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历史的汉武帝pdf

1. 评价秦始皇和汉武帝。

秦始皇功不可没，功绝对大于过。秦始皇的最重要历史功绩，在于完成了统一事业，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秦始皇的贡献还在于奠定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基础。秦统一后实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有的不仅影响至以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而且及于现在，如文字的统一就是一例。既是一个有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暴君。只是因为对处罚人来说是残暴的，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历史往往这样，因为激烈的开拓，所以会留下后患，因为激烈的改革，所以出现利益得失，所以有大量的反对者。如果没有秦皇统一的阵痛，那么后来割据纷争，不得安宁，死伤人会有多少呢？
汉武帝是卓越贡献的 皇帝。汉武时期的西汉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比较强盛的时期。在历代王朝的历史上，有“汉唐盛世”之说。这里的“汉”，主要是指的汉武帝时期。人们又常常把汉武帝和秦始皇相提并论，因为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是秦始皇创立，由汉武帝巩固下来的。他在位54年，实行了许多新的措施，使西汉王朝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

2. 创造历史的汉武帝的基本信息

中文名: 创造历史的汉武帝作者: 金惠
图书分类: 人文社科
出版社: 台湾商务印书馆
书号: NA
发行时间: 1984年01月06日
地区: 台湾
语言: 繁体中文

3. 关于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时代”，通常是指汉武帝执政的历史阶段，也就是刘彻于汉景帝后三年（前141年）正月即帝位到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二月去世这一时期，前后54年又一个月。如果是指汉武帝生活的年代，则从刘彻于汉景帝前元年（前156）出生到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去世，前后近70年。 现在对于“民族”的定义还存在不同意见。如果我们姑且使用一般理解的“民族”一语的涵义，承认汉王朝管理地域的民众可以看作一个民族共同体，那么，是可以讨论当时这个共同体的时代精神的。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回顾当时历史文化的面貌，认识汉武帝时代的民族精神。 鲁迅曾经由鉴赏汉代铜镜这样的艺术品，发表过对汉代文化特征的评论。他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对于美术风格，鲁迅也曾经说：“惟汉代石刻，气魄深沈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这里所说的“魄力”、“气魄”，当然已经不限于艺术，而涉及了文化精神。 所谓“闳放”和“雄大”，其实既可以看作对汉武帝时代社会文化风格的总结，也可以看作对当时我们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表述。当时的汉人，比后来一些时代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更多的刚强。而我们国民性中为近代激进学者所深恶痛绝的虚伪与懦弱，曲折与阴暗，在当时还并不明显。有人说，当时是中国文化的少年时代，是有一定道理的。《太平御览》卷七七四引《汉武故事》记录了著名的颜驷事迹：汉武帝有一天乘辇来到郎署，看到一位白头发白胡子的“老郎”。汉武帝问：“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回答说：“臣姓颜名驷，江都人，以文帝时为郎。”汉武帝诧异这位在自己祖父当政时就已经作了“郎”的颜驷，何以始终未得提升，又问道：“何其不遇也？”颜驷答道：“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汉武帝时代“好少”，如果超越帝王个人情趣，理解为当时的社会习尚，可能也是适宜的。 有人在谈到汉武帝的时候说，“汉武帝所有的事都‘愣’，都过度，荷尔蒙旺盛，当一个人的人性得到最张扬的发挥时，肯定是他人的边界被压缩到最小的时候。汉武帝做事，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这样的评断，不免简单化绝对化之嫌。专制帝王“做事”，自然大都是“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然而进行跨时代的历史比较，以汉武帝和宋代以后的历史时期对照，所谓“愣”，所谓“过度”，所谓“旺盛”以及“人性”“张扬”等等，是汉武帝的个性特征，同时可能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共同的特征。 