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南旺创造了运河的什么工程

A. 京杭大运河任城段是哪个朝代修的

京杭运河纵贯济宁全境，流经梁山、汶上、嘉祥、任城、中区、鱼台、微山等7个县区，全长约230公里。
京杭运河全长约1800公里，济宁恰置全河的中段，从元朝至元十九年（1282年）始凿，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于此凿通济洲河和会通河，与三年后（1292年）凿通的通惠河（又称北运河）相连接标志着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大运河全线的制高点在济宁境内号称“水脊”的南旺。为穿越“水脊”，人们立郾建闸，“以六闸撙节水势，启闭通放舟楫。”为解决黄河决淤和水源不足问题，人们采取了“避黄保运”和增设“水柜”等多种措施，保证了运道的畅通。为克服水源不足之顽症，人们先后引“四水”济运，其中建戴村坝而引汶济运之举尤为世人称颂。当然更为世人称颂的当属南旺水利枢纽工程，其主要作用是调节水源，使之“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为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项目，有专家认为，该工程当与都江堰工程齐名。济宁运河运输业而兴盛繁荣达600多年。

B. 大运河申遗城市济宁南旺会不会建设

一定建设，重要的大运河景点。现在申遗已经成功，济宁市会有规划。

C. 京杭大运河哪里是脊梁

京杭运河济宁段纵贯济宁全境，全长约230公里，修建于元朝，朝.廷负责治理运河的河道总督署均设在济宁。作为大运河中枢地段济宁市，是大运河申遗的重要节点城市，在申遗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大运河济宁段的南旺分水岭是整个京杭大运河的最高点，被人们称之为运河的“脊梁”，得益于这座科技含量最高的水利工程，使济宁运河运输业兴盛繁荣了600多年。“
济宁市汶上县文物旅游局副局.长梁修阵介绍，南旺枢纽通.过引水、分水、蓄水、排水等环节，成功解决了会通河水源问题，保证了大运河南北畅通，使中.国大运河的运输能力由每年几十万担，提高到每年四五百万担。
除了南旺枢纽段，作为大运河的重要节点城市，被称为”中.国运河之都“的济宁，在这次大运河申报遗产区的名录中，还有包括会通河微山段等11处遗产点。在山东的五个城市中是遗产点最多的城市。
济宁市大运河申遗办主.任李广芳介绍，因为济宁段大运河处于全线的居中位置，而且是全线的制高点，这些水利设施主要是调节大运河的水位，保.障大运河的畅通。”
大运河成功申遗既是保护和传承中.国古运河的原始遗产风貌，同时，也是整个大运河的惠民.工程。在做好保护的同时，济宁市把废弃古河道的遗产和现在正在使用的运河河道有机结合，在充分发挥现有河道运输能力和观光能力的同时，把古河道的文化旅游保护传承发展起来是下步工作的重点。
济宁市文物局局.长丁海燕表示，因为随着运河申遗的成功，运河的利.用可能被广泛的挖掘，包括河道的拓展，深度的挖深，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随着旅游的开发，可能会形成一定的风景区，旅游圈等等，但是一定要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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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大运河上有哪些杰作

在隋唐运河基础上，经过元、明、清三代持续不断改进、完善，最后形成了今天可称为世界奇观的京杭大运河。它是中国运河工程发展2000多年的结晶，是历代运河工程技术的集大成，是世界航运工程史上的杰作。
破解六大世界性难题
京杭大运河按其历史上穿越的地形和水域特征，可分为闸河段、湖区段、天然河段、河运交汇段。这漫长的航道，开凿固然十分艰难，维持它的长期正常通航更是不易。它必须解决六大难题：船队如何翻山越岭?如何解决航运水源?如何实现水量的合理z分配与调节?如何实现运河与黄河、淮河的三河交汇并安全穿越(包括如何穿越长江)?如何确保洪水期运道的航运安全?如何组织建设这一庞大的工程系统和如何管理这一系统?这在当时都是世界性的难题。中华民族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几千年来在治水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在京杭运河上创造性地建设了宏大工程系统和完善的管理系统，保证了近600年全河的畅通。
一是创建了梯级船闸工程系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船闸的国家，也是最早建造多级船闸的国家。船闸雏形是斗门，相当于单闸。斗门出现之前是靠堰埭助运。公元423年，扬州附近运河建造了两座斗门，这是京杭运河工程上最早的闸门。公元984年，北宋创建了有名的真州闸，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复式船闸，比西方建造的荷兰船闸要早约400年。据《梦溪笔谈》记载，在复式船闸发明后的100年时间里，淮扬运河、江南运河上的堰埭几乎全部改成船闸。元代把船闸技术用来解决船队翻山问题，在会通河上临清与济宁之间建造了31座船闸，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梯级船闸。到明代，梯级船闸数量增至38座。就是靠着这38座船闸有序地不断提升水位又不断降低水位，浩荡的运输船队得以平稳地翻山越岭。京杭大运河上的梯级船闸工程系统要比西方同类建筑早350年。
