不容辞的主要责任。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已经达成诸多共识，并正在采取相关举措提升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但从现状来看，这些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偏颇，亟需加以匡正。
1、避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当市场化而引发“泛市场化”。鉴于政府财政紧张、大包大揽基本公共服务而出现短缺、低效率等背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市场化曾经被认为是解决政府供给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但在运行中却容易引发“泛市场化”，即过度市场化。把不该市场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也市场化了，把本属于政府的公共服务安排权放弃掉了，使基本公共服务的消费成本提高，一般群众难以承受公共服务的高价位，加剧了社会不均。实际上，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安排者，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市场化就是让市场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出资购买，安排给群众，使他们得到能保障其基本生存及发展的服务，而不是要政府完全放弃对公共服务的安排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应考虑不同类别的基本公共服务应选择不同的供给主体。有些基本公共服务只能由政府来提供，才会实现公平，这是由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特性所决定。因此，在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过程中，允许市场进入的基本公共服务，必须要求政府控制服务的安排权，而禁止市场进入的基本公共服务则应尽可能由政府提供，以此来防止因“泛市场化”而导致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
2、力求公平地分配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资金。完善公共财政政策，科学、合理地转移支付是实现均等化的直接而又容易见效的手段。正因为如此，许多专家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扩大公共财政覆盖面，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制度安排。”[12]然而大量的事实表明，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的资金未必能做到公平分配。诸如，在经费缺乏背景下，部门间利益竞争导致转移支付的资金没有被公平、合理安排，促使部门间乱用、滥用、挪用资金等现象不断产生；公共服务部门内部未能把资金用于最需要的群体或地区，使真正需要援助的对象没能得到服务，导致严重的不公等。其实，完善公共财政政策不仅要克服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供给不足问题，而且要解决财政供给不均问题。地方对转移支付资金必须公平分配，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供给均等化。为此，增加部门经费开支透明度，提高受服务对象的知情权、参与权，是预防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分配不均的有效办法。在对公共服务支出进行绩效审计时，应特别考虑公共服务支出的公平性问题。
3、推进公共服务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民主化、科学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有赖于公共服务部门科学、民主地制定并实施公共服务政策。如果公共服务政策制定与实施缺乏民主化、科学化，同样会使理想的均等化目标遭夭折。如果部门政策制定不科学、不民主，容易增加制度性的不均等。若公共服务政策制定缺乏均衡性、具体可行性、全面性、民主性、灵活性、法制性，就出现政策失衡，政策背离公民实际需要，背离国家公共服务目标，最终引发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同时，由于部分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及服务意识不强、素质不高、工作态度不好，对政策误解、曲解，没能严格按行政程序法施行，使政策执行偏离工作要求，引发行政乱作为、不作为，导致公共服务不公平。实践证明，行政程序法、行政问责制、合理的干部考核制度、听证制度等，是保证公共服务政策科学制定与执行的科学化、民主化的有力举措。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要重视提升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而且要重视提高社会公众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公众能否真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也取决于公众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高低。为了实现均等化，必须努力追求全体社会成员具备大致相当的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特别是困难群体的享受能力。
首先要增强意识，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选择能力。所有公众都有根据自己实际需要选择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但未必所有人能有足够高的公共服务选择能力，以选择真正适合自己需要的公共服务。一部分公众有经济实力，但他们缺乏选择公共服务的意识，没有得到本来可以均等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如他们缺乏参保意识，没有购买社保、医保、失业保险，造成机会不均。也有的公众对公共服务期望值过高或盲目信任，在选择公共服务时缺乏判断，未能经济地消费公共服务，增加了不必要的消费成本。如农民小病进大医院、盲目攀比进城择校就读等现象，就是没有经济地消费公共服务的典型。这对消费者来说也是一种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是由消费者自己造成的，表明了他们缺乏经济地消费公共服务的意识，缺乏选择公共服务的能力。
