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在价值取向上有何异同
知识产权并不是反垄断法的例外
如果仅仅从知识产权与其他对世性的绝对权（比如物权）一样具有排他性或者垄断性的角度，说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权，这种论断也不为错，尽管这种垄断性算不上是知识产权的特征。但是，这种垄断权在法律上具有什么效力和意义呢？它无非是“对世权”、“绝对权”的同义反复，除此之外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在近现代各国民法典里，恐怕是找不到“垄断权”这个民事权利的。垄断权实质上就是一种法律上的特权，如果法律赋予某个民事主体以“垄断权”，本质上会与现代民法的平等原则相悖的。所以垄断权不具有民事权利（私权）的性质，而可能带有公权力的特点，比如烟草专卖权、铁路专营权、电信专营权等，当然这种特权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会越来越少了。而知识产权显然不同于上述“垄断权” [1]，它凝结着发明人、作者等智力成果创造着的劳动，无疑是一项民事权利。
既然如此，如果有人仍然坚持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权的话，必然是有其另外的用意的：那就是有意无意地将“知识产权”与“垄断”划上了等号，使得知识产权多少带上了点“垄断”和“特权”的“原罪”。从知识产权脱胎于封建垄断特权的历史看来，这种观点多少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如果死守着历史的沉渣，而看不清事物的发展轨迹，认识不到知识产权从垄断权（特权）到财产权（私权）的演进，显然是迂腐和糊涂的，其结论也是靠不住的。
1623年制定的英国《垄断法规》确实是把专利权视为垄断权，并作为废除垄断特权的例外而保存下来的。但是透过历史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进程中，个人权利也逐步地得到重视与保护，《垄断法规》实际上在废除了大量垄断特权的同时，使专利权向私有财产权演化。“它规定了发明专利权的主体、客体、可以取得专利的发明主题、取得专利的条件、专利有效期，等等，为后来所有国家的专利立法划出了一个基本范围，其中的许多原则和定义一直沿用至今”[2]。这是知识产权从垄断权过渡到财产权的第一步。而“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编纂的新的民事法律中，知识产权就被确定了新的地位，因为人类的智力活动制造的是思想产物，与其他劳动产品一样，同样能够获得相应的财产权利（PROPERTY）”[3]，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法原则同样适用于知识产权。《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第8项就明文规定：“国会应有权……通过保障作者与发明人对其相应作品与发明在限定期限内拥有专有权的方式来促进科学与实用艺术的发展。”[4]值得指出的是，1787年的美国宪法是用“专有权（EXCLUSIVE RIGHT）”（或者翻译为“排他权”）而不再以“垄断权（MONOPOLY）”来称谓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这就意味着人们开始意识到专利权与经济领域的垄断或垄断权是不同的[5]，而“排他权”正好说明了专利权作为一种对世性的财产权的法律属性。
有外国学者认为：授予专利垄断权以褒奖那些掌握着对社会有益的技艺的人，与认识到所授予的垄断权力固有的对自由竞争的不利影响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对立，这个问题在400多年前的欧洲中世纪就已经存在了[6]。也就是说，知识产权与反垄断之间的对立自有专利垄断权至今一直没有停止过。笔者不以为然。欧洲早期的专利垄断权主要与商业贸易有关，而与技术进步没有多大联系，确实属于一种垄断经营的特权，与现代知识产权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如果说这个时候专利垄断权与反对垄断之间确实存在着对立的话，那么这种对立完全是一种反对封建垄断特权的斗争，其目的和结果并不是否定和放弃专利权，而恰恰是为建立一种平等的财产权（私权）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其结晶就是《垄断法规》这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专利法的诞生。如果把当年的专利垄断权与后来的知识产权混为一谈，并且把当年的专利垄断权与反垄断特权之间的斗争和后来的知识产权与反垄断之间的关系视为同一种性质的问题，就颇有“关公战秦琼”的味道了。
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虽然是由国家授予的权利，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一种民事权利而受私法的调整，何况有些知识产权也并非需要国家授权才能产生。而近代私法的特色在于首先承认所有的人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对个人自由和财产的保护成为法律的首要目标，“所有权神圣”成为私法的基本原则。私有财产是自由的体现，维护财产权是社会的首要目标。财产权不仅成为近现代宪政民主的基石，也是社会公正的前提和保障。当然，当历史跨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西方经济领域因垄断而产生的经济危机使国家干预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主义，国家干预首先导致了包括反垄断法（1890年谢尔曼法）在内的社会立法的大量产生，国家权力的触角伸向社会和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与此相对应，当代西方的民事立法呈现私法公法化的趋势，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则得到修正，“所有权神圣”原则在当代受到冲击。