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分論真題

1. 我們的論文：知識產權，商標權案例及分析

最高人復民法院網站上制有很多裁判文書,您自己篩選吧.連接是:
http://www.court.gov.cn/study/civil/

2. 詳細分析論證知識產權海外維權戰略

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的搏殺中，屢屢遭遇「專利門」、「商標門」狙擊，如何運用各國知識產權的法律制度，做好知識產權風險防範，把侵權風險降到最低？日前，在「企業海外發展與知識產權保護研討會」上，有關專家和政府官員對此見仁見智。

知名商標頻遭海外搶注

專家認為，２１世紀的國際競爭，很大程度上是知識產權的競爭。發達國家無論在知識產權的數量還是質量上完全處於主動地位，這種領先奠定了企業競爭優勢。不容忽視的是，由於我國企業保護意識淡泊，境外申請專利和注冊商標數量少，知名企業的著名品牌在境外注冊商標比率相當低，使得外國企業搶注我國著名商標事件頻頻發生。

原國家商評委副主任楊葉璇表示，我國知名商標在海外被搶注的問題由來已久了，特別是近些年來出現了愈演愈烈的趨勢，不僅使這些企業遭受了損失，而且他們的財產和商譽，還有未來的市場發展都面臨問題，最嚴重的就是商標的作用。

據統計，我國知名商標在海外被搶注的情況遍及全球，除了以往發生的代理商或個人搶注商標外，還出現了個別的國外大企業搶注我國知名商標的情況，如西門子公司搶注海信商標，更為嚴重的是，在有些國家或地區，出現了專門搶注中國知名商標的企業或個人。

楊葉璇說，康信公司在為國內許多大企業做海外知識產權維護時發現，一個自稱鄧營的人，僅僅在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３日當天就向非洲知識產權組織申請了１７件具有很高知名度的中國商標，而這些商標多數為中國大型骨幹企業的馳名商標，包括了這些公司的主商標，其中有中國石油(13.11,-0.04,-0.30%)ＣＮＰＣ、ＺＴＥ中興商標等。

隨著歐共體商標和非洲商標等商標注冊體系的出現，有些商標若在該體系中遭到一次搶注，其管轄地域范圍相當廣闊，所造成的危害也相當嚴重。非洲知識產權組織由１６個官方語言為法語的國家組成，統一管理各國的商標事務，各國不再建立商標注冊和管理機構。而鄧營搶先申請的這１７件商標（包括４１個商品和服務）的地域范圍，囊括了這些中國企業高知名度商標使用的區域。

楊葉璇建議，中國企業應當依法維護自己應有的權利，必須從深化企業機制改革入手，制定相應的知識產權戰略，提高知識產權意識和運作能力，提升在海外的競爭力。對於出現商標搶注的多發地區，特別是發現經常搶注我國商標的人員或地區，一是要向有關方面發出警報，防止造成更大危害；二是要將搶注商標者列入黑名單，將其公之於眾，防止其進行更多的商業欺詐；三是組織力量，依靠相關法律開展維權斗爭，為我國企業在海外營造良好的知識產權發展環境。

制定企業知識產權戰略

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秘書長譚華林說，中國企業盲目地拓展海外市場，卻在海外專利部署方面相對落後。然而，跨國企業對專利部署十分成熟，充分控制市場，積累了成熟的商業策略和訴訟經驗，全面部署完成了「專利地雷陣」，只待時機成熟便向中國企業發起進攻。

目前我國企業涉外專利糾紛有幾個特點：規模越來越大，外國企業或組織所要的專利費、賠償費越來越多；范圍越來越廣，從打火機、拉鏈等傳統產業到生物制葯、晶元等高科技產業，糾紛涉及的產業和部門越來越多；次數越來越頻繁，如涉及到美國３３７條款調查的中國企業越來越多；手段越來越隱蔽，專利往往隱藏在標准和技術壁壘之後發揮作用；外國企業往往結成利益聯盟，對中國整個行業或主導企業提起專利訴訟，對中國相關產業的發展造成越來越大的影響，甚至對某些企業的經濟安全直接構成威脅。

商務部條約法律司副司長李成鋼表示，隨著近幾年來我國對外貿易平均３０％以上增速的發展，這給中國企業、中介組織和中國政府都提出了一個嚴峻的話題：中國企業要不斷提高知識產權意識，而且中國企業要敢於進行海外維權。

中國社會科學院知識產權中心主李成鋼認為，中國企業要改變成本觀念。在美國、在歐盟打官司，聘請律師費用很高，很多企業在面對四五百萬美元律師費時常常力不從心，但如果把將來有可能要進行維權的風險成本加入產品成本之中，中國企業在未來面對國際市場上知識產權官司的時候，也許會更坦然一些。