二是创建了南旺分水工程。这一工程始于元代，完成于明代永乐年间。船队要翻山越岭必须找准分水岭，才能在制高点有效控制分水岭两边的河道合理分流用水，满足船队上行与下行的航运要求。京杭运河开通之初，分水岭选在济宁附近。运行结果，发现济宁往北引水十分艰难。后来在当地有经验的老人白英的建议下，最后才选在了济宁以北的汶上县南旺。经过周密规划，以南旺为中心，构建了完善的分水枢纽工程，实现了“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合理分流，确保了漕运船队顺利翻山越岭，体现了很高的航运枢纽规划水平和工程技术水平。
三是创建了黄、淮、运交汇的清口水利枢纽工程。运河北上，淮河西来，黄河南下，三者交汇于今淮安的清口，形成世界上罕有的大江大河平交格局。京杭运河南下北上的漕运船队，要在这样复杂的水系格局下，特别是汛期黄河洪水泥沙的威胁下，保持漕运的安全畅通，是极其困难和极具风险的挑战。这一难题一直困扰了京杭运河500年。而历代也为解决这一难题，千方百计，兴筑不断，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工程措施，基本维持了运道的畅通。这主要是：通过开伽河、中河，使运河逐步脱离黄河的直接干扰;不断加修高家堰大堤，拦截淮水尽出清口，并辅以引河等措施，约束淮水冲刷清口和三河交汇区域黄河淤沙，保持运口的畅通;不断改建、完善交汇处的运口码头，避免黄河洪水的直接冲击和泥沙的淤积，以至码头不断前移、清口不断后退，运闸十分复杂;在交汇地区黄河堤岸和高家堰大堤大量增建减水闸和滚水坝，确保不断淤积的河床和洪泽湖在黄、淮汛期高水位下不致危及运道和里下地区河道的安全。不断完善和维护这套工程体系，成了明代后期和清代治河和保证漕运措施的重点工程和中心任务，耗费巨大的国库民力。这是在当时科技水平、经济水平下，人与自然力持续500年的殊死较量。这在世界治河史和航运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四是发明创造了航运节水工程澳闸和调节水柜。公元984年创建复式船闸，这是航运工程技术的一大进步。但是，每开闸一次，总是要走泄一部分水量。这在严重缺水河段仍然十分可惜。为进一步解决航运节水问题，北宋时期在淮扬河段又创建了节水型船闸——澳闸，使部分水量可以重复使用。这是航运工程技术的又一发明创造，距今已900多年，完全符合现代船闸的节水设计理论与实践。
京杭运河穿越长江的扬州与镇江的渡口工程，也是解决运河与大江大河平交问题的创举。为了保证京杭大运河中的船队穿越长江的便捷和安全，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创新思路，兴筑工程，以适应江潮变化造成的影响。元明清时期，运河脱离黄河之前，运道在徐州茶城进入黄河和在山东临清进入卫河都有这样的交汇问题，也都因地制宜、因河制宜地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河运交汇工程措施。这在世界航运工程史上是罕有的。
五是创建了航运安全工程系统。京杭大运河的河槽段(徐州至淮阴)和湖槽段(淮安至扬州)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借河行运”或“借湖行运”。因此，在汛期都容易受到洪水的威胁。为了保证运道的安全，在堤岸适当位置建设了一系列的防洪安全工程——滚水坝和减水闸。当河、湖水势过大或运河中水位过高，对运道或船队安全造成威胁时，由滚水坝或减水闸将洪水排泄掉。中国水利工程中的泄洪建筑出现很早，秦时期就有记载。正式出现“滚水坝”的名称并把它系统地运用到运河工程中作为航运的安全工程，这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明清时期在运道上建造了大量滚水坝、减水闸。明代对滚水坝、减水闸已有规范性设计建造要求，这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
六是创建了一整套工程建设管理系统。在漫长的运河建设与运河管理实践中，我们的祖先不断总结出一整套京杭大运河的工程建设指挥体系、运河管理指挥体系、漕运运输指挥体系，并制定了一套完善、严密的章程规划、制度措施。为保证京杭大运河历代浩大工程的建设目标得以成功实现和保持运道长久通畅提供了重要保障。

E. 南旺段运河遇到了什么难题是谁，用什么办法解决的悬赏20分，急急急急

元代开凿京杭运河，南旺作为大运河的“水脊”，成了运河畅通的难题。明朝初期，工部尚书宋礼和汶上民间水利家白英经过勘察，在戴村筑坝建分水工程，使汶水西行，从南旺入运河，七分向北流，进入漳、卫；三分向南流，进入黄、淮。此后建龙王庙于分水处，故称为“分水龙王庙”。 南旺分水枢纽是永乐九年工部尚书宋礼采用汶上老人白英建议修 南旺分水枢纽
建的工程。首先在汶上筑戴村坝截汶水；然后开挖小汶河，使汶水至南旺分水口；接下来导泉补源，即收集疏导汶上县东北各山泉汇入泉河至分水；最后在小汶河入运的“T”字型水口修石头护坡，建分水拔刺（鱼嘴），使其南北分水。南旺分水枢纽疏浚三湖作水枢，建闸坝，调节水量，保证漕运畅通，堪与都江堰相媲美。 南旺分水工程，坝址选定合理，因戴村是遏汶河济运较为理想的制高点，符合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至南旺水脊分水，疏浚三湖。白英抓住了“引、蓄、分、排”四个环节，实现了蓄泄得宜，运用方便。该工程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是我国京杭大运河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F. 运河之都的运河之都的由来

