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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共服務效率

發布時間:2021-05-24 14:16:40

❶ 什麼數據能衡量政府公共投資效率

主要包括兩個數據指標:靜態效率指標和動態效率指標

1、靜態投資效率指標

ICOR:"資本-產出比率" (簡稱ICOR)

是資本存量的邊際產量(dY/dK),即產出的增量與資本存量變動的比率,ICOR=I/dGDP。克魯格等人運用ICOR衡量投資效率並分析了新加坡的投資效率問題。張軍則運用平減後的"實際ICOR"分析了我國的投資效率。

全要素生產率(TPP)

又稱索羅余值,是衡量單位總投入的總產量的生產率指標。即總產量與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常常被視為科技進步的指標。全要素生產率的來源包括技術進步、組織創新、專業化和生產創新等。產出增長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長率的部分為全要素生產率(TFP,也稱總和要素生產率)增長率。

2、動態投資效率指標

動態效率的概念最早來自菲利普斯,多數的研究都是基於阿貝拉塔爾的MAZS准則,用來來分析投資是否過度、投資是否不足問題。

MAZS准則方法:

評價地方政府公共投資效率,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將宏觀投資效率評價方法擴展到公共投資效率評價中,利用增量公共資本產出比等指標分析和評價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資效率。

❷ 考研:請問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利弊是什麼,提高公共服務效率的措施有哪些

公共服務項目市場化、社會化的利弊剖析

有選擇地將部分公共服務項目進行市場化、社會化的改革,反映了政府職能在公共領域的退縮和市場價值的回歸。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現代政府面臨著社會需求急劇增長與公共財力相對不足的困境。上述改革是順應政府職能轉變,順應民眾訴求的必然趨勢。

(一)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的有利因素

1.實現政府職能與市場機制相結合。在公共服務領域採取市場化的手段和民營化的方式,實質上是引入了競爭機制,從而能有效降低公共服務成本和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實現市場對公共資源的優化配置;而政府通過制定標准和對服務效果進行評估和監督,則又發揮了政府宏觀管理的作用。因此,市場化取向的公共服務項目的改革,有效地解決了政府動作缺乏效率,而市場動作缺乏政府公共支持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紹興縣比較早地使一些私立醫院和學校進入公共服務領域,打開了政府壟斷醫療、教育資源的缺口,增加了民眾對資源的選擇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公立學校、醫院的競爭壓力,對這些行業加強規范管理和提高服務質量,進而提高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是有積極作用的,這些公共服務項目的市場化、社會化改革對緩解政府財政壓力是有一定作用的。

2.提升城市品位與服務普通民眾相結合。公共服務領域的市場化、社會化程度是衡量城市現代化水平的重要尺度,傳統的以政府「統包」的公共服務,雖然管理秩序井然,但卻缺乏應有的活力,從而使廣大民眾的公共消費維持在較低的基點上。政府主動降低公共服務項目的市場准入門檻,構築起多元化的公共服務項目投入機制,使公共服務領域在橫向上不斷擴展並在此基礎上向縱深發展,有助於形成較為完善的公共服務網路。以社會的力量介入公共服務領域,既是對政府職能的承接和轉移,也是公共管理領域對「小政府、大社會」的呼喚。私立醫院高起點的規劃建設和高規格的醫療服務,私立高中近年來教學質量的提高和社會影響的擴大,匯聚了城市人氣,集聚起大批人才。一些私立醫院運行以來先後引進了一批碩、博士生;私立高中的舉辦也從外省引進了大批本科生,這對提升城市的知名度進而打造城市品牌具有重要作用。提高城市品位的根本宗旨是服務民眾,公共服務項目實行市場化運作,有效地緩解了公共服務供給與市場需求的矛盾。

3.節約行政資源與激發民間活力相結合。隨著社會事業的地位凸現,柯橋城市空間的不斷拉大,必然使公共服務的領域不斷拓展,公共服務項目分工的細化。在這種背景下,政府有限的財政資金既要加大投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又要不斷充實到公共服務領域,從而使政府資金的支配與使用壓力加重。因此,剝離政府的部分公共服務職能,有利於降低行政成本,便於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辦難事。與此同時,一些公共服務項目採取市場化的手段,對化解不良資產,卸下財政包袱也確實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民營企業介入公共服務領域,確實是承擔了政府想辦而又無力興辦的某些項目,為推動縣城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在經濟發達又藏富於民的紹興縣,實現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社會化有其現實的社會基礎,特別是一大批規模以上企業,通過多年的市場拼搏和成功的企業運作,已積累了相當雄厚的經濟實力,從而為企業實現多元化拓展及參與公共項目經營創造了重要條件。

4.轉變政府職能與擴大民主參與相結合。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能達到政府職能卸載和機構精簡的目的。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釐定了政府與市場的職能關系:政府的職能主要在於「掌舵」,而「劃漿」的職能則更多地由市場來完成。公共服務採取民營化等形式,實現部分政府職能向市場和社會的轉移,能有效地調整和優化部門職能,有助於建設「廉價政府」。一般而言,凡是可以由私營部門和非政府組織來完成且可以比政府完成得更好的職能,就不應保留在政府公共服務部門,這樣做有助於實現政事分開,管養分離,從而達到精簡機構的目的。公共服務的市場化還能擴大公民的民主參與,促進民主程度的提高。政府通過在公共服務領域引入市場、社會力量,實行多元化服務供給,實際上是政府向社會的「權力返還」和民眾對行政的參與過程,這一過程的本質是社會民主過程的發展。政府與其他市場主體在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的過程中,充滿著復雜的利益博弈關系,這有助於政府在未來的決策中做到更加科學有效。

