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知識產權體制發展狀況

㈠ 知識產權保護在國際上的發展趨勢表現是什麼

一是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傳統的知識產權制度面臨挑戰，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在不斷擴大。二是某些發達國家近年來極力推行，專利全球統一化腳步加快；三是知識產權已納入貿易戰，成為貿易戰的制勝點。四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紛紛制定其面向新時代的知識產權戰略，推動知識產權戰略全球化。
總的來說就是范圍擴大化，保護統一化。
再說一句啊 這個和戀愛有什麼關系

㈡ 知識產權未來發展前景

知識產權背負著技術和法律雙重屬性，根本上運用於商業。在新技術和新商業模式革命性爆炸式發展的環境下，給知識產權、相關法律及其產業的發展不斷帶來挑戰注入活力，熱點問題和新的發展不斷涌現。

典型的，NPE以及專利海盜問題，它對業界提出的主要疑問有，現有的專利制度是否適於軟體等技術的保護？ 現有制度是否還能保護技術進步？是不是對專利的保護力度過大了？是否需要制度的變革來解決問題？標准必要專利問題也對制度和產業的發展提出了相關的疑問，而且顯得更明確，在科技越來越呈現復雜性和開放性的發展趨勢下，以後的路該如何走？這可以歸結為對制度的挑戰。上述兩個問題還在另外一個方面提出了挑戰：知識產權運營模式的創新。

就制度挑戰這一方面，短期內，比如未來十幾年二十年，可能還不會有根本性的變革，之後就很難說了。短期內，這幾個趨勢應當是較為明確的：發達國家目前對知識產權保護過度，保護力度應向總體寬松來調整，對知識產權質量方面的授權標准會有提高，而不發達國家則相反；各國制度會向更統一更接軌的方向發展；制度會更復雜。相應，更國際化、專業性更強，是對從業人員的大方向上的要求。

知識產權運營模式的創新會對知識產權產業更有塑造力，更考驗我們的智慧和知識結構。近年來的商業模式創新，除技術支撐和驅動之外，還呈現跨界發展的明確趨勢。知識產權產業的發展在這方面會有過之而無不及，其需要的不是簡單的跨界，而是深度專家級的跨界和相應知識經驗的融合。也就是說，如果還是作專利代理人撰寫申請文件、答復審查意見，可能不會有太豐富的變化，但如果是與企業商業運作深度結合，就需要有跨知識產權、某行業、金融、貿易等領域，且在多個領域有深度認識和經驗的專家，無論是做知識產權咨詢還是經理人，或是新出現的某個知識產權產業中的職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因素。中國知識產權制度和產業的發展絕不是簡單的與西方主導的制度去接軌。在這方面，中國與西方國家會有復雜的搏奕、交換、作用與反作用，這是由中國獨特的體制、文化以及巨大的體量、漸強的實力來支撐的，中國會與世界更接軌，但會有自己特色的體制和運行方式，會產生可能今天我們難以想像的結果，世界也會受我們這方面的影響。所以，從業者具有中國經驗絕對是一個巨大優勢。

