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急求】當代中國服務型政府建設面臨的困難及出路謝謝大家了
經過了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經濟建設型政府已基本形成，這是我國社會發展進程上質的飛躍。然而，經濟建設型政府存在兩個嚴重的誤區：一是長期把政府作為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起主導作用；二是政府仍然沒有成為公共產品的主要供給者，為社會提供真正的服務。這兩個誤區使我國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累積了許許多多經濟以外的社會問題。要使我國經濟持續增長，從根本上解決突出的社會問題，實現「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必須加強服務型政府建設。
一、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是加強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核心內容
服務型政府建設最本質的內容就是要重新定位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強化「服務」二字。服務型政府建設強調由「經濟建設型」向「社會服務型」政府轉化，實現公共服務的公開化；由運動型的為民眾服務向制度型的公共服務轉型，實現公共服務的制度化；由歧視性的公共服務向平等型的公共服務轉化，實現公共服務的公正化。
服務型政府建設在進一步加強政府經濟建設服務職能前提下，重點強化政府對社會服務功能。政府要通過轉移支付和財政支出等手段對教育、社會保障、公共醫療衛生、科技補貼、環境保護等社會發展領域提供高質量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更要強化政府公共服務的制度建設，在社會服務中要強化義務教育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社會福利制度、公共醫療衛生制度、科技補貼制度、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制度、公共收入與公共支出制度和公共服務參與制度。
服務型政府建設要堅持突出公共性強、政府最具比較優勢、社會福利效應最大化、將效率與公平有效結合等原則，制定政府現階段公共服務目標，確立公共服務戰略重點，強化公共服務內容，制定公共服務步驟，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來加強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建設。
二、建立公共型財政體制是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重要基礎
建立公共型財政體制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前提基礎。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解決社會公正、公平，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實行既符合基本經濟制度，又有利於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福利政策，是政府應當而且必須向社會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產品。尤其是我國正處在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收入分配差距、城鄉二元結構等經濟社會問題比較突出，有效調整收入分配關系，逐步解決農民的國民待遇，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公共財政不僅是基於保障公共產品的制度安排，而且是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務，化解社會矛盾、減少社會風險、確保社會穩定、保持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基礎。
建立公共型財政體制主要從三個方面來進行。一是重構政府對公共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教育文化、環境保護等領域的責任體制。主要包括政府要加強相關基礎設施的建設，不斷加大對這些方面的投入比例，建立一個合理的投資體系。二是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統一的、有效的各種社會保障體制。三是對農村重建投資體系，使農村在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教育文化方面有根本轉變。
三、建立公開、透明的行政體制是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關鍵環節
服務型政府必須堅持辦事公開、透明原則，不僅要法規公開、透明，辦事內容、辦事程序、辦事結果也要公開、透明。現代社會，公共信息與每一個公民的利益直接相關，具有廣泛的社會性，公民對社會事務具有知情權，政府應該尊重公民權利，不得隱瞞公共信息。政府對服務目的、目標、方式、內容和范圍等進行公開，不但有利於充分發揮政府以外的個人和社會組織作用，而且有利於提高政府地位，增強公民對政府行為的信任感，有利於政府推進行政目標的實現。因此，建立信息公開制度，讓全社會及時了解公共信息，既是政府發展的要求，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從本質上能夠加大全社會應對政府的支持力和監督力，既有利於發揮政府的主要公共服務職能，又有利於各類社會組織參與行政活動和發揮作用。所以，公開、透明是對政府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基本要求，公開政務、公開政情也是政府有效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重要保障。
四、依法行政是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根本保證
依法行政是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保障公民權利，防止政府濫用權力，保障社會穩定的基本條件。加強和完善我國政府公共服務的相關立法，對推進以法治國進程、保障公民權利、依法行政都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我國的改革開放走到今天，無論是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權力社會向能力社會的轉變，從國家社會向公民社會的轉變，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變，從單向控制的行政體制向協商合作的管理機制轉變，都是我國社會生活中正在發生和變化的事情。我國社會關系的日益深刻變化，已對公共服務的相關立法提出了迫切要求。加快公共服務的相關立法，不僅是政府職能轉換的需要，更是社會生活對國家、對政府提出的現實要求。
立法是前提，有了公共服務的相關法律，還必須以法律規范和約束政府和公務人員的行政行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推進依法行政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從上至下加強政府官員的法律意識教育，建立嚴格的法律問責制，對不執行法律、違背法律而形成的各類嚴重失職和瀆職行政行為，要依法追究。因此，應當盡快將政府履行公共職能的范圍、程序以及相關的措施納入到制度化、法制化的軌道，建設法治政府。
總之，加強服務型政府建設是經濟發展需要，社會進步的需要，也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然結果。加強服務型政府建設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精神為指導，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改變政府工作作風，加大政府對社會的服務力度，提高政府服務能力和水平，才能使政府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可靠保證。
B. 考研：請問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利弊是什麼，提高公共服務效率的措施有哪些
公共服務項目市場化、社會化的利弊剖析
有選擇地將部分公共服務項目進行市場化、社會化的改革，反映了政府職能在公共領域的退縮和市場價值的回歸。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現代政府面臨著社會需求急劇增長與公共財力相對不足的困境。上述改革是順應政府職能轉變，順應民眾訴求的必然趨勢。
(一)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的有利因素
1.實現政府職能與市場機制相結合。在公共服務領域採取市場化的手段和民營化的方式，實質上是引入了競爭機制，從而能有效降低公共服務成本和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實現市場對公共資源的優化配置；而政府通過制定標准和對服務效果進行評估和監督，則又發揮了政府宏觀管理的作用。因此，市場化取向的公共服務項目的改革，有效地解決了政府動作缺乏效率，而市場動作缺乏政府公共支持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紹興縣比較早地使一些私立醫院和學校進入公共服務領域，打開了政府壟斷醫療、教育資源的缺口，增加了民眾對資源的選擇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公立學校、醫院的競爭壓力，對這些行業加強規范管理和提高服務質量，進而提高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是有積極作用的，這些公共服務項目的市場化、社會化改革對緩解政府財政壓力是有一定作用的。
2.提升城市品位與服務普通民眾相結合。公共服務領域的市場化、社會化程度是衡量城市現代化水平的重要尺度，傳統的以政府「統包」的公共服務，雖然管理秩序井然，但卻缺乏應有的活力，從而使廣大民眾的公共消費維持在較低的基點上。政府主動降低公共服務項目的市場准入門檻，構築起多元化的公共服務項目投入機制，使公共服務領域在橫向上不斷擴展並在此基礎上向縱深發展，有助於形成較為完善的公共服務網路。以社會的力量介入公共服務領域，既是對政府職能的承接和轉移，也是公共管理領域對「小政府、大社會」的呼喚。私立醫院高起點的規劃建設和高規格的醫療服務，私立高中近年來教學質量的提高和社會影響的擴大，匯聚了城市人氣，集聚起大批人才。一些私立醫院運行以來先後引進了一批碩、博士生；私立高中的舉辦也從外省引進了大批本科生，這對提升城市的知名度進而打造城市品牌具有重要作用。提高城市品位的根本宗旨是服務民眾，公共服務項目實行市場化運作，有效地緩解了公共服務供給與市場需求的矛盾。
