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明民族主義

『壹』 民族主義發明了不存在的民族是什麼意思

民族主義，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為基礎而進行的思想或運動。在近代以來，民族主義推動了民族解放與平等，是現代國際社會的源泉。美國學者漢斯·科恩認為:"民族主義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應該被看作是一種思想狀態。"英國學者愛德華·卡爾認為:"民族主義通常被用來表示個人、群體和一個民族內部成員的一種意識，或者是增進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財富的一種願望"。

『貳』 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孫中山所倡導的民主革命綱領。由民族主義(Principles of Nationalism)、民權主義(Principles of Democracy)和民生主義(Principles of People's Livelihood)構成，簡稱「三民主義」。是中國國民黨信奉的基本綱領。三民主義的發展過程分為兩個階段，即舊三民主義和新三民主義。它是中國人民的寶貴精神遺產。

三民主義反映了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社會基本矛盾，概括了客觀歷史進程提出的三大斗爭任務。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興中會。這個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最早的組織的入會誓詞是：「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建立合眾政府」。誓詞同《興中會章程》中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內容，成為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簡要表述。興中會的綱領中第一次劃時代地提出了民主共和國的要求。次年孫中山在廣州起義流產而逃亡國外期間，認真研讀了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實地考察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余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通過後來的革命實踐，三民主義得到豐富和發展。在同盟會的政綱中，三民主義被完整地表述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句話。

民族主義是孫中山首先揭櫫的戰斗旗幟。它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錯綜復雜的民族矛盾——既有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又有以滿族貴族為首的清朝統治集團同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矛盾，而帝國主義和清朝統治集團正日益勾結起來。

民族主義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反滿」。「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始終是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戰鬥口號。這不僅由於清王朝是一個由滿族貴族「宰制於上」的封建專制政權，還因為它已經成為「洋人的朝廷」。「反滿」口號所以具有廣泛的動員意義，原因就在於此。避免中國被瓜分、共管的厄運，爭取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是民族主義的另一主要內容。在《民報》發刊詞中，孫中山把「外邦逼之」和「異種殘之」並列為民族主義「殆不可須臾緩」的基本原因。「非革命無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須「先倒滿洲政府」，民族主義的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意義蘊涵於此。

民權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核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的又一個主要矛盾，即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民權主義的基本內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專制主義，指出封建的社會政治制度剝奪了人權，因而，決非「平等的國民所堪受」；必須經由「國民革命」的途徑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憲」的共和制度，結束「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的嚴重狀態。與這種「國體」的「變革」相適應，關於政體的擘劃也構成民權主義的重要內容。

民生主義是孫中山的「社會革命」綱領，它希望解決的課題是中國的近代化，即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使中國由貧弱至富強；同時還包含著關懷勞動人民生活福利的內容，以及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潰瘍的批判和由此產生的「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孫中山把民生主義的主要內容歸結為土地與資本兩大問題。「平均地權」——「土地國有」是孫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內容為「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歸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孫中山認為這一方案的實施可以防止壟斷，也能使「公家愈富」，從而促進「社會發達」。在有關資本的課題上，孫中山確認「實業主義為中國所必須」。他認為中國的近代化是歷史的必然趨勢，《實業計劃》一書就是發展社會經濟的宏偉藍圖。他把發展社會經濟的途徑歸結為「節制資本」和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即將「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占性質」的「大實業」(如鐵路、電氣和水利等)「皆歸國有」，因為這既可「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又得以「合全國之資力」。民生主義實質上是最大限度發展資本主義的方案，雖然它塗上了主觀社會主義的色彩。

三民主義存在著歷史的局限，主要表現為缺乏明確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內容。但是，它批判地承襲了農民戰爭和維新運動的積極內容，從西方借取了民主主義思想素材，成為中國近代社會中具有比較完全意義的民主革命綱領。三民主義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表達了人民群眾爭取獨立、民主和富強的願望，標志著舊民主主義革命在更完整意義上的開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產生過重大的積極作用。

當中國革命歷程進入新民主主義階段時，孫中山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幫助，「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在民族主義中突出了反帝的課題：「民族解放之斗爭，對於多數之民眾，其目標皆不外反帝國主義而已」；民權主義中進一步揭露了封建軍閥、官僚的暴戾恣肆，對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制度作了某些批判，稱道了「比較代議政體改良得多」的蘇維埃國家「人民獨裁政體」，重申了「主權在民」的原則；民生主義則強調了「耕者有其田」的觀點，闡發了「使私有資本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思想。新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的發展，反映了新的歷史特點，表現了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階段的進步性，並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礎。

現在金門島上著名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標語，與廈門對岸的「一國兩制統一中國」標語遙遙相望。

三民主義要點

民族主義：反對列強的侵略，打倒與帝國主義相勾結之軍閥，求得國內各民族之平等，承認民族自決權。 民權主義：實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歐美現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權(政權)以管理政府，政府則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治權)以治理國家。其核心觀念強調直接民權與權能區分，亦即政府擁有治權，人民則擁有政權。 民生主義：其最重要之原則有兩個，一為平均地權（實行耕者有其田），二為節制資本（私人不能操縱國民生計）。

三民主義源流及演化
孫中山關於三民主義的書稿在民國11年陳炯明的部隊進攻廣州大總統府時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會宣言〉（即《民報》發刊詞），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義」為題所作的16次講演的紀錄。

初期
同盟會的成立 民國前七年（乙巳年）春，總理由美赴歐，先後在巴黎、柏林宣揚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號召留學生，了解革命組織的團體，加入共有七十餘人。七月，總理返日，又以興中會為中心，把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和革命份子聯合一致，八月十二日，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總理為總理，並曾通過總章，發表宣言。 〈同盟會宣言〉的中心內容是四條綱領性的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這可以說是辛亥革命以前三民主義的早期形態，前兩條即當時的民族主義，第三條即當時的民權主義，最後一條即當時的民生主義。 中華民國的名稱，也是同盟會成立時確定的。 在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孫中山指出：「重新來研究國家的現狀，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他從1月到同年8月，作了16次講演以闡發三民主義，由黃昌谷全程速記、翻譯。這是他一生宣講三民主義的最後、也是最有系統、最詳盡的篇章。

孫中山為黃埔軍校所寫訓詞開宗明義確立三民主義為指導思想。孫中山在多次講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領導的政黨和運動須達到三個目的：進行民族革命以實現民族主義，進行政治革命以實現民權主義，進行社會革命以實現民生主義，他又認為最後一個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實現，而避免一次革命。
孫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於廣州黃埔軍官學校開學典禮中，以三民主義為綱，對該校師生之訓詞，後來成為中華民國國歌。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處在山頂最高峰的祭堂，有3個拱門，分別書寫著「民族」、「民權」、「民生」。
遷台後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三民主義成為蔣中正威權體制下的「黨國意識型態」，大膽島（金門）上著名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標語，與廈門對岸的「一國兩制統一中國」標語遙遙相望。高級中學及大學中列有三民主義課程，透過此一課程極力推展反共教育，建構中華民國政府的政治正統乃至民族道統的地位，大學及中央研究院在當時都設有三民主義研究所，並以「三民主義」、「國父思想」等不同名稱，列為大學聯考與國家考試的必考科目。在台灣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級學校校歌或多或少都能見到三民、民權、民生、民族等用語。
除了中華民國憲法外，在當時各類教育規章、課程目標都有貫徹三民主義一類文字。解除戒嚴及動員勘亂時期後，相關科目的授課內容逐漸改變，大學內相關課程則逐漸改為中華民國憲法課程，國家考試及大學入學考試則漸次縮減，甚至停考該科目。各三民主義研究所則改名或改組，例如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變更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所。