5.轉變執政理念與提高應對能力相結合。從更深層面上看,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社會化是一場觀念層面的革命,它促使人們逐漸擺脫僅從政府自身來拓展公共服務資源的思維定勢,逐步確立起社會良性互動運行的觀念,辯證認識現代社會的三大支柱(政府、企業及社會組織)的功能和作用,真正使政府做到「有所為而有所不為」,促使政府從以權力中心向規則中心的運作方式轉變,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從暗箱行政向透明行政轉變。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的過程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過程,尤其是在其發展的初期,由於政府本身在公共服務市場化運作的經驗和體制監督方面的欠缺,容易造成大量優質的公共服務資源的閑置乃至浪費。這深度拷問著政府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從而促使其提高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

(二)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存在的主要問題

在肯定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的正面效應的同時,也應如實尋找其負面因素。市場化不是萬能的,其間出現的政府與投資商之間復雜的利益博弈,良好願望與客觀效果的現實反差,使人領悟到公共服務市場化之路的艱難與曲折。

1.公共責任的嚴重缺失。在公共服務市場化進程中,政府和投資者對公共產品上的價值目標的追求是不盡一致的。作為政府部門不僅要求其有效率,而且更注重社會責任;而私營部門可能在計較投入產出率下,忽略社會責任及公共利益。這始終是一個難以兩全的矛盾。這樣,在運作過程中就會出現「掠奪性」經營和欺詐問題。在實際運作中,一些投資者通過變更合同、欺詐等手段,造成了工程款拖欠、銀行追討貸款、法院查封土地、群眾上訪等問題,這是經營者公共責任的嚴重缺失。在一些私立學校的經營中,由於投資者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內在沖動,在安插親戚掌管財、物大權的同時,隨意不履行自己的承諾,又直接干預日常教學管理工作,引發學校內部管理的混亂。因此,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實踐中的「道德風險」的化解,從根本上說是不能寄希望於投資者的良心發現,而行政監管的失范和制度約束的脫離,使道德風險的機會加大。

2.社會資源閑置、虧損嚴重。從私營投入公共服務項目的實際運作情況來看,公共服務項目運作業績令人堪憂。一些私立醫院存在著設備閑置、經營虧損的情況。同時,由於業務不足,引進的高檔次人才大量閑置,影響了人才隊伍的穩定。而與此形成反差的是一些公立醫院服務處於飽和狀態。一些私立學校由於自身辦學定位及內部管理問題,也出現連年虧損甚至停止辦學。造成上述項目經營處於困境及虧損有其自身原因,但從客觀上講,在政府公共服務資源處於強勢地位的發達縣域,尤其是象教育、醫療這樣的領域,私人承擔公共服務項目,生存的空間本來已經不大。在現存體制和行政偏好下,政府直接經營公共服務項目的強力扶持也在情理之中。

3.公共服務市場化思路狹窄、形式單一。在推出公共服務項目市場化、社會化過程中,基本上是採取民營化這一形式,相當程度上是屬於土地「一賣了之」的做法。因此,在產權上割斷了與政府的聯系,從客觀上削弱了政府介入這些服務項目的深度和力度。這顯然是屬於外部鬆散型的政府與市場結合模式。這種做法,看似比較徹底的公共服務的市場化,卻反映了我們對市場化認識的不成熟。在推出項目的具體操作上也沒有做到循序漸進,從而造成一些公共服務項目經營虧損和資源閑置。僅僅採用民營化這一模式,從長遠來看也造成了政府優質資源(包括土地)的流失,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政府對經濟資源的調控和城市整體的規劃;同時,由於私營部門公共服務項目經營的虧損,勢必又會對政府提出利益補償的要求,從而使政府的良好初衷化為泡影。其實,公共服務項目市場化,不僅可採取民營方式,還可以採取政府項目合同外包及政府與民間合作等模式。

4.引進項目監管不力,規劃執行缺乏剛性。公共服務項目市場化中出現的問題常常與政府對項目監管與規劃的執行有關。在引進該項目時,政府管理沒有步步跟進,沒有嚴格按合同實施,輕易地允許一些投資商調整規劃,關鍵環節上政府職能的缺位,常常成為誘發錢權交易的溫床。同時,這些項目建設中出現的問題也與城建、金融、工商部門等沒有全方位的監管有關,從而使資金抽逃和違規運作有機可乘。從現實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投資者的職業操守來看,要使其自覺自願地承擔公共服務項目的社會責任,似乎為時還早,這也是公共服務項目的投資者總是要以「房產捆綁」等形式,向政府提出利益回報的原因。

5.政府後續管理缺乏,內部機制不全。在公共服務市場化的過程中,政府只注重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前期管理,包括規劃、建設等,而對其建成後的實際運作,往往缺乏後續管理制度和措施,常常是在出現問題或投資者提出要求後,以政策性的文件代替規范化的管理,從而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政府和投資者之間經常性的對話和協商機制,造成政府和私營部門信息不暢與不對稱。事實上,在市場化過程中,政府是不能與之完全脫離的,政府仍然負有績效管理與評價的責任。公共服務領域在運作中出現的問題,也與私營部門自身缺乏健全的內部管理機制有關,投資者慣用對企業的那套「老闆管理」模式來管理公共服務項目,以低薪聘用外地人才,不重實際效果,並急功近利要使公共項目早出效益。同時,公共服務領域是高知識人才集聚的地方,而這些被投資者聘用的管理者又是其中的佼佼者,盡管沒有資產,但他們有思想和能力,投資者只有充分激發管理者的積極性,為其提供一個良好的創業環境,才能實現公共服務領域的可持續發展。

