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分析评价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你认为该理论对我国现阶段吸引外资战略调整有何意义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提出的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理论。
按照邓宁的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形态和发展程度取决于三方面优势的整合结果。第一，若外国企业想要在另一国家进行生产，与当地企业竞争，必须拥有所有权优势（又称企业优势、垄断优势、竞争优势等），而且这些优势足以补偿国外生产经营的附加成本；第二，企业对其优势进行跨国转移时，必须考虑到内部组织和外部市场两种转移途径，只有当前者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较后者大时，对外直接投资才可能发生；第三，区位优势，即企业把在母国生产的中间产品从空间上转移到别国，并同该国的生产要素或其他中间产品结合以后，能够获得最佳利益时，才会在国外进行投资和生产。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的运作有其指导作用，它促使企业领导层形成更全面的决策思想，用整体观念去考察与所有权、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相联系的各种因素，以及其他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可以减少企业决策上的失误。
目前 , 我国既不属“资金饱和型”投资国 , 也不是技术创新国 ；对外直接投资尚处发展初期 , 企业对国外环境不很熟悉 , 缺乏必要的境外投资的经验积累 , 因此 , 为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资源 , 帮助企业在境外投资中增强抗风险的能力 , 我国政府有必要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定战略规划和提供必要的促进、支持和服务。具体建议如下 :
1、结合国内经济发展情况和产业结构调整 , 制定对外投资战略规划 , 明确对外投资的重点区位和产业 , 对已确定的重点区位和产业 , 应进行深入研究 , 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规划 , 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 , 分阶段实施 , 以求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稳定的拉动作用。在区位选择上 , 应优先选择有资源、有市场、有效益、有优惠政策和双边关系友好的重点国家和地区。在行业选择上 , 应优先考虑资源导向性项目、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家电和轻纺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以及被欧美等国家征收反倾销税而使我丧失市场的产品领域。
2、应当尽快完善相关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法律体系尚不完善 , 仅有一些内部规定或实施办法 , 没有完备的法律体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营法》应尽早出台 , 明确投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3、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 , 强化所有权优势 , 提高对外投资的技术含量。企业应加大研发力度 , 国家应进一步推动实施高精尖技术产业化。
4、坚持“帮大扶小”的原则。 选择有实力、管理好、拥有自主品牌的重点企业拓展境外投资业务 , 给予必要优惠政策 , 以充分体现国家的对外投资产业导向政策。同时也应鼓励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 取消歧视 , 使其在优惠贷款、信息交流、境外投资保险等方面与国有企业享有同等待遇。
5、建立并完善促进体系。
一是政府促进 : 重大项目要纳入双边经贸合作框架 , 利用双边经贸混委会 , 及时予以推动和促进。若东道国政府对经济干预较深 , 我国政府也应做好企业后盾 , 特别是对资源开发型项目更应如此。
二是制度促进 : 建立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促进体系。一方面在财税和金融等方面对企业进行支持 , 逐步放宽境外投资外汇管制。另一方面对企业返回的资源产品应给予进口配额、税收和外汇等方面的支持。 同时参照法国外贸保险公司的做法 , 设立境外投资保险机构 , 对境外投资进行政策性保险。
三是人力资源开发促进 : 进一步加大政府或中介机构对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不仅要使企业了解国内外的相关信息 , 而且应大力推广对外投资成功企业的经验和模式。先有贸易或工程承包后开展投资是其中一种成功模式。
6、建立支持体系。
一是体制支持 : 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 进行股份制改造 , 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 , 完善国有企业境外资产的内部治理机构。同时 , 结合《行政许可法》的实施 , 简化审批手续 , 提高审批效率。审批要做到规范、透明 , 妥善解决目前在审批过程中国务院部门间的协调问题 , 建立良好的工作机制。应对审批制度进行改革 , 逐步将审批制改为审批和备案制相结合 , 对以自有资金或商业银行贷款进行境外投资的企业 , 原则上实行备案制。
二是资金支持 : 一方面要建立金融服务体系 , 努力解决制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瓶颈 , 充分发挥各商业银行融资主渠道的作用。 另一方面降低外贸发展基金和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的使用门槛。同时还应充分发挥援外资金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 , 建立“双边 互利合作基金”, 即从我对外无偿援款中拿出部分资金设立合作基金 , 供双方的“合资合作项目”有偿使用。当双方的合作项目遇到资金困难时 , 经过办理一定的批准手续后 , 可从基金帐户中得到优惠贷款 ( 基金帐户实行优惠利率 , 可以是低息甚至无息 ) 。