㈢ 原有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體制的構成及其存在的問題

摘要:在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領域,已經形成一種有效防止在保護領域和保護程度上的倒退棘齒機制。它形成的基礎是多邊和雙邊條約中的「最低保護標准」條款,其運作有賴於國際知識產權保護談判場所在W IPO 和W TO 之間的遷徙。在棘齒機制下產生的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新規則對發展中國家是不利的,發展中國家應該加強合作,充分利用現有體制的靈活性,並努力擴大知識公域,以在技術上盡快趕超發達國家。
關鍵詞:知識產權; 最低保護標准; TR IPS
一、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棘齒機制的形成
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機制發端於1883年簽訂的《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和1886年簽訂的《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在此之前,知識產權的保護並無任何國際標准,地域性是其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巴黎公約和伯爾尼公約為形成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奠定了基礎,其核心內容是規定各國在制定本國知識產權法時應遵守的最低標准,為外國國民提供了取得權利並獲得保護的主體資格,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一國一地的疆界為限的法律保護,提高了保護水平。
1970年,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 IPO )正式成立。W IPO 所管理的國際條約, 構成知識產權多邊國際保護的主要內容。但W IPO在執法能力上的缺陷使發達國家不滿,由知識產權保護引起的貿易沖突也時有發生。於是,發達國家希望藉助於GATT的爭端解決機制對知識產權實行更加有效的保護。烏拉圭回合的談判便成功地以國際條約的形式第一次對知識產權執法和有關知識產權獲得、維持的程序、爭端的防止與解決作了具體的新規定。這就是《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 TR IPS) 。
TR IPS本身便是一個全球性的提高知識產權保護的協議,它為所有成員國規定了知識產權保護的最低標准, 也提供了一個強制性的爭端解決機制,極大地保護了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利益。至此,雙邊條約和多邊條約層層疊疊, 在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領域的防止倒轉的棘齒機制已經形成: 首先,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棘齒機制形成的基礎是雙邊和多邊知識產權條約中的最低保護標准條款。以TR IPS 協議為例,其第1條第1款規定:「成員均應使本協議的規定生效。成員可以、但並無義務在其域內法中實施比本協議的要求更為廣泛的保護,只要其不違反本協議。」這可以被認為是「最低標准」的典型表述。事實上,從巴黎公約開始,每一個雙邊或多邊的知識產權保護條約都包含了一個類似的條款。
因而,條約的締約方可以在不背離條約的前提下提供更廣泛和更優惠的保護,而隨後制定的條約自然會確立更高的保護標准。
其次,現代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棘齒機制的運作依賴於談判場所的遷徙。回顧近年來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發展,可以看到,發達國家推動知識產權保護的談判場所在W TO 與W IPO之間遷徙。TR IPS 之後, 它們的目標是在全世界都實現最高標準的知識產權保護,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日大力倡導的「全球專利制度」。W IPO 於2000年6月簽訂了《專利法條約》( PLT) 。2001年5月, 對《實體專利法條約( SPLT) 草案》進行了第一次討論。2001年8月, W IPO 總幹事宣布了命名為「W IPO 專利議程」的提案。此後, W IPO 專利法常設委員會多次探討修訂SPLT。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論壇重返W IPO,W IPO 正在抓緊創建一個國際專利的法律框架,進一步提高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水平。發達國家首先利用W IPO和W TO 二者的不同優勢, 把談判場所確立在障礙較小、容易取得成功的論壇。在談判取得成功後, 可以依據TR IPS協議第71條的規定,使W TO 成員接受在多邊協定中達成的共識和標准。[1]
二、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棘齒機制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棘齒機制的作用日趨明顯。以專利領域為例,W IPO不僅開始著手PCT改革,而且通過了PLT 以協調、統一專利申請以及國家和地區專利的形式程序;並反復討論修訂SPLT草案,力圖統一各國專利授權和效力問題的一些法律原則,如對現有技術、新穎性、創造性(非顯而易見性)和工業實用性的定義,充分公開的特性以及權利要求的結構和解釋等等,其目標是最終設立一部統一的國際專利法。可見,在專利法領域國際保護的棘齒已經從形式標准推向實質標准,保護范圍越來越廣,程度越來越高,各國在涉及專利方面的利益將進行一次大調整或重新分配。
然而,棘齒作用使保護標准一再提高, 在棘齒機制下產生的新規則對發展中國家是非常不利的。一般來講,專利保護程度越高,由技術創新帶來的系統利益就越大, 由技術使用(擴散)帶來的系統利益就越小, 反之亦然。因而專利保護的程度並非都是越高越好,而是根據每個國家的情況存在一個最佳保護程度或最佳點,在這一點上其系統利益達到最大。這個最佳點的確定取決於該系統具體的技術創新和技術使用的對比情況。
積極提倡建立全球專利制度的美、日和歐盟, 其經濟技術發展水平較高,用於高新技術研究開發的投資多, 專利保護的需求強烈,因而其最佳保護程度較高。比較之下, 發展中國家最佳保護程度較低。二者的利益沖突是明顯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依據本國傳統、宗教、倫理或考慮公眾利益,對特殊客體如動植物品種及人體基因不給予專利保護;而美國主張,太陽底下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被申請專利的。美國推行的世界農業體制,實際上使農民成為承租人, 為受專利保護的種子、植物品種、化肥和殺蟲劑支付大量費用。TR IPS 協議生效後,成員方使用反向工程和其他模仿創新產品的方法受到了限制,這給發展中國家在技術上趕超發達國家設置了障礙。可以預見,如果全球專利法得以簽署, 發展中國家就會受制於比W TO更嚴厲的但是對美、日、歐專利人有利的規則。
三、發展中國家的對策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發達國家在工業化早期, 沒有受專利保護的影響,它們通過復制模仿等方式, 逐步建立起了強大的科技競爭力。現在, 它們試圖以本國標准代替國際標准,呼籲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專利制度, 這對發展中國家明顯不公。棘齒機制的進一步推進,就會卡住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喉嚨。因此,發展中國家應該:
第一,認真分析、充分利用現有體制所允許的靈活性,爭取彈性空間。知識產權保護的棘齒已經不允許發生任何在保護程度、保護范圍上的任何倒退。但目前體制仍給予了成員方較大的靈活空間, 例如, TR IPS 被公認為是一個覆蓋面廣、高標准、嚴要求的協議, 盡管如此,它仍允許對包括基因序列、轉基因植物品種、植物新品種、計算機軟體和商業方法等採用不同於專利的弱保護; TR IPS 協議第13條、第17條、第26條和第30條所列舉的關於版權、專利、商標、工業品外觀設計的限制或例外的規定,第8條和第27條關於「強制許可」的規定都是重要的彈性條款,賦予了成員國控制知識產權濫用的權利, 是維持私權與國內公共利益平衡的重要手段。
第二,積極倡導、努力擴大「知識公域」。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承認知識產權是一種私權,主要是智力產品的財產權。然而,思想這塊領域,用經濟學家的話說,並不像有形物領域那樣存在對抗。「它的特別之處. 在於沒有人因為其他人擁有而擁有的更少。」[2]一方面,現有體制承認知識產權是一種有限的壟斷,我們應給予產權人足夠的控制, 以激發他們進行創造;另一方面,他們所創造的東西最終會落入公有領域。所以,我們更應該允許和鼓勵直接投入公有領域的知識產品。開放源碼,或自由軟體, 就是在公有領域中安家的代碼。隨開放源碼軟體一起傳播的公眾許可合同( public license) ,使任何其他人都可以取用其資源, 不需任何人的許可,比如L inux 這樣的開放系統和在L inux 之上的創新; 此外,還有以「創意共享」方式宣告著作權的作品。[3]國家應該展現知識公域的價值, 使科技工作者也意識到:「只有我們———大學里的人———抵制誘惑,拒絕從專利那裡收取大筆使用費, .才可以抵制封閉。」[4]擴大的知識公域將擴大由技術擴散帶來的系統利益。
第三,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加強合作,締結框架性條約,在重要問題上表明發展中國家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努力消除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參與者從中獲得利益的不均衡。發展中國家應當根據本國的條件積極主動地參與和控制專利法協調的國際議程,尤其對於不合理的條款應當堅決拒絕。巴西、阿根廷等國家提出的「W IPO發展計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2003年9月進行的全球貿易會談宣告失敗,也證明發展中國家說「不」是可行的。