❸ 政府機構對提高政府服務功能,提高行政效率等相關問題的重要影響

繼續推進機構改革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機構改革必須以政府職能轉變為基礎,與政府職能轉變同步進行。政府職能轉變,要從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總目標,同時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合理界定我國政府職能,探索一條正確履行政府職能,積極發揮政府作用的新路子。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長期過程,轉變政府職能是貫穿這一過程的重要課題。政府職能轉變,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在一定時期內對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職責、作用、功能的轉換與發展變化。包括管理職權、職責的改變(對哪些事務負有行政管理權責,管什麼,管多寬,管到什麼程度),管理角色(主角、配角等)的轉換,管理手段、方法及其模式的轉變等。十六大報告指出政府的職能主要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政府機構需按這個總要求轉變職能。

那麼它轉變的主要內容、根本途徑是什麼呢?通過調查和研究,筆者認為,政府職能的轉變應該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努力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

一個機構龐大、人員臃腫的政府,不僅會加重財政負擔,增加政府成本,而且導致效率低下,遠遠適應不了行政管理現代化的要求。經濟想要加速發展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

建設廉潔政府,就要充分認識政府在反腐敗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搞好自身的廉政建設,真正樹立起廉潔行政的形象。要在制約行政權力上下工夫,建立起有效的廉政制約機制。在公務員收入相對不高,而又面臨市場經濟種種利益誘惑、物價頻頻升高的情況下,要從制度和配套措施上形成保障公務員廉潔行政的機制。同時,必須保證每一個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都要廣泛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特別是來自人民群眾的輿論和批評監督。建設高效政府,首要的就是精簡機構,建設精乾的強有力的政府系統,進行幹部人事制度改革,使人才脫穎而出;要下放權力,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集權與分權的關系,既要加強宏觀調控,維護中央的權威,又要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建設高效政府的另一方面就是杜絕官僚作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同時還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盡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根本上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進步,體現行政效率的提高。

二、強化市場監督職能

目前,我國各級政府對市場秩序的規范和監管還十分薄弱,規范市場秩序的法律法規還不健全,地方保護主義和行政壟斷嚴重,加上執法不嚴,管理鬆懈,紀律鬆弛,甚至有法不依,違法不究,致使市場秩序比較混亂。突出表現為假冒偽劣商品泛濫,偷稅、逃稅、騙稅、走私等,建築領域弄虛作假、工程質量低劣等問題嚴重。

為此,必須建立現代市場監管制度,加強市場監管力度,建立公平競爭、規范有序的市場新秩序。首先,要加快有關市場規范的法律法規建設,比如盡快出台反壟斷法,採取法律手段打破行政壟斷,防止企業相互勾結,形成價格聯盟,損害消費者利益;其次,要加強對市場的監管力度,嚴格執法,從嚴治政,採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打擊各種違法亂紀、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再次,在石油、天然氣、電力等行業與政府維持公平市場秩序密切相關,在實施政企分開改革的同時,要建立獨立的監管委員會,將政府決策職能與監管職能分開,以加強對權力的監督。

三、繼續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市場經濟中,政府職責之一是宏觀調控,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政府「越位」的現象普遍存在,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管得過多過細。特別是不合理、低效率的項目審批制度,已成為影響我國投資環境、影響企業競爭能力的嚴重問題。改革行政審批制度勢在必行,只有擺脫了大量微觀審批事項的政府,才能夠研究超前性、深層次的戰略性重大問題,才能集中精力搞好宏觀調控。

加快審批制度的改革,一要搞好行政審批項目的審核和處理工作,減少政府審批事項和審批范圍;二要縮短審批環節和審批周期;三要公開審批標准,規范審批程序;四要明確審批責任,健全監督機制,對審批行為進行必要的監督;五要改革審批部門普遍存在著的重審批、輕監管,重權力、輕責任現象。

四、轉變政府管理方式,實現微觀管理向宏觀調控的轉變

微觀管理,指政府站在出資者立場上,依靠行政命令、參與企業治理結構或直接介入市場的方式,對微觀經濟主體實施的一種直接管理,主要指國家和地方政府機構對公有制企業的直接管理活動。宏觀調控,指政府運用宏觀經濟政策對宏觀經濟運作所進行的「控制」或「調節」,它是政府通過調整其所掌握的某些經濟變數(如財政支出、貨幣供給),來影響市場經濟中各種變數的取值,從而影響私人經濟部門行為的政策過程。

加入世貿組織以後,政府壟斷一切,宏觀、微觀一把抓的弊病暴露得更加充分。今後,政府應該減少對經濟主體的直接管理,更多地運用間接調控手段,以更靈活多樣、更講究效益的方式進行宏觀調控。凡是企業和個人能夠做好的事情,政府就不插手,凡是市場能夠優化資源配置的領域,政府盡力為其創造有利條件。即使在「市場失靈」領域,也要考慮是否需要政府發揮作用,政府發揮作用是否有效,是否有更好的辦法。只有在不僅需要而且能夠做好時,政府才進行干預。