当时虽然是在专制制度之下，依然有不少敢想敢说敢作的人，他们的心理，并没有完全被臣民的奴性所锁锢。侠风的盛起，就是这种精神倾向的社会表现之一。 当时所谓“游侠”，指壮勇豪放，重义轻死，虽然未必据有权位和财富，然而在民间的影响却十分显著的人。荀悦在《汉纪》卷一○《孝武一》中说：“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司马迁《史记》特别为他们立传，又称述其独异于社会其他人等的品格，说他们能够“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不既信，不倍言”，所谓“仁者”、“义者”，与他们相比，也有不足。他们实际上在另一层次上实践了“仁”“义”。当时的“游侠”，其实是社会文化活泼生动之特色的一种人格代表，也是时代精神豪迈闳放之风貌的一种人格象征。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开篇就说到游侠的文化品格：韩非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 二者都受到批评，而社会声誉依然很高。“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为了实践诺言，救人危难，往往奋不顾身。游侠的行为虽然并不遵循传统的社会规范，但是他们的诚信品德与牺牲精神，表现出强有力的文化影响。司马迁注意到游侠精神传递的悠远，这种传递，并不凭借经典文献而得以承继；也注意到游侠社会声誉的广大，这种声誉，也并不凭借权势地位而得以张扬。司马迁写道：世间“闾巷之侠”，“匹夫之侠”，虽然往往违犯当时法禁，对于社会却并无贪求，因而值得肯定。其名声之远播，群众之追随，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于放纵私欲，奴役贫民，欺凌孤弱的行为，游侠其实也是鄙视的。司马迁不满意将游侠与“暴豪之徒”等同的官方见解，似乎反映了一种“体制外”的思想个性。然而他的见解，也是大体符合历史真实的。汉武帝时代的“游侠”曾经进行过引人注目的表演。他们的活动和影响，为当时的社会风貌涂染了鲜丽的色彩。而司马迁的态度，则表现出较高层次的文化人的情感倾向。看来，当时文化“正统”的力量还并不十分强大，人们坚持与执政者不同的立场，发表与执政者不同的意见，尚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汉书·游侠传》分析游侠兴起的背景时所谓“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应当说是客观的分析。 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这种变化往往也是与文化节奏的历史差异有关的。汉武帝生活的历史时期，社会有一种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借用当时人的表述习惯，这种时代精神表现出“奋迅”、“骋驰”、“奔扬”、“驰骛”的节奏特征。汉武帝执政，用事四夷，以武力拓边，尚武之风益起，影响到社会生活节奏转而更为骤急。当时人们热心一种飞车竞驱的“驰逐”运动，《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东方朔传》中都有反映。被《淮南子·说林》称作“追速致远”的这种追求高速度的竞技形式，为社会上下普遍喜好。汉武帝喜好亲手击杀熊和野猪，挽弓纵马，追逐野兽，也可以看作相关社会风尚的表现。 《汉书·陈汤传》记载，西汉晚期，甘延寿、陈汤经营西域，克敌立功，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语。这种强烈的国家意识，应当是在汉武帝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时开始形成。这种意识的心理基础，是民族自尊心。不过，我们在进行相应的心理分析时，应当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注意与民族沙文意识和军事霸权主义划清界限。我们看到，汉武帝决策发起对匈奴的远征，有足够的雄心和魄力，但是他本人的民族情结，其实却一点儿也不狭隘。比如匈奴贵族子弟金日磾受到信用，甚至受顾命，辅幼主，就是明显的例子。著名秦汉史学者劳榦在为《创造历史的汉武帝》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共钦华化，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这样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深思。当时汉王朝的主力军中有“胡骑”部队。“巫蛊之祸”时，和政府军抗争的太子刘据争取“长水胡骑”和“宣曲胡骑”的支持而未遂，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汉人私自越境前往匈奴地区的诸多“亡人”，也把中原先进技术带到了草原地区。而张骞和苏武都曾经娶匈奴女子为妻，也体现当时民族关系中，在战争的怒涛之下，也有亲和的缓流。 就汉武帝时代社会文化风格的总体趋势而言，按照鲁迅的表述，“闳放”是基于“自信”，“雄大”的另一面，则是“深沈”。这是我们认识和理解汉代社会的精神现象时应当注意的。