㈣ 知識產權制度是否會讓一個社會或者國家越來越好

會的。
在現代社會，智力資源打破了國界的制約，在全球范圍內流動，促進了全球經濟發展。知識產權這種無形財產，已經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源，知識產權競爭在企業與企業、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在工業社會，尤其是後工業社會，知識產權這種新型的財產形態，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以創新驅動發展，知識產權制度是一個重要的制度保障。

無論是傳統工業國家還是新興發達國家，都把知識產權作為促進發展的政策支撐和戰略路徑。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通過創造知識產權制度促進了科技創新的熱情並推動了經濟的振興，而當代美國的發展更是依賴以信息、影視和飛機製造為主要代表的知識密集型產業。

知識產權保護固然重要，但也要注重知識產權社會效能的發揮。改革開放以來，從立法到執法，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建設從國外借鑒了很多經驗，形成了較為健全的體系，一些具體細節還在修改完善。但同時要注意，在修改過程中，不能被一些利益集團，尤其是希望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程度片面地越高越好的國外權利人所左右。否則，就容易導致普通百姓無力享受科技進步、智力創作所帶來的成果等問題。「因此，知識產權的保護，要在權利人的利益和社會公眾的利益之間尋求一個合理的平衡點。」

㈤ 知識產權在當今社會發展的地位

1、推動知識、技術在國家間的傳播和利用，有效配置科技創新資源，加強國際文化交流。

知識產權制度在對創新成果的產權安排上，既考慮了給予權利人一定期限的獨占權，又考慮了社會資源的合理利用，在權利人和社會公眾之間取得一種平衡。利用知識產權信息資源，可以從宏觀、微觀兩個層面上配置創新資源。在微觀層面上，知識產權制度對科技創新資源的配置貫穿科技創新的整個過程。

在宏觀層面，利用知識產權信息資源，可以掌握世界科技發展的現狀，預測科技發展的方向，為國家制定科技發展路線、實施知識產權戰略以及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等宏觀決策提供依據和參考，實現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強大的知識源泉。

2、推動世界經濟的發展。對利益的追求始終是人類社會經濟的直接動力，知識產權制度就是一種推動科技創新的利益激勵機制。只有獲得知識產權的創新成果，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佔有，才能擁有一方市場，取得市場競爭優勢。 知識產權制度的市場價值取向使創新成果的權利人和發明人的利益與創新成果市場價值的實現緊緊連在一起。

創新成果越是符合市場要求，對社會的貢獻越大，權利人和發明人所獲得的經濟利益就越大，從而把創新活動與市場需求緊密聯系在一起，形成了良性循環，促進了科技創新與經濟共同發展。

3、平衡國家間利益的國際協調作用。國際知識產權是一種特殊的國際關系，既是國際經濟關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又與國際政治關系有著密切的聯系。它是在不同國家基於共同利益的相互交往中形成的不同知識產權制度之間的沖突與協調關系。

知識產權制度作為調整知識產權這種私權關系的法律制度，是適應於一個國家的經濟、科技與文化發展水平而產生與發展的。知識產權制度的國際協調，正是在這種共同需要的推動下產生並逐步發展起來的。

