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日本保持創新活力，科技創造對國家發展起著怎樣的作用
科技創造會推動社會的進步，便於人們的生產和生活，科技強國。
『貳』 「技術立國」政策對日本傳統工業企業在國內生產有什麼影響
近年來，日本已開始實施由以引進和消化歐美技術為主的模仿型"技術立國"到注重基礎研究和獨創性自主技術開發的"科學技術創新立國"的戰略轉變。本文就日本實施此一戰略轉變的社會原因作了深入的探討，並在此基礎上結合中國的科技創新問題談了若干認識。
關鍵詞∶日本；創新；科學；技術；戰略。
一、引言
1995年已作為日本科學技術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而載入史冊。這一年的11月，日本國會罕見地一致通過了一個效力"介於憲法和專門法之間"[1]的重要法律----《科學技術基本法》，並在《科學技術基本法》提案理由說明書等文件中明確提出日本將以"科技創新立國"作為基本國策。
為落實〈《科學技術基本法》的理念和要求，1996年7月，日本內閣史無前例地制定了一個為期五年的《科學技術基本計劃》。在這份基本計劃中，日本政府決定∶持續加大科學技術研究投入，逐漸提高基礎研究投入的比重，努力改善研究開發的軟硬環境，切實提升科學技術創新能力、尤其是創造性的基礎研究能力。該計劃還明確了這樣幾項數字目標∶1、在今後的五年裡，政府將把科學技術研究投入總額擴大至17萬億日元規模；2、至2000年底為止，政府將完成資助1萬名博士後的人才培養計劃；3、將在計劃期間內盡早實現為每名國立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每2名國立大學的研究人員配備1名研究輔助人員的目標等。
第一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期滿後，日本內閣又於2001年3月制定、通過了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在這份新的五年計劃中，日本政府確立了新世紀初推進科技發展的三大方向，即以"科技創新立國"的實現作為基本國策，努力將日本建設成為"能夠以知識的創新和活用為世界做貢獻的國家"、"具有國際競爭力並可持續發展的國家"、"能讓國民安心、安全地過上高質量生活的國家"。據此，新基本計劃突出了這樣的思路∶在重視推進基礎研究的同時，對生命科學、信息通訊、環境、納米技術和材料等四大與經濟發展、國民福祉密切相關的領域進行重點投資；在將今後五年的科學技術研究投入總額擴大至24萬億日元規模的同時，對日本的科技創新體制，例如研究開發系統、人才培養方式、產官學間的聯系機制等進行更加深入的改革。耐人尋味的是該計劃還明確了這樣一項數字目標∶今後日本應在以諾貝爾獎為代表的國際級科學獎獲獎數量上與歐洲主要國家保持同等水平，力爭在未來的50年裡使本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數達到30人程度[5]。
眾所周知，長期以來，日本一直堅持走"技術立國"之路。為什麼進入9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要改弦更張、採用"科技創新立國"這一新提法，並積極行動、貫徹實行"科技創新立國"這一新戰略呢？日本這一戰略轉變，對正在大力倡導科技創新的我國來講，有何借鑒意義？
二、"科技創新立國"戰略的提出
日本之所以於90年代中期開始實施科技發展戰略的轉變，矢志走"科技創新立國"之路，主要有這幾個方面的原因∶人口的老齡化、產業的空洞化、趕超戰略效力的衰弱以及改善國家形象的需要等。
1 人口的老齡化
如眾所知，日本很早就跨入了老齡化社會。由於14歲以下的少年兒童人口自1981年起持續負增長，致使15至64歲的適齡勞動人口自90年代中期達到高峰之後開始逐漸減少。這期間，雖然在提高社會勞動參加率、特別是女性勞動參加率方面，日本政府和企業作了不少努力，但是日本的實際勞動人口、或曰勞動力人口自1995年增至6666萬後，仍不可避免地開始下滑。據日本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的測算，到2010年，日本的勞動力人口將降至6188萬，即減少近500萬；2020年時，勞動力人口將大幅下降至5668萬，即比1995年減少1000萬。
勞動力人口的減少，將使日本很難依靠增加勞動量的投入來拉動經濟的增長。事實上，90年代，勞動量對日本經濟的貢獻度已經變成負數。這一點，在占據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四分之一以上的製造業表現得尤為明顯。