3.節約行政資源與激發民間活力相結合。隨著社會事業的地位凸現，柯橋城市空間的不斷拉大，必然使公共服務的領域不斷拓展，公共服務項目分工的細化。在這種背景下，政府有限的財政資金既要加大投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又要不斷充實到公共服務領域，從而使政府資金的支配與使用壓力加重。因此，剝離政府的部分公共服務職能，有利於降低行政成本，便於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辦難事。與此同時，一些公共服務項目採取市場化的手段，對化解不良資產，卸下財政包袱也確實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民營企業介入公共服務領域，確實是承擔了政府想辦而又無力興辦的某些項目，為推動縣城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在經濟發達又藏富於民的紹興縣，實現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社會化有其現實的社會基礎，特別是一大批規模以上企業，通過多年的市場拼搏和成功的企業運作，已積累了相當雄厚的經濟實力，從而為企業實現多元化拓展及參與公共項目經營創造了重要條件。
4.轉變政府職能與擴大民主參與相結合。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能達到政府職能卸載和機構精簡的目的。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釐定了政府與市場的職能關系：政府的職能主要在於「掌舵」，而「劃漿」的職能則更多地由市場來完成。公共服務採取民營化等形式，實現部分政府職能向市場和社會的轉移，能有效地調整和優化部門職能，有助於建設「廉價政府」。一般而言，凡是可以由私營部門和非政府組織來完成且可以比政府完成得更好的職能，就不應保留在政府公共服務部門，這樣做有助於實現政事分開，管養分離，從而達到精簡機構的目的。公共服務的市場化還能擴大公民的民主參與，促進民主程度的提高。政府通過在公共服務領域引入市場、社會力量，實行多元化服務供給，實際上是政府向社會的「權力返還」和民眾對行政的參與過程，這一過程的本質是社會民主過程的發展。政府與其他市場主體在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的過程中，充滿著復雜的利益博弈關系，這有助於政府在未來的決策中做到更加科學有效。
5.轉變執政理念與提高應對能力相結合。從更深層面上看，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社會化是一場觀念層面的革命，它促使人們逐漸擺脫僅從政府自身來拓展公共服務資源的思維定勢，逐步確立起社會良性互動運行的觀念，辯證認識現代社會的三大支柱(政府、企業及社會組織)的功能和作用，真正使政府做到「有所為而有所不為」，促使政府從以權力中心向規則中心的運作方式轉變，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從暗箱行政向透明行政轉變。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的過程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過程，尤其是在其發展的初期，由於政府本身在公共服務市場化運作的經驗和體制監督方面的欠缺，容易造成大量優質的公共服務資源的閑置乃至浪費。這深度拷問著政府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從而促使其提高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
(二)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存在的主要問題
在肯定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的正面效應的同時，也應如實尋找其負面因素。市場化不是萬能的，其間出現的政府與投資商之間復雜的利益博弈，良好願望與客觀效果的現實反差，使人領悟到公共服務市場化之路的艱難與曲折。
1.公共責任的嚴重缺失。在公共服務市場化進程中，政府和投資者對公共產品上的價值目標的追求是不盡一致的。作為政府部門不僅要求其有效率，而且更注重社會責任；而私營部門可能在計較投入產出率下，忽略社會責任及公共利益。這始終是一個難以兩全的矛盾。這樣，在運作過程中就會出現「掠奪性」經營和欺詐問題。在實際運作中，一些投資者通過變更合同、欺詐等手段，造成了工程款拖欠、銀行追討貸款、法院查封土地、群眾上訪等問題，這是經營者公共責任的嚴重缺失。在一些私立學校的經營中，由於投資者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內在沖動，在安插親戚掌管財、物大權的同時，隨意不履行自己的承諾，又直接干預日常教學管理工作，引發學校內部管理的混亂。因此，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實踐中的「道德風險」的化解，從根本上說是不能寄希望於投資者的良心發現，而行政監管的失范和制度約束的脫離，使道德風險的機會加大。
2.社會資源閑置、虧損嚴重。從私營投入公共服務項目的實際運作情況來看，公共服務項目運作業績令人堪憂。一些私立醫院存在著設備閑置、經營虧損的情況。同時，由於業務不足，引進的高檔次人才大量閑置，影響了人才隊伍的穩定。而與此形成反差的是一些公立醫院服務處於飽和狀態。一些私立學校由於自身辦學定位及內部管理問題，也出現連年虧損甚至停止辦學。造成上述項目經營處於困境及虧損有其自身原因，但從客觀上講，在政府公共服務資源處於強勢地位的發達縣域，尤其是象教育、醫療這樣的領域，私人承擔公共服務項目，生存的空間本來已經不大。在現存體制和行政偏好下，政府直接經營公共服務項目的強力扶持也在情理之中。
3.公共服務市場化思路狹窄、形式單一。在推出公共服務項目市場化、社會化過程中，基本上是採取民營化這一形式，相當程度上是屬於土地「一賣了之」的做法。因此，在產權上割斷了與政府的聯系，從客觀上削弱了政府介入這些服務項目的深度和力度。這顯然是屬於外部鬆散型的政府與市場結合模式。這種做法，看似比較徹底的公共服務的市場化，卻反映了我們對市場化認識的不成熟。在推出項目的具體操作上也沒有做到循序漸進，從而造成一些公共服務項目經營虧損和資源閑置。僅僅採用民營化這一模式，從長遠來看也造成了政府優質資源(包括土地)的流失，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政府對經濟資源的調控和城市整體的規劃；同時，由於私營部門公共服務項目經營的虧損，勢必又會對政府提出利益補償的要求，從而使政府的良好初衷化為泡影。其實，公共服務項目市場化，不僅可採取民營方式，還可以採取政府項目合同外包及政府與民間合作等模式。
4.引進項目監管不力，規劃執行缺乏剛性。公共服務項目市場化中出現的問題常常與政府對項目監管與規劃的執行有關。在引進該項目時，政府管理沒有步步跟進，沒有嚴格按合同實施，輕易地允許一些投資商調整規劃，關鍵環節上政府職能的缺位，常常成為誘發錢權交易的溫床。同時，這些項目建設中出現的問題也與城建、金融、工商部門等沒有全方位的監管有關，從而使資金抽逃和違規運作有機可乘。從現實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投資者的職業操守來看，要使其自覺自願地承擔公共服務項目的社會責任，似乎為時還早，這也是公共服務項目的投資者總是要以「房產捆綁」等形式，向政府提出利益回報的原因。
5.政府後續管理缺乏，內部機制不全。在公共服務市場化的過程中，政府只注重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前期管理，包括規劃、建設等，而對其建成後的實際運作，往往缺乏後續管理制度和措施，常常是在出現問題或投資者提出要求後，以政策性的文件代替規范化的管理，從而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政府和投資者之間經常性的對話和協商機制，造成政府和私營部門信息不暢與不對稱。事實上，在市場化過程中，政府是不能與之完全脫離的，政府仍然負有績效管理與評價的責任。公共服務領域在運作中出現的問題，也與私營部門自身缺乏健全的內部管理機制有關，投資者慣用對企業的那套「老闆管理」模式來管理公共服務項目，以低薪聘用外地人才，不重實際效果，並急功近利要使公共項目早出效益。同時，公共服務領域是高知識人才集聚的地方，而這些被投資者聘用的管理者又是其中的佼佼者，盡管沒有資產，但他們有思想和能力，投資者只有充分激發管理者的積極性，為其提供一個良好的創業環境，才能實現公共服務領域的可持續發展。
C. 什麼是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
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意味著從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出發，創新供給模式和供給機制，推進結構調整，提高供給質量，有效滿足社會需求。
報告《城域開放眾創空間：創新2.0時代智慧城市建設新路徑》提出，開展基於創新2.0的開放眾創和智慧社會建設，必須加快政府2.0的服務轉型，推進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報告還以共享單車、導航軟體應用等案例為加快政府2.0轉型，推進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建設智慧社會進行了論述。
政府2.0通過開放數據推動各方參與眾創可以更好解決社會治理難題。比如高德、網路等商業導航移動應用，通過互聯網企業的創新應用開發和眾多司機智能手機導航應用，在整個城市空間創新了基於實時交通流量數據的交通社會化參與調控模式有效緩解交通擁堵。又如讓綠色出行回歸城市的共享單車。共享單車正是依託物聯網、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應用，通過企業、社會、政府共同參與眾創共治解決城市難題，不僅是一個商業創新、更是一個社會創新，也是「五位一體」智慧城管服務轉型的生動詮釋，更是創新2.0時代群眾路線的新探索，新網路、新數據環境下依託城域開放眾創空間構建智慧社會解決城市治理難題的一個典型樣本。
共享單車的出現也帶來一些新的問題。比如，由於城市公共空間規劃設計的缺陷、配套公共服務、相關制度與管理的缺失等原因，導致共享單車亂停亂放、人流密集地塞滿了共享單車等問題。這不是共享單車的錯，也不僅是企業的責任，更需要面向創新2.0的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特別是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側改革。
我們需要思考，城市精細化管理、制度供給和公共服務是否還存在不足與錯位，城市是為車而建還是為人而生，交通疏堵關鍵在「堵」與「限」還是在服務與管理，城市是否是人本尺度和以人為本，為人行、騎行和社會交往提供了足夠空間，政府是否在城域開放眾創空間營建中發揮了應有作用？我們如何基於創新2.0推進開放眾創、社會共治，讓城市出行與交往空間更加美好？
