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文學創造的意義

1. 中國當代「百花文學」的主要傾向和意義。

百花文學

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學思想和創作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變革。這在當時的「社 會主義陣營」中，是帶有普遍性的現象。在中國，毛澤東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的口號，給潛在於各個領域的強大的變革要求以推動和支持。文學界遂出 現了突破僵化教條的、類乎當時蘇聯文學的那種「解凍」。 1956年第4期的《人民文學》，刊出了劉賓雁的特寫(註：在當代中國，「特寫」與 「報告文學」一般是可以互換的體裁概念。但在這個時期，劉賓雁、耿簡等的寫作，並 不是那種要求寫「真人真事」的特寫，而是可以概括、虛構的「研究性」特寫。這種體 裁，後來沒有得到發展。)《在橋梁工地上》。當時主持這份雜志編務的副主編秦兆陽在 「編者按」和本期「編者的話」中，給予很高評價，說「我們期待這樣尖銳提出問題、 批評性和諷刺性的」、「像偵察兵一樣、勇敢地去探索現實生活里的問題」的作品，已 經很久了。後來，這份雜志又刊發同一作者的在文學界有更大反響的特寫《本報內部消 息》及其續篇。這一年的9月，《人民文學》還刊登了另一位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說《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註：小說原稿經秦兆陽作了修改，發表時，篇名也由《組織部來 了個年輕人》改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文革」後王蒙的選集、文集，這一短篇 由作者恢復為原篇名。小說修改的具體情況，參見《關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人民日報》1957年5月8日)。)。這篇作品，在1956年底和次年年初，引發了在《文匯報 》、《文藝學習》等報刊上的熱烈爭論。在此前後，《人民文學》和各地的一些文學刊 物，紛紛發表在思想、藝術上的探索性作品，它們或者在取材、主題上具有「新意」， 或者提供了新的視點和表達方式。比較重要的有：短篇小說《辦公廳主任》(李易)，《 田野落霞》、《西苑草》(劉紹棠)，《蘆花放白的時候》、《灰色的篷帆》(李准)，《 沉默》(何又化，即秦兆陽)，《入黨》、《明鏡台》(耿龍祥)，《美麗》(豐村)，《紅 豆》(宗璞)，《改選》(李國文)，《小巷深處》(陸文夫)；特寫《被圍困的農莊主席》( 白危)，《爬在旗桿上的人》(耿簡，即柳溪)，《馬端的墮落》(荔青)；詩《一個和八個 》(郭小川，未公開發表)，《草木篇》(流沙河)，《賈桂香》(邵燕祥)；以及話劇(岳野 的《同甘共苦》)、雜文等。 上述作品的絕大部分，都是短篇創作。這是因為，提倡「百花」的這一文學時期， 前後不過一年多的時間(其間還有過情況不明而令人疑懼的曲折)。從時間、也從作家精 神展開的程度，都尚不足以將這種調整，融注進規模較大的作品中。另一個特點是，寫 作這些作品的，固然有豐村、秦兆陽等「老資格」作家，而主要的還是在四五十年代之 交走上文學道路的青年作者。與40年代初在延安的那些作家(丁玲、王實味、艾青等)想 憑藉已確立的聲望、影響來重建他們批評生活的權利不同，青年作家擁有的，更多是理 想主義的朝氣。他們在革命中獲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關於理想社會的實現 的承諾。但他們逐漸看到現實與理想的距離，在新的思想形態與社會制度中發現裂痕。 他們從前輩作家那裡繼續了承擔「社會責任」的「傳統」，並從蘇聯的同行那裡接過「 寫真實」、「干預生活」的口號。他們的這些創作，從表面上看，呈現出兩種不同的趨 向。一種是要求創作加強其現實政治的「干預性」，更多負起揭發時弊、關切社會缺陷 的責任。這些質疑和批評現狀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喚當代已經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識。 另一種趨向，則在要求文學向「藝術」的回歸，清理加在它身上過多的社會政治的負累 。後一種趨向，在內容上多向著被忽視的個人生活和情感價值的維護和開掘。這兩種看 起來正相反對的趨向，事實上，在作家的精神意向上是互為關聯的。社會生活的弊端和 個人生活的缺陷，其實是事情的兩面。而個人價值的重新發現，也正是「革新者」探索 、思考外部世界的基礎。 《在橋梁工地上》的作者長期從事新聞宣傳工作，他的語言並不是那樣富於變化和 色彩，形象和情緒的細微捕捉能力，也不是他所擅長。但他善於思考，包含著激情的思 考和議論，是推動故事的主要動力。《在橋梁工地上》寫到的事情，發生於1955年冬天 到1956年秋天。它以記者采訪的方式，寫黃河橋梁工地上，老幹部、橋梁隊隊長羅立正 ，與他屬下的青年工程師曾剛的沖突。