五、切實轉變政府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

轉變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首先就要做到嚴格依法行政。根據世貿組織要求,政府要保證法律法規在全國的統一實施,有比較完善的依法行政體制,政府行政過程應當是透明的、可預見的、公開的。各級政府部門應當摒棄陳舊的管理方式,嚴格依法行政,由權力行政轉向規則行政,從隨意裁決轉向依法辦事。其次,要公開。透明度原則是世貿組織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改進政府管理方式的一個基本方法。各級政府在管理過程中應盡量做到決策公開、過程公開。再次,要推行管理信息化。盡快實現政府管理信息化,不僅有利於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加強政府各級機關及各級部門間的信息溝通,也有利於政府與內外商人之間的聯系和方便商人們辦事,使行政管理更准確、快捷地實現互動。

六、加強人口、資源、環境等方面的管理職能(社會管理職能)

加入世貿組織以後,我國的人口、資源、環境面臨著新的形勢和新的要求。人口、資源、環境工作,不僅要把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結合起來考慮,而且要更多地考慮國際因素。加入世貿組織,既為我們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經濟社會與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也對我們提高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戰。為此,必須加強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質;強化國土資源管理與合理利用,建立政府管理與市場運作相結合的資源優化配置新機制,全面加快資源調查、規劃和管理,不斷提高對資源的保護,深化有償使用制度改革,推進國土資源市場體系建設,做到產權明晰、規則完善、調控有力、運行規范,依法保護資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權益。進一步把國土資源的管理、利用與開發納入科學化、規范化、法治化的軌道;加大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力度,加強水利建設和對水資源的管理。

七、加強公共服務,建設服務型的政府

建立服務型政府就是要確立服務理念,樹立服務意識,當好人民公僕。新形勢下政府的一個重要職能,是為企業發展和各類創業者提供良好的環境。政府應通過發揮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的職能,為企業發展創造寬松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通過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為企業及人民群眾幹事創業提供優質到位的服務;通過不斷完善硬環境、優化軟環境,營造鼓勵人們幹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氛圍,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繼續推進機構改革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機構改革必須以政府職能轉變為基礎,與政府職能轉變同步進行。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行政機構改革,至今已經取得了不少進展,但轉變政府職能仍然是一個努力的目標,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我們應該用發展的眼光去審視它。尤其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許多領域要同國際接軌,要按國際慣例辦事,政府行使其職能(尤其是經濟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等必須相應地不斷做出新的調整。我們既要有長遠規劃,又要有近期目標,循序漸進,不斷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我國政府職能的轉變早已開始。同時對當前我國地方政府的職能轉變進行了探討,指出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關鍵在於體制和制度創新。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並明確指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改進管理方式」等要求。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經濟正快速融入世界經濟,政府職能轉變成為一個迫切的問題。不僅中央政府的職能需要進行根本性的轉變,特別是地方政府職能的轉變成為經濟發展和世人關注的焦點。
一、我國政府職能的轉變早已開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工作中來」,實際上是理順了各級行政關系,明確了政府工作的主要任務,實現了政府工作從文革時的混亂狀態到條理有序的第一次轉變。這次轉變是我國改革開放的起點,是真正意義上的歷史轉折,二十多年來的經濟發展成果都建立在這次偉大的變革的基礎之上。
改革開放之初,沿海地方政府都著重於制定實施各種優惠政策和相關配套政策,大力招商引資,是一種經濟空間和市場領域的建構行為。到八十年代末期,全國有條件的地市政府基本上都組織實施了招商引資及配套政策行為,從而形成了第一次招商引資潮,政府工作的重心真正轉移到經濟上來,其職能則側重到建立、開辟市場領域上來,並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區塊經濟模式,使區域經濟的格局基本具備,基本構建了滿足國家和地方經濟起步的需要,並在國際經濟發展中利用本地優勢形成一定規模的經濟空間和市場領域。這應該是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實質性突破,也是政府職能具體內容的轉變,是繼明確的經濟方針以來的第二次政府職能的轉變。

直到現在,西部落後地區的政府仍然將工作重點放在招商引資上面。在西部大開發實施的三年中,西部各省市明確地提出了「招商引資」為經濟發展的重點。國家也明確提出了「依託大城市,以線帶點,以點帶面」的方針,其所解決的仍然是經濟起步階段的構建經濟空間和市場領域問題。
沿海地區的大部分地區卻早已超越這個階段,因為在這些地方外地和國外投資的穩定增長已形成一種格局,這些地方政府職能的重點已經轉移並升級為經濟空間的開拓,資源優化配置,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的宏觀調控,轉變為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調控。在九十年代的中後期,我國的經濟發達地區,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這種政府職能的轉變尤為突出,實際上成為國家地域經濟發展的先鋒和探路者,也使我國地方政府職能的第三次轉變,也是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中的大轉型。
當然這種轉變還存在許多問題,舊體制和舊制度的影響間或存在,並不能真正適應我國民族復興和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在我國經濟逐步融入世界經濟,國際競爭逼近國門時,暴露出了許多問題。例如:環境保護及可持續發展問題,經濟發展決策的科學性,經濟結構的效率問題等等;還需要經過深化改革和加快開放才能夠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政府職能轉變。
二 、目前,大多地方政府的工作職能的著重點在本地市場領域的管理,本地市場秩序的規范,本地市場內涵的拓展。
經過改革開放後二十幾年的發展,許多地區,特別是沿海地區的經濟空間已形成了一定的規模,有些已經十分發達,在國際區域經濟中具有一定的影響。雖然與國際同類地域相比還存在相當的差距,但如何將本地的相對優勢的市場領域和經濟空間實現超常規發展,進一步優化地方經濟結構和資源配置,是地方政府職能的重心,於是政府的職能更多的是在經濟的宏觀調控方面。
1。本地經濟空間和市場領域的宏觀管理。
對於中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其區域性經濟空間和市場領域在國家經濟運行和發展中已經具有相對優勢,事實上已經形成了區域經濟中心。其作用相當於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在國家經濟的發展中起主導作用,類似於過去經常提到的「龍頭」作用。這種起主導作用的經濟地域不僅存在本地域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問題,事實上其政策與政府行為還直接影響了相關地域的經濟運行和發展。
一方面,在國家宏觀經濟調控中游直接的針對性政策和宏觀調節,使得主導性經濟區域的經濟發展在適應國家經濟運行和發展的前提下,要兼顧其相關地域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極力為促進地方間或區域間經濟融合進而進一步發展和提升本地經濟做出了不懈努力。採取了提升城市競爭力的結構優化戰略和各種制度創新的舉措,不僅是地域經濟快速發展,還帶動相關地域經濟的發展,形成了區域經濟以城市化為特徵的現象。
例如,環杭州灣上海、杭州、寧波等六城市之間社會、經濟相互聯系密切的「金三角」區,港,澳及深圳,珠海等地區;都在我國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2。本地市場秩序的規范與本地市場內涵的拓展。這主要表現在優化經濟結構和資源配置,規范市場主體的競爭秩序;集中主要精力培育新經濟增長點;發揮地方經濟的主導作用,強化優勢行業經濟的引擎功能,促進區域經濟的融合發展等方面。