三是理论和人才支持 : 一要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 , 为对外投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二要加强人才培训 , 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国内院校和企业联合办学、国内专业培训以及出国培训等方法 , 尽快培养建立一支稳定的对外投资人才队伍。
7、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
一是信息服务 : 参照发达国家做法成立境外投资促进机构 , 如日本的贸易振兴机构 , 进一步发挥信息网络的优势 , 为企业提供国外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市场、产品和行业等方面的信息 , 减少企业在海外投资和生产经营时所遭遇的风险。
二是完善社会中介服务 : 充分发挥法律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作用 , 加强与国外中介组织的合作 , 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法律、财务、认证等服务 , 积极稳妥地通过社会力量帮助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三是各地商务部门和国外的使领馆应强化服务 , 为企业国际化经营创造条件。
8、完善监管体系。实践证明 , 依靠审批制来实施监管是缺乏效率的。应针对不同的投资 主体 , 制定不同的监管办法。控制境外投资风险应更多依赖投资主体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对国有境外企业 , 应通过监管国内投资主体来监管境外投资企业 ；对自筹资金的民营企业 , 应从宏观角度进行监管 , 政府只应起到“守夜人”的作用。
『贰』 怎样凭空创造资产
过去的10几年内,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市场对跨国公司的重要性同知识和持续版创新能力相比在不断下降,邓宁认为权后两者与前三者自然资产完全不同,为创造性资产,它们是经济全球化下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对创造性资产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并综合提出了创造性资产的7个特征,以期为以后开展相关的研究提供借鉴。
『叁』 如何分析企业的盈利模式
分析企业的盈利模式方法：
主营业务利润率
主营业务利润率＝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率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毛利率。
目前的社会行业发展趋势是不断趋于信息
化的，主要的成本体现在技术附加和产品宣传的附加当中。在一个产品的定价当中，原材料的成本越低，那么科技的含量就会越高。因此，简单的原材料附加值是衡
量企业优势的有力武器。在知识经济环境下，人的创造性劳动创造了企业的价值，用人均创利能够真正衡量企业的技术含量和组织效率，因此，人均主营业务利润可
以作为衡量企业技术含量和盈利能力的有力手段来使用。人的创造性劳动收入在目前的收入体系下更多的体现为以股权、期权以及其他形式对利润进行分割。
在
现有的条件下，使用原材料成本和人力成本加总的主营业务成本计算的主营业务利润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比较深刻的反映出企业和产品的盈利能力。这个指标的关键
在于能够揭示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但目前，这两个成本在会计报表上无法直接获得，笔者建议上市公司在财务报表的附注当中揭示这两方面的数据，以供投资者
参考。
净资产营业利润率
净资产营业利润率＝营业利润／平均净资产，其中，平均净资产＝（期初净资产＋期末净资产）／2。主营业务利润率指标是营业利润与主营业务收入做比较，而净资产营业利润率是将营业利润与企业净资产做比较。
随
着新经济时代的来临，品牌资产、专利资产以及高科技智力创造性资产在企业经营中日趋重要，高新技术企业比比皆是。目前，有关存货、固定资产、应收账款的周
转率或者利润率的计算对于很多高新技术企业来说意义不大，但是，关于资产负债表右方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对他们来说仍然很重要，因为一家公司可以没有很多实
物资产，但必有权益和负债。
可见，净资产营业利润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可以在一切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中通用，是一般盈利能力分析的核心。我国上市公司的该项指标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其盈利能力的好坏，上市公司的该比率一旦恶化，投资者对于其发展前景就要有所注意。
可用资本利润率
可用资本获利率＝折旧税息前营业利润／（股东权益＋长期负债）。
该
指标反映的是实际所用资本的创利能力。该指标首先剔除了对盈利能力影响不大的财务费用，另外还剔除了折旧。这样处理以后更利于企业进行相互比较，体现实质
性的获利能力。然而，资产折旧往往是很多行业难以获利的重要原因。由于行业内竞争激烈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许多企业不得不经常更换生产设备，这就直接导致了
许多企业较低的可用资本利润率。资产折旧水平也是企业、行业的重要成本特征，反映了固定成本的大小，所以剔除折旧也未必非常恰当。
经济增加值率
经济增加值率＝（税后营业利率—资本投入额×加权资本成本率）／（股权资本投入额+债券资本投入额），其中，加权资本成本率＝股权资本比例×股权资本成本率+债券资本比例×债权资本成本率×（1-所得税率）。