作品賦予羅立正的，是保守、維持現狀的思想性 格特徵。他的工作態度和生活目標，是不遺餘力地「領會領導意圖」，以保護自己的地 位和利益。這便與不墨守成規、要求變革的曾剛發生矛盾。這一性質的沖突，到了《本 報內部消息》，以更為尖銳、「採取了露骨的公開挑戰的態度」(註：李希凡《所謂「干 預生活」、「寫真實」的實質是什麼?》，《人民文學》1957年第11期。)展開。這些作 品涉及了個人與群體、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同時暗示了這個新生的社會存在「本質化」 、「教條化」的趨向。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講述的是關於20世紀現代中國社 會的「疏離者」的故事。抱著單純而真誠信仰的「外來者」林震，來到新的環境，卻不 能順利融入，他因此感到困惑。小說的主題、情節模式，與丁玲在延安寫的《在醫院中 》頗為近似。投身革命的青年醫生陸萍來到根據地醫院，她無法處理想像與事實之間的 巨大裂痕，她與周圍的人發生摩擦，也有一個異性的知音給予支持，但他們又顯得那樣 勢單力薄。當然，比起林震來，陸萍已見過世面，林震對生活的純凈的幻覺，在她那裡 已有很大程度上的消褪。她的行動更富挑戰性，也更有心計。《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及其他的「干預生活」的創作，以富於浪漫激情的青年知識者的敘述人身份，來描述他 們所觀察到的社會「危機」；在一些作品中，並表達了對於前景不能確定的憂慮，和他 們的「英雄」孤立無援的「悲劇」。 細致綿密、也略為感傷的短篇《紅豆》(宗璞)，是另一類型創作中影響較大的作品 。也是一個有關革命與愛情的沖突的故事。北平某大學學生江玫和齊虹的愛情，被放置 在40年代未動盪的社會背景上。個人的生活道路與「歷史」的抉擇，被看成是「同構」 的；制約著感情命運的主要因素，是對待現實政治的不同立場和態度。因此，主人公在 群眾運動中改造自己走向革命，也包括對自己脆弱、迷誤的感情經歷的反省。但小說又 包含著更復雜的成份。存在著敘事的內部矛盾。故事是在回憶上展開的，敘述者在相當 大的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已成為「黨的工作者」的江玫。然而，敘述的「反省」並不徹底 。在細致而動情地涉及當事人的愛情經歷時，便會或多或少地離開了「批判」的立場， 而同情了江玫的那種感情糾葛。因而，投身革命與個人感情生活，在小說中並沒有被處 理成完全一致。這種敘述上的分裂，當年的批判者就已指出：「作者也曾經想……刻劃 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江玫經過種種復雜的內心斗爭，在黨的教育下終於使個人利益服 從於革命利益」，「然而，事實上作者並未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來描寫小資產階級知識 分子的心理狀態。一當進入具體的藝術描寫，作者的感情就完全被小資產階級那種哀怨 的、狹窄的訴不盡的個人主義感傷支配了」，「作者沒有比江玫站得更高」，沒有「看 到過去江玫的愛情」「是毫不值得留戀和惋惜的」(註：姚文元《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 和創作傾向》，《人民文學》1957年第11期。)。 上述的創作，在1957年夏天之後受到批判，它們的出現，被批評家描述為「一股創 作上的逆流」(註：李希凡《從〈本報內部消息〉開始的一股創作上的逆流》，《中國青 年報》1957年9月17日。)。二十多年後，在變化了的政治和文學的環境中，這些「毒草 」轉而成了「重放的鮮花」(註：1979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將這批作品(主要是小說、特 寫)匯集成冊，書名為《重放的鮮花》。將它們重評為「鮮花」，編者在《前言》中有這 樣的說明：「我們從《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組織新來的青年人》、 《改選》等這些『干預生活』的作品中，看到那裡麵塑造的羅立正、陳立楝、劉世吾等 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者，今天還在玷污我們黨的榮譽，腐蝕我們黨的肌體，妨礙我們奔 向四個現代化的步伐。我們必須與之作積極的斗爭。我們也可以從這些作品裡的曾剛、 黃佳英、林震等人物身上，汲取到鼓舞意志、奮起斗爭的力量。《小巷深處》、《在懸 崖上》和《紅豆》等寫愛情題材的作品，作者是通過寫這些所謂『家務事，兒女情』、 『悲歡離合』的生活故事，……歌頌高尚的革命情操，歌頌新社會；鞭撻自私自利的丑 惡靈魂，批判舊世界。」可以看出，對這些作品的評定，雖說會有「毒草」與「鮮花」 的相反結論，但批評者理論依據和視角，卻相當一致。)，獲得了截然相反的評價。而它 們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看作是受難而復出的「文化英雄」。

