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档案馆知识产权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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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儿保存了一个比较老的案例.我觉得不错，还是网络著作权纠纷的，而且是二审。涉内及到域名、网页设容计、网络证据取证等内容，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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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青岛网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星公司）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青岛英网资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网公司）网页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上诉人网星公司不服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01）南法民初字第30306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

2. 中美知识产权案例分析

我从上海公司律师网找了个案例：http://www.corplaw.sh.cn/Newsinfo.asp?id=20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7）沪高民三(知)终字第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490号。
法定代表人朱兴宜，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军，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一舟，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路33号。
法定代表人丁成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斯伟江，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鹏彬，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真北路1425号。
法定代表人杜哲思，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斯伟江，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鹏彬，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刀剪总店公司)因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5）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7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刀剪总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军、刘一舟，被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张小泉集团)和被上诉人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德龙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斯伟江、吴鹏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成立于1956年 1月6日，开业之初名称是上海张小泉刀剪商店，1982年、1988年、1993年先后变更为张小泉刀剪商店、张小泉刀剪总店、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 2006年3月24日，原告因企业改制更名为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1987年1月30日，原告经核准注册了“泉字牌”图形商标。1993年10 月，国内贸易部授予原告为中华老字号。
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前身为杭州张小泉剪刀厂。1964年8月1日，杭州张小泉剪刀厂经注册取得张小泉文字与剪刀图形组合的“张小泉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日用剪刀，注册号为46474。 1981年5月1日，“张小泉牌”商标又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核定使用商品第20类剪刀，注册号为129501。1993和2003年连续获得续展，有效期至2013年2月28日。1991年2月28日，杭州张小泉剪刀厂经注册获得“张小泉”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第8类(包括剪刀和日用刀具等)，注册号为544568。2001年续展注册，有效期至2011年2月27日。1997年5月7日，上述两商标均转为国际分类，核定使用商品第8类(包括刀剪等)，有效期自1997年5月7日至2007年5月6日止。1997年4月9日，“张小泉牌”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2000年12月27日，杭州张小泉剪刀厂因企业改制更名为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2001年5月14日、8月14日，“张小泉牌”及“张小泉”注册商标先后经核准转让给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
2005年4月21日，原告刀剪总店公司在被告麦德龙公司处购得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生产的KSX－195G不锈钢民用厨刀、ZG－175不锈钢斩骨刀、HBSJ－174精制不锈钢家用剪、 HSSJ－185精制不锈钢强力剪、MY2000－1不锈钢民用剪(2000型)、NS－7不锈钢合金指甲剪、SSJ－125精制不锈钢剪各一把。上海市黄浦区第一公证处对上述购买过程进行了公证，并于同月26日出具了(2005)沪黄一证经字第4539号公证书。
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购买的不锈钢民用厨刀包装盒正面的上方自左向右标有“张小泉牌”商标及“中国驰名商标”字样，左下方自左向右标有“创立于1663”字样、“张小泉”商标及产品名称，其中“张小泉 ”商标的背景图案由醒目的红色菱形与黑色正方形叠加形成，“创立于1663”字样紧邻在“张小泉”商标的左侧；包装盒的左侧标有“三百年历史 三百年盛誉”字样，右侧标有生产单位名称及货号。不锈钢斩骨刀包装盒正面的上方自左向右标有“张小泉牌”商标及“追求卓越品质”字样，下方依次标有“张小泉”商标、“since 1663”字样及产品名称。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购买的五种剪刀产品外包装的左上方自上而下均标有“创立于1663”、“张小泉”商标、“中国驰名商标”字样，“张小泉”商标的背景图案由醒目的红色菱形与黑色正方形叠加形成，“创立于1663”字样紧接在“张小泉”商标的上方；外包装的右侧标有货号及产品名称，下方标有“张小泉牌”商标及生产单位名称。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999)沪二中知初字第13号生效判决书认定：“根据杭州市档案馆及浙江文史资料选辑记载，‘张小泉’具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起初由张思泉带着儿子小泉开设‘张大隆’剪刀店，1628年张小泉又率子近高来到杭州，在杭州大井巷继续营业，招牌仍用‘张大隆’，后因冒名者多，于1663年改名为‘张小泉’刀剪店。