負面評價

三民主義的批評者眾多，他們認為孫文的《三民主義》基本上是東抄西湊，自相矛盾，思想極度混亂的產物。
1927年陳炯明所著的《中國統一芻議》提到：「三民主義及其發表之政綱，類皆東抄西襲，絕少獨立之思想，一貫之理論，而於國情亦未適合。（詳細批評，非本論范圍，但國民黨賢者，必知其說，不過頭上有偶像，不敢觸犯耳。如有馬定路德出於其黨，庶有中興之望）。在今日視之，已屬陳腐不堪，亟待修正。有何神聖而必強求青年，桎其心思，梏其趨步耶！」

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
劉宗正批評孫中山有「大漢沙文主義」的思想，例如：「就歷史上說，我們四萬萬漢族是從那一條路走來的呢？也是自帝國主義一條路走來的。我們的祖宗從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民族主義第四講）、「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民族主義第一講）、「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餘人。所以就大多數說 ，四萬萬中國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同一語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民族主義第一講）、「中國四萬萬人是亞洲世界主義，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從新恢復起來，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然後再去談世界主義，乃有實際。」（民族主義第四講）[1]
孫中山講民族主義時，嚴厲批判馬爾薩斯《人口論》[2]，他說中國不是人口過剩，而是人口沒有增加，「我們中國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沒有加多。以後一百年，若沒有振作之法，當然難得加多。……環看世界各國的情形，在美國增多十倍，俄國增多四倍，英國、日本增多三倍……我們中國卻仍然如故，或者甚至於減少。」「我們民族被世界各國人口增加的壓迫，不久就要滅亡，這是顯然可見的事。」[3]。

三民主義之民權主義

權能區分
孫中山又常以諸葛亮與阿斗的故事說明「權能區分」的重要性[4][5]，「歐美現在實行民權，人民所持的態度，總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於權和能照我所發明沒有分開。中國要不蹈歐美的覆轍，應該要照我所發明的學理，要把權和能劃分清楚。人民分開了權與能，才不致反對政府，政府才可以望發展。」[6]。這些理論的問題點在於孫中山混淆了歐美國家人民的權利（rights），政府的權力（authority），與施政的能力或才能（political ability），殊不知歐美的「阿斗」其實「權」與「能」都有，隨時有「能」，行使其「權」，以更換不適任的「諸葛亮」。最早指出孫文思想這個病理的是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後來他的學生宮澤俊義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評析》一書中指出，「現在歐美各民主國家，人民不但擁有孫文所稱的政權，同時有治權，政權與治權並不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他所稱的治權是人民的權力的本質，政權則是人民行使權力的方法。」[7]
西方對三權的集中已非常害怕，孫文卻只怕不是「萬能政府」。他認為可以用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權來防止萬能政府變成獨裁政府。罷免、創制、復決等權利是理論可行，實際上不易實行的。若是罷免的條件訂的很苛，則等於沒有罷免權，如果訂得很寬松，則時時在罷免，民代惶惶不可終日，根本無法專心行使立法權。[8]。

國民大會
孫文發明權能區分，一方面設國民大會為政權機關，一方面設五院為治權機關，偏偏在五院之上又設立總統理治權，如此一來，孫文對共產制度下的人民民主集中制又只引用了一半。這種情況下，國民大會變得很復雜，國民大會若是完全按共產制度來實行，運作的程序，優點和缺點很清楚。但是，在國民大會外另社總統，情況就復雜了。本來，五院是直接歸國民大會管理監督，現在不然，五院分工合作，其上設總統，總統又不具權力指揮五院，只能調停。……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協商時，張君勱拿出三權憲法，要求國民大會無形化，其權力只剩選舉、罷免總統、副總統，修改憲法，復決立法院所提的憲法修正案…等等。然而，這些權力除選、罷免總統和副總統之外，其他的權力又都受到種種限制，所以，國民大會到底是甚麼，我實在不清楚。[9]
五權分立
孫文採取三權，確認為不好，自己再加上考試、監察兩權，成五權，更重要的是，孫文不採取西方「性惡論」的思想，卻採取「性善論」，讓五權分工合作，造就一個萬能政府，把以性惡哲學為基礎的法律、政治價值觀，一變成以性善為基礎的憲政思想，這種轉變是何等的巨大，整個憲政的架構和運作不同，甚至目標也不同。[10]

考試制度
考試院行使考試權，但考用不能合一，因為它沒有行政權。甚至，連到考多少人都不曉得。所以，後來就陳倉暗渡，在行政院下設人事行政局，當時設立這機構是黑機關，所以就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加以合法化，但臨時條款廢除以後，人事行政局又成為黑機關，政府又將它放在《國安三法》中夾帶過關[11]。

監察制度
台灣憲法專家李鴻禧指出「國父孫文發明了監察制度，將屬於立法權中的彈劾權分離出來，另外成立監察院。在國外，彈劾權是國會兩院制的國家才具有的，由下議院提出彈劾，上議院來審判。但是在我國：當監察院提出彈劾後，卻沒有國會可以審判，結果就將它放到司法院，在其下設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由監察院提起彈劾，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判，這是違背法學、政治學學理的笑話。彈劾是追究政治責任，不是追究法律責任。誰才能追究政治責任呢？一定是民意代表。所以，將監察院改成目前的准司法機關已是大笑話，因為有權追究公務員政治責任的人，一定是人民以及他們所選的民意代表，但現在監察院不是民意代表，居然能代表民意來追究行政機關人員的責任，這些人何德何能？而且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里的成員又是輪調、派任的法官擔任，這些人又不是民意代表，他們又何德何能來審判公務人員是否有行政責任？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所以，我認為台灣未來在司法改革上重新規劃，整個司法問題才能有比較好的解決」[12]。

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

在漲價歸公方面，孫中山以為「地主如果以多報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價收買，吃地價的虧；如果以少報多，他又怕政府要照價抽稅，吃重稅的虧。在利害兩方面互相比較，他一定不情願多報，也不情願少報，要定一個折中的價值，把實在的市價報告到政府。」[13]此一理論的問題在於如果地主永遠不賣土地，沒有買賣的行為，漲價歸公便無從實施。孫中山的「漲價歸公」理念是來自於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喬治於1879年出版的《進步與貧困》（Progress and Poverty）：「人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權利，正如人人都有呼吸空氣的平等權利一樣。」，張五常認為亨利·喬治的「漲價歸公」理論是「閉門造車」，對經濟學一竅不通。
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台灣早期大量的國營事業，如：台鹽、台肥、台鐵、煙酒公賣局、郵局、中華電信等企業賺取大量的費用但是服務品質也不見提升，原因就是沒有競爭，自從開放民營競爭以後品質才略有改善。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本具有濃烈的社會主義色彩，例如他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便提到「...民生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沖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主張民生主義的人應該要細心去研究的。」「共產主義既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為什麼國民黨員要去反對共產黨員呢？這個原因，或者是由於共產黨員也有不明白共產主義為何物，而嘗有反對三民主義之言論，所以激成國民黨之反感。但是這種無知妄作的黨員，不得歸咎於全黨及其黨中之主義，只可說是他們個人的行為。所以我們決不能夠以共產黨員個人不好的行為，便拿他們來做標准去反對共產黨。」但因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力行反共產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國家政策，雖然打著是發揚、擁護三民主義的旗號，對其中左傾的部份，採取模糊帶過的方式，使民生主義真正的精神，反而更顯得模糊不清。