德国学者基尔克发展了“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7]，反映在立法上，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第3项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于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社会公益。”但是，无论是社会立法的出现，还是私法公法化的趋势，都并不意味着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丧失。在社会公益和个人权利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无须在两者之间选择一种标准，关键是要达到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一种平衡。而作为私法的财产权法（包括知识产权法）与作为公法的反垄断法，两者在价值取向上也并不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前者在强调个人权利的时候并没有忘记社会利益，后者在注重社会公益的同时也不应该损害个人利益。所以，即便一定要说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之间存在着某种冲突的话，其性质也是完全与当年反对专利垄断特权的斗争不相同的，最多不过是两者的立法宗旨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而已，但并不因此导致两者的矛盾或对立。
但是，顺着知识产权是垄断权的思路，有学者论述道：“知识产权本身作为一种合法的垄断权，……它一般是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8]这个结论如果放在1623年《垄断法规》的背景下，或许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放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和现代反垄断法的背景下，就令人难以苟同了。因为这个结论的前提就是“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和为保护社会公益的而设的反垄断法之间是存在冲突的”，“知识产权本身虽然是合法的垄断权，但它毕竟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竞争。”[9]
这里先不讨论知识产权本身是否限制了竞争，按照上述观点，知识产权制度似乎是反垄断法“恩赐”的结果。但是，只要我们认真找寻一下历史的逻辑就会发现，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利虽然其产生远远落后于其他财产权，但起码西方国家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都建立起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从1623年英国制定《垄断法规》开始，1709年英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安娜法，1804年法国颁布的《拿破仑法典》第一次肯定了商标权应与其他财产权一样受到保护。[10]而作为现代反垄断法鼻祖的美国《谢尔曼法》则是在19世纪末期才产生的。如果说知识产权是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而存在的话，在尚不存在反垄断法的17、18、19世纪里，知识产权制度又是以何形式存在的呢？显然这种观点难以自圆其说。
再者，在西方法律制度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化的背景下产生了现代反垄断法，同时近代民法（财产法）确认的“所有权至上”原则也受到了冲击和限制，尽管如此，大陆法系的物权法和英美法系的财产法并没有因此而废弃，各国知识产权制度更是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对此如果按照“知识产权是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的逻辑来解释的话，“所有权”也应该是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但这种观点显然难以令人接受。所有权当然不可能成为反垄断的对象，同样知识产权也不能成为反垄断的目标，所谓“除外”的论调是把本属于必然的、一般的情形却当成偶然的、特殊的事件了，仿佛反垄断法成了普遍适用的法律，而知识产权法甚至所有财产法都成为一种例外了。
还有，从我国对私有财产法律保护的历史来看，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要引进技术，要促进科技的进展，“作为开始尝试私产的界定及保障，却选上了最难的一样入手——抽象的新知识专利资产”，“在 1980 年 1 月决定了要保障发明专利权”[11]。 4 年多之后，经过 44 次的修改，专利法在 1984 年 3 月 12 日通过，在 1985 年 4 月 1 日施行。以后又陆续颁布了商标法、著作权法，在短短十几年里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反垄断法时至今日还未出台，那么，知识产权怎么会成了尚不存在的法律的“适用除外”了呢？
其实作为保护个人权利的财产法（包括知识产权法）与以维护社会公益为目标的反垄断法是两个并行不悖的法律部门，并不相互冲突与抵触，也不是什么“例外”或“除外”。虽然反垄断法被称为“自由企业大宪章”，但并不能否定和代替财产法的效力和作用；个人财产权利虽然必须受到社会利益的限制，但是社会利益最终是存在于个人生活之中的，没有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实现社会利益也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当代“财产法仍如顽固的自由主义壁垒，抵御着社会法律思想的冲击，并且迫使其在城门口安营扎寨。”[12]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私人权利本来就没有得到很大的重视和保护的国度，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尤其值得我们精心培育与呵护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种“私权”，而不要轻易地给它们扣上“垄断”的帽子，使它们背上沉重的“十字架”。