小泉去世后，儿子近高继承父业，并在张小泉后面加上近记，以便识别。1910年，张祖盈承业。1949年，张祖盈因亏损宣告停产，并将张小泉近记全部店基生财与牌号盘给许子耕。杭州解放后，张小泉近记剪刀复生。1953年，人民政府将当时所有的剪刀作坊并成五个张小泉制剪合作社”。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刀剪总店公司系经营刀剪等商品的企业，符合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的经营者的身份，且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刀剪等商品上存在竞争关系，故原告刀剪总店公司有权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提起本案诉讼。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关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辩称，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主张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和“since 1663”的行为构成虚假宣传。原审法院认为，虽然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的创始人没有嫡传关系，但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前身杭州张小泉剪刀厂先后于1964年8月1日、1991年2月28日经注册取得“张小泉牌”商标和“张小泉”商标，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是上述商标的商标权人，其在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张小泉”商标的同时，标注“创立于1663”或“since 1663”，主观上是为了表明“张小泉”品牌创立于1663年的历史事实，故对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主张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上述标注方式构成虚假宣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主张，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商标虽于1997年被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但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未按照《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在驰名商标认定时间超过三年时重新提出认定申请，故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亦构成虚假宣传。原审法院认为，1996年8月14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明确，对于驰名商标认定时间未超过三年的，不需要重新提出认定申请。2003年4月1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了《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该规定于同年6月1日起施行，原《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现行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中没有关于经国家商标局认定的驰名商标需在一定期限后重新提出认定申请的相关规定。鉴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商标曾在1997年被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因此，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虚假宣传。原告刀剪总店公司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鉴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since 1663”和“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不正当竞争，故对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要求被告麦德龙公司停止销售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生产的上述产品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原告刀剪总店公司和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均系经营刀剪等同类商品的企业，且均与“张小泉”的创始人没有嫡传关系。双方因“张小泉”品牌的知识产权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诉讼，因此，双方在经营活动中均应依法规范使用各自与“张小泉”品牌有关的知识产权。本案中，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刀剪产品的外包装上将其“张小泉”商标与“创立于 1663”或“since 1663”字样结合使用和宣传的行为，显属不妥。为了正确区分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商标与“张小泉”品牌的历史，避免相关公众的误认和混淆，今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活动中应当依法规范使用“张小泉”商标和“张小泉”品牌。
综上所述，对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要求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停止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损失，要求被告麦德龙公司停止销售系争产品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刀剪总店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3,930元，由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负担。
判决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判，判令杭州张小泉集团停止在其生产、销售的刀剪产品外包装上不当标注“创立于1663”、“中国驰名商标”字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判令麦德龙公司停止销售杭州张小泉集团生产的上述不当标注产品；判令杭州张小泉集团赔偿上诉人损失人民币10万元；判令杭州张小泉集团赔偿上诉人合理费用人民币21,000元，其中公证费人民币1,000元，律师费人民币2万元。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 1663”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品牌的创始人均没有嫡传关系。杭州张小泉集团无论是企业、注册商标或是生产历史，均没有300多年历史。二、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在2003年6月1日《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施行前，驰名商标的管理应以《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为法律依据。在2000年“ 张小泉牌”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三年后，根据《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杭州张小泉集团应重新提出认定驰名商标的申请。由于杭州张小泉集团未提出申请，故该商标已不属于驰名商标，不能再适用《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三、原判要求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活动中依法规范使用“张小泉 ”商标和品牌的判决内容含义不明确，难以实行。