譚華林表示，企業應盡快制定各自的知識產權戰略，行業協會要對國內企業盡可能提供人力、財力、技術上的支持。

3. 《知識產權引論》有關合理使用與法律許可的案例分析

這兩個題目可以根據著作權法回答：
第一個案例：張三對作品A享有著作版權，依據著權作權法第2條，創作完成自動取得著作權。李四妹妹將翻譯成德文的作品在德國出版，署名李四不屬於合理使用，對張三構成侵權。根據該法第22條第（十一）、（十二）項的規定，僅能將已出版的翻譯成少數名族文字在我國出版，或者翻譯成盲文才構成合理使用。
第二個案例同樣不屬於合理使用，也不屬於法定許可。依據著作權法第23條規定，法定許可適用於九年義務教育教材，國家規劃教材或者出版者、表演者、錄音錄像製作者、廣播電台、電視台（詳見33條第2款、第40條第3款、第43條第2款）。
以上是簡單解答，希望有幫助。

4. 求一篇《知識產權的案例和分析》的論文2000字左右

中國知識產權案件審判：「透明」助推「精細」 2007年09月07日 09:36 來源：人民日報 9月6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最大的法庭——第一法庭，一起無效專利再審案件正在審理。旁聽席上，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的100餘名審查員神情專注。 在我國知識產權案件審判中，公眾旁聽已成為常態，旁聽席上時常還能看見外國人的身影。 知識產權審判的「窗口」，還有一扇開在互聯網。2006年3月10日，「中國知識產權裁判文書網」正式開通，截至今年9月5日，共有26633份已生效的民事知識產權裁判文書上網，並以月均近1600份的速度增加。業內人士評價說，文書說理性明顯增強。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庭長蔣志培說，中國的知識產權案件審判，正在經歷一個從「粗」到「精」的飛躍。日益提高的「透明度」，則是催化劑，讓這個「飛躍」提速。 以庭審「精細化」適應「透明」要求 「法官很會抓重點！法庭調查前，他們歸納出『四個焦點』，這樣雙方當事人就不跑題了。」旁聽完案件，專利復審委的審查員杜微科這樣點評。他已不是第一次旁聽專利案件庭審，還曾出庭應訴過。在他眼中，法院知識產權案件審判力度在加大，水平也在提高，審判對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 參加旁聽的審查員余心蕾也很有感觸。她說，「陽光」下的審判，有利於公眾對司法的監督，增強了司法在公眾中的公信力。 今天開庭的這起專利再審案，蔣志培擔任審判長。庭上，發問、傾聽，他游刃有餘。今年以來，最高人民法院的知識產權案件開庭幾乎每場都有不少人旁聽，法官們已經習慣了在一雙雙專注的眼睛下審案。 增強透明度，是中國知識產權案件審判一直堅持的原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曹建明多次強調，嚴格執行公開審判制度，保障包括外國人在內的社會公眾能夠旁聽。他還要求，選擇有影響的案例，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代表性人士旁聽庭審。 要適應「透明」的要求，蔣志培認為，知識產權案件庭審要做到「精細化」，一要抓事實。原告的權利及范圍，被告是否侵權、程度如何，涉案的技術問題，法官都要查清楚；二要抓程序。讓當事人雙方充分辯論，讓證據說話，程序保障審判的客觀公正；三要抓損害賠償額計算。盡量查清侵權帶來的損害，使侵權人付出應付的代價。 今天這起案件，是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受理的65起知識產權再審案中的一起。這個數字，已相當於去年全年受理的知識產權再審案件數的88%。蔣志培說，上級法院加大對下級法院的監督進一步保障司法公正，也是知識產權案件審判「精細化」的一個重要表現。 案件「粗審」現象必須改變 近年來，知識產權案件大幅持續上升。2002年到2006年的5年間，全國地方法院受理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年均增長17.06%；2007年上半年，全國法院新收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8405件，同比上升22.02%。 新類型案件也不斷涌現，涉及訴前臨時措施、網路著作權和網路域名、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反壟斷等內容。 「這不僅體現了我國知識產權保護事業的快速發展，也給法官審案帶來挑戰。」蔣志培說。 多年從事知識產權審判，蔣志培認為知識產權訴訟存在「三粗」：一些當事人及代理人訴訟能力不高，對專業技術及相關法律缺乏相應的素養；一些法院審理過程較粗，有的事實審查不夠准確，有的質證不夠嚴密，還有的專業技術知識掌握不夠深入；一些判決文書質量不高，比如，裁判理由說理不夠充分，論證不夠嚴密；事實歸納不夠，證據簡單羅列；引用法律條文不準確等。 蔣志培認為，無論是加入WTO後來自國際上的外力，還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內壓，「粗審」現象都必須盡快改變，必須盡快實現知識產權案件審判「精細化」。好在知識產權的審判隊伍基礎比較好。全國法院單設知識產權庭172個，專設知識產權合議庭140個，共有知識產權法官1667人，審判專業化水平進一步提升。 「當然，精細還有一大好處，那就是不容易作弊。」他補充說。 裁判文書公開讓法官更慎重 一份裁判文書，是司法最終的產品。 蔣志培說，實現知識產權案件審判的「精細化」，除了庭審外，判決書是另一大突破口。文書要精，要敘事清楚、說理透徹，全面展示論證過程，真正保障當事人對裁判理由的完整知情權，並同時上網公開。一句話，要切實體現「辨法析理、勝敗皆明」。 最高人民法院開通「中國知識產權裁判文書網」，提供全國統一的文書公開平台。按照要求，全部生效的民事知識產權裁判文書要及時上網公開，知識產權刑事和行政裁判文書也將逐步實現全面上網公開。 案例，是活的法律。參加旁聽的專利復審委員會審查員杜微科認為，它可以直接告訴公眾法律保護什麼，告訴法律界司法的方向是什麼，更好地體現法律的預見性。 裁判文書公開，對法官是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壓力。「只要有這個要求，法官就會更慎重！便於全社會監督。」蔣志培說。 用「精細審判」帶動「精細訴訟」 法官、被告、原告，是訴訟的「三角」。蔣志培認為，首先要推動「精細審判」——審理過程精細，文書製作精細，審判結果公正。通過這種「精細」審判，同步帶動當事人及其代理人提高訴訟水平。「如果雙方在法庭上被法官一問，都沒詞，這樣的審判也精細不了。」 同樣的互動，還體現在法院和社會公眾的關繫上。比如知識產權司法文件的起草，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所有涉及知識產權問題的司法解釋，起草過程中都要廣泛聽取各地法院、相關部門、專家學者和社會公眾的意見，並將草案上網公布向社會廣征意見，通過後，也會及時通過媒體或者網路予以公開。 蔣志培說，這種基於「透明度」的良性互動，讓知識產權從「精細審判」走向「精細訴訟」。由此，整個國家的知識產權意識和保護水平都會得到提高。(吳兢) 【編輯:邱觀史】 圖片報道 更多>> 圖：「政壇帥哥」阿披實當選泰國總理 毛澤東演員網選出結果 河南一法官奪冠 圖集：2008年度十大瘋狂

