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交换模式

①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模式有哪几种

基本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有三种立法模式
大陆法系各国关于依法律行专为的物权变动，大致有债属权意思主义、物权形式主义和债权形式主义三种立法模式。
(1)债权意思主义。指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无须当事人的合意，即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不以任何物质形式的作成为必要。《法国民法典》采用的就是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
(2)物权形式主义。指物权因法律行为而变动时，除须另有物权变动的合意外，尚须践行登记或交付的法定形式，才能成立或生效的立法主义。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为《德国民法典》所确立。
(3)债权形式主义。指物权因法律行为而变动时，不仅需要当事人债权之合意，而且须履行登记或交付的法定形式，始能成立或生效的立法主义。

② 物权变动模式的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之比较

物权变动模式要解决的是物权变动的条件问题，一般认为，德国、法国、瑞士三国民法典的规定具有代表性，即前述之物权形式主义、债权意思主义与债权形式主义。三种模式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认可“物权行为”这类表面化问题，而在于形式化与物权变动的原因两个方面。
就形式化而论，德国、瑞士同宗，即物权变动需要一定的外在形式；就物权变动的原因而论，法国、瑞士一家，即物权变动基于债权意思的表示。在形式主义模式下，由于贯彻物权变动原因与变动结果的区分原则，从而所谓物权变动是否需要原因(即无因性或有因性)是在变动原因是否影响变动结果意义上而言的。意思主义没有所谓区分问题，物权变动为债权意思生效的当然结果，因而所谓物权变动是否需要原因只能是在物权变动结果以债权意思为因的意义上理解。但无论如何，这种有因化的内部差异只是表现在物权变动结果是基础行为的直接结果，还是需要具备其他要件才能构成方面。基础行为本身独立于物权变动结果而存在。
依孙宪忠先生研究，意思主义模式与形式主义模式在不动产物权理论上有如下差别：
1．依双方法律行为创设、移转、变更、废止物权时，意思主义模式认为该行为仍然是契约或者合同，不认为该种契约与一般债权法的契约有本质的不同。而形式主义模式把该种行为规定为两种契约：一种是目的在于建立、变更或解除债的法律关系的契约，就是债法上的合同；另一种是以物权的创设、移转、变更、废止为目的而成立的契约，这种契约是物权契约。在德国民法中，这两种契约有着本质的不同。为强调其不同，《德国民法典》将物权契约命名为“合意”(Eini-gung)，以示其与债权法上的契约或者合同(Vertrag)的区别。在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中，债法上的合同为原因行为，而物权契约为结果行为。
2．依意思主义之模式，物权变动的双方法律行为以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为生效的唯一要求，这一点与一般的债权法上的合同并无区别。但依形式主义之模式，当事人的物权合意的生效除要求双方当事人对物权各项变动意思表示一致之外，还要求必须将其合意进行不动产物权登记，不登记者无效。
3．对双方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意思主义模式认为它是债的合同的当然结果，因此债的合同的无效必然会导致物权变动行为的无效；而形式主义模式认为它与债的合同无关，作为原因行为的债的合同的无效不能导致物权变动的当然无效，因为物权变动被认为是物权合意的结果，它是当事人之间的另一个有效的协议，即物权契约。
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是一个思想解放和斗争的曲折过程。罗马法早期的严格形式主义为所有权笼罩上了神圣的光环，这绝非理性认识的结果，而纯系古代资源稀缺状态下对物的盲目崇拜所至。帝政后期，开始出现了观念交付。但此时出现的观念交付并非承认物权变动可以通过当事人的意思直接实现，而完全是为了交易便捷的需要。至法国民法典时，人性之光极盛，遂将物权变动直接视为人的意志的结果，无须任何形式要素。此后，商品经济的发达使交易安全的保护越来越受到立法者的重视，物权变动要承担维护交易安全的义务。因而，《奥地利民法典》选择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应当是考虑到维护交易安全的需要。《德国民法典》则按照这一思路通过物权形式主义的方式将交易安全的保护推向了极致。《奥地利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均要求物权变动要具备一定的形式。由此，也就形成了近代以来物权变动模式意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立。