其次是增加就业，提高困难群体公共服务的购买力。“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要贯彻‘自助先于公助’原则……将政府公共服务作为一种自助之外的补助形式，而不能将政府公共服务作为一种纯粹的福利性公共产品。”[13]虽然政府出资购买基本公共服务，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基本公共服务需要群众自己付费，群众必须具备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经济能力。困难群体的经济能力对实现均等化有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当困难群体具备一定经济能力，他们就会付得起购买基本公共服务的费用，政府就会减少供给基本公共服务的压力。但由于困难群体经济承受力低，难于购买如社保、医保、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失去了受服务的机会，导致机会不均。提高困难群体公共服务购买力是消除不均的根本途径。而充分就业是提高困难群体公共服务购买力的保障。现阶段，政府应该“授之于渔”，重点考虑帮助困难群体充分就业，为困难群体提供低保、免费的职业培训及就业信息，创造就业条件等。 目前城市拥有比农村更多数量的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使城市居民享受到比农村居民更高质量的服务。但造成现阶段城乡居民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中的质量上不均，不仅仅在于城市拥有更多数量的基本公共服务资源，而且也是由于城市对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利用的集中程度更高。而在广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资源有限，又没有被集中利用，极大影响基本公共服务质量。
农村要想得到高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除了政府加大对农村投入外，还应该考虑集中利用农村现有的有限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事实上这是可取的，也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相对来说，农村地广人稀（特别是西部地区），且近几年的计划生育使人口数量减少；同时，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设备、设施等利用率低，有“浪费”的嫌疑（农村近几年的小学生入学人数减少，农村卫生院的就诊率下滑，农村文化等基础设施闲置等情况足以证明这一点）。这种现实，要求政府应该考虑农村现有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集中利用。可考虑在公共财政投入数量不变前提下，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适当合并农村学校、农村卫生院、农村基础设施，集中利用资金、人力资源、设备、设施，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缩小与城市的差距。从长远来看，除了集中利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外，还可考虑加速城镇化。因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程度高低，与城镇化、工业化的程度高低相关。城镇化、工业化的程度越高，基本公共服务资源被集中利用的程度就越高，基本公共服务就越均等。这种成功做法在国内外都有先例，值得借鉴。 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包括政府自身的绩效评估和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评议。迄今为止，政府自身的绩效评估相对比较完善，但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评价体系尚未建立健全。政府自身的绩效评估往往以各种量化指标，从政府的理想预期出发，没有把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作为考核政府绩效的标准。实际上，公众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对象，公众的满意度才真实反映了公共需求的满足程度。公众对公共服务表达不满，说明他们的公共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要求政府改变公共服务方式，进而提高公众满意度，基本公共服务才会趋向均等。
建立健全公众公共服务评价体系在现阶段尤为重要。它不仅能够对公共部门的行为起到约束和引导作用，而且有利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品质。针对目前公众公共服务评价体系还未建立，公众公共服务评价能力比较低，还缺乏公共服务评价的方法与技能等实际情况，寻求普及公共服务评价体系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于提升公众公共服务评价能力、充分表达满意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现实意义。与此同时，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效果的跟踪反馈制度，明确对公共服务活动监督的主体、内容、对象、程序和方式，规范问责操作程序，健全社情民意沟通渠道，扩大公众在公共服务问责制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㈢ 我国为什么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毋庸置疑，经过前一阶段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急剧转型，我国经济社会的基本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不仅要求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应对生态环境恶化和能源资源短缺引发的严峻挑战，而且要求加快建立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应对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新的挑战。有关资料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多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相继超越生存型社会的临界值。就恩格尔系数来看，2000年城市达到39. 4%，农村达到49. 1% ，均低于50%的临界值。同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首次降至50%的临界值。2001年，第一产业比重降至14. 1%，首次低于15%的临界值；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0.7%，首次超过40%的临界值。2003年，城镇化率达到40. 5%，首次超过40%的临界值。从这些量化标准来判断，我国在21世纪初开始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在这一进程中，广大社会成员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产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成为日益突出的阶段性矛盾。[1]由此可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任务。