4. 我评秦始皇和汉武帝

先评汉武帝：
汉武帝时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英雄时代,汉武帝也是创造显赫功业的历史英雄。近代学者夏曾佑在他的著作《中国古代史》中说，历代帝王，有的是“一朝之皇帝”，比如汉高祖，然而又“有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比如汉武帝。说汉武帝是“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是因为他确认的历史路径、开启的文化风气、创立的政治制度、拓定的国家疆土
，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都非常长久。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为《创造历史的汉武帝》一书作序时写道，历史人物的决定，可以“终乎在诸项可能之中抉择了演变的方向”。他说，“方向一旦定了，历史不能再回头，后人遂只有接受这个事实，再作下一步的抉择。”所谓汉武帝“功越百王”，“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就是因为他选择的“方向”对后世产生了规定性的作用，人们“只有接受这个事实”。而这“方向”的确定，是由一个个事件的发生和处理、一项项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表现出来的。汉武帝时代有许多重大的举措，都如同秦汉史研究大家劳干所说，体现出这位历史人物的“大智慧，大决断”。
1、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是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汉武帝贬抑黄老刑名等百家言，起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齐鲁儒学之士纷纷西行，进入执政集团上层。儒学学者在文化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结束，中国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是和以“汉”为标号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大体同步的。现在总结汉武帝时代思想文化的格局，多使用“独尊儒术”的说法，其实，这种表述方式出现较晚，不能准确地反映历史真实。当时最高执政集团的统治方略，其实是“霸王道杂之”。即使对汉武帝决策多所谘议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终生也未能真正显达。宋人诗句“追惜汉武世，仲舒道硗确”，描绘了历史的这一侧面。
2、兴太学，是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接受董仲舒的献策，采用公孙弘的方案，创建了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官立学校于是出现。太学虽然起初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进步的方向。太学生的数量逐渐增多，汉平帝时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一次就兴造校舍“万区”。太学的兴立，进一步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贵族官僚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参与行政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3、削藩事业不通过战争形式而达到目的，被公认为汉武帝政治成功的典型实例。汉武帝颁布“推恩令”，收到了“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的效用。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事件发生后，汉武帝用严酷手段肃清其宾客党羽，又颁布“左官律”和“附益之法”，以此控制人才流向，压抑诸侯王属下官吏的地位。此后，诸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参与政事，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
4、察举制的确立，在中国选官制度史上有特殊的意义。汉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诏令“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6年之后，又下诏策试贤良。特别是在这一年，明确规定了郡国必须选举的人数。察举制的施行改变了世官制的传统，劳干因此指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
5、出击匈奴，是汉武帝最大胆的决策。他克服各种困难，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由于对战争主动权的牢固把握，这一战争后来又具有了征服匈奴的性质。汉武帝以军事胜利为条件实现了汉帝国的疆域扩张，使得南越归服，朝鲜置郡，夜郎入朝，匈奴北遁。而北边军事形势的改变，使西北地区的开发也进入了新的纪元，打通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往的通路。正如秦汉史专家张维华在《论汉武帝》一书中所指出的，这一举措“不仅对于中国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即对于整个东方的历史，亦具有重大意义”。西北方向的长期作战，使社会承受了沉重的负担，据说一时“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对“武皇开边”的批评，历来音声响亮。唐人有“贰师骨恨千夫壮，李广魂飞一剑长”，“谁知汉武轻中国，闲夺天山草木荒”的诗句。宋人诗作亦谓“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但是清代学者赵翼说，“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近世也多有学者肯定这种“缔造中国疆域之伟绩”。
6、统一货币，官营盐铁，推行均输和平准制度，以及强化重农抑商政策等，作为汉武帝推行的经济政策，使西汉帝国的经济基础得以空前强固。以币制的确定为例，其合理性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五铢钱法，轻重适中，自后以迄清末，铸钱莫能出于五铢标准之外。”
7、轮台诏的颁布，是汉武帝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亮点。汉武帝晚年，曾经指使酷吏清查“巫蛊”，导致数万人冤死的空前大狱，这就是西汉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处理“巫蛊”一案的官员在宫中“掘蛊”，利用汉武帝和太子刘据的政策分歧，甚至直接冲犯皇后和太子。刘据无以自明，举兵反抗。汉武帝亲自指挥镇压，双方在长安城中大战五日，死者数万。刘据失败后出城逃亡，因追捕而自杀。事变之后，“巫蛊”冤情逐渐显现于世，汉武帝内心有所悔悟。他命令一一处置迫害太子事中立功受封者，在刘据去世的地方筑作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哀念。汉武帝又认真反思刘据政治主张的利弊得失，利用汉王朝西域远征军战事失利的时机，开始了基本政策的转变。他公开承认：“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又向臣民宣布，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统统予以罢除！他在正式颁布的被誉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诏中，深陈既往之悔，否定了将西域战争继续升级的计划，表示当今政事，首要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决意把行政重心转移到和平生产方面来。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思富养民”的决心。后来的“昭宣中兴”，因此奠定了基础。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写道，汉武帝有种种过失，“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而，“秦以之亡，汉以之兴”，是因为汉武帝能够“晚而改过”，及时扭转了局势，“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我们在认识汉武帝的业绩时，首先应当明确，对于其成功的肯定，不能忽略专制政治的背景。对于这种成功的历史分析应当是具体的，如果一味堆砌“伟人和天才”，“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阳之皇、圣武大帝”这样的颂词，不仅无益于准确地说明历史真实，也不免回复帝制社会臣民奴性心理之嫌。汉武帝虽然史称“雄才大略”，但善政的背面多有祸民的事实。而神仙迷信和长生追求，也留下千古笑柄。清末民初的民主志士易白沙曾经著《帝王春秋》，“举吾国数千年残贼百姓之元凶大恶，表而出之，探其病源”，所列诸种罪恶中，“弱民”、“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等，汉武帝均不能免。有的人说，回顾汉武帝的功业，可以振奋民族精神。我们应当明了，现今应当振奋的是鲁迅曾经热情称颂的当时那种“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的精神，借用西汉人的表述习惯，即表现出“奋疾”、“驰骛”、“奔扬”风格的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而必须与民族沙文意识和军事霸权主义划清界限。和汉武帝的功业有关，西汉人形成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烈的国家意识，但是汉武帝本人的民族情结，其实却并不狭隘。比如金日磾的信用，就是明显的例子。劳干写道，“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共钦华化，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这样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深思。