5. 《論競爭法與知識產權法的關系》的文獻綜述 ，主要從反壟斷法方面進行闡述，也包含反不正當競爭的成分。

我這里有一篇《論競爭法與知識產權法的關系》的文獻綜述 ，主要從反壟斷法方面進行闡述，也包含反不正當競爭的成分。.

6. 知識產權編號是指什麼

你好，你這邊指的知識產權編號是在淘寶或阿里巴巴上的吧。

這個編號就是你有知識產權證書中的編號。

知識產權有商標、專利和版權。三個證書都是有編號的，你輸入就是可以。

7. 試分析在社會上經常發生非法剽竊他人新技術的原因，並論述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性和應採用的保護措施

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權作為一個企業乃至國家提高核心競爭力的戰略資源,凸現出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知識產權是個人或集體對其在科學、技術、文學藝術領域里創造的精神財富依法享有的專有權。知識產權是一種無形的財產權。由於全球科技、經濟的飛速發展，知識產權保護客體范圍和內容的不斷擴大和深化，不斷給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和理論研究提出嶄新的課題。而知識產權的概念是有關知識產權立法活動、司法實踐和理論研究的基礎，是一個必須明確的問題。因此，知識產權不但仍舊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概念和迫切需要深化研究的領域，我們對知識產權概念的研究十分必要，而且隨著對它及其他問題的研究將不斷澄清知識產權領域的一系列理論問題，並指導知識產權立法、司法和行政執法實踐，使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和理論逐步建立和不斷完善起來
由於國際經濟、文化交往的發展，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受到了空前的沖擊，知識產權法律關系也日益國際化，主要表現在主體、客體和內容方面都含有大量的涉外因素。知識產權法律關系的主體，是指依知識產權法確認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包括個人、集體、法人、合夥等，從國際交往來看既有內國人又有外國人。外國人在內國以及內國人在外國享有知識產權的現象已十分普遍。知識產權法律關系的客體是指知識產權關系主體間權利和義務指向的對象。知識產權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工業產權，包括專利權（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工業品外觀設計）；商標權（商業商標、服務商標和製造商標）。工業產權是個廣義的概念，它不僅包括工商業本身而且還包括農業、採掘業以及交通運輸業等。另一類是著作權，亦稱版權，主要包括作者對文學、藝術、音樂、攝影、電影、電視、計算機軟體等方面的專有權，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鄰接權。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主要是國內立法（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也有國際條約。從法律的角度看，知識產權具有以三個特點：1、專有性，專有性亦稱獨占性或壟斷性。2、時間性，它是指法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有一定的保護期，過了有效保護期，這種專有權就終止了，這種智力成果就變成了人類社會的共同財富。3、地域性，它是指依某一國法律而取得的某一專有權，只在該國境內有效，受該國法律保護，在其他國家無效，其他國家沒有保護的義務，除非有條約規定。