2. 百花文學的作品影響

《在橋梁工地上》。當時主持這份雜志編務的副主編秦兆陽在「編者按」和本期「編者的話」中，給予很高評價，說「我們期待這樣尖銳提出問題、批評性和諷刺性的」、「像偵察兵一樣、勇敢地去探索現實生活里的問題」的作品，已經很久了。後來，這份雜志又刊發同一作者的在文學界有更大反響的特寫《本報內部消息》及其續篇。這一年的9月，《人民文學》還刊登了另一位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註：小說原稿經秦兆陽作了修改，發表時，篇名也由《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改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文革」後王蒙的選集、文集，這一短篇由作者恢復為原篇名。小說修改的具體情況，參見《關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人民日報》1957年5月8日)。這篇作品，在1956年底和次年年初，引發了在《文匯報》、《文藝學習》等報刊上的熱烈爭論。在此前後，短篇小說《辦公廳主任》(李易)、《田野落霞》、《西苑草》(劉紹棠)，《蘆花放白的時候》、《灰色的篷帆》(李准)、《沉默》(何又化，即秦兆陽)、《入黨》、《明鏡台》(耿龍祥)、《美麗》(豐村)、《紅豆》(宗璞)、《改選》(李國文)、《小巷深處》(陸文夫)；特寫《被圍困的農莊主席》(白危)、《爬在旗桿上的人》(耿簡，即柳溪)、《馬端的墮落》(荔青)；詩《一個和八個》(郭小川未公開發表)、《草木篇》(流沙河)、《賈桂香》(邵燕祥)；以及話劇(岳野的《同甘共苦》)、雜文等。他們在革命中獲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關於理想社會的實現的承諾，但他們逐漸看到現實與理想的距離，在新的思想形態與社會制度中發現裂痕。他們從前輩作家那裡繼續了承擔「社會責任」的「傳統」，並從蘇聯的同行那裡接過「寫真實」、「干預生活」的口號。他們的這些創作，從表面上看，呈現出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是要求創作加強其現實政治的「干預性」，更多負起揭發時弊、關切社會缺陷的責任。這些質疑和批評現狀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喚當代已經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識。另一種趨向，則在要求文學向「藝術」的回歸，清理加在它身上過多的社會政治的負累。後一種趨向，在內容上多向著被忽視的個人生活和情感價值的維護和開掘。這兩種看起來正相反對的趨向，事實上，在作家的精神意向上是互為關聯的。社會生活的弊端和個人生活的缺陷，其實是事情的兩面。而個人價值的重新發現，也正是「革新者」探索、思考外部世界的基礎。

3. 百花文學創作上呈現出怎樣的趨向,請舉例說明

「雙百方針」的提出及其後創作
1.1956.5 毛澤東於最高國務會議，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陸定一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
2.涵義：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爭論，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
不能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而不應當採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
3.意義：為我國文藝界解放思想、繁榮創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4.創作成就
①文藝理論批評方面
何直《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
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
②創作上的三個突破
A.正是人民內部矛盾，揭露生活中的矛盾沖突，突破了「無沖突」論的禁錮。
王蒙《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
B.發揮諷刺的積極作用，突破了人民內部不適用諷刺的囿見。
巴人《況鍾的筆》
C.創作題材不斷擴大，突破了愛情題材的禁區。
宗璞《紅豆》 鄧友梅《在懸崖上》 劉紹棠《西苑草》

4. 有無人知道百花文學的概念啊

雙百方針（「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提出
隨著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全國工作重心由階級斗爭轉向經濟建設，在思想文化領域需要解放思想，發揚民主，1956年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主要內容是「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競爭。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於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採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在理論探索上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探索，以是對人性人情在文學中的價值和地位的探索。
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和文藝觀念的新探索的指導下，文藝界出現了曇花一現的新氣象，出現了一些干預社會現實、描寫人情人性的作品。