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需要政府2.0的服務轉型。眾創發展中的問題需要在眾創發展中去持續解決，在創新2.0時代技術、社會以及管理與制度的互動中去解決，通過政府、市場、社會共同參與的眾創和共治去解決，如同共享單車這樣的眾創所已經解決的問題一樣。在城域開放眾創空間營建過程中，公共服務與制度供給的完善、社會治理的精進、智慧社會的建設也絕非一日之功。推動以社會為舞台的開放眾創，需要構建面向創新2.0的「政用產學研」協同創新生態。政府在其間將扮演重要的角色，實現面向創新2.0的政府2.0服務轉型。創新2.0時代的人民政府一定是城域開放眾創空間營建者、創新生態賦能者、智慧社會培育者。
D. 關於省市城鄉公共服務差異研究的論文好不好寫
大概就是這樣的吧，你看下我發的這個，你可參考下，這個文章，有很多內容完全可以借鑒和參考的，方向大概頁和這個差不多。這方面的論文總體來說還是比較好寫的，資料那些也比較容易找，參考的範文也比較多。
從我國十一五綱要第一次提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開始,江西省對基本公共服務進行了積極探索,堅定不移地實施民生工程,著力提升人民群眾幸福指數.然而,處於我國中部地區的江西由於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財政投入的不足,城鄉二元化等政策的長期影響,使得全省基本公共服務總體落後並且分布分布不均.本文旨在通過對江西省基本醫療服務的深入分析,得出制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原因,提出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政策建議.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內涵
所謂基本公共服務,是指在社會共識的基礎上,由政府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和總體水平來提供、旨在保障個人生存權和發展權所需要的最基本社會條件的公共服務.基本公共服務劃分為四個方面：一是底線生存服務,包括公共就業服務、社會保障等；而是基本發展服務包括教育、醫療衛生、文化體育、民政等社會事業中的公益性領域；三是基本環境服務,包括公共交通、公共通信、公用設施和環境保護等；四是基本安全服務,包括公共安全、消費安全和國防安全等.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政府是民意的代表,必須對所有社會成員供「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全社會和個人福利的最大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指的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價值取向和結果狀態,其含義就是全體公民不論地域、民族、性別、收入及身份差異如何,都能獲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結果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核心是機會和效果均等,而不是簡單的平均化和無差異化,但最終還是要實現結果的均等化.總的來說,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就是指政府要為社會公眾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標準的、最終大致均等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江西省基本醫療服務均等化中存在的問題
在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方面,江西省全面推進新農合體系建設,大力加強對醫療衛生領域的投入力度,建立了惠及全省人民的醫療保障體系；而在城鄉醫療救助制度中,主要是大病救助,對於享受低保居民,按其自費部分的40%予以報銷,五保戶自費部分報銷比例是50%,普通居民自費部分報銷比例是15%；可以看出政府在推進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城鄉均等化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應該認識到的是,江西省城鄉之間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還是存在一定差距的.城鄉之間的差距主要體現在農村地區醫療設施數量少與條件差並存和醫護人員各方面素質低兩方面.在農村地區,鄉鎮衛生院承擔著廣大農村地區預防與醫療工作,直接為農村居民提供服務,但是,有大量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需求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只擁有少量相關資源.這樣,農村地區居民為將病看好就只能向城市醫院轉移,使得城市醫院「人滿為患」,出現資源擁擠的現象；同時,鄉鎮衛生院因醫療條件差不能滿足農村居民基本醫療需求而「門可羅雀」,使原本就不豐富的醫療資源閑置起來,經濟效益不足,導致的惡性循環又加劇了醫療衛生服務的供需矛盾.廣大鄉鎮均存在醫療衛生人才的貧乏,現有醫護人員普遍專業水平有限、職稱低、學歷低、服務群眾的意識和能力不強.綜上所述,雖然近年來政府對鄉鎮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優化做出了一定努力,但是廣大農村地區現有醫療條件依然致使居民就醫不方便,出現了「小病不需看,大病城裡看」的現象.制約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主要原因
（1）.制度根源——城鄉二元體制以及鄉財縣管體制
城鄉二元體制與鄉財縣管體制是造成我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的制度根源.一方面,由於城鄉分割的二元分割體制,使得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民眾生活水平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這些差距致使城鄉各級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不均等,從而導致了城鄉之間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的現象.另一方面,現階段我國基本公共服務的主要由基層財政來承擔,而目前實行鄉財縣管的財政制度,鄉村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相當有限,導致財政與事權之間的不匹配,限制了鄉村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這也是造成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的重要原因.
（2）.財政支出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投入比重過低
根據地方財政預算表的數據顯示,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一直增長,但財政的增長並沒有帶來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投入的增加,以江西省L鎮為例,全鎮財政收入在2007至2010年大幅增長了近254%,但基本醫療服務支出所佔比重竟然呈下降趨勢.究其原因,是「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發展戰略和政府投資驅動式的經濟發展模式,固化了政府公共支出結構.由於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更注重GDP的增長,各級政府為了發展經濟這個中心任務,相應的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經濟建設領域,從而忽視了自身的公共服務職能,造成了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投入比重過低.
（3）.財政支出中轉移支付存在的問題
現階段我國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除了靠本級政府的財政收入之外,主要是靠財政的轉移支付來實現.然而,目前我國的財政轉移支付還存在這一些問題：一：財政轉移支付的結構設計不合理,專項轉移支付比重偏高,一般性轉移支付比例較低；二,轉移支付的形式過多,且存在交叉的現象,相互之間缺乏統一的協調機制；三：缺乏相應的保障措施,財政轉移支付的支出不透明,監管不嚴等問題.完善的轉移支付制度,才能使各級政府的財力與事權相匹配,這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呢規劃的重要保障.
4、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政策建議
（1）.深化體制改革,不斷提高公共服務水平
城鄉二元體制與鄉財縣管體制是非均等化公共服務的制度性根源,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特別是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就必須從制度根源入手,深化體制改革.第一,要打破城鄉二元公共服務供給思想,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制度,統籌發展城鄉基本醫療衛生事業,建立城鄉統一的義務教育體制,完善城鄉可銜接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協調城鄉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第二,完善省直管縣的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把項目審批、調度資金等權利有選擇地下放到縣,提升各縣的經濟自主權.第三,為了進一步滿足農村地區社會公共需求,可以建立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多元化供給渠道,以政府為主體,同時適當適量引入市場競爭機制,不僅能夠為政府減輕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的壓力,也能夠達到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多元化與優質化目標.