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人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必然选择。换句话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过程，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结果，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要维护社会公平。在当前，通过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解决民生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体现社会公平的迫切需要。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诸多不和谐因素，有的是发展不够的问题，有的则是共享不够的问题，即没有很好地让全体人民公平公正地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按理说，社会进步的成果应当由全社会来共享，但实际上是由强势群体来享受或首先享受；同样，社会代价的后果应当由全社会来分担，但实际上大部分却由弱势群体来承担或主要来承担。因此，处在强势群体中的人，与处在弱势群体中的人，对社会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强势群体由于得到很多利益，认为这个社会好，希望维持现状，对社会认同感较高；而处在弱势群体中的人，由于地位下降或利益受损，对社会有一种不满情绪，甚至希望改变现状，因而对社会的认同感较差。这种复杂的情况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产生。所以，必须针对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真正把改革发展成果体现在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上，体现在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上，体现在人民享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上，以此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还应当看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衡量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可行标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目标实现与否需借助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但它具有难测度性，需要一个可行的衡量标准来评判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正是一个可行的衡量标准。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本质是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人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程度的高低；另一方面，相对于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难测度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指标可以量化，所以它是衡量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可行标准。目前，“4E”标准即效果性、效率性、经济性、公平性是评价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客观标准，其中的公平性标准即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如“基准评价指标”（即标杆法，就是预先选定一个组织或一个标准，并将其作为本组织一定期限内努力的方向和试图达到的目标，到设定期末，测度本组织完成预定目标的程度和质量，即为该组织的基准绩效得分）、“地区差异指标”（即同一种公共服务，评估得分最大地区与评估得分最小地区间的得分之比）等，[2]均是很实用的公平性评价标准。

㈣ 怎样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当前最重要、最迫切、最基础的工作应当是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标准化建设。为此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研究制定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专项规划
本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协调、适度超前”原则，研究制定符合我省地域特点的公共文化发展专项规划，以此指导全省各地公共文化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二、完善制度设计，建立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一个基本前提，要有一个基本统一的服务标准体系。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所制定的包括服务范围、服务项目、保障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标准，以及技术和管理等相关规范。建立健全基本服务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
三、坚持统筹兼顾，科学规划和建设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
应把农村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构建完善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坚持城乡统筹，实行重点突破，优先安排涉及农村的文化建设项目，重点加强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室建设。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文化服务网络建设支持力度，增加公共文化设施总量，有效解决城乡、区域公共文化设施布局不平衡问题。在推进城镇化和美好乡村建设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对传统文化设施的保护和利用，防止“一拆了之”的错误做法。