與勞動力人口逐漸減少相呼應，日本社會中的65以上的老齡人口比例正在不斷增加。2010年，日本的老齡人口比例將會突破20％；2020年時，這一比例有可能攀升至25%以上。
主要發達國家65歲以上人口比例的推移
老齡人口增加的結果是社會醫療養老支出日益膨脹，居民的儲蓄率越來越低。據日本經濟計劃廳統計，1975年，日本的居民儲蓄率超過了20%；但至1990年，居民儲蓄率卻降到了15%以下。由於日本的市場保護過嚴、生產流通成本過高，導致外國資本很難、也很不願意進入日本。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居民儲蓄率持續下滑，那麼日本政府想依靠加大資金的投入來推動經濟的增長將會變得非常困難。
總之，對日本政府來說，可用做推動經濟增長的著力點已經非常有限。由於加大勞動量和資本的投入難度越來越大，因此日本政府只得在提高全要素生產率（TFP∶TotalFactorProctivity）上多下工夫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最有效手段有兩個∶一是優化資源配置，即進行結構改革，將資源由低生產率部門轉移到高生產率部門；二是強化科技創新，即加大研究開發的投入，促進科學技術的進步，進而使等量的勞動和資本投入得以創造出更高的價值。既然科技創新是推動日本經濟實現持續穩定增長的一個主要引擎，那麼日本社會各界對其投以關愛的眼神、寄予特別的希望就成了一種歷史的必然。
2 產業的空洞化
近年來，隨著以國際互聯網為先導的信息通訊技術的快速普及以及空運、海運等運輸技術的飛速發展，全球經濟正在迅速走向一體化。受這股潮流的影響，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組織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搶佔新興市場，紛紛將自己的生產據點、乃至研究開發機構轉移到海外，從而使本國的產業空洞化問題浮出檯面。
顯示了主要發達國家的製造業近年來的海外生產比率推移情況。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盡管日本製造業的海外生產比率仍低於美國和德國，但是日本製造業向海外轉移的步伐已明顯加快。這一點，在那些技術密集型產業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據日本電子與信息科技產業協會統計，1991年時，在海外設有分支機構的日本企業只有840家，但至2000年，則迅速增加至1263家，其中在亞洲地區由492家急增到871家。
日本失業率的推移
企業在將部分生產據點轉移到生產成本比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之後，當然會將一些先進生產技術也轉移到海外，當然會對國內的生產過剩人員進行精簡。特別是那些大型企業在海外設置分支機構之後，往往還會削減在國內采購的零部件的數量及種類，從而導致國內中小企業的生產萎縮與人員過剩。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中小企業為了生存最終不得不緊隨大企業之後移師海外。中小企業追隨大企業紛紛出走，無疑將會進一步加劇國內的產業空洞化。
產業空洞化必然導致的一個結果是國內的失業率不斷上揚。日本92年的失業率僅有2.2%，但是96年的失業率便急速攀升至3.4%。短短四年，失業率便增加了1.5倍以上。糟糕的是此後四年日本的失業率又增加了將近1.5倍。
產業空洞化還將引發的一個問題是∶政府即使卯足勁擴大內需，因許多生產據點設置在海外之故，未必能有效地促進國內的生產。可以說，只要日本的大型企業仍在不斷的減少國內的采購定單，日本中小企業接受定貨不足的問題就難以解決。如果日本中小企業無法恢復生產活力，那麼日本的經濟就很難實現高速增長。
簡而言之，日本的一些大型企業雖然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獲得了快速發展，但是眾多中小企業和多數國民並未從中獲取太多的實惠。相反，由於產業的空洞化，企業和個人還不得不承受由此造成的國內生產需求下降、失業率上升的沖擊。然而，經濟全球化畢竟是大勢所趨，日本政府和國民無法逆向操作，很難對企業為了生存發展而將生產據點轉移到海外的行為加以指責。他們能做的只是在承認企業經營自主權的同時，努力遏止產業空洞化的發展勢頭。怎樣才能實現這兩個看上去互相矛盾的目標呢？答案是加大科技創新的投入，不斷開發新產品、孵化新產業。唯有此，日本才能在企業紛紛將落後產品、夕陽產業，甚至將部分先進技術轉移到海外時，仍能依靠新興的高技術產業來維持住國內的經濟活力和僱傭需求。
3 趕超戰略效力的衰弱