再看看秦始皇：
①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符合人民的愿望，也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②秦始皇统一货币、度量衡、车轨和驰道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③秦始皇统一文字等措施促进了文化的统一，为华夏文明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积极作用。
④秦始皇修筑长城、出击匈奴，对中原经济的发展起到保护作用。
⑤秦首倡的一系列中央集权措施，对后世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⑥秦始皇的专制统治为后世专制主义的推行提供了一份蓝本。
⑦秦始皇滥施刑罚，滥用民力，以致民怨沸腾，阶级矛盾激化，是暴君的典型。
⑧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既是愚民政策的表现，又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

我觉得：
1. 在秦始皇试图用“焚书坑儒”实行思想统一惨遭失败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彻底树立了儒学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在事实上造就了思想上的大一统的局面，巩固了刘家天下，西汉完了又东汉，儒生们也是心甘情愿！这点汉武帝比秦始皇高明一点点，正是因为这一点点却造成了两个王朝文化政策上的不同命运。
2.俗话说的好“打下江山容易，巩固江山就难啊。”秦始皇打下汉人的江山，汉武帝来巩固，而且巩固地很好，这点汉武帝还是比秦始皇强。
总之，各有千秋，都很了不起！

5. 创造历史的汉武帝的图书目录

一 汉武帝像
二 汉武帝时代疆域图
三 序文
第一篇 绪论
第一章 汉武帝的家世
第一节 先世史略
第二节 母系家世
第三节 立储经过
第四节 后妃与皇子
第二章 汉武帝的赋性
第一节 幼少时显露的禀赋
第二节 即位后表现的性格
第一项 赋性天真亲情浓厚
第二项 爱好田猎居心公义
第三项 既饶感情又重理智
第四项 气魄雄伟意志坚毅
第五项 好贤纳谏改过革新
第六项 仁心义行恤老怜贫
第三章 汉武帝的才智
第一节 文学方面的发挥
第一项 辞赋
一 李夫人赋
二 秋风辞
第二项 诗歌
一 李夫人歌
二 瓠子歌
三 太乙歌
四 西极天马歌
五 落叶哀禅曲
六 柏梁诗
第三项 诏文
一 元光元年(前134年)亲策董仲舒文
二 元光五年(前130年)策诏储儒
三 元朔元年(前128年)议不举孝廉者罪诏
四 元朔五年(前124年)劝学诏
五 封三皇子诏
六 元朔元年(前128年)春赦诏
七 元狩元年(前122年)夏遣谒者巡行天下诏
八 元封五年(前106年)求贤诏
九 定礼仪诏
十 报桑弘羊等请屯田轮台诏
第二节 人事方面的统御
第一项 赐庄助书
第二项 敕责杨仆
第三项 激发李广
第四项 许胡建行法
第五项 诏报石庆
第六项 折服汲黯
第七项 铁腕诛戮涤垢除腐
第八项 立子去母托孤霍光
第四章 汉武帝所处的时代背景
第一节 政治状况
第二节 经济形态
第三节 四夷情势
第四节 学术思想
第五节 社会风尚
第六节 宗教信仰
第五章 重要的辅弼
第一节 重要的丞相与谋士——公孙弘和主父偃
第二节 著名的儒家与作家——董仲舒，司马相如
第三节 打败匈奴的主要将帅——卫青，霍去病
第四节 理财重臣——桑弘羊
第五节 开通西域的使节——张骞
第二篇 本论
第一章 政治方面的创制
第一节 建年号
第二节 改正朔
第三节 求贤育士
第一项 察举
第二项 上书言事
第三项 征召方伎名士
第四项 育士任官
第四节 削除封国
第五节 置部刺史
第二章 文教方面的创立
第一节 尊崇儒术
第二节 兴办太学
第三节 设置郡学
第四节 建设秘府——中国首创的图书馆
第五节 创立乐府
第三章 水利方面的创修
第一节 改良漕运兼溉民田
一 穿渠引渭
二 溉田引汾
三 凿穿褒斜
第二节 凿井渠与塞瓠子口
第三节 开渠引川溉田
第四章 农业方面的创设
第一节 农田的垦开与田产的限制
一 赐民苑地
二 限民名田
三 倡种宿麦
四 移民垦殖
五 兴办屯田
第二节 农业技术的改进
一 推行代田
二 改良农具
第五章 财经方面的创行
第一节 统一货币
第二节 初算车船缗钱
第三节 山林盐铁酒酤收归国营
第四节 均输平准
第五节 创行诸法的得失
第六章 交通方面的创建
第一节 整修驰道
第二节 开通西南夷道路
第三节 开建河西大道
第一项 甘肃黄河以东的道路
第二项 河西大道的兴建
第三项 西长城及其附属工程
第四节 船尾舵的发明
第一项 中国水运工具的演进
第二项 楼船的式样与结构
第三项 船尾舵的发明
第四项 南洋各地航运的发展
第五项 船尾舵的传播及其影响
第七章 军事方面的创举
第一节 当时情势应否作战
第二节 当时国力能否作战
第一项 马政
第二项 交通
第三项 兵制
第一目 兵役制度
第二目 京师军
第三目 郡国兵(乡兵)
第四目 边防军(戍军)
第五目 属国兵
第六目 校阅
第四项 国民讲武和经济富裕
第三节 对匈战争的始末
第一项 试探性的序幕战
第一目 马邑诱敌
第二目 关市出击
第二项 战略地的争夺战
第一目 战略形势
第二目 作战经过
第三目 汉与匈奴战后国家地位的改易
第三项 政治性的军事行动
第一目 廓清河西走廊
第二目 招降与离间
第四项 后期决战
第一目 战前情势
第二目 第一次决战
第三目 第二次决战
第四目 第三次决战
第五项 两期征伐匈奴的利弊及其结果
第八章 国境(疆域)方面的创辟
第一节 拓辟四境的意义
第二节 收复闽越
第三节 平定南越
第四节 通西南夷
第一项 探察经过
第二项 区域概括
第三项 建立郡县
第五节 征服朝鲜
第六节 河南河西先后置郡
第七节 托辟后的疆域
第一项 辟建后的郡县
第二项 西域诸藩国的分布及其感略
第九章 外交方面的创兴——经略西域
第一节 外交活动
第一项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
第二项 张骞死后产生的效果
第二节 军事征伐
第一项 破楼兰姑师
第二项 远征大宛
第三节 领护西域
第一项 领护始末
第二项 经略西域政策
第四节 经略西域对于东西文明的影响
第一项 经济交流
第一目 往来使节
第二目 丝货西销
第三目 皮毛东来
第四目 蔬果及特产异物的传入
第二项 文化交流
第一目 穿井，铸铁，及织丝技术的西传
第二目 西域技术东渐
第三目 西域乐器传入对歌舞的影响
第三篇 余论
第一 揭开史记【今上本纪】(即武帝本纪)阙失之谜
第二 司马迁卒年新考证
第三 李陵降敌始末及其评议
第四 汉武帝经济措施的前因后果
第五 司马迁对汉武帝不公不实的重要记述
第六 汉武帝是否【信惑神怪巡游无度】

