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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學論爭中創造社的錯誤

發布時間:2021-08-05 13:27:54

⑴ 魯迅認為二十年代末期與創造社、太陽社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的

一方面反對那些只說不做的空洞的極左作風,另一方面也給逼迫著翻譯和捧讀不少馬克思主義的書籍。

⑵ 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中魯迅主張什麼觀點

他事實上沒有什麼主張,因為根本搞不清創造社太陽社想干什麼。他給朋友的信中,一再說這些人借罵他豎一個招牌,搞投機。他在論爭的文章中,反復強調這些人沒有創作實績,只是罵,就像近視眼看匾一樣,而且迴避黑暗,滿口勝利。

但其實他也在論爭的文字中,透漏出自己想寫革命文學,比如說,看了李初梨說不是無產階級也可以寫革命文學,自己覺得放心了,可是仍然要問動機,可又有點危險了,雲雲。那篇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更是老頭子對小青年的滿篇調侃,看得我笑死;那篇文章,後來梁實秋都在台灣說,軟的他看不過去,是一種投靠共產黨的表示;可小青年們,仍然不住嘴的惡言惡語,哈哈。

後來爭論被強行終止,並道歉,結束。魯迅在二心集里說,不為自私的目的,而說過我的,我沒齒無怨言。

⑶ 考研問題

去學校的貼吧問問吧

⑷ 求1928年革命文學派對魯迅、茅盾的批判有關資料拜託各位了 3Q

1928年革命文學派對魯迅、茅盾的批判 魯迅、茅盾同創造社、太陽社的爭論。魯迅肯定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提倡,同時批評創造社作家的文藝思想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魯迅指出他們誇大文藝作用是"爬進唯心的城堡";反對他們輕視生活和文學技巧;強調文藝特徵不可忽視;認為作家世界觀的轉換不可能突變。茅盾在肯定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同時,主張描寫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和他們的苦悶,也批評了創造社的革命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中的嚴重缺點。 由於創造社太陽社的成員基本上是一批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以及「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認識還相當幼稚和膚淺,再加上國際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文藝運動中左傾思潮的影響,於是引發了一場錯誤地將矛頭指向魯迅的革命文學論爭。 最先向魯迅發動攻擊的是馮乃超。他在《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文中批評了葉聖陶、郁達夫、魯迅、郭沫若、張資平五個有影響的作家,稱魯迅「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摟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隱遁主義!」李初梨則攻擊魯迅搞「趣味文學」,並責問魯迅「是第幾階級的人」,寫的是「第幾階級的文學」,對此,魯迅寫了《「醉眼」中的朦朧》一文進行反駁,這標志著論爭的開始。論爭開展之後,《太陽》、《我們》以及其他刊物都紛紛加入創造社這一邊,集中攻擊魯迅是「時代落伍者」,甚至是「封建餘孽」、「法西斯蒂」式的「二重反革命」。對這些無端攻擊,魯迅都義正詞嚴地給予了反擊,並從1928年起,大量購置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書籍並結合論爭認真攻讀,表現出實事求是、嚴於自我解剖並不斷追求真理與進步的崇高精神。對文藝的一些基本問題,魯迅有針對性地進行了答辯和論證,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批評者的錯誤。譬如,針對創造社太陽社只注重革命文學的宣傳作用,魯迅指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但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針對倡導者們誇大革命文學的社會功能的說法,魯迅則說,他是不相信文藝有旋轉乾坤的力量的。他認為文藝可以改變環境之說是唯心之談。還有關於文藝工作者的思想轉變問題,魯迅也認為倡導者們看的過於簡單化,階級根性的轉變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茅盾因為寫了《蝕》三部曲,描寫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大革命前後的幻滅、動搖、追求的過程,而遭到來自創造社、太陽社的批判,從而引發了無產階級文學能不能描寫小資產階級的問題。茅盾寫了《從牯嶺到東京》一方面肯定文學描寫勞苦大眾是對的,一方面也指出不應將小資產階級拋棄,他們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及斗爭,他們的痛苦也是符合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方向的。

⑸ 太陽社和創造社

創造社——它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成立的文學社團,是中國現代文學團體。1921年7月由留學日本歸來的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