四、实行以城带乡，努力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科学化水平
建立以城带乡、城乡联动机制，促进城乡文化资源优化配置、科学整合和综合利用，形成城乡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重点是鼓励城市对农村进行文化帮扶，把支持农村文化建设作为创建文明城市基本指标，建立城乡文化帮扶责任制，推动农村文化建设；积极探索适合农村特点、适应农民群众需要的文化服务方式，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发挥公益性文化单位的主体作用，鼓励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益性文化单位面向农村提供网点服务、流动服务，建立流动服务平台。扶持文化企业以连锁方式加强基层和农村文化网点建设，推广新型代理配送制度，构建贯通城乡的文化产品流通网络。推动电影院线、演出院线向市县延伸，支持演艺团体深入基层和农村演出。运用现代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拓宽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增强服务效果，提高服务品质。
五、拓宽投入渠道，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保障机制
优化财政投入结构，变城市偏向型为城乡共进型财政支出体系。要拓展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模式，打破政府是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唯一的供给者这个桎梏，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探索市场化运作方式，拓展融资渠道，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实现公共文化建设资金来源多元化、社会化和市场化。

㈤ 城镇化四改一保指哪四改

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

㈥ 城镇化后,市民化的主流观点是什么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㈦ 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应该如何作为

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政府面对新的历史起点必须担当的战略任务，但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被城市化”、“豪华城市化”、“边缘城市化”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短缺、形象工程过滥、历史文化风貌丧失、城市千城一面、生态人居环境恶化、交通堵塞等“城市化病”。这表明，并不是每一级政府及官员都清楚自己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仍然存在着政府职能的缺位、越位和错位，如果不进行政府职能的正确定位、归位和正位，我们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战略就会落空甚至走向歧途。
结合当前我国实际，笔者认为，政府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应该管，而且是管得了、管得好的职责主要体现在做好规划、提供服务、减少震荡、保护生态，也就是“四管”：管规划、管服务、管社会、管环境。
一、“管规划”——坚持“富规划、穷建设”，保证城镇建设规划的科学性、合法性、合理性，避免规划失误
加强对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是政府的主要职能。其中，规划是首要的，是基础也是龙头，一个好的规划能够使城市建设与管理获得事半功倍的高起点。“重建设，轻规划”、“重投入，轻管理”是目前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中存在着普遍问题。因此，首先应树立“富规划，穷建设”的理念。所谓“富规划”，是指要在规划上舍得花大钱，下大功夫，注重投入；而“穷建设”，是指要在建设上量力而行，量体裁衣，注重资金资源的效率产出，不瞎折腾。坚持“富规划”实际上就是强调政府要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到“管规划”上来，通过保证规划的合法、合理、合情，正确地履行政府的基本职能。坚持“富规划”，是政府当前最需要做好的功课，也是许多政府尚未做好的功课。
一是要把城镇规划当作一门科学看待，克服“重政治，轻技术”的倾向。城市规划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在人类历史上已具有百余年的专业历史，城市作为人类最大的人工构筑物，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古今中外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在城镇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如果失去科学的规划，将会出现灾难性的城镇化或城市化。美好的规划是城市美好的蓝图，但它必须是科学的蓝图。各级政府及官员务必明白，政府在城市规划的科学知识储备和工程技术掌握方面是“有所不能，有所不为”的。
二是要保证规划的合法性，克服“重人治，轻法治”的倾向。城镇化的推进必须体现政府的依法行政的职能，因为规划是政府的一种法制行为。政府要依法把该管的管住，比如，针对城市的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提出来的“五线”管理制度，即用地红线、绿地绿线、水体蓝线、历史文化保护紫线、市政公用设施黄线，切实维护规划的法定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同时，要依法保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使群众的利益在规划的起点上就得到保护。特别是在征地拆迁中的利益补偿，目前拆迁，正在考验着我们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智慧。必须依法进行拆迁，防止暴力拆迁、掠夺性的征收，遏制突击拆迁。在新一轮的城镇建设中，政府应站到台前来，是公共利益，就应当保护；是商业利益，就只能是协调，不能强制拆迁，这就是政府职能要“正位”、“归位”。城镇规划，属于重大决策，不能政府闭门造车，一家说了算，更不能是“一把手”说了算的“首长工程”。