4、更加有效的維護本國的權益。在和平時期，運用國際法維護本國利益最有效的方法是積極參與國際法的立法工作。通過參與國際法規則的制定，使其盡可能多的符合本國的利益和政策。如果等到別人把規則制定完畢，再想改變它們就非常困難了。在這一方面，發達國家體現的尤為明顯。

(5)全球知識產權體制發展狀況擴展閱讀

知識產權是關於人類在社會實踐中創造的智力勞動成果的專有權利。隨著科技的發展，為了更好保護產權人的利益，知識產權制度應運而生並不斷完善。如今侵犯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等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越來越多。

17世紀上半葉產生了近代專利制度；一百年後產生了「專利說明書」制度；又過了一百多年後，從法院在處理侵權糾紛時的需要開始，才產生了「權利要求書」制度。在二十一世紀，知識產權與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到處充滿了知識產權，在商業競爭上我們可以看出它的重要作用。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阿爾及利亞在1999年的提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2000年召開的第三十五屆成員大會上通過決議，決定從2001年起，將每年的4月26日定為「世界知識產權日」。4月26日是《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生效的日期。

設立世界知識產權日旨在全世界范圍內樹立尊重知識，崇尚科學和保護知識產權的意識，營造鼓勵知識創新和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環境。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知識產權

㈥ 知識產權戰略的現狀分析

世界經濟的每一次繁榮和新產業的興起，發達國家經濟的強盛，都與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推動下的技術創新分不開。全世界已有170多個國家實行了知識產權制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加強和完善是國際潮流，這是因為知識經濟和全球化時代，市場競爭是知識產權的競爭。
(一)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現狀亟須改觀
如果以《商標法》的實施視為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開始，那麼中國知識產權制度實施至今已經有20年的歷史。在《商標法》實施之後的10年內，全面完成了知識產權制度的建設，《專利法》、《著作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相繼出台，在第二個10年內，對部分主要法律進行了修改和完善。然而，就在中國帶著一套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加入WTO行列之後，才真正認識到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之旅是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 世界500強的跨國公司中，已進入中國的大約有400家。在過去的10多年裡，跨國公司向中國申請的專利多數是現在迅猛發展的一些產業的核心技術，其戰略布局相當超前。他們既注重擴大權利要求，又注重擠壓我國的創新空間，以建立和鞏固其知識產權的優勢地位。現在，他們還開始聯合起來、共同提出訴求，動輒由政府出面交涉。
目前，我國知識產權仍處在初步發展階段，與我國現階段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一宏偉目標的需求，特別是與我國加入WTO後所面臨的十分嚴峻的挑戰不相適應。我國在知識產權競爭能力上，特別是在參與國際競爭的自主知識產權的數量和質量上，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巨大。從專利來看，美、日等發達國家在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信息技術、新材料等關鍵技術領域占據絕對優勢，大約佔全球這些領域專利總量的90%。從商標來看，我國企業的商標注冊量極少。如2OO1年全國有各類企業300多萬家，平均近3家企業才擁有一個注冊商標。而像美國雷諾士、日本東芝等公司，一家就擁有商標上萬個。 按照歷史學派代表人物李斯特的歸納，後發先至的國家，對於所在時代先進生產力及其產品，往往在第一階段從外吸納；第二階段，合理制定保護性規則，側重形成自主先進生產力；第三階段，待生產力領先後，再回到自由貿易，利用比較優勢獲利。
姜奇平認為，我國知識產權當前存在相當大的問題：之一，我國現行知識產權政策，不符合後發先至型大國崛起的歷史規律；之二，我國現行知識產權政策，不能充分保護企業利益；之三，我國現行知識產權政策，不符合信息強國取向。成熟的知識產權戰略，一定是一種可以趨利避害的中性博弈工具，我國目前尚缺乏一個整體的知識產權戰略系統。