京杭运河和万里长城并称为我国历史上的两项伟大工程。她贯穿京、津、冀、鲁和江、浙6个省市，联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5大江河，巨龙般地绵亘于祖国的东部、世界的东方。在其全线贯通和全面通航的600余年里，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作出了极大贡献。
面对浩浩运河和其巨大历史贡献的事实，人们不禁要问，运河的开凿、疏浚、管理和营运是如何实现的呢﹖尤其是她南北纵贯6省市，竟然一脉相承数千里，繁忙畅盛数百年，实可谓“人类历史的奇迹”。勿庸讳言，元明清三代的朝廷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但是，仅有来自京城的朝廷御旨是不行的，必定有一个如人们常说的“管理处”或“指挥部”之类的专门机构进行统一谋划和实施督理，还必须有沿运各地方官府的密切配合。否则，是很难奏效的。那么，这个“指挥部”究竟设在何地呢﹖
据统计，历史上沿运河的较大城镇有通县、天津、德州、临清、东昌、张秋、济宁、徐州、淮安、扬州、杭州等10余个。这些较大城镇及其官吏在运河的开凿、漕运和管理等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城镇的地位和作用也决不是平行和平等的。除了有路、州、府、县之分外，就运河的开凿、漕运和管理而言，必定存在着一定的统属和主从关系。
随着运河文化研究活动的深入开展，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在上述沿运各城镇中，有没有一个对其他城镇存在着统属关系的都市呢﹖换句话说，如果把由北京至杭州的沿河地带看作一个多边行政区域的话，在这个多边行政区域里有没有一个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并且可直接称为运河之都。那么，运河之都今何在﹖ 一般来说，在旧中国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下，都市多是因时因地而自然形成的。特别在运河流经的多行政区划的狭长的带状地域里，都市的形成靠的更是自然的力量，或者说是因通水、通航的需要而自然形成。进一步说，这个都市应形成在通水、通航的关键河段上。这个关键的河段就是济宁。
济宁地处京杭运河的中段，堪称全线的“老大难”。其原因：一是济宁段为运河全线的至高点，城北的南旺号称运河的“屋脊”，其海拔高度为39米，比北部的临清和南部的沛县高出30余米，通水十分困难；二是因地势高亢，水源严重不足，逢干旱之年则是有河无水；三是济宁段处于运河与黄河的交汇处，黄河泛滥，泥沙淤运，两河一直处在你死我活的纠葛中，其地位之险要。因此，济宁河段备受历代王朝的关注，作为治运的重点认真对待。
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丞相伯颜统军南征，议立水运驿站，即委派郭守敬勘察汶、泗、卫相邻地区之水道。漕运副使马之贞这时建议于济州城南汶、泗合流处至大清河开凿新河，引汶、泗诸水以通漕。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颜攻占南宋临安，以江南水运发达，主张广开漕运。他上书朝廷说：“江南城郭郊野，市井相属，川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载，比之车乘任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远方朝贡京师者，皆由此致达，诚国家永久之利。”正式向世祖忽必烈提出了开凿南北沟通的大运河，受到忽必烈的重视。此后，元朝廷即筹备资金、征调夫役。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二月，世祖诏差奥鲁赤和刘都水及精算术之人往济州确定开河夫役，又令大名、卫州新附军赴济州助役。工程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正式施工，至次年八月竣工，开凿自济州至须城安民山长达200余里的运河河道，并筑坝遏汶、泗水入运河行运。济州河通航后，设都漕运司的管理机构。
济州河开通后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水源不足的问题。后来，朝廷采纳漕运副使马之贞的建议，于兖州立闸坝约束泗水西流，于堽城（位今山东宁阳境）立闸堰导汶水入洸河，使二水合于任城之会源闸，以闸堰调节水势，启闭通放舟楫。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将金口坝改为滚水坝，增建黑风口三孔引水闸，济水上建杏林闸、土娄闸、孙氏闸以节制水势。至元二十七年于河上建吴泰闸、官村闸，引水入济河。次年，再于引汶斗门上筑土坝，扩大引水量。此后又建济州上闸、安山闸、石佛闸等以调节水势，保证了运河畅通。济州河凿通不久，又凿通了安山以北的运河，与济州河通称为会通河，并由元世祖亲自赐名。会通河的凿通，标志着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