三、地方政府職能的決定性轉變在於體制和制度創新。
1。突出地方政府在直接參與經濟管理職能方面的創新。
重視政府的公共支出對經濟的調節和影響作用。堅決推行政府采購公開,公平,公正,提高政府采購的透明度和效率,強化其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深化國營企業改革,發揮國營企業對經濟的作用。隨著十六大提出國有資產的分級管理,要強化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職能轉變,改革國營企業管理體制,把國營企業做大做強,真正實現國營企業在地方經濟中的主導作用。
2。加速政府管理經濟的根本性轉變,結合政府機構改革,把部分職能讓位給各類中介組織。因此,政府如何使其管理經濟的行為高於企業的具體行為,對企業起指導、監督和服務的作用是其職能轉變的當務之急。應當通過機構改革等方式把現在由政府承擔的部分管理和服務職能讓渡給各類中介組織。為此,政府要培育和健全社會中介組織,使其成為承擔政府管理社會服務的具體組織者和運行者;建立健全行業協會組織,使其成為政府產業政策的切入點;加強對中介組織的管理和監督,促使它們規范運作,健康發展,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其中的關鍵是各類中介組織的組成,既要有代表政府施加影響的人員,又要有國營企業的代表,還要有民營經濟的代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代表,使其既能反映地方政府的意願,又要有各方面的意志體現。
3。強化政府經濟決策的科學化,規范化,民主化,以及政府在經濟結構調整方面的關鍵作用,對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進行大膽創新。
結合本地實際,注重產業結構的建立和調整。發揮政府的產業政策指導作用,通過地方優惠政策促生優勢產業和支柱產業,建立相對優勢的市場領域和經濟空間,完成經濟結構的升級,並根據變化了的經濟形勢進行產業政策的調整和轉移。
在區域經濟的發展中,積極參與區域經濟產業鏈的建立和發展。國內和國外的實踐證明,區域產業鏈是區域經濟提升內涵,加強融合的必經之路,是地方經濟的發展的基礎性推動力。在國家總體經濟的發展中,重視新市場的發展,重視基礎市場的發展,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保持經濟總量的增長。
因此要求政府在實施經濟政策職能方面要科學化,規范化,民主化,兼顧地方與全局,兼顧國營與民營,在經濟理論研究和經濟政策實踐兩個方面都要走在時間的前面。
4。抓住經濟發展的關鍵,規劃發展地方資本市場和人力資源市場,對地方資本和人力資源進行引導和扶持,既能為地方優勢市場領域的發展形成保障,又能在在跨區域資本流動中促進地方經濟的良性可持續增長。
地方資本市場的建立和形成,需要地方政府在國家政策的許可下,進行基礎性制度的創新,以解決資本市場發展滯後的問題。為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的規模化發展提供政策性支持和引導。規模資本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徵,也是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力。
為中小企業的發展建立有效的資本市場,對中等以下規模的資本運作提供完善的市場。政府必須在地方經濟空間內開辟有效的資本運作市場。不僅需要制度上的創新,更需要政府在管理上進行創新。
符合實際,各具特色,行之有效的地方資本市場制度將會形成。在國家宏觀資本制度的約束和支持下,地方資本市場相互融合,相互促進,不斷發展和完善,將會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原動力。
5。完善政府經濟管理的方式,加速實現經濟管理的信息化。當今社會的信息化大潮席捲全球,網路延伸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信息化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現有的政府職能,特別是經濟管理服務職能,必須實現信息化,提高工作效率和決策的科學性,實現公正,公開,公平,既能方便企業和公眾,又可節省政府辦公經費和人員,還可以精簡政府部門,深化政府機構改革,提高政府行為的效率。同時,通過辦公信息化,可加強政府部門之間的信息交流,有利於搜集公眾的意見,接受公眾的監督,加大政府決策的透明度。政府信息化的步伐直接關繫到國家綜合實力的發展,現在已是刻不容緩。
在政府職能的三次轉變過程中,我國經濟保持了高速持續發展,隨著入世和國際競爭的加劇,以及地方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多樣化,國家應採取地域經濟分別對待的方針和政策,在現有的地方政府的職能不盡相同的條件下,強化國家經濟的宏觀調控職能,促進地方政府職能全面有序地進行第四次轉變,使我國經濟的內涵進一步擴大,各區域經濟的融合度不斷深化,全面提高我國經濟整體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在國際經濟的進一步高度融合和競爭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❹ 加強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積極意義是什麼