（2）.加大財政支出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力度
長期以來,我國各地區政府都將大部分精力放在地區經濟發展情況和財政收入,對於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關注較少,江西省也不例外,這就造成了省內廣大農村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基礎不牢、與城鎮地區差別較大的現象.為了縮小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差距,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必須不斷加大財政支出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尤其是較為迫切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領域的傾斜,給予其足夠的重視.
（3）.完善轉移支付制度
首先,要配合 完善省內財政體制,理順政府間的財政關系與事權關系,在此基礎上再建立統一完善的轉移支付制度,消除各種轉移支付形式中存在的交叉重疊、具體分配不清的現象.其次,對於一般性轉移支付,應加大投入並優化其結構,使其成為主要的轉移支付形式,有步驟、有重點地將專項轉移支付歸並到一般性轉移支付中,以彌補農村地區政府財力不足,增強基層政府的靈活性.再次,對於專項轉移支付,應確定其撥款的具體依據和標准,科學分析和確定其具體科目和規模,加強立項審批的規范性,並建立績效評價與監督監管體系,以科學提高整體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最後,各級政府間的各項轉移支付必須公開透明,以促進其科學分配與長久發展.
E. 公共政策體制存在缺陷的原因在哪裡
[摘要]公共政策執行體制是影響公共政策有效執行的根本性因素。影響公共政策有效執行的體制性原因主要是官僚制公共政策執行體制、公共政策執行參與體制和公共政策執行監督與責任追究制度存在問題所致。公共政策有效執行需要公共政策執行體制創新。
[關鍵詞]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執行;公共政策執行體制
[作者簡介]高建華,桂林電子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博士,廣西桂林541004
[中圖分類號]D60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434(2008)12-0064-04公共政策有效執行是公共行政管理和公共政策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影響公共政策有效執行既有公共政策執行主體、公共政策目標群體、公共政策執行環境等因素,也有公共政策執行體制的因素。本文試從公共政策執行體制的角度對影響公共政策有效執行的因素進行分析。
一、公共政策執行體制與公共政策有效執行:基於制度功能的視野分析史密斯認為:「理想化的政策、執行機構、目標群體、環境因素四者,為政策執行過程中所牽涉到的重大因素。」實際上,公共政策執行體制是影響公共政策有效執行的根本性因素。這是因為,在影響公共政策有效執行的因素中,無論是公共政策執行主體因素、公共政策目標群體因素還是其他因素,其問題的解決歸根結底取決於公共政策執行體制的完善與否。丁煌指出:「在現行制度存在缺陷的條件下,各個政策執行主體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導致政策執行阻滯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一種理陛的選擇。如果制度條件能夠得以完善,政策執行主體的行為自然會隨之改進。」
所謂公共政策執行體制,「是指承擔公共政策執行任務的機構、人員與規范公共政策執行活動的各種制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公共政策執行模式的總稱」。公共政策執行體制與公共政策有效執行關系密切,可以從制度功能的視角得以理解。俞憲忠在《制度現代化解構》一文中指出:「在人類文明演化變遷的歷史進程中,制度優化始終是人類首先關注的重要對象,不僅要求生產力方面的科學技術創新,而且更要求制度本身的最優選擇和最佳安排等制度創新,很多事實表明制度創新會比科技創新具有更重要的意義。」關於制度的功能,丁煌認為:「首先,制度是人們有效地開展社會活動的一種工具。人們創造制度是因為制度有用,它可以彌補理性的不及和無奈;其次,制度為人們的行為設定了一個本利結構和獎懲機制。它向人們揭示了做什麼事情和怎麼做可以得到怎樣的利益和好處,不做和不這樣做需要受到怎樣的制裁和懲罰;最後,制度還為我們觀察和理解人類的社會政治經濟活動和行為提供了一把鑰匙。」
王詩宗認為:「外在制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內在制度的不足,而且使制度適用於大型社會,有益於廣泛的社會秩序的形成。」徐育苗認為:「政治制度的功能作用至少有四個方面:一是規范政治權力的運作;二是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三是維護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四是保證公民的政治參與。」楊龍、戴揚認為:「其一般意義上的功能涉及三個方面:第一,使復雜的人際交往過程變得更易理解和更可預見,從而不同個人之間的協調也就更易於發生;第二,制度既保護又限制個人自由領域,它使人們盡可能多地享有自由領域,這意味著擁有盡可能多的合意選擇;制度的第三個功能是安全功能,它有助於緩解個人間和群體間的沖突。」
從制度功能的視角出發,公共政策執行體制與公共政策有效執行的關系主要表現在:
第一,公共政策執行體制對公共政策有效執行起到保障作用。作為制度形式的公共政策執行體制,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共政策的有效執行,其主要作用機理是:公共政策執行體制通過對公共政策執行者的權力進行監督和約束,通過監督和約束從而達到控制公共政策執行者公共政策執行偏差行為。美國學者雷恩和拉比諾維茨在《執行的理論觀》一書中就提出公共政策執行監督的重要性。他們把公共政策執行過程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綱領發展階段、資源分配階段和監督階段。其中的監督階段主要是對政策執行過程與成果加以評估,確認執行者所應該承擔的行政責任,包括監督、審計和評估三種形式等。薩巴蒂爾和馬茲曼尼安在《公共政策的執行:一個分析框架》一文中也提到公共政策執行體制的重要性。他們把影響公共政策執行各個階段的因素分為三類:政策問題的可處理性、政策本身的規制能力以及政策本身以外的因素。在政策本身的規制能力中,他們就提出要「執行機構間與機構內部的層級整合」和「建構執行機關的決定規則」等等。
第二,公共政策執行體制為公共政策有效執行提供了制度規范和秩序。公共政策執行體制是政治權力按照不同的利益要求,為實現社會政治的有序運行而對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關系和活動方式所作的法定約定。如政治權力確定政治權力的主體,規定政治權力由誰行使、屬於誰;政治制度保障政治主體對政治權力的有效行使,不受侵犯;公共政策執行體制規定政治權力運行機制,保證政治主體活動的實現;公共政策執行體制規定對政治權力主體進行監督的范圍和方式,限制政治權力的濫用,保障公民權益不受侵犯等等,這種法定約定對於保證公共政策有效執行提供了合法性基礎和秩序性滿足。丁煌指出:「人們的任何社會經濟活動都離不開制度。如果沒有制度的約束,那麼人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只能是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的混亂或者低效率
第三,不好的公共政策執行體制則會對公共政策有效執行構成阻礙。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權力分配不合理、權責不明的公共政策執行體制則會造成公共政策執行內耗和消極抵抗,不利於公共政策有效執行。喬成邦、李軍超認為:「傳統體制下許多政府部門並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服務對象是誰,往往是為了政策執行而執行政策,為了體制的需要而執行政策,甚至為了迎合上級的好惡而執行政策。由於傳統的政策執行只注重投入,不注重產出,片面追求效率而不計成本,不衡量效果,因此也就很難取得效果,甚至投入越多效果越差,公眾無法從政策中獲得應有的好處。」二、影響公共政策有效執行的體制因素分析(一)官僚制公共政策執行體制對公共政策有效執行的制限