5. 請問「百花文學」的主要傾向與意義有沒有簡潔概括點的答案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6. 什麼叫 百花文學 創作上呈現出怎樣的趨向請舉例簡要說明。

在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口號後，突破了僵化教條的文學形式，出現的新文學形式。對後世文學啟蒙起到了促進作用。
在理論探索上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探索，以是對人性人情在文學中的價值和地位的探索。

創作上多是干預社會現實、描寫人情人性的作品

《在橋梁工地上》、《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紅豆》

7. 為什麼說百花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小陽春

在「雙百方針」的影響下，1956年以後文學界出現了突破僵化教條、類似於蘇聯文學的「解凍」，文學創作取得了一定豐收，形成了建國後十七年文學短暫的「百花時代」，催生了一批有人道主義傾向的作品，如宗璞的《紅豆》、陸文夫的《小巷深處》、鄧友梅的《在懸崖邊上》鼓舞了一批來自「五四」新聞學傳統下的老作家的創作，如周作人沈從文等，出現了一批揭示社會主義內部矛盾的創作，如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等，文藝理論和批判出現解放思想，獨立思考的新氣象，如秦兆陽《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巴人《論人情》、錢谷融《論「文學與人學」》。

8. 簡述百花文學的特徵

百花文學，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學思想和創作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變革。這在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中，是帶有普遍性的現象。在中國，毛澤東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給潛在於各個領域的強大的變革要求以推動和支持。文學界遂出現了突破僵化教條的、類似於當時蘇聯文學的那種「解凍」。為後世文學啟蒙起到了促進作用。
《在橋梁工地上》。當時主持這份雜志編務的副主編秦兆陽在「編者按」和本期「編者的話」中，給予很高評價，說「我們期待這樣尖銳提出問題、批評性和諷刺性的」、「像偵察兵一樣、勇敢地去探索現實生活里的問題」的作品，已經很久了。後來，這份雜志又刊發同一作者的在文學界有更大反響的特寫《本報內部消息》及其續篇。這一年的9月，《人民文學》還刊登了另一位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註：小說原稿經秦兆陽作了修改，發表時，篇名也由《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改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文革」後王蒙的選集、文集，這一短篇由作者恢復為原篇名。小說修改的具體情況，參見《關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人民日報》1957年5月8日)。這篇作品，在1956年底和次年年初，引發了在《文匯報》、《文藝學習》等報刊上的熱烈爭論。在此前後，短篇小說《辦公廳主任》(李易)、《田野落霞》、《西苑草》(劉紹棠)，《蘆花放白的時候》、《灰色的篷帆》(李准)、《沉默》(何又化，即秦兆陽)、《入黨》、《明鏡台》(耿龍祥)、《美麗》(豐村)、《紅豆》(宗璞)、《改選》(李國文)、《小巷深處》(陸文夫)；特寫《被圍困的農莊主席》(白危)、《爬在旗桿上的人》(耿簡，即柳溪)、《馬端的墮落》(荔青)；詩《一個和八個》(郭小川未公開發表)、《草木篇》(流沙河)、《賈桂香》(邵燕祥)；以及話劇(岳野的《同甘共苦》)、雜文等。他們在革命中獲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關於理想社會的實現的承諾，但他們逐漸看到現實與理想的距離，在新的思想形態與社會制度中發現裂痕。他們從前輩作家那裡繼續了承擔「社會責任」的「傳統」，並從蘇聯的同行那裡接過「寫真實」、「干預生活」的口號。他們的這些創作，從表面上看，呈現出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是要求創作加強其現實政治的「干預性」，更多負起揭發時弊、關切社會缺陷的責任。這些質疑和批評現狀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喚當代已經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識。另一種趨向，則在要求文學向「藝術」的回歸，清理加在它身上過多的社會政治的負累。後一種趨向，在內容上多向著被忽視的個人生活和情感價值的維護和開掘。這兩種看起來正相反對的趨向，事實上，在作家的精神意向上是互為關聯的。社會生活的弊端和個人生活的缺陷，其實是事情的兩面。而個人價值的重新發現，也正是「革新者」探索、思考外部世界的基礎。

9. 什麼叫 百花文學。

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學思想和創作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變革。這在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中，是帶有普遍性的現象。在中國，毛澤東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給潛在於各個領域的強大的變革要求以推動和支持。文學界遂出現了突破僵化教條的、類似於當時蘇聯文學的那種「解凍」。為後世文學啟蒙起到了促進作用。

10. 百花文學的歷史意思

建國後提出的文學「雙百」方針，即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鼓勵作家創作出更多的、各類型的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