太陽社—— 太陽社是現代文學團體。1927年秋成立於上海。發起人為蔣光慈、錢杏□(阿英)、孟超、楊□人等

(1)文化立場之差異:
前期的創造社反對封建文化、復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張自我表現和個性解放,強調文學應該忠實於自己「內心的要求」,是其文藝思想的核心命題,表現出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傾向。郭沫若的詩集《女神》,郁達夫的小說《沉淪》及郭沫若的譯作《少年維特之煩惱》(歌德),是該社最有影響的作品。

後期創造社與太陽社一起大力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要求文學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面向工農大眾,作家要獲得無產階級意識;對五四以後的文學和魯迅等作家,卻作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意識代表進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

太陽社的主要成員大都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從實際斗爭中轉移到上海從事文化活動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他們有相似的斗爭經歷和共同的思想基礎,在文學主張與創作上,也有某些共同的傾向:積極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反映工農大眾的生活與斗爭。
如蔣光慈的《短褲黨》等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

所以,所謂的「差異」主要是創造社前期提倡的「浪漫主義與唯美主義」文學主張。
到大革命後,兩者都由於受到當時中國共產黨內左傾思潮的影響,對五四以後的文學和魯迅等作家,作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意識代表進行偏激的批判。打起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大旗,走上「唯我獨革,唯我獨左」的道路。

(2)產生原因:
創造社是由留日的知識分子在1921年就建立的。當時在「五四」精神的鼓舞下,反對封建主義,追求「個性解放」符合了中國知識分子精神需求。——
所以創造社在當時能同茅盾的「文學研究會」,魯迅的「語絲社」等一起並肩戰斗。

太陽社是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1927年成立的文學社團。由於共產黨的失敗,他們從實際斗爭中轉移到上海從事文化活動,他們有相似的斗爭經歷和共同的思想基礎,在文學主張與創作上,也有某些共同的傾向:積極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反映工農大眾的生活與斗爭。——
所以「他們又難免在激情中夾雜著偏激的情緒」。

後期,創造社主要成員大部分傾向革命或從事革命實際工作。隨後,表現出「轉換方向」的態勢,(郭沫若出走日本,田漢等回到書齋)。
然後有新從日本回國的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思想激進的年輕一代參加,遂發展而為後期創造社。

這樣後期創造社同太陽社有了同一的「馬列主義理論基礎」,有了「無產階級文學」的實踐(這都來自蘇聯),為了「掌握無產階級的話語權」,兩者在對「封建餘孽」魯迅進行惡劣的「批判」的階級路線上,聯合起來了。

(3)太陽社於1929年底自動宣告解散,1930年春全部成員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創造社於1929年為國民黨政府封閉,部份成員加入「左聯」。

⑹ 革命文學論爭的大致過程及其對魯迅的影響

1928年爆發的「革命文學」論戰,既是不同文學觀念的交鋒,也是新舊報刊對話語權威的爭奪。革命文學陣營對「新」的普遍追求和對「舊」的普遍厭棄,使得論戰雙方的立場差異往往表現為新舊報刊之間的對峙。隨著《大眾文藝》等刊物紛紛刷新改版,報刊編輯、發行上的新陳代謝也反映出革命文學運動的逐漸展開和深入。