官僚制體制曾經被認為是最理想的效率最高的組織形式。這種組織模式由馬克斯·韋伯所創立,用於解決組織效率和政策執行問題。在傳統的官僚制公共政策執行體制下,執行主體結構是與一元化壟斷相適應的「官僚制」的金字塔式等級結構,主體與主體之間主要體現為自上而下的統屬與制約的不平等關系,聯系的紐帶多為命令或指令,強調下級對上級的絕對服從。「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觀意味著:決策的重要性完全取決於它是在科層的哪一層作出的;因此,最重要的決策是由政府機構的最高人物作出的。而處於科層等級低層的人們,只是執行這些決策罷了。」
作為公共政策執行的官僚制模式近年來遭受 學者們的批評和指責。其批評和指責集中在:(1)過多關注中央行動者的目標和策略,其他行動者在執行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被忽略了;(2)為了應付不確定性,各種組織都不可避免地擁有自由裁量權,基層官員的活動也將由此產生「控制赤字」,因為他們發展出了應付壓力的各種辦法;(3)過分強調中央的目標,不但忽視了基層官員的適應策略,也忽視了政府活動的以外結果。埃爾莫爾認為:「科層等級結構的關系越束緊,為保證所需的監督和決策點數目便越多,異變和拖延的機會便越多,下級對上級指導的依賴便大,對個人判斷和解決問題能力的依賴便越少。」此外,官僚制公共政策執行體制關注的是縱向權力上的制約與控制,而對橫向權力的配置控制不足,當「將公共政策執行任務分派給多個行政組織進行實施」時,「由於執行新公共政策部門責任的分散性,極有可能導致責任的互相推諉,信息的不通暢、執行工作的難以協調以及執行責任無法追究等一系列公共政策執行困境」。
(二)公共政策執行參與體制的不足影響公共政策有效執行
張國慶指出,「陽光之下鮮有罪惡」;「政府建立信息公開制度,一切腐敗行為就難以滋生與蔓延;從政策接受主體的角度來說,信息公開是主權在民的體現,保證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參與政策的制定,保證公民行使監督權,切實保護自己的權利」。然而,從我國公民公共政策執行參與的現狀而言,我國公民公共政策執行參與的力度和廣度似嫌不足:一方面,從國家制度層面上,國家雖然在一定程度和范圍上實施了聽證和政務公開等制度,但「過於強調粗放式的政策執行方式,忽視專業化、規范化和程序化,造成追求短期效應的形式主義盛行」;在某種情況下,公民公共政策執行參與體制內渠道不多、也不暢通,這與公共政策執行者的「官本位」思想有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就是一個多方利益主體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而相互博弈的過程。」「政府若支持公眾參與,擴大信息透明度,這在一定程度上會減少政府的權力。由於權力是一種稀缺資源,它可帶來利益,減少權力就意味著利益尋租可能減少。」另一方面,從公民自身的角度看,公民公共政策執行參與的動力不足,存在消極參與或不願參與的情況。「公共政策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種公共物品,它涉及全體公眾,具有非競爭性和排它的不可能性,因此,公共政策的這種特性就決定了公民在公共政策參與中具有搭便車的動機,即個人不為公共物品的生產和供應承擔任何成本也能為自己帶來收益。」
當然,當公共政策執行危及到公共政策目標群體的利益時,如果體制內參與渠道不順暢,則有可能導致「以法抗爭」的群體性事件,影響社會穩定。
(三)公共政策執行的監督和責任追究制度缺損影響公共政策有效執行
因此,加強對公共政策執行者的政策執行監督和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作用。然而,由於現實和體制的原因,我國公共政策執行監督和責任追究制度存在「虛監」、「失監」和責任追究無法落實的情形。如丁煌指出:「就我國的政策執行系統來看,由於監督機關實質上是屬於當地黨委和政府的一個工作部門,其人事任免權、調動權均掌握在當地黨政首腦手中,使監督機關成為當地黨政機關的附屬品。」作為公共政策執行責任追究制度而言,我國的公共政策執行責任追究也還處於理念和概念建構之中,深層次的責任追究制度無論在理論還是現實實踐上還處於探索之中。此外,在中國現有的公共政策執行環境中,公共政策執行責任追究在沒有上級和外來壓力的情況下,大多都流於形式。如我國現行的《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規定:「對引咎辭職責令辭職以及自願辭去領導職務的幹部,根據辭職原因、個人條件、工作需要等情況予以適當安排。」這就說明,所謂引咎辭職,甚至是免職,都有可能是異地交流任職或成為升遷的前奏,公共政策執行責任追究制度的缺損或流於形式由此可見一斑。
三、創新公共政策有效執行體制之策略選擇(一)重組公共政策執行結構體制,創新公共政策執行運行機制。第一,科學設置公共政策執行機構。在目前「公共政策執行」成為公共政策理論和實踐關注的焦點的情況下以及政治與行政二分的啟示,筆者認為,公共政策決策與公共政策執行分離是一個較好的範式選擇,即在決策、執行職能相對分離的基礎上,形成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決策局和執行局。執行部門和決策部門之間是績效合同關系,按照決策部門的法規、政策、辦法運作,實現決策部門規定的責任、目標和任務。第二,合理劃分公共政策執行權力。從縱向上說,要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政府權力,做到集權和分權的統一,特別是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的自主權。從橫向上說,一方面,要整合各部門執行權力,防止「政出多門」、「多龍治水」現象;另一方面,要做好橫向間各部門的溝通和協調。「典型的公共政策執行是發生在一個復雜的府際間關系網路上,其中多元參與者經常抱持分歧而且沖突的目標與期望;基於此,各種層次的府際關系運作能否順暢無礙,自然與政策執行的效果息息相關。」第三,探索公共政策執行新途徑。公共政策執行既要重視傳統自上而下官僚制公共政策執行模式,也要注重採用自下而上公共政策執行模式;既要充分發揮自上而下官僚制公共政策執行模式的管理「控制」的作用,又要充分發揮自下而上公共政策執行模式中基層官員的主觀能動作用。「離問題越近,其影響問題的能力就越大。換言之,復雜組織解決問題的能力不依賴於官僚層級的控制,而是依賴於處理問題最恰當的地方之自由裁量權的最大化。」此外,還要注重網路治理模式的運用。「網路是由各種各樣的行動者構成的,每個行動者都有自己的目標,且在地位上是平等的;網路之所以存在是因為行動者之間的相互依賴;網路行動者採取合作的策略活動來實現自己的目標。」(二)加強公共政策執行參與體制建設,提高公共政策目標群體公共政策執行參與程度。公共政策目標群體參與公共政策執行,不僅可以提高公共政策執行的社會認同度和接受度,而且還有助於減少公共政策執行者政策執行偏差和執行腐敗行為,有助於公共政策有效執行和公共政策目標群體的利益不致受損。為此,一方面,作為公共政策執行者,應充分敞開公共政策執行參與渠道,在當前「通過對話、協商、公開辯論乃至全民公決渠道把公眾納入公共決策過程已不再是一件觀念上難以接受、技術上無法克服的事情」的情況下,不僅要充分發揮體制性的公共政策執行參與機制,如健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充分發揮各民主黨派和政協的參政作用,健全人民來信來訪制度,領導深入基層調研製度等等,還要不斷開辟新的公共政策執行參與渠道,如舉行公共政策執行聽證會、建立公共政策信息披露制度,通過公共政策執行活動和公共政策信息的公開化確保社會公眾的知情權和了解權,允許公眾對公共政策執行進行公開辯論或公開批評,公眾直接參與公共政策執行的投票表決等等;另一方面,作為公共政策目標群體,也要自覺地主動地參與公共政策執行全過程,克服公共政策目標群體公共政策執行參與不足和參與「搭便車」現象,應建立正常的公民公共政策執行參與制度,允許在合法利益未得到解決之前有合法的「抗爭」的權利等等。
(三)建立和完善公共政策執行監督和責任追究制度。首先,要給予監督者一定的權威和權力,特別是上級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權威和權力,防止出現因控制權力過軟導致「令不行、禁不止」的現象;其次,要建立健全多層次、多功能、內外溝通、上下結合的監督網路,進一步完善以黨的監督為先導,權力監督為主體、輿論監督為動力的監督體系。同時,公共政策制定機關以及其他國家機關要加大對公共政策執行的監督力度,使公共政策執行者時時感受到執行的壓力,不敢懈怠;再次,完善公共政策執行責任追究制度,對因政策理解偏差、貫徹不力、執行失誤、甚至違背政策、對抗政策造成嚴重影響和後果的政策執行人員和相關領導要追究其執行責任和領導責任;對玩忽職守、擅自篡改政策或使政策執行發生嚴重偏差和嚴重後果的故意行為要追究執行者和領導者的法律責任,該處理的處理,該制裁的制裁,使其在法律的邊界內不敢擅自作為;完善公共政策執行責任追究方法,對玩忽職守、貫徹不力、執行失誤、對抗政策等的政策執行人員該撤職的撤職、該免職的免職,該開除的開除,永不續用
F. 如何增強基層政府的公共服務供給能力
用一個科室(綜合科)辦公,而不是一個職能一幛樓.坐公交車上下班,走近人民群眾.