『肆』 跨国公司全球经营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转变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下，企业间的竞争已越来越多地超越了国家间的界限，什么是决定企业国际竞争的成败更成了战略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Rumelt，Schendel&Teece，1994)。近20年以来，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跨国公司作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对新技术的掌握程度上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作为全球资本、知识和全球价值体系流动的重要载体，跨国公司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促进自身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尽管跨国公司战略转变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问题在近年来一直是国际商务政策研究的重点问题，但是专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自身制度、经济环境的变革对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影响，以及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如何认识和把握跨国公司战略转变本质及其特征，无论是对于中国今后外资政策的制定，还是对于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确立自身竞争优势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构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共生演进过程。本文的目的正是基于共生演进的理论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动态演进过程。
一、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共生演进机制的提出
长期以来，围绕环境选择和组织适应这一研究主题主要存在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组织并不仅仅是环境影响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有机会和力量去重新塑造环境，这种观点主要是以战略选择理论为代表。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是环境选择的结果，外部环境的特点以及特定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最优的组织形式。在综合多种理论视角的基础上，Lewin和Volberda(1999)进一步提出了共生演进(Co-evolution)的观点，认为组织的企业战略转变以及新组织形式的产生是由组织间直接的互动关系和系统内其他组织的反馈造成的，反映了一种递归关系而并不一定是组织适应或环境选择的直接结果，具有多层次、嵌入性、多向因果性、非线性、正向反馈以及路径、历史依赖等特点。
从本质上看，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转变及其影响作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随着全球化进程、发展中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不断调整、适应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是推动全球化进程与发展中国家当地制度、经济和社会环境不断演进发展的诱因。全球化、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互为因果、多层次影响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一种基于“共生演进”的演化机制(见图1)，这也是本研究的基本命题之一。
首先，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挖掘战略机会并实现资源的整合，已成为决定其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这种变化在不断促进资本、技术和知识全球范围内流动的同时，极大地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其直接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区位优势和产业形态构成要素的改变。
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更为深入和广泛地参与到全球经济运行的总体框架下，以WTO、IMF等为代表的国际规则体系在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产业环境和制度体系的演进过程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所普遍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极大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进程。
第三，在全球经营战略的总体框架下，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相关营运活动被进一步地纳入到其全球化经营网络之中，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也进一步地嵌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战略目标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发展目标之间、跨国公司内部文化与发展中国家当地文化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以及双方议价能力的对比变化直接影响到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演进过程。