❷ 知识产权授予权利人合法的垄断权利人具有拒绝许可的权利对吗
可以的，但国家强制许可的除外，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强制许可。
❸ 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
1、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分别针对的是知识产权与垄断关系。
2、知识产权是专一种合法的属“垄断”，不必然使其所有者拥有市场支配力。
（如果知识产权授予形成市场支配力，那么这种市场支配力本身并不违反反垄断法）
3、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的共同目的是鼓励创新和提高消费者福利。
知识产权人不得滥用权利。
❹ 知识产权的合法垄断
著作权、专利、商标都是垄断的权利啊，首先你要申请，然后才能合法垄断
❺ 论述题：知识产权权利的冲突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调整
（一）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
商标和商号都属于商业识别标记，在市场中它们也都是企业信誉的载体。所以从功能、作用及性质方面商标与商号有很大的相似性，两者的冲突表现在，一是将他人的商标当作自己商号使用，二是将他人的商号当自己的商标使用，两者均会造成消费者对其所标志的产品的混淆和误解，以致给生产经营者造成重大损失。
（二）外观设计权与商标权的冲突
在实际中时常发生这样的冲突，有些外观设计专利权申请人未经许可，将他人已经注册的商标结合自己的产品申请外观设计专利，而有些商标申请人用他人已经获得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作为自己的商标进行申请。
（三）著作权与商标权的冲突
著作权也称版权，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对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所享有的各项专有权利[4]。虽然它和商标权的性质完全不一样，但这两种权利也时常发生冲突。由于作为著作权客体的部分美术作品可用作商标标识,这就导致了商标权与著作权的竞合。如果商标权人未经著作权人的授权而使用其美术作品作为注册商标标识,就会造成商标权与著作权的冲突。通常,造成商标权人侵犯他人著作权的主要原因是商标权人的法律意识特别是美术作品也应受到法律保护的意识不强,认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是侵权行为,当然,也不排除少数企业有利用名人的字,画来增强产品的宣传效果的意图而故意侵犯他人的著作权。近年来,随着商标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委托他人设计商标标识,如果受托人抄袭,盗窃他人的美术作品,导致商标权与著作权的间接冲突。商标权人侵犯他人的著作权所损害的是著作权人的精神权利,对著作权人的财产权利和市场经济秩序一般不会有什么实质性影响。
（四） 商标权与商标权的冲突
商标权与商标权的冲突是指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上,先后注册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别属于不同的商标权人所有的注册商标。商标权与商标权的冲突还表现为商标权与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的所有人所享有的权利的冲突,对于这种冲突,原则上应保护驰名商标。对于商标权与商标权的冲突,在后中请人可能有过错,也可能无过错,冲突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商标局因工作失误而导致的重复授权。
（五）商标权与域名权的冲突
域名是使用在商业活动中重要的商业标志，它与商标的功能有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取得和使用有较大不同，这使两者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产生冲突。有些人将他人的注册商标抢注为域名，有些人将他人的域名作为自己的商标进行注册。
（六）外观设计专利权与著作权的冲突
从某种意义上说，外观本身就是一个作品，只不过是运用到了工业产品上增加产品的美感而已。现实生活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将他人的作品运用到自己产品上，作为设计取得专利权，这就产生了外观设计权与著作权的冲突。
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表现形式虽然各异，但由此引发的各类案件都有统一的特点。为了更详细地了解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实质，下面本文就权利冲突引发的案件的特点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对于知识产权权利冲突问题的解决途径涉及很多方面，但最主要的是从解决遵循的原则、立法、司法三个方面进行规治。
（一）知识产权权利冲突解决的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关于权利冲突的解决，目前立法尚欠缺明确的规定，在此情形下，基本原则的应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实践中，应主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1.遵循保护在先权利原则，依法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保护在先权利[7]是处理权利冲突的最为基本原则之一。产权冲突案件中，相冲突的诸权利间一般有先后顺序，依照此原则处理纠纷，不仅有利于保护在先权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可以通过审判确立对商事主体市场行为的评价标准，规范市场主体的注册、使用商业标志、广告宣传以及其他经营活动，保障市场经济的有序化和效益的最大化。保护在先权利主要是做到一下几点：