被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答辩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应予驳回。其主要答辩理由为：一、杭州张小泉集团有关“创立于1663”的标注不构成虚假宣传。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 ”刀剪品牌与创立于1663年的张小泉刀剪之间存在密切的传承及渊源关系，因此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刀剪产品包装上作系争标注，用以表明其刀剪品牌的渊源，不存在虚假捏造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有企业的历史都从登记起算，不可能成立于1663年，因此消费者对杭州张小泉集团在产品包装上的标注，只会理解为该品牌的源头和历史，不会形成“杭州张小泉集团成立于1663年”的误解。二、标注“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虚假宣传。《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已经被《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取代，后者中没有关于驰名商标超过三年必须重新进行认定的规定。《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也只是针对当事人要求工商局保护时，工商局可以要求重新认定。实践中，国家工商局没有重新认定过一件驰名商标。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商标广为人知，在2004年上海法院的判决中均认定“张小泉牌”商标为驰名商标，因此宣传驰名商标并不虚假。三、原判指出杭州张小泉集团行为不妥，是提醒其日后要更严谨、规范地使用权利。
被上诉人麦德龙公司答辩认为，其同意被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的意见；同时，其作为销售商，已经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无需承担责任。
二审中，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经营者违反诚信原则，实施误导消费者并损害同业竞争者合法权益的相关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中，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since 1663”和“中国驰名商标”的行为，系为表明“张小泉”品牌的客观历史及“张小泉牌”商标被国家商标局认定的驰名商标之身份，并非违反诚信原则、误导相关公众的虚假宣传行为，亦未损害刀剪总店公司的合法权益，故未实施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上诉人认为，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品牌的创始人均没有嫡传关系。杭州张小泉集团无论是企业、注册商标或是生产历史，均没有300多年历史。本院认为，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是否构成虚假宣传，关键在于是否会造成相关消费者的误解。首先，鉴于我国目前的企业和商标制度均系在建国之后设立，客观上我国企业和商标均不可能创立于 1663年。其次，“张小泉”品牌及历史在我国相关公众中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因此，即使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品牌的创始人没有嫡传关系，其在产品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也不会导致相关消费者误认为其企业成立于1663年或其商标权取得自1663年，故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不会造成相关消费者的误解，不构成虚假宣传。上诉人认为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构成虚假宣传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认为，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在2003年6月1日《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施行前，驰名商标的管理应以《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为法律依据。在2000年“张小泉牌”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三年后，根据《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杭州张小泉集团应重新提出认定驰名商标的申请。杭州张小泉集团未提出申请，故该商标已不属于驰名商标，不能再适用《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本院认为，首先，《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经国家商标局认定的驰名商标，认定时间未超过3年的，不需重新提出认定申请。该条款仅规定已被认定的驰名商标3年内无需重新认定，至于超过3 年的情况是否必须重新提出认定申请，该条款并无明确的表述。同时，该条款亦因在后生效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而被废止。其次，上诉人亦未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国家商标局曾要求其他驰名商标权利人重新提出认定申请或者曾有其他驰名商标权利人向国家商标局提出重新认定的申请。因此，上诉人提出的驰名商标被认定三年后应重新提出认定申请之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商标是否驰名，是一种客观事实状态。基于国家商标局曾认定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商标为驰名商标，而本院（200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27号生效判决书亦确认该商标为驰名商标，在上诉人未提供相反证据足以否定上述认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在法律并未禁止驰名商标权利人标注“中国驰名商标”的情况下，依法确认杭州张小泉集团将其“张小泉牌”商标标注为“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虚假宣传，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认为，原判要求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活动中依法规范使用“张小泉”商标和品牌的判决内容含义不明确，难以实行。本院认为，虽然原判认定杭州张小泉集团的相关包装文字未构成虚假宣传，但为了使杭州张小泉集团的相关行为更加规范，原审法院特别提醒杭州张小泉集团今后要注意规范使用自己的知识产权，并无不当。上诉人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930元，由上诉人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知识产权战略的现状分析