『叄』 民族主義的發展歷程

歐洲民族主義的誕生
民族主義亦特指民族獨立運動之意識形態，民族主義以民族特色看待人類活動。因民族已成為國家結構的主流，政治學上（以及媒體）傾向注意這些極端類型的民族主義。
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
梁啟超是中國揭示和宣傳近代民族主義的第一人。（1902年）他發表《論民族競爭之大勢》，明確提出：「今日欲救中國，無他術焉，亦先建設一民族主義國家而已。」
孫中山先生也提出「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在清帝國民族壓迫赤裸裸的暴露在被奴化的漢人眼前，越來越多的漢人醒悟了。但最後，「三民主義」變成了「新三民主義」，把民族改成了民族共同體，這可以說是民族主義在中國消失。
1900年之前
1815年至1870年間，各個獨立公國逐漸統一為義大利國大多數的民族主義理論皆假定歐洲為民族國家之濫觴。雖有爭議，一般通常認為現代國家始自1648年之威斯特伐里亞條約。該條約開創威斯特伐里亞系統式的國家，即彼此互相承認主權與領土。簽約國中，如荷蘭合省邦聯（Dutch United Provinces，當時的稱呼）被視為民族國家，但德國並無對等情況，盡管神聖羅馬帝國幾乎據有當時全體說德語的國家。1648年，多數歐洲強權尚非民族國家。其他的看法為拿破崙啟動民族主義，並使民族主義達到預料之外的程度。
許多人，但非全部，認為民族國家最主要的轉變源自18世紀晚期與19世紀。自浪漫式民族主義（romantic nationalism）開始，民族主義運動者於歐洲遍地興起，當中有些為反對大帝國的分離主義者，另有尋求一統分隔零散的領土，如德國與義大利。這些運動促進民族認同與民族文化，且獲得成功。19世紀末，人們多數接受歐洲劃分為多個民族，且自我認同於其中之一。奧匈帝國與鄂圖曼帝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崩潰，加速了民族國家之形成。
依據標准觀點，十九世紀之前，人們有鄉土性、區域性、或宗教性的效忠，但無國家觀念。典型的歐洲國家為皇室所統治的朝代國家，若高於區域性之效忠，則為由統治性家族所有之君主制。朝代國家可由皇室聯姻取得土地，又因分割繼承而失地─現今看來十分荒謬可笑。遠古時期，古希臘稱所有非希臘人為蠻族，但希臘的各城邦又經常為統治地位相互作戰。民族主義引入各民族領土范圍明確的觀念，並更進一步的應用於索求其他民族的土地。原則上，民族國家並不尋求克敵取地，然而，民族主義運動者們罕對邊界之劃定意見一致。隨著民族主義運動者之勃興，也為歐洲帶來了領土紛爭。
民族主義運動也決定了19世紀的歐洲政治。在民族為帝國一部之處，民族解放的奮斗同時也是為抵抗先前的專制獨裁而奮斗；在民族國家鞏固先前君主政體之地，如西班牙，民族主義自身成為保守及保皇勢力。民族主義運動大多始自對抗現有的安排，但到了20世紀，亦有政體（regime）自認為民族主義者。
19世紀民族國家起源之標准理論頗受爭議。其中之一在於南美洲人的獨立奮斗，以及美國獨立革命先於歐洲的民族主義運動。有些國家，如荷蘭與英國，似於19世紀之前即有清楚之民族認同。而義大利之統一，為基於人種/語言之民族主義運動範例。
20世紀的民族主義
19世紀末，民族主義的觀念擴及亞洲。在印度，民族主義鼓動著終結英國的統治。印度在20世紀的民族主義與甘地密切相關，另有許多當地領袖涉足其中。在中國，民族主義始創建立現代國家的信念，與過去天下一家的帝國觀點並不相容。在日本，民族主義與日本卓異論（Japanese exceptionalism）相結合，形成了帝國主義，正如極端民族主義通常引致帝國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引導出新成立的各民族國家。這些國家因美國之對抗古老帝國而受激勵，也因為法國希望將德國與奧地利孤立為一連串託管的國家。民族國家紛紛成立的結果導致多民族的帝國（鄂圖曼帝國與奧匈帝國）解體。帝俄亦因之喪土失地。凡爾賽條約，基於伍德羅·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原則，企圖承認民族主義的原則，使得大部份的歐洲分解為多個民族國家，婉言稱之為「維持和平的嘗試」。然而多民族與多人種的國家依舊存在，更新出現了兩個多族合組的國家：捷克斯洛伐克（占人口43%的捷克控制一切）與南斯拉夫（由塞爾維亞人統治）。
第二次世界大戰啟始了建立民族國家的新浪潮，肇因於戰前出現的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以及歐洲各殖民帝國於戰後主張獨立。最戲劇化的去殖民化出現於非洲，自歐洲的殖民禁臠轉變為民族國家。其中數國合乎歐洲「單一人種，單一語言」以及固定領土的理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符合此一準則的索馬里解體了。
蘇聯解體於1990年左右在歐洲引致無預期的民族運動復興，使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在現代史上第二次獨立。
20世紀下半，若干潮流的出現或顯示了民族與民族主義之弱點。歐盟看來大大地將權力自國家轉移至次國家（sub-national）與超國家（supra-national）的層次。非難全球化者通常訴諸民族認同情感、文化、與主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與關稅貿易總協定（GATT）等自由貿易協定，與貿易市場持續國際化，看來損害了國家經濟，引致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之復甦，及反對全球化負面因素的激烈抗議行為（參見反全球化）。
並非所有反全球化者皆為民族主義者，但民族主義持續主張民族主義以順應潮流。民族主義政黨持續於選舉中獲勝，而人們大多對民族感有強烈的認同。且全球化主義與歐洲聯邦主義並不全然反對民族主義。例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的中國民族主義理論家清楚表明，中國因鼓勵國際與多邊組織貿易，國力潛在性增長，而非降低。曾有一次，加泰隆尼亞自治論者（Catalonian autonomist）與威爾士民族主義者（Welsh nationalism）等次國家的權力中心支持強大的歐盟，希望分為大區的歐洲可以約制現有的民族國家。然而，隨著歐洲懷疑主義（Euroscepticism）遍及歐盟，這項改革已不再存於政治日程內。
英國民族學家安東尼·史密斯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運動，目的在於為一個社會群體謀取和維持自治及個性，他們中的某些成員期望民族主義能夠形成一個事實上的或潛在的民族。」據美國學者路易斯·斯奈德研究統計，近代以來至少存在有200 種以上的不同含義的民族主義。所以，美國學者卡爾頓·海斯得出結論說：「關於愛國主義、民族性和民族主義的歷史和屬性的系統和總體研究，在任何語言中都不存在。」他進而指出：（1）民族主義是一種歷史進程——（人們）在此進程中建設民族國家；（2）「民族主義」一詞意味著包含在實際的歷史進程中的理論、原則或信念；（3）民族主義是某種將歷史進程和政治理論結合在一起的特定的政治行動；（4）民族主義意味著對民族和民族國家的忠誠超越於其他任何對象。由此可見：西方近代以來誕生的「民族主義」，如同「民族」術語、概念和理論一樣，具有錯綜復雜性。圍繞著「民族主義」起源的探討，西方學術界通常存在兩種見解，一種觀點認為：「民族主義」為近代出現的政治現象，因而探求它的「起源」不能從近代以前的歷史時期（前近代）去尋找，因為從歐洲「前近代」歷史時期中的階級、職業、語言、地理等方面的歷史現象看，各國「nation」（國民）長期各據一方，四分五裂，難以形成「nation」的共同意識和歸屬感情，以致國家形態上的「民族主義」如同無源之水。這種主張被稱為民族主義起源論的「近代主義」。另一種觀點認為：「民族主義」起源於古代，一路傳承至近代。古代社會的凱爾特人團結一致英勇抵抗尤利烏斯・凱撒率領的羅馬軍團，即為古代典型的「民族主義」反抗運動。這種主張被稱為民族主義起源論的「原初主義」。一般認為：「民族主義」的極端形式即為「國家主義」（Statism，將國家的權威作為政治、社會、經濟單位置於最優先考慮的思想和理論）。「國家主義」的極端形式即為超國家主義（ultra-nationalism，義同「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
現代西方學者通常認為：法國教士奧古斯丁·巴洛於1789年首先使用「Nationalism」（民族主義）這個詞，用來指稱推翻封建君主政體的一種社會力量。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西方近代民族主義發生於19世紀初，即在拿破崙對外戰爭第二階段的「侵略戰爭」期間，在法軍的鐵蹄下，歐洲各國反侵略、反統治的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民族主義思想隨之應運而生。進因認為：「nationalism」一詞最早在1836年被界定為「民族感情」的一種形式。「民族主義是19世紀初在歐洲被發明的一種學說。」「簡而言之，這種學說堅持認為人類被自然地劃分為民族，而這些民族又通過特定的可確認的特徵為人們所熟知，同時認為政府唯一的合法形態是民族自我統治的政府。」這些主張事實上大多掩蓋了民族主義本質上排外主義、擴張主義的暴力內涵。
總之，西方近代民族主義的外在擴張主義表現形式，可說最初始於1648年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法國，荷蘭和瑞典歐洲新三大霸主的崛起，既是經濟、軍事強盛的結果，又是民族國家身分獲得的象徵。與此同時，英國、西班牙、葡萄牙相繼獲得了這種民族獨立國家的身分。當時西歐形成的這類獨立民族國家，大多指「主權國家」，表現為民族與國家同一或國民與民族合體的形態，因而又被稱為「民族國家」，體現為一種「市民的民族模式」（a civil model of nation）或「國民的民族模式」（a people model of nation）。這些「主權國家」在「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中以基督徒和「民族國家」的雙重名義肆無忌憚地帶著對自己以外的民族或國家的厭惡與蔑視向世界宣戰，用大炮說話，強迫文明古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這就是民族主義中的擴張主義最初的外在表現。同樣是當今學界一些學者（尤以日本學者為多）將「Nationalism」同時譯為或視為「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緣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民族主義內含的進步「民族獨立運動」和「民族自治運動」，正是對民族主義中反動的排外主義、擴張主義進行反抗斗爭的結果，「正義戰勝邪惡」為人類社會的法理，因而各國獨立運動取得「節節勝利」自然合天意，符法理，順民心。