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精神財富和智力成果具有流動性。它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多種方式在國內外流動，科學、技術、文化、藝術是沒有國界的。特別是19世紀以來，由於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及通訊事業的發展，促進了科學技術、文化、藝術在全球范圍內的交流，各種報紙、雜志、國際學術會議、學者訪問、國際博覽會、電視、廣播、圖書資料、衛星技術、計算機的國際互聯網等的出現，使得在一個國家取得的某一知識產權很容易就會傳播到外國。這種知識產權的流動性與地域性是矛盾的，特別是對西方工業發達國家來說，嚴格地域性對其很不利。因為，一方面他們想把自己擁有的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及專利產品、商標商品、文藝作品輸送到國外，佔領國際市場。另一方面又惟恐這些智力成果到所在地國家無法受到法律保護，以至被無償使用，從而在國際市場上增加了自己的競爭對手。所以，他們希望在本國取得的這些權利，同樣也能夠得到有關外國的法律保護。這樣，就出現了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問題。當今世界是知識經濟時代，對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是十分重要的。除了各國通過國內法對涉外知識產權給予保護外，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還簽訂和制定了許多有關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公約。目前，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公約主要有：（一）、《保護工業產權的巴黎公約》（簡稱《巴黎公約》），《巴黎公約》並沒有給締約國提供一套統一適用的專利法和商標法，它僅僅為締約國規定了相互保護工業產權的幾項基本原則。這些基本原則是：1、國民待遇原則。締約國必須把它依法給予本國國民在工業產權方面的保護，也同樣給予其他締約國國民。2、優先權原則。成員國的國民就一項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和商標首先在某個成員國提出申請，自該項申請提出之日起在一定期限內（發明、實用新型為12個月，外觀設計和商標為6個月），以同一內容向其他成員國提出申請，應以第一次申請的日期為以後提出申請的日期，在優先許可權內，即使有任何第三者就相同的內容提出申請，專有權仍授予締約國的申請人。3、強制許可原則。每一個成員國有權採取立法措施，規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核准強制許可證，以防止專利權人可能對專利權的濫用，例如，專利權不實施或不充分實施專利。但強制許可只能在專利權人自提出專利申請之日起滿4年，或者自批准專利權之日滿3年（取其中較長者）未實施專利時才能採取此措施。4、獨立性原則。同一發明在不同國家所獲得的專利權彼此無關。（二）、《專利合作條約》。《專利合作條約》解決了專利權國際保護的基本原則。（三）、《商標國際注冊馬德里協定》（簡稱《馬德里協定》）它是對《巴黎公約》中關於商標國際保護的補充。（四）、《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條約》簡稱《伯爾尼條約》基本原則：1、雙國籍的國民待遇原則2、自動保護原則3、最低限度保護原則4、獨立保護原則。（五）、《世界版權公約》，主要原則有：1、雙國籍國民待遇原則2、有條件的自動保護原則3、獨立保護原則4、最低限度保護原則。（六）《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基本原則：1、國民待遇原則2、最惠國待遇原則3、權利用盡原則。

8. 高分求關於知識產權法的論文

論知識產權法定原則

內容摘要: 知識產權法定原則不僅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基本原則,而且是知識產權立法的方法性原則。該原則貫穿於知識產權立法的始終,貫穿於知識產權的所有制度與規范之中。它是一種對知識產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賦權的方法,體現了知識產權立法的顯著特點。將該原則確立為知識產權法的基本原則具有其正當性。該原則具有重要功能,對知識產權法定原則進行正確分析和定位,能夠為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提供有益的啟示。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應選取適當的立法模式,應不斷創設和確認知識產權的新權利類型,應符合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並符合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應符合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趨勢。

關鍵詞: 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正當性/制度創新

知識產權是私權,是民事權利的新型類型之一。知識產權的確認和產生有賴於知識產權的立法活動。在知識產權立法中,遵循著一項重要的方法性原則,即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該原則貫穿於知識產權立法的全過程和各個方面。作為私權的知識產權沒有同其他一般民事權利那樣實行意思自治原則,而是充分地實行著知識產權法定原則,這是知識產權立法的顯著特點。知識產權立法之所以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不僅具有充分的根據,而且具有其正當性。