毋庸置疑,無論從規模還是影響來看,1928年爆發的「革命文學」論戰都是一場堪與「新文學」論戰等量齊觀的文壇大事件。不過,其過於復雜的歷史構成也使得任何一種簡潔明快的敘述企圖終會落空,尤其是當文學史被還原為「文學的可能性的歷史」時,那種只從文學內部來闡釋「革命文學」論戰的嘗試已經越來越讓人生疑。如果考慮到論爭產生了三百五十多篇文章,捲入了多達一百五十餘種報刊的事實,那麼,我們不妨從文學生產的角度將這場具有重要文學和政治意義的論戰描述為一場「報刊之戰」。其實在論戰漸入高潮時,像鄭伯奇這樣的革命文學家就已經意識到了論戰與報刊之間的密切關系。他指出,1928年的中國文壇有兩個最引人注目同時也是「很可喜的現象」,一是「新刊物的簇生」,二是「關於革命文學的全文壇的論戰」。正是這種一體兩面的共生關系,讓我們有可能從報刊之間的對峙、競爭、轉化和趨同中去透視論戰各方的復雜關系。
1928年1月15日,後期創造社的機關刊物《文化批判》在上海創刊,其激進的文學態度和政治立場讓它成為「革命文學」論戰爆發的重要標志之一。然而,這個刊物從醞釀到正式出版卻經歷了一次頗為戲劇性的逆轉。在最初的計劃里,創造社是想與魯迅、蔣光慈等結成同盟,「共同辦一個刊物,提倡新的文學運動」。這里所謂「共同辦一個刊物」,乃是指「復活」曾名動一時但已停刊許久的《創造周報》。這一計劃得到了郭沫若、鄭伯奇等人的支持,卻遭到成仿吾和馮乃超等後期創造社成員的激烈反對。爭執之下,成仿吾一派占據上風,迫使創造社放棄復刊《創造周報》轉而新辦《文化批判》。而且,新刊物在創刊伊始即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魯迅、蔣光慈等原計劃里的「同志」,以四處出擊的方式直接點燃了這場「全文壇的論戰」。
因此,從《創造周報》到《文化批判》,一個出版計劃的改變透射出的是文人集團的聚散離合以及整個文壇格局的分化重組。與此同時,是復活一個「舊」雜志還是創辦一個「新」雜志,取捨之間也反映出在潮流涌動時革命文學家對「新」與「舊」的普遍態度。郭沫若說:「至於《創造周報》的沒有恢復是因為大家的意思以為不足以為代表一個新的階段的標幟,所以廢除了前議,才有《文化批判》的出世。」 也就是說,一個雜志身上往往凝聚著某種事關重大的時代意義。時代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它自然也要求有「一份全新的雜志」與之適應。那些過去時代的雜志即便曾經震動一時,但時過境遷,已「不足以為代表一個新的階段的標幟」。堅決反對復活《創造周報》的成仿吾把這個道理說得更清楚。在他看來,「文學在社會全部的組織上為上部建築之一」,因此,「我們要研究文學運動今後的進展,必須明白我們現在的社會發展的現階段」。而這個「現在的社會發展的現階段」就是:「資本主義已經到了他的最後的一日,世界形成了兩個戰壘,一邊是資本主義的餘毒法西斯的孤城,一邊是全世界農工大眾的聯合戰線。各個的細胞在為戰斗的目的組織起來,文藝的工人應當擔任一個分野。」雖然正是創造社「努力救了我們全文學革命的運動」,使「文學革命的巨大火炬至今在燃,新文化運動幸而保持了一個分野」,但無論如何,創造社畢竟還是「代表著小資產階級(Petitbourgeois)的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它迫切需要「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之否定)」,「克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根性,把你的背對向那將被奧伏赫變的階級,開步走,向那齷齪的農工大眾。」 這樣看來,在一個已經邁向「革命文學」的時代里,去復活一個代表著「文學革命」時代輝煌的《創造周報》顯然是不合時宜的,甚至是「反動」的。相反,對於全新的《文化批判》,成仿吾等人則深信它作為「思想界的新的生命的力」,必將「在新中國的思想界開一個新的紀元」。《文化批判》一創刊也的確處處以「新」標榜。成仿吾們不但把《文化批判》的出版自詡為「一種偉大的啟蒙」,而且還語重心長地「告誡」讀者:「新的思想自有它的思考法與表現法,初入門的人最初或者有點看不慣,但是覺悟的讀者當能耐煩去接近而理會新的思考法與表現法。」 為了讀者能盡快掌握那些「尖端」的「新的思想」,《文化批判》甚至還專門設立了「新辭源」欄目,每期登載對諸如奧伏赫變、布爾喬亞、普羅列塔利亞、意德沃羅基等這類「新術語」的釋義。
1928年爆發的「革命文學」論戰,既是不同文學觀念的交鋒,也是新舊報刊對話語權威的爭奪。革命文學陣營對「新」的普遍追求和對「舊」的普遍厭棄,使得論戰雙方的立場差異往往表現為新舊報刊之間的對峙。隨著《大眾文藝》等刊物紛紛刷新改版,報刊編輯、發行上的新陳代謝也反映出革命文學運動的逐漸展開和深入。

