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宋魯鄭：中美競爭，在於誰能更好地解決問題
宋魯鄭：中美競爭，在於誰能更好地解決問題
對美國的第一印象不錯：有活力，人人有干勁，效率挺高。服務行業態度和藹可親，熱情滿面，積極主動。我到超市一問他們的工作時間，簡直驚掉了：早八點到晚十點。比勤勞的中國人還勤勞。據美國的朋友說還有24小時營業的超市。這和暮氣沉沉、安逸的歐洲對比實在懸殊。在法國這就叫違反勞工法。要麼工會會組織罷工，要麼司法部門找上門來，大加責罰。也怪不得法國不少學者過去對我講，中國太像美國：發展模式像，生活模式也像。如果說區別，中國人是為了工作，美國人是為了金錢。而且根據美國人自己的說法，中國的效率大約是美國的兩倍。
這一印象印證了自己以前的一個看法：歐洲、日本、俄羅斯都已經沒落，只有中、美還有未來。不過，美國的條件確實比中國好。一是地緣政治優勢中國望塵莫及。中國鄰國大國多，日本、俄羅斯、印度不必說，那些小國也都不是善茬。菲律賓一個仲裁舉動給中國帶來多大麻煩，耗費多大精力和國際資源。二是美國資源豐富，許多都能自給。還有資源更豐富、關系更鐵的加拿大。中俄如果也能保持如此關系，中國資源壓力會小很多。三是相對而言，美國只有3億多人口，其國內問題的復雜程度和規模遠小於中國。
本來，以美國的先天稟賦和民族的進取特性，21世紀只會把中國拉的更遠，而不是被中國迎頭趕上。出現這種局面，有人認為是小布希的失誤。可是奧巴馬8年也沒能改變局面。另一個觀點則認為是制度。畢竟他們都是這個制度的產物，僅歸於某一個人並不公正。更何況美國是標準的三權分立，個人因素無法主導一切。實是整個制度運作的結果。
確實，兩國民眾都勤勞、進取，美國的內外先天稟賦都遠超中國，卻日益被中國迎頭趕上，不是制度是什麼？
其實許多美國學者也認為根源在於中國的制度。只不過他們是這樣認為的：專制制度遇到好的領導人，表現會遠遠優於民主國家。但遇到不好的領導人，就會前功盡棄。福山就是這種看法，還提出中國如何解決「壞皇帝」的問題。
但中國早就解決了「壞皇帝」命題，一是最高領導人經過長期基層鍛煉和全國選拔——過去皇權只是在家族裡，也無基層經驗。二是任期制。假如有不稱職的領導人，也會和西方一樣定期改變。
解決了「壞皇帝」挑戰的中國，自然表現將遠遠優於西方這種民主體制。
說起來，西方等著中國出錯然後再超過中國不過是一廂情願。其實真正決定中美競爭結果的，是看誰能更好地解決自己內部的問題。從目前來看，美國仍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奧巴馬八年把美國的國債從10萬億美元極速上升到近20萬億，也就是說他八年欠的債等於過去美國兩百多年欠的債！對外則是反對中國搞亞投行，在南海挑釁中國。7月12號美國官員、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康達竟然在智庫發布演講時聲稱：南海是美國最高國家利益（top national interest)。真是無比荒唐和愚蠢。
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康達：南海是美國「最高國家利益」
美國不改革自身，總寄希望於中國自己失敗或被它搞下去，怎麼能贏得這場競爭？
我們不知道美國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何以如此，但是中國的自由派或許功不可沒：他們一直忽悠美國是中國的學習榜樣，既然美國是榜樣，自然無須改革。看來中國沒有被忽悠，倒是忽悠了美國。
我到達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才發現在機場命名上，新舊大陸可謂不謀而合：都喜好冠以國家領導人的名字。英國是希思機場，法國是戴高樂機場，華盛頓另一機場是前總統里根。機場還有里根的雕像。不知這算不算個人崇拜。這是我對美國的第二印象。我想，如果北京首都機場命名為毛澤東機場，也樹立毛澤東雕像，估計西方和海內外某些群體必群起而攻之。
對美國的第三個印象是它的宏偉建築。許多地方頗有紀念碑式的風格。至於林肯紀念堂等地標場所更是巍峨。這竟然一下讓我想到北朝鮮。不管雙方目的為何，但風格上頗為相似，給人的感受也一樣：產生畏懼感、崇敬感。
第四個印象則是警察多，報亭少。來之前就聽說美國街頭警察密集。一到美國，發現果然如此。一下飛機先看到警察，到了出關大廳、等行李的地方也到處是警察。從機場出來也是如此。街道上，無論白天還是晚上，警笛聲不斷。這讓我想起幾天前在布魯塞爾開會，兩小時就聽到六次警車拉著警笛呼嘯而過。見微知著，可知西方現在的狀態。
華盛頓沒有綜合性的報亭。這和北京、巴黎、台北隨處可見報亭的情景很不同。原因暫時無法知曉，估計是美國特色，但感覺確實非常不便。
美國一個讓我意外之處是計程車非常方便。簡直和國內一樣，大街上隨手攔車，隨到隨走。過去總說歐洲打車難、計程車極少是因為家用車普及。可是美國也是家用車普及，何以計程車仍如此方便？當然計程車都是黑人在開，職業和種族如此固定化，還是顯示了美國的問題。社會上下流動如果和種族出身有關，實是社會的倒退。
最後一個美國不同之處（當然是和中國比，和歐洲比），是家庭門口懸掛國旗的現象很普遍。歐洲即使國慶節，家庭掛國旗的也很少，更別說平時了。這可能和歐洲二戰後去主權化的歐盟建設有關。德國是因為二戰原罪。中國則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去政治化有關。只有美國，象徵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國旗依然高揚。這也從一個側面理解何以如今美國民粹主義盛行，以至於出現特朗普現象。
第一印象往往敏銳而未必准確全面。下面就看和美國學者們的碰撞了。
我在華盛頓一共和三位美國學者交流了看法。這里要特別感謝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王文老師。他在很短的時間就安排妥當。從中也可見，中美如果合作，必然高效、務實，易出成果。如果換作法國，沒有一到兩個月的時間是不可能的。
第一位學者是馬偉寧先生（Brendan S. Mulvaney），美國海軍學院教授，還是復旦大學的博士。剛和中國軍方著名作家戴旭合出了一本書。由於他下午還要趕飛機，我們在華盛頓一家快餐店見了面，雖是快餐，但也有些名氣。吃飯時有個細節，再次顯示了美國的「文化」。我們各要了一盒酸黃瓜。可是我發現既無刀叉，也無筷子。原來要下手吃！美國人穿著隨意的現象也隨處可見。我旁邊一位食客居然身著帶洞的衣服外出就餐。
徵得馬偉寧先生同意，我可以無保留發表我們的看法。以下只是大意，並非原話。
由於時間緊，我沒有客套直接發問：中美是競爭對手，雙方爭奪的是什麼？
他答：中美不是競爭對手，只是競爭者。比如在經濟上。
我追問：競爭對手和競爭者很難區分。關鍵是競爭的目標是什麼。這是理解中美關系的關鍵。在中國，一些學者和我一樣認為，中美在今天競爭的目標有三個——誰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誰的貨幣是世界貨幣？誰的制度更好？這三個目標不可能雙贏。
他顯然不同意這個看法：中國經濟總量20年、30年會超過美國，但人均不可能。政治領域並不是競爭的關系，適合一個國家的，並不一定適合另一個國家。
我回應到：我理解你的看法。可是這種觀點無法解釋中美關系的現狀。比如南海問題。美國反對亞投行。
他的觀點令我意外：南海並不重要。並不是雙方必須爭奪的領域。至於亞投行，所有的學者都認為是美國的愚蠢行為。
我又問：那麼中國不接受海牙法庭的裁決，您認為是正確的嗎？中國認為，美國就經常不遵守國際條約。
他並不贊同這一說法：現在形勢不同了，過去能做的事，現在就不合適了。
我換了一個話題：您認為中國的模式可以持續嗎？
他回應：中國發展很快，當然也出現了許多問題。比如污染。但我認為是可持續的。
我繼續發問：那麼未來中國不可能實現西方民主化了？
他笑了：政治沒有統一的標准，不好說誰最好。從歐洲角度看我們有黑人問題，有死刑，也有其他人權問題。中國的制度其實有不少民主因素。比如人民的代表性。中國沒有皇帝，也積極回應民意。
從歷史上看，我們是一步步實現民主化的，先是白人有產者有投票資格，到後來一步步實現普選。
我立即發問：如果中國民主化，可否像美國一樣一步步來？先是男性有產者、受教育的人有投票權？
他再一次笑了：中國民主化是應該一步步來，選舉應該是一步到位。至於怎麼一步步開始，我也不知道。中國今天的制度就是試錯型的，發現問題就調整。
我問了個敏感的話題：您認為中國一黨體制下，反腐敗能成功嗎？
這個話題顯然他很熟悉：我知道許多人說中國現在的反腐敗是權力斗爭，但我認為中國是真的在反腐，是為了拯救這個黨，這個民族和國家。當然一開始會有激烈的做法，但以後會制度化。腐敗是很頑固的，美國也有腐敗。
我插話：都是相對廉潔。法國和義大利就是西方較為腐敗的國家。新加坡和香港則做到了非常廉潔。
他最後的結論是：我希望中國反腐敗能夠成功，但我確實不知道答案。
最後我自然不會放過對西方制度的質疑：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中國學者認為，西方民主制度沒有未來。有兩個原因。一是種族結構。根據出生率，歐洲二十年後就全面伊斯蘭化。二是中產階級日益萎縮，歐洲和美國都不到50%，已成絕對少數。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原因則是全球化和經濟金融化這兩大歷史趨勢。這也是福山憂慮的。
馬偉寧先生贊同歐洲已沒有希望了，無法改變。採取措施也已經太晚了。美國仍然還有機會改變。因為這種現象以前出現過。當愛爾蘭人大量湧入時，美國驚呼要改變自身特性。當義大利人大量湧入時，也出現同樣的擔憂，後來是中國人，現在是拉美裔。每一次美國都找到了解決辦法。
美國大選在即，自然也是我們的話題。他強烈反對希拉里，認為她的政策比特朗普更壞。他認為政府當然有存在必要，但不能決定我們買什麼醫療保險，不能決定我們干什麼。他屬於保守派小政府的立場。
我笑道：中國人都支持特朗普，他主張美國事務優先，不願意介入國際事務。他當選，什麼TPP、南海問題，都不存在了。
他也大笑道：這很好。
❷ 西方的普世價值觀是什麼意思
我來糾正所謂滿意回答的膚淺認識
普世價值是人權的好的一方面。而西方只宣揚他普世價值的一面。然而普世價值的好，是空洞的，背後隱藏著不為人知的邪惡。
先講人權。一個階級所統治的社會都有他所宣揚的意識形態。儒家思想是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人權就是西方資產階級社會的意識心態。資產階級需要自由不受控制的市場、需要資本擴張、需要無盡的利潤、需要他們的聚斂的財富得到保護、需要追求利潤變得合法。於是便有了」自由「、有了」人性「、有了」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就讓朕來揭穿這些冠冕堂皇的普世價值吧！
自由——人生而自由。人要真的生來便有了自由，那就沒有必要再談論什麼自由啦！自由只是市場的自由，資本家可以在其中自由地競爭。自由是資本家的自由，可以自由使喚勞工，可以自由地搜刮利潤。無產者也有自由，他們有自由出賣勞動力的自由！哇好自由喔！無法理解的是，這些無產者中居然有人為這樣的」自由「叫囂。
人性。人性化。什麼是人性？5.12地震中的不顧學生的幼小生命，自己逃之夭夭的范跑跑的行為無疑體現了人性！此時此刻他沒有憐憫更沒有愛。這是多麼偉大的人性啊！我要怎樣來贊揚這樣一種人性呢？而英雄的王成喊出那驚天動地的一聲「為了勝利，向我開炮！」卻是非人性的！小男孩吃了一顆糖還想吃第二顆，是人性的；滿足無盡的貪婪也是人性的；而群眾消滅利潤消滅華爾街的貪婪，用暴力推翻這個舊的社會秩序卻是非人性的。