『肆』 三民主義的形成和發展

三民主義（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孫中山所倡導的民主革命綱領。由民族主義(Principles of Nationalism)、民權主義(Principles of Democracy)和民生主義(Principles of People's Livelihood)構成，簡稱「三民主義」。是中國國民黨信奉的基本綱領。三民主義的發展過程分為兩個階段，即舊三民主義和新三民主義。它是中國人民的寶貴精神遺產。
三民主義反映了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社會基本矛盾，概括了客觀歷史進程提出的三大斗爭任務。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興中會。這個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最早的組織的入會誓詞是：「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建立合眾政府」。誓詞同《興中會章程》中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內容，成為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簡要表述。興中會的綱領中第一次劃時代地提出了民主共和國的要求。次年孫中山在廣州起義流產而逃亡國外期間，認真研讀了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實地考察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余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通過後來的革命實踐，三民主義得到豐富和發展。在同盟會的政綱中，三民主義被完整地表述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句話。
民族主義是孫中山首先揭櫫的戰斗旗幟。它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錯綜復雜的民族矛盾——既有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又有以滿族貴族為首的清朝統治集團同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矛盾，而帝國主義和清朝統治集團正日益勾結起來。
民族主義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反滿」。「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始終是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戰鬥口號。這不僅由於清王朝是一個由滿族貴族「宰制於上」的封建專制政權，還因為它已經成為「洋人的朝廷」。「反滿」口號所以具有廣泛的動員意義，原因就在於此。避免中國被瓜分、共管的厄運，爭取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是民族主義的另一主要內容。在《民報》發刊詞中，孫中山把「外邦逼之」和「異種殘之」並列為民族主義「殆不可須臾緩」的基本原因。「非革命無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須「先倒滿洲政府」，民族主義的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意義蘊涵於此。
民權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核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的又一個主要矛盾，即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民權主義的基本內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專制主義，指出封建的社會政治制度剝奪了人權，因而，決非「平等的國民所堪受」；必須經由「國民革命」的途徑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憲」的共和制度，結束「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的嚴重狀態。與這種「國體」的「變革」相適應，關於政體的擘劃也構成民權主義的重要內容。
民生主義是孫中山的「社會革命」綱領，它希望解決的課題是中國的近代化，即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使中國由貧弱至富強；同時還包含著關懷勞動人民生活福利的內容，以及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潰瘍的批判和由此產生的「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孫中山把民生主義的主要內容歸結為土地與資本兩大問題。「平均地權」——「土地國有」是孫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內容為「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歸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孫中山認為這一方案的實施可以防止壟斷，也能使「公家愈富」，從而促進「社會發達」。在有關資本的課題上，孫中山確認「實業主義為中國所必須」。他認為中國的近代化是歷史的必然趨勢，《實業計劃》一書就是發展社會經濟的宏偉藍圖。他把發展社會經濟的途徑歸結為「節制資本」和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即將「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占性質」的「大實業」(如鐵路、電氣和水利等)「皆歸國有」，因為這既可「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又得以「合全國之資力」。民生主義實質上是最大限度發展資本主義的方案，雖然它塗上了主觀社會主義的色彩。
三民主義存在著歷史的局限，主要表現為缺乏明確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內容。但是，它批判地承襲了農民戰爭和維新運動的積極內容，從西方借取了民主主義思想素材，成為中國近代社會中具有比較完全意義的民主革命綱領。三民主義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表達了人民群眾爭取獨立、民主和富強的願望，標志著舊民主主義革命在更完整意義上的開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產生過重大的積極作用。
當中國革命歷程進入新民主主義階段時，孫中山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幫助，「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在民族主義中突出了反帝的課題：「民族解放之斗爭，對於多數之民眾，其目標皆不外反帝國主義而已」；民權主義中進一步揭露了封建軍閥、官僚的暴戾恣肆，對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制度作了某些批判，稱道了「比較代議政體改良得多」的蘇維埃國家「人民獨裁政體」，重申了「主權在民」的原則；民生主義則強調了「耕者有其田」的觀點，闡發了「使私有資本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思想。新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的發展，反映了新的歷史特點，表現了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階段的進步性，並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礎。
現在金門島上著名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標語，與廈門對岸的「一國兩制統一中國」標語遙遙相望。
三民主義要點
民族主義：反對列強的侵略，打倒與帝國主義相勾結之軍閥，求得國內各民族之平等，承認民族自決權。 民權主義：實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歐美現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權(政權)以管理政府，政府則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治權)以治理國家。其核心觀念強調直接民權與權能區分，亦即政府擁有治權，人民則擁有政權。 民生主義：其最重要之原則有兩個，一為平均地權（實行耕者有其田），二為節制資本（私人不能操縱國民生計）。
三民主義源流及演化
孫中山關於三民主義的書稿在民國11年陳炯明的部隊進攻廣州大總統府時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會宣言〉（即《民報》發刊詞），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義」為題所作的16次講演的紀錄。
初期