二、全球化与全球战略——基于战略性资产的演化机制
全球化被认为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IMF，1997)。尽管在全球经济发展和竞争形态演变的不同阶段，“全球战略”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含义，但始终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
跨国公司发展的初期阶段，全球战略往往仅局限于那些处于“全球化产业”的企业。在这些产业中，企业在一国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往往会受到其在其他国家市场竞争的显著影响，而企业全球战略的着眼点在于企业如何通过在不同国家市场中的竞争布局来实现范围经济，以及成本和资源共享所带来的协同效应，从而确立其竞争优势。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及对“全球战略”讨论的不断深化，“全球战略”实际上早已突破了个别产业的界限而越来越成为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竞争优势的主动选择。同时，“全球战略”的内涵也从单纯的跨国经营，转向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和管理企业全球价值增值体系内人员、资本和技术的全球流动。Porter(1986)曾指出，所谓全球战略不但是指企业经营活动的跨越国界，而且还包括如何将这些国外各子公司的经营活动有机的结合起来，寻求各种机遇，从全球范围构造企业的整体优势。Ghoshal(1987)从跨国公司战略目标和竞争优势来源两个纬度提出了全球战略的解释框架，认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目标主要分为：实现效率(如降低成本、分担投资)、管理风险(如分散地区风险)以及创新学习和适应(如组织内部不同经验和知识的交流)，全球战略目标的不同直接导致其竞争优势的来源和实现途径的差异。
从全球竞争环境的现状看，以新技术革命为主要推动力的技术创新全球化、以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全球化成为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动因。跨国企业间的竞争形态也从基于成本、规模的竞争逐渐转向基于知识的竞争。与此同时，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之间的演化过程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相互影响的正向反馈机制，这一演化过程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竞争环境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
进入21世纪以来，跨国公司活动的内容和特点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球化极大地影响了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构成和性质，使其更具有流动性、知识密集性和地理上分散性的特点，而各种创造性资产(created Assets)，如各种知识资本、组织资本和制度资本对跨国公司所有权专有优势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目标逐渐从效率成本转向创新和学习能力的实现，其战略重点逐渐从传统的市场寻求、资源寻求和效率寻求转向战略性资产寻求。所谓战略性资产主要是指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一组难以交易、难以模仿、稀缺的特定资源和能力的组合。跨国企业战略性资产寻求战略正是在企业现有资产组合的基础上，为强化企业竞争优势而获取新资产和能力的一种战略选择。
据统计，世界上最大的866家跨国公司国外总产值有60%集中在先进技术部门。为确保技术的国际领先地位，跨国公司每年投入的研发费用占到世界科研经费总数的30%左右;西方发达国家的500家最大跨国公司集中控制着这些国家90%的技术和75%的技术贸易。如何在现有能力和资产组合的基础上迅速获取和整合各种新的互补性资源，则成为决定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在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跨国企业间的竞争已经从一般性竞争转向超强竞争，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也不再局限于一般性的资源或市场份额，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全球范围内识别和利用互补性和协同性的战略资源，并有效的实现全球性资源在跨国公司内部的流动和整合。Kuemmerle(1996)通过对制药产业和电子行业的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当地资源帮助跨国公司获得新的知识和技术，而不是开发其已有的存量知识。并且以直接投资为手段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研发上的竞争能力，例如设址于主要的创新中心，或直接对当地拥有研发实力的公司进行收购等(Kuemmerle，1999)。
从中国的情况看，目前外商投资的热点正逐渐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战略动机从一般的成本、市场寻求转向当地高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挖掘利用，其竞争形态从一般的成本竞争、市场竞争转向对知识产权的争夺和技术标准的竞争(如跨国公司在中国3G产业标准上的竞争)。目前，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已成为外资占主导地位的领域。2001年，中国整个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已经占到1/4。而整个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64%是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出口的84%是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发明专利2/3是外商在中国注册的;利润70%—80%流向了外资企业。从本质上看，种种变革趋势实际上正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区域专有性资产的一种表现。