人性中我們找不到任何立場跟標准。開車的人希望開快是人性使然，行人過馬路要車慢慢開避讓行人也是人性。此人性和彼人性都不是人性？所以人性是無力的。人性沒有任何道理可言，他只是人作為社會動物的天性，好跟壞都富含其中。對於西方西方只宣傳其普世價值的一面，而掩蓋其深處的骯臟，朕非常憤慨，並表示強烈抗議！
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當然1％的財產神聖不可侵犯。99％的財產可以沒收。公園廣場街道這些都是私有財產，它們神聖不可侵犯！
❸ 宋魯鄭：美國為什麼要從阿富汗「勝利大逃亡」
6月23日，今年已經多次震撼全球的美國再現驚人舉動：奧巴馬出人意料的宣布美國將從阿富汗撤軍，人數高達三萬三千人，並將於2013年終結全部軍事存在。更令世人震驚的是，奧巴馬首次承認和恐怖組織塔利班進行談判，並稱可取得政治解決方法，以結束長達10年的阿富汗戰事（又是一個十年，當年蘇聯發動的阿富汗戰爭也是十年，阿富汗真堪稱世界大國的墳場，無論是最強盛時的英國，還是後來的蘇聯以及現在的美國，都折戟沉沙）。
二戰以後，戰爭的目的逐漸發生變化。哪種西方傳統的以吞並和殖民為首要目標的戰爭不再為現在的社會所接受。所以當英、法、以三國入侵埃及引發蘇伊士運河危機時，它們遭到了蘇美的聯合反對。而新的戰爭模式則是推翻反對自己的政府，扶植親已政權。蘇聯在匈牙利、捷克的干預以及入侵阿富汗和美國入侵格瑞那達、巴拿馬、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目的均是如此（當然還有不用自己流血的顏色革命）。所以衡量當代一場戰爭的勝負已不是是否能夠佔領一個國家，而是是否能夠有效的建立起一個親已的政權。以這個標准來衡量，美國無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遭到了失敗。
世界剛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處於巔峰狀態的美國可謂獨步天下。然而，隨後捲入的兩場反恐戰爭成為美國由勝到衰的轉折點。這頗類似於當年不可一世的英國捲入英布戰爭導致大英帝國衰落一樣。到今天，阿富汗戰爭已經持續十年，可稱美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戰爭。雖然美國推翻了薩達姆政權和塔利班政權，但建立起來的卻是一個軟弱、無能、混亂和腐敗的政府，甚至由於宗教、民族等原因並不十分的親美。
根據透明國際的排名，在全球178個國家中，阿富汗和伊拉克分列176和175位。僅勝於排名最後一位的索馬里（阿富汗和緬甸並列）。法國媒體披露，在阿富汗國際援助的80%被各級官員貪污。今年更發生喀布爾銀行九億美元不翼而飛的丑聞， 這不僅導致阿富汗最大銀行瀕臨破產，更也把阿富汗經濟推上破產的邊緣（但是至今依然沒有人被起訴，因為這家銀行的大股東是現任總統的哥哥。不翼而飛的資金則被用於在阿聯酋迪拜為權勢人物購置的豪華別墅和公寓）。伊拉克的腐敗也同樣觸目驚心，僅2010年就有9位部長和75位部門負責人因為腐敗而下台。美國甚至在親自起草的報告中這樣稱：「伊拉克政府直屬的反腐敗辦公室是個消極機構，從來就沒有認真履行過自己的職責，伊拉克政府各部存在暴力腐敗分子，而該機構對此不聞不問，結果使伊拉克政府內部腐敗問題日趨嚴重；另外，伊拉克的司法系統也很弱」。美國駐伊拉克使館的報告還特別強調，「伊拉克政府一些部因被犯罪集團控制，既沒有財務審計，也沒有正規的財務運作程序，對那裡腐敗問題的調查也無法進行」。
令美國失望的不僅是這兩個國家的腐敗和無能，更有在美國槍桿子下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2009年總統卡爾扎伊的任期屆滿，全國舉行大選。不料在歐盟和美國的嚴格監督下，竟然發生大規模選舉舞弊事件。根據事後統計，高達四分之一的選票做廢。盡管如此，卡爾扎伊仍然宣布以過半數獲勝，引發主要的競爭對手前外交部長阿卜杜拉及其支持者的抗議，政治動盪彌漫全國。經過多番幕後的討價還價和美國強大的壓力，選舉委員會最終宣布兩人均沒有過半，需要進行第二輪投票。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阿卜杜拉在重新投票前不到一周，宣布退選，聲稱是為了抗議政府和選舉委員會的不當行為。至此，阿富汗民主之路再遇斷橋。不僅如此，社會發展方面阿富汗也大幅倒退。竟然在美國等西方佔領下還出台了歧視婦女的《婚姻法》。包括：婦女不得拒絕丈夫的性要求、除非發生緊急情況，妻子外出必須徵得丈夫的同意、妻子外出工作或上學要得到丈夫明示的准許、 如果丈夫要求妻子打扮，後者不得拒絕、如果夫妻離婚，妻子不能要求得到子女的監護權、妻子無權繼承丈夫遺留下來的房子和土地。頓時舉世嘩然，甚至西方眼裡 不民主的伊朗，婦女組織都進行抗議。阿富汗上院女議員修麥拉·納 瑪蒂對媒體表示，這項新法案「比塔利班時期的法律還糟糕」，而且在國會辯論時「任何發言反對的人，都被指控為違反伊斯蘭教義」。
在伊拉克，就在美國撤軍一刻，選舉已經舉行了六個月的伊拉克仍然沒有政府，處於權力真空中----美國人支持的前臨時政府總理阿拉維雖取得選舉勝利，卻不受什葉派的馬利基等人承認（美國在中東的新敵人伊朗就是什葉派）。當美國宣布2011年12月將完全從伊拉克撤離時，百姓竟然湧上街頭放鞭慶祝。電視台把美軍從城市撤退的日子「2009年6月30日」訂為「民族主權日」，在伊拉克建立民主的美國之不受歡迎，由此可見（當然還有擲向小布希總統的一隻鞋）。在阿富汗，反美遊行最後演變成暴力襲擊聯合國機構的事件。
此情此景，令投入上萬億美元、付出六千多條寶貴生命（數萬人受傷）的美國情何以堪？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誰做總統，第一件事恐怕就是要謀求脫身之道。
促使美國「勝利大逃亡」的另一個原因則是2007年至今的經濟危機已令美國元氣大傷，無力再同時進行這兩場戰爭----僅僅阿富汗一周的軍事開支就高達20億美元。自經濟危機以來，小布希和奧巴馬政府連續投入巨額救市資金，進行干預。但到今天為止，卻出現了沒有就業的增長。失業率仍然接近兩位數，與此同時，聯邦債務已經達到國會制訂的上限：14.29萬億美元，佔GDP的比重接近100%（歐盟規定不能超過70%）。到8月份，如果不能將這個上限提高，美國將出現債務違約。到時不僅僅是美國政府要關門大吉，全球都將出現災難性的後果。此時的美國進行大收縮，已是迫不得已的別無選擇。所以奧巴馬在宣布撤軍時做這樣的聲明："美國，是到了在國內集中力量建設的時候了。"
促使美國「勝利大逃亡」的最後一個原因則是2012年的選舉到來了。「九一一」帶來的愛國熱情、復仇必理以及小布希政府的刻意誤導，美國在發動阿富汗、伊拉克兩場戰爭時，都得到了民意的強烈支持。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反戰成為民意主流。在這種情況下，做為執政黨的民主黨，怎能不順應民意？所以盡管從阿富汗撤軍以及和塔利班談判頗令世界感到意外，但從美國內政的角度來看，則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其實進入2012大選周期，美國已經發生多起震驚世界的大事。 已經進入執政第三年的奧巴馬竟然再度面臨他不是美國人的質疑！為此，白宮不得不公開了他的出生公證。盡管如此，質疑聲仍然沒有平息下來。奧巴馬為了連任，盡管美國的債務又要突破國會的限制，他仍然推出了 擴張性的財政預算。在野黨共和黨自然要竭力反對。最後雙方鬧到差一點要政府關門的地步。當然迄今為止奧巴馬最大的手筆就是擊斃美國已經追蹤十年的頭號通緝犯本拉登（當然是在違反國際法、非法進入巴基斯坦境內的前提下），這一震撼全球的事件，也令奧巴馬的支持率大漲近10個百分點。現在從阿富汗撤軍則是這種震撼事件的延續。2012年也是法國的大選年，仍然沒有在經濟危機中完全復甦的法國，其總統薩科奇為了拉抬聲勢，迄今為止已經有如下精彩表現：率先承認利比亞反對派、率先對利比亞政府動武，而動武一刻，法國同時還有兩場戰爭：阿富汗戰爭、象牙海岸推翻總統巴博的戰爭；為和極右爭奪選票，大打移民戰爭，不僅大幅減少新的合法移民，更對來自被西方稱為解放了的突尼西亞的大量難民極力封殺；強令企業給每一名員工發放一千歐元的分紅。這發生在一個號稱成熟市場經濟國家，令人稱奇。以致反對派指責薩科奇以每人一千歐元的方式買票。
眾所周知，沒有選舉就沒有西方的民主。因此，從正常邏輯來計，選舉應是展現民主制度優點的最佳時機。然而，西方的民主發展到今天，大選的來臨，反而成為集中展現這種制度弊端之時。
世界是平的，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對正陷入苦戰的卡扎菲政權則無疑是打了一針興奮劑，特別是美國居然要和恐怖組織塔利班談判，實在令卡扎菲感到匪夷所思。難道卡扎菲比塔利班實力還弱？難道卡扎菲比塔利班還邪惡？當然卡扎菲也明白，為什麼打了十年之後，美國才同意和塔利班談判。現在仍然不是卡扎菲和西方談判的時機（實際上卡扎菲想談判，西方拒絕），只有卡扎菲堅持到西方再也打不下去了，才是他逃出生天的機會。對於西方來講，強權即公理，打的過你自然是不會停手，而等到力不從心的時候，再邪惡的對手也會握手言和。不過，這可能對正在捲入利比亞戰爭的歐盟是一個啟發，趁著現在還有時間，不如早一點撤出，義大利和挪威不是正在撤出嗎？（或者早一點開展談判？）
不過美國從阿、伊兩國撤軍，還是冒著相當大的道德和利益風險。以阿、伊兩國政府現有的治理水平，在沒有美國支持的情況下能否生存下去都是個問題（阿富汗內政部的高級官員公開承認國防軍還遠遠不能維持安全）。更別說應對強悍的塔利班等的恐怖組織了。而且就在美國宣布撤軍的同時，塔利班迅速發表聲明：將戰斗到把所有的外國軍隊趕出一刻。要知道，當年美國從越南撤軍，南越政府很快就垮台就是前車之鑒。等到阿、伊兩國重新落入敵手，歷經十年、上萬億美元的投入、數千條美軍生命豈不全打了水漂？這也是為什麼一位BBC的網民這樣留言：我真的相信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我們在哪裡已經十年，為什麼我們置阿富汗人民於這樣的命運（塔利班將重獲權利）。我認為我們應該完成我們開始的使命，否則將一無所獲。其實西方何嘗不想如此？只是當道義（或者利益）超過付出（或者成本無法再承受），只能選擇拋棄阿富汗人民了。這也是為什麼另一位網民為此而歡呼：很高興聽到美國和法國撤軍，債務折磨的英國最好也撤出，錢最好花在別處。是阿富汗人展示由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的時候到了。只是本人有一問，阿富汗的問題究竟是誰製造的？
美國撤離後，可能令之尷尬的事情還有：假設和塔利班的談判成功，在阿富汗這樣的部落社會中，塔利班在大選中獲勝，奪得民主果實，美國將如何面對呢？是不是像對待巴勒斯坦的哈馬斯？或許這個西方主導的時代就是荒誕的：鼓勵你搞民主，但是不承認選舉結果；鼓勵你學習美國，但不鼓勵你享有美國的生活水平（本句是仿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先生對畢業生的致辭：「鼓勵唱革命歌曲，但是不鼓勵革命；鼓勵你看《建黨偉業》，但是不鼓勵建黨。」希望何先生在全球化的時代中，教育教育他的學生怎樣看待這個世界）。
美國發動的阿富汗戰爭還有一個荒誕之處：與之作戰的塔利班是美國培訓和高度武裝出來的，過去這些人被稱為自由戰士，現在則是恐怖分子（當然也可以談判，如果雙方達成妥協，又會變成民主戰士）。這其中的原因美國政府能否對美國人民講出個是非曲直？