【關鍵詞】 革命文學/論戰/報刊/新舊之爭

毋庸置疑,無論從規模還是影響來看,1928年爆發的「革命文學」論戰都是一場堪與「新文學」論戰等量齊觀的文壇大事件。不過,其過於復雜的歷史構成也使得任何一種簡潔明快的敘述企圖終會落空,尤其是當文學史被還原為「文學的可能性的歷史」① 時,那種只從文學內部來闡釋「革命文學」論戰的嘗試已經越來越讓人生疑。如果考慮到論爭產生了三百五十多篇文章,捲入了多達一百五十餘種報刊的事實②,那麼,我們不妨從文學生產的角度將這場具有重要文學和政治意義的論戰描述為一場「報刊之戰」。其實在論戰漸入高潮時,像鄭伯奇這樣的革命文學家就已經意識到了論戰與報刊之間的密切關系。他指出,1928年的中國文壇有兩個最引人注目同時也是「很可喜的現象」,一是「新刊物的簇生」,二是「關於革命文學的全文壇的論戰」③。正是這種一體兩面的共生關系,讓我們有可能從報刊之間的對峙、競爭、轉化和趨同中去透視論戰各方的復雜關系。
「新」與「舊」的對峙
1928年1月15日,後期創造社的機關刊物《文化批判》在上海創刊,其激進的文學態度和政治立場讓它成為「革命文學」論戰爆發的重要標志之一。然而,這個刊物從醞釀到正式出版卻經歷了一次頗為戲劇性的逆轉。在最初的計劃里,創造社是想與魯迅、蔣光慈等結成同盟,「共同辦一個刊物,提倡新的文學運動」④。這里所謂「共同辦一個刊物」,乃是指「復活」曾名動一時但已停刊許久的《創造周報》。這一計劃得到了郭沫若、鄭伯奇等人的支持,卻遭到成仿吾和馮乃超等後期創造社成員的激烈反對。爭執之下,成仿吾一派占據上風,迫使創造社放棄復刊《創造周報》轉而新辦《文化批判》。而且,新刊物在創刊伊始即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魯迅、蔣光慈等原計劃里的「同志」,以四處出擊的方式直接點燃了這場「全文壇的論戰」。
因此,從《創造周報》到《文化批判》,一個出版計劃的改變透射出的是文人集團的聚散離合以及整個文壇格局的分化重組⑤。與此同時,是復活一個「舊」雜志還是創辦一個「新」雜志,取捨之間也反映出在潮流涌動時革命文學家對「新」與「舊」的普遍態度。郭沫若說:「至於《創造周報》的沒有恢復是因為大家的意思以為不足以為代表一個新的階段的標幟,所以廢除了前議,才有《文化批判》的出世。」⑥ 也就是說,一個雜志身上往往凝聚著某種事關重大的時代意義。時代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它自然也要求有「一份全新的雜志」與之適應。那些過去時代的雜志即便曾經震動一時,但時過境遷,已「不足以為代表一個新的階段的標幟」。堅決反對復活《創造周報》的成仿吾把這個道理說得更清楚。在他看來,「文學在社會全部的組織上為上部建築之一」,因此,「我們要研究文學運動今後的進展,必須明白我們現在的社會發展的現階段」。而這個「現在的社會發展的現階段」就是:「資本主義已經到了他的最後的一日,世界形成了兩個戰壘,一邊是資本主義的餘毒法西斯的孤城,一邊是全世界農工大眾的聯合戰線。各個的細胞在為戰斗的目的組織起來,文藝的工人應當擔任一個分野。」雖然正是創造社「努力救了我們全文學革命的運動」,使「文學革命的巨大火炬至今在燃,新文化運動幸而保持了一個分野」,但無論如何,創造社畢竟還是「代表著小資產階級(Petitbourgeois)的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它迫切需要「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之否定)」,「克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根性,把你的背對向那將被奧伏赫變的階級,開步走,向那齷齪的農工大眾。」⑦ 這樣看來,在一個已經邁向「革命文學」的時代里,去復活一個代表著「文學革命」時代輝煌的《創造周報》顯然是不合時宜的,甚至是「反動」的。相反,對於全新的《文化批判》,成仿吾等人則深信它作為「思想界的新的生命的力」,必將「在新中國的思想界開一個新的紀元」⑧。《文化批判》一創刊也的確處處以「新」標榜。成仿吾們不但把《文化批判》的出版自詡為「一種偉大的啟蒙」,而且還語重心長地「告誡」讀者:「新的思想自有它的思考法與表現法,初入門的人最初或者有點看不慣,但是覺悟的讀者當能耐煩去接近而理會新的思考法與表現法。」為了讀者能盡快掌握那些「尖端」的「新的思想」,《文化批判》甚至還專門設立了「新辭源」欄目,每期登載對諸如奧伏赫變、布爾喬亞、普羅列塔利亞、意德沃羅基等這類「新術語」的釋義。
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化戰線,走在當時革命文學論爭的前列.從此,魯迅的文學生涯真正意義的開始啦.

