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強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

2. 如何維護知識產權以及尊重他人的知識產權

一是要復學習了解專利法、商制標法、著作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知識產權法律法規，提高知識產權法律意識。二是建立健全知識產權相關制度，用制度來加強知識產權管理。三是設立專門的知識產權管理部門，做好知識產權管理。四是熟悉專利申請、商標注冊、作品自願登記法規流程，適時進行專利申請、商標注冊、作品自願登記。五是加強知識產權入口、出口的審查，確保自有知識產權不受他人侵犯和不侵犯他人知識產權。

3. 保護好自己的知識產權我們應該採取哪些措施和方法

我國在知識產權方面的歷史很短，還存在著這樣或者那樣的不足，這些問題如果不給予足夠的重視，將會給我國的知識產權發展帶來非常負面的後果。具體分為立法及司法、國際保護、企業亟須的支持三個方面提出以下建議。
一、立法及司法
1、國家應盡快制定知識產權戰略規劃。
我國一方面由於知識產權發展歷史過短，另一方面目前知識產權管理機構過於分散（專利管理在國家知識產權局、商標管理在國家工商總局、著作權管理在新聞出版署），使得我國缺乏一個較為整體的、可行的、宏觀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而這一戰略的缺失，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整個國家對於知識產權的實質漠視，同時也缺乏一個上到中央政府、下到每個企業的一貫的、統一的、協調的知識產權發展機制。目前我國正在制訂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應抓緊時間盡快出台討論稿，向專家以及企業界人士徵求意見。
2、健全、完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建設。
雖然我國目前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已經建立，但是存在的問題較多：（1）法律制定的參與機制尚不健全，大部分法律在制定中僅僅是政府部門與法學專家參與，而法律的受眾則很少有機會直接參加，由於政府部門的部門利益以及專家過於理論化的意見，使得法律制定缺乏更好的社會真實基礎。（2）法律執行系統不完善，很多知識產權法律看似全面，實則無可執行，僅僅是一些過於原則的內容，而在實際執行中，大量依靠法官、行政部門的自由理解，而執法者的水平高低、見地傾向則很大的影響了案件的後果。（3）知識產權法律過於強調填平原則，贏了官司輸了市場的現象屢見不鮮，對於權利人的保護力度還很大提升空間。
3、加強對大型企業知識產權保護力度。
目前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已經較為完善，隨著中國企業規模和業務的不斷擴大，對於政府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這種情況在我國較大規模的企業比較普遍。建議政府對大型企業在知識產權、包括商業秘密的保護方面開通綠色通道，在經濟偵察、預審、司法等各個環節給予特別支持，最好成立包括各個環節涉及單位的專案組，針對大型企業在法律保護方面的需求開展工作，在專案組中設立介面人，並加快反映速度、及時偵破，同時建議在警力方面進一步加強。
二、國際保護
1、政府開展國際知識產權公關。
我國政府對於涉外知識產權事務日益關注，但是從目前看來，我國的知識產權外交政策缺乏足夠的策略性和統一性，往往在外國政府的壓力下做了讓步；而且對於企業而言，其在海外市場的發展也缺乏政府的明確支持，導致企業在發達國家屢屢遭受知識產權打擊而無力還擊。在國際間知識產權談判和合作中，也基本上沒有聽取企業的意見，而是單憑政府自身的理解去參與，其效果往往事倍功半，不能盡如人意。
2、保護中國企業國際化拓展。
中國的企業有著強烈的國際化擴張的需求和努力。「中國總部、全球擴張」的模式已經日益出現，如何保護中國企業國際化拓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作為目前最主要的國際性壁壘，知識產權壁壘已經非常突出的擺在我們的面前，所以，我們需要非常熟悉國際知識產權規則、全球各個重要國家的知識產權法律環境，這是中國知識產權戰略體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一方面，通過資源整合，降低企業重復研究；同時，通過政府的努力，能夠為企業搭建一個非常有效的國際環境咨詢和支持平台。分析不僅僅是法律法規的調查和了解，還包括了國際專利預警、專利分布分析以及國際拓展中的國內企業機會挖掘。
三、企業亟須的支持：
1、出台扶持重點企業知識產權政策。
國內重點企業和重點行業所面臨的知識產權問題較多，如家電業、計算機業、通訊業等等，而這些行業企業所具備的技術實力也往往是十分強大的，所面臨的知識產權機遇也相對較多。在我國目前的現狀下，對這些行業和重點企業，給予知識產權方面的一些適當支持，開辟一些綠色通道，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一方面可以起到推動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深入進展，另一方面也為國內探索知識產權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示範效應。同時，對於那些對產業有著重大影響的技術領域和產品，政府方面應該和企業一道，認真分析、高瞻遠矚、周密部署，形成對於這些產業的卓有成效的國際化競爭方略，並在各類資源上給予全面而深入的支持，這樣才能在多點突破的情況下進一步實現整體的突破。
2、建立國家知識產權信息資源。