最後還有人認為美國從這兩場戰爭脫身是為了遏制抓住時機迅速崛起的中國。不過當年美國發動這兩場戰爭的時候，也有不少觀點認為是為了遏制中國（以及俄羅斯）。這種無論進還是退都是遏制中國的論調，顯然是站不住腳。我們只能說的是，今日的中國已經沒有人能夠再遏制，他們唯一能做的大概是治理好自己，同時在中國培植分裂力量，希望通過中國人的內部對抗和分裂達到削弱中國的目的。事實上，今天美國的撤出是其在全球影響的全面退縮的一部分。和當年蘇聯不得不從阿富汗撤軍是同一個道理。美國的時代如果不說是已經結束，恐怕也進入到了尾聲。
❹ 如何加強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
（一）加強學習
參政議政工作涉及到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方方面面，而每個人的知識面是有限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加強學習。學習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高思想政治素質；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提高政策理論水平；學習社會知識和專業知識，提高業務能力。通過學習，進一步加深對形勢的認識，對國家的法律法規和各項方針、政策的掌握，擴大與參政議政有關的多方面、多學科知識的了解，不斷提高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能力。學習形式可以多樣，應盡量根據不同人員的特點開展多形式的學習活動，如報告會、理論研討會、座談會、學習班、培訓班等等。通過學習，提高民主黨派成員的政策理論水平和參政議政能力。
在思想認識，部分民主黨派、工商聯的同志確實存在一些不同認識。認為在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下，民主黨派、工商聯難有作為。有同志認為，民主黨派是政治花瓶，參政議政是「不講白不講，講了白講，白講誰不講。」有同志講：參政議政「不講沒有意思，講多了是什麼意見？」有的說：政協委員就是「舉舉手，鼓鼓掌」，萬事大吉。這是對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誤解。因此，提高認識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一是提高對多黨合作制度的認識
進入新的時期，中國共產黨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多黨合作制度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實行廣泛的政治合作，照顧同盟者的政治利益和物質利益，團結他們共同前進。各民主黨派在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同時，又保持獨立平等的政治地位，具有通過合法程序、自由表達不同政見的廣闊空間。
可以講，老一輩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因為有與中共團結合作的經歷，對黨的領導，對多黨合作制度有著深厚的感情。一些年輕同志，因為沒有經歷，對多黨合作制度多少有些抵觸，認為是一黨專制，對西方多黨制度一知半解，卻推崇備至。
3月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轉載宋魯鄭的文章：比較政治：中國的一黨制何以優於西方的多黨制？有些觀點比較新穎，也有些是值得商榷的。
文章認為：中國模式的優異表現必然引發全球對其成功原因的研究，但這些研究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陷：迴避了政治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中國真正與眾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政治制度，這才是中國實現經濟成功、創造出「中國模式」的全新現代化之路的真正原因。中國的政治制度與西方多黨制相比有六大優勢。
優勢之一：在於政策的延續性
在歐洲，當英國、法國的左派和右派政黨上台之後，國家發展政策立即改變，要麼實行大規模的國有化，要麼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在美國，偏左的民主黨執政，一般就採取對富人增稅、對財團開刀、對窮人補貼的政策，像柯林頓時代和奧巴馬政府力推的「醫療保險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黨執政，則採取對富人減稅、扶持財團的立場，每一次的搖擺都會對國民經濟產生不同的損害。台灣在兩蔣時代，還制定類似於大陸的「六年發展規劃」，但民主化之後，就統統不見了。畢竟政黨執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線，誰還管得了四年或八年以後的事情。再有印度，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對農民的補貼上升了，但對農業的投資卻下降了，農民可能在短期內受益，但長期而言，卻失去了生產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於短期分配卻可以討好民眾，對政黨的選票有利。這也是為什麼，盡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積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積也是中國的兩倍，卻解決不了全國溫飽的問題，而中國的糧食卻是印度的兩倍。
優勢之二：在於行政執行力
中國為迎接奧運會建造的三號航站樓，三年完成，這在西方連審批程序需要的時間都不夠。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國高速有效的動員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個到達災區的竟是萬里之遙的中國，比海地的鄰國美國提前了兩個小時！法國、美國等國就是應對本身發生的突發事件時，都相當混亂和低效。2003年法國發生酷暑、2005年美國遇到的卡特里娜颶風襲擊，就是如此。在災害極其嚴重的時刻，法國總統希拉克繼續度假，直至假期結束。而這次酷暑造成法國上萬人死亡。小布希總統則是三天後才終止度假，去指揮救災。而災區早已經成為人間地獄，以至前往救災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災。以至他們嘆息寧願選擇前往伊拉克！去年，一場台風同時襲擊兩岸，大陸可以迅速疏散一百萬人，在台灣卻應對無力，造成六百多人死亡和失蹤的慘劇。
優勢之三：在於遏制腐敗
中國目前存在的腐敗民眾最為不滿，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黨制能夠有效遏制腐敗的結論？
第一，中國處於經濟起飛期和社會轉型期，縱觀人類歷史，這一階段是腐敗的普遍高發期。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這些發達國家都走過同樣道路。
第二，中國和同處於經濟起飛期的印度、俄羅斯相比，中國的腐敗程度遠遠遜於這些同一進程的國家。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俄羅斯的腐敗曾經達到極度瘋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羅斯的經驗和教訓才使得全球正視中國反腐的經驗。
第三，任何形式的權錢交易在中國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國家卻在一定條件下是合法的。盡管合法，卻無法改變其權錢交易的本質。就如色情業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無法改變錢色交易的本質。但合法化的結果是腐敗較少了，因為這些行為已經不屬於腐敗。這就如同，色情業和賭博業在中國是非法的，中國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這自然要高於色情業和賭博業是合法的國家。
第四，西方的腐敗是剛性腐敗，中國的腐敗是人性腐敗。西方的民主，必須要有選舉，而選舉必須要有錢。政治人物接受了財團的支持，獲勝後，必然要給予回報。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敗的剛性原理。而在中國，官員的任命受諸多因素影響，工作能力、群眾測評、人情關系以及賄賂等等，但這種開支和大規模的選舉所需要的費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財團沒有直接的關系。他們上任後和的腐敗主要是和人性的貪婪有關，收入不高和法規監督不完善則是外因。但從客觀上並沒有必須腐敗進行權錢交易的剛性原則。
中國在一黨體制下，有能力打擊腐敗。中國的「雙規」制度、實名舉報制度、官員公示制度，就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雖然由於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無法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現在的水準，但在社會轉型期這一特定時空內，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
優勢之五：在於人才培養選拔
中國政治人才的培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須要有足夠的基層歷練，可以說能力是最主要的標准。但在民主社會中，影響選舉的因素眾多，如宗教信仰、性別、種族、形象、是否會做秀和演講才能、是否有足夠的金錢支持以及政治裙帶，但最重要的能力卻被邊緣化。像奧巴馬，僅僅做過參議員，連一天的市長都沒有做過，可以說沒有絲毫的行政經驗，結果卻被選出來管理整個國家，這在中國可能嗎？
此外，由於不同政黨的存在，整個國家的政治人才被切割成幾個部分，並隨政黨共進退。一黨獲勝，哪怕原來的政務官再有能力，也統統大換血。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又造成人才的浪費。畢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資源，一個傑出的政治人才的產生也是多種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壽命。一個政黨連任八年，也就意味著另一個政黨的政治精英閑置八年。
選舉這種方式產生的領導人，要麼無法選出最優秀的人才，要麼無人可選。這就是為什麼民主國家往往選不出傑出人才的原因。至少從現實政治實踐看，中國層層選拔制，有意識的人才培養體系，要勝於西方通過選舉方式產生領導人的模式。如果放眼兩岸，其對比更是鮮明。
優勢之四：在於負責任