⑺ 關於考研的問題,求解答!我是一本政治學專業的,現在大三,想考漢語言文學類的研究生,很多不懂,求解釋

我是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的,現在大三。文學類研究生較金融、法碩類研究生好考~~漢語言文學的考研方向主要分為文學和語言學,各個學校的細分專業都不大相同,但是總體上是差不多的。文學分為大致是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文藝學、文獻學等專業,語言學一般是漢語言文字學、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這兩個專業,每個專業都有分方向~~~
如果是單純的指向考上研究生,最好選擇文字類的,比如說訓詁或者文字研究之類的。那些東西都比較生僻,除了特別愛好,最好不要選擇,不好就業不說,學起來比較難。可以選擇古代文學專業。
文藝學比較熱門吧,文藝學和比較文學、對外漢語專業課的經驗總結
中外文學史:這門課內容繁雜,涉及十幾本書,很多同學感到無從下手,我也曾經很彷徨。但是我的優勢在於華師有同學,是手帕交,信息就來的比較快,本科經常去華師聽課,對其各個老師的熟悉程度不亞於本校學生。我總結的出題老師如下
文學理論:孫文憲 就他一人出一張150分的卷子,他的筆記價值毋庸置疑
古代文學:先秦:劉興林 他是一位十分負責的好老師 他的教學博客資料豐富
魏唐:戴建業 今年兩道古代文學大題 絕對出自他手 他研究元嘉詩歌。陶淵明,李白。
明清:譚邦和 今年金瓶梅又是出自他的《明清小說史》 以前的聊齋那道魚版說也是,可惜我沒找到完整的答案哈。
現當代文學:吳建波出現代 王又平出當代 適當注意許祖華老師 和 張岩泉老師
外國文學:聶珍釗是大頭啦 但是蘇暉,楊建老師的不能忽視 劉兮穎和劉淵老師筆記可以看看
注意搜集歷年真題,復試題,所有華師老師問過的題,出過的題都不能忽視。搜集成一個題庫,你就會知道重點在哪裡。
文學類的考研輔導書很多,我就買了不少,推薦最好的
武漢的同學想必知道崇文書局出的配套文學史資料 古代的 現當代的還不錯 華師的學生可以選用。
齊魯書社的那一套很多同學也提起過,編的很用心,考文學的都可以選用。
還有中國礦業大學也有出一系列的文學,語言學專業的經典教材的輔導書,碰到的可以看看。
《外國文學學習指南》一本市場上我覺得最好的外國文學資料書,而且也適合研究生用。福建師大的老師出的,葛桂錄主編,寧夏人民教育出版社,淘寶上可以買。
然後華師的筆記要買就買我說的那些老師,不要亂買。現在論壇上能下的都是華師05級的一位李曉莉學姐的,我都買了,論壇上缺古代文學,外國文學。
華師的指定書目呢:重視外國文學史和當代文學史,因為是華師自己編的。古代文學的一般來說,袁的比較知名,其實寫的比復旦的好,但是不適合考試,復旦的比較簡單,作品選可以不買,你有什麼就用什麼。
加買的書:譚邦和的《明清小說史》上海古籍出版
王又平,周曉明的《現代中國文學史》湖北教育出版社
王慶生高教版《當代文學史》
王又平《新時期文學轉型中的小說創作潮流》華師出的
北大的現代文學三十年配套輔導書和溫儒敏先生的《現當代文學專題研究》復習過程可以分好幾輪,第一輪先滾書,看作品做積累,注意積累華師老師的研究重點,第二輪可以結合考試老師筆記看教材開始背重點。第三輪,自己看重點,不要盲目,認真背筆記。想想什麼題目該怎麼展開,下全所有出題老師的論文分析。廣度與深度兼備,老師筆記是法寶,題目大家一樣,怎樣達到符合華師老師的品味,取得高分,其中技巧自己把握摸索嘍。