<<王安石的變法，十分縝密，像「青苗法」之類，仔細閱讀其內容，確實為農民考慮得十分周全。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樣的殫精竭慮，最後卻惹得民怨沸騰。
是各級官員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腳，搗了鬼，把一件好事攪成一塌糊塗。
吳思先生所說的「潛規則」，正是官員胥吏們的搗鬼之術。
官員們搗鬼有術，他們不僅有「潛規則」，有時更是肆無忌憚，毫無規則，隨心所欲。
如老百姓所說，「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
這里說的是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是和尚要吃飯，一個是和尚會打傘，兩者之間有一定的聯系。
和尚要吃飯是正常的，也是正當的，不給他們吃飯，或吃不到好飯，他們就會去「打傘」。
中國歷史上有過許多次變法，成功的不多。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執行難」。
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層官員手裡，常常會走了樣。批評者常常把矛頭指向中下層官員。
我以為雖然是中間環節出了問題，根源卻在上面。表面上是一個「執行難」問題，實際上是一個設計問題。
設計一個好的政策（比如說「青苗法」），同時也應配備一個好的「路線圖」。
在這個「路線圖」中，必須把「和尚要吃飯問題」與「和尚會打傘問題」列入日程。
不考慮並重視「和尚」問題，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樓閣。或者我們說，一個好的設計師，
要想把他設計的好政策付諸實施，順利推行，必須首先把「和尚」 安頓好，否則，
「黃宗羲定律」就會不斷重演。>>
G. 簡化優化公共服務流程有哪些弊端
一、公共服務市場化：政府治道變革的潮流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經濟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社會信息化浪潮的沖擊下，政府行政改革已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世界性潮流。這場轟轟烈烈的改革運動對傳統的行政模式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不論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是轉型國家，幾乎都被捲入了這一潮流。在這場重塑政府的革命中，形成了一種全新的行政理念。這種新的行政理念包括：政府行政應以顧客或市場為導向，政府應開放公共服務領域，實現公共管理社會化，注重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政府的管理職能應是掌舵而不是劃槳，政府的工作模式中應引入市場化機制等。在這種理念的指引下，西方國家的政府行政改革幾乎都是圍繞著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而的。能夠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務的政府就是好政府的觀念深入人心。與此同時，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社會化、法治化也順理成章地成為政府的改革方向。所謂公共服務市場化，是指政府「籌集各種資源，通過民主政治程序設定社會需要的優先目標；與此同時，又利用私營部門之所長，組織商品和勞務的生產。」具體而言，即指政府通過政治過程作出決策，確定公共服務的供給數量和質量標准，然後以市場機制為杠桿，通過多種方式調動私營部門、非贏利部門等組織的參與，在競爭中完成公共服務的供給。其目的是在政府部門不放棄公共政策制定責任的前提下，通過引進市場機制，挖掘社會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來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作為一種制度創新，公共服務市場化突破了政府決策、政府執行的傳統模式，通過政府權威與市場交換之間的復合配置，凸現了雙方各自的功能優勢，從而為政府以更高效更經濟的方式履行公共服務職責提供了可能。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要求在公共部門中引入市場機制，要通過招投標、合同承包、特許經營等市場運作方式向公眾提供公共服務，要通過市場機制來調節公共服務的供給和需求，從而達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公共服務的市場化與公共服務的社會化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公共服務社會化就是要以社會需求為導向，調動社會力量改善公共服務，鼓勵各種民間組織參與興公益事業和社會服務。要根據不同公共服務項目的性質和特點，實現公共服務供給主體的多元化和供給方式的多樣化。要建立以政府為主導各種社會主體共同參與的公共服務供給格局。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實質就是改革公共服務供給方式，提高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傳統觀念認為，微觀經濟領域應由私營企業承擔，而公共服務應由政府壟斷。但是由政府部門提供公共服務往往缺乏效率。在公共服務領域引進市場機制，將政府權威與市場交換的功能優勢有機組合，使政府從公共服務的「直接提供者」變為「促進者」和「發包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政府對公共服務的壟斷，提高了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用最低的成本向社會提供最好的服務。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要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以人為本，就是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總的指導思想和指導原則。但具體地說，還有一個政府改革的目標模式選擇問題。這一目標模式，就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即要實現從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從低效政府向有效政府的轉變。在20世紀里，由於計劃經濟、宏觀調控、福利國家以及以政府促進發展等一系列實踐因素，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其政府規模和管理范圍都得到了空前的擴張，並且超過了必要的限度，其結果是導致了財政困難、發展停滯、人民生活質量下降等問題。自70年代末以來，世界各國都認識到了這一問題，並開始了國有企業民營化和精簡政府機構和人員等變革，政府規模逐漸縮小，政府職能逐漸受到限制。這一進程可以概括為當代各國政府實施治道變革的重要方面，即從無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的治道變革進程。在這一治道變革進程中，各國的做法主要是把公共服務生產和提供進行市場化改革。各國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的內涵主要是指在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教育、社會保障、城市公用事業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進行市場化改革。各國的實踐表明，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對於實現政府從無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的治道變革，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這一領域的改革，就不可能真正實現政府職能的治道變革，也不可能改善公共服務的質量。市場化是當今時代之大勢，公共服務市場化不僅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自身管理現代化的客觀要求。我國政府順應這一時代潮流，適應公民日益增長的對公共服務的需要與要求，積極推行公共服務市場化，是我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的一個重要標志。最近幾年來，我國已有部分城市在公共服務產品由國企壟斷供應大格局不變的情況下，有限度地開啟了市場化運作的嘗試。例如浙江省的一些城市，社會資本收購城市水廠、參股水務公司、組建民營公交、合股經營管道燃氣等事已屢見不鮮，但就開放的程度看，仍停留在點上的嘗試階段。2002年8月深圳市政府推出城市公共服務領域投融資改革新舉措——對外開放一直由國企壟斷經營的城市水、氣、公共交通等公共產品的供給服務市場，歡迎國外投資者通過增資擴股或股權轉讓參與深圳市公共服務領域的市場化運作。此消息一傳出，很快就有70多家國際投資機構表達了合作意向。這就足以證明深圳全面對外開放公共服務市場，是迎合時代潮流的明智之舉。我國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現在已經初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前是要進一步的完善和鞏固這一體制。各級政府應該緊緊把握住當前的市場化改革進程，努力推進中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社會化。