（1）制止恶意注册和使用商业标志。权利冲突纠纷往往是由于一方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攀附他人在先享有一定知名度的商业标志，以达提升竞争力的目的，因此，必须坚决予以制止；
（2）制止在后标志的继续使用。对于在后权利人并不存在恶意着册和使用的情形，但如在后的标志的使用客观上造成了相关公众的误认和混淆，两权利在市场上发生了冲突，也应该依照公平、保护在先权利、制止混淆的原则进行处理，以制止在后标志的继续使用，保障竞争次序的有序化。
（3）制止抢注，保护在先使用并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商业标志。有的权利冲突案件，原告将他人在先使用并在特定区域内享有知名度的商业标志抢注为商标，然后向法院诉讼要求禁止他人使用其商标。其行为不仅属于而已，其主张权利也属于权利滥用。因此，对这种行为应该进行严格的制止。
（4）制止对在先使用的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使用权的侵犯。权利人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是权利人化肥相当代价，经过长期广告宣传与经营，而有名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上的优势，因此此权利可以构成在先权利。可以对抗他人商标专用权的侵权指控。
2.遵循利益衡量原则，保护公众利益。知识产权案件要注意权利人与公正利益间的平衡，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合理分配和分享社会资源，严格限制权利人垄断公有技术和商业标志，这对于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维护社会的共同财富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并且根据知识产权权利穷竭原则[8]，某些权利如发表权、发行权，在经知识产权本人或权利人同意将知识产品首次投放市场后，权利人便丧失了对该知识产权产品的控制权，权利人不得再利用其知识产权的排他性阻止购买者或最终用户使用或销售该产品，即合法取得该产品，其权利就流入公共领域为大家共享。因此，在解决权利冲突的案件时，必须考虑到对于知识产权权利专用性的限制，这些都与公共利益有关。只有遵循这一原则，才能有效解决权利冲突案件，防止权利人对产权的滥用而导致损害大众的利益。
3.遵循禁止混淆原则，明晰权利行使的界限。被告对商业标志的使用，客观上使公众对商事主体及商品或服务的来源产生混淆和误认，不仅会不当地摄取在先权利人商业标志的商业信誉和价值，也损害了消费者利益，扰乱了市场次序，因此，必须适用禁止混淆原则，来划分权利人与被控侵权人权利的行使界限与范围，定分止争，促进交易的健康发展。适用此原则的关键是认定被告的使用是否构成混淆和误认。在此问题上，主要是依据被告使用商业标志的地域、时间、方式等个案具体情形来综合认定被告对商业标志的使用是否会使相关公众对商品产生混淆和错误联想。
4.遵循公平诚信原则，突破性地处理一些权利冲突案件。在法律、法规无明确规定时，依据法律的精神和基本原则，灵活地处理一些冲突纠纷。列如关于“突出使用”问题[9]，相关解释明确规定“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10]，为商标侵权行为。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法院裁判此类案件的准则。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平衡二者之间的利益是知识产权法及其司法解释的主要立法目的，也是司法机关处理冲突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当企业字号被其主体在商品上“突出”地使用时，客观上即起到了商标的功能和效果，由此将对商标权人的利益产生实质性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从“突出使用”行为本身也可推断经营者企图混淆消费者视听的主观过错。因此，对经营者这种混淆消费者视听，混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突出使用”行为应该加以制止，以规范市场主体的商事行为，平衡商标权人与公众间的利益。
（二）立法进路：法制的整合与重构
权利的稳定和清晰界定是营造稳定的市场秩序的前提，是减少投机现象，实现公平竞争的必要条件。我国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客体种类繁多，法律、法规由不同机关起草，分散制定，在立法上缺乏统一的权利协调机制，实践中依各单行法获得的知识产权就有可能发生冲突。改变现行知识产权内容零乱的立法状况消除权利边界的模糊性，才能最大程度地建立权利冲突的预防机制。
1.设立统筹知识产权的基本制度
权利冲突产生的一个重要制度基础是分散立法模式和分头执法模式，需要一套完备的体系，知识产权之间缺乏统一协调的机制，导致知识产权法内容分散、零乱，存在大量的遗漏、重叠交叉或相互冲突。要从根本上避免和化解权利冲突，需要通过制定法典，在法典中设立一般性规定，如立法的目的、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取得、权利公示、权利行使、权利限制、权利冲突的协调、行政管理、司法救济等，将这些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价值观念抽象出来[11]，统摄整个知识产权制度，使一定的规范在基本原则下通盘考虑，以增强法典的凝聚力。将各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整合为有机的整体。这样，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各立其法、各执其政的状况，改变各知识产权制度交叉重叠或相互冲突现象，消除权利边界的模糊性，消除各部法律、法规、规章保护标准不同、保护程序不同及保护上的差异等，最大限度地避免部门的局限性与部门的利益化倾向，化解权利冲突。
2.设立知识产权可共存制度，扩展知识产权合理使用制度