三、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环境演变
正如上述所言，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变得更加依赖于知识密集型资产。随着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和开放程度的加深，技术、资本和产品的跨国流动变得更为便捷和频繁，以至于Porter(1988)指出：任何通过距离上的移动或获取的(优势)已不再成为竞争优势，今天真正的竞争优势是那些具有粘性，即不易移动的事物。
首先，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的普遍进行，跨国公司的区域选择更加自由并更具流动性。而在吸引跨国投资的竞争中，发展中国家所普遍采取的激励和优惠政策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效果却在逐渐减弱。
其次，在技术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下，成本和自然资源等传统区域优势在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构成中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减弱，而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区域积聚则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布局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区域优势之间变得更加互相彼此依赖，并呈现出相互影响、路径依赖的演化特点，也就是说企业在时间t+1的所有权优势取决于其在时点t的资产的地域组合，而东道国在t+l的区位优势取决于其在在时点t吸引公司所有权优势的能力。
(一)区位竞争优势的演变
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基本内核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各国的外资策略，跨国公司的竞争或所有权专有优势的变化进一步影响了发展中国家。以往在区位优势相近的情况下，那些对外资采用更多财政激励和补贴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成为跨国公司的流向地，但是这种策略更多的是对资源寻求性FDI产生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企业间的竞争已超越技术、成本和管理等专业领域的单项角逐，这种竞争变成是各全球供应链优劣高下的综合竞争(TanK.C.A，2001)。跨国公司一方面不断实施供应链的本地化;另一方面，又使之完全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大格局中。Altenburg(2000)认为，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的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是不平衡的，如果本土供应企业拥有更多专有技术或范围经济，则会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和议价能力;而如果本土企业更多地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则会降低其还价能力和自主性。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往往面对信息的不对称和沉淀成本的投入，在参与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中往往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基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导向的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吸引外资策略的重点应逐步从资源寻求型转向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战略性资产寻求型战略为主导的跨国公司，以达到通过外资带动技术产业升级的目的。提升国家专有区位优势(Country Specific Location Advantage)以及某种程度的非移动性创造资产(immobile created as-sets)已成为吸引这类跨国投资的关键因素之一。针对这方面的变化，集群效应作为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区位优势则更加凸现出来。薛求知等(2005)认为集群效应所带来的区位优势为跨国公司提供了与东道国进行无形知识、思想和学习交流的机会。随着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调整，跨国公司在集群中的参与程度普遍提高。任胜刚(2005)等通过对苏州工业园区的实证分析认为，这些区域内大量跨国公司投资的集聚促进了集群的生成，并有效地推动了区内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区域产业竞争力，同时也增强了区内与区外经济的联系，通过要素的集聚、整合转换成经济能量并向周边地区辐射，并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二)吸收能力的演变