同盟會的成立 民國前七年（乙巳年）春，總理由美赴歐，先後在巴黎、柏林宣揚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號召留學生，了解革命組織的團體，加入共有七十餘人。七月，總理返日，又以興中會為中心，把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和革命份子聯合一致，八月十二日，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總理為總理，並曾通過總章，發表宣言。 〈同盟會宣言〉的中心內容是四條綱領性的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這可以說是辛亥革命以前三民主義的早期形態，前兩條即當時的民族主義，第三條即當時的民權主義，最後一條即當時的民生主義。 中華民國的名稱，也是同盟會成立時確定的。 在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孫中山指出：「重新來研究國家的現狀，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他從1月到同年8月，作了16次講演以闡發三民主義，由黃昌谷全程速記、翻譯。這是他一生宣講三民主義的最後、也是最有系統、最詳盡的篇章。
孫中山為黃埔軍校所寫訓詞開宗明義確立三民主義為指導思想。孫中山在多次講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領導的政黨和運動須達到三個目的：進行民族革命以實現民族主義，進行政治革命以實現民權主義，進行社會革命以實現民生主義，他又認為最後一個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實現，而避免一次革命。
孫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於廣州黃埔軍官學校開學典禮中，以三民主義為綱，對該校師生之訓詞，後來成為中華民國國歌。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處在山頂最高峰的祭堂，有3個拱門，分別書寫著「民族」、「民權」、「民生」。
遷台後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三民主義成為蔣中正威權體制下的「黨國意識型態」，大膽島（金門）上著名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標語，與廈門對岸的「一國兩制統一中國」標語遙遙相望。高級中學及大學中列有三民主義課程，透過此一課程極力推展反共教育，建構中華民國政府的政治正統乃至民族道統的地位，大學及中央研究院在當時都設有三民主義研究所，並以「三民主義」、「國父思想」等不同名稱，列為大學聯考與國家考試的必考科目。在台灣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級學校校歌或多或少都能見到三民、民權、民生、民族等用語。
除了中華民國憲法外，在當時各類教育規章、課程目標都有貫徹三民主義一類文字。解除戒嚴及動員勘亂時期後，相關科目的授課內容逐漸改變，大學內相關課程則逐漸改為中華民國憲法課程，國家考試及大學入學考試則漸次縮減，甚至停考該科目。各三民主義研究所則改名或改組，例如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變更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所。
負面評價
三民主義的批評者眾多，他們認為孫文的《三民主義》基本上是東抄西湊，自相矛盾，思想極度混亂的產物。
1927年陳炯明所著的《中國統一芻議》提到：「三民主義及其發表之政綱，類皆東抄西襲，絕少獨立之思想，一貫之理論，而於國情亦未適合。（詳細批評，非本論范圍，但國民黨賢者，必知其說，不過頭上有偶像，不敢觸犯耳。如有馬定路德出於其黨，庶有中興之望）。在今日視之，已屬陳腐不堪，亟待修正。有何神聖而必強求青年，桎其心思，梏其趨步耶！」
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
劉宗正批評孫中山有「大漢沙文主義」的思想，例如：「就歷史上說，我們四萬萬漢族是從那一條路走來的呢？也是自帝國主義一條路走來的。我們的祖宗從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民族主義第四講）、「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民族主義第一講）、「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餘人。所以就大多數說 ，四萬萬中國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同一語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民族主義第一講）、「中國四萬萬人是亞洲世界主義，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從新恢復起來，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然後再去談世界主義，乃有實際。」（民族主義第四講）[1]
孫中山講民族主義時，嚴厲批判馬爾薩斯《人口論》[2]，他說中國不是人口過剩，而是人口沒有增加，「我們中國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沒有加多。以後一百年，若沒有振作之法，當然難得加多。……環看世界各國的情形，在美國增多十倍，俄國增多四倍，英國、日本增多三倍……我們中國卻仍然如故，或者甚至於減少。」「我們民族被世界各國人口增加的壓迫，不久就要滅亡，這是顯然可見的事。」[3]。
三民主義之民權主義
權能區分
孫中山又常以諸葛亮與阿斗的故事說明「權能區分」的重要性[4][5]，「歐美現在實行民權，人民所持的態度，總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於權和能照我所發明沒有分開。中國要不蹈歐美的覆轍，應該要照我所發明的學理，要把權和能劃分清楚。人民分開了權與能，才不致反對政府，政府才可以望發展。」[6]。這些理論的問題點在於孫中山混淆了歐美國家人民的權利（rights），政府的權力（authority），與施政的能力或才能（political ability），殊不知歐美的「阿斗」其實「權」與「能」都有，隨時有「能」，行使其「權」，以更換不適任的「諸葛亮」。最早指出孫文思想這個病理的是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後來他的學生宮澤俊義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評析》一書中指出，「現在歐美各民主國家，人民不但擁有孫文所稱的政權，同時有治權，政權與治權並不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他所稱的治權是人民的權力的本質，政權則是人民行使權力的方法。」[7]
西方對三權的集中已非常害怕，孫文卻只怕不是「萬能政府」。他認為可以用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權來防止萬能政府變成獨裁政府。罷免、創制、復決等權利是理論可行，實際上不易實行的。若是罷免的條件訂的很苛，則等於沒有罷免權，如果訂得很寬松，則時時在罷免，民代惶惶不可終日，根本無法專心行使立法權。[8]。
國民大會
孫文發明權能區分，一方面設國民大會為政權機關，一方面設五院為治權機關，偏偏在五院之上又設立總統理治權，如此一來，孫文對共產制度下的人民民主集中制又只引用了一半。這種情況下，國民大會變得很復雜，國民大會若是完全按共產制度來實行，運作的程序，優點和缺點很清楚。但是，在國民大會外另社總統，情況就復雜了。本來，五院是直接歸國民大會管理監督，現在不然，五院分工合作，其上設總統，總統又不具權力指揮五院，只能調停。……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協商時，張君勱拿出三權憲法，要求國民大會無形化，其權力只剩選舉、罷免總統、副總統，修改憲法，復決立法院所提的憲法修正案…等等。然而，這些權力除選、罷免總統和副總統之外，其他的權力又都受到種種限制，所以，國民大會到底是甚麼，我實在不清楚。[9]
五權分立
孫文採取三權，確認為不好，自己再加上考試、監察兩權，成五權，更重要的是，孫文不採取西方「性惡論」的思想，卻採取「性善論」，讓五權分工合作，造就一個萬能政府，把以性惡哲學為基礎的法律、政治價值觀，一變成以性善為基礎的憲政思想，這種轉變是何等的巨大，整個憲政的架構和運作不同，甚至目標也不同。[10]
考試制度
考試院行使考試權，但考用不能合一，因為它沒有行政權。甚至，連到考多少人都不曉得。所以，後來就陳倉暗渡，在行政院下設人事行政局，當時設立這機構是黑機關，所以就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加以合法化，但臨時條款廢除以後，人事行政局又成為黑機關，政府又將它放在《國安三法》中夾帶過關[11]。
監察制度
台灣憲法專家李鴻禧指出「國父孫文發明了監察制度，將屬於立法權中的彈劾權分離出來，另外成立監察院。在國外，彈劾權是國會兩院制的國家才具有的，由下議院提出彈劾，上議院來審判。但是在我國：當監察院提出彈劾後，卻沒有國會可以審判，結果就將它放到司法院，在其下設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由監察院提起彈劾，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判，這是違背法學、政治學學理的笑話。彈劾是追究政治責任，不是追究法律責任。誰才能追究政治責任呢？一定是民意代表。所以，將監察院改成目前的准司法機關已是大笑話，因為有權追究公務員政治責任的人，一定是人民以及他們所選的民意代表，但現在監察院不是民意代表，居然能代表民意來追究行政機關人員的責任，這些人何德何能？而且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里的成員又是輪調、派任的法官擔任，這些人又不是民意代表，他們又何德何能來審判公務人員是否有行政責任？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所以，我認為台灣未來在司法改革上重新規劃，整個司法問題才能有比較好的解決」[12]。