日本立法者认为在实际不发生混淆的情况下，充分尊重依不同知识产权类型法律所取得的不同权力具有独立性。对于权利冲突的处理，承认在后权利的相对独立性，允许在一定情况下允许在后权利与在先权利并存[12]。日本立法为我们提供很好的思路，虽然，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合法垄断制度，但同时也应该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垄断制度，应当建筑在利益平衡的基石之上。权利共存为解决善意使用或非竞争性使用行成的冲突提供了可行的理论，有利于避免权利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合理使用制度入手，界定权利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他人利益。合理使用制度是知识产权制度中的重要问题之一。知识产权制度一方面赋予权利人对知识产品的专有权，与此同时，给予权利人以权利限制，使其它相关公众能够接近知识产品，从而进行再创造。因此，在相互冲突的权利之间，只要不构成行业竞争，应在保留权利人的专有权的前提下为社会公众提供不同形式的使用空间，如法定许可、强制许可使用、合理使用、侵权例外等。在这个意义上说，进行法律的重构和整合时，笔者主张建立一个更为宽泛的合理使用制度，尤其是在商标权与著作权领域建立。
（三）司法进路：补偿法则与添附制度的引入
1.补偿法则
引入补偿法则[13]的理由，自然要从知识产权的本质入手。民法学理论依据权利的内容，将民事权利最概括地分为财产权与非财产权，但知识产权是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诸如著作权、字号权、商誉权等均具有财产权与人身权的双重内容，简单地将这些权利归于财产权或非财产权都不妥当，于是就在财产权与非财产权之外，建立了一类混合的权利。尽管无形财产在各国所指对象不同，但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均将知识产权的本质视为财产权，并将其看作是动产物或诉讼中享有的物。对于财产权的保护，历来许多思想家就主张建立绝对的排它权。
在知识产权权利冲突中，先后存在两个“合法”的知识产权，其权利的取得都经过法定形式授予，冲突的发生多是基于在后权利对在先权利的侵权而发生。但问题是，“侵权”的在后权利之后形成了较为独立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不能由在先权利所包容，这时再以纯粹的保护在先权利原则去适用，实际上构成对在后权利的不公平，构成不当得利；另一方面，在先权利本身就独立于在后权利，由侵权后的权利包容在先权利（即不保护或忽视在先权利）也不公平，也构成不当得利。这就需要对在先权利与在后权利都予以关注，不能忽视任何一方，否则一方将对另一方构成不当得利，纯粹给予一方禁令有违公正。
解决这类冲突，尤其是对于非竞争性的权利冲突，美国的解决方式为我们提供了示范。他们采取了更为灵活、务实的做法解决权利冲突。即在在考虑公平因素，引入补偿法则，由一方对对方的利益给予一定的补偿，协调双方利益，这就是补偿法则。补偿法则是利益衡量的一种规则。从历史的视角看，该法则充分体现于民事领域。如《台湾民法》第八百一十一条规定：“动产因附合而为不动产之重要部分者，不动产所有人，取得动产所有权[14]。”第八百一十六条规定：“原动产所有权人就其损害，依不正当得利规定请求偿金。”这就是补偿法则的应用。我国民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在共有物分割时，不能按实物分割的依价金补偿，也是利益平衡之需要，以避免共有人对共有物利用方式相持不下而造成资源浪费。如上所述，知识产权也是一种财产权，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实质是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无法简单认定谁是谁非，尤其是在非竞争性冲突领域中。 在知识产权领域引入补偿法则，是效益主义在权利冲突解决中的具体运用。通过补偿法则的适用，使一方获得实质上的合理性，从而达到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的统一，实现冲突的权利的调和，能发挥赔偿责任不能之功效。
2．添附制度
通过一方补偿另一方，使冲突双方的利益达到了平衡，但仍未能确定权利的归属，法院无法确定谁是补偿的主体，故在操作上必须引入“添附制度”[15]。添附制度，是指不同所有人的物结合在一起形成不可分离的物或具有新质的物。由于因添附形成的财产要恢复原状在事实上已不可能或在经济上不合理，因此根据“添附”的事实，需要重新确认新的财产的权利的归属。如前所述，知识产权的本质也是一种准物权，即诉讼中的物权，其具有物权特性，适用于物权的添附制度当然可以适用于知识产权。在知识产权权利冲突中，即有侵权行为的构成，也有因善意巧合形成。在后种情形下，它们无法通过侵权请求或不当得利制度确定权利归属。对于知识产权权利中的在先权利和在后权利的冲突中，如果适用保护在先权利，恢复原状显失公平时，则可以让价值较大者吸收价值较小者，强行重新划分所有权，确定权利主体后，由受益者向受损者支付费用，给予补偿。即通过添附制度确认所有权，通过补偿法调和双方利益。这样，一方面具有经济合理性，兼顾各方利益；另一方面，能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统一[16]，从而合乎理性地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当然，添附制度的适用要受到诚实信用原则的修正，如果在后权利的取得完全是恶意，有违该原则设置之本旨，则不能仅根据价值大小判定权利归属，应限制其权利取得，或通过权利人的权利许可而兼顾添附方利益。添附制度和补偿法则的适用，不再固守形式公平，以禁令的形式机械地保护在先权利，而是从经济分析的视角出发，以效率来诠释正义，以法律引导效率，真正合理地解决知识产权权利冲突。
转载自:http://rw.njau.e.cn:8016/Editor/UploadFile/200743111652831.doc
❻ 市场垄断、行政垄断、独占垄断、知识产权垄断哪个属于合法垄断
知识产权垄断。当然这个是针对个人来说的，由于知识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易于复制和共享,若无赋予知识创新者一定期限内垄断权的知识产权制度,则会导致创新的动力不足。为激励创新,鼓励创造者对社会和知识进步做出贡献,授予垄断权是达致此目的之必要手段。但是目前发达国家利用知识产权来攫取高额利润，进行专利战略，就是不恰当的了。
❼ 知识产权的保护会不会造成知识垄断，从而不利于科学技术的普及