跨国公司研发本土化是其全球范围内整合战略性资产的重要表现。目前，理论上较为一致观点认为，通过跨国公司更高附加值的活动特别是本地化的研发活动能够对所在国产生潜在的知识溢出效应。但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能否真正从这种研发的溢出效应中受益的问题，却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Fein-berg和Majumdar(2001)基于对印度的研究发现，不同跨国公司的附属机构间能够从互相的研发活动中受益，但是对于本地公司却不存在这种溢出效应，同时也未能观察到跨国公司在开发本地公司研发能力上的反向收益(reverse benefit)。显然是否能够从这种溢出效应中获益，发展中国家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则变得尤为关键。
Lane和Lubatkin(1998)针对跨国公司间和战略联盟内部的知识转移背景下的吸收能力进行了研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合资企业，Lyles和Salk(1996)以及Lane et.a1.(2001)发现，如果在组织柔性得到提升，组织内部的信息交换得到鼓励，员工在行为方式选择上具有更大自由等条件下，本地合资方能够提升他们学习的能力。从战略的角度看，吸收能力被更多地定义为一种动态演化能力，代表了一种“企业凭借获取、消化、转化以及运用知识以形成动态组织能力的一组组织常规和过程”(Cohen and Levinthal 1990)，其中不仅包括人力资本，而且包括组织重视、消化和商业化新知识的组织能力的结构性特点(Zahra & George，2002;Lane and Lubatkin，1998)。例如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往往更具变动性(volatility)，战略和组织的柔性对于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同时，企业所有权形式、公司治理安排以及人力资源管理(Minbaeva et.a1.，2003)，高层团队的百动(Uhlenhruck et.al.，2003)以及对知识转移和组织变革的机会识别(Newman，2000)等都对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吸收能力的形成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企业家能力的演变
企业家无疑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创新的重要来源。通过从国外合作方获取的知识与本地知识相结合，往往促成新知识的产生。因此，跨国公司对本土企业成长的影响也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广泛注意。有观点认为，跨国公司实际上挤占了本土企业的创新与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又起着推动创新的作用(A1-tenburg，2000;Katz，1987)。许多对本土成功企业的研究也发现，相当数量的企业家或经理在以往的经历中都与跨国公司有联系。例如Katz(1987)的研究发现，很多拉美本地公司的经理都曾在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供职。Ahenburg(2000)的研究则证实了许多脱离于原跨国公司，并成为独立的供应商和分包商的企业，却与跨国公司有着紧密的联系。
四、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演化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
North(1990)指出，制度是“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或者说是人为设置的人类行为限制因素”。相应地，Davis and NoAh(1971)将“制度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work)”界定为“一系列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制规则，塑造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制度框架由正式和非正式制约构成。正式制约包括政治规则、司法系统和经济合同;非正式制约包括社会性的行为规范，它嵌入文化和意识形态(scott，1995)。尽管众多发展中国家初步建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其发展潜力和市场机会也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的进入，但是其基础性的市场支持制度仍很不成熟，主要表现在：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完善的法律体系;缺乏政治的稳定性和明确性;战略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发展不健全(Peng&Health，1996)。在这种环境中，本地企业往往依赖于其基于社会网络的整合机制来克服各种形式的市场失效(Peng，2000)，但是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应如何面对这种制度上的异质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发展中国家纷纷调整相关政策制度以吸引跨国公司的进入，例如广泛削减和取消贸易壁垒、放松国内市场管制、实行私有化与投资流动的自由化。同时，旨在促进投资保护以及投资自由化的多边投资协定框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接受和参与，规范跨国公司和各主权国家行为的制度与法律规则日臻完善。例如，在1998年由60个国家做出的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共1452项管制变动中，有94%是为外国直接投资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双边投资协定的数目从1980年年底181项增加到1999年年底的1856项，其中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缔结的此类协定也日益增加。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也由1980年年底的719项增加到1999年年底的1982项。应当看到，这种政策改变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跨国公司影响力不断加大，发展中国家主动调整的结果，但同时也是随着跨国公司议价能力不断提升，对本地政府进行游说或直接谈判的结果，一些跨国公司有着展开近乎主权国行为的私外交能力。