一談到中國，西方往往套以「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說詞。這實際是意識形態的想當然，與當今政治實踐不符（眾多民主國家存在的嚴重腐敗就是證例）。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西方沒有認識到「絕對權力也往往意味著絕對責任」。在民主國家，出了問題可以推諉。執政黨說是在野黨不配合，在野黨成為執政黨之後，有推卸責任說是前任造成的。不僅如此，對跨越政黨任期的項目，往往會首先被犧牲掉。最近奧巴馬總統向國會提交了2011年預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小布希時代的登月計劃。而這個登月計劃已經耗資91億美元，合人民幣600多億，這個工程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沒有人為這么大的損失而負責。如果中國一個項目決策造成這么大的損失，責任人怎麼可能會被放過？
說起來，還是和民主制度逃脫不了干係。在民主社會，許多官員是選上來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違法，決策失誤、或者不作為，都不影響任期做滿。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麼問題，也不會再被追究。小布希發動伊拉克戰爭有人追究嗎？製造了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有政治人物被追究么？而在中國，高官問責制日益完善，官員不稱職或者失職，犯錯，隨時會被追責。這就是為什麼當台風襲擊前夜，大陸官員嚴陣以待，理由是：避免災害發生。因為發生了災害，當地官員是要被追責的。台灣的官員則度假赴宴，理由是：災害還沒有發生。
優勢之六：在於代表全民
西方的多黨制下，每個政黨代表的利益群體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眾，或者代表財團。英國、法國、美三國均是如此。但不管代表誰，沒有一個政黨是全民政黨。上台後，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體。
造成多黨制無法代表全民的另一個原因則是選舉。一個群體的利益要想得到保護和重視，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要有投票權；二是必須有相當的數量。如果達不到這個條件，則無法受到有效保護。
當然選舉還造成另一個極端。以印度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掃盲計劃成效甚微。原因在於，掃盲是由當地政府承擔的，而地方政府對掃盲並不熱心，原因之一在於文盲越多，選民越容易控制和影響，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選票。
中國三十年來，經濟政策總體來看沒有特別地傾向任何一個利益群體。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農民最早受益。隨著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現下崗群體，國家又開始建立保障體系，到後來更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廢除農業稅，建立農村醫療新農合，試點農村退休保障。整體上講，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觀的作用。這也是海內外研究學者所公認的。中國這一特點如果和其他施行西方多黨制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更為明顯。
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要麼被民粹主義挾持，往往造成過量的分配，以至於損害政府長期分配的能力；要麼被社會精英所把持，進一步加大社會的不平等。而社會不平等的存在，又反過來刺激民粹主義的盛行。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操縱選票和誤導民眾更為容易。這已被無數國家的經驗和教訓所驗證。
剛才提到的這些觀點，對我們較好地認識多黨合作制度的優越，應該會有很大的幫助。
二是強化對履行好參政議政重要性的認識
從政治學角度看，一般公共政策研究包括兩大系統：一是行政型政策研究系統；二是學術型政策研究系統。兩個系統各有其優長，亦各有不足，需要互相補充。
黨政機關本身具有的行政型政策研究系統的優勢是：靠近黨和政府高層決策機構及人員，掌握大量內部情況和信息，研究具有權威性。但是，行政型政策研究有時也會在一定思維定勢主導之下，慣性較強，部分成果存在簡單機械地為現行政策提供注釋和支持的情況。受領導人更替的影響，有的研究注重短期效果，忽略長遠考慮。
學術型政策研究雖然有其不足，但研究學科廣泛，基礎資料系統，研究題目選擇自由，研究具有獨立性、客觀性、靈活性，具有研究視野廣闊和眼光長遠的特點。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既能夠部分參與行政型政策研究，又能夠在學術型政策研究方面發揮獨特的優勢。
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在知情范圍和程度方面不同於執政黨和政府機關。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進一步貫徹黨對民主黨派的各項方針政策，努力擴大民主黨派的知情范圍和參與程度，支持民主黨派充分發揮參政議政作用，創造性地充分發揮優勢，做好參政議政工作。
而民主黨派只要充分發揮自身優勢，處理好參政與議政的關系，准確把握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完整內容，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是大有可為的。
（二）建立隊伍
古語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沒有一批政治素質高、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為骨乾的黨派成員，沒有一支關心時事、關注民生的參政議政意識強的黨派隊伍，民主黨派的任何組織要履行好職能、發揮好參政議政作用將只能是空中樓閣。因此，建立一支參政議政的隊伍非常重要。
要搞好隊伍建設，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是嚴把入口關
嚴格按照民主黨派有關組織發展的三個《紀要》和中共中央[2005]5號文件精神，堅持「三個為主」、注重質量、保持特色、組織發展與後備幹部隊伍建設相結合的原則，發展與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層次高、代表性強、有發展潛力的年輕同志，有參政議政潛質的同志成為民主黨派成員。
要改革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推薦制度，改變領導說了算，一言堂，拿社會公器作人情的做法。試行競選機制，公示制，增強透明性，杜絕啞巴委員，無為代表出現。在推薦代表人選和委員名單時，要充分聽取支部負責人和各黨派負責人的意見，允許演講競爭，選取那些真正有學識、有水平、有公心、有時間、有熱情、懂政治、敢為民辦實事、樂於奉獻的成員到參政議政第一線。讓大家心服口服，參政議政做好了，大家都有意願，都有積極性。
二是加強培訓
培訓，既有對參政黨意識的培訓，從根本上認識到參政議政是我們民主黨派的職能，是我們的一項重要的工作，而不是可有可無、可大可小的事情，更要突出提高政策水平，培養參政議政能力，著力提高參政議政水平。
要有政策水平，否則就會發歪言。
2005年，重慶市政協有一個有相當代表性的同志提出，政協委員要由政協產生，既要帶兵，又要招兵，才能把握政協委員的質量。這里有兩個誤區：一是政協是黨領導的統戰組織，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工商聯，以及其他界別在政協是平等的。政協黨組受中共委託，負責日常運行。二是黨的領導體現在，政協委員由黨委推薦產生，具體工作由黨委統戰部門負責。正如人大代表選舉，由組織部負責組織。部隊招兵與帶兵也是兩條線。這件事鬧得非常大，政協的部分同志也在進行調研，推波助瀾。最後不了了之。
還要澄清一點，就是處理好與政協、與統戰部的關系的問題。民主黨派、工商聯在政協都僅僅是一個界別，而統戰部是代表黨委領導、協調民主黨派、工商聯工作的主體。也就是說，統戰部是民主黨派的娘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事實上，在參政議政方面，民主黨派、工商聯的很多同志，包括在座的一些同志，很有水平，很有經驗，有一些區縣、其他兄弟民主黨派、工商聯組織參政議政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怎麼辦，就要把他們請過來座談交流，傳授經驗，搞傳幫帶。民盟重慶市委甚至提出，一些區縣盟組織提出帶共性的好的提案、議案，因為可以解決實際問題，也可以照搬過來，何況是參政議政的經驗。
三是整合力量
特別是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各級各類特約員的積極性，發揮群體優勢和組織優勢，做好參政議政工作。
把大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還要樹立精品意識。當前有一個很不好的現象，貪多求全。在政協，比提案的多少，比領導批示。浪費了民主黨派、政協、政府部門大量的人力物力，真正起作用的提案卻不多。
在北京、江西等地，每年召開政協會，要求每個黨派、工商聯只能有一個提案，作大會發言。其他的，先溝通，作社情民意處理，或直接由政府部門作出解釋、說明。這就要求有精品意識。
要緊密貼近老百姓的生活。涉及到少數人的利益，改革難度非常大，而涉及到大多數人的利益，則一改就到位。如車改，房改、教改、醫改。
當今社會，信用體系、股市、房市。
（三）深入調研
民主黨派的同志要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不僅要善於學習，還要深入調研，適應社會情況的變化。進入新世紀新階段，隨著執政黨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的確立，民主黨派參政議政從內容到形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執政黨對參政議政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只有不斷豐富調研內容，創新調研機制，拓寬調研路子，增強調研實效，才能觀察社會、發現和研究新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才能為中共黨委和政府的科學決策提供可靠的依據，為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注入強大動力。要轉變觀念，增強創新意識，要從實際出發，主動與政府部門聯系，開展多種形式的調研、視察，掌握第一手資料，提出具有科學性、預見性、全局性和實效性的意見和建議，實現參政議政工作的新突破和新進展。