这不禁会让人想起美国的微软垄断案。几年来，该案一直没有明确分晓，足以反映出美国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与保护公平竞争反垄断这两个价值利益选择上的矛盾与权衡。当初，微软垄断案也是自一开始就受到我国各界的普遍关注。在当时正宣传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力度的大环境下，这一案件也算是第一次比较有影响力地向国人传播了反垄断的理念，普及了反垄断法的知识，让人们开始意识到：原来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并不总是越强越好，保护知识产权也是要有一个合理限度的，知识产权并不当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被看作是反垄断法的例外。
追溯知识产权形成的历史可以知道，其前身正是肇始于封建社会皇家授予的一种独占垄断权。在近现代社会推动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这种特权逐渐演变成为法律赋予权利人对特定客体的一种合法独占垄断权，权利人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能够排他性地享有、行使其知识产权。因此，知识产权在通常情况下是作为反垄断法适用的例外而存在的；其“垄断性本身就是刺激科技进步、鼓励科技创新与垄断智力成果之间折衷调和的产物”。 [①] 在现今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随着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的生产、传播和使用，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和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一趋势的不断加强，一方面使得社会进步越来越快，另一方面也使得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越来越多元化与规模化。这就必然要求更有效地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调整保护范围和保护期限，提高保护水平，加大保护力度。据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世界各国，包括我国在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断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然而，所谓物极必反，真理再向前一步都可能成为谬误，更不用说是本身就存在消极因素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设计是有双刃性的，这一点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尤为明显。私人独占与社会利用这一对存在于知识产权保护自身的内在矛盾，在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将会显得更为突出。知识产权如果过分强化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就会对其他人的技术创新和社会的公平竞争环境带来消极作用，甚而妨碍经济发展。如果知识产权所特有的合法的独占垄断权形成滥用，就不再具有合法性，不再符合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本义了。撇开实然状态不谈，从应然状态的角度来讲，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促进竞争；它的利益驱动机制能够鼓励企业从事研究开发活动，从而成为开发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现实证明，知识产权完全可以被看作是进行市场竞争的利器。
但值得注意的是，“竞争的作用是鼓励竞争者跑得更快，但竞争的优胜者会遥遥领先，从而获得控制市场的地位，破坏竞争而成为竞争最危险的敌人。” [②] 因为竞争通常会使资本趋于集中，这种集中能带来市场一定程度的繁荣与活力，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但当这种集中、规模超出一定限度时，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一种限制、排斥市场竞争的倾向：即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的市场主体为了避免竞争的风险和压力，滥用其所掌握的优势，人为地扭曲市场竞争机制，破坏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为了维护公平和效率，促进竞争与创新，维护消费者利益，现代反垄断法就由此而产生了。而作为反垄断法适用例外的知识产权所保有的法定垄断权并不表示于知识产权领域作出的任何行为都能豁免适用反垄断法。一旦行为构成了对知识产权的滥用，对市场竞争造成实质性限制后果时，就应该适用反垄断法。由此，知识产权与反垄断可以说是仅有一线之隔、比邻而居的。如果双方均合理适用自己保有的权利就应是相安无事，甚至可以是携手合作共同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但当权利遭到滥用，即越线时，情况就会截然不同。
实践中，借知识产权之名滥用权利行市场垄断之实的通常均是具有相当实力规模的大企业，反垄断法对其进行规制使得有人据此推断，保护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是水火不相容的，反垄断法的施行会影响经济“航空母舰”的成长。其实不然。对于由合法竞争而取得的市场主导地位以及依知识产权法依法取得的适度范围内的垄断，法律是当然进行保护的。只有当某些大企业滥用这种垄断或地位作出违法的实质性的限制、损害竞争的行为时，反垄断法才会对此行为进行规制。即“反垄断法反对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大企业，而是任何独占市场的企图；它所努力消除的并非简单的企业优势，而是借助该种优势对于竞争机制的扭曲与蹂躏；它所限制的并非企业通过先进的技术、优秀的策略等正当商业行为而获得的市场支配地位及高额利润，而是出于减灭竞争压力、长期轻松获取利润的目的，以非正当的方式对于该地位的维持与滥用；它所保护的并非弱小企业的弱小，而是保护它们获得平等的发展地位”。 [③] 也就是说，反垄断法的规制在一定意义上来讲是“对事不对人”的，其对滥用知识产权进行垄断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的目的在于保证正当正常的竞争不被人为地非法限制，保证相关主体权利义务的平衡，维护创新的活跃、竞争的自由以及消费者的利益和经济的正常有序发展。