『伍』 民族主義怎麼樣

只說下Ernect Gellner的一些主張: 在Gellner之前，他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同時Elie Kedourie認為民族主義是「19世紀初歐洲所創造的一種學說」（Immanuel Kant's的德國浪漫主義宣揚意志的學說）。 Gellner針對Kedourie的論斷展開爭論。首先他為Kant's開脫，認為Kant's的善良意志自由僅適用於個人而非群體；其次，Gellner以更正面的態度審視民族主義，以一種社會發展的意識形態工具來對待它；第三，Gellner認為，當批判的知識分子成為民族主義運動不容置疑的領導者，他們就要求下層階級、或者說「無產者」（失去土地而聚居於大城市和簡陋小城鎮的前農民）的支持；最後，他認為雖然邏輯上講民族主義是偶然的，但是它確實現代世界在社會學上的必然。 在Gellner看來現代化創造出的新型的工業社會需要一個流動的、能閱讀計算甚至能參加語義工作並作語境自由交流的勞動大軍，即以文化替代早先農業社會中的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制度聚合結構。「語言和文化」成了社會的新凝合劑，並作為被現代化侵蝕後的傳統社會的身份認同的唯一基礎。 之後，Gellner又通過其他一些方法重新構建他的理論。 首先，他論證了為什麼在前現代時期既不存在民族也不存在民族主義。在「農業-文化」社會沒有必要有民族和民族主義，小部分精英統治者不與在他們之下的生產食物的大眾分享文化，反過來後者在被分割成一大群語言文化交叉的等級，他們的不平也不會導致形成民族形式。 第二，他對工業化社會的文化特徵類型給予更仔細的解釋。他使用了「高文化」這一術語來表示它不是一種精英文化，只是由專家們和「外在社會化」或公共教育所支持。（「低文化」則是粗野的、無教養的錢現代社會的特徵，在現代社會條件下不能生存。） 第三，他認為民族和民族主義根本不需要前現代的文化因素——民族主義所使用的文化碎片經常是武斷的歷史發明。任何古老的文化碎片都會這樣起作用。 Gellner理論的後期版本——更為物質主義和決定論——民族和民族主義現在被視為工業化現代性所必需和根本的要素，就像後者必然地成為民族主義的現代性一樣。Tom Nairn也採取同樣的主張，只是Nairn認為不是工業主義而是資本主義的不平衡波動形成了推動力。「被殖民化的邊緣地區的精英們沒有槍炮、財富、技術等來與帝國主義抗衡，但他們卻擁有一樣財富，在作為』不發達『真正內涵的無助條件下，他們求助於一種能大量提供給他們的資源：人民。人民是殖民地精英所唯一擁有的、並被證明是一種潛在的武器。精英們動員』我們的人民『並邀請他們進入歷史，而且以他們的語言和文化書寫邀請信，同時將他們的』大眾情感『引入民族的抵抗運河。這就是為什麼民族主義始終是一種大眾文化的、浪漫的和跨階級的運動，也是為什麼它總是靠大眾的族群感來維持。 對Gellner而言，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基本無關緊要，而且是錯誤的。民族不是命定的，人類也並非自然需要有民族性。正是現代性本身需要民族並且使得民族性彷彿是自然的事。現代性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民族主義「，也就是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民族主義……在沒有民族的地方創造了民族，但它需要某些先前就存在的區別性標志來做創造，即使……這些標志是完全負面的。「 在這樣的理論中，民族主義變成一種必要的文化形式，即」高文化「。它沒有積極成直接的力量，它僅僅通過文化棱鏡傳遞工業主義。這就暗示不論民族主義的形式或深度有什麼不同，不論民族是在什麼時間和什麼地點被工業化，都無關緊要了。 總之，Gellner所認為的民族主義，就只是由工業主義帶來的文化形式，並且它的意識形態只不過掩飾了工業文化的真正內容。

『陸』 韓國近代以來的悲情民族主義形成，經歷了怎樣的歷史進程

韓國近代以來的悲情民族主義是因為他們的歷史環境所造成的。他們國家一直被別人壓迫著，一直被別人侵略。他們有了不好的習慣，所以才會這樣

『柒』 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拜託各位大神

很詭異的問題。最大的疑問是，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是否有交集呢。 如果說民族主義和民族利益、權益必然掛鉤，那麼這個「民族」如何劃分，這里「利益」又靠什麼來界定。 民族，對多民族國家來說可是很麻煩的概念。民族的利益...其實一個政策之類是帶來利益還是傷害，終究得事後判斷。如果一定要事先判斷，如果不是靠縝密細致的科學研究/實地數據採集，那麼或者會和民族歸屬問題夾纏不清。 總結一下。 民族主義和目的有關。不管是「中華民族」「美國人」這樣的大民族，還是細分出的小民族，說到民族主義，多少都能和「好」的動機、目的扯上關系。可惜只有動機、目的而已。 關鍵應該不在於發明術語，再尋找用定語修飾術語的各種組合。相比之下，去具體看看這些術語對應的行為及其相應後果來的更有意義。 舉幾個例子。 詹天佑。真正見過世面的那種人，學成回國後又是開船打仗，又是修鐵路，偏偏還不全是為他自己的「民族」賣命。 卡爾*馬克思，改變世界的那個。被祖國開除國籍，被同胞說成反猶，其同行還被很多人（包括這里的某些ID）說成是近似暴徒、騙子之類。應該是和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毫無關系的。但是退一萬步說，他參與改變的這個世界比他介入之前更好。 ——民族主義之類的標簽，不過是後世好事者們妄加的而已，在當事人來說，他們不過是盡力去學，再把學到的東西盡量去用。可笑的是我們這樣的網路游盪者，居然會以為可以把自己和前輩牛人們加到一個標簽下...