制度环境的变化还直接影响到了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选择。跨国公司早期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主要以合资方式为主，这是受到当时特定环境的影响。一方面，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受到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的约束;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并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间的交易与联系更加依赖于彼此间非正式的关系网络，跨国公司在政策限制以及市场经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往往会选择通过合资合作的形式利用本地合作者建立起与本地市场、企业和制度间的广泛联系。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市场机制的完善以及经济开放程度的提升，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逐渐呈现出独资化的趋势。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5)显示，世界500强中国投资的120个项目中，约有40%通过增资扩股，实现了控股。这种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降低，跨国公司正逐渐摆脱当地网络关系的依赖而转向以市场能力为基础的竞争。跨国公司竞争模式与本地环境之间正构成了一种共生演进的选择与适应关系。
五、结论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新技术变革不断加速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直接导致了跨国公司对其全球战略的调整，而这种调整的影响则是多方面的，并且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会得到更加充分的表现。对于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跨国公司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调整将广泛地影响到其区位优势的构成和对外贸易政策。在目前的很多情况下，不同地区间往往为引入外国直接投资而纷纷制订各种优惠政策以及激励措施，但是在当今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其战略目标正在从传统的效率和成本引导、市场引导转向以创新能力等为主要内容的核心能力架构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当认识到单纯的激励政策作用正变得十分有限，而基于创新和知识性资源的区位优势在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因此，促进区域内促进创新和知识资本开发的基础环境建设则变得尤为重要，如教育等人力资本的开发、产业集群的培育等。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转变是全球化进程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影响也是多方位的，我们只有从动态的、全面的观点去审视这种转变的实质才能够准确定位自身发展的优势所在和发展路径，从而进一步促进自身的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
『伍』 杰克伦敦的小说《意外》
《意外》是杰克.伦敦的又一以阿拉斯加淘金热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小说中伊迪斯是个能干的女人，她嫁给瑞典移民汉斯.纳尔逊为妻。在淘金热中，他们来到阿拉斯加，纳尔逊夫妇、达基、哈尔基、邓宁这五个白人在一起合伙淘金，只干了短短的一个夏季，就每人挣得一千六百块。因而大家个个都心满意足，屋里自然充满了欢乐的气氛。但由于错过了搭船的机会，转眼天就冷了。
接下来可就出了意外，那天早上，准备吃早饭，邓宁迟迟未到，而在达基和哈尔基正在调侃邓宁之际，人高马大，强壮如牛的邓宁来了，他手提一杆猎枪，出乎意外地啪啪连开两枪，把达基和哈尔基打倒在地。然后一手端枪，另一只手神进衣兜里掏子弹。
这平地惊雷、始料不及的事，把汉斯和伊迪斯给吓呆了。紧要关头，伊迪斯忽然清醒过来，意识到他是企图杀死他们夫妻。这个意外变故，真是太可怕了，她奋不顾身冲上前去，像只野猫似的跳到凶手身上，两手死死揪住他的衣领，随后又紧掐他的脖子，同他搏斗起来。由于伊迪斯的机敏顽强，为阻止邓宁的凶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时反应要比他妻子慢半拍的汉斯也醒悟过来，加入了搏斗之中。汉斯虽然头脑迟钝，但身体强壮，他的忠诚和爱情像他的体格一样刚毅。两人一起摔倒在地板上，汉斯这才抓到下手的机会，疯一样挥起拳头，这拳头犹如打铁的大锤，雨点般猛烈地砸向邓宁，看到邓宁好象没事一样，伊迪斯才忽然意识到邓宁已经昏死过去。于是，她赶紧大叫丈夫住手，打疯了的丈夫，根本没有理睬他。伊迪斯无奈，只好用自己的身子挡住了丈夫和已无还手之力的凶手之间。她这样做，倒不是出于理智，也不是出于对凶手的怜悯，更不是出于遵守教规。这样说吧，她这样做是出于一种遵守法律的精神，她从小养成的道德观念要求他这样做。
这时印第安人尼古科没敲门进来了，这位不速之客扫了屋里一眼，发现有死了的，有伤了的，但他不慌不忙,脸色平静，打个招呼就退出去了。
邓宁没有死，但他动弹不了，伊迪斯一个人就把邓宁捆了个结实。然后，夫妇俩来到外面扫开雪，在外面挖了一整天，把两个死人埋掉。并在第二天在新坟上立两块木牌，写上他们的名字。