元中期以后，会通河诸闸多有毁坏，为此，至治元年（1321年）都水丞张仲仁奉朝廷之命疏浚整修由临清至彭城（今江苏徐州）的700里河道，修建小桥98座、大桥58座，以通纤道。又沿河修石涵洞排两岸积水入河，并于河岸两旁种马蔺草以固溃沙，河两侧还多植树木。这是对运河一次较大的维护浚修。但后来由于疏于管理，加上黄河溃决侵犯会通河道，遂使会通河陷入日渐加重的淤塞难通的境地，终患浅涩，不胜重载。故终元一代，若漕粮北运仍以海运为主。到元朝末年，会通河竟废弃不用。明王朝为了实现南粮北运，决定重新启用京杭运河。为此，在元代运河的基础上，着重对重要河段大加整治，会通河便是重点整治河段之一。
明代对济宁河段的整治，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为解决水源不足的问题，工部尚书宋礼采用白英老人之策，以“四水济运”，并创造了与都江堰工程相媲美的南旺水利枢纽工程，也是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同时还采取了导泉济运等措施；二是为解决水源丰枯不均和水位太低的问题，人们在河上层层建节制闸，随时调节水位，“以六闸樽节水势，启闭通放舟楫”。因此，济宁河段向被称为闸河。三是为避黄保运，人们开挖或利用马场、马踏等湖泊（又称水柜），涝时蓄积黄河之水并沉降泥沙，旱时放水济运。由于多种有效措施的实施，最终治好了济宁河段的“肠梗阻”，使之“南通江淮，北达幽燕”；“南引吴楚闽粤之饶，北壮畿辅咽喉之势。”至此，沟通南北地区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始贯通定型。
清王朝为实现南粮北运，继续启用京杭运河。它担负着每年数百万石漕粮运输任务，是清皇朝的一条名副其实的生命线。因而，备受统治者重视，不惜耗费巨资全力经营，对包括济宁河段在内的河道及水源等大加整治，使大运河和漕运进入一个全盛时期。
由上述史实可以看出，济宁河段在运河全线的位置与作用是何等的重要史籍称济宁为“南控江淮，北接京”；“处漕渠之中，襟带四方”；“闭则为锁钥，启则为通关”。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济宁通则全河通，济宁不通全河停”。正是因为济宁独具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才使得济宁有了发展成为运河之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元明清三代的济宁，朝廷关注，重臣驻节，百官聚集，千军防守，万马奔腾，当然地成为运河全线的政治中心；一水关南北，百里万夫吼，千帆竞发，万民汇聚，人口和城市日益扩张，使济宁成为具有关键性的沿运重镇。如此之下，商贾云集，百业俱兴，极大地促进了济宁商贸业的兴盛和经济繁荣。总之，正是在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为力量的作用下，济宁才得以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运河之都。 对济宁河段的重点整治，是在元明清三朝的重视下进行的。正是由于济宁河段所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元明清三朝都把治运最高机构设在济宁，在重点整治济宁河段的同时，负责对运河全线进行整治和督理。据考，元代在济宁初设开浚大臣，后设都水监、行都水督和总治河防使，其官阶最高为正一品。明代在济宁设总理河道、总督河道、经理河漕、总漕兼河道、巡抚兼河道等，简称总河，均由朝廷钦命署理，为运河最高行政管理机构，是朝廷六大部外增设的一个部院级的朝廷直属机构，秩正二品，但不乏正一品、从一品大员充任。清朝派驻济宁的司运机构多袭明治，设总河部院，钦命署理，秩正二品。据雍正《清会典》载：“顺治初，仅设河道总督一人，又称总河，综理黄河、运河两河事务，驻济宁州。”直到雍正七年（1729年），分河道为三：南河总督驻清江浦；河南、山东河道总督驻济宁州，称东河；直隶河道总督驻天津，称北河。其建制一直延续到清光绪罢河停运。据考，自顺治元年至光绪二十八年的258年间，朝廷钦命河道总督119任，共有101人充任，其中正一品大员近半。其间，总河除移驻清江浦27年（共4人充任5任）外，其余年份均驻节济宁。
河道总督衙门是运河、黄河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同时，他又拥有或掌管着自己的军队，并主要依靠军队来实现其总督职能。因此说，河道总督衙门是一个军政合一的机构。据《元史》载，运河贯通后，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二月，“增济州漕舟三千艘，役夫二千人。”当时，经漕运京都的粮米约百万担，其中通过济宁所运漕粮达30万担。为管理漕运，朝廷在济宁城南的鲁桥设立了都漕运司使。至正十年（1350年）设济宁兵马司，驻扎辅漕兵士1．2万人。至正十六年，置济宁枢密分院。明代驻济宁的司运军事机构为总理河道军门署，下设道、卫，负责节制南北直隶和河南、山东各道。济宁驻军最多时达1．3万人。除固定的道、卫、署、衙外，还有其他的军司。永乐十八年（1420年），行军司马樊敬受命提兵10万镇守济宁。正德之后，朝廷每年均遣尚书、都御史等大员兼理运河军事。隆庆四年（1570年），朝廷为总河加提督军事职衔。一时间，济宁成了朝廷不可一日疏忽的军事要地。清代，朝廷为河道总督加兵部侍郎、右都御史衔，秩正二品。顺治初年，总河杨方兴奏请设河标中军副将署，作为河道总督衙门的直属机构，也是运河全线的最高司运军职衙门，驻节济宁州。河标中军副将署为总河副职、河标兵丁主帅，从二品，其职责为总理运河营防，催调粮草，护卫漕船，沿河治安等。河标中军副将署下辖驻守沿运河各城镇的河标营和卫。