世界经济的每一次繁荣和新产业的兴起，发达国家经济的强盛，都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动下的技术创新分不开。全世界已有170多个国家实行了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加强和完善是国际潮流，这是因为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市场竞争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一)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现状亟须改观
如果以《商标法》的实施视为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开始，那么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实施至今已经有20年的历史。在《商标法》实施之后的10年内，全面完成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相继出台，在第二个10年内，对部分主要法律进行了修改和完善。然而，就在中国带着一套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加入WTO行列之后，才真正认识到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之旅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中，已进入中国的大约有400家。在过去的10多年里，跨国公司向中国申请的专利多数是现在迅猛发展的一些产业的核心技术，其战略布局相当超前。他们既注重扩大权利要求，又注重挤压我国的创新空间，以建立和巩固其知识产权的优势地位。现在，他们还开始联合起来、共同提出诉求，动辄由政府出面交涉。
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仍处在初步发展阶段，与我国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的需求，特别是与我国加入WTO后所面临的十分严峻的挑战不相适应。我国在知识产权竞争能力上，特别是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从专利来看，美、日等发达国家在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等关键技术领域占据绝对优势，大约占全球这些领域专利总量的90%。从商标来看，我国企业的商标注册量极少。如2OO1年全国有各类企业300多万家，平均近3家企业才拥有一个注册商标。而像美国雷诺士、日本东芝等公司，一家就拥有商标上万个。 按照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特的归纳，后发先至的国家，对于所在时代先进生产力及其产品，往往在第一阶段从外吸纳；第二阶段，合理制定保护性规则，侧重形成自主先进生产力；第三阶段，待生产力领先后，再回到自由贸易，利用比较优势获利。
姜奇平认为，我国知识产权当前存在相当大的问题：之一，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政策，不符合后发先至型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之二，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政策，不能充分保护企业利益；之三，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政策，不符合信息强国取向。成熟的知识产权战略，一定是一种可以趋利避害的中性博弈工具，我国目前尚缺乏一个整体的知识产权战略系统。