㈦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發展歷史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根源可追溯到1883年(癸未年)。
1883年，《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誕生了。這是第一部旨在使一國國民的智力創造能在他國得到保護的重要國際條約。這些智力創造的表現形式是工業產權，即：發明（專利）商標工業品外觀設計。
《巴黎公約》於1884年生效，當時有14個成員國，成立了國際局來執行行政管理任務，諸如舉辦成員國會議等。
1886年，隨著《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的締結，版權走上了國際舞台。該公約的宗旨是使其成員國國民的權利能在國際上得到保護，以對其創作作品的使用進行控制並收取報酬。這些創作作品的形式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歌、戲劇； 歌曲、歌劇、音樂作品、奏鳴曲；和繪畫、油畫、雕塑、建築作品。 同《巴黎公約》一樣，《伯爾尼公約》也成立了國際局來執行行政管理任務。
1893年，這兩個小的國際局合並，成立了被稱之為保護知識產權聯合國際局（常用其法文縮略語BIRPI）的國際組織。這一規模很小的組織設在瑞士伯爾尼，當時只有7名工作人員，即是今天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這個有著184個成員國和來自全世界95個國家的約938名工作人員並擔負著范圍不斷擴大的使命與任務的充滿活力的實體──的前身。隨著知識產權變得日益重要，這一組織的結構和形式也發生了變化。
1960年，BIRPI從伯爾尼搬到日內瓦，以便與聯合國及該城市中的其他國際組織更加鄰近。
1967年7月14日，「國際保護工業產權聯盟」（巴黎聯盟）和「國際保護文學藝術作品聯盟」（伯爾尼聯盟）的51個成員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共同建立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以便進一步促進全世界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加強各國和各知識產權組織間的合作。
1970年後，《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生效；經歷了機構和行政改革並成立了對成員國負責的秘書處之後，保護知識產權聯合國際局變成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1974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成為聯合國組織系統的一個專門機構，肩負著管理知識產權事務的任務，這一任務得到了聯合國會員國的承認。
1978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秘書處搬入總部大樓。
1996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同世界貿易組織（WTO）簽訂了合作協定，從而擴大了其在全球化貿易管理中的作用，並進一步證明了知識產權的重要性。
2009年7月23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部啟動「發展與創新研究之資料取得」（Access to Research for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外語縮寫：ARDI）計劃，免費提供低度開發國家政府知識產權部門、大學和研究機構線上使用特定的科學、技術期刊，開發中國家則可用低廉的價格使用這些期刊。

㈧ 知識產權有什麼發展歷史嗎

知識產權制度在世界上有著悠久的歷史。尤其是各類知識產權中的專利、商標和版權的立法時間最早。其歷史發展大體上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1.萌芽階段(13世紀至14世紀)
這一階段出現了由封建王室賜予工匠或商人的類似於專利的壟斷特權，它為後來知識產權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2.初創和普遍建立階段(15世紀至19世紀末)
在這個階段，世界上第一部專利法、版權法和商標法相繼誕生，如威尼斯共和國的《專利法》(1474年)、英國的《壟斷法》(1623年)、英國的《版權法》(1710年)、法國的《商標法》(1857年)等。19世紀末絕大多數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知識產權制度(主要指專利制度、商標制度、版權制度) 。
3.進一步發展階段(19世紀末至20世紀末)
知識產權制度在這一階段的進一步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縱向發展：即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在原有基礎上通過不斷修訂變得更加完善、科學， 尤其是隨著國際知識產權制度(如1883年的《巴黎公約》和1886年的《伯爾尼公約》)的建立，各國知識產權制度呈現從「各自為政」、「 各行其是」到逐步國際化、現代化的特點。在此背景下，各國又簽訂了數量更多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其數量達數十個之多)，使得知識產權保護對象逐步增多，知識產權的種類也有所增加。至1970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成立時，各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已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橫向發展：即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在資本主義國家外的更多國家得到實行。20世紀後期，社會主義國家開始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也都制定了自己的專利法、商標法、版權法等。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廣大已經取得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為了發展民族經濟也都實行了專利等知識產權制度。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也開始制定知識產權立法，加入了世界知識產權制度國家的行列。當然，在許多方面社會主義國家及發展中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如前蘇聯和大多數東歐國家實行發明人證書制度和專利制度混合的發明保護制度(即所謂的「雙軌制」)，規定取得發明人證書後，發明權歸國家所有，發明人只取得一定獎勵，不能拒絕國家批準的其他人使用該發明。又如部分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實行「 輸入專利」(Patent of Impor tation)和「確認專利」(Patent of Confirmation)等制度，由於這類專利是在外國(原宗主國)有效專利的基礎上授予的，本國專利局一經登記即可確認並獲得。這種專利制度帶有很大的依賴性，實際上並沒有建立本國完全獨立的專利制度。