當前分配不公的五種主要現象：
一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呈逐年下降趨勢，而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卻呈快速上升趨勢；
二是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強資本、弱勞動」趨勢不斷強化；
三是壟斷行業收入畸高；
四是「小金庫」、亂收費罰款等不合理收入沒有得到有效規范；
五是壓低、剋扣、拖欠工資等違反分配政策的現象大量存在。
分配不公抑制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四）創新機制
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或行為准則，通過科學嚴格的程序來保證人們行為的規范，完善制度建設是提高民主黨派參政議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沒有制度的規范和約束，參政議政工作很難正常進行。
第一，要形成有效的工作機制。要向其他地區、其他民主黨派、工商聯學習，廣泛徵求本級組織成員的意見建議，形成有效的、大家能夠共同遵守的課題醞釀、調研、撰寫、提交機制。
長期以來，參加市委雙月座談會，小型談心會，九三學社重慶市委一直苦於沒有好的、經過深入調研產生的素材，經常是打急抓，幾個處長動腦筋。處長的水平與市長水平，因為思維方式、掌握的信息不在一個層次，當然不一樣。為解決這個問題，今年，九三學社重慶市委試行重點課題常委負責制。每個常委就自己所熟悉的領域，自行申報一個課題，這樣，各方面的素材都有了，到時拿出來就可以用。用不了可以成提案議案的社情民意。
制訂計劃。做任何事都不能盲目地想到哪就做到哪，必須要有一定的計劃。每年初，各支部都要上報本年度的參政議政計劃，召開專題會議研究一年中所要完成的調研任務，確定時間、主題、撰稿人等。同時，制定計劃要注重科學性，要仔細研究國家、市、區新出台的各種政策、法律法規，重點研究本地區年度重點工作，中心工作，重大項目，民權、民生等問題，隨時關注與這些工作相關的各種信息。計劃制定還要注意數量和質量的關系，既要有一定的量，更重要的是要有高質量的參政議政成果，力爭出精品。
今年是我市全面實現「十一五」規劃目標和制定「十二五」規劃的重要一年。中共重慶市委三屆七次會議精神及會議確立的我市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總體思路、目標任務和政策措施，從協助黨和政府解決「十件民生問題」、兩江新區建設、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加快推進自主創新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等問題入手開展調研，做好規劃。
第二，要形成競爭激勵機制。要制定適合本黨派特定的獎懲辦法，獎勵先進，激勵後進，在黨派內部形成濃厚的參政議政氛圍，讓每一位會員都感到有壓力，有使命感。
關於民主監督
參政黨的民主監督作用，是社會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大的法律監督、檢察機關的行政監督、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重要補充。關於民主監督能力，前面我已經講了，目前更主要的是以參政議政的形式實現的。這里談一談影響民主監督作用發揮的制約性因素：
一是對民主監督的重要性認識還不到位，一些領導幹部對民主黨派的民主監督過程中的批評建議缺乏足夠的認識，只停留在口頭上，沒有落實到行動上，致使民主監督成效甚微；
二是民主監督無章可循，缺乏一定的約束機制，民主監督隨意性較大；
三是民主監督是說的多，做得少，監督的領域還需要進一步拓寬。
解決這一問題，需要中共與民主黨派共同努力。
在中共方面，
一是要進一步加大民主黨派監督的輿論宣傳，廣泛營造民主監督的社會氛圍；
二是要建立和完善參政黨民主監督的內容形式及相關制度，使參政黨的民主監督作用能夠持續有序開展下去；
三是要進一步拓寬民主監督的領域，規范民主監督的考評機制。
在民主黨派方面，
一是要有改革的精神。要以改革的精神，創新的思維，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從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進程出發，把敢於監督與善於監督結合起來，以提案議案形式不斷探索民主監督的有效形式，進一步完善民主監督機制，加大民主監督力度，不斷增強民主監督的實效性。
二是要擺正位置。政協民主監督必須盡職不越位，到位不越權。堅特「監督就是支持」的理念，寓監督於支持服務之中，對被監督單位的工作不橫加指責、指手畫腳，而是積極出謀劃策，利用政協上達中央、橫銜黨政、下通各界的政治優勢，為部門工作營造環境，提升人氣，促進部門更好地履職為民，促進政協與被監督單位的雙向溝通與交流。
三是要做到三個結合：
一是堅持把政協民主監督與法律監督、行政監督有機結合起來。加強與人大、紀委、監察部門、司法部門的聯系，積極配合他們扎實開展行風評議工作，深化民主監督效果。
二是堅持把民主監督和新聞輿論監督有機結合起來，使公眾更多的了解民主監督工作、理解民主監督工作，使被監督單位採納落實黨派意見和建議的情況，置於公眾的監督之下，促進意見和建議的落實。
三是把提高民主監督實效與履行職能結合起來。通過民主監督，收集和反映社情民意工作結合起來，促進問題的解決。
❺ 如何進一步提高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能力
（一）加強學習
參政議政工作涉及到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方方面面，而每個人的知識面是有限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加強學習。學習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高思想政治素質；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提高政策理論水平；學習社會知識和專業知識，提高業務能力。通過學習，進一步加深對形勢的認識，對國家的法律法規和各項方針、政策的掌握，擴大與參政議政有關的多方面、多學科知識的了解，不斷提高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能力。學習形式可以多樣，應盡量根據不同人員的特點開展多形式的學習活動，如報告會、理論研討會、座談會、學習班、培訓班等等。通過學習，提高民主黨派成員的政策理論水平和參政議政能力。
在思想認識，部分民主黨派、工商聯的同志確實存在一些不同認識。認為在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下，民主黨派、工商聯難有作為。有同志認為，民主黨派是政治花瓶，參政議政是「不講白不講，講了白講，白講誰不講。」有同志講：參政議政「不講沒有意思，講多了是什麼意見？」有的說：政協委員就是「舉舉手，鼓鼓掌」，萬事大吉。這是對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誤解。因此，提高認識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一是提高對多黨合作制度的認識
進入新的時期，中國共產黨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多黨合作制度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實行廣泛的政治合作，照顧同盟者的政治利益和物質利益，團結他們共同前進。各民主黨派在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同時，又保持獨立平等的政治地位，具有通過合法程序、自由表達不同政見的廣闊空間。
可以講，老一輩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因為有與中共團結合作的經歷，對黨的領導，對多黨合作制度有著深厚的感情。一些年輕同志，因為沒有經歷，對多黨合作制度多少有些抵觸，認為是一黨專制，對西方多黨制度一知半解，卻推崇備至。
3月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轉載宋魯鄭的文章：比較政治：中國的一黨制何以優於西方的多黨制？有些觀點比較新穎，也有些是值得商榷的。
文章認為：中國模式的優異表現必然引發全球對其成功原因的研究，但這些研究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陷：迴避了政治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中國真正與眾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政治制度，這才是中國實現經濟成功、創造出「中國模式」的全新現代化之路的真正原因。中國的政治制度與西方多黨制相比有六大優勢。
優勢之一：在於政策的延續性
在歐洲，當英國、法國的左派和右派政黨上台之後，國家發展政策立即改變，要麼實行大規模的國有化，要麼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在美國，偏左的民主黨執政，一般就採取對富人增稅、對財團開刀、對窮人補貼的政策，像柯林頓時代和奧巴馬政府力推的「醫療保險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黨執政，則採取對富人減稅、扶持財團的立場，每一次的搖擺都會對國民經濟產生不同的損害。台灣在兩蔣時代，還制定類似於大陸的「六年發展規劃」，但民主化之後，就統統不見了。畢竟政黨執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線，誰還管得了四年或八年以後的事情。再有印度，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對農民的補貼上升了，但對農業的投資卻下降了，農民可能在短期內受益，但長期而言，卻失去了生產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於短期分配卻可以討好民眾，對政黨的選票有利。這也是為什麼，盡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積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積也是中國的兩倍，卻解決不了全國溫飽的問題，而中國的糧食卻是印度的兩倍。
優勢之二：在於行政執行力