戰後日本經濟的高速崛起，與其注意發揮技術後進國的優勢，積極採取模仿歐美、追趕歐美的科技發展戰略密切相關。為迅速縮短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這一時期日本企業採用多種不同方式，引進、消化、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先進生產技術。
引進的技術雖然不能象自主創造的技術那樣為日本企業帶來高額壟斷利潤，但是它可以降低企業的研究開發成本，而且只要企業能夠運用這些海外技術生產出比歐美更便宜、質量更高、功能更多的產品，那麼企業照樣可以從中獲得可觀的經濟效益。因此，戰後、特別是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前，日本企業在引進歐美工業生產技術方面一直樂此不疲。
蓋爾蒙（Gellman）公司曾應全美科學基金會（NSF）的請求舉行過一項調查，其結論是∶西方發達國家1953至1973年的20年間形成的最有影響的500項技術創新中，由美國完成的佔63%，由英國完成的佔17%，由西德和日本完成的各佔7%。這500項技術創新中，屬於突破性技術創新的有100項，屬於改良性技術創新的有121項。100項突破性技術創新中的65件是由美國完成的，25件是由英國完成的，3件是由西德完成的，由日本完成的只有2件。在121件改良性技術創新中，由日本完成的也只有10件，其餘的則是∶美國98件、西德8件、英國2件。盡管這一時期，日本並沒有取得多少令人注目的突破性技術創新的成就，甚至也沒有取得多少改良性技術創新成就，但日本通過大量引進、消化、吸收歐美的科學技術成果，仍然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並於60年代後期超過了西德，成長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資本主義經濟強國。
然而，進入90年代後，過去那種利用後發達國家的優勢、大量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節約研究開發成本、推動經濟高速發展的做法已經越來越難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其主要原因是∶
1、日本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已經大幅縮小，甚至在不少技術領域已經超過了歐美。由於在眾多技術領域，日本已不再是追隨者，而是一個領先者，因此可供日本引進、模仿的外國先進技術比重越來越低，需要日本自行開發以確保領先地位的技術比重越來越高。
2、世界已進入了以速度取勝、而不是單純以規模取勝的知識經濟時代。在知識經濟時代，當某種高新技術產品被投放到市場之後，別人再以其同類型產品、或其改良性產品同其競爭將會變得非常困難。這一點，在信息技術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微軟公司的視窗系列產品可以說是其典型的例證。當改良性技術創新很難象過去那樣為企業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時，那麼人們的視野便會自然而然地轉移到突破性技術創新上來。
3、技術大國美國加大了專利等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冷戰打得難分難解之時，出於一致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的需要，美國對資本主義經濟圈內的企業間的技術轉移基本上持肯定、支持的態度。但是，進入冷戰末期之後，由於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已強大到足以對美國企業構成嚴重威脅的地步，因此美國政府不得不通過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例如加大侵權懲罰力度、擴大專利受理范圍等來增強本國產業的競爭力。這樣，日本企業引進美國技術的成本和難度便隨之增大。
要而言之，對日本來說，依靠大量地廉價引進歐美的先進技術來促進本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在知識經濟時代，如果日本不及時地實施科技發展戰略的根本性轉變，不徹底改變忽視基礎科學研究和獨創性自主技術開發的做法，那麼日本的經濟就不可能再次恢復高速增長。
4 改善國家形象的需要