4. 试论地质资料档案开发利用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倪云英

（浙江省国土资源厅信息中心）

摘 要 地质资料是地质工作中形成的重要的基础信息，是国家宝贵的信息财富。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迅速发展，地质资料档案在各个行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地质资料档案利用过程中所存在的知识产权问题分析，提出了一些关于加强地质资料档案利用中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

关键词 地质资料档案 开发利用 知识产权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地质资料档案开发利用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地质资料档案开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地质资料档案是地质先辈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与智慧结晶，也是地质工作的历史记录与原始数据，具有非常珍贵的保存价值和利用价值。但是，地质资料档案在开发利用中，部分内容会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因此，在开发利用地质资料档案过程中，需要地质资料管理部门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采取一些相应措施，做好地质资料档案在开发利用工作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1 地质资料档案利用中存在的知识产权问题

近几年来，地质资料档案管理部门在开发利用地质资料档案信息为地质资料工作和经济建设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地质资料档案开发利用过程中，不少人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任意泄漏涉密信息等。地质资料档案开发利用中还存在不少知识产权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地质资料档案知识产权自然流失和地质资料档案知识产权人为破坏两类问题。

1.1 知识产权自然流失

地质资料档案知识产权自然流失是指不是由于人的直接行为而造成的知识产权流失。如自然灾害、意外灾祸等造成的地质资料档案的毁坏，地质资料档案的只“藏”不“用”导致地质资料档案利用价值的丧失等。在地质资料档案开发利用过程中，把地质资料档案保护与利用对立起来，过分强调地质资料档案的技术涉密性，担心开发利用会泄漏技术秘密，随意扩大保密范围，把本可以公开利用的地质资料档案加以保密，应该解密的地质资料档案没有及时解密，把地质资料档案长期搁置在库房而不充分开发利用，这样只能造成地质资料档案开发利用过程的知识产权自然流失现象。

1.2 知识产权人为破坏

地质资料档案知识产权人为破坏是指在开发利用地质资料档案过程中，由于人的行为而造成的知识产地质资料权破坏。如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制度的不健全、执行不力导致无意或者蓄意破坏地质资料档案知识产权。

2 地质资料档案现代化服务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2.1 数字化

地质资料档案馆将传统地质资料档案数字化后，既可以利用计算机对其信息作任意分解、加工与合成，并通过磁盘或光盘等载体来存储和在数字网络上传输，使得更多用户能够更便利地获得需要的地质资料档案信息。利用者能充分利用相关的数据库，通过网络在线查阅和复制，甚至不必亲自去地质资料档案馆。但是，信息传播技术的网络化发展和数字化地质资料本身的易复制性特点，造成了擅自拷贝数字化地质资料的简单易行，更为从事盗版侵权活动的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数字化地质资料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了著作权人的复制权保护问题。