中國為迎接奧運會建造的三號航站樓，三年完成，這在西方連審批程序需要的時間都不夠。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國高速有效的動員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個到達災區的竟是萬里之遙的中國，比海地的鄰國美國提前了兩個小時！法國、美國等國就是應對本身發生的突發事件時，都相當混亂和低效。2003年法國發生酷暑、2005年美國遇到的卡特里娜颶風襲擊，就是如此。在災害極其嚴重的時刻，法國總統希拉克繼續度假，直至假期結束。而這次酷暑造成法國上萬人死亡。小布希總統則是三天後才終止度假，去指揮救災。而災區早已經成為人間地獄，以至前往救災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災。以至他們嘆息寧願選擇前往伊拉克！去年，一場台風同時襲擊兩岸，大陸可以迅速疏散一百萬人，在台灣卻應對無力，造成六百多人死亡和失蹤的慘劇。
優勢之三：在於遏制腐敗
中國目前存在的腐敗民眾最為不滿，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黨制能夠有效遏制腐敗的結論？
第一，中國處於經濟起飛期和社會轉型期，縱觀人類歷史，這一階段是腐敗的普遍高發期。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這些發達國家都走過同樣道路。
第二，中國和同處於經濟起飛期的印度、俄羅斯相比，中國的腐敗程度遠遠遜於這些同一進程的國家。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俄羅斯的腐敗曾經達到極度瘋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羅斯的經驗和教訓才使得全球正視中國反腐的經驗。
第三，任何形式的權錢交易在中國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國家卻在一定條件下是合法的。盡管合法，卻無法改變其權錢交易的本質。就如色情業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無法改變錢色交易的本質。但合法化的結果是腐敗較少了，因為這些行為已經不屬於腐敗。這就如同，色情業和賭博業在中國是非法的，中國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這自然要高於色情業和賭博業是合法的國家。
第四，西方的腐敗是剛性腐敗，中國的腐敗是人性腐敗。西方的民主，必須要有選舉，而選舉必須要有錢。政治人物接受了財團的支持，獲勝後，必然要給予回報。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敗的剛性原理。而在中國，官員的任命受諸多因素影響，工作能力、群眾測評、人情關系以及賄賂等等，但這種開支和大規模的選舉所需要的費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財團沒有直接的關系。他們上任後和的腐敗主要是和人性的貪婪有關，收入不高和法規監督不完善則是外因。但從客觀上並沒有必須腐敗進行權錢交易的剛性原則。
中國在一黨體制下，有能力打擊腐敗。中國的「雙規」制度、實名舉報制度、官員公示制度，就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雖然由於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無法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現在的水準，但在社會轉型期這一特定時空內，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
優勢之五：在於人才培養選拔
中國政治人才的培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須要有足夠的基層歷練，可以說能力是最主要的標准。但在民主社會中，影響選舉的因素眾多，如宗教信仰、性別、種族、形象、是否會做秀和演講才能、是否有足夠的金錢支持以及政治裙帶，但最重要的能力卻被邊緣化。像奧巴馬，僅僅做過參議員，連一天的市長都沒有做過，可以說沒有絲毫的行政經驗，結果卻被選出來管理整個國家，這在中國可能嗎？
此外，由於不同政黨的存在，整個國家的政治人才被切割成幾個部分，並隨政黨共進退。一黨獲勝，哪怕原來的政務官再有能力，也統統大換血。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又造成人才的浪費。畢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資源，一個傑出的政治人才的產生也是多種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壽命。一個政黨連任八年，也就意味著另一個政黨的政治精英閑置八年。
選舉這種方式產生的領導人，要麼無法選出最優秀的人才，要麼無人可選。這就是為什麼民主國家往往選不出傑出人才的原因。至少從現實政治實踐看，中國層層選拔制，有意識的人才培養體系，要勝於西方通過選舉方式產生領導人的模式。如果放眼兩岸，其對比更是鮮明。
優勢之四：在於負責任
一談到中國，西方往往套以「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說詞。這實際是意識形態的想當然，與當今政治實踐不符（眾多民主國家存在的嚴重腐敗就是證例）。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西方沒有認識到「絕對權力也往往意味著絕對責任」。在民主國家，出了問題可以推諉。執政黨說是在野黨不配合，在野黨成為執政黨之後，有推卸責任說是前任造成的。不僅如此，對跨越政黨任期的項目，往往會首先被犧牲掉。最近奧巴馬總統向國會提交了2011年預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小布希時代的登月計劃。而這個登月計劃已經耗資91億美元，合人民幣600多億，這個工程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沒有人為這么大的損失而負責。如果中國一個項目決策造成這么大的損失，責任人怎麼可能會被放過？
說起來，還是和民主制度逃脫不了干係。在民主社會，許多官員是選上來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違法，決策失誤、或者不作為，都不影響任期做滿。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麼問題，也不會再被追究。小布希發動伊拉克戰爭有人追究嗎？製造了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有政治人物被追究么？而在中國，高官問責制日益完善，官員不稱職或者失職，犯錯，隨時會被追責。這就是為什麼當台風襲擊前夜，大陸官員嚴陣以待，理由是：避免災害發生。因為發生了災害，當地官員是要被追責的。台灣的官員則度假赴宴，理由是：災害還沒有發生。
優勢之六：在於代表全民
西方的多黨制下，每個政黨代表的利益群體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眾，或者代表財團。英國、法國、美三國均是如此。但不管代表誰，沒有一個政黨是全民政黨。上台後，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體。
造成多黨制無法代表全民的另一個原因則是選舉。一個群體的利益要想得到保護和重視，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要有投票權；二是必須有相當的數量。如果達不到這個條件，則無法受到有效保護。
當然選舉還造成另一個極端。以印度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掃盲計劃成效甚微。原因在於，掃盲是由當地政府承擔的，而地方政府對掃盲並不熱心，原因之一在於文盲越多，選民越容易控制和影響，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選票。
中國三十年來，經濟政策總體來看沒有特別地傾向任何一個利益群體。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農民最早受益。隨著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現下崗群體，國家又開始建立保障體系，到後來更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廢除農業稅，建立農村醫療新農合，試點農村退休保障。整體上講，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觀的作用。這也是海內外研究學者所公認的。中國這一特點如果和其他施行西方多黨制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更為明顯。
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要麼被民粹主義挾持，往往造成過量的分配，以至於損害政府長期分配的能力；要麼被社會精英所把持，進一步加大社會的不平等。而社會不平等的存在，又反過來刺激民粹主義的盛行。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操縱選票和誤導民眾更為容易。這已被無數國家的經驗和教訓所驗證。
剛才提到的這些觀點，對我們較好地認識多黨合作制度的優越，應該會有很大的幫助。
二是強化對履行好參政議政重要性的認識
從政治學角度看，一般公共政策研究包括兩大系統：一是行政型政策研究系統；二是學術型政策研究系統。兩個系統各有其優長，亦各有不足，需要互相補充。
黨政機關本身具有的行政型政策研究系統的優勢是：靠近黨和政府高層決策機構及人員，掌握大量內部情況和信息，研究具有權威性。但是，行政型政策研究有時也會在一定思維定勢主導之下，慣性較強，部分成果存在簡單機械地為現行政策提供注釋和支持的情況。受領導人更替的影響，有的研究注重短期效果，忽略長遠考慮。
學術型政策研究雖然有其不足，但研究學科廣泛，基礎資料系統，研究題目選擇自由，研究具有獨立性、客觀性、靈活性，具有研究視野廣闊和眼光長遠的特點。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既能夠部分參與行政型政策研究，又能夠在學術型政策研究方面發揮獨特的優勢。
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在知情范圍和程度方面不同於執政黨和政府機關。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進一步貫徹黨對民主黨派的各項方針政策，努力擴大民主黨派的知情范圍和參與程度，支持民主黨派充分發揮參政議政作用，創造性地充分發揮優勢，做好參政議政工作。
而民主黨派只要充分發揮自身優勢，處理好參政與議政的關系，准確把握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完整內容，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是大有可為的。
（二）建立隊伍