1980年以來，日本每年的研究費投入總額占國民生產總值之比從來沒有低於過2%。豈止如此，進入90年代後，日本每年的研究費投入總額占國民生產總值之比還一直保持著世界領先水平。因此，單就研究費投入總額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這項指標而言，日本並不遜色於歐美等國。但是，若對日本的研究費來源渠道和組成結構作一深入分析，人們便會發現日本在研究費的投入問題上與美歐等國之間確實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
很明顯，90年代前，日本政府投入的研究費占總研究費的比重遠不及歐美等國。盡管冷戰結束後，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研究費投入比例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滑，但是它們的政府研究費投入比例仍然高於日本。
政府研究費投入比例越低，則民間投入的研究費占總研究費的比例就相對越高。一般來講，民間研究費大多用於支援短期內能為企業組織帶來高額利潤的技術開發、或應用研究，政府研究費多用於支援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教學研究人員從事基礎理論研究。是故，一國的政府研究費占總研究費的比例過低，則意味著該國的基礎研究投入偏少。很明顯，日本的基礎研究費占總研究費的比重低於法國、德國和美國。
基礎研究同注重投資回報、短期效益的技術開發不同，其成果往往都是以論文報告的形式予以公開發表，從而變成全人類都可分享的精神財富。由於長期以來日本不肯加大基礎研究的投入比重，不願意為增加人類共有的知識財富承擔更多的義務，只在使用歐美的基礎研究成果從事商品開發上表現出了高度的熱情，因而自冷戰末期開始不斷遭到歐美等國的指責，並被戴上了"技術上的巨人科學上的矮子"、"搭便車者"、"創造力貧乏的國度"等帽子。顯然，欲摘掉這些不名譽的帽子，日本不加強基礎研究不行。
再者，近些年來，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日本的大國意識有所抬頭。為了贏得各國人民的尊敬和信賴、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日本渴望能象歐美等國一樣為人類貢獻出一批世界級的科學家和科研成果。明白了這一點，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麼日本政府要在《科學技術基本計劃》中明確宣示在未來的50年裡應力爭使日本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數達到30人程度這一數字目標了；而且我們也很容易理解為什麼日本政府要強調加強地球環境問題、自然災害和傳染病的預防問題、能源和糧食危機等問題的研究和國際間的合作了。顯然，無論是從事地球規模的科研課題研究，還是培養牛頓、萊布尼茲、愛因斯坦式的科學巨匠，日本都有必要加大基礎研究的投入力度。
總而言之，對日本來說，加強基礎研究，促進科學技術創新，既是國際社會的要求，也是自身發展的需要。正因為如此，日本才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更加強調提升科學技術創新的能力、特別是創造性的基礎研究的能力。
三、日本的啟示
通過上述考察，結合思考我國的科技創新問題，我們形成了如下幾點認識∶
1，雖然中日兩國都強調要重視科技創新問題，但是兩國在提出這一口號時所處的經濟環境是不同的。由於日本已很難依靠加大勞動量和資本的投入來推動經濟增長，因此它不得不集中主要精力在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一點上大作文章。換言之，對日本來說，強化科技創新、促進技術進步已與改善經濟結構、優化資源配置一起成了推動經濟再次實現持續穩定增長的主要引擎。與日本相比，我國的情況存在明顯的差異。當前，我國的人力資源供應充沛、居民儲蓄存款總量持續走高、外國投資大量湧入。因此，我國在可預見的未來依靠加大勞動量和資本的供給來推動經濟增長的空間還很大。
還有，盡管我國的失業率情況也相當嚴重，但是我國不存在產業的空洞化問題。相反，跨國企業正在爭先恐後地紛紛進駐我國。因此，我國解決失業率問題的途徑還很多，既可以利用孵化技術密集型企業的方式來增加僱傭，又可以利用國際分工、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方式來提高就業率。
總之，雖然我國同樣需要依靠科技創新、技術進步來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但是其緊迫程度與日本不同。因此，我們不能一味地追隨別人。