在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登记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在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登记则非物权变动要件，这是这两者的根本区别。从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考察，物权形式主义与债权形式主义的区别主要在是否承认“物权行为”或者说是否承认物权的无因性。
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截然分开，债权合同仅使债权发生变动，若欲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在债权合同之外，还需有专以引起物权变动为使命的物权合同和公示形式，即“物权合意+公示”。债权形式主义将物权变动规定为债权意思表示的结果，并不要求债权意思表示之外的另一以物权变动为直接目的的意思表示，若欲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在债权合同之外，还必须进行公示，即“债权合意+公示”。概言之，无公示，即无法完成物权变动，这样观念中的交易就外化为一定的物质形式，社会借此获得了认识当事人之间物权变动法律关系的手段。
从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考察，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认为，物权变动仅以当事人的意思合意足矣，即纯粹根据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就可发生物权的变动，交付或登记行为仅作为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且物权变动为债权意思生效的当然结果，并不存在“物权合意”一说。
但需要指出的是，当代法国法的意思主义为相对意思主义，法国物权变动的发展过程是意思主义形成流程和公示主义相互影响与排斥的互动过程，并最终妥协与调和，合流为意思对抗主义。也就是说，目前我们所研究的意思主义为相对意思主义，其与绝对意思主义已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尽管物权的变动仅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能发生，但却要以登记或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严格说来“公示”已被引入意思主义模式。不应以绝对意思主义的观点否定相对意思主义，这种否定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公平。
造成物权变动模式立法差异的原因，如于海涌先生指出的，尽管“债权具有相对性，物权具有绝对性，但是，债权往往是物权发生之原因，而物权往往又是债权履行之结果。我们不难发现物权变动其实并不纯粹地属于物权法的范畴，也不纯粹地属于债权法的范畴，而是处于物权法与债权法的交叉口上”。各国往往因为坚持不同的基本理论而导致立法体例中的制度设计相差甚远。在我国讨论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时，学者们尽管认为无孰优孰劣之分，但主流还是对形式主义情有独钟，大都认为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在制度构建上存在的颇多缺陷。
其实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与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各有利弊。意思主义将公示与物权变动本身分开，不以公示作为物权变动要件，因而交易较为便捷。应当说，意思主义将物权变动从形式的樊笼中解放出来，使物权交易得纯然地依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地发展，是对古代法形式主义的超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意思主义模式对物权变动缺乏必要的能够为外界知悉的表征(公示)，过于强调主体的意思而忽视了交易安全的社会价值，很容易使第三人遭受不测之损害。形式主义将公示与物权变动本身结合为一体，“无公示，即无物权变动”，有利于统一确定物权变动时间，使物权的归属关系明晰化，这对保护交易安全特别是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较为有利。但形式主义模式并非形式主义论者想象得那么完美，也存在固有的局限。形式主义的局限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在价值取向上，形式主义过于注重形式，强调交易安全，忽略了对于交易效率的要求；二是过分强调公示，从而抹杀了当事人间不必公示的交换利益。通说认为意思主义模式注重当事人的意思和交易的效率，形式主义模式偏重于交易秩序的维护。

