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收入

1. 城市的區公檢法單位的收入來源有哪些啊

一、地方支出主要依賴於地方收入

首先，作者將城市政府收入來源分為地方（產生的）收入和外來收入兩部分構成。作者認為區分地方收入和外來收入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它說明了城市政府吸收利用產生於城市經濟的資源的程度。此外，還有一種假定，即地方當局在安排自己資金來源時，比安排外來收入具有更大的處置權力。
在不同的發展中國家，地方收入佔全部城市財政支出的比重幅度差別很大，從卡拉奇的100％到金沙薩極其低下的26．9％。但是一般是在60％到90之間，平均水平約在70％。
然而，這三十多個城市的統計中值說明，地方收入占支出比重從70年代的近80％，到80年代下降到70％。這些數據表明，在按地方收入比重排列城市、和按地方政府支出在全部公共支出中的比重排列城市之間，存在著負相關關系。這種看法證實了一種假設，即地方政府一般用途的支出責任越廣泛，它們依賴自己的收入來源的可能就越小，也就是說，它們必須更多地依靠外來收入。
外來收入包括來自上級政府的轉移收入（撥款或共享稅）和借款。
二、稅費比而例依政府提供的服務而異

地方收入分三類：（l）地方徵收的稅；（2）使用費和受益費；（3）由地方開征的其他收入，如特許費、罰沒收入、印花稅等等。

1、地方稅：
地方上一般的行政管理，交通控制，街道照明和治安是地方的公共產品，它們的主要受益者是地方全體居民，對於這些服務，定價收費時無法採用排他性原則。這些服務最適合以稅收籌集資金，稅負由地方上承擔，因此全體選民便面對實際機會成本這樣一個問題。
在發展中國家一般城市中，稅在地方籌措的收入中佔一半以上。布卡武、雅加達、卡拉奇、馬德拉斯和馬尼拉主要依靠地方稅收。部分原因是這些城市政府提供了教育、公共醫療服務和其他一般城市服務，而且在這些領域不願意使用受益收費的籌資方法。也反映出這些城市政府不太重視徵收受益費。
孟買、佛朗西斯城和漢城看來好象取得了地方收入結構的平衡，因為地方稅和收費大約各佔地方收入的一半。在孟加拉和佛朗西斯城，興旺的地方電力事業生產了大量的收入，而漢城強調受益和使用費財政籌資，雖然適用這種徵收系統的范圍有限。
最後，對於那些政府只有很少責任的城市，如達卡和瓦倫西亞，收入來源而不是稅和使用費顯得十分重要。

2、使用費：
哥倫比亞一些大城市如波哥大、卡利和卡塔赫納就較少依靠地方稅。這是因為這些城市政府提供了最重要的公用事業（自來水、排污、電和電話），哥倫比亞比較重視與受益相關的收費，以此為城市基礎設施籌集資金。
合理的服務收費制度，有助於城市內部和城市之間資源配置的改善，有助於把對城市服務的需求限制在高效率的水平上，也有助於實際的和潛在的城市居民了解城市化的社會成本。經驗已表明，使用費的徵收或成本的補償能為地方政府帶來大量的收入，因為使用費的開征與迫切需要的服務的提供和擴展是直接相關的，它們是城市投資政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服務費的開征有助於城市的均衡發展，對受益人收費以補償公共服務成本是公共服務籌資的一種公平合理的方法，它使得受益人意外收獲極小化。在一般情況下，這些意外收獲通常被高收入階層所佔有，或者增加其財產價值，或者直接增加了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因此，使用費也有助於增加城市財政體制的縱向公平。
使用費不僅是用來保證效率使用和對公共服務公平籌資的一個手段，而且它也是一個投資導向，因為在許多情況下，只有在服務的福利能夠被確定並能與所提供的服務的成本相比較時，消費者才願意支付服務費。再加上服務費的運用，或者要求成本補償，迫使決策者必須事先考慮受益者的支付能力和意願，從而設計出相應的服務標准。過去對公共服務的大量補貼則應歸因於對城市服務的高標准不現實的期望。
對於既定的支出責任來說，可以主要按照有效性原則，選擇恰當的收入體制。對於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使用費最為有效，特別適合於公用事業，如供水、污水、電力和電話，但也適用於公交和公共住房。這些服務可能涉及外來因素，但是大多數為地方性質。因此，通過服務使用者之間的交叉補貼，或來自地方徵收的其他收人的補貼，問題可以得到合理的解決。
城市政府財政格局從70年代到80年代有幾個頗為引人矚目的變化：
——使用費收入重要性在上升，而稅收正在下降。
——地方稅中，以財產為稅基的稅看來正在向以消費為稅基的稅轉移。
三、財政轉移是必要補充