二、公共服務市場化中存在的問題與缺陷公共服務市場化在產生顯著效益的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和缺陷，值得我們予以關注。這些問題和缺陷有學者將其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市場化帶來的國有資產的流失。市場化是以提高效率(經濟效率與管理效率)為出發點和根本特色，但是由於市場化改革往往容易偏離最初的宗旨，其結果可能是政府在市場化中獲得了財政危機的暫時解脫，而企業也通過某些非正當手段取得了相當客觀的利潤，而最應該保值增值的國有資產卻在市場化中悄悄流失。二是市場化使公共利益受到忽視。例如說，在傳統上，公共部門在公共服務供給中，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是間接關系，公眾集體付費，政府集體供給，一般來說在消費者之間不會存在差異。但在市場條件下，單一的供求關系可能被打破，因為生產者以盈利為目的，它會按照市場競爭法則去選擇有利於其獲利的服務項目，對於那些不能很好獲利但又不能不提供的服務，則有可能消極供給，這就可能使一部分人得不到服務；而對消費者而言，它無須集體性統一地消費，因而可以選擇不同服務或不同層次的服務，但對於那些生活困難者來說，卻是沒有選擇權而言的。當一部分人被剝奪了某些選擇權時，很難說是社會公正的表現。三是市場化引發腐敗與私人壟斷。因為市場化就是通過一系列化公為私、公私合作方式，藉以引入競爭機制，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務質量。市場化不一定必然帶來腐敗問題，但在公私合作、化公為私的過程中會增加腐敗的機會。與公共服務市場化所產生的腐敗問題相伴而來的可能就是市場化之後形成的新的私人壟斷現象。由於市場化沒有形成真正的競爭局面，使企業具有了取得壟斷利潤的現實條件。於是，新的私人壟斷就會產生。這樣，對於公眾而言，市場化就是用私人壟斷代替政府壟斷。四是市場化帶來公共責任缺失。許多地方政府在進行市場化改革過程中，直接考慮的是解決財政與投資問題以及減少政府管理職能，減少人員編制等，而對於市場化後可能存在的公共責任空白卻估計不足，也或許主觀上就希望能夠減少政府責任，如此等等。這都會引發公共部門的責任危機，最終損害公共利益。五是市場化帶來新的社會穩定問題。在我國一些地區，一些領域，公共服務在市場化之後確實在效率上有所提高，但與此同時卻帶來新的問題，如突出表現為一些提供公共服務的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造或被私人收購後，出現大量裁員，引起社會不穩定。六是市場化可能引發政府管理危機。對各級政府來說，實施市場化是一種公共決策的過程，它要求決策者對決策對象有充分的認識與准備，包括具備相應的專業知識技能。在我國行政管理決策科學化程度不高的情況下，任何輕率的市場化措施都可能會發生問題。事實上，公共服務市場化是個復雜的改革進程，改革者既要有公共管理知識與技能，又要有市場經濟的專門技術，才有利於確保改革不會漏洞百出，反復無常。除此之外，公共服務市場化存在的問題還有：在公共服務市場化口號下將社會公益事業統統推向私營化和市場化，規避政府責任。20世紀80年代中期，鑒於中央政府對社會福利的投資長期不足，民政部率先提出了社會福利社會化的口號，並隨情況發展將社會化演進為市場化、產業化、民營化。接著，教育、衛生、體育、文化等部門也相繼提出了類似的口號。事業單位的發展方向從此被導向企業化模式。近20年過去了，在事業單位改革中由於放權過度、約束不足，基礎教育、衛生防疫等承擔政府法定責任的機構乃至承擔監督執法職能的機構也被允許創收，而且政府對於創收活動的內容、收入比例以及用途幾乎沒有限制。一些機構的業務活動內容及活動方式過分自由。很多機構的目標和行為偏離社會事業發展的基本要求和規范，過分突出機構和小群體利益。社會事業領域出現了混亂局面。還有，市場化後一部分公共服務的質量並未達到政府和公眾的要求。推行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的目的，是在節省政府資金的同時，保持並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盡管許多地方的改革實現了既定的目標，但也有不少的公共服務在市場化改革後出現下降的局面，與政府和公眾原先的期望有一定的差距。例如，媒體多次報道過，由市場提供的中小學校早點、午餐盒飯經常出現衛生問題，引發學生集體中毒。公共服務事業市場化改革中出現問題的根源何在？我們認為，政府與市場的責任邊界不清，政府職能「缺位」和市場化「過度」；政府職責不清，放權過度、約束不足；行政管理體制缺陷；條塊分割與不同層級政府間的責任劃分不合理；改革過程缺乏統籌規劃，制度建設滯後等等是其主要原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責任的缺失。三、強化政府責任是公共服務市場化的關鍵發展公共服務事業是政府的責任。不管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發展公共服務事業都應該是政府的責任。推進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改變的不是企業和當地政府領導或被領導的關系，而是在公共服務事業中引進和實行了市場機制，這種機制下政府的責任是遵循和利用市場經濟規律來發展公共服務事業。政府不應該大包大攬，並不是事事都要政府自己，政府應該做的是組織協調各方的力量共同去，政府要從公共服務事業的經營者轉變為組織管理者。具體而言，在把公共服務推向市場化的改革進程中，政府責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政府必須以結果為導向對市場化公共服務實行有效監管。在推進公共服務市場化的進程中，政府必須加強監管職責，這已經成為絕大多數政府部門的共識。監管是必要的，關鍵的問題在於正確而充分地發揮監管的作用。應當認識到，遵守規則本身並不是目的，只要其服務提供者在運作中不違反法律，並且公眾最終能夠獲得符合要求的服務，政府就不應僅僅只注重運作的過程而忽視其結果，相反，政府必須以結果為導向對市場化公共服務實行有效監管。否則，不僅有可能窒息服務提供者的經營活力和創新動力，也會加大政府的監管成本，造成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因此，政府要認真分析可能影響公共服務質量的若干因素，對其中的關鍵環節和重要因素實施監控，同時注意收集公眾對公共服務質量的評價信息，建立並完善相應的公共服務質量評估指標體系。其次，在具體實施方案前應做好可行性論證工作，減少改革的盲目性。公共服務市場化需要一系列的條件作支撐，並非所有的公共服務都能成為市場化的對象，也並非所有的市場化改革都能取得成功，西方發達國家的實踐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除了經濟和效率，政府還需要考慮其它眾多的因素，有些領域的公共服務可能並不適合推行市場化。另外，公共服務市場化在節省政府直接資金的同時，也對政府在談判技巧、監管能力、評估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政府在作出最終的決定之前，應該組織機構和人員就有關問題進行研究：例如，作為改革對象的公共服務是否確實適合市場化運作，它有無可能對公共利益造成損害?它能否為大眾所接受？如果適合市場化運作，那麼政府有沒有足夠的能力做好指導、監管和評估等工作?政府在安排談判、從事監管和組織評估等方面需要多少投入，市場化帶來的預期收益是多少?即使研究無法准確回答和完美解決以上問題，也可以促使政府部門進行冷靜思考，增強其在改革中的決策理性。第三，在制度層面強化對政府相關人員的監督和制約，降低和消除廉政風險。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涉及政府行政權力在市場領域中的運用，政府在確定服務價格、挑選服務提供者、制定監管規則等方面擁有較大的裁量權。如果沒有相關的監督制度作配套，就很容易發生貪污腐化、權錢交易等行為。國外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中腐敗丑聞不斷，也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因此，我國政府在推行此項改革時，要特別注意相關廉政制度的配套。除了推行網上公、完善政務公開外，政府還需要規范相應的操作流程，保持各工作環節之間的銜接，同時要暢通投訴渠道，充分發揮輿論監督和群眾監督的積極作用。要提高政府公共管理人員的素質。政府公共管理職能的行使，最終還是要簡化為人的具體活動，政府管理人員的思想素質、業務素質直接影響到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高低。從目前我國實際情況看，培養大批具有高素質的公共管理人員，是對市場化的公共服務進行有效監管的當務之急。第四，必須加強公共服務市場化的法制建設。應大力推進公共服務市場化的法制建設，要在國家相關立法中進一步明確政府公共服務的職責。要通過一系列的實體法和程序法的建構，為公共服務提供製度性的保障。要進一步加強對公共服務的規范和監督，強化政府責任意識。在大部分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對於城市公用事業都有明確的管理機構和管理許可權劃分，政府對城市公用事業依法進行管理，而且各項法律法規比較健全。這就有效地避免了管理部門管理的隨意性，大大減少了管理部門憑借自己主觀判斷對市政公用企業的無效干預。公共服務市場化，在中國目前還是一個嶄新的研究課題。要進行法制化建設，關鍵是在法治理念和政府治理理念上要有創新，要有突破。首先，法治理念要從過去強調「管制」向維護市場平等權利轉變，使政府成為創造良好環境的主體；其次，法治理念從「允許」性規定向「禁止」性規定轉變。「禁止」性理念強調的是，法律只規定什麼是禁止做的，凡是法律沒有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這種理念可以為創新行為提供空間，有利於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最後，政府治理理念要從主要依靠行政性規章和文件向依據法律授權轉變，從「權力本位」向「責任本位」轉變。