③ 我国物权法确立的物权变动模式是什么

我国物权法确立的物权变动模式是：

1. 是否承认物权公示方法的公信效力?由此可区分是内属于形式主义立法还是意思主容义立法。

2. 形式主义立法下是否应当承认物权行为理论，若承认之，则为物权形式主义立法例；若不承认之，则属债权形式主义立法例。

④ 试述我国物权法确立的物权变动模式

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的要点：

1、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必须是有效的法律行为;

2、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公式化表述：(有效债权行为+登记=不动产物权变动);

3、交付是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公式化表述：(有效债权行为+交付=动产物权变动);

4、对于船舶、飞行器、机动车等重要交通工具的物权变动，非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用公式表述：(有效债权行为+交付=重要交通工具物权变动+登记>第三人)。

法律依据：

关于采债权形式主义的法律条文有：

《物权法》第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

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25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4)物权交换模式扩展阅读

关于例外的采意思主义的法律条文有：

《物权法》第127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158条规定：“地役权自地役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地役权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⑤ 甲乙丙物权交换

列方程有点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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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物权变动的变动模式

债权意思主义
债权意思主义是指法律认定以债权法上的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直接引起物权变动，如《法国民法典》第1583条规定，物权随着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变动。法典实施50年后，在1855年制定的《不动产登记法》规定物权变动不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这种立法体例把不动产登记作为对抗的效力，而且只针对不动产。
登记对抗主义
19世纪末期，日本制定民法典借鉴了法国的做法，进一步明确规定，把不动产登记扩大到动产领域。《日本民法典》第176条规定，物权变动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为生效；第178条规定，不动产不登记，动产不交付，不得对抗第三人。
公示要件主义
即债权形式主义。典型的为奥地利的物权变动模式，当物权因法律行为发生变动时，当事人除了有债权合意之外，尚需要进行登记或者交付的法定方式，即进行公示，方发生效力。如《韩国民法典》第188条规定，“在不动产场合，基于法律行为的不动产物权的取得、丧失及变更，非经登记，不生效力。关于动产物权之让与，非将动产交付，不生效力。”
物权形式主义
德国法的物权变动模式以物权意思表示作为本质，以登记或交付作为外在形式。从立法模式上来看，意思主义以债权的意思作为物权变动的依据，产生物权与债权划分不清的弊端，也存在两种权利的本质划分不清的问题，德国的做法较为理想。该理论也称“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即物权行为的成立及有效不受债权行为的影响，具有无因性的特点。

⑦ 物权变动模式的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

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是一个如何运用民法语言来解释、表述生活世界的问题。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民事立法上选择何种模式，是该国家或者地区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法律历史环境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脱离各国的具体立法环境来评述各种模式孰优孰劣。下面从社会经济条件、法律历史环境、法律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分析其与物权变动模式选择的关系。
(1)社会经济条件。1804年公布的法国《民法典》，展现给人们的社会风景更多的是农村风景而非都市风景，生产的规模和社会化程度都处于较低的水平：参与市场交易的主体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以及雇用少数工匠的小工业主和小作坊主，交易对象是特定物，对商业信用没有太大要求。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正是着眼于与这种特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特定物交易。
形式主义的典型代表德国《民法典》制定于19世纪末期，当时的德国工业化生产的规模和社会化程度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经济活动的重心从农业向商业和工业逐渐转移，国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大市民阶层；主要民事主体不再是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和小作坊主，而是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企业家和农场主，交易对象主要是种类物和未来物；信用交易的发展使物权和债权的成立在时间和职能上发生分离，并由此引发了物权和债权在现代的对立，从而使交易出现了对于形式主义的要求。可以这样说，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正是着眼于对现代盛行的信用型契约的交易形式的规制。
(2)法律历史环境。从法律的价值取向来看，法国《民法典》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成果，自然法思想对其具有重大影响，正如有学者所言，自然法思想之于法国《民法典》，被认为是“成文法的见证人或守护者，给予所有规则以生气，对规则加以说明和补充，并分别赋予其真正地位”。以自然法思想为基础，法国《民法典》主张个人意思及自由的绝对权威，强调国家对于个人的干预必须是最低限度的，从而实现市民阶层追求自由、平等的要求。并且，自然法思想主张所有权是一种纯粹的观念性构造，其转让只要有单纯的观念形态的合意即可，即只要经过原所有人的同意就足以取得所有权。因此，意思表示一致即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是适应当时法国的历史背景的。
1900年公布的德国《民法典》则有所不同，其产生之时，个人主义的经济观念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虽然仍在盛行，但新的经济思想即国家应该有规律的干预各种力量的自由放任，从而保护经济上的弱者的思想也已经产生。德国《民法典》处于两个时代的交接点，它的双足仍然立于自由市民的、罗马个人主义法律思想的土壤之上，但是，它的双手已踌躇迟疑地向新的社会法律思想伸出。因此，德国物权变动模式，一方面体现了自然法思想，物权变动的基础建立在当事人的物权合意之上，另一方面又适应了新的社会法思想的要求，物权变动必须具备一定的外部形式。
(3)法律文化传统。从法律的文化传统来看，法国《民法典》深受罗马法和习惯法的影响。法国南部形成了深受罗马法影响的成文法地区，而北部则形成了以日耳曼习惯法为基础的习惯法地区，两者并非截然对立，成文法地区也存在一些成文规定的习惯，习惯法地区的人们也并不是全面拒绝罗马法。而法国《民法典》的制定者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通过法典形式来协调两种法律传统。在罗马法上，“交付”是重要的所有权取得方式，而当事人单纯的合意仅能发生债权关系，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法国民法为“符合法国民法中简化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不讲求行为形式，民事行为不需司法的或行政的事先授权的倾向”，在继受罗马法的过程中尝试运用“假装的占有改定”或者“交付的契约条款”，即在契约中规定如下条款：“卖主虽未交付标的物，但买主仍根据这一事实取得占有。”于是，物权变动理论逐渐被改造为“所有权的移转无需以标的物的交付为要件”，并规定于法国《民法典》第1138条第1款。
德国《民法典》同样受到了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深刻影响。在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上，德国选择了物权形式主义模式，一方面，它继承了罗马法的传统，认为当事人间单纯的合意仅发生债权关系，并不能发生物权移转的效力；另一方面，德国对于不动产转让实行实质审查制度，为了克服这种制度带来的国家对于市民生活过度干预的弊端，学者们提出了物权契约理论，使登记官的审查对象由债权合同变为物权行为，并且该理论为德国《民法典》所采纳。