有些服務如醫療和教育能大量"溢出"到鄰近地域，因此應該得到來自州和國家政府的轉移款。從一個地區或全國角度來看，純粹由地方出資會導致這些服務的供給不足。對於管轄區之間收人的不均等，也很可能需要通過政府間的轉移來使各地區的服務水平達到某種均等。
平均而言，這些城市大約30％的地方收入來自外部資金，大多數為撥款和共享稅。人們觀念中總認為發展中國家城市政府相對很少自給自足，這種外來資金低比例與這樣的觀念全然相異。一般認為，國家政府通過財政政策重點補貼城市而不是農村，這種低比例也使人對此看法產生疑問。
一種看法認為，與工業國地方政府相比，發展中國家城市地方政府應得到較少的上級援助。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城市公共服務向農村內地擴散較少，低收入國家城市不象工業國城市那樣能發揮中心地功能。
四、為發展公共事業適度舉債

貸款資金是發展中國家城市最少的收入來源，約占整個資金來源的10％。而工業國城市的資本支出很大程度上通過借款籌措，這種操作在工業國更為可行，這是因為那裡資本市場高度發達，上級政府從需求出發能靈活控制信貸總量。
發展中國家城市借款較多者是哥倫比亞和印度的一些城市。這種情況可部分歸因於地方上經營著重要的公用事業：第一，它們需要大量的貸款資金進行投資；第二，因為它們通常是由地方自主當局經營的，所需資金主要依靠徵收使用費，信貸風險相對較小。在哥倫比亞和印度，上級政府在准予州和地方政府舉債問題上持相對靈活態度，注意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
五、土地收入是重要的財政來源

1、土地調整費方式
城市土地調整制度，是指公共機構無償地從所有者手中徵用許多小塊的位於城市邊緣的未開發土地，這些土地用於城市建設，然後根據土地所作貢獻的價值按比例返還給原土地所有者。一部分土地被公共機構留用於基礎設施（道路、綠化帶等），一部分被留用有待在商品交易市場或拍賣市場中出售後用於資助開發事業。雖然這一制度一般是由公共機構（特別是在地方一級）管理的，但在某些經濟中，它也被置於私人開發組織的管理之下，受到公共的管制與監督。
土地調整制度在德國已實施了100年，於1899年引進到日本，日本在其佔領韓國期間將該制度引進到韓國，到1976年日本已在該制度下實施了6395個項目，佔地261785公頃。韓國已將該制度用於49個城鎮的所有的大型居民城市開發項目，到1976年止，已包括186個完工項目，佔地18102公頃；另有88個在建工程，佔地17538公頃。土地調整制度從50年代早期被用於台灣，最早用於農村。在1969-1978年間，49個地區的2000公頃土地以這種方式開發。
有專家發現在韓國，1976年通過土地調整進行的城市土地開發7倍於通過私人市場進行的開發。再者，在1970年，漢城政府所有開支的15％用於土地調整計劃，大約1／4的漢城市政府的資本支出用於這些計劃。在1963——1970年間，土地調整計劃支出的增長占整個地方政府支出增長的16％。因而，調整活動的重要性是相當大的，它不僅促進了漢城的全面發展，而且資助了地方的開支。再有，這些活動大部分都能自籌資金，並不擠佔地方財政的其他資金來源。Doebele和Hwang（1979）報告指出某些方案的借款成本並不是由調整計劃全額負擔的，而是由地方政府承擔的。然而這些暗的補貼與整個支出相比不可能是很重要的。他們同時發現調整計劃在它們所明顯提供與資助的各項目服務中是十分有限的，調整計劃有時甚至不能包括如水的供應等必不可少的服務，一般也不能包括開發所需偏僻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成本。因此一些開發的隱性成本需要通過其他稅收和各種收費來彌補。