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與發展
知識產權制度發源於歐洲，專利法最先問世，英國1623年的《壟斷法規》（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是近代專利保護制度的起點。繼英國之後，美國於1790年、法國於1791 年、荷蘭於1817年、德國於1877年、日本於1885年先後頒布了本國的專利法。雖然1618年的英國首先處理了商標侵權糾紛，但最早的商標成文法應當被認為是法國1809年的《備案商標保護法令》。1875年法國又頒布了確立全面注冊商標護制度的商標權法。以後，英國於1862年、美國於1870年、德國於1874年先後頒布了注冊商標法。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版權法當推英國於1710年頒布的《保護已印刷成冊之圖書法》，被稱為《安娜女王法》。法國在18世紀末頒布了《表演權法》和《作者權法》，使與出版印刷更為密切相聯的的專有權逐步成為對作者專有權的保護。以後的大陸法系國家，也都沿用法國作者權法的概念和思路。日本在 1875年和1887年先後頒布了兩個《版權條例》，於1898年頒布過《版權法》。1899年日本參加了《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當年在過去版權立法的基礎上頒布了《著作權法》。反不正當競爭的概念來源於 19世紀50年代的法國，而世界上第一部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說為1890年美國的《謝爾曼法》，一說為1896年德國制定的《不正當競爭防止法》。但美國是最早產生現代意義上競爭法的國家，其立法包括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兩個方面，除大量判例外，還有《謝爾曼法》、《聯邦貿易委員會法》、《克萊頓法》和《魯賓遜-帕特曼法》。英國現代競爭立法相對較晚，但以案例法著稱的英國反不正當競爭的規范可以追溯到15世紀，較全面地反不正當競爭法則完成20世紀的中葉，較有代表性的法律有《限制性貿易管理法》、《轉售價格法》、《公平交易法》等。1905年德國對《不正當競爭防止法》重新進行了制定，並多次進行了修改。 1957年又頒布了《反對限制競爭法》，使德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體系更加完善，為德國的經濟高速發展起到重要作用。日本步德國的後塵，又在二戰後受美國的影響，其反不正當競爭立法主要有1933年的《反不正當競爭防止法》，該法以後經過多次修改，1993年曾作了較全面的修改。在此法中具體界定了12種不正當競爭行為，加強了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除法力度，除高額罰款外，還有刑事制裁。
知識產權國際公約、條約的制定對各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起到重要推動作用，同時這些國際公約本身就又是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使知識產權制度逐步在世界范圍設立和擴展開來。幾部主要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訂立及其不斷修改、發展史代表了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和歷史。當今世界，對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重視程度幾乎已經超過了對知識產權內國法的重視，如果內國法不適合國際公約對知識產權的最低保護標准，還要不斷修改內國法。幾個主要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幾乎把全球的國家和特殊經濟區動員起來，知識產權法律制度越來越趨於國際化了。因此，把握知識產權國際公約就如同掌握了知識產權制度的標准和發展的趨向。研究知識產權制度不能不將幾個主要的相關國際公約作為研究的重要課題。真正界定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並稱得上完整意義上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的，當屬《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它們覆蓋了工業產權和版權等廣范的知識產權范圍。除此之外，一個世紀以來，在工業產權領域共有15 個國際公約，主要有《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商標國際注冊馬德里協定》、《專利合作條約》等。在版權領域共有10個公約，主要有《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世界版權公約》、《保護表演者、錄音製品著作者與廣播組織公約》等。此外還有《科學發現的國際登記條約》、《保護奧林匹克會徽條約》和《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在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領域，還有一些地區性公約起著獨特的作用，如《專利申請形式要求歐洲公約》、《歐洲專利權授予公約》等。在美國等世界發達國家的推動下，知識產權國際公約不斷發展變化，保護范圍越來越廣，保護水平越來越高，保護標准及違反公約的爭端處理機制越來越具體、有效。我國正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過程中，《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成為對我國知識產權立法和執法最有影響力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和執法機制以及知識產權事業正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發展壯大起來的，是在逐步承諾履行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過程中成熟和完善起來的。甚至回溯到晚清時期的知識產權制度，也不無國際商貿和保護「夷人權利」的烙印。
關於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產生和發展有幾種說法，突出代表是「二十年說」和「百年左右說」兩種。「二十年說」主要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專利法、商標法等知識產權法律的制定和我國政府奉行保護知識產權的政策，建立行政和司法保護兩種機制的事實出發，認為現代的知識產權制度產生於二十年間， 「二十年前，中國在知識產權制度方面，幾乎是一片空白」。 「百年左右說」主要從鴉片戰爭以來我國陸續出現近代工業，並與他國有了較多的接觸，於1882年清光緒皇帝批准我國第一件「專利」和第一套專利「法規」起，直到國民政府頒布的專利等「法規」，以及知識產權法律在海峽兩岸間的發展，「僅是百年左右的歷史而已」。應當說，我國現代化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是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年間建立起來的，這是包括國際知識產權界在內的有目共睹的事實。但說到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歷史沿革、研究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源，不能不追溯到我國近現代史的百年左右的史冊，甚至要研究常被人們忌諱提到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在台灣政權知識產權制度。知史可鑒今，今天改革開放和即將進入世貿組織的知識產權的設立，或許可以從我國晚清知識產權保護是從對洋人商標權保護起始中找到一絲絲的軌跡。
反觀中國專利發展史，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公元857-841年的西周厲王時代就有「謀欲專利之事」，《國語》有「匹夫專利，尤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的記載。1859年太平天國時期的領導者提出了專利制度的建議，甚至提出發明專利與小發明之分，保護期不同，「器小者賞五年，大者賞十年，益民多者年數加多」。但我國專利保護落實於專利法規之涵義卻僅是百年左右的歷史而已，加上民國以來國間動盪分裂，使兩岸中國人的專利制度相較於美、法、西班牙先後頒布專利法等，起跑較晚且實施中斷，這或許就是「四大發明」起源於中國但卻未在中國繼續發展的主因。我國第一部專利法的雛形應為清「戊戌變法」中光緒皇帝頒布的《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後被廢除，「惟專利制度仍在各省紮根」。民國第一部專利法的雛形為1911年12月12日由工商部頒布的《獎勵工藝品暫行章程》，該章程已揭示了「先申請原則」、「權利轉讓」、「法律責任」等重要理念。1932年頒布的《獎勵工業技術暫行條例》以及其實施細則、《獎勵工業技術審查委員會規則》等構成了比較完整的體系，也為現行國民黨政府專利法框架的基礎。1944年5月4日國民黨政府經「立法院」第四屆第206次會議通過了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稱為「專利法」的法律。以後雖經多次修改，但都改動不大，唯台灣當局於1994年為配合其產業發展及重返世界貿易組織作了大幅度的修改。
在北宋時期，山東濟南「劉家功夫針鋪」就使用了「白兔兒商標」，但談到商標制度則也晚於西方國家，至晚清時，注冊商標的保護始至對外國商標的保護，清政府的第一部商標法是英人於1904年起草的。而在此時我國台灣卻被日本佔領，實施了50年的日本商標法。1923年北京政府頒布了44條的商標法，同年又頒布37條的實施細則，這是我國第一部付諸實施的商標法。1925年國民政府成立後對商標法幾經修改，除1930年重新頒布商標法外，並無大的改進，直至蔣介石集團遷往台灣。以後為因應台灣島內工商業的發展，近年來又為「入世」，在有關商標專用權、注冊、爭議、侵權刑事責任與罰則等方面多有改動