古語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沒有一批政治素質高、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為骨乾的黨派成員，沒有一支關心時事、關注民生的參政議政意識強的黨派隊伍，民主黨派的任何組織要履行好職能、發揮好參政議政作用將只能是空中樓閣。因此，建立一支參政議政的隊伍非常重要。
要搞好隊伍建設，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是嚴把入口關
嚴格按照民主黨派有關組織發展的三個《紀要》和中共中央[2005]5號文件精神，堅持「三個為主」、注重質量、保持特色、組織發展與後備幹部隊伍建設相結合的原則，發展與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層次高、代表性強、有發展潛力的年輕同志，有參政議政潛質的同志成為民主黨派成員。
要改革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推薦制度，改變領導說了算，一言堂，拿社會公器作人情的做法。試行競選機制，公示制，增強透明性，杜絕啞巴委員，無為代表出現。在推薦代表人選和委員名單時，要充分聽取支部負責人和各黨派負責人的意見，允許演講競爭，選取那些真正有學識、有水平、有公心、有時間、有熱情、懂政治、敢為民辦實事、樂於奉獻的成員到參政議政第一線。讓大家心服口服，參政議政做好了，大家都有意願，都有積極性。
二是加強培訓
培訓，既有對參政黨意識的培訓，從根本上認識到參政議政是我們民主黨派的職能，是我們的一項重要的工作，而不是可有可無、可大可小的事情，更要突出提高政策水平，培養參政議政能力，著力提高參政議政水平。
要有政策水平，否則就會發歪言。
2005年，重慶市政協有一個有相當代表性的同志提出，政協委員要由政協產生，既要帶兵，又要招兵，才能把握政協委員的質量。這里有兩個誤區：一是政協是黨領導的統戰組織，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工商聯，以及其他界別在政協是平等的。政協黨組受中共委託，負責日常運行。二是黨的領導體現在，政協委員由黨委推薦產生，具體工作由黨委統戰部門負責。正如人大代表選舉，由組織部負責組織。部隊招兵與帶兵也是兩條線。這件事鬧得非常大，政協的部分同志也在進行調研，推波助瀾。最後不了了之。
還要澄清一點，就是處理好與政協、與統戰部的關系的問題。民主黨派、工商聯在政協都僅僅是一個界別，而統戰部是代表黨委領導、協調民主黨派、工商聯工作的主體。也就是說，統戰部是民主黨派的娘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事實上，在參政議政方面，民主黨派、工商聯的很多同志，包括在座的一些同志，很有水平，很有經驗，有一些區縣、其他兄弟民主黨派、工商聯組織參政議政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怎麼辦，就要把他們請過來座談交流，傳授經驗，搞傳幫帶。民盟重慶市委甚至提出，一些區縣盟組織提出帶共性的好的提案、議案，因為可以解決實際問題，也可以照搬過來，何況是參政議政的經驗。
三是整合力量
特別是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各級各類特約員的積極性，發揮群體優勢和組織優勢，做好參政議政工作。
把大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還要樹立精品意識。當前有一個很不好的現象，貪多求全。在政協，比提案的多少，比領導批示。浪費了民主黨派、政協、政府部門大量的人力物力，真正起作用的提案卻不多。
在北京、江西等地，每年召開政協會，要求每個黨派、工商聯只能有一個提案，作大會發言。其他的，先溝通，作社情民意處理，或直接由政府部門作出解釋、說明。這就要求有精品意識。
要緊密貼近老百姓的生活。涉及到少數人的利益，改革難度非常大，而涉及到大多數人的利益，則一改就到位。如車改，房改、教改、醫改。
當今社會，信用體系、股市、房市。
（三）深入調研
民主黨派的同志要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不僅要善於學習，還要深入調研，適應社會情況的變化。進入新世紀新階段，隨著執政黨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的確立，民主黨派參政議政從內容到形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執政黨對參政議政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只有不斷豐富調研內容，創新調研機制，拓寬調研路子，增強調研實效，才能觀察社會、發現和研究新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才能為中共黨委和政府的科學決策提供可靠的依據，為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注入強大動力。要轉變觀念，增強創新意識，要從實際出發，主動與政府部門聯系，開展多種形式的調研、視察，掌握第一手資料，提出具有科學性、預見性、全局性和實效性的意見和建議，實現參政議政工作的新突破和新進展。
當前分配不公的五種主要現象：
一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呈逐年下降趨勢，而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卻呈快速上升趨勢；
二是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強資本、弱勞動」趨勢不斷強化；
三是壟斷行業收入畸高；
四是「小金庫」、亂收費罰款等不合理收入沒有得到有效規范；
五是壓低、剋扣、拖欠工資等違反分配政策的現象大量存在。
分配不公抑制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四）創新機制
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或行為准則，通過科學嚴格的程序來保證人們行為的規范，完善制度建設是提高民主黨派參政議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沒有制度的規范和約束，參政議政工作很難正常進行。
第一，要形成有效的工作機制。要向其他地區、其他民主黨派、工商聯學習，廣泛徵求本級組織成員的意見建議，形成有效的、大家能夠共同遵守的課題醞釀、調研、撰寫、提交機制。
長期以來，參加市委雙月座談會，小型談心會，九三學社重慶市委一直苦於沒有好的、經過深入調研產生的素材，經常是打急抓，幾個處長動腦筋。處長的水平與市長水平，因為思維方式、掌握的信息不在一個層次，當然不一樣。為解決這個問題，今年，九三學社重慶市委試行重點課題常委負責制。每個常委就自己所熟悉的領域，自行申報一個課題，這樣，各方面的素材都有了，到時拿出來就可以用。用不了可以成提案議案的社情民意。
制訂計劃。做任何事都不能盲目地想到哪就做到哪，必須要有一定的計劃。每年初，各支部都要上報本年度的參政議政計劃，召開專題會議研究一年中所要完成的調研任務，確定時間、主題、撰稿人等。同時，制定計劃要注重科學性，要仔細研究國家、市、區新出台的各種政策、法律法規，重點研究本地區年度重點工作，中心工作，重大項目，民權、民生等問題，隨時關注與這些工作相關的各種信息。計劃制定還要注意數量和質量的關系，既要有一定的量，更重要的是要有高質量的參政議政成果，力爭出精品。
今年是我市全面實現「十一五」規劃目標和制定「十二五」規劃的重要一年。中共重慶市委三屆七次會議精神及會議確立的我市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總體思路、目標任務和政策措施，從協助黨和政府解決「十件民生問題」、兩江新區建設、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加快推進自主創新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等問題入手開展調研，做好規劃。
第二，要形成競爭激勵機制。要制定適合本黨派特定的獎懲辦法，獎勵先進，激勵後進，在黨派內部形成濃厚的參政議政氛圍，讓每一位會員都感到有壓力，有使命感。
關於民主監督
參政黨的民主監督作用，是社會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大的法律監督、檢察機關的行政監督、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重要補充。關於民主監督能力，前面我已經講了，目前更主要的是以參政議政的形式實現的。這里談一談影響民主監督作用發揮的制約性因素：
一是對民主監督的重要性認識還不到位，一些領導幹部對民主黨派的民主監督過程中的批評建議缺乏足夠的認識，只停留在口頭上，沒有落實到行動上，致使民主監督成效甚微；
二是民主監督無章可循，缺乏一定的約束機制，民主監督隨意性較大；
三是民主監督是說的多，做得少，監督的領域還需要進一步拓寬。
解決這一問題，需要中共與民主黨派共同努力。
在中共方面，
一是要進一步加大民主黨派監督的輿論宣傳，廣泛營造民主監督的社會氛圍；
二是要建立和完善參政黨民主監督的內容形式及相關制度，使參政黨的民主監督作用能夠持續有序開展下去；
三是要進一步拓寬民主監督的領域，規范民主監督的考評機制。
在民主黨派方面，
一是要有改革的精神。要以改革的精神，創新的思維，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從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進程出發，把敢於監督與善於監督結合起來，以提案議案形式不斷探索民主監督的有效形式，進一步完善民主監督機制，加大民主監督力度，不斷增強民主監督的實效性。
二是要擺正位置。政協民主監督必須盡職不越位，到位不越權。堅特「監督就是支持」的理念，寓監督於支持服務之中，對被監督單位的工作不橫加指責、指手畫腳，而是積極出謀劃策，利用政協上達中央、橫銜黨政、下通各界的政治優勢，為部門工作營造環境，提升人氣，促進部門更好地履職為民，促進政協與被監督單位的雙向溝通與交流。
三是要做到三個結合：
一是堅持把政協民主監督與法律監督、行政監督有機結合起來。加強與人大、紀委、監察部門、司法部門的聯系，積極配合他們扎實開展行風評議工作，深化民主監督效果。
二是堅持把民主監督和新聞輿論監督有機結合起來，使公眾更多的了解民主監督工作、理解民主監督工作，使被監督單位採納落實黨派意見和建議的情況，置於公眾的監督之下，促進意見和建議的落實。
三是把提高民主監督實效與履行職能結合起來。通過民主監督，收集和反映社情民意工作結合起來，促進問題的解決。
❻ 誰哪有宋魯鄭的詳細資料
宋魯鄭，祖籍山東省濱州市，現旅居法國巴黎市。當代歐洲華人社會著名的時事評論員、時事撰稿人、政論家、國際政治問題專家。多次訪問台灣地區，對兩岸關系有著獨到見解。
❼ 中國創造的奇跡是什麼
制度成功創造中國奇跡
[2299] (2009-10-05)
制度，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和基礎。一個國家的先進與落後，也必然體現在制度競爭的結果之上。如果從這個角度審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年，我們是不是要得出這樣的結論：制度的成功決定了中國再度復興。