由于朝廷把治运司运的最高行政机关和最高军事机关设在济宁，其下属的各级各类机构自然很多，总督河道衙门仅在济宁设置的机构就有运河道署、运河同知署、泉河通判署、管河通判署、钜金嘉管河主簿署等；河标中军副将署在济宁设置的军事机构有运河兵备道署、运河标营署、守备署、卫署等；此外，还有朝廷派驻的巡漕使院、抚按察院、布政司行台、按察司行台、治水行台等机构。再加上省道府州县的行政机构或由其派驻的机构，元明清三代驻济宁的各级各类治运司运以及行政监察机构比比皆是，不可胜记。因而，济宁故有“七十二衙门”之说，这是除北京、天津之外的沿运各城市所无法比拟的。
我们不妨从有限的资料中，再看一下河道总督衙门权力究竟有多大。总督河道衙门为朝廷在六大部外特设的一个部院级的专门治运司运机构，其充任者多为一品或从一品大员，如明代的宋礼就是由工部尚书直接来充任总河的。由此即可看出河道总督衙门所处的地位及其重要性。河道总督衙门坐落在济宁州衙东，占地5公顷，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设有大堂、二堂、三堂，有书院、射圃、演武厅等，其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气派威严。那么，总督河道衙门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呢﹖史载，嘉靖二年（1523年），“遣都御史提督河道，山东、河南、南北直隶巡抚皆受节制。”又载，明代驻济宁的两个兵备道下设布政司、按察司，各设官一员，敕行事代管河道，所属府州县官皆受其节制。由此不难看出，不仅省里的巡抚大人要在总河的节制之下，沿河各州府县也要在总河下属的兵备道的节制之下。由此，足见河道总督衙门的权力之甚大，超乎常人所想象。故而，沿运省份的巡抚大人无不对总河崇尚有加，上任须来济宁拜谒总河，谢任须来济宁向总河辞别，至于各州府县官衙无不仿效行事，不敢怠慢。另外，在济宁市博物馆现今仍保存着一门清代的铁炮，炮筒上赫然铸有“河道总督署造”，这门铁炮也是总河权力之甚的有力证据。
由上述可以看出，元明清三朝治运司运的最高行政机关和最高军事机关设在济宁，是济宁作为运河之都的最好标志。济宁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同其他城市没有统属或主从关系，但是，运河之水把济宁同南北众多的城镇连接了起来，是运河总督衙门的驻节，才使得济宁同沿运城镇有了统属或主从关系，沿运各地无不听命于来自济宁的指令，无不受制于驻在济宁的河道总督衙门，使济宁的地位凸显，成为京杭运河这块狭长地带的大都会。 全河一统，众星拱月，济宁日益彰显出运河之都照人的风采。
济宁原为不起眼的济州，治于巨野。1150年巨野水灾，遂移济州于现址。元灭金后，巨野水患频繁，世祖八年（1271年）升济州为府治，因济水南会泗、北会汶，州居其中而获济水之宁，故名“济宁府”。此时的济宁，虽为府治，但名声平平，一般城镇而已。
元代至元年间，途经济宁的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为济宁的崛起带来生机，平平济宁由此而逐步走上繁荣昌盛之路。
首先，济宁因河兴商。济宁“居运道之中”，不仅成为“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区”和“控引江淮咽喉”地带，同时又成为漕河管理中心和鲁西南政治、经济中心，出现了“官舸商舶鳞集，麻拥于济城之下”的兴旺景象。曾有诗人描述道“日中市贸群物聚，红氍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阗。”到明代中叶，济宁就已发展成一个“车马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的繁荣商业城市。此时，城区定居之民已不下数万家，“商贾之踵接而辐辏者亦不下数万家”。经明至清，济宁商业已臻鼎盛。州城内外，通衢要道，运河、越河两岸行栈店铺林立，各地商贾云集，百业兴盛，市场繁荣，年营业额高达白银亿元以上，市场辐射达周围地区近百县，成为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33座工商业大城市之一。
次之，济宁因商兴市。商贸业的空前繁荣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使人口与消费俱增，进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明代以前，济宁地区的人口并不多，晋代的任城国，只有1700户；北魏的任城郡，只有8050户、21789人；元代的济宁路也只有10545户、89818人（此数字在济宁运河文化，齐鲁风情济宁卷上都是这个数字，该数字错误，续文献通考卷十三，户口考户口丁中，应为59818）。明末，济宁城区人口已达10万人。在历经明清战乱和重大自然灾害之后，清代在工商业恢复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上，城区人口又逐渐达到10多万人，远远超过明代规模。因此，济宁城区不断扩大。明末清初，城区街巷98条，其中，城内45条，城外53条。清道光年间，街巷增加到290条，其中城内达到107条，城外达到183条，城区街巷增长近两倍。鉴此，济宁之治也在不断地升格。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济宁由府升为路（元代没有省的实际建制，所说的中书省为虚称，路为基本行政建制，由朝廷直辖。），辖三州十六县；明洪武元年（1368年），“改济宁路为府”，十八年，“置济宁州领三县”；清代沿用明治，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济宁由府辖州升为省辖直隶州。