联系到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以及相关的反垄断规制，前者的真正建立也就十几年的时间，正处在不断发展完善的进程中；而后者更是尚未真正起步，没有完整系统的法律，更不用说专门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反垄断法，只是在《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规中有一些零星的规范。
近年来，我国对外开发不断扩大，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为了改善投资环境，也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越来越强调严格保护和适用知识产权，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不可忽视的是，国外先进技术及大量资本在进入我国市场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拥有这部分资源的一些跨国公司也相对比较容易在我国相关市场上取得支配地位。当他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优势限制或排斥合理竞争时，对我国的竞争秩序和民族经济发展的冲击及不利影响也同样是相当巨大的。可叹的是，我国对此却不能依法加以规制，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因为师出无名：我们没有与此相关的法律制度。于是，一方面，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别国法律的制约，另一方面，我们却无法对国外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垄断行为进行任何规制。对此，我们除了在根本上奋起建立更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以外，还应及时建立与之相协调配合的法律制度，如反垄断法，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我们的权益。
❽ 反垄断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关系
《反垄断法》的制定与实施，是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向国民昭示，违反公平竞争秩序的垄断行为，是为我国法律所不允许的违法行为。该法的实施将对我国经济生活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它对于规范我国公平竞争秩序，防止和制止损害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的垄断行为具有十分重 应当说，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之所以不适用反垄断法，是因为知识产权本身是一种合法的垄断权，赋予这种垄断权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当然，由于知识产权也存在滥用和垄断的可能，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之间存在着的一定的对立、冲突要的意义与我国其他法律、法规相比，反垄断法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规制具有独到的特点和优势，这就是在反垄断基本法中宣誓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应予以规制。通过在反垄断法中规定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可以为其他法律规制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以及在实践中处理滥用知识产权行为，提供十分明确的法律依据。
但是，反垄断法对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规定仍显简单。从法条规定看，仅一个法律条文。反垄断法既没有明确界定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涵义，也没有明确列举哪些行为属于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关于如何界定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可以将其理解为知识产权人行使自己的权利时超越了法律所准许的合法范围，构成了对他人合法利用知识产权的妨碍，从而损害了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知识产权滥用是与知识产权的正当使用相对而言的。衡量知识产权是否被滥用的标准在个案上是要看知识产权人行使权利的行为是否越出了合法垄断的范围，在宏观政策上则是要看知识产权人行使知识产权是符合知识产权法的公共政策目标。
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定为其他相关法律，包括知识产权专门法律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我国的基本的知识产权专门法律，如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在充分而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人利益的同时，也有必要对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做出原则性的规定。事实上，知识产权制度本身即是一种保护知识产权与合理限制知识产权的利益平衡的制度。在未来修改我国相应的知识产权专门法律时，确实需要做出相应的修改。