知識產權的歷史沿革
隨著科學技術和產業革命的進步，對知識產品的佔有、使用會帶來極大的經濟收益已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然而，技術的轉移、公開勢必會使原先的發明創造者喪失競爭優勢，這就需要建立一種機制，以確保既能維持新技術發明人的技術優勢，又能滿足社會對該技術的需要，防止技術壟斷。於是，知識產權制度中的專利制度率先應運而生。18世紀60年代在英國開始的產業革命，是專利制度產生的催化劑。以後，在西方國家又產生了著作權制度和商標權制度。迄今為止，經過數百年的洗禮，知識產權制度已成為國際上通行的保護智力成果和工商業信譽的法律制度。
知識產權「IntellectualProperty」中的「Property」可以從不同角度理解，1980年《牛津法律大辭典》解釋為「財產權，財產」。嚴格地講，這個術語用來指財產所有權，法律規范規定物的所有權轉移的情形便是如此。在作為財產所有權的意義上，財產所有權既可以存在於有形財產中，也可以存在於無形財產中。從古羅馬法財產限於有形物到無形財產概念的出現，反映了隨著社會的變遷，人們對財產、財產權認識水平的提高，也為包容知識產權奠定了思想基礎。
從總體上講，知識產權作為一種新型的財產形態，是商品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使知識產品創造人對其知識產品的權利意識增強，而且為知識產品的市場流通開辟了廣闊的道路。科學技術的發展則為知識產品的利用及價值實現提供了必要條件。也就是說，知識產權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才在法律中作為一種財產權出現的。
19世紀中後期，各國逐漸認識到知識產權在促進本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方面的重要作用，紛紛通過知識產權立法保護知識產權。這堪稱知識產權制度上的又一次飛躍。從19世紀末開始，有關知識產權的國際多邊公約、地區公約或雙邊協定紛紛出台，其中1883年簽訂的巴黎公約和1886年簽訂的伯爾尼公約成為知識產權領域國際保護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知識產權保護從此呈現國際化的特點，而且知識產權保護和協調的國際化趨勢愈來愈明顯。特別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在經濟、科學、技術、文化領域交流與合作的不斷擴大，知識產權的國際化又邁上了一個新台階。
知識產權保護從19世紀末進入國際保護階段，這次飛躍一直延續至今，它使具有嚴格地域性的知識產權可以通過一定途徑獲得他國保護而具有國際性。可以說，現代知識產權保護就是以成立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組織和締結大量國際知識產權公約為特點的。

參考資料：網路及網路文庫「知識產權」相關詞條，感謝整理這些內容的原作者。

㈨ 知識產權制度在發展中怎樣才能為全球的參與者提供方便

您好，通過知識產權制度在全球擴展未全球參與者提供方便：
一、巴黎公約准許成員國的一個申請人就專利在任何一個國家提出申請，並在一年之內在任意一個國家提出申請之時，可以保留首次申請的日期作為優先權日。該規定保障外國人和本國人之間具有的保護期限和法律標准，並包含了地區服從國家的選擇，使得更多的國家邁進工業化時加入公約。
二、知識產權的區域化管理，非洲工業產權局，歐盟工業產權局等區域經濟組織正在推定區域經濟產權組織的發展，如《歐洲專利條約》。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㈩ 馬來西亞知識產權制度和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區別