一、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的內容（為了論述方便,本文中「知識產權法定原則」中的「法」以及「知識產權立法」屬於廣義上的使用,既包括知識產權保護的國內立法,也包括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條約、國際公約等）

綜觀知識產權的國內立法和國際立法,可以發現,知識產權立法的一個共同規律是始終貫穿著知識產權法定的原則。該原則已成為知識產權立法的特點之一,並通過知識產權規范及其制度得到深刻地體現。

（一）知識產權的內涵和類型法定

從一般意義上說,「知識是關於一切新的科學技術、文化藝術、信息、管理、美感、善德等等具體知識的一般抽象形式」[1]。對於知識產權的內涵和外延,理論界並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如鄭成思教授認為,知識產權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知識產權,可以包括一切人類智力創作的成果；狹義的知識產權包括工業產權和版權兩部分；詳見鄭成思:《知識產權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8-63頁。也有學者認為,知識產權是人們基於自己的智力勞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而依法享有的權利。詳見吳漢東主編:《知識產權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版,第1—4頁。）盡管如此,對知識產權的內涵和類型予以界定,這已是知識產權立法的共性所在。國內立法和國際立法都對知識產權的內涵和類型予以規定,以此表現一個國家對本國保護知識產權所持的態度以及所確定的不同保護范圍,或者用以表現參與締結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約、國際條約的不同國家對知識產權保護所持的共同態度或者確認的共同標准。由此形成了知識產權的內涵和類型法定,即一國國內或者國際上的知識產權內涵和類型都由知識產權立法予以直接規定,當事人不得自行約定知識產權的內涵,也不得自行創設知識產權的類型。

（二）知識產權關系的構成法定

知識產權關系由主體、客體和內容構成。知識產權立法,無論是採用國際公約、條約的形式,還是採用國內立法的法典法形式（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單行法形式（如我國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等）,對構成知識產權關系的三要素都會予以明確規定。具體來說:其一,知識產權的主體法定。知識產權立法一般都對享有知識產權的主體資格和條件予以明確規定,不是一切民事主體都可以成為知識產權的主體,一般說來（尤其是對知識產權的原始主體而言）,只有實施智力勞動並取得創造性智力成果的主體,才能成為享有知識產權的主體。其二,知識產權的客體法定。一定時期內存在於社會中的知識產品類型及其總量極其繁多,但並不是所有的知識產品都能被納入知識產權保護的客體范圍之內。為此,就需要知識產權立法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客體范圍予以選擇,劃定知識產權客體的范圍。其三,知識產權的內容法定。知識產權的內容包括精神權利和經濟權利兩方面。但具體說來,知識產權立法針對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分別規定了其各自不同的內容。

（三）知識產權的利用、使用、限制和轉讓等法定

首先,知識產權立法的價值在於推動知識或者智力成果的利用、使用,促進科學文化事業的繁榮,增進社會財富的增長。為此,其對促進和推動各種知識和智力成果的高效率利用和使用做出了周全的規定；其次,知識產權立法在賦予知識產權主體以知識產權的同時,也基於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等方面的考慮,而對知識產權給予不同方面的法定限制。如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許可使用、強制許可使用等限制；我國《專利法》規定的強制許可（包括防止專利權濫用的強制許可、為公共利益目的的強制許可、交叉強制許可）、不視為侵犯專利權行為的情形等限制。再次,為了實現國家對知識產權的干預和管理,維護經濟秩序的安全、有序和高效,知識產權立法對知識產權中的財產權利的轉讓條件、程序都予以規定。

（四）知識產權的保護制度法定

其一,知識產權的受保護條件和程序法定。並不是一切知識或者知識產品都能夠獲得知識產權立法的保護,知識產權立法對其所保護的知識或者知識產品的類型和范圍都規定了嚴格的條件和程序。知識產品只有符合法定保護條件並履行相應的程序時,才能獲得知識產權立法的保護。其二,知識產權受保護的地域范圍法定。知識產權的國內立法一般規定,在一國賦予的知識產權,只在該國領域內受該國知識產權法的保護,而對超出該國領域范圍的知識產品不予保護,並由此形成了知識產權保護的地域性原則。而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約、條約的規定,則是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地域性法定的例外。其三,知識產權的保護期限法定。知識產權立法對各種受保護的知識產品都規定了特定的保護期限。對於在法定保護期限內的知識產權給予保護,而對於超過法定保護期限的知識產權不給予保護。其四,知識產權的救濟制度法定。知識產權立法為了強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對保護知識產權制度做出了充分規定。如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的類型法定、侵犯知識產權責任的歸責原則法定、侵犯知識產權的責任類型法定、不同類型責任的構成要件和承擔方式法定、侵犯知識產權的賠償額法定,等等。