6. 评价汉武帝(历史考试要做参考!)急!

有亡秦之失，无亡秦之祸。
先评汉武帝：
汉武帝时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英雄时代,汉武帝也是创造显赫功业的历史英雄。近代学者夏曾佑在他的著作《中国古代史》中说，历代帝王，有的是“一朝之皇帝”，比如汉高祖，然而又“有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比如汉武帝。说汉武帝是“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是因为他确认的历史路径、开启的文化风气、创立的政治制度、拓定的国家疆土
，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都非常长久。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为《创造历史的汉武帝》一书作序时写道，历史人物的决定，可以“终乎在诸项可能之中抉择了演变的方向”。他说，“方向一旦定了，历史不能再回头，后人遂只有接受这个事实，再作下一步的抉择。”所谓汉武帝“功越百王”，“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就是因为他选择的“方向”对后世产生了规定性的作用，人们“只有接受这个事实”。而这“方向”的确定，是由一个个事件的发生和处理、一项项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表现出来的。汉武帝时代有许多重大的举措，都如同秦汉史研究大家劳干所说，体现出这位历史人物的“大智慧，大决断”。
1、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是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汉武帝贬抑黄老刑名等百家言，起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齐鲁儒学之士纷纷西行，进入执政集团上层。儒学学者在文化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结束，中国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是和以“汉”为标号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大体同步的。现在总结汉武帝时代思想文化的格局，多使用“独尊儒术”的说法，其实，这种表述方式出现较晚，不能准确地反映历史真实。当时最高执政集团的统治方略，其实是“霸王道杂之”。即使对汉武帝决策多所谘议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终生也未能真正显达。宋人诗句“追惜汉武世，仲舒道硗确”，描绘了历史的这一侧面。
2、兴太学，是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接受董仲舒的献策，采用公孙弘的方案，创建了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官立学校于是出现。太学虽然起初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进步的方向。太学生的数量逐渐增多，汉平帝时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一次就兴造校舍“万区”。太学的兴立，进一步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贵族官僚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参与行政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3、削藩事业不通过战争形式而达到目的，被公认为汉武帝政治成功的典型实例。汉武帝颁布“推恩令”，收到了“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的效用。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事件发生后，汉武帝用严酷手段肃清其宾客党羽，又颁布“左官律”和“附益之法”，以此控制人才流向，压抑诸侯王属下官吏的地位。此后，诸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参与政事，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
4、察举制的确立，在中国选官制度史上有特殊的意义。汉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诏令“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6年之后，又下诏策试贤良。特别是在这一年，明确规定了郡国必须选举的人数。察举制的施行改变了世官制的传统，劳干因此指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
5、出击匈奴，是汉武帝最大胆的决策。他克服各种困难，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由于对战争主动权的牢固把握，这一战争后来又具有了征服匈奴的性质。汉武帝以军事胜利为条件实现了汉帝国的疆域扩张，使得南越归服，朝鲜置郡，夜郎入朝，匈奴北遁。而北边军事形势的改变，使西北地区的开发也进入了新的纪元，打通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往的通路。正如秦汉史专家张维华在《论汉武帝》一书中所指出的，这一举措“不仅对于中国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即对于整个东方的历史，亦具有重大意义”。西北方向的长期作战，使社会承受了沉重的负担，据说一时“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对“武皇开边”的批评，历来音声响亮。唐人有“贰师骨恨千夫壮，李广魂飞一剑长”，“谁知汉武轻中国，闲夺天山草木荒”的诗句。宋人诗作亦谓“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但是清代学者赵翼说，“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近世也多有学者肯定这种“缔造中国疆域之伟绩”。
6、统一货币，官营盐铁，推行均输和平准制度，以及强化重农抑商政策等，作为汉武帝推行的经济政策，使西汉帝国的经济基础得以空前强固。以币制的确定为例，其合理性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五铢钱法，轻重适中，自后以迄清末，铸钱莫能出于五铢标准之外。”
7、轮台诏的颁布，是汉武帝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亮点。汉武帝晚年，曾经指使酷吏清查“巫蛊”，导致数万人冤死的空前大狱，这就是西汉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处理“巫蛊”一案的官员在宫中“掘蛊”，利用汉武帝和太子刘据的政策分歧，甚至直接冲犯皇后和太子。刘据无以自明，举兵反抗。汉武帝亲自指挥镇压，双方在长安城中大战五日，死者数万。刘据失败后出城逃亡，因追捕而自杀。事变之后，“巫蛊”冤情逐渐显现于世，汉武帝内心有所悔悟。他命令一一处置迫害太子事中立功受封者，在刘据去世的地方筑作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哀念。汉武帝又认真反思刘据政治主张的利弊得失，利用汉王朝西域远征军战事失利的时机，开始了基本政策的转变。他公开承认：“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又向臣民宣布，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统统予以罢除！他在正式颁布的被誉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诏中，深陈既往之悔，否定了将西域战争继续升级的计划，表示当今政事，首要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决意把行政重心转移到和平生产方面来。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思富养民”的决心。后来的“昭宣中兴”，因此奠定了基础。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写道，汉武帝有种种过失，“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而，“秦以之亡，汉以之兴”，是因为汉武帝能够“晚而改过”，及时扭转了局势，“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我们在认识汉武帝的业绩时，首先应当明确，对于其成功的肯定，不能忽略专制政治的背景。对于这种成功的历史分析应当是具体的，如果一味堆砌“伟人和天才”，“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阳之皇、圣武大帝”这样的颂词，不仅无益于准确地说明历史真实，也不免回复帝制社会臣民奴性心理之嫌。汉武帝虽然史称“雄才大略”，但善政的背面多有祸民的事实。而神仙迷信和长生追求，也留下千古笑柄。清末民初的民主志士易白沙曾经著《帝王春秋》，“举吾国数千年残贼百姓之元凶大恶，表而出之，探其病源”，所列诸种罪恶中，“弱民”、“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等，汉武帝均不能免。有的人说，回顾汉武帝的功业，可以振奋民族精神。我们应当明了，现今应当振奋的是鲁迅曾经热情称颂的当时那种“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的精神，借用西汉人的表述习惯，即表现出“奋疾”、“驰骛”、“奔扬”风格的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而必须与民族沙文意识和军事霸权主义划清界限。和汉武帝的功业有关，西汉人形成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烈的国家意识，但是汉武帝本人的民族情结，其实却并不狭隘。比如金日磾的信用，就是明显的例子。劳干写道，“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共钦华化，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这样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深思。

再看看秦始皇：
①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符合人民的愿望，也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②秦始皇统一货币、度量衡、车轨和驰道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③秦始皇统一文字等措施促进了文化的统一，为华夏文明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积极作用。
④秦始皇修筑长城、出击匈奴，对中原经济的发展起到保护作用。
⑤秦首倡的一系列中央集权措施，对后世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⑥秦始皇的专制统治为后世专制主义的推行提供了一份蓝本。
⑦秦始皇滥施刑罚，滥用民力，以致民怨沸腾，阶级矛盾激化，是暴君的典型。
⑧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既是愚民政策的表现，又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