這是理順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基礎，也是避免政府過度隨意干預市場的重要保證，有利於防止官員腐敗和維護市場秩序。第五，建立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制度。所謂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是指政府通過特定的程序，授予企業在一定時間和范圍內對某項市政公用產品和服務進行經營的權利，並以協議的方式界定政府與被授予經營權的企業雙方的權利、責任和義務的一種制度。其實質意義在於用政府「有形之手」控制、彌補市場「無形之手」所造成的「市場失靈」。特許經營制度有三個特徵，一是在經營主體的選擇過程中，引入競爭機制；二是政府授權；三是主體雙方用協議的形式界定各自的權責利。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制度的主要內容有如下三個方面：一是特許經營權的申請與授予。通過公開向社會招標選擇投資者和經營者；政府依據城市發展的要求提出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項目，進行社會招標，擇優選擇特許經營權授予對象，由主管部門代表當地政府向被授予特許經營權者頒發權證，並由主管部門代表政府與其簽訂特許經營協議。二是特許經營協議的基本內容。包括特許經營內容、區域、范圍及有效期限；產品和服務標准；價格或收費的確定方法和標准；以及監督機制；違約責任等等。三是特許經營權的變更和終止。在協議期限內，獲得特許經營權的企業未按要求履行合同，產品和服務質量不符合標准等情況，主管部門可以變更和終止協議。第六，要在推進公共服務市場化中盡快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一是各級政府和公共服務主管部門要盡快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轉變管理方式，從直接參與對公共服務的經營管理轉變為宏觀管理，從對企業負責轉變為對公眾負責、對社會負責。政府管理的主要職責是積極培育公共服務行業市場；制定公共服務行業的市場規則；加強市場監管職能，規范市場行為。二是防止對「市場化」的簡單理解，出現「一賣了之」的現象。有很多人理解市場化就是賣。說十六大精神就是一個字，賣！快賣！國有企業都要趕快賣，急功近利，根本不按經濟規律事，有些地方搞偏了，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所以，要明確市場化決不等於私有化。三是認真分析和分別對待各類公共服務行業。不加區分統統推向市場是不對的。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文化服務就不能完全推向市場，對公益性事業和補貼性行業，政府必須有足夠的投入，保證其正常運轉。綜上所述，公共服務市場化對於政府管理而言，是一個新的挑戰，但是我們認為，只要各級政府官員強化責任意識，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健全法制、依法治理，不斷調整對公共服務事業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方法，實現在全社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的目的，就能夠適應現階段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要求。
H. 如何構建和諧社會的公共服務供給體制
。公共服務的覆蓋面還比較低，體制還不健全，不能很好地適應和諧社會的要求。在和諧社會構建中，要積極探索適合我國國情而又有效的公共服務供給體制。 關鍵詞： 和諧社會構建，公共服務供給體制，政府主體，非政府主體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我國正經歷著利益關系深刻變化、公共需求迅速發展的重要時期，實現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職能轉變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決定性 影響 。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的本質是公共服務。無論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督，還是社會管理 ，都是公共服務，都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但這不是要政府包攬一切，而是要求政府與社會和諧互動，創造公共服務政府供給主體與非政府供給主體之間、服務者與服務對象之間和諧互動的平台。 公共服務供給 公共服務是指提供給大眾的具有以下特性的任何一種服務：在這些服務的提供過程方面存在著潛在的嚴重市場失靈(被寬泛地解釋為公平與效率原因)，這說明了政府介入的合理性，政府介入的方式包括生產、資助和監管(Grout & Stevens，2003)。由於市場本身存在著外部性、信息不對稱、競爭不完全以及社會公平得不到足夠重視等一系列 問題 ，不能完全依靠市場機制提供公共服務。因此，政府必須適度介入和積極干預公共服務的供給。政府幹預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提供公共服務、付費購買公共服務和對多種服務供給主體進行監管。 公共服務從功能方面可以分為三大類：維護公共服務，如國家安全、行政管理和國防外交等；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公共服務，如政府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進行的相關基礎設施建設、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等；社會性公共服務，如教育、社會保障、公共醫療衛生、 科技 、環保等。公共服務也可以從性質上分成三大類：監督型公共服務，如國家行政管理；純公共服務，如義務教育、公共醫療、環境保護；准公共服務，如發展非義務教育、新聞出版等。通過以上的分類可以看出，由於種類不同，公共服務供給的體制也有不同。英法等國主要由政府直接開辦醫療機構提供；美國、荷蘭等國也有政府開辦的 醫院 ，但更多依靠政府、商業保險機構和個人提供資金，向盈利和非盈利的醫院購買服務，同時由政府監管機構、行業自律組織和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等對服務價格、質量等進行監管。對傳統的公共服務如基礎教育，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由政府開辦的機構直接提供。 新 中國 建立後，公共物品供給由政府壟斷，在城市，社會成員則依附於所在單位，公共服務供給轉變為單位集體福利；在 農村 ，隨著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合作化進程深入，互助組一初級社一高級社的發展也是行政權力延伸的軌跡。1958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推廣標志政府成為公共服務供給的主體。 計劃經濟體制相配套的「全權全能政府」包攬公共物品供給存在諸多弊端，並且在實踐中舉步維艱。20世紀80年代後期，公共物品供給體制的改革陸續展開，主要體現為：向地方分權，鼓勵地方政府參與；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資分開，轉換經營機制，建立 現代 企業 制度等。 改革開放以來，公共服務供給的改革是為了解決公共服務有效供給不足和使用效率低下的雙重難題。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完全由政府和公有制企業為主體的單一性的公有公益供給方式，轉化為公有私益(公共所有，私人獲益)、私有公益(私人所有，公眾獲益)和公有公益(公共所有，公眾獲益)三者並存、共同負擔的多元化格局，供給主體分為公有、私有與合作等多種模式，消費方式分為有償消費和無償消費方式。 通過以上的 分析 ，可以看出，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務水平，並不就是指公共服務的供給主體只能是政府，而是著眼於多個方面，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務的供給中准確定位，不能缺位，不能越位。總體的要求應該是：形成完善的公共服務供給體系；高水平的政府公共服務監管能力；適應我國實際的公共服務模式。 和諧社會構建與公共服務供給 西方20世紀70年代的行政改革給人們的啟迪之一是：隨著社會進步，特別是 科學 技術迅速發展，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在處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眾的關繫上，傳統意義上的政府職能將發生變化，政府會把更多職能以多種形式下放給社會中那些非政府、非營利性組織承擔。這些組織不僅要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而且要承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 因此，根據國際經驗和我國當前實際情況，在公共服務的供給中要貫徹「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總要求，努力提高黨和政府管理社會的能力，善於通過發揮村民自治組織、社區自治組織，社會團體、行業組織、中介組織以及工青婦等群眾組織的作用，形成公共物品供給的合力。同時，在這一過程中，政府與社會協同共進，共同為一個目標而努力，會進一步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