2、開發土地稅方式
與主要用於城鎮邊緣地區新城區開發的土地調整計劃相反，開發土地稅制度主要用於資助城建成區的基建設施改造。在拉丁美洲國家，通過向周圍地帶的土地所有者徵收一次性總額費，來彌補基礎設施的成本特別是道路的建設與改造的成本。因此，這一制度與地價增量稅不同，因為它並不就單位土地的價值增值額課稅，而是在受益的財產間分攤基礎設施的成本。增量稅在性質上接近資本利得稅，而開發土地稅是一種開發費，在原則上直接與提供服務的成本相聯系。
一般來說，它包括3個步驟：
首先是基礎設施項目設計與成本估算。一般在直接成本上加一定幅度的間接管理成本從而得出整個項目的預算。
第二步，劃定項目周圍區域為影響區域．在區域內大部分項目的效益被認為是受限制的，所以不局限於該地區分配項目成本。例如。這一區域也許只包括與得到改造的臨近道路直接相鄰的財產，或者如果以這一道路為干線，則這種區域將超過上述范圍而可能包括一個較大范圍內的財產。
第三步，將項目成本在影響區域內的各財產之間進行分配：根據房產宅前的長度，影響區域中各小區的位置，土地面積、價值或者估計從項目中可能獲得的直接效益進行分配。
如果在財政收人、效率、公平、管理便利四個准則的基礎上，對這一制度作一簡要的評價的話：
從收入看，開發土地稅制度一般未成為城市財政收入的一大來源而受到重視，而哥倫比亞則是一例外。1986年波哥大時開發是土地稅支出占城市所有政府部門總支出的16％．1969年開發土地稅收人占財產稅收人的2／3。所以，原則上說，開發土地稅支付能明顯地增加財政資源，特別是在城市基礎設施迅速擴展時期。
至於效率，開發土地稅有這么個優點，它把城市基礎設施費用加到最大受益者頭上，從而使得公共決策者和受益者更具有成本意識。比起基礎設施投資從一般基金中籌資的方法來，個人對地址的選擇和政府的投資決策就有可能更有效率。
就公平而言，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一制度的實施以及為城市基礎設施籌資的有效的可供選擇的方法。如果以價格補貼代替累退性的地方稅收來籌資，或者如果引人的價格補貼使得公共投資於比前面的情況更直接地用於較窮的地區，從而使得窮人不用依賴不充分的、不經濟的補貼而從公共投資中受益，那麼，這就促進了公平。
從管理上看，開發土地稅制度可以從十分簡單到非常復雜。管理的簡便降低了成本但同時卻很難使納稅人信服他們受到了公平待遇。反之，管理繁復使這一制度實施成本高，而且如果沒存足夠受過訓練的管理人員的活，它的發展會受到阻礙。因此，在項目類別和可獲得的人力資源之間還得折中。
最為突出的是，開發土地稅制度為波哥大組織財政資源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看來，土地稅收人是其他財政收人的一種補充而不是替代。同時，開發土地稅制度使得基礎設施的擴展成為可能，它為城市居民在大多數地區（包括貧窮地區）提供了較多的道路交通和排污系統。這一制度因而對一個公平和有效率的基礎設施作出了貢獻。
然而，70年代比起60年代後期，開發土地稅急劇下降。

有4個重要原因：
首先，這個制度並沒有能夠象曾經設想的那樣籌資，不能補償項目的全部成本，這給負責的機構帶來了嚴重的流動性問題。
第二個原因是在70年代地方當局在不能繼續有系統、有計劃地對城市交通基礎設施投資，這種投資會吸引貸款等資並能繼續從開發土地稅的收費中得到財政資源，結果開發土地稅制度衰落了。
第三，這一制度已歸屬於自治性的地方機構；這對缺乏城市發展的整體計劃負有一部分責任．
第四，在70年代，看來這一制度開始失去決策者們開始時曾有過的大力支持。
東亞的土地調整制度以及哥倫比亞的開發土地稅制度顯示了在開發費上的各種潛力。盡管這些制度對其他國家並非直接適用，但對開發費的認真關注可能是有用的。韓國的土地調整制度和哥倫比亞的開發土地稅制度所遇到的限制和困難是不應忽視的。相反，他們為開發費遇到困難時的解決模式提供了有用的線索。對於土地調整，除了需要相對復雜的管理制度外，主要的問題在於如何依靠新城區改良老城區以及怎樣使低收入階層受益。對於開發土地稅，主要是財力上是否可能和發展計劃上的問題．發展中國家任何城市在設計改良的開發制度方面，韓國和哥倫比亞的經驗應當征明是有效的。
六、以支定收的財政原則

所謂財政缺口，是指地方政府支出的需求，與滿足這些需求的資源可獲得性之間的差額。從原則上講、財政缺口可採用4種方法加以彌補：
1、減少需要地方政府開支的責任范圍；
2、增加地方政府增加收人的許可權；
3、增加上級政府轉移收人的數量；
4、在增加收人許可權不變的條件下，地方政府通過進一步的努力來增加財政收人。
Bahl和Linn（1983）提出了一個簡單的框架，用來確定適當的收入來源，以滿足特定的地方支出的資金需要。
首先，如果在管轄權范圍內，對於易於區分人們所提供的公共貨物和服務的效益是可以測定的，則使用費是籌資的最有效率的工具。
第二，地方服務，諸如：行政管理、交通控制、街道照明和安全，這些是一般公益性產品，受益人難以區分，人們的成本和效益難以衡量，這時籌資的最適合的辦法是對當地居民課稅。
第三，有些服務的效益明顯外溢到鄰近的管轄權區域，諸如：衛生、教育和福利，則服務的成本應通過大量的州或國家政府之間的轉讓收入來加以解決。
第四，基礎設施服務，特別是公用事業和道路等的資本支出，借款是適當的籌資來源。
實踐中，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分配給地方政府的收入許可權，與上述框架有很大差異。通常，大量的服務支出可以通過使用費來籌資的，卻通過地方稅籌集了；應該通過地方稅和使用費來籌集的，卻通過政府間的轉移解決了。
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財政改革，也就是說分權化的努力，借鑒一下這里確定的規范性框架是很有用的。但是，在上級政府的財政資源制約條件下，要通過增加稅收許可權和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出來彌補地方財政缺口的餘地可能很有限。開征使用費和藉助資本市場來籌集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資金看來是較為可行的途徑。

2. （16分）材料一：長期以來，我國在教育、醫療等方面投入不足，政府的公共服務不到位，基本公共產品的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