『捌』 什麽是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簡言之，即指將自我民族作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主體而置於至上至尊價值觀考慮的思想或運動。美國學者漢斯·科恩認為：「民族主義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應該被看作是一種思想狀態。」英國學者愛德華·卡爾認為：「民族主義通常被用來表示個人、群體和一個民族內部成員的一種意識，或者是增進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財富的一種願望。」英國民族學家安東尼·史密斯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運動，目的在於為一個社會群體謀取和維持自治及個性，他們中的某些成員期望民族主義能夠形成一個事實上的或潛在的民族。」據美國學者路易斯·斯奈德研究統計，近代以來至少存在有200 種以上的不同含義的民族主義。所以，美國學者卡爾頓·海斯得出結論說：「關於愛國主義、民族性和民族主義的歷史和屬性的系統和總體研究，在任何語言中都不存在。」他進而指出：（1）民族主義是一種歷史進程——（人們）在此進程中建設民族國家；（2）「民族主義」一詞意味著包含在實際的歷史進程中的理論、原則或信念；（3）民族主義是某種將歷史進程和政治理論結合在一起的特定的政治行動；（4）民族主義意味著對民族和民族國家的忠誠超越於其他任何對象。由此可見：西方近代以來誕生的「民族主義」，如同「民族」術語、概念和理論一樣，具有錯綜復雜性。圍繞著「民族主義」起源的探討，西方學術界通常存在兩種見解，一種觀點認為：「民族主義」為近代出現的政治現象，因而探求它的「起源」不能從近代以前的歷史時期（前近代）去尋找，因為從歐洲「前近代」歷史時期中的階級、職業、語言、地理等方面的歷史現象看，各國「nation」（國民）長期各據一方，四分五裂，難以形成「nation」的共同意識和歸屬感情，以致國家形態上的「民族主義」如同無源之水。這種主張被稱為民族主義起源論的「近代主義」。另一種觀點認為：「民族主義」起源於古代，一路傳承至近代。古代社會的凱爾特人團結一致英勇抵抗尤利烏斯・凱撒率領的羅馬軍團，即為古代典型的「民族主義」反抗運動。這種主張被稱為民族主義起源論的「原初主義」。一般認為：「民族主義」的極端形式即為「國家主義」（Statism，將國家的權威作為政治、社會、經濟單位置於最優先考慮的思想和理論）。「國家主義」的極端形式即為超國家主義（ultra-nationalism，義同「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
現代西方學者通常認為：法國教士奧古斯丁·巴洛於1789年首先使用「Nationalism」（民族主義）這個詞，用來指稱推翻封建君主政體的一種社會力量。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西方近代民族主義發生於19世紀初，即在拿破崙對外戰爭第二階段的「侵略戰爭」期間，在法軍的鐵蹄下，歐洲各國反侵略、反統治的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民族主義思想隨之應運而生。進因認為：「nationalism」一詞最早在1836年被界定為「民族感情」的一種形式。「民族主義是19世紀初在歐洲被發明的一種學說。」「簡而言之，這種學說堅持認為人類被自然地劃分為民族，而這些民族又通過特定的可確認的特徵為人們所熟知，同時認為政府唯一的合法形態是民族自我統治的政府。」這些主張事實上大多掩蓋了民族主義本質上排外主義、擴張主義的暴力內涵。筆者認為：西方近代民族主義的外在擴張主義表現形式，可說最初始於1648年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法國，荷蘭和瑞典歐洲新三大霸主的崛起，既是經濟、軍事強盛的結果，又是民族國家身分獲得的象徵。與此同時，英國、西班牙、葡萄牙相繼獲得了這種民族獨立國家的身分。當時西歐形成的這類獨立民族國家，大多指「主權國家」，表現為民族與國家同一或國民與民族合體的形態，因而又被稱為「民族國家」，體現為一種「市民的民族模式」（a civil model of nation）或「國民的民族模式」（a people model of nation）。這些「主權國家」在「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中以基督徒和「民族國家」的雙重名義肆無忌憚地帶著對自己以外的民族或國家的厭惡與蔑視向世界宣戰，用大炮說話，強迫文明古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這就是民族主義中的擴張主義最初的外在表現。同樣是當今學界一些學者（尤以日本學者為多）將「Nationalism」同時譯為或視為「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緣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民族主義內含的進步「民族獨立運動」和「民族自治運動」，正是對民族主義中反動的排外主義、擴張主義進行反抗斗爭的結果，「正義戰勝邪惡」為人類社會的法理，因而各國獨立運動取得「節節勝利」自然合天意，符法理，順民心。【摘自黃現璠遺稿 甘文傑、甘文豪整理《試論西方「民族」術語的起源、演變和異同（四）》，廣西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總第154期)】
民族與民族主義
要想了解民族主義,首先要知道什麼是民族.民族是指人們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形成的有共同語言、共同文化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的認同自身的為一個團體的穩定共同體。
民族主義，亦稱國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為包含民族、種族、與國家三種認同在內的意識形態，主張以民族為人類群體生活之「基本單位」，以作為形塑特定文化與政治主張之理念基礎。具體的說，其主張為：民族為「國家存續之唯一合法基礎」，以及「各民族有自決建國之權」。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無從區分。開化的社會過去大多強調民族共同體，而最近則著重於由國家或政府陳述的文化或政治共同體。
民族主義亦特指民族獨立運動之意識型態，即以民族之名義作出文化與政治主張，如今通常用以敘述英格蘭；民族主義也同時被稱為凝聚民族共同體的學說。民族主義的兩種度量標准（與相異的方法論）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之《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以及利婭·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之《民族主義：現代化五途》(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民族主義者以明確的准則為基礎界定民族，以自其他民族區別，並據以判定「孰為民族之一員」。其准則可包含共同的語言、文化、以及價值取向，但於今最主要者或為族群意識(ethnicity)，即種族上之歸屬與躋身其中之地位。民族之「認同」與以上兩者以及族群上之「歸屬感」皆有相關。民族主義者視民族性為排他且非自主，也就是不像其他自主性團體般可自由加入。
民族主義以民族特色看待人類活動。各民族有其民族表徵(national symbols)、民族特色(national character)、民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民族音樂、民族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 民俗(folklore)，甚至在若干例子中，尚且帶有民族宗教(national religion)。個人作為民族之一員，共享民族性價值體系與民族認同，敬佩民族英雄，進食民族性菜餚，從事民族性運動。
因民族國家已成為國家結構的主流，民族主義對世界歷史和地緣政治影響巨大。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都生活在—至少是名義上的—民族國家之中。「民族」(nation)一詞常錯誤地被等同於這些國家政府(state)。民族國家之目的在確保民族存續，保持身份認同，並提供民族文化與社會性格(ethos)可支配的地域。民族國家大多訴諸文化與歷史神話以自證其存續與「法統」(legitimacy)。
民族主義者認可「非民族國家」的存在，其實，早期的民族主義運動往往是針對帝國，諸如奧匈帝國之類。梵諦岡是為了天主教的領導權，而非民族，所存在的主權國家；而伊斯蘭教徒尋求於全球各地所建立的哈里發為另一個非民族國家的例子。
具民族認同，並以民族國家為法統之任何人皆可稱之為「民族主義者」。依此理念，大多數成年人皆為「消極性的民族主義者」。然而，如今所謂之「民族主義」一詞涉及以政治活動（或涉及軍事）支持民族主義者的主張，其中或包含分離主義、民族統一主義(irredentism)、以及軍國主義，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包含「種族清洗」。政治學上（以及媒體）傾向注意這些極端類型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區別
首先要區分民族和國家的差別。民族不同於國家，因為國家的建立無須有共同的語言，一個民族可以組成一個國家，多個民族也可以組成一個國家，而民族必須有自己共同的語言，一個民族可以隸屬一個國家，也可以分屬於多個國家。
國家主義是以國家之上(例:蘇聯).而民族主義是以民族至上.
民族與民族共同體
民族共同體一詞並非空穴來風,民族共同體指多個民族在同一地域(既國家),同一政治經濟生活下發展出的團體,而各民族之間沒有過多的文化上的聯系.
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
不可否認民族也以血緣的形態呈現,但他們的差別太大,種族主義指一種自我中心的態度，認為種族差異決定人類社會歷史和文化發展，認為自己所屬的團體，例如人種、民族或國家，優越於其他的團體,屬於一種極端偏激的思想,也是掌權者對外族隔離壓迫的工具.
民族主義與民族觀念的差別
雖然民族主義的理論誕生於並不代表我國歷史上沒有民族這兩個詞.民族主義只是讓民族觀念系統化,理論化.