文學理論我的文學理論比較重視華師精品課程網站上的孫文憲的講課錄像,看他的筆記,還有華師精品課程網站上可以下到很多文獻資料,豐富你答題的材料。用文學史去豐富理論性答案,注意文學史料的積累,有精力的可以去看一下西方文論的書,華師有出。華東師大那本全國通用的比較厚。
將精力轉到文學理論導引這本教材上來,這是新書,今年很多人吃了這個虧的,只關注了舊教材。有精力將這本書基本上背下來也沒問題的。也關注一下舊教材不一樣的地方,論壇上有一些筆記可以用與這本舊教材的。
1、要關注名人名句,書中的引言,進行總結 ,自己歸納。針對於第二題。
2、 要總結名詞解釋,每一章每一章的進行總結。
3、對重要引言所闡述的文學思想要高度重視,直接對應答題的。
4、要盡量學會多答題,學會展開論述。
大題 也要關注古代文論 除了指定的歷代文論以外,介紹一本古代文論的教材 小而實用,名家手筆。
復旦大學出版的周勛初先生編寫的《中國文學批評小史》
關注一下華師教授的論文,有機會聽聽課是不會錯的。
華師已沒用所謂的傳統重點,請大家踏實復習。
我也有很多才出題老師筆記資料啥的,也想賣點小錢,很便宜,買點零食啥的,若需要,站內簡訊我吧 。童叟無欺哈!
初試題有回憶 ,復試回憶題和經驗也有寫,附在那個文學院加試題的帖子上了,大家搜搜吧!一切終於結束,但我最後只開心了幾分鍾,也許過程已經太痛苦,我已沒有力氣開心了吧,在此謝謝版主,魚版畢業後還有白楊大哥,還有青衫濕,武昌往事學長,相信論壇會越辦越好的,華師的論壇人情味是很濃的哈!我也願意幫助大家,呵呵!
轉帖復試題和經驗現當代文學復試題
名詞解釋
新民歌運動 九葉詩人 知青文學 兩個口號的論爭
簡答
1、革命文學論爭中創造社太陽社的主要錯誤及原因。
2、談談某個「現代」作家在「當代」的創作及其命運。(大概就這個意思)
論述題(現代方向)
1、論述延安文學在主題、審美形態上與五四啟蒙文學的區別。
2、分析曹禺四大劇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結構藝術。
當代方向的是
1、什麼是經典,什麼是紅色經典,紅色經典的藝術特色,你如何看待近年的紅色經典回潮現象。
2、談談先鋒文學的文學史地位及影響
我的面試是當代方向,方向專業排第一,結果也抽的是第一
我們只有王,張,李三位教授,有十六人復試,有七八個題目供抽取,當場抽,思考一兩分鍾後作答。
我的復試題是談談革命歷史小說與中國古代歷史小說的傳統的關系,很有點艱深,我先開始答得很混亂也不知該如何聯系,後來王要我緊扣題目答,我的條理才漸漸清晰,答了三點,記住復試答題王又平老師講求一定要有條理,沒問其他的,本來以為要問的,就出來了,今年不準自己將復試題目外泄給後來考的人,王又平特別強調的。
覺得華師對當代的十七年紅色經典很重視,新時期的重文學思潮而不重個別作家。
這是第二名的同學的回憶
昨天復試完了 心情有點小郁悶 感覺答的不好
我的面試題是:馮至早期敘事詩的特色 對馮至的了解不多 就大概談了一下 估計是談的不好吧 老師又讓我談了自己最喜歡的詩人 我談了聞一多 還讓背聞的詩歌 暈啊 又背的不好
教訓:一定要多看作品 看原文 並盡量記憶 記經典的詩歌和經典文章的句子 這對於筆試和面試都是百利而無一害啊
大家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訓!!!!!
感覺今年現代的老師對馮至好執著啊 我是第九個面試的 前面同學有兩個抽到馮至的題:馮至抒情詩的特色 還有一個是談馮至詩歌對新詩的貢獻 還有什麼魯迅野草和朝花夕拾的對比。駱駝祥子(具體問什麼沒說)
華師的現當代文學跟其他專業相比問得比較難,很考功底,有志於考此專業的同學,可要做好競爭激烈的准備,這個專業歷來是華師文學類的最熱門專業和高分扎堆專業。