2.2 数据库

地质资料档案数据库资源，是提供网络地质资料档案信息服务重要的信息资源，它不仅在地质资料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标志着地质资料档案信息资源建设的发展水平。由于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地质资料档案数据库数字记录技术日益普遍的使用，使地质资料档案数据库的制作者面临着一种风险，即他人会未经其本人许可，采用电子方法拷贝地质资料档案数据库内容或将地质资料档案数据库内容重新编排，进而产生一个内容相同的地质资料档案数据库，但却不会侵犯其地质资料档案数据库编排上的任何版权。地质资料档案数据库的制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技术和资金，而他人却可以以远低于独立制作其所需的费用复制或使用这些地质资料档案数据库。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对制作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将会妨碍对地质资料档案数据库这一信息市场极其重要的工具的投资，造成严重的经济和技术后果。

2.3 下载网络资源方面

现代社会，网络技术引发了高科技的崛起，数字网络技术及其成果向各个领域的渗透和推广应用，使得地质资料档案网络下载服务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变得更加复杂。根据版权原则，下载他人地质资料档案只许供本人研究，不可有商业上的目的。不管是部分还是全部地质资料下载，或分数次将同一地质资料全部下载，都要受到著作权法的制约。地质资料档案馆可以多利用网络资源中的公有信息，包括：第一，不适用于著作权保护的地质资料；第二，著作权过期资源，主要指著作权中的财产权过期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资源。

目前，网络技术不断发展，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实时地传递、交换和共享各种信息。地质资料档案部门自然也不能落后，有了数字化和数据库的强有力基础，数字化后的地质资料档案信息完全可以通过网络来进行传播，从而达到地质资料档案信息资源全方位地共建共享。

3 加强地质资料档案开发利用中知识产权保护的方法

3.1 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

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迅猛发展，传统的地质资料档案信息服务模式已不适应当今信息技术的需求，地质资料档案服务质量还有待提高。

3.2 健全法规体系

我们要遵守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科技档案开发利用的过程，也是知识产权的保护过程；只有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科技档案开发利用才能合理合法、健康有序地发展，而知识产权保护最终要依靠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来实现。

在开展地质资料档案信息开发利用活动中，地质资料档案部门开发出来的具有创造性的信息产品，这种智力性劳动成果由于具有独创性，理应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对于地质资料档案信息的利用者，既要注重对其地质资料档案信息资源自由阅览、复制、转摘的合法权利的保护，同时也要强调对其非法利用行为的控制。

因此，地质资料档案利用者特别是地质资料档案管理部门要树立起强烈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注重对地质资料档案形成者和地质资料档案信息提供者自身权利的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人的合法利益，避免不必要的知识产权纠纷和损失。

3.3 提高地质资料工作人员的素质

知识产权法律环境下，地质资料档案利用服务工作的运作对地质资料工作人员的素质提出了要求。首先，必须掌握知识产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具有较强的知识产权意识和较高的知识产权素养。唯有如此，才能敏锐地感知分析和处理地质档案信息服务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有效地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其次，地质资料档案工作人员要努力学习，拓宽视野，提高自身素质，了解所涉及工作领域的现状及发展动态，运用地质资料档案学科新理论、新技术来指导和改进地质资料档案工作，努力培养适合地质资料档案馆数字化和现代化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既掌握地学理论与档案知识，又能熟练地应用数字化技术、信息存储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等专业技能。

3.4 加强地质资料档案规范管理

3.4.1 集中统一管理

为使地质资料档案知识产权不受到人为破坏，地质资料档案部门要加强地质资料档案规范管理工作，做到集中统一管理，以确保地质资料档案的完整、准确、系统和安全。集中统一管理是维护地质资料档案完整、准确、系统和安全的有力保障。

3.4.2 健全管理制度

要建立健全地质资料档案管理制度，促进地质资料档案管理规范化。地质资料档案管理，离不开地质资料档案管理制度的支持。地质资料档案管理制度是地质资料档案工作者开展地质资料档案工作的行为准则和依据。各地质资料档案管理部门应建立健全符合本部门实际的、与知识产权保护相适应的地质资料档案管理制度：收集归档制度、借阅制度、催还制度，以求实现地质资料档案规范化管理，维护地质资料档案部门和地质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