基於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貫穿於知識產權立法的始終,貫穿於知識產權的所有制度和規范之中。可以說,在民事權利體系中,沒有其他類型的民事權利像知識產權這樣能夠將權利法定原則體現得如此徹底,運用得如此充分。知識產權法定原則已成為知識產權立法的特色之一,並成為其重要的方法性原則。由此也使其確立為知識產權立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成為必要。

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的正當性

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既是知識產權制度本身的基本原則,又是知識產權立法的方法性原則。所謂方法性原則,即為了科學、完整地表述知識產權立法內容而採用的方法或者技巧的原則。方法性原則不僅涉及知識產權立法的內容本身,而且涉及知識產權的立法技術,是准確表述知識產權制度內容而採用的必不可少的立法方法,是一種對知識產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賦權的方法。知識產權立法之所以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是基於實現對知識產品保護的需要,具有其充分的根據和正當性。

（一）知識產品「天然」的特殊屬性決定了對其保護的前提條件是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

其一,知識產品具有無形性。知識產品是一種知識形態的精神產品,其存在不表現為一定的外在形體,不佔有一定的空間。由此決定了知識產品的「天然」非排他性。人們對知識產品的「佔有」,「不是一種實在而具體的控制」[2],即不是一種事實上的實際控制。一項知識產品「可以為若干主體同時佔有,被他們共同使用。知識產品一旦傳播,即可能為第三人通過非法途徑所『佔有』」[3]。法律對民事權利予以保護的條件之一是該權利客體應具有排他性。權利客體只有具有了排他性,才能確保權利人能夠有效地控制和支配該權利,實現自己的利益,並排除他人的不法侵犯。在知識產品不具有「天然」排他性的情況下,要實現對知識產品的法律保護,只能依靠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賦予知識產品以法律排他性,即依靠法律的強制性而使知識產品具有排他性。正是從此意義上說,「知識產權制度是一種賦予當事人對一部分知識財富有權排除他人利用的法律制度」[4]。

其二,知識產品具有源自其無形性的利益界限模糊性。知識產品的無形性,導致難以確定知識產品的利益界限,進而使知識產品的創造人無法實現其利益,無法依靠自身實現對知識產品的保護。知識產品的無形性決定了「它的保護范圍無法依其本身來確定,而要求相關法律給予特別的規定。在限定的保護范圍內,權利人對自己的知識產品可以行使各種專有權利」[5]。因此,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能夠明確界定知識產品的利益界限,即它「是由立法者人為界定的一個無形的利益邊界」[6],「是由法律強行為權利人劃出一道無形的邊界」[7],為知識產權的創造人實現其利益提供條件,並依此確定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范圍,防止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發生。

（二）知識產品的社會特殊屬性決定了對其進行保護的必要條件是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

知識產品具有源自於知識的外部性或者公共性。「知識的外部性就是私人所生產的知識成果,容易擴散或者溢出進入社會公共領域,成為社會所公有的知識的性質。知識的外部正效果能夠給知識的非產權所有者帶來巨大的潛在利益」[8],知識的外部性導致了知識產品的外部性。而知識產品具有的外部性,決定了「通過私人手段很難控制,即具有難以控制的特性」[9]。為此,只能依靠知識產權法定原則克服知識產品的外部性弊端,賦予知識產品以私人性,以法律形式賦予知識產品的創造人或者相關的特定主體享有對於知識產品的壟斷性權利或者享有基於知識產品而壟斷市場資源的權利,實現對知識產品的保護。

（三）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是賦予知識產品以財產屬性或商品屬性所必需的

一種標的要成為一種財產,一種利益或者權利要成為一種財產權,應具備有用性、稀缺性和可界定性三個條件。[10]而知識產品成為財產的三個條件都須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予以賦予。其一,知識產品的有用性須由法律加以確認。一般說來,知識產品對其創造人、對他人具有價值性和可使用性,但為了更加體現出他人對知識產品創造人的尊重,仍需由法律對知識產品的有用性加以強調；其二,知識產品的稀缺性須由法律規定。知識產品本來具有源自於其非消耗性的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識產品的非消耗性,即知識產品在使用過程中,不具有物質損耗性,不會因使用而被消耗,「被消耗掉的只是其載體」[11],知識產品「永遠不會因為不斷使用而減少,反而會越來越完善,越積累越多,是永恆資源」[12]。「知識產品一旦被生產出來後,也就不存在稀缺性了。」[13]因此,知識產品本身不具有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識產品這種非稀缺性的客觀存在導致了知識產品的創造人本人無法實現對知識產品的充分利用和自我保護。為此,只能依靠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賦予知識產品具有「依賴於人工的、自我創造的稀缺」[14]性,以實現對知識產品的保護。其三,知識產品的可界定性須由法律規定。「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作用首先在於使知識產品具有可界定性,成為人們可以擁有、願意擁有的財產。」[15]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賦予知識產品成為財產的必備條件,進而使知識產權具備了成為財產權的必備條件。