三是要打破“精英规划”，从少数人决定走向多数人的参与，变以往的自上而下的规划为自下而上的规划。规划要保证公共利益就必须有公民的真正参与，要把城镇规划的过程视为政治文明推进的过程，培育公民意识的过程。改变城镇化中“精英治理”、“家长式治理”的思维方式，尤其要发挥专家智囊团的作用，成立城镇建设规划委员会，其中专家的比例不应低于50%，而我国不少地方的比例远远低于50010。与此同时，要有规划决策失误的终身责任追究制。如果说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是中国最大的浪费，那么规划的失误，则是最大的失误。因为这种失误将带来成百上千亿的损失，是一种没有机会改正的错误，如城市基础设施布局和城市空间布局的失误，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失误。
二、“管服务”——坚持“富民兴镇，惠及民生”，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避免公共服务的“缺位”
为什么要推进城镇化？为谁推进城镇化？回答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很清楚，但在行动上未必清楚。比如，在城镇化建设中，政府、开发商、农民三方经常成为利益的博弈者，政府会经常忘记自身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实质上，惠及民生，让城镇化成为惠民、利民、福民的工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推进城镇化的根本目的。
一是要把“富民兴镇”作为政府推进城镇化的第一要务。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在未来解决的重点是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据测算，中国城镇化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将有1000多万农民转化为市民，实现农民市民化，使他们与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国家的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社保等公共服务，以及城镇公共设施、交通、休闲、文化等公共服务，其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会有较大的提高。
二是要防止“重建设，轻民生”倾向，坚持推进城镇化与完善公共服务的一致性，克服把二者对立起来的观念。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可直接带来消费的增长，它不仅是投入同时也是一种产出。学者研究发现，现在的教育在整个贫富差距中所占的比例高达20010，如果改善了教育，就等于缩小了贫富差距。不少地方政府及官员看不到这一点，把改善民生、提供公共服务简单地看作是花钱赔本的事，甚至认为是个无底洞。实际上公共服务的优化和保障，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会使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产生巨大和持续的增长预期。两者是并行不悖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三是要在构建适合城镇化的公共服务体系上下功夫。与大中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相比，城镇的公共服务体系有它自身的特点。比如，它的着力点应该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重心放在农村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和聚集，优化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促进城镇第二、三产业发展，在“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专”上下功夫，即小城镇的特色化、专业化、精细化，而不能追求大城市的大而全，切不可贪大求洋，脱离实际。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十分热衷于高楼、大厦、大广场、宽马路、宽大桥等所谓“大手笔”，而忽视方便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小手笔”。城镇化发展重点在城市，难点在农村。尤其是对一些农业大省来说，有近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无论是县域经济还是农村公共服务水平都较为落后，更应该树立“小城镇，大战略”的思想，把重心放在农村。把篇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落户作为重点，加大对小城镇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提供均等化的教育、医疗、户籍、养老、住房等公共服务。
三、“管社会”——坚持“小城镇，大社会”，提高社会管理水平，避免过多的社会震荡
加速城市化，必然带来社会转型和一定的“阵痛”，对居民长期形成的居住环境、邻里关系、生活方式，乃至利益关系、土地关系等，都可能是一次新的调整和变革，也就必然需要社会的主要管理者——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现和谐的城镇化。
一是要建立城镇化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城镇化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因搬迁改造、集约用地、征地补偿、园区规划等带来的矛盾冲突、利益磨擦，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机制应对，对其风险进行科学的评估和预测，并作出正确的选择。城镇化，必须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统一起来，既要考虑经济建设成本，也要考虑社会成本，取其利避其害。
二是要坚持城市的一切都是为了人，防止出现新的贫困人口和“边缘化”人口。尤其要尊重普通人，或弱势群体的权益。比如，城镇化中的“农民上楼”工程，也可能本意是好的，但政府必须考虑农民搬进了楼房，一夜之间，似乎农民变成了市民，其后期的生活出路和在哪里？一旦土地补偿金用完了，农民如何有生活来源，其社会保障在哪？如果这些后顾之忧没有解决，就有可能形成新的社会隐患，甚至让所谓的“新市民”变为“新贫民”，成为“三无”人员：“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
三是要建立健全城镇化所要求的社会管理体系。“人居城镇，家留农村”，我国不少城镇化人口实际上是“两栖人口”，他们虽然工作和生活在城镇，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融人城市，他们没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权益，生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因此，要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放开城市和县城对农民的限制；要加强新的社区、居民点的管理和服务；要鼓励社会各界积极为城镇化贡献力量，协调各社会组织依法活动，保证城镇的社会安全。