3.5 做好地质资料档案的保密工作

3.5.1 遵守保密制度

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地质资料档案是地质工作活动的产物和真实记录，是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保障知识产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依据。因此，地质资料档案人员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地质资料保密的规定，正确划分地质资料档案密级，合理确定使用范围；该保密的不能内外不分，不该保密的不能借故保密影响利用，从而保证地质资料秘密及地质资料档案的安全。

3.5.2 加强技术支持

在当今信息技术高速发展时期，地质资料档案信息的知识产权仅有法律的保障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定的技术手段和具体措施的实施对它进行保护。采用一定的技术手段保护地质资料档案知识产权。技术的落后和网络的不安全性，致使著作权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所以，有效地防止盗版和非法复制，需要对保护对象进行技术武装，加强先进的技术支持。可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权限设置、加密与数字签名技术、CA 认证技术、数字水印技术、限定使用次数技术、防复制技术等。地质资料档案工作者应重视对这些技术的学习和使用，防止数据库信息被非法复制利用。

因此在开发利用时，要正确处理开发利用与保密的关系，一方面要在遵守保密制度的前提下，采取各种手段充分促进地质资料档案信息的开发利用，做到在保密中促进开发利用；另一方面，应当注意在开发利用时加强保密工作，做到开发利用时不泄露技术秘密。

5. 知识产权状况怎么写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初探
摘要21世纪,人类进入了知识与信息主导的时代,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受到法学界的关注,已有的知识产权法律保
护体系难以应对不断升级的犯罪新形式、新问题,本文即对已有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状况进行简析,并结合现实情况,表明
观点,以期得出有益之建议。
关键词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完善
“知识产权”一词源于18世纪的德国,20世纪后成为广泛使
用的法律概念之一。在知识经济大背景下,知识产权已然成为衡量
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因而,知识产权保护在全球范围内得到
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特别是对其进行刑法保护有着特殊的意义,从
国际趋势来看,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越来越成为不可忽视的话题。
一、必要性探讨
知识产权作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结合,因其特殊的存在形态,
极易复制或非法使用,侵权结果易达成且成本低廉①,随着社会的发
展,这种侵权行为呈增加趋势;知识产权虽是一种私权,但当侵权达
到一定程度时,结果可能关涉集体甚至国家的、社会的利益,刑法自
始具有强烈的社会保护功能,对犯罪的惩治有不可替代的效能,为
了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刑法的介入则成为必然。②
二、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进程与现状
我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经历了以下过程:
1.1979年《刑法》在知识产权犯罪方面保护范围仅限于“工商
企业假冒他人注册商标”。
2.1985年4月《专利法》第36条规定了对“假冒他人专利情
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3.1993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
标犯罪的补充规定》;
4.最高人民法院在1994年规定对非法窃取重要技术秘密的行
为以盗窃罪追究。
5.1994年7月5日全国人大在《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
的决定》中列举了侵犯著作权的刑事责任;
6.1997年新《刑法》将“侵犯知识产权罪”单列一节,规定了对
“假冒专利”行为、“擅自制造注册商标、情节严重”行为、“以营利
为目的严重侵犯著作权”和“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和“侵犯商业
秘密”行为处以最高“七年”并可“单处或并处罚金”的刑事处罚③。
7.2004年两高联合公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已有法律中相关词语的具体涵
义、涉及范围作了规定,并对数罪并罚和共犯的情形进行了规定,极
大增强了已有法律的可操作性,使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法律体
系的完善化推进一步。
三、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不利的宏观分析
总体,我国对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尚处不发达阶段,其中存在一
些阻碍保护力度及实现程度的问题,宏观上讲:
(一)强保护与弱保护的决择
一般,发达国家为了通过“合法垄断权”获得最大利润对知识
产权实行“强保护”,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民族产业的发展,摆脱国
际贸易中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普遍主张“弱保护”④。而我国政
府至今没有一以贯之的态度来支撑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法律体系的
构建,直接影响了相关制度建设与执行力度的稳定性。
(二)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中的行政权立场
知识产权保护呼吁良好的法治环境,行政权力的正确行使为题
中之义,应起到推进作用,而不可基于利益或所谓“效率”,动辄以
罚款或强制调解解决,使案件根本无法进入司法程序,这种行政态
度直接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等束缚。
(三)“入罪”标准过高
刑法典中对于知识产权犯罪定罪标准过高,并且存在大量“应
知”“明知”“严重”等模糊性规定,实践中难以操作和举证,这样
规定符合刑法自身的谦抑性要求,却忽视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迫
切性与全面性。
四、微观探究与建议
以下我们将从微观方面,对我国相关法律具体规定加以分析,
并适时提出相关建议:
(一)在侵犯知识产权罪的构成中
新《刑法》21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罪须“以营利为目的”,但现
实中很多侵权行为仅仅为了增加知名度或进行职务评级等,且是否
以营利为目的,并不直接关涉其社会危害性,我国对此要件限定的
必要性值得商榷。
(二)法律法规建设方面:
著作权方面:我国对于数字化的新的著作权形式尚无具体法律
法规予以保护,有必要加速对此的立法研究;此外,对于著作人身
权,我国仅有第217条“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简
单规定,显然应在今后加强规定和保护。
专利权方面:新《刑法》仅在216条规定对“假冒他人专利,情
节严重的”给以处罚,两高《解释》中虽列举了四项假冒他人专利
情节严重的行为,这种列举有必要在以后的立法中加以扩充。
商业秘密方面:新《刑法》219条中“明知”“应知”概念过于
模糊,直接导致商业秘密权利人举证困难,胜诉率低,甚至由于无法
取证而被拒之于刑法保护之外。
(三)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网络讯息的新时代,互联网极大丰富和促进了交流与沟通,但
是由于其无形性与虚拟性⑤,盗版、走私知识产权成果等犯罪形式,
使人们防不胜防,单纯的民事、行政手段已不适宜,网络时代知产权
呼吁刑法的保护。
(四)刑罚方式改革方面
我国现行刑法典对于知识产权犯罪规定了自由刑与罚金制,并
以自由刑为主。从世界范围来看,以罚金刑为代表的财产类刑罚作为
应对知识产权犯罪已被普遍应用,而且施之以资格的剥夺也被越来
越多的国家认可,我国不仅需要强化刑罚关于财产刑的适用力度,且
不妨引入资格刑,彻底剥夺其再犯的机会,以起到警示的作用。
五、结语
随着知识产权犯罪手法的日益升级、影响日益加剧,民事、行政
的手段固然不可或缺,但一如某德国学者的观点:刑法的防线作用
日益显现出其强有力性,我国经济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大背
景下正在进行跨阶式发展,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已经成为焦点,两者需要相互推进,共同解决前进中的各种问题。