2，雖然日本很難再繼續享受技術後進國的利益、但是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仍有一段技術距離，因此我國完成可以象日本過去那樣通過引進、消化、吸收來實現技術跨越。日本今天之所以強調基礎研究和技術創新、致力由"模仿和追隨的文明開化時代"邁向"注重創新和領先的文明開拓時代"，是因為日本的整體技術水準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並不是因為技術引進完全失效之故。處於發展中國家行列的我國，如果能有效利用技術後進國的優勢，積極引進、消化、吸收、改良西方的生產技術，在短期內迅速縮短同西方的技術差距是完全可能的。的確，在大競爭的時代，任何一個居於優勢的國家都不會將真正的先進技術拿出來轉讓，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片面地認為只有不斷加大技術創新、特別是突破性技術創新的力度，才能擺脫西方的羈絆、迎頭趕上西方。石油危機前的日本的歷史表明∶對於後發達國家來講，技術引進、技術模仿有時比技術創新更能推動經濟的發展。
3，雖然基礎研究的成果能為整個人類社會帶來進步，並能促進應用研究和技術開發，但是基礎研究的突破並不一定能導致技術開發的成功，因此基礎研究的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很有限的。如眾所知，技術創新的模式有兩種，一種是線形模式（LinearModel），另一種是鏈形模式（Chain LinkedModel）。線形模式給人的印象是技術創新起始於科學發現，然後經過應用研究、產品開發等階段，最終得以實現。也就是說整個創新過程是單向直線型的。對此，美國斯坦福大學的羅森伯格（N.Rosenberg）教授等人提出了異議。非線形模式的主張者們認為技術創新肇始於市場需求，有了市場需求才有開發，開發過程包含著產品設計、工藝設計等若干階段，為了解決各個階段的技術問題，人們才求助於科學研究。顯然，如根據線形模式，則基礎研究才是最為根本的；若根據鏈形模式則基礎研究遠不如產品開發、工藝開發來得迫切。前已述及，日本戰後對基礎研究的投入遠不如西方發達國家，然而日本的經濟卻獲得了高速增長。如就此而言，鏈形科技創新模式更符合實際。
『叄』 急!!二戰後日本科學技術的發展有什麼特點二戰後日本政府採取了哪些措施促進經濟發展
政府確定經濟發展的主攻方向，制定新經濟政策，實現從「貿易立國」至「技術立國」的轉變。日本國內市場狹窄，工業產品依靠大量出口，為此政府提出「貿易立國」的口號，出口貿易增長很快，1960年-1970年，日本工業生產平均每年增長13.6%，而出口貿易平均每年增長16.9%。日本政府認為科技是國力的核心要素，適應新技術革命蓬勃興起的形勢提出「技術立國」的戰略思想。日本重視技術對國家發展的多方面作用，採取了從模仿到創新的經濟技術發展模式。據統計，從50年代至1977年，引進國外技術達2.9萬多項，然後根據本國的經濟特點和技術基礎加以改進、補充和發展，成為「日本化」的新技術。當然，許多人把經濟增長歸功於強大政府幹預，盡管有政府幹預，大部分時期日本的經濟依然是在按自己的規律發展。據一項重要研究，經濟自由仍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
日本企業實行嚴格而靈活的科學管理制度。50年代，日本許多大企業推行「終身僱傭制」和「年功序列工資制」，使職工利益與企業利益有機結合起來，職工感到有依靠，具有安全感；其次，拉大職工報酬上的差距，使職工感到只有不斷競爭，不斷創新才能得到高報酬，從而具有壓力感。企業重視對職工的「感情投資」，主動協調勞資關系，培養職工「以廠為家」的敬業精神。這種「日本公司」模式有助於日本培養強大的工業能力。企業管理者重視精神投資。正如索尼公司總經理盛田昭夫所說的「日本優秀的公司根本不存在什麼奧秘和秘訣。一個企業的成功，靠的是人而不是某種理論、計劃或政府政策。日本企業管理者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與職員建立良好的關系，培養親如一家、唇齒相依的感情。在日本，經營得有聲有色的都是那些能使全體員工同甘苦，共命運的企業。除日本之外，我還未發現有哪一個國家採用這套簡易的管理方法。實踐已經有力地證明它是行之有效的。」在日本，企業管理者千方百計地培養同勞動者的家族般的感情，不僅關心工人的工作，而且也關心工人的生活；不僅關心工人個人，還關心其家庭。工人生日、結婚、病喪，更是企業「感情投資」的良機。例如，西武集團每年舉行獨特的擦皮鞋儀式，首先由高級職員為新職員擦皮鞋，然後是新職員為前輩擦皮鞋，總社和各分社社長都親臨這一隆重儀式，並由電視台通過衛星向全國轉播，以培養職工熱愛公司的精神，促進同事間的溝通。日本的現代企業精神與日本傳統的家族主義和家庭觀念有密切聯系。日本的家族主義和家庭觀念不同於中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族制度和家庭觀念，其家庭觀念的出發點是：家庭是一個經營單位。所以既排除了中國傳統的大家族關系和至今盛行的「裙帶風」，又可以比西方的結構更和諧、更密切、更團結，成為一種社會凝聚力。日本學者說：西方社會的單位是個人，由個人集合而成為國家，而日本的社會單位是家，由家而集合成國家。所以日本以「勞資一體」，「以企業為家」的宣傳教育，日本人的家庭本位觀念轉變成了公司本位觀念，形成一種團結奮進的工作精神。