实际上，我国专利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已经涉及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知识产权许可中发生的反竞争行为，以及知识产权人在维权中的滥用行为，包括滥用诉讼权利、滥用临时禁令等。
反映了国内企业对制止不合法垄断行为的热切期望，因为微软是跨国巨头，拥有强大的科技经济实力，特别是在利用知识产权控制市场和技术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当然，依照反垄断法起诉实施实施违反该法的垄断行为是一种个案，究竟谁会成为中国反垄断“第一”被告，还取决于现实中具体发生的情况。
❾ 为什么要强调知识产权的垄断性
知识产权是权利人对法定的智力成果所享有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总称。虽然各个国家对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有不同的观点，但一般而言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与邻接权，同时还包括未披露过的信息专有权【商业秘密】以及与防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权利。
知识产权是一种权利垄断，知识产权人因此而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首先，知识产权人取得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垄断利润。知识产权人所据有的智力成果一般是他人所未曾知道的，这使得知识产权人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转化为经济利益便成为知识产权人的垄断利润。其次，知识产权的垄断具有合法性。知识产权是法律设定的，知识产权制度是法律规定的体现。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功能是将智力成果的垄断性授予知识产权人，赋予知识产权人在一定地域和时间内排除他人使用该智力成果的权利。法律对知识产权垄断地位的维护是通过两种途径进行的：一，国家通过对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限制;另一方面法律直接赋予权利人反不正当竞争权。正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使得知识产权这种垄断性区别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垄断，后者是通过竞争，在竞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一种客观经济现象;而前者是对一种成果的法律确认，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因此经济学意义上的垄断是可以通过垄断后的再竞争来打破的，而知识产权这种垄断一旦形成，在法定期间内便排除了瓦解的可能性。再次，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使得知识产权人之外的使用人因不慎而侵权的可能性大大高于有形财产的使用人，知识产权人之外的使用人必须支付一定费用来确定自己所使用的智力成果是否会侵权，即使该智力成果是通过自身的研究获得的。
没有合法的垄断，就不会有足够的信息产生;有了合法的垄断，又不会有太多的信息被使用,不可否认的是知识产权具有促进竞争的一面，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智力成果，常常是初始权利人为竞争的目的或在竞争过程中创造的。知识产权的合法垄断权力，造成进入壁垒，从而为权利人带来垄断利润，受知识产权带来垄断利润的引诱，人们产生了为拥有垄断权力而竞争的激励，鼓励人们创新。不过这种竞争只能是在不与在先存在的享有知识产权的智力成果相冲突的前提下进行的。但是知识产权毕竟是一种私法上的权利，不能违背私法中的诚实信用、公平等基本原则。知识产权人在获得巨大垄断利润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到私法关系其他主体的权益。不尊重知识产权与不尊重其他主体的权益同样是对法律的违背。因此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更应当限制处于优势地位的知识产权人所实施的反竞争行为。所以要强调知识产权的垄断性。
❿ 保护知识产权会不会造成知识垄断
溯知识产权形成的历史可以知道，其前身正是肇始于封建社会皇家授予的一种独占垄断权。在近现代社会推动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这种特权逐渐演变成为法律赋予权利人对特定客体的一种合法独占垄断权，权利人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能够排他性地享有、行使其知识产权。因此，知识产权在通常情况下是作为反垄断法适用的例外而存在的；其“垄断性本身就是刺激科技进步、鼓励科技创新与垄断智力成果之间折衷调和的产物”。 [①] 在现今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随着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的生产、传播和使用，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和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一趋势的不断加强，一方面使得社会进步越来越快，另一方面也使得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越来越多元化与规模化。这就必然要求更有效地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调整保护范围和保护期限，提高保护水平，加大保护力度。据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世界各国，包括我国在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断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