二者主要的區別就是他們各自所適用的法律不同，發展歷史也不同，但是其主旨都是為了維護公民的權利——知識產權。
在馬來西亞，有關專利保護的主要法律法規包括《專利法》(1983) 和《專利規則》(1986)。根據《專利法》和《專利規則》，申請人可以直接在馬來西亞境內申請專利，一經注冊，專利在馬來西亞全國有效。與其他國家立法相似，馬來西亞也立法規定，具有新穎性、創新性和工業適用性的發明才可申請專利。
根據 TRIPS 協議，在強制許可范圍內，《專利法》允許進口已經在其他國家市場投放的專利產品（同類進口）。出於公共秩序或者道德的原因，馬來西亞政府禁止某些專利的商業開發。《專利法》經過修正後，加入了有關《專利合作協議》的條款，並且允許在強制許可范疇內進口專利產品。
根據 TRIPS 協議，《專利法》規定專利的保護期限為 20 年，從申請之日起開始計算。實用新型的保護期限為 10 年，也是從申請之日起開始計算；根據使用情況，可以連續辦理兩次延期，每次延期 5 年。專利所有人享有專利發明開發權，轉讓權或者傳播權，以及許可協議締約權。
在中國1984年3月12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1985年4月1日，即我國專利法實施的第一天，原中國專利局就收到來自國內外的專利申請3455件，被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譽為創造了世界專利歷史的新紀錄。中國專利法保護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三種創新成果。在大多數國家，專利法僅保護發明，而對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的保護單獨立法。我國將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的保護規定在一部法律中，都稱為專利，是我國專利法立法體制特色之一。
專利法制定後經歷了兩次修改。1992年9月，為更好履行我國政府在中美兩國達成的知識產權諒解備忘錄中的承諾，我國對專利法進行了第一次修改。2000年8月，為了順應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需要，對專利法進行了第二次修改。
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發展歷史悠久：

知識產權制度在世界上有著悠久的歷史。尤其是各類知識產權中的專利、商標和版權的立法時間最早。其歷史發展大體上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1.萌芽階段(13世紀至14世紀)
這一階段出現了由封建王室賜予工匠或商人的類似於專利的壟斷特權,它為後來知識產權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2.初創和普遍建立階段(15世紀至19世紀末)
在這個階段,世界上第一部專利法、版權法和商標法相繼誕生,如威尼斯共和國的《專利法》(1474年)、英國的《壟斷法》(1623年)、英國的《版權法》(1710年)、法國的《商標法》(1857年)等。19世紀末絕大多數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知識產權制度(主要指專利制度、商標制度、版權制度) 。
3.進一步發展階段(19世紀末至20世紀末)
知識產權制度在這一階段的進一步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縱向發展:即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在原有基礎上通過不斷修訂變得更加完善、科學, 尤其是隨著國際知識產權制度(如1883年的《巴黎公約》和1886年的《伯爾尼公約》)的建立,各國知識產權制度呈現從「各自為政」、「 各行其是」到逐步國際化、現代化的特點。在此背景下,各國又簽訂了數量更多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其數量達數十個之多),使得知識產權保護對象逐步增多,知識產權的種類也有所增加。至1970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成立時,各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已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橫向發展:即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在資本主義國家外的更多國家得到實行。20世紀後期,社會主義國家開始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也都制定了自己的專利法、商標法、版權法等。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廣大已經取得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為了發展民族經濟也都實行了專利等知識產權制度。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也開始制定知識產權立法,加入了世界知識產權制度國家的行列。當然,在許多方面社會主義國家及發展中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如前蘇聯和大多數東歐國家實行發明人證書制度和專利制度混合的發明保護制度(即所謂的「雙軌制」),規定取得發明人證書後,發明權歸國家所有,發明人只取得一定獎勵,不能拒絕國家批準的其他人使用該發明。又如部分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實行「 輸入專利」(Patent of Impor tation)和「確認專利」(Patent of Confirmation)等制度,由於這類專利是在外國(原宗主國)有效專利的基礎上授予的,本國專利局一經登記即可確認並獲得。這種專利制度帶有很大的依賴性,實際上並沒有建立本國完全獨立的專利制度。
4.知識產權制度與貿易掛鉤的階段(20世紀末至今)
隨著科技的發展,國際貿易中商品知識、技術含量增加,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為了取得和保持市場優勢地位,開始重視國際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一些國家不僅注意提高本國知識產權立法和執法水平,同時還設法利用國內立法以及簽訂或修改國際公約和條約來迫使其他國家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這一階段最引人注目的發展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極力推動訂立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1995年起為世界貿易組織所替代)體系內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TRIPS的誕生,不但進一步擴大了知識產權保護對象的范圍,而且還提出了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必須達到的最低保護要求,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使得原來差異較大的各國知識產權制度統一到了同一個最低保護標准上,它對今後世界知識產權制度乃至各國經濟貿易關系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