『肆』 被譽為日本經濟起飛的脊樑是什麼
是日本的製造業
20世紀90年代，主張「技術立國」地日本信息化動作遲緩，不但遠遠落後於美國，甚至落後於韓國。信息時代日本落伍，表面看來是日本企業用於發展信息技術方面的投資少，其實質是日本在高新技術領域進行獨立創新，開發的能力遠低於美國。帶著避免成為信息化時代落伍者的危機感，1994年日本政府提出「科學技術創造立國」的戰略，要求日本告別模仿改良的時代，積極開發領先世界的高新技術。總結世界製造業的發展，可以得出特點：
第一，製造業在各國國民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當今，雖然各國經濟發展很快，但載體仍然主要是製造業。也就是說，工業經濟的發達程度決定著知識經濟的發達程度。
第二，在製造業發展日國家都以裝備製造業作為主要支柱。據統計，1995年，非電器機械，電氣機械，運輸設備3者增加值之和占製造業增加值的比重，美國為32.5%，日本為37.5%，德國為39.5%，英國為30.1%。四國的主導產業結構相似，說明當代製造業的重點在工具、信息、交通3個方面。
第三，把發展先進製造技術作為制高點，進一步向核心能力集中。
『伍』 急~~~~~~~~80年，日本提出「技術立國」的背景
日本新科技戰略：科學技術創造立國
來源：廣東高新技術產業網
戰後日本的科技體制與教育模式具有非常適合於工業經濟時代的特徵，對戰後日本成為工業經濟時代的「成功者」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進入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連年出現「零增長」（不到1％），1997年度甚至出現了石油危機以來未曾有過的負增長。出現這一變化的根本原因在於，它作為舊時代———工業經濟時代的良好適應者，卻未能跟上已經到來的新時代———知識經濟時代的潮流。也許正是日本在工業經濟時代「太成功了」，它的那套科技體制與教育模式「太適應」工業經濟時代了，以至於新時代來臨時，一時難以擺脫對舊體制舊模式的依戀。
1994年，日本政府提出「科學技術創造立國」的口號，強調日本要告別「模仿與改良的時代」，創造性地開發領先於世界的高技術。「科學技術創造立國」方針正是帶著對「避免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的落伍者」的強烈危機感，在新舊時代交替之際出台的。它以新時代的視角重新審視了日本科技體制與教育模式的另一個側面，這個側面在工業經濟時代雖然時而也被提起，但人們總是不怎麼拿它當回事。
相比而言，日本的科研支出太少，在全國科研經費中所佔比重只有21％，遠低於美、德、法的36％、37％、46％。研究人員的研究條件不如歐美：人均研究費只及美歐的2／3多一點，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這個差距就更大；每位研究者的研究輔助人員只有0．13人（相當於8名研究者共用1名），而在歐洲主要國家每位研究者均配有1名以上研究輔助人員；國立研究所超過耐用年數的設備佔全部設備的82％。在創造新科學知識方面所作的國際貢獻太少：整個科研中基礎研究的比重只有14．5％（按研究經費計算）；僅有5名科學家獲諾貝爾獎，其中兩名還是以其在國外的研究成果獲獎的，而美、英、德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分別為175名、66名、61名。在應用研究方面真正比美國占優勢的僅是生產、機械領域，其他如生命科學、物質材料、信息電子、海洋與地球科學、能源技術等均不如美國。1997年底，日本網際網路用戶僅佔全世界的8％，遠低於美國的54％。高層次人才不足，1991年取得理科博士學位的只有600人，不及美國9700人的一個零頭，在產業界工作的博士學位獲得者只有7000人，只及美國14萬人的5％。
針對上述問題，「科學技術創造立國」方針特別強調了要努力充實作為「全人類的寶貴資產」的科學技術知識；大力發揮研究人員的創造性；力求達到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開發研究的均衡發展；積極推進產業、政府研究機構及大學的密切合作；切實加強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相互結合。