第三，济宁因市而荣。由于商贸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生产和农业商品化生产的发展，使广大城乡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蓬勃兴起的手工业近20个行业。
济宁的繁荣和兴盛，还可以用以下几组数字来佐证。据《元史·食货志》载，元文宗（1328—1329年）时，在中书省（辖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和河南的黄河以北地区，称为“腹里”。）21路和7个直属州中，上缴国库商税额超过l万锭银子的只有晋宁路、嘉定路、济南路、济宁路等7路，其中济宁路的商税额为12403锭4两l钱，居第4位。《明史·食货志·商税》载：由于国库亏空，朝廷下令“于京省商贾凑集地，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田凡五倍。”这种商贾凑集的大城市共33个。另据《大明会典·钞法》载：“（宣德）四年，令顺天（北京）、应天（南京）、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扬州……山东济南、济宁、德州、临清……共三十三府州县，市镇店肆门摊税加五倍，候钞法通行止”。由此，足见济宁商贸业的发达繁荣程度及其在全国城市中的位次。
另据有关资料记载，济宁在明清时期曾是运河全线的7个对外商埠和重要码头之一。
济宁，正是在运河之水的润育下，在凸显的政治地位的作用和影响下，人口激增，城市崛起，工商业兴盛繁荣，创造了历史的辉煌，以莫辩的事实展现着运河之都的风采。

G. 济宁运河作，用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全长约1800公里。关于运河的历史，如果从公元前487年吴王夫差开辟邗沟算起，至今已有2490年的历史；如果从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以会通河与通惠河凿竣为标志的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算起，至今也有700多年的历史。京杭大运河沟通了东西流向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江河，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个省市，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流，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她与万里长城并称为我国古代的两项伟大工程，闻名于世界，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标志和象征。
京杭大运河的贯通，成为维系中国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千百年来，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在开凿运河并充分发挥其作用的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京杭运河纵贯济宁全境，流经梁山、汶上、嘉祥、任城、中区、鱼台、微山等7个县区，全长约230公里。
京杭运河全长约1800公里，济宁恰置全河的中段，从元朝至元十九年（1282年）始凿，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于此凿通济洲河和会通河，与三年后（1292年）凿通的通惠河（又称北运河）相连接标志着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大运河全线的制高点在济宁境内号称“水脊”的南旺。为穿越“水脊”，人们立郾建闸，“以六闸撙节水势，启闭通放舟楫。”为解决黄河决淤和水源不足问题，人们采取了“避黄保运”和增设“水柜”等多种措施，保证了运道的畅通。为克服水源不足之顽症，人们先后引“四水”济运，其中建戴村坝而引汶济运之举尤为世人称颂。当然更为世人称颂的当属南旺水利枢纽工程，其主要作用是调节水源，使之“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为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项目，有专家认为，该工程当与都江堰工程齐名。济宁运河运输业而兴盛繁荣达600多年。
济宁“居运道之中”，不仅成为“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区”和“控引江淮咽喉”地带，同时又成为漕河管理中心和鲁西南政治、经济中心，出现了“官舸商舶鳞集，麻拥于济城之下”的兴旺景象。曾有诗人描述道：“日中市贸群物聚，红氍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幕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阗。”到明代中叶，济宁就已发展成一个“车马临四达之衢，尚贾集五都之市”的繁荣商业城市。经明至清，济宁商业已臻鼎盛。州城内外，通衢要道，运河、越河两岸行栈店铺林立，各地商贾云集，百业兴盛，市场繁荣，年营业额高达白银亿元以上，市场辐射达周围地区近百县，成为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33座大商业城市之一。