我觉得：
1. 在秦始皇试图用“焚书坑儒”实行思想统一惨遭失败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彻底树立了儒学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在事实上造就了思想上的大一统的局面，巩固了刘家天下，西汉完了又东汉，儒生们也是心甘情愿！这点汉武帝比秦始皇高明一点点，正是因为这一点点却造成了两个王朝文化政策上的不同命运。
2.俗话说的好“打下江山容易，巩固江山就难啊。”秦始皇打下汉人的江山，汉武帝来巩固，而且巩固地很好，这点汉武帝还是比秦始皇强。
总之，各有千秋，都很了不起！

7. 创造历史的汉武帝的内容简介

汉武帝时代的民族精神
我们说“汉武帝时代”，通常是指汉武帝执政的历史阶段，也就是刘彻于汉景帝后三年（前141年）正月即帝位到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二月去世这一时期，前后54年又一个月。如果是指汉武帝生活的年代，则从刘彻于汉景帝前元年（前156）出生到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去世，前后近70年。
对于“民族”的定义还存在不同意见。如果我们姑且使用一般理解的“民族”一语的涵义，承认汉王朝管理地域的民众可以看作一个民族共同体，那么，是可以讨论当时这个共同体的时代精神的。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回顾当时历史文化的面貌，认识汉武帝时代的民族精神。
鲁迅曾经由鉴赏汉代铜镜这样的艺术品，发表过对汉代文化特征的评论。他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对于美术风格，鲁迅也曾经说：“惟汉代石刻，气魄深沈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这里所说的“魄力”、“气魄”，当然已经不限于艺术，而涉及了文化精神。
所谓“闳放”和“雄大”，其实既可以看作对汉武帝时代社会文化风格的总结，也可以看作对当时我们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表述。当时的汉人，比后来一些时代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更多的刚强。而我们国民性中为近代激进学者所深恶痛绝的虚伪与懦弱，曲折与阴暗，在当时还并不明显。有人说，当时是中国文化的少年时代，是有一定道理的。《太平御览》卷七七四引《汉武故事》记录了著名的颜驷事迹：汉武帝有一天乘辇来到郎署，看到一位白头发白胡子的“老郎”。汉武帝问：“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回答说：“臣姓颜名驷，江都人，以文帝时为郎。”汉武帝诧异这位在自己祖父当政时就已经作了“郎”的颜驷，何以始终未得提升，又问道：“何其不遇也？”颜驷答道：“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汉武帝时代“好少”，如果超越帝王个人情趣，理解为当时的社会习尚，可能也是适宜的。
有人在谈到汉武帝的时候说，“汉武帝所有的事都‘愣’，都过度，荷尔蒙旺盛，当一个人的人性得到最张扬的发挥时，肯定是他人的边界被压缩到最小的时候。汉武帝做事，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这样的评断，不免简单化绝对化之嫌。专制帝王“做事”，自然大都是“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然而进行跨时代的历史比较，以汉武帝和宋代以后的历史时期对照，所谓“愣”，所谓“过度”，所谓“旺盛”以及“人性”“张扬”等等，是汉武帝的个性特征，同时可能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共同的特征。
当时虽然是在专制制度之下，依然有不少敢想敢说敢作的人，他们的心理，并没有完全被臣民的奴性所锁锢。侠风的盛起，就是这种精神倾向的社会表现之一。