日本「科學技術創造立國」方針得到了法制手段的有力支持。1995年制定了「科學技術基本法」，1996年又制定了「將1996年—2000年的科學技術政策具體化」的「科學技術基本計劃」。這項計劃規定把預算總額增加到17萬億日元（約1600多億美元）。與此同時，日本政府提出了培養未來科技人才的方針，預計到2000年，日本科研人員將達到84．5萬人，平均每萬人中擁有65人，高於屆時美國的45人。除了確保、培養人才外，日本政府還決心為人才提供良好的研究條件，諸如為人才提供更多的發揮才能與參加交流的機會；加強研究設施建設與研究後勤保障；為每位研究者配備具有通信功能的計算機，並將國內主幹網路的通信速度提高到與美國同等的水平；為每位研究者配備1名研究輔助人員（第一步先達到0．5名）；開展「萬名博士後支援計劃」；振興有關科學技術的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等等。在改善科研者的研究條件與待遇的同時，也採取各種措施將競爭機制引入科研工作之中，以更好地激
『陸』 科技立國與科教興國的區別20世紀80年代日本實行「科技立國」，與中國的科教興國有何不同
要理解日本的「科技立國」和我們的「科教興國」，首先需要從兩國的國情說起。
日本作為亞洲地區最發達的國家， 一直非常重視教育，根據官方數據，日本全社會擁有大學學位人群所佔總人口比例：64% ，年增速 (2000-10年)： 2.9% 。在這個基礎上，可以說，日本國民素質是相當高的。所以，對日本來說，高等教育的普及不是個很重要、很急迫的問題。另一方面，由於日本國土狹窄，資源有限，要想快速發展，只有往高、精、尖的方向大力發展科技，所以才有「科技立國」的說法。
對比同處東亞的中國來說，在上個世紀大學擴招以前，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比例非常小，國民整體素質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巨大的差距，在高科技方面同樣落後西方世界數十年，提出「科教興國」的戰略，就是說明我們當前肩負著發展高科技的艱巨任務的同時，還要努力提高國民素質教育。近些年的高校擴招就是一個具體的表現。
『柒』 日本科研機構是怎麼改革的
日本人創新能力強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強調「科技創新立國「並積級開展尖端科技的研究開發。
日本提高創新能力主要從五個方面著手：
一，進一步加強基礎科學研究，從「科技模仿立國」走向「科技創新立國」。
1，從80年代以來，日本的科學技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已躋身於世界科技大國之列。但日本的基礎科學研究薄弱，遠不及美歐等科技發達國家，為此，日本政府決定加大科研經費的投入，特別是提高基礎科研經費的比例。
2，1995年11月，日本頒布了《科學技術基本法》，明確提出將「科技創新立國」做為基本國策。
二，調整科研領導體制，加強對科研工作的統一領導。
1，原日本的科研政策的制定和管理由日本科學技術廳、文部省、通產省等按各自的分管領域分別負責。
2，科技廳和文部省主要負責基礎科學和大型研究項目，通產省主要負責應用技術的開發。由於這幾家科研主管部門各自為政，不能通盤考慮日本的整體科研戰略，影響了科研工作的有效展開。
3，日本眾議院立法通過國家行政機構改革方案決定將科學技術廳和文部省合並，組建教育科學省，並將現屬通產省的工業技術研究院以及其他部門負責基礎科研的機構劃歸教育科學省，建立起一體化的科研領導體制。
第三，確保優秀的科研人才。日本政府決定實施研究人員任期制度，不搞研究終生制，促進科研人才流動。在任期內達不到預期目標者將被淘汰出局，使國立科研機構成為最優秀科研人員匯集之地；不拘一格選拔人才，果斷提拔年輕人負責研究項目，為他們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同時，提高科研人員的待遇，吸引更多的人才。
第四，加強基礎研究和技術開發的銜接，加快科研成果產業化的進程。為了縮短科研成果走進工廠的時間，日本設立了促進科研成果產業化的「委託開發」和「開發斡旋」制度，由國家出錢委託企業開發，實行成果共享。
第五，改革教育體系，加速科技人才培養。日本政府要求把理工科大學、特別要把國立大學的研究生院建設成科研人才的基地，造就大批科研人才，並調整大學的學科設置和教育研究體系，增加新學科和研究生的招生規模，充實和完善教育基礎設施。日本政府還要求中小學教育應重視培養學生觀察、分析問題及實驗的能力，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捌』 誰能幫我詳細列舉國內外依靠科技而興國的實例