知識產權信息資源一方面能夠增強我國企業運用知識產權資源提高研發起點，從而增強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也為我國企業在海內外市場拓展中採取有效措施、避免知識產權風險提供了有力支持。但是，目前在我國沒有一個有價值的、完整的知識產權信息資源供國內企業使用。比如專利文獻檢索系統，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官方網站也使用很不方便，而企業自己建立知識產權信息庫一方面資源耗費甚巨，導致重復投入現象；另一方面由於企業作為市場個體，很難獲得全面的、完整的信息，無法為企業提供准確的決策支持。在這一點上，希望國家和政府給予足夠的關注。
3、強化政府和行業協會的服務能力。
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政府和行業協會是企業的服務機構，這兩個組織實際上起到了任何其他類型組織都無法替代的宏觀指導、業務協調和政策代表的職能，所以其職能對應的服務能力的高低，決定了能否切實提供良好服務。建議在提高知識產權戰略指導、對於企業知識產權客觀需求的認定、協調知識產權糾紛和政策制定的企業意見征詢等方面提高能力。
4、建立知識產權激勵機制。
企業的知識產權業務雖然是從企業發展和利益角度出發而開展，但是作為政府部門，給予必要的宏觀激勵，是促進企業加強知識產權管理的重要動力。在具體措施方面，建議致力於創新源頭的培育，不斷激發和提高全社會的知識產權創新能力。定期評出突出成就發明人，政府重獎、個人職稱評定的加分、戶口等的優待，留住優勢人才。
5、政府推進知識產權人才體系的建設。
這是一個全國范圍的問題，知識產權對企業到底有什麼樣的價值，作為利益創造的載體，企業的任何工作必須圍繞價值創造開展，知識產權同樣不例外。擁有能夠深刻理解企業知識產權業務的人才，是政府提供任何支持的重要基礎。人才可以分為幾個方向，包括綜合管理、戰略策劃、專利布局、專利分析、商標發展、軟體IP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有責任推進整個知識產權人才體系的建設，形成各類型的知識產權專才，惟其如此，才能形成更大范圍對於知識產權制度的運營和發展能力。
6、企業應成為制定技術標準的主體。
從國家整體技術創新和技術標准戰略來看，企業層面的技術創新和技術標准戰略是國家、行業創新和技術標准戰略的基礎，沒有企業的支撐，國家、行業的創新和技術標准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企業應成為技術創新和技術標准制定的主體。
（1）一個技術標准影響整個產業
如果說一項專利影響的只是一個企業，那麼一個技術標准影響的則是整個產業。技術標準的實質是制定競爭規則，把握對市場的控制權，誰掌握了標准、誰就有主動權；發達國家憑借技術優勢，依靠專利和標准佔領市場，並設置森嚴的技術壁壘來封鎖其他國家，從而達到保護本國的產業與市場目的，在高技術領域尤其明顯。
（2）國家制定技術標準的准則
國家制定技術標准，一是應該是在國內重視技術標準的反壟斷政策，保護公眾利益；二是在國際上支持技術標準的國際化，積極支持和維護目前的國際技術標準的游戲規則；三是技術標准政策既維護了公眾利益，又維護了本國製造業的利益。
（3）政府應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標准戰略機制
政府不應以公共利益的犧牲為代價，排斥性地代表特定利益集團的利益制定標准，應該高度重視和積極推動以企業為主體制定技術標准，分別針對技術領先的企業和技術追隨性企業給予不同的扶持政策，真正建立起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和標准戰略主體的機制，作為對中國企業保護性的非關稅壁壘；同時將知識產權策略和技術標准進行有效的結合，增強中國企業全球范圍的競爭能力。
7、扶持中小企業知識產權保護。
我國的中小企業中大多數是民營企業，在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的今天，他們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民營企業應成為知識產權戰略和保護的重要主體。
（1）進一步完善對企業申請馳名商標和國際專利的激勵機制
相關政府部門要對中小企業申請中國馳名商標、著名商標給予支持和獎勵，對申請國外專利的企業給予經費補貼，增強企業的積極性；政府部門對中小企業給予必要的激勵，是促進企業加強知識產權管理的重要動力。
（2）為中小企業知識產權建設提供金融政策和資金上的扶持
資金緊缺是中小企業知識開展產權戰略的主要瓶頸，國家要為中小企業知識產權建設提供資金（專項貸款、融資等）、爭取優惠政策（稅收、激勵機制、專利費用減免）、科技開發支持（專家技術指導、協助創新和推廣）、協助制定戰略策劃；要積極推進中小企業專利轉化為成果，目前有關部門的資金扶持基本上是撒胡椒面式的，應按照企業專利的技術含量結合數量進行資金扶持，僅按照數量分配資金可能導致專利數量增加但對經濟的拉動有限。
（3）縮短發明專利和商標審查時間
目前我國發明專利和商標審查過程非常繁復，待審時間很長，發明專利批審時間最短3年最長達到7-8年，商標審查期（所有有關商標的案件審查的時間都過長）原來約1年多的時間，現在要2-3年，異議案件等案件的審查期也要3年左右；一些產品的經歷成長期、成熟期到衰存期也就2-3年，等到商標審批下來市場已經充斥假冒仿冒品，商標專有權無法起到應有的保護作用；國家已經有相應的資料庫，有關部門應盡量縮短審批時間，公開每個環節具體的工作日，提高工作效率。
（4）解決知識產權評估評價難
知識產權評估評價不同於有形資產，是一項極為復雜的工作，需要對其成熟度、可行性等情況進行分析，因此需要多個專業、高水平的技術和管理人員參與並作客觀評價； 建議有關政府部門組織力量加強對知識產權評估技術和方法的研究，盡快出台有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加快評估機構的建設，努力解決知識產權評估評價難的問題。