当时所谓“游侠”，指壮勇豪放，重义轻死，虽然未必据有权位和财富，然而在民间的影响却十分显著的人。荀悦在《汉纪》卷一○《孝武一》中说：“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司马迁《史记》特别为他们立传，又称述其独异于社会其他人等的品格，说他们能够“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不既信，不倍言”，所谓“仁者”、“义者”，与他们相比，也有不足。他们实际上在另一层次上实践了“仁”“义”。当时的“游侠”，其实是社会文化活泼生动之特色的一种人格代表，也是时代精神豪迈闳放之风貌的一种人格象征。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开篇就说到游侠的文化品格：韩非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 二者都受到批评，而社会声誉依然很高。“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为了实践诺言，救人危难，往往奋不顾身。游侠的行为虽然并不遵循传统的社会规范，但是他们的诚信品德与牺牲精神，表现出强有力的文化影响。司马迁注意到游侠精神传递的悠远，这种传递，并不凭借经典文献而得以承继；也注意到游侠社会声誉的广大，这种声誉，也并不凭借权势地位而得以张扬。司马迁写道：世间“闾巷之侠”，“匹夫之侠”，虽然往往违犯当时法禁，对于社会却并无贪求，因而值得肯定。其名声之远播，群众之追随，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于放纵私欲，奴役贫民，欺凌孤弱的行为，游侠其实也是鄙视的。司马迁不满意将游侠与“暴豪之徒”等同的官方见解，似乎反映了一种“体制外”的思想个性。然而他的见解，也是大体符合历史真实的。汉武帝时代的“游侠”曾经进行过引人注目的表演。他们的活动和影响，为当时的社会风貌涂染了鲜丽的色彩。而司马迁的态度，则表现出较高层次的文化人的情感倾向。看来，当时文化“正统”的力量还并不十分强大，人们坚持与执政者不同的立场，发表与执政者不同的意见，尚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汉书·游侠传》分析游侠兴起的背景时所谓“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应当说是客观的分析。
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这种变化往往也是与文化节奏的历史差异有关的。汉武帝生活的历史时期，社会有一种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借用当时人的表述习惯，这种时代精神表现出“奋迅”、“骋驰”、“奔扬”、“驰骛”的节奏特征。汉武帝执政，用事四夷，以武力拓边，尚武之风益起，影响到社会生活节奏转而更为骤急。当时人们热心一种飞车竞驱的“驰逐”运动，《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东方朔传》中都有反映。被《淮南子·说林》称作“追速致远”的这种追求高速度的竞技形式，为社会上下普遍喜好。汉武帝喜好亲手击杀熊和野猪，挽弓纵马，追逐野兽，也可以看作相关社会风尚的表现。
《汉书·陈汤传》记载，西汉晚期，甘延寿、陈汤经营西域，克敌立功，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语。这种强烈的国家意识，应当是在汉武帝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时开始形成。这种意识的心理基础，是民族自尊心。不过，我们在进行相应的心理分析时，应当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注意与民族沙文意识和军事霸权主义划清界限。我们看到，汉武帝决策发起对匈奴的远征，有足够的雄心和魄力，但是他本人的民族情结，其实却一点儿也不狭隘。比如匈奴贵族子弟金日磾受到信用，甚至受顾命，辅幼主，就是明显的例子。著名秦汉史学者劳榦在为《创造历史的汉武帝》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共钦华化，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这样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深思。当时汉王朝的主力军中有“胡骑”部队。“巫蛊之祸”时，和政府军抗争的太子刘据争取“长水胡骑”和“宣曲胡骑”的支持而未遂，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汉人私自越境前往匈奴地区的诸多“亡人”，也把中原先进技术带到了草原地区。而张骞和苏武都曾经娶匈奴女子为妻，也体现当时民族关系中，在战争的怒涛之下，也有亲和的缓流。
就汉武帝时代社会文化风格的总体趋势而言，按照鲁迅的表述，“闳放”是基于“自信”，“雄大”的另一面，则是“深沈”。这是我们认识和理解汉代社会的精神现象时应当注意的。