四、“管环境”——坚持“绿色城镇化”，提高人居环境水平，避免先污染后治理
“所谓理想的城市就是把城市的活力带到农村，而把农村的优美的环境、田园般的生活带到城市里来”，这是美国著名的规划学家刘易斯-芒德福对人类几千年城市化理想追求最精辟的概括，也是我国城镇化建设中政府应该担当的责任和追求的理想目标。环境的污染和人居环境的恶化，是我国当前城市化面临的一大危机。政府在推进城镇化中应扮演生态文明的建设者：要有明确的优化城市环境和人居环境的目标导向，或者说要有一个良好的行动纲领。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指标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四档标准，即绿化先进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中国人居奖城市，这是一个层次递增、要求逐次提高的指标体系。我们不可能一步登天，而且小城镇更需要较长的过程，但所有的城镇都必须从绿化开始，达到绿化先进城市的标准，因为这是环境优美城市最基础的平台。一个花草灌木合理搭配的城市绿地可以发挥多种功能：保护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为市民创造休息、散步优质的公共空间；为城市分割出若干个组团提供最好的隔离带，成为旅游业的载体；满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城市管网许多在绿地底下；能够吸收空气中的灰尘以减少污染，防止疾病蔓延；可以成为调整城市小气候地面热导效应的主要手段，多栽树就能调节市中心与城郊的夏天的温差。“要想富，多栽树”，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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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什么是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而不是建高楼、建广场。农村人口转移不出来，不仅农业的规模效益出不来，扩大内需也无法实现。

㈨ 新型城镇化建设包括哪些方面啊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正式实行城镇化体制改革,上海浦东，苏州等应运而生。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与人们日常生活中单纯从字面理解的意思不同，城镇化，就是指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关系到大至都市，小到农户的产销、合作、互动、和谐的新型社会关系。

一要以人为本，加快农民工等城市边缘人群的城市融入。农民工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产物，这一群体已达到2.53亿人（2012年）。尽管政府已经采取不少措施改善农民工境遇，但由于涉及长期积累的深层矛盾，许多农民工还是难以较好地融入城市。
接下来，要进一步推进城市经济尤其是服务业发展，为农民工等群体创造更多就业和提高收入的机会;要持续加强保障房建设，为农民工等群体在城市安家提供基本条件;要大幅提高农民工社保水平和覆盖面，减少其在城市落户生活的后顾之忧;要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城市财政保障，使其与市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加速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

二要统筹城乡，促进城镇和农村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城镇化不能以牺牲“三农”为代价。粮食等农产品的安全供给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包括城镇化的基础，时刻不能放松;广大农村地区即使再经过二三十年仍将有数亿人口居住，丝毫不能忽视。因此，新型城镇化必然是“以城带乡”的城镇化，要大力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生活水平和生产条件的差距：要加快推进农村征地制度等相关制度改革，使农民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分享更多收益：要进一步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夯实农业发展基础，确保粮食等农产品供应安全，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要大小并重，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当前许多城市面积急剧扩大，而管理服务水平则相对较低，不少大城市交通拥挤、环境恶化、资源紧缺，而人口仍在不断涌入：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则由于经济实力较弱、公共服务不足而发展迟缓。
据统计，目前我国还有20%的小城镇无集中供水，86%的小城镇无污水处理设施，小城镇的人均市政公用设施投入仅为城市的20%。接下来，一方面要推进城市建设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提高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一方面则要根据我国人口众多的现实，引导产业在不同规模城市间合理布局，降低城镇化的门槛，避免形成畸大畸小、畸重畸轻的城镇格局。
四要集约节约，在资源能源有效利用的前提下推进城镇建设。我国规模庞大的城镇化既是空前的机遇，也必将伴随资源环境的巨大挑战。以土地资源为例，2000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面积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幅度，城镇人口密度不升反降，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显然，若继续以类似方式使用资源能源，我国城镇化将难以持续。为改变这一现状，要尽快推进资源能源的价格改革，使其能合理反映资源能源的稀缺程度;要鼓励引导形成循环利用资源、节约使用能源的生活方式和产业体系;要加快节能建筑发展、推动新能源的普及应用，使我国城镇化走上绿色、低碳的健康发展之路。
毫无疑问，我国城镇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也毋庸讳言，我国城镇化还存在着很大不足，但只要我们把握住新型城镇化的方向，采用日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全力推进，相信城镇化一定能给广大民众带来生活的巨变，也给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