『玖』 「中華民族」這個詞是誰發明的

「中華民族」這一家喻戶曉的稱謂，細算起來也只有103年的歷史；其創始人就
是梁啟超。
在梁啟超創立中華民族一詞之前，中國人基本上沒有現代的民族觀念，甚至連「民族」一詞也沒有使用過。習慣上所說的「華夏」、「漢人」、「唐人」、「炎黃子孫」，乃至外國人將中國稱之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稱謂。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年戰爭之後，救亡圖存的熱潮迫使先進的思想家去重新思考許多問題。1898年秋，梁啟超流亡日本之後，比較系統地研究了歐洲的民族主義論著，並結合中國的實際，在民族問題上提出了許多新見解。1899年，梁啟超在《東籍月旦》一文中，通過對歐洲世界史著作的評介，破天荒地使用了「民族」一詞。隨後，他又從民族進化和競爭的理念出發，大膽提出了民族主義是近代史學的靈魂。他在《新史學》一文中明確指出：「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這里所謂的人群進化，實質上也就是民族進化。梁啟超的民族觀念已經開始上升到理論層面。
1901年，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國民族」的概念，並將中國民族的演變歷史劃分為三個時代：第一，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
統，是為中國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競爭、自團結之時代也」；「第二，中世吏，自秦統一後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繁賾、競爭最激烈之時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
梁啟超在這里反復用了三個「中國民族」，而且從宏觀上勾勒出三個時期的不同特點，顯然是經過了較長時間的思考之後得出的結論。在「中國民族」的基礎上，1902年梁啟超正式提出了「中華民族」。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先對「中華」一詞的內涵做了說明。其雲：「立於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為其洲中之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餘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
接著，梁啟超在論述戰國時期齊國的學術思想地位時，正式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其雲：「齊，海國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權思想者，厥惟齊。故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日國家觀；二日世界觀」。
由「民族」到「中國民族」，再到「中華」和「中華民族」，梁啟超基本完成了「中華民族」一詞的創造。這是目前所見到的關於「中華民族」的最早詞彙，一直沿用到了今天。不過，梁啟超在具體使用「中華民族」一詞時卻比較混亂，有時指漢族，有時又指中國的所有民族，直到1903年其發表的《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中，才清晰地賦予了較為科學的內涵。
1905年，梁啟超又寫了《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從歷史演變的角度重點分析了中國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並斷然下結論說：「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啟超真正完成了「中華民族」一詞從形式到內容的革命性創造。這就是，中華民族指中國境內的所有民族，漢滿蒙回藏等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由於梁啟超崇高的地位和影響，「中華民族」一詞一經提出，就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在留日中國學生所辦的報刊當中，無論是《浙江潮》、《江蘇》、《二十世紀之支那》，還是《民報》、《國民報》、《童子世界》，都對民族主義以及中華民族的含義展開了討論。楊度這些很有水平的思想理論家也加入到討論的行列當中，發表自己的真知灼見。楊度在1907年發表了《金鐵主義說》一文，對中華民族的含義進行了詳盡的解說。楊度的高明之處在於超越民族的血統意識，提出中華民族與其說是一個種族融合體，不如看作是一個文化共同體。文化的一體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
孫中山、章太炎這些革命黨人從「革命排滿」的立場出發，本來不大關心民族融合問題，但在梁啟超、楊度這些大學問家的影響下，也不得不思考民族團結和民族平等的問題。隨著中華民國的創立，孫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理論，進一步將現代民族主義落到了實處。中華民族多民族共同體的理念漸漸深入人心，成為國人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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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20世紀人類發明了什麼發現了什麼

發明有飛機、計算機、電視等，發現有DNA、青黴素等。

1、飛機

飛機是20世紀初最重大的發明之一，公認由美國人萊特兄弟發明。他們在1903年12月17日進行的飛行作為「第一次重於空氣的航空器進行的受控的持續動力飛行」被國際航空聯合會（FAI）所認可，同年他們創辦了「萊特飛機公司」。

自從飛機發明以後，飛機日益成為現代文明不可缺少的工具。它深刻的改變和影響了人們的生活，開啟了人們征服藍天歷史。

2、計算機

計算機發明者約翰·馮·諾依曼。計算機是20世紀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發明之一，對人類的生產活動和社會活動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並以強大的生命力飛速發展。

它的應用領域從最初的軍事科研應用擴展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已形成了規模巨大的計算機產業，帶動了全球范圍的技術進步，由此引發了深刻的社會變革，計算機已遍及一般學校、企事業單位，進入尋常百姓家，成為信息社會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3、電視

電視機的發明者是英國的電子工程師約翰·貝爾德，1923年他為自己發明的能產生8線圖像的裝置申請了專利。1930年底賣出了第一台電視機。

1932年，英國廣播公司播出了世界上第一個規范的電視節目。從此，人類開始步入了電視時代。今天，人們利用衛星等途徑，將電視信號傳播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

當今世界上人均擁有量極高的電視（平均每10人擁有一部）始於1927年，始於美國人之手。

4、DNA

1953DNA ，2月28日，英國著名遺傳學家弗朗西斯·克里克宣布他「發現了生命的秘密」。克里克和他美國的同行詹姆斯·沃森多年來一直致力於生命科學的研究，終於從細胞核中發現了決定生命遺傳的脫氧核糖核酸雙螺旋分子結構，破譯了人類、植物和動物的遺傳密碼。

這個發現初步揭示了生命的秘密，推進對各種疾病的研究和醫治，也促進了人類對改善食物結構的研究。

在下世紀的前20年，人類就可能通過採用基因治療的辦法消除遺傳缺陷，進而攻克癌症、心臟病、血友病、糖尿病以及其它致命的機能失調症。

5、青黴素

1928年，英國細菌學家亞歷山大·弗萊明在一次細菌培養實驗中偶然地發現有一種後來被稱為青黴素的黴菌正吞噬他在培養皿中培養的細菌。

根據弗萊明研究的成果，英國牛津大學的研究者們經過十年的努力，終於找到了提煉這種黴菌的辦法，並投入醫學治療試驗。

1943年，為了醫治在二戰中負傷的戰士，盟軍開始將青黴素投入工業生產。在半個多世紀中，青黴素救活了無數人的生命，並促使人們開始重視抗生素家族的研究開發。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20世紀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