⑧ 物权变动的模式有哪些

一：物权变动模式是指物权发生、变更、消灭的法定方式。

二：物权变动模式大体上分为两种，即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模式。

1. 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

谓意思主义，就是指依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如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可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除此之外不再需要其他的要件。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可分为绝对意思主义和相对意思主义，前者是指物权仅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可发生绝对的移转效力，意思主义的确立是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制定为标志。其立法学者把合同视为当事人间的法律，将契约自由的民法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强调国家对个人的干预必须是最低限度的，正如孙鹏先生指出“《法国民法典》最初奉行的是‘绝对意思主义’，公示手段对物权变动没有任何意义”。但由于该模式使物权变动的公示性特征丧失殆尽，有违物权的可支配性特征，现今已没有国家采取此例。后者是指买卖契约有效成立时，所有权即行移转，但非经登记(不动产)或交付(动产)的物权，只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不得对抗第三人。

2. 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

形式主义，则是指物权变动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之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又可分为物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和债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前者是指物权变动需要一个单独的物权行为，才能导致物权的变动。即认为物权变动仅有债权法上的意思表示还不够，还需有当事人独立的物权合意，并且这种合意需通过一种法定的外在形式——交付或登记——表现出来，物权才发生变动。后者是指物权因法律行为发生变动时，当事人除了债权合意外，还必须履行登记或交付的法定方式。就是在承认债权意思的同时，承认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

⑨ 中国物权变动模式

在物权法出台之前，通过对我国民法体系中关于物权变动规则分析，很容易看出我国采取的是一种相当于折衷主义的立法模式。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担保法》41条关于不动产和准不动产的抵押规定为：“当事人依本法四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第43条关于动产抵押规定：“当事人以其他财产抵押的，可以自愿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等等。我国的这种立法模式，一方面认为债权的意思表示即为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不承认物权行为；同时又认为仅有物权变动的意思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还必须经过登记或交付，也就是公示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动产抵押上，我国民法规范采取的却是登记对抗主义。

总体说来，我国民法现有规范关于物权变动采取的变动规则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但是却缺乏理论和制度上的逻辑性。

我国目前正在讨论中的《物权法草案》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登记；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同时规定， 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第二十七条规定， 动产所有权的转让和动产质权的设立等，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交付时发生效力。第二十八条 规定船舶、飞行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等等。

物权法草案采取的立法模式大体上是继承了我国民法原有的立法模式，采取的是折衷主义，不动产的公示为登记，动产的公示为交付，经过公示后，物权才能发生变动的效果。由于准不动产的价值大小不一，对其无论是以登记为公示方式还是以交付为公示方式，都不能完全符合社会经济流转关于交易安全和迅速的要求，所以对于准不动产物权的变动，物权法草案以交付为物权发生变动的要件，以登记作为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

在我国现行理论及实践框架下构件物权变动规则以及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的思考

物权变动不管采取的是哪一种立法模式，其最重要的效果就是能够维护市场交易的安全和迅速，要维护交易安全和迅速，关键在于能够在保护交易时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同时，兼顾交易双方的交易公平。法国式的“公示对抗主义”偏重于交易的迅速，但是却是以不安全的交易为代价的，为了保障交易的安全，法国的动产与不动产都使用的是善意取得制度。但是在我国现在市场经济民事法律体系下，显然是不能对动产交易和不动产交易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德国式的“形式主义”立法，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只要物权行为一经设定，物权就告移转。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使得在原因行为有瑕疵的时候，如债权合同被撤销或者无效的时候，物权的权属状况仍不改变，卖方只能够依照不当得利向买方行使请求权。但是，物权行为无因性却能够很好的保障第三人的利益，符合交易迅速的要求，第三人再向买方交易的时候，只要求买方的物权符合法定公示的要求，而不必担心其物权原因是否有瑕疵。我国采取的是相当于折衷主义模式，我国的物权法理论的主流并不赞同物权行为无因性，当债权合同因为瑕疵被撤销或无效后，卖方可以以物上请求权向买方请求返还，这样更有利于保护买卖双方的利益。这种折衷主义模式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认了物权行为的客观性，但是我国的物权法理论为了避免无因性对出卖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否定了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本人认为，我国的这种立法模式有利于保护交易中第三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但是，应当从理论上对它进行完善，并从形式上构建逻辑严明的立法模式。