1、有利於健全公共服務供給的體制機制:當前在我國政府履行公共服務職責中,沒有形成可持續的財政支持體制,沒有建立規范的政府分工和問責機制,沒有形成地區間和城鄉之間資源的公平配置制度,由此嚴重影響了公共服務所提供的數量和質量,並制約了公共服務基本功能的有效發揮。

2、有利於公眾參與公共服務的管理與監督:隨著信息化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公眾對公共服務需求越來越大、質量要求越來越高,對國家之間、地方之間公共服務的差異也越來越敏感,已經不再僅僅滿足於知道政府在公共服務上花了多少錢,更關心這些支出取得了哪些效果,對公眾的工作生活帶來了什麼切實的改善。

3、有利於提高公共資源整體配置效率:政府資源配置的職能不僅沒有削弱而且還在不斷加強。雖然2005年我國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僅為18.5%,但從政府實際能支配的資源和職能范圍看,我國屬於「大政府」國家。

4、有利於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在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日趨深入發展的背景下,以跨國企業為代表的國際競爭逐步演變為國家間市場、企業、政府、資源等全方位的競爭。政府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國際競爭的後台支持,而是直接走上了國際競爭的前沿舞台。

(4)政府公共服務效率擴展閱讀

中國政府提出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但在操作層面必須明確界定基本公共服務的內容。從中國的現實看,可以運用基礎性、廣泛性、迫切性和可行性四個標准來界定。所謂基礎性,是指那些對人類發展有著重要影響的公共服務,它們的缺失將嚴重影響人類發展。

所謂廣泛性。是指那些影響到全社會每一個家庭和個人的公共服務供給。所謂迫切性,是指事關廣大社會最直接、最現實、最迫切利益的公共服務。所謂可行性,是指公共服務的提供要與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公共財政能力相適應。

從上述標准判斷,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基本社會保障、公共就業服務,是廣大城鄉居民最關心、最迫切的公共服務,是建立社會安全網、保障全體社會成員基本生存權和發展權必須提供的公共服務,成為現階段我國基本公共服務的主要內容。

❺ 如何提高公共服務效率

如何提高公共服務效率
過去傳統上,政府一直想把自己打造成全能政府版,在思維定式當中公共服權務從提供到管理都是政府的事情,這個格局從計劃經濟體制一直延續下來,近年來有所突破。中央提到頂層設計,頂層設計如果是基於現在的政府對職能的認識,因為拘泥於自身傳統思維和職責履行的方式,可能會有很大的局限。在講到引入社會資源這個問題,進一步如何管理的問題,這個問題引起很大的爭議。

再一個就是成本意識。公共服務是否要考慮公共服務提供和管理過程的成本,實際上在這個問題當中,我們講的這種成本不僅僅是政府投入的成本,而是指實際運作過程當中效率效能程序是否繁瑣。

廣大人民群眾需要公共服務需求量是非常大的,簡單看政府職能部門,涉及到公共服務的提供和管理的部門也不少,但是我們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公共服務提供的職能部門疊加、職能疊加,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另外一方面,公共服務缺失覆蓋不足嚴重缺失,效率和效能低下這兩個突出問題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當中過去都是長期存在的問題。

❻ ppp是怎樣提供公共服務效率的

在PPP項目的識別階段,首先由財政部門(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中心)會同專行業主管屬部門,從定性和定量兩方面開展物有所值評價工作;定性評價重點關注項目採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與採用政府傳統采購模式相比能否增加供給、優化風險分配、提高運營效率、促進創新和公平競爭等;定量評價主要通過對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全生命周期內政府支出成本現值與公共部門比較值進行比較,計算項目的物有所值量值,判斷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是否降低項目全生命周期成本。其次為確保財政中長期可持續性,財政部門應根據項目全生命周期內的財政支出、政府債務等因素,對部分政府付費或政府補貼的項目,開展財政承受能力論證。通過物所值論證和財政可承受能力論證就可以採取PPP模式進行。
PPP模式通常由社會資本承擔設計、建設、運營、維護基礎設施的大部分工作,而基礎設施建設最終目的是為公眾提供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政府通過支付社會資本的建設成本、運營成本及合理回報來采購社會資本提供的這些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這樣,可以增強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提高公共服務和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