6. 知识产权案例分析

电视台侵权了。
因为电视台在金说出原由后，本可以删去他的镜头的，但没有，电视台这是在有意借助金的影响力，来宣传自己的节目，对当事人造成了及坏的影响。侵犯了肖像权，作品权，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应该对金赔偿。

7. 知识产权分析怎么写

可以咨询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中心，他们做的各类知识产权分析比较多。种类也很多，如侵权分析、竞争对手分析、无效分析、专利风险评估、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专利海外预警等都属于专利分析业务。

8. 怎样对产品销售前 对产品所涉及的知识产权状况进行全面审查和分析

这个的话建议去找专门的代理机构，他们会为你专门分析的。

9. 基金里面知识产权状况分析怎么写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初探摘要21世纪,人类进入了知识与信息主导的时代,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受到法学界的关注,已有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难以应对不断升级的犯罪新形式、新问题,本文即对已有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状况进行简析,并结合现实情况,表明观点,以期得出有益之建议。关键词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立法完善“知识产权”一词源于18世纪的德国,20世纪后成为广泛使用的法律概念之一。在知识经济大背景下,知识产权已然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因而,知识产权保护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特别是对其进行刑法保护有着特殊的意义,从国际趋势来看,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越来越成为不可忽视的话题。一、必要性探讨知识产权作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结合,因其特殊的存在形态,极易复制或非法使用,侵权结果易达成且成本低廉①,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侵权行为呈增加趋势;知识产权虽是一种私权,但当侵权达到一定程度时,结果可能关涉集体甚至国家的、社会的利益,刑法自始具有强烈的社会保护功能,对犯罪的惩治有不可替代的效能,为了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刑法的介入则成为必然。②二、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进程与现状我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经历了以下过程:1.1979年《刑法》在知识产权犯罪方面保护范围仅限于“工商企业假冒他人注册商标”。2.1985年4月《专利法》第36条规定了对“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3.1993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4.最高人民法院在1994年规定对非法窃取重要技术秘密的行为以盗窃罪追究。5.1994年7月5日全国人大在《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中列举了侵犯著作权的刑事责任;6.1997年新《刑法》将“侵犯知识产权罪”单列一节,规定了对“假冒专利”行为、“擅自制造注册商标、情节严重”行为、“以营利为目的严重侵犯著作权”和“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和“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处以最高“七年”并可“单处或并处罚金”的刑事处罚③。7.2004年两高联合公布《关于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已有法律中相关词语的具体涵义、涉及范围作了规定,并对数罪并罚和共犯的情形进行了规定,极大增强了已有法律的可操作性,使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法律体系的完善化推进一步。三、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不利的宏观分析总体,我国对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尚处不发达阶段,其中存在一些阻碍保护力度及实现程度的问题,宏观上讲:(一)强保护与弱保护的决择一般,发达国家为了通过“合法垄断权”获得最大利润对知识产权实行“强保护”,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民族产业的发展,摆脱国际贸易中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普遍主张“弱保护”④。而我国政府至今没有一以贯之的态度来支撑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法律体系的构建,直接影响了相关制度建设与执行力度的稳定性。(二)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中的行政权立场知识产权保护呼吁良好的法治环境,行政权力的正确行使为题中之义,应起到推进作用,而不可基于利益或所谓“效率”,动辄以罚款或强制调解解决,使案件根本无法进入司法程序,这种行政态度直接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等束缚。(三)“入罪”标准过高刑法典中对于知识产权犯罪定罪标准过高,并且存在大量“应知”“明知”“严重”等模糊性规定,实践中难以操作和举证,这样规定符合刑法自身的谦抑性要求,却忽视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迫切性与全面性。四、微观探究与建议以下我们将从微观方面,对我国相关法律具体规定加以分析,并适时提出相关建议:(一)在侵犯知识产权罪的构成中新《刑法》21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罪须“以营利为目的”,但现实中很多侵权行为仅仅为了增加知名度或进行职务评级等,且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并不直接关涉其社会危害性,我国对此要件限定的必要性值得商榷。(二)法律法规建设方面:著作权方面:我国对于数字化的新的著作权形式尚无具体法律法规予以保护,有必要加速对此的立法研究;此外,对于著作人身权,我国仅有第217条“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简单规定,显然应在今后加强规定和保护。专利权方面:新《刑法》仅在216条规定对“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给以处罚,两高《解释》中虽列举了四项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行为,这种列举有必要在以后的立法中加以扩充。商业秘密方面:新《刑法》219条中“明知”“应知”概念过于模糊,直接导致商业秘密权利人举证困难,胜诉率低,甚至由于无法取证而被拒之于刑法保护之外。(三)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网络讯息的新时代,互联网极大丰富和促进了交流与沟通,但是由于其无形性与虚拟性⑤,盗版、走私知识产权成果等犯罪形式,使人们防不胜防,单纯的民事、行政手段已不适宜,网络时代知产权呼吁刑法的保护。(四)刑罚方式改革方面我国现行刑法典对于知识产权犯罪规定了自由刑与罚金制,并以自由刑为主。从世界范围来看,以罚金刑为代表的财产类刑罚作为应对知识产权犯罪已被普遍应用,而且施之以资格的剥夺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我国不仅需要强化刑罚关于财产刑的适用力度,且不妨引入资格刑,彻底剥夺其再犯的机会,以起到警示的作用。五、结语随着知识产权犯罪手法的日益升级、影响日益加剧,民事、行政的手段固然不可或缺,但一如某德国学者的观点:刑法的防线作用日益显现出其强有力性,我国经济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大背景下正在进行跨阶式发展,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已经成为焦点,两者需要相互推进,共同解决前进中的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