中國在世界范圍的落後和挨打，始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盡管隨後進行了洋務運動，但卻慘敗於葺爾小國日本，舊的東亞體系全面崩潰，隨後便全面淪為西方的殖民地。如果不是西方列強之間的矛盾，中國早已被徹底瓜分（美國二十年代大學課堂上的討論題目是：是否應該瓜分中國？）。中國之失敗顯然在於實行了一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已經無法適應新的時代發展需要，是制度之敗。到現在，這一點應該不會有異議。在美國長期生活的孫中山也認識到了這一點，提出以美國為範本重建中國的制度，並最終於1911年取得成功，終結了晚清七十年的屈辱歷史。然而，在中華民國三十八年間，別說中國再度復興，甚至連國家統一、主權獨立的歷史任務都沒有完成。更可怕的是，反而沿著1840年以降的下滑軌道加速沉淪：國家進一步分裂、國力進一步衰微。其實民國成立不到半年，民國元老章太炎就公開提出「民國亡國論」，實是振聾發聵、遠見卓識。袁世凱稱帝固然有其權力私心，但中華民國不適合中國也是其理由之一。張勛復辟固然和他個人對清王朝的愚忠有關，但同樣也是中華民國的失敗造成的。因此，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也就是歷史的必然。
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已經走過一個甲子，中國在重新贏得獨立和主權之後，也再度崛起成為世界新的強國。不僅是全球第三大經濟體，還是拉動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到2007年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已上升到19.2％，比美國高3.5個百分點，比歐元區高6.3個百分點，比日本高11.7個百分點，超過世界所有國家。到今天，中國銀行業早已超過金融帝國美國，全球十大銀行中國位居前三。中國汽車銷售量也超過汽車王國美國位居世界第一。如果和建國時相比，GDP增長了77倍；外匯儲備高居世界第一，增長了一萬多倍；貿易總量增長2200多倍，躍居世界第一；財政收入則增加1000多倍；人均GDP在人口增長兩倍（從4.5億到13億）的情況下，超過3000美元，增長133倍。不僅經濟如此，社會發展也是成果驚人。文盲率從80%降至3.6%，人均壽命不足35歲增至73歲。基本醫療將在今年覆蓋12億人口。中國的城鎮化率從10．6％提高到45．7％，是全球城鎮化速度的兩倍。這樣的成就，如果不是源於制度成功，還能是什麼原因呢？
其實這一點，就是自由派人士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政法大學蔡定劍教授這樣評價一種制度：「國際上的投資，大的資本的投資，人家要選擇投資環境，不會選擇一個沒有制度保障的國家去投資」。雖然他是在肯定西方的民主制度時說的這番話的，但卻是對任何一種制度模式有效的檢驗標准。眾所周知，中國是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資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8526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全球五百強（這可是十足的大資本）絕大多數都在中國投資設廠。顯然，全球用資本對美國和中國的制度投了贊成票。不過考慮到在中國的投資主體是周期長、流動性差的固定資產投資，而美國更多是短期、風險性高、流動性極強的金融投資，全球對哪一個制度更有信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在我看來，中國制度的優越性還在於超強的糾錯能力。誰都知道中國的決策素來以高效著稱，但糾錯的能力和效率卻往往被人所忽視。新中國六十年，最大的失誤有二：一是三年災荒，二是十年文革。中國糾正這些錯誤一是時間短，分別為三年和十年，二是自我糾錯。這一點和西方的民主制度相比，尤其明顯。美國獨立建國後以立憲的方式實行黑奴制長達百年。廢除黑奴制後，又以法律的名義實行種族隔離長達百年。而黑奴制和種族隔離的廢除與終止，也並非自我糾錯。黑奴制的結束是通過一場代價極高而且慘烈的內戰。北方對南方在戰爭期間甚至實行「殺光、搶光、燒光」的焦土政策。而種族隔離制度則是在黑人此起彼伏的和平與暴力的抗爭方式才獲得的，這期間慘烈的暴動曾震憾全球。
不僅制度上的糾錯能力存在顯著差異，就是政策性的糾錯能力也是天壤之別。中國錯誤批判馬寅初的人口論，導致人口增長失控。但中國意識到錯誤後，立即實行計劃生育，局面迅速得到控制。另一個人口大國印度雖然也意識到人口高速增長的代價，也曾想嘗試計劃生育政策，但卻屢屢失敗。而失敗的原因就在於它的制度。任何政黨想推進計劃生育，都會在大選中敗北。只能眼睜睜的看著人口暴漲，並將很快取代中國成為全球第一----正如西方所說，這是印度唯一可以超過中國的地方。還有，當中國七十年代末放棄計劃經濟的時候，同樣是實行計劃經濟的印度在中國取得巨大成功後，才於九十年代實行市場經濟，比中國落後十多年，這在一日千里的地球村時代意味著什麼，不言而喻。
美國的次貸危機，幾年前就被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發現，但卻不採取任何措施。危機爆發後，他在國會舉行的聽證會這樣辯解：不錯，我是幾年前就知道次貸的危害，可是如果我讓銀行破產、窮人失去住房，國會會批准嗎？一語道出何以失去糾錯能力的制度性原因。美國的次貸危機，以「兩房」破產為轉折點。但兩房的問題二十年前就被美國學者（湯姆.斯坦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美國政府研究中心的經濟學教授）看出，在他的努力下，國會甚至舉行了聽證會。然而，在兩房兩大巨頭的游說下，在聽證會上甚至不允許這位學者講話，後來雖然成立一個委員會，但沒有任何權力的委員會根本無法制衡兩房。直到2007年，這位學者仍然一再撰文呼籲兩房的問題，但最終等來的是危機的全面爆發。
其實西方的制度只所以失去了高效的糾錯能力，只有等到危機爆發才有可能解決，原因可從鄧小平的一句話中尋找到答案：1989年，西方資本曾大舉撤離，鄧小平當時撂下一句狠話：「資本家，資本家，資本回來了，資本家的政府還回不來嗎？」可謂一語道破西方制度的本質。日本京都大學每年都做一個調查；信賴商人的比例為3%，而信賴政治家的比例則為0.3%！美國有一個說謊俱樂部，規定政治家不得參與。因為大家都是業余玩玩的，哪比的了政治人物的專業水準。
如果東西方制度進行對比，我們會發現西方的制度至少有兩個難以解決的困境。一是西方的政策受制於普通的選民----這是道德正確色彩濃厚但卻弊端叢生。選民只關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對於事關長遠、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務並不關心，也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德國選民素質之高可冠全球，尤其是環保意識。但只要綠黨提出增加燃油稅，綠黨的選票就會大幅減少。德國尚且如此，更何況其他國家。美國是當今世界發達國家唯一沒有全民醫療保險的國家。近幾十年歷任總統都想將之建立，但都以失敗而告終。奧巴馬這一次以破釜沉舟之勢要取得成功，聲稱為了醫改，他寧可放棄連任，他在國會演講也毫無退路的表示自己將是最後一位醫改闖關總統。然而，既得利益者卻發起了強大的反撲，把他與斯大林、希特勒並列，並扣上要把美國社會主義化的大帽子，現在鹿死誰手仍難預料。至於法國，相同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2005年公投歐盟憲法，盡管是法國人起草的，而且對法國國家利益做了很大關照，但仍被公投拒絕。而實際上，絕大多數選民都沒有讀過歐盟憲法草案，他們只所以投反對票僅僅是對現政府不滿，而不是對歐盟憲法有不同意見。屢屢在危機中拯救過法國的戴高樂，就是在一次事關改革的公投中敗北，而辭去總統職務，徹底離開政壇。當然對於民意的不合理性，西方國家也從制度上進行修補。比如，歐盟憲法公投失敗後，法國新政府就不再通過公投進行表決，而是直接在議會表決通過。大家可能注意到，雖然西方號稱民主和三權分立，但大法官一不是選舉產生，二是採用終身制。原因在於，不是選舉產生，就可以不受民意影響和左右。任期終身制，就可以不受政府控制。但根本目的還是要擺脫民意的制約。盡管有制度上的修補，但當民意走向極端的時候，仍然於事無補。希拉克時代的德維爾潘政府，為解決就業難題，推出CPE法案，以幫助青年人就業（由於法國勞工制度，老闆一旦僱用員工將很難辭退。但卻造成老闆不願僱人的現象。特別是青年人就業相當困難。為此，該法案決定增加老闆的權力。針對青年人僱用前兩年可以辭退）。這樣一個改革幅度不大、針對面也不廣的法案卻在法國引起軒然大波。盡管議會通過，總統簽署已成為法律，但民眾卻發起大規模長期的罷工、遊行。最終迫使這項法律做廢。這就是廣場政治的效應。事實上，任何改革都是對利益的調整，總是有人得益有人受損，但國家要看是否整體上有利。但選民只會看自己。這就是票選民主的致命傷。這就是寧可通用破產，魚死網破，民眾也不會同意減少福利、減少工資、共度難關的原因。
二是西方的政治受制於財團。西方的選舉民主，決定了必須有巨額的選舉資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財團。別看最後是選民在進行投票，實際上投票開始前，資本已經進行了「初選」。那些獲得財團青睞的候選人才可能脫穎而出。勝選後，當然必須進行回報。這也是為什麼，去年華爾街五大投行全軍覆滅，但高盛集團的政治獻金仍然高達數億美元。由於政治力量對資本力量的臣服，從而使得資本處於無監管狀態，不出問題，仍然可以保持繁榮，一出問題就是全局性的、崩潰性的。這也是為什麼可以產生次貸危機，進而可以演變成全球經濟危機。前幾年倒閉的全美第十七大公司安然，是布希總統最大的金主之一，71%的參議員、眾議員能源委員會的23名委員中的19 人接受過安然的資金。就是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的主席也是在安然公司總裁的推薦下才獲得這個職位的。這樣的公司誰還能管的了？直到它自己玩完、徹底毀滅為止。同樣的，這也是為什麼馬多夫居然能夠在美國可以多年撐起一個五百億美元的騙局。他自己在監獄中也一再聲稱怎麼也想不到自己可以騙這么久。
資本的力量在中國雖然迅速崛起，但仍然臣服於政治權力之下，一旦資本逐利本性惡性發展，政治權力可以迅速解決。三鹿奶粉事件發生後，盡管企業本身妄圖收買媒體和當地政府掩蓋真相，但卻在最高政治權力面前碰的粉碎。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美國，必將會是第二個「兩房」。
中國的現行制度如何，從自身取得的成就，從縱向與滿清、民國相比，從橫向與西方相比，都可以得出無容置疑的結論。如果套用西方的話語模式，至少是「最不壞的制度」。也就是制度的成功，才創造了中國的復興這一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文明衰落後再度復興的奇跡。
法國巴黎 宋魯鄭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