❼ 有效政府的效率

有效的政府應該具有很高的配置效率。它應該以社會的需求為導向,有針對性地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服務。
從供給方面來說,它就應該考慮與市場或社會各司其職,讓市場負責私益物品和服務的生產和提供,讓中介組織負責一般性的社會能夠承擔的公共服務,並讓其承擔起社會與政府之間的必要的中介作用,而政府,則專門負責公共服務。各種各樣的物品和服務,由各種各樣的組織通過復合的制度安排來供給,而消費者則具有相當的選擇權。比如氣象服務有公益性服務和非公益性的服務之分,這時政府可以承擔公益性服務的生產,而營利性的組織則可以介入非公益性的服務,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政府也可以利用非政府的力量,來生產公益性服務。
從消費方面來說,政府和許多非政府的公共組織一樣,成為公民消費公共服務的集體消費決策單位。比如,政府代表公民決策需要用多少資源購買多少氣象服務,它也可以代表本轄區的公民決策,決定警察服務的規模有多大,在多大程度上由政府的警察部門來提供服務,什麼服務可以從保安公司那裡購買。教育作為一個產業,在供給上是復合的,由各級政府支持生產各種各樣的服務,也允許民間力量辦學。從消費方面來說,政府可以允許公民個人(家長和孩子)進行一定的選擇,同時也可以由政府決定把多少財政資源用於公立學校,把多少財政資源用於支持民間辦學。
政府具有技術能力或者具有很高的技術效率,並不一定能夠增進社會的福利。比如,不注重配置效率但具有技術效率的政府,往往只考慮到管理的方便,卻很少考慮到服務對象的需要,尤其是很少考慮到服務對象的時間價值。比如辦理護照的部門,其上下班時間與一般上下班時間完全等同,星期六和星期天卻不上班。這使得許多公民不得不在單位請假去辦理護照,大大提高了公民辦理護照的機會成本,耽誤了很多事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一種隱性稅,並且是對整個社會福利只有損失沒有任何增加的稅種。又比如說,某個社區特別需要能夠在夜間巡邏的警察,但是政府只是多配備了日間巡邏的警力,這就導致日間警力供給過多,而晚間卻供給不足。這時,即使技術效率再高,由於缺乏配置效率,該政府也很難說是有效的。要提高政府的效率,就需要考慮到公民的需求,考慮到公民方面可能付出的成本,即提高配置效率。有效的政府不僅僅是一個具有技術能力和技術效率的政府,它同時也應該是這樣的政府,它能夠與其他非政府組織和公民一起構成一個復合的組織結構,與公民一起協作生產,不僅計算政府方面的直接成本,還需要兼顧公民方面獲得的收益以及因此而付出的成本,通過政府與公民協作生產公共服務的制度安排,共同努力,政府就可以充分滿足社會的需求。 有效的政府,還應該有適當的制度激勵基礎,即具有制度效率。沒有適當的制度基礎,促使政府官員來採取先進的組織技術,鼓勵高級人才從政,即使有了先進的組織技術和大量的高級人才,也會導致組織技術無法得到使用,高級人才大量閑置的惡果,其需要的僅僅是一個借口,如先進的技術不適合具體情況,高級人才缺點太多等。如果有了適當的制度基礎,即使當前尚未有先進的組織技術,高級人才也非常稀缺,適當的制度基礎也會鼓勵人們引進或者開發先進的組織技術,鼓勵高級人才迅速出現,或者從其他部門轉移到政府部門。如果有了先進技術和人才,適當的制度基礎則會充分用足先進的組織技術,並使高級人才大有可為。就財政資源來說,政府的財政資源是稀缺的,如果制度不當,就會鼓勵人們把稀缺的財政資源浪費在不相關的項目上,甚至因貪污腐化而化公為私。如果制度適當,稀缺的財政資源就會得到節約使用,從而在資金上實現技術效率。自然,如果有了良好的政治制度,就可以廣泛地獲取社會的支持,取得社會高水平的信任;在良好的制度平台的基礎上,政府就會有動力節約使用其合法性能力,謹慎使用社會對政府的信任,並有積極性通過政府的活動,進一步提高政府的合法性水平,從而提高政府的政治能力,使政府更具有政治效率。
就配置效率來說,如果制度適當,則可以把有限的公共資源配置在社會真正需要的方面,並在相互競爭的用途之間進行有效的配置,實現各個方面的均衡配置,也就是實現微觀經濟學中所說的資源配置效率。如果制度不適當,有些方面的社會需要就會過分投資,而有些方面的社會需要則投資不足,甚至很可能把重要的公共資源浪費在社會完全不需要的方面去,給尋租集團以可乘之機,化公為私。 當然,絕對三者皆備的政府是不存在的,因為有效政府在動態意義上是一個不斷適應變化的過程,在一個動態的世界裡,消費者的需求變化,技術在發生變化,人心也在發生變化,在這些變化的環境中,技術效率、配置效率和制度效率,實際上都是一種相對的概念。因此,如果考慮到變化的因素,有效的政府,還是具有動態效率的政府,它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相應於不斷變化的技術、需求以及人心狀況,分別實現技術效率、配置效率以及制度效率。技術變化、需求變化、人心狀況的變化,都可能改變各種效率的格局,都需要重新追求均衡。比如,就人心來說,在所有的人都是誠實守信、無私奉獻的人的時候,我們就可以不需要有許多復雜的懲罰措施;但在所有的人都是爾虞我詐、坑蒙拐騙、極端自私自利的時候,我們就必須要有一套非常復雜的鑒別和懲罰措施。而由一般人組成的時候,只要有簡單的激勵措施以及預防性的懲罰措施就足夠了。我們相信人性是差不多的,但是不同時期、不同地點、不同人群的人心應該是有所差別的,只要人心存在差別,就需要不同的制度加以適應。就技術來說,如果技術發生了變化,成本格局也就發生了變化,比如隨著電腦技術的迅速發展,電腦成本每年以30%的速度下降,在短短的時間里,就極其迅速地降低了中文輸入和排版的費用。這時,電子技術就成為首選技術,機械技術就成為過期產品。具有動態效率的政府,就應該適應這一技術的變化,實現政府管理的電子化。就個人的需求來說,在過去,我們對噪音和污染有較高的耐心,並且認為這是發展的標志,「濃煙滾滾、機器轟鳴」,並不是壞事,而是好事;但是,現在人的需求已經發生了變化,認為濃煙滾滾是大氣污染,機器轟鳴是噪音污染,這時環境衛生就不僅僅包括清掃垃圾,而且還包括「清掃」空氣和「清理」噪音。有效政府的動態效率就意味著要適應變化,適當調整,實現各方面的效率。