首先，应当承认物权行为的客观性，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物权变动立法找到理论上的依据，但是，承认物权行为并不意味着必须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物权行为的有因还是无因只应该是立法的选择而已，应当从实践上，从制度是否能实现市场经济的交易迅速、安全和公正上来确定。

其次，我国的物权变动理论规定了公示公信原则，但是不能仅仅依照这个原则来实现交易的迅速和安全，而是要对它进行一定的补充和完善。公示原则规定物权的变动必须以一定的可以从外部查知的方法表现出来。公信原则是指物权的变动公示后，当事人如果信赖这种公示而为一定的行为，即使登记或者交付所表现的物权状况与真实的物权状况不相符合，也不能影响物权变动的效力。物权法草案中也规定了相应的原则，不动产以登记，动产以交付为公示方式。可以说公示为处于交易之外的第三人提供了保障，只要没有公示就没有物权变动，以公示确定权利的性质与归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定纷止争，维护交易安全。公示的公信力重在保护第三人，真正的权利人即使能够举出确凿的证据证明公示暇疵确实存在，而且自己对于公示的暇疵并无过错，对公示的公信力仍不产生影响，第三人仍可藉公示的正确性推定和自己对于公示的暇疵不知情而获得保护。 最后，不动产和动产虽然都属于财产范畴，但是他们的性质却有很大的差别，在我国现有的立法框架中，不动产的公示方式和动产的公示方式从效力上来说也是有差别的，所以，本人认为应当区分不动产和动产，确定物权变动的规则以达到有利于促进交易，保障交易安全的目的。

关于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

对不动产适用公示公信原则来确定财产的归属与变动符合物权变动迅速和安全的要求。

不动产权属和变动的公示为登记。不动产登记是权利人申请国家有关登记部门将物权的设定移转、变更、消灭等物权事项依据法定的程序记载于登记簿的事实。它包括以下几个要素:第一，登记机关。此即对不动产的权属和相关事项进行记载的人或机构;第二，登记对象。即作为物权客体的物。 第三，以书面记载的方式实现。口头的方式一般不能成立登记。但是书面记载可能包括多种形式，可以表现为一般的记载，也可以表现为正式的登记表格填造，还可能是计算机数据库的建立等等。以不动产的登记作为物权公示的方式有以下几个优点，首先，由于登记机关是国家的相关部门，所以其形式上的准确性可以得到保障，并且不会有被随意更改的危险。其次，这种登记能够以一定方式被外界知晓。不动产登记制度作为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具有相当的公信力。第三人基于不动产公示，能够取得不动产的所有权，这对于保护善意第三人是十分有利的。最后，不动产物权的登记，很少会产生错误登记，即使产生了错误，由于其责任在登记机关，而登记机关是公权力机关，对于利益的损失人，能够进行有力的赔偿。当然，不动产登记公示的优势是建立在登记审查制度的严格、严密的条件下的。在建立了完善的登记制度后，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使用公示公信制度就能够很好的保障交易的迅速和安全。

我国的物权法草案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进行了法条上的规定。这种不动产物权的公示公信制度适合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同时这种立法模式，实质上是承认了物权行为的客观性。债权行为不能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而是要经过登记，登记后才能产生物权变动。并且这种物权在转给第三方的时候，第三方不需要考虑前手的交易是否有瑕疵。我国的物权法理论主流不承认物权行为的客观性，但是在立法实践中，却体现了承认性的效果。