日本的科技興國與經濟發展
日本國土狹小，資源匱乏，自 1868年實行明治維新以來，就將科技視為立國之本，使日本由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走上了工業國的道路，並在百年之後國民生產總值躍居世界第二，以後又一直保持了經濟持續發展的勢頭。縱觀日本經濟的發展歷程，「科學立國」是日本興國之本，科技進步是日本創造經濟騰飛奇跡的原動力。
第一階段： 1868年明治維新至 1945年二戰結束
這一時期的特點是：「以西歐化為目標，以和魂洋才、西洋技術、東洋精神為口號」，全面學習並移植西方近代科學技術體系，建立本國的科技體制，把學習西方科技與保存民族優秀傳統結合起來。 具體做法是：其一，聘請歐美國家的科技專家、學者、教授直接指導開展日本的科學技術體系的建設工作；其二，重視和發展國民的基礎教育和科學技術教育， 1873年設立的「工學寮」 (東京大學的前身 )，就是世界上第一所工科綜合性大學。其三，大力派遣留學人員，制定實行科技發明獎勵的法令。
第二階段： 20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這一時期的特點是：以趕超歐美為目標，以「振興科技」為口號，從「個別改良」到「綜合改良」，直至「產品與技術國產化」，從而使日本迅速發展成為經濟大國。其方針是：採取引進先進國家的基礎技術的同時，相對地把大量資金投入應用研究發展領域，也就是從最初的模仿，然後通過改進工藝和改良進出口產品，增強在出口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即所謂工藝技術革新時代。隨著技術工藝革新，日本減少了對國外技術的依賴。
20世紀六十年代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制定使日本國民經濟規模按不變價翻一番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和科學技術發展的「十年規劃」是這一時期的重要方策。它加重科技投資，大力引進外國技術，掀起「引進技術熱」和「科學技術熱」，兩「熱」並行，互相促進，做到了「新產品與新的生產技術」國產化；出現了「一號機引進，二號機國產，三號機出口」 (在國外引進機器設備後，很快地將其技術消化，用於製造國產機，繼而又加以改進，使國產機進一步達到具有出口競爭力的水平 )的良性循環，由此形成了日本戰後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
第三階段：八十年代至今
這一時期的特點是：以「技術強國」為目標，以「技術立國」為口號，開創日本科學技術創新的新時期。
「技術立國」的口號，是日本政府在《八十年代的通產業政策設想》文件中提出的。 1986年 3月日本內閣會議作出了「科學技術政策大綱」的決議。該大綱的基本方針是：以加強基礎研究為中心，振興富於創造性的科學技術研究；同時，充分注意科學技術與人類社會的協調發展，以及科學研究的國際性。以此方針為指導，制定了科技政策的 3個重點：一是加強研究開發體制，使官、產、學的研究機制一體化；二是創造和加強有利於創造性科研活動的條件；三是推進 16個重要領域的研究開發活動，其中物質資料和信息電子更被突出為重點。該大綱提出後，日本政府採取了許多具體措施推動一些重點領域的基礎性研究。這一重大戰略轉折對於鞏固日本的「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具有深遠的影響，並為日本再創奇跡奠定了基礎。
進入 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日本經濟總體增長乏力，恢復緩慢。為了適應九十年代以後信息化社會的新要求，村山富士首相 1995年 1月提出了科技創新立國的新戰略，並在同年 11月 8日公布的《科學技術基本法》中把它作為一項面向 21世紀的長期國策確定下來。 1996年 6月 24日，日本科學技術會議通過了《科學技術基本計劃》。這是日本貫徹科技創新立國戰略的行動計劃，因此科技廳把 1996年確定為「基本計劃實施元年」；同年 12月的《經濟結構改革與創新計劃》中「科學技術創新立國」成為面向 21世紀日本經濟發展的戰略性關鍵課題。
目前，雖然日本經濟仍處於低迷之中，但日本從未放鬆對科技的重視，特別是企業界整體沒有減少對研究開發的投入，再加上日本已有的雄厚科技實力和近年來興建的基礎研究設施， 21世紀的日本經濟是不容忽視的。全面研究日本科技與經濟發展的歷程，對於加快和實現我國的「科教興國」戰略及確立新世紀經濟大國地位，更具有歷史的借鑒意義和現實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