❽ 公務員的公共服務能力有什麼基本意義

首先,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求基層公務員必須帶頭做到誠實守信,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不斷提高社會綜合治理能力和綜合服務能力。和諧社會是誠信社會。社會誠信是社會和諧的基礎。服務型政府是誠信政府。構建社會誠信體系,政府是社會誠信的表率。正人先正己,點亮一盞燈,照亮一大片。

曾經發生的陝西鎮坪縣發現華南虎消息發布失實的「周老虎事件」,其實就是一個典型的政府誠信失信問題的個案。基層公務員在社會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中,應當首先帶頭做到誠實守信,公正辦事,對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道德缺失、造假販假、坑人害人等失信現象及時加以規范引導或依法進行綜合治理,以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保證社會和諧穩定。

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前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中,基層公務員只有不斷提高社會綜合服務能力,構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社會誠信體系,才能實現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市場經濟也是誠信經濟。如果基層公務員的綜合治理能力和綜合服務能力跟不上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社會誠信原則就可能遭到破壞,社會公平正義就沒有保障,那麼我們的社會也就根本沒有和諧可言。

其次,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求基層公務員必須不斷提高應對各種重大社會突發事件的能力,必須不斷提高重大社會突發事件發生後的緊急搶險、醫療救助、救援安置、善後處理等服務能力。

近年來,社會突發事件頻發,重大責任事故較多。從非典肆虐、蘇丹紅泛濫、哈葯質量問題,到火災事故礦山事故和交通事故,再到5.12汶川大地震和三鹿奶粉質量問題,社會突發事件從公共衛生安全領域到生產安全領域再到食品安全領域不時發生,讓我們充分認識到基層公務員必須要不斷提高應對社會突發事件能力,不斷增強社會公共管理能力,不斷提高社會公共服務能力,以及建立重大突發事件預警機制和提高突發事件發生後的公共服務能力。盡管非典讓我們知道怎樣應對公共衛生安全領域的重大疫情,5.12汶川大地震讓我們明白如何對付突如其來的重大災難,礦山事故和交通事故讓我們懂得怎樣抓好安全生產,但僅有這些現成經驗是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發展要求的。我們只有不斷提高基層公務員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和突發事件發生後的服務能力,才能做到遇事不驚,方寸不亂,確保社會和諧與穩定。

再次,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求基層公務員必須不斷提高公共服務創新能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政治經濟生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改革開放的成就與經驗告訴我們,沒有改革就沒有發展,沒有創新就不能發展。創新是社會發展和民族進步的靈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完善,社會公共需求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尤其是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以後,新一輪的農村改革發展又為基層公務員的公共服務能力的不斷創新提出新的挑戰。面對層出不窮的新問題新情況和新事物,基層公務員必須在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水平的能力上不斷創新,在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上不斷探索,改變原來由政府單一承擔公共服務的模式為調動社會組織中介組織和個人共同參與的公共服務模式,充分發揮市場機製作用,努力降低服務成本提高服務效率,使公共服務由簡單的最低生活保障型逐步向高級的社會福利型過渡,實現社會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最終實現「社會和諧人人有責、和諧社會人人共享」的宏偉目標。

❾ 中央政府統一提供公共產品是否有效率

有。中央政府的事權范圍。全國性公共服務、全國性基礎設施以及參與提供的國際性公共產品服務屬於中央政府的責任,有些准公共產品的供給是各級政府的重要責任。中央政府的事權范圍應該涵蓋:

涉及國家整體利益的全國性公共產品和服務,包括外交、國防、對外援助、海關、空間開發、海洋開發、社會保障、教育、衛生防疫、交通運輸干線、全國性通信基礎設施等;對自然壟斷和金融業等特殊行業的政府管制以及對安全、衛生等方面的強制性標準的制定等社會性管制;制定反壟斷政策。

(9)政府公共服務效率擴展閱讀:

混合產品是兼具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屬性的產品。在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之間,還存在許多不具有純粹的公共產品或私人產品的屬性。

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或多或少地同時具有這兩種產品性質的產品和服務,通常稱之為混合產品或准公共產品。准公共產品亦稱為「混合產品」。這類產品通常只具備上述兩個特徵的一個,而另一個則表現為不充分。

從整體上講,混合產品不能同時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否則其就成為純公共產品。同樣混合產品也不能同時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否則其就成為私人產品。既然混合產品兼具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的屬性,那麼根據其所具有的兩種產品屬性的不同組合狀況,可將其分為以下三類:

具有非競爭性的同時也具有排他性:這類混合產品在具有公共產品非競爭屬性的同時也具有私人產品排他的屬性。比如公園,就是這種類型的混合產品。

在遊客沒有超過一定人數的條件下,遊客的增多並不會影響原有遊客的效用水平,即公園的消費具有非競爭性;但公園可設置圍牆或欄桿將不買門票者拒之門外,即其消費也具有排他性。諸如教育、影院、高速公路等都屬此類的混合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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