济宁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地处黄淮海平原与鲁中南山地的交接地带。整个地势东高西低，西部平原坦荡，南部湖光秀丽，东部山丘起伏。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汗位，1271年定国号为大元，改中都（北京）为大都定为国都。此时的大都和华北一带经长期战乱，经济萧条，无法养活大都百万人口和京畿大量驻军，一切都需南方运来。史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江南”。这样，无论从政治或军事角度来看，重新开通南北运河已势在必行。
忽必烈即汗位的第三年，尚未正式立国就任命汉族水利专家----31岁的郭守敬“提举诸路河渠”。元大将伯颜在南征南宋期间，已深感水路对军事和经济的重要性，从而“遍访自江都达大都河道”。灭南宋之后，在伯颜等重臣支持下，忽必烈命郭守敬“查勘宋金以来汶、泗相通河段”，以备重开运河。
当时隋炀帝开的通济渠由于黄河南泛全线淤塞，恢复通济渠已非常困难，同时京都已东移至北京，没有必要绕个圈在途经开封、郑州一带，如果改徙山东，运河就变成一条直线，距离最近。在此背景下才把目标移向济宁。那时运河南端从杭州到淮安，隋唐运河基本完好，淮安以上原古泗水运道虽已被黄河侵占，但船可进入黄河，“借黄行运”到徐州后再逆古泗水运道至鲁桥，还可沿汶、光水道至济宁。在北方有隋唐时开的永济渠（后称御河），元时新乡以下一直畅通可达天津。所以只要解决济宁向北至永济渠约200公里运道，即可从北京到杭州了。
明代是运河航运鼎盛的年代，也是困难最大，问题最多，付出的代价最大的年代。那时运河最大的问题是来自黄河的干扰。如何正确处理运黄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在封建时代，漕运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对运河的管理至关重要，其管理制度也是相当严格的。
元运河初开，运量不是很大，管理工作也较零散。元朝对运河和全国水利的管理从属于工部的都水监，三品官。到会通河竣工后，始设都水分监于景德镇（张秋），以后又设行都水监于济宁和水监于济宁和郓城，管理徐州至临清运河航道和河南、山东境内黄河。除闸上有闸夫之外，也动用部分军队管理运河，维护秩序。
明朝罢海运，运河是唯一的国家命脉，于是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航道管理体系。永乐十五年（1417年），宋礼治河已成，由工部设漕运总兵官，总管运河航道和漕运两大块。首任陈楦任期长达20年。成化七年以后，河、漕分开，总河管航道，总漕管漕政。首任总河为刑部左侍郎王恕。总河有权节制各省地方官，还有权指挥管河官兵，因此一般都冠以工部尚书、侍郎、都御史等头衔，官居二品或三品。总理河道的职责，是疏浚河道，加固堤防，保证航道畅通、漕船通行无阻。具体来说，大体包括以下内容：1、 管好水源；2、管好闸坝；3、管河。
古老的大运河历经沧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揭开了运河治理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为恢复济宁古运河航运和减少运河水害，水利、航运部门密切合作，按照排灌、航运综合利用的原则，对运河干支流和南四湖区航道的治理进行了统一规划，并花很大力气疏浚了济宁至安山、济宁至南阳、南阳至谷亭等淤积严重的运河主航道和部分航道，清除了大量障航建筑物，修复了被损坏的船闸，从而使古运河很快恢复了航运。
济宁运河经过新中国成立50年的大规模整治，旧貌变新颜，昔日长期失之治理、残破不堪、洪涝灾害频繁的古老河道，如今已被初步整治建设成一条具有防洪除涝、引水灌溉、输水送水、发展航运和旅游观光等多种功能的新型河道，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造福于济宁人民和促进济宁区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济宁市航运管理局也是在对运河大规模治理的年代（1952年）建立的，已有50年的历史。这50年是济宁航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的50年，也是济宁航运人一代一代不断拼搏奋斗的50年。经过50年的奋斗，目前济宁的航运事业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全市拥有各类船舶11000余艘，航道通航里程达1100公里，港口码头11处，65个作业区，年设计吞吐能力1350万吨，航运从业人员10万多人，年创社会经济效益20亿元。
济宁市航运管理局作为济宁市政府主管航运的政府部门，将发扬济宁航运拼搏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中共济宁市委、市政府和省交通厅、省厅港航局的领导下，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加快发展，为加快济宁经济强市、文化名市、组群结构大城市和把京杭运河山东段建成产业带、文化带、旅游带、风景带而做出更大的贡献，让古老的运河重新焕发青春。