8. 关于汉武帝的历史文献有哪些，正史野史都可以！

《史记》《汉书》《资治通鉴》

中华文库《汉武帝》
作者：胡哲敷
出版社：中华书局

《汉武帝评传》
作者：罗义俊 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汉武帝全传（上中下册）》
作者：王吉呈
出版社：陕西旅游出版社

《汉武帝》
作者：荣真/著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创造历史的汉武帝》
作者：金惠
出版社：台湾商务印书馆

《汉武帝大传（上、中、下卷全）》
作者：叶一青 罗自立 王光照
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作者：刘修明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汉武帝传》
作者：宋乃秋 编著
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
作者：王立群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汉武帝评传及年谱》
作者：何新
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多欲天子汉武帝（上、下全两册）》
作者：李大生 张正忠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汉武大帝》
作者：兴华/主编
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9. 汉武帝在历史上有什么贡献,举例说明

一、独尊儒术
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中国传统
中年刘彻
主流文化之正统，在中华传统文化舞台上独领风骚两千余年，受到历代统治者所推崇。这里要说明的是，汉武帝并非限制其他各家的发展，致使大力提倡儒家的发展儒法结合，即所谓的“儒表法里”。例如夏侯始昌既研习儒家又通晓阴阳五行家；宰相公孙弘兼治儒法两家；主父偃以纵横家起家；耿直的汲黯司马谈司马迁以黄老学说起家。
二、设立中朝 抑制外朝
在惠文景帝期间，丞相大多主要是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丞相受到礼遇，武帝和丞相多有不合，经常会借口打压杀死丞相，导致朝中大臣不愿意接任丞相之职。为贯彻自己的命令，他便设立中朝，尚书台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三、建立年号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武帝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追改以前为建元，元光，元朔 元狩，每一年号六年。
四、太初改历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改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