三、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的功能

確立知識產權法定成為知識產權立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具有重要的功能。

（一）有利於實現國家保護知識產權的目的和戰略

國家保護知識產權的目的,是為了充分鼓勵人們進行知識產品的生產和創新,增長社會財富,促進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同時,我國應從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充分認識知識產權保護的戰略意義,對此,我國已於2005年6月正式啟動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制定工作。基於此,應通過貫徹知識產權法定原則,將一切有利於實現上述目的和戰略的政策和措施,上升為法律制度而獲得普遍遵守的效力,並以此推動保護知識產權的目的和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實現。

（二）更加強化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的特殊重要作用

知識產品的特點決定了知識產品的創造人自己難於依靠自身的力量和能力實現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而只能依賴於國家的保護,即知識產權的保護對國家有著極強的依賴性。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表明,知識產權制度的內容取決於國家的意志和政策,知識產權制度中蘊含著國家保護知識產權的價值取向和政策傾斜。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制度創新中居於核心地位。國家有效的扶持、鼓勵措施有利於提高我國知識產權的自主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國家的強制力能夠為之提供堅強的後盾。因此,應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更加充分發揮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制度創新中的重要作用,從而發揮知識產權制度的最大效益。

（三）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有利於提高知識產權的效率,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

「知識是資源、是資本、是財富。」[16]知識產品同時又是知識商品,「知識產權是指知識商品的產權」[17]。「知識經濟的精髓在於把知識變成財富。」[18]知識產權作為商品,只有轉化為產業,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作用,「因為知識的價值和知識的經濟效益都反應在知識產業上」[19]。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能夠賦予知識產權的權利人對知識產品享有排他性的使用、生產和經營的壟斷權,為知識產權的權利人提供周全的保護,從而增強了知識產權的權利人充分利用、使用知識產品的積極性,有利於提高知識產權的商品轉化率,進而有利於提高知識產權的利用效率,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

（四）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有利於平衡知識產權保護中的利益關系

知識產權法的核心在於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對知識產品所享有的壟斷權。但是,若對知識產權實行絕對化的保護,就可能會影響或者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為此,就應尋求知識產權保護過程中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點。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能夠恰當劃清知識產權的權利人享有權利的合理界限,劃清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范圍界限和時間界限。即在法定范圍和期限內賦予知識產權人專有的、排他性權利,為權利人實現其個人利益提供充分的保護,而在法定范圍和期限之外,知識產權人不再享有專有性權利,可由國家和社會公眾對知識產品共享權利,並藉此兼顧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

（五）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有利於解決或緩解知識產權保護中的矛盾

知識產權保護的實踐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比如知識產權的壟斷使用與公共利用之間的矛盾、知識產權的保護與限制之間的矛盾、知識產品信息的公開和保密之間的矛盾、知識產品的社會性與專有性之間的矛盾,等等。這些矛盾的解決和協調,有賴於知識產權法定原則。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為不同法律主體配置均衡性的權利、義務、責任關系,設計出能夠消除或者緩解各種矛盾的知識產權制度。

四、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與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

知識經濟是一場巨變的社會革命。它不僅要求不斷地進行知識創新,因為「創新是知識價值的核心,創新越是高,知識價值也越高」[20],而且要求進行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因為「知識產權制度是知識經濟的主要支柱,沒有知識產權制度就不可能有知識經濟的社會」[21]。知識經濟時代對知識產權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使得知識產權制度面臨著越來越多、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只有不斷地進行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實現其與知識經濟發展的與時俱進,才能使之適應知識經濟發展的要求,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知識產權制度的作用。通過對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的分析和論證,能為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創新提供有益的啟示:

（一）應選取適當的立法模式貫徹知識產權法定原則

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是依靠不同的立法模式得以貫徹和實現的。該原則並不片面強調只採用某一單一立法模式確立知識產權制度。為了更好地貫徹該原則,我國應根據知識產權立法的內容和知識產權制度設計的需要,選擇適宜的知識產權立法模式。知識產權立法的內容非常豐富,涉及范圍廣泛,其中既有實體性內容,又有程序性內容；既有私法性內容,又有公法性內容；既有國內法內容,又有國際法內容。為了准確表達知識產權立法的內容,設計出科學的知識產權制度,知識產權立法應採取適宜的立法模式貫徹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我國民法通則設立了專節對知識產權做了列舉式、概括式規定,並根據不同知識產權的類型分別制定了若干知識產權單行法,對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制度內容予以規定。此外,我國已加入了若干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約、國際條約,進一步擴展和充實了知識產權制度的內容。如何處理和鏈接民法通則、單行法、國際公約和條約等關於知識產權制度的不同立法模式之間關系,頗值研究。我國目前正在進行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在民法典草案中是否應規定知識產權制度？如何設計其內容？學者們正在討論和定位。若在民法典中規定知識產權制度,民法典與單行法、國際公約和國際條約的關系如何協調,也需對其科學性、可行性等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