如何处置凶手，成了一个难题。自从尼古科上次唐突造访后，当地印第安人不肯来这座木屋来了，伊迪斯打发汉斯到他们的木屋去拜访一回，劳驾他们用木筏子把邓宁带走，送到沿海最近的白人村或贸易站去。可是汉斯和他们交涉未果，伊迪斯又亲自找到尼古科，这个小村子的村长就是他。所以他很清楚自己的责任，他认为这是白人干的事，不关他们的事，他们不想把自己搅和进来，自找麻烦。
伊迪斯回来后，为如何处置邓宁伤透脑筋。汉斯观念不一样，认为有责任打死凶手，为此两人产生了分歧。伊迪斯心里有数，明白这事不能拖延下去了，得想个办法了结。她逼迫自己把这事想了一遍，但他还是无法放弃自己民族的传统观念，摆不脱一半来自血统一半来自教育的守法精神。她就认定一个死理，那就是不管怎么做，必须遵守法律。她居然自己推演了一套法律演变的道理出来，认为法律就是一群人的判断和意志，而这群人数究竟有多少，关系并不大。照她理解，人群有小到像瑞士的，也有大到像美国的，照此推演，人群无论多小都没有关系。也许一个国家的全国人口仅有一万，但是他们的集体判断和意志照样成为那个国家的法律。但是，这群人为什么不能是一千人呢？她问自己。要是一千人能算是一群人，那为什么不能是一百人呢?为什么不能是五十人呢？为什么不能是五个人呢？为什么不能是一两个人呢？
伊迪斯凭着对法律的朴素信仰，居然推演出一个法的基本概念，法的产生始于集体的判断和意志。于是，他和汉斯两人，又要当证人，又要当陪审员，又要当法官，还要当执行人。伊迪斯就地设了法庭，正式控诉邓宁谋杀达基和哈尔基。邓宁不啃声。伊迪斯宣判：邓宁犯谋杀罪，三天之内被绞刑处死。
在邓宁临刑前一天，伊迪斯又向邓宁提出了那个老问题，你为什么干这事？
邓宁开始招供，伊迪斯叫汉斯把尼古科找来，再找个印第安人来，这些人被汉斯用枪逼着来了。于是，在被判死刑后，邓宁终于招认了自己的罪行。他之所以杀人，是因为他已经十五年没回老家了，他认为一千六百块钱太少，想把全部金子都搞到自己手里，风风光光的回家，就这样才下了手。自己野心太大，贪得太狠，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把自己的性命也搭上了。伊迪斯把这些口供写下来，并叫两个印第安人签字，一切都办妥了。
执行死刑的那天，印第安人都来观看，邓宁进行了忏悔，临刑完了，而那些印第安人还留在原地，个个神情严肃地仰头望着，目睹了白人的法律是如何迫使一个人吊在半空晃荡。
小说塑造了伊迪斯这样一个劳动妇女的形象，她精明强干。在遇到意外突发事件时，能沉着应对，采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法处置，并不简单采用以暴易暴的办法，虽然她有理由这样做。她采用的是法律手段，在这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她创造性地运用法律，使得对杀人犯邓宁的处死符合法律精神，符合法律程序。这一切又做得完美无缺，使人心服口服，比起某些统治者视法律为儿戏，草菅人命来，其境界不知要高多少倍。法律必须要使人敬畏，其程序必须合法，这连一个普通劳动妇女都能做到的事，而某些法律工作者却做不到。读读这篇小说吧，在伊迪斯面前，他们将无地自容。
『陆』 如何从财务报表分析的角度对企业的盈利模式进行分类
分析企业的盈利模式方法：
主营业务利润率 主营业务利润率＝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率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毛利率。
目前的社会行业发展趋势是不断趋于信息
化的，主要的成本体现在技术附加和产品宣传的附加当中。在一个产品的定价当中，原材料的成本越低，那么科技的含量就会越高。因此，简单的原材料附加值是衡
量企业优势的有力武器。在知识经济环境下，人的创造性劳动创造了企业的价值，用人均创利能够真正衡量企业的技术含量和组织效率，因此，人均主营业务利润可
以作为衡量企业技术含量和盈利能力的有力手段来使用。人的创造性劳动收入在目前的收入体系下更多的体现为以股权、期权以及其他形式对利润进行分割。
在
现有的条件下，使用原材料成本和人力成本加总的主营业务成本计算的主营业务利润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比较深刻的反映出企业和产品的盈利能力。这个指标的关键
在于能够揭示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但目前，这两个成本在会计报表上无法直接获得，笔者建议上市公司在财务报表的附注当中揭示这两方面的数据，以供投资者
参考。
净资产营业利润率 净资产营业利润率＝营业利润／平均净资产，其中，平均净资产＝（期初净资产＋期末净资产）／2。主营业务利润率指标是营业利润与主营业务收入做比较，而净资产营业利润率是将营业利润与企业净资产做比较。
随
着新经济时代的来临，品牌资产、专利资产以及高科技智力创造性资产在企业经营中日趋重要，高新技术企业比比皆是。目前，有关存货、固定资产、应收账款的周
转率或者利润率的计算对于很多高新技术企业来说意义不大，但是，关于资产负债表右方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对他们来说仍然很重要，因为一家公司可以没有很多实
物资产，但必有权益和负债。
可见，净资产营业利润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可以在一切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中通用，是一般盈利能力分析的核心。我国上市公司的该项指标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其盈利能力的好坏，上市公司的该比率一旦恶化，投资者对于其发展前景就要有所注意。
可用资本利润率 可用资本获利率＝折旧税息前营业利润／（股东权益＋长期负债）。
该
指标反映的是实际所用资本的创利能力。该指标首先剔除了对盈利能力影响不大的财务费用，另外还剔除了折旧。这样处理以后更利于企业进行相互比较，体现实质
性的获利能力。然而，资产折旧往往是很多行业难以获利的重要原因。由于行业内竞争激烈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许多企业不得不经常更换生产设备，这就直接导致了
许多企业较低的可用资本利润率。资产折旧水平也是企业、行业的重要成本特征，反映了固定成本的大小，所以剔除折旧也未必非常恰当。
经济增加值率 经济增加值率＝（税后营业利率—资本投入额×加权资本成本率）／（股权资本投入额+债券资本投入额），其中，加权资本成本率＝股权资本比例×股权资本成本率+债券资本比例×债权资本成本率×（1-所得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