⑩ 物权变动模式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分类

物权变动模式大体上分为两种，即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模式。
(一)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
所谓意思主义，就是指依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如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可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除此之外不再需要其他的要件。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可分为绝对意思主义和相对意思主义，前者是指物权仅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可发生绝对的移转效力，意思主义的确立是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制定为标志。其立法学者把合同视为当事人间的法律，将契约自由的民法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强调国家对个人的干预必须是最低限度的，正如孙鹏先生指出“《法国民法典》最初奉行的是‘绝对意思主义’，公示手段对物权变动没有任何意义”。但由于该模式使物权变动的公示性特征丧失殆尽，有违物权的可支配性特征，现今已没有国家采取此例。后者是指买卖契约有效成立时，所有权即行移转，但非经登记(不动产)或交付(动产)的物权，只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不得对抗第三人。由于“绝对意思主义”的弊害，法国民法典的登记规定招致各方面的批判，终于1855年将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对抗第三人的条件，公示对抗主义(相对意思主义)模式在法国最终形成。法国这一模式为后来的日本所接受，其《民法典》第177、178条即是非经登记(不动产)或交付(动产)，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之规定。
(二)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
所谓形式主义，则是指物权变动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之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又可分为物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和债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前者是指物权变动需要一个单独的物权行为，才能导致物权的变动。即认为物权变动仅有债权法上的意思表示还不够，还需有当事人独立的物权合意，并且这种合意需通过一种法定的外在形式——交付或登记——表现出来，物权才发生变动。后者是指物权因法律行为发生变动时，当事人除了债权合意外，还必须履行登记或交付的法定方式。就是在承认债权意思的同时，承认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
德国法为物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的代表。比法国民法典晚近一个世纪的德国民法典之所以采取了与法国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一方面是随着民法理论的深入，实务中法国民法中的“同一主义”缺陷的逐渐暴露，德国采取了与法国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另一方面是深受罗马法查士丁尼《学说汇纂》的影响，德国采取了物权形式主义。采用这一模式与著名的民法学者萨维尼提出的物权行为理论有关，萨维尼以物权交易中的交付行为为例子，提出了与传统的债权行为相对的物权行为理论，最著名的一段是：“私法契约是最复杂常见的……交付是一种真正的契约，因为它具备契约的全部特征：它包括双方当事人对占有物和所有物转移的意思表示，行为人据之确定彼此间法律关系。仅该意思表示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交付还不够，因此还必须加上物的实际占有取得作为其外在的行为，但这些都不能否定其本质是契约。比如一幢房屋的买卖，人们习惯上想到它是债法上的买卖，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人们都忘记了，随后而来的交付也是一项契约，而且是一项真正的契约，的确，只有通过交付它才能完成交易。……在诸如向乞讨者施舍的场合里，包含着真正的契约，既存在着让与和受领的意思合意，然而在这里却不存在着任何债权，所有这些事例不正是说明了物权契约的存在吗?”
在这一基础上，德国法学界将物权行为从动产交付扩大到不动产登记以及其他法定形式，认为物权变动仅有债权法上的意思表示还不够，还需有当事人独立的物权合意，这种物权合意是在双方订立债权契约之后又形成的单独就物权变动的合意。并且这种合意需通过一种法定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物权才发生变动。这样一来，便产生了物权公示制度，将物权的归属和变动的状态展示给世人，从而保护交易安全。
根据这一模式，区分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而物权行为是处分行为的一部分。债权法上的合意产生负担行为，物权法上的合意产生处分行为，因此物权法上的合意是物权变动的真正原因。物权变动之时不在负担行为生效之时，而在处分行为生效之时。如《德国民法典》第873条第1款：“为转让土地的所有权，为以某项权利对土地设定负担，以及为转让此种权利或者对此种权利设定负担，权利人和相对人之间必须达成关于发生权利变更的合意，并且必须将权利的变更登记到土地登记簿中，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921条：“为转让动产的所有权，所有人必须将该物交付给取得人，并且所有人和取得人必须达成关于所有权应移转的合意。取得人正在占有该物的，只需要有关于所有权移转的合意即为足够。”
债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认为发生物权变动，不仅需要债权法上的意思表示，还须履行登记或交付的法定方式，即公示为物权变动的成立或生效要件。一方面，它区分债权变动与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基础，认为当事人之间生效的债权合同仅能引起债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生效的债权合同结合交付或者登记手续的办理，方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这与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不同。另一方面，它并不认可在债权合同之外，另有一独立存在的，专以引起物权变动为使命的物权合同，认为无论交付抑或登记手续的办理都是事实行为。经由此类公示方法的采用，实现合同的交易目的——引起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发生。最典型的是《奥地利民法典》(1811)、《瑞士民法典》(1912)以及1958年制定的《韩国民法典》。
毫无疑问，各国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都是其本国长期历史传统、社会生活实践与法学理论研究相互融合的产物，自有其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