（二）應不斷創設和確認知識產權的新權利類型

知識產權以知識產品為客體,知識產權是法律對知識產品確認和確權的結果。對新型知識產品的確認,就意味著知識產權新權利類型的增加和更新。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知識經濟的深刻變革,知識產品的新類型必將不斷產生和涌現。為了更好調動知識產品創造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為了更好地發揮知識產品在知識經濟中的作用,我國知識產權立法應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及時調整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確認和增加知識產權的新權利類型,如商品化權、基因與轉基因專利權、創意權等。[22]即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既要遵循法定的內容,又不宜將該原則僵化,更不能過分強調「知識產權法定」而封閉知識產權的權利類型和權利體系。

（三）知識產權制度應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並符合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

知識經濟時代具有知識經濟化的特點。我國知識產權制度不僅應符合傳統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而且更應適應知識經濟的要求。首先,應在知識產權立法中強化知識財富和知識財產權的精神和理念,提升知識財富和知識財產權在財產權體系中的地位。其次,應全面規定和充實知識財產權制度。我國現行立法規定的知識財產權的內容較薄弱,為此,應予以強化。再次,應確立以知識產權的利用為核心的制度體系,強化和提高知識產權的利用效率,實現知識產權立法的重心由注重知識產權的靜態保護轉向注重知識產權的動態利用保護的轉變。知識產權是一種重要的財產權。財產法的發展歷史啟示我們,財產法的發展也經歷了一個從注重財產的靜態所有到注重財產動態利用的轉變。在現代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權制度也應更加註重和提高知識產品的利用效率。

與傳統的民事權利相比,知識產權屬於新的民事權利類型,它具有不同於傳統物權、債權、繼承權、人身權的特徵。「相對於以保護物質（能量）的歸屬和流轉為主幹的傳統民事權利原則理念、規范體系而言,知識產權有著太多的特殊性。」[23]傳統民法設計的保護物權、債權、繼承權、人身權的制度和規則,不能完全適用於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因此,我國應創造和構築符合知識產權特徵和保護規律的特殊規則。首先,應更加全面地規定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定內容,及時克服知識產權立法中的欠缺和不足。其次,應恰當地確認知識產權的保護期限。針對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分別規定長短不同的保護期限。也就是說,應結合具體情況,使所確定的知識產權的保護期限既不能過短,也不易過長,而是長短適中。再次,應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民事責任制度,如應完善知識產權的法定賠償制度,使之更加公平、合理,更具有可操作性。最後,應探求知識經濟中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推廣知識產權保護的成功經驗。知識產權立法應及時吸收通過總結知識經濟中知識產權保護的實踐而歸納的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將凝聚著知識產權保護實踐經驗和成果的內容及時、全面地規定於立法中而加以推廣。

（四）知識產權制度應符合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趨勢

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完善和創新,不僅應符合國際公約和國際條約的原則和國際慣例,而且應吸收其他國家知識產權立法中的成功經驗,尋求不同國家知識產權立法中的共同規律和共同規則,盡可能消除由於不同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差別性而給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造成的障礙,實現與其他國家的相互合作、相互配合,進而實現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化和一體化。

注釋:

[1]夏先良.知識論[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0.p7.

[2]吳漢東.知識產權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p13

[3]吳漢東.知識產權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p13.

[4]鄭勝利.知識產權法定主義[A].北大知識產權評論: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p58.

[5]吳漢東,胡開忠.無形財產權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p165.

[6]梅夏英.財產權構造的基礎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p100.

[7]梅夏英.財產權構造的基礎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p187.

[8]夏先良.知識論[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0.p36.

[9]馮曉青.知識產權法哲學[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p188.

[10]龍文懋.知識產權法哲學初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47-55.

[11]齊建國,等.知識經濟與管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p77.

[12]齊建國,等.知識經濟與管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p77.

[13]馮曉青.知識產權法哲學[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p210

[14]馮曉青.知識產權法哲學[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p211.

[15]龍文懋.知識產權法哲學初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17.

[16]秦言.知識經濟時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p3.

[17]齊建國,等.知識經濟與管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p97.

[18]齊建國,等.知識經濟與管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p243.

[19]秦言.知識經濟時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p273.

[20]秦言.知識經濟時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p6.

[21]鄭勝利.知識產權法定主義[A].北大知識產權評論: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p66.

[22]易繼明.知識產權的觀念:類型化及法律運用[J].法學研究,2005,（3）.

[23]鄭成思.知識產權——應用法學與基本理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P90-9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