H. 济宁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全长约1800公里。关于运河的历史，如果从公元前487年吴王夫差开辟邗沟算起，至今已有2490年的历史；如果从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以会通河与通惠河凿竣为标志的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算起，至今也有700多年的历史。京杭大运河沟通了东西流向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江河，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个省市，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流，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她与万里长城并称为我国古代的两项伟大工程，闻名于世界，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标志和象征。
京杭大运河的贯通，成为维系中国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千百年来，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在开凿运河并充分发挥其作用的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京杭运河纵贯济宁全境，流经梁山、汶上、嘉祥、任城、中区、鱼台、微山等7个县区，全长约230公里。
京杭运河全长约1800公里，济宁恰置全河的中段，从元朝至元十九年（1282年）始凿，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于此凿通济洲河和会通河，与三年后（1292年）凿通的通惠河（又称北运河）相连接标志着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大运河全线的制高点在济宁境内号称“水脊”的南旺。为穿越“水脊”，人们立郾建闸，“以六闸撙节水势，启闭通放舟楫。”为解决黄河决淤和水源不足问题，人们采取了“避黄保运”和增设“水柜”等多种措施，保证了运道的畅通。为克服水源不足之顽症，人们先后引“四水”济运，其中建戴村坝而引汶济运之举尤为世人称颂。当然更为世人称颂的当属南旺水利枢纽工程，其主要作用是调节水源，使之“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为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项目，有专家认为，该工程当与都江堰工程齐名。济宁运河运输业而兴盛繁荣达600多年。
济宁“居运道之中”，不仅成为“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区”和“控引江淮咽喉”地带，同时又成为漕河管理中心和鲁西南政治、经济中心，出现了“官舸商舶鳞集，麻拥于济城之下”的兴旺景象。曾有诗人描述道：“日中市贸群物聚，红氍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幕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阗。”到明代中叶，济宁就已发展成一个“车马临四达之衢，尚贾集五都之市”的繁荣商业城市。经明至清，济宁商业已臻鼎盛。州城内外，通衢要道，运河、越河两岸行栈店铺林立，各地商贾云集，百业兴盛，市场繁荣，年营业额高达白银亿元以上，市场辐射达周围地区近百县，成为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33座大商业城市之一。
济宁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地处黄淮海平原与鲁中南山地的交接地带。整个地势东高西低，西部平原坦荡，南部湖光秀丽，东部山丘起伏。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汗位，1271年定国号为大元，改中都（北京）为大都定为国都。此时的大都和华北一带经长期战乱，经济萧条，无法养活大都百万人口和京畿大量驻军，一切都需南方运来。史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江南”。这样，无论从政治或军事角度来看，重新开通南北运河已势在必行。
忽必烈即汗位的第三年，尚未正式立国就任命汉族水利专家----31岁的郭守敬“提举诸路河渠”。元大将伯颜在南征南宋期间，已深感水路对军事和经济的重要性，从而“遍访自江都达大都河道”。灭南宋之后，在伯颜等重臣支持下，忽必烈命郭守敬“查勘宋金以来汶、泗相通河段”，以备重开运河。
当时隋炀帝开的通济渠由于黄河南泛全线淤塞，恢复通济渠已非常困难，同时京都已东移至北京，没有必要绕个圈在途经开封、郑州一带，如果改徙山东，运河就变成一条直线，距离最近。在此背景下才把目标移向济宁。那时运河南端从杭州到淮安，隋唐运河基本完好，淮安以上原古泗水运道虽已被黄河侵占，但船可进入黄河，“借黄行运”到徐州后再逆古泗水运道至鲁桥，还可沿汶、光水道至济宁。在北方有隋唐时开的永济渠（后称御河），元时新乡以下一直畅通可达天津。所以只要解决济宁向北至永济渠约200公里运道，即可从北京到杭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