鑒於你是政治專業的,對於文字學最好不要選,因為現在漢語和古代漢語非常難懂、枯燥,就連本專業的同學都會頭疼。對於初涉文學專業的,古代文學是不錯的選擇。不需要什麼基礎,內容豐富生動,和歷史故事差不多。是個不錯的選擇。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謝謝!

⑻ 左聯清算初期革命文學創作中的錯誤傾向,通過哪一部

指1928-1929年魯迅、茅盾與創造社、太陽社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論爭。起因是創造社、太陽社在倡導革命文學時,由於受到國內外革命陣營內左傾思潮影響及自身世界觀原因,在理論主張方面存在嚴重的機械論錯誤傾向,批判清算魯迅、茅盾、郁達夫等,全盤否定五四新文學傳統。魯迅肯定無產階級文學的發生有其歷史背景,批評他們忽視文藝的特徵、誇大文藝的作用及宗派主義傾向,茅盾也批評他們題材過於狹窄和標語口號傾向。這一論爭的性質是革命作家內部的論爭,擴大了革命文學的影響,促進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學習,提高了思想認識;論爭中魯迅翻譯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等馬義文藝理論著作,從而為左聯成立准備了條件。

⑼ 評價1928年革命文學派對魯迅矛盾的批判

魯迅、茅盾同創造社、太陽社的爭論。魯迅肯定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提倡,同時批評創造社作家的文藝思想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魯迅指出他們誇大文藝作用是"爬進唯心的城堡";反對他們輕視生活和文學技巧;強調文藝特徵不可忽視;認為作家世界觀的轉換不可能突變。茅盾在肯定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同時,主張描寫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和他們的苦悶,也批評了創造社的革命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中的嚴重缺點。

由於創造社太陽社的成員基本上是一批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以及「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認識還相當幼稚和膚淺,再加上國際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文藝運動中左傾思潮的影響,於是引發了一場錯誤地將矛頭指向魯迅的革命文學論爭。

最先向魯迅發動攻擊的是馮乃超。他在《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文中批評了葉聖陶、郁達夫、魯迅、郭沫若、張資平五個有影響的作家,稱魯迅「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摟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隱遁主義!」李初梨則攻擊魯迅搞「趣味文學」,並責問魯迅「是第幾階級的人」,寫的是「第幾階級的文學」,對此,魯迅寫了《「醉眼」中的朦朧》一文進行反駁,這標志著論爭的開始。論爭開展之後,《太陽》、《我們》以及其他刊物都紛紛加入創造社這一邊,集中攻擊魯迅是「時代落伍者」,甚至是「封建餘孽」、「法西斯蒂」式的「二重反革命」。對這些無端攻擊,魯迅都義正詞嚴地給予了反擊,並從1928年起,大量購置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書籍並結合論爭認真攻讀,表現出實事求是、嚴於自我解剖並不斷追求真理與進步的崇高精神。對文藝的一些基本問題,魯迅有針對性地進行了答辯和論證,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批評者的錯誤。譬如,針對創造社太陽社只注重革命文學的宣傳作用,魯迅指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但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針對倡導者們誇大革命文學的社會功能的說法,魯迅則說,他是不相信文藝有旋轉乾坤的力量的。他認為文藝可以改變環境之說是唯心之談。還有關於文藝工作者的思想轉變問題,魯迅也認為倡導者們看的過於簡單化,階級根性的轉變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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