4. 如何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

目前，侵犯專利的情況時有發生，而追究侵權人的責任是一方面，加強對專利權專的保護又是另一屬方面，那麼應該如何保護專利權呢?1、認真實施專利權保護的法律法規、2、增強專利權法律保護的意識、加大專利權保護的國內和國際法律法規的普及和宣傳力度。3、鼓勵專利申請、國家應當出台一系列鼓勵科研人員積極申請專利的措施，讓專利盡快轉化成生產力，造福於民，尤其要注重到國外去申請專利，以更好地保護專利權。4、建立完善的專利轉讓機制、5、加強專利權海關保護的力度、6、重視專利權的國際保護。總之，專利侵權行為的普遍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在中國，享有知識產權的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在其權利受到損害時，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享受切實有效的司法保護。人民法院對受理的知識產權案件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任何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加大了專利權的保護力度。

5. 我國是如何建立健全知識產權保護立法體系的

論中國是如何建立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立法體系：

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文明歷史的國家。中華民族蘊藏著極大的創造性，她創造的燦爛文化對人類文明的進程產生過深刻的影響。數千年來中國眾多傑出的科學家、發明家、文學家、藝術家、曾以其輝煌的智力勞動成果為人類文明發展做出過巨大的貢獻。

伴隨著人類文明與商品經濟發展，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誕生了，並日益成為各國保護智力成果所有者權益，促進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發展，進行國際競爭的有力的法律措施。由於歷史上的各種原因，從整體上看，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設起步較晚。但是，實行改革開放後，為了更快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和推動社會全面進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促進與世界經濟的接軌，中國加快了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建設的步伐。從七十年代末至今的短短十幾年間，中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走過了一些發達國家通常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時間才能完成的立法路程，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在知識產權的立法和執法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當前，知識產權保護成為國際間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和文化交往中一個受到普遍關注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的國際間雙邊、多邊的談判，特別是關稅與貿易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的達成，促使世界范圍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標准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在國際社會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的今天，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的立場是什麼?中國知識產權立法和執法的現狀如何?中國採取了哪些措施承擔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義務?有必要做一基本的介紹。

一、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的

基本立場和態度

中國政府認為，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於促進科學技術進步、文化繁榮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和作用，它既是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重要制度，又是開展國際間科學技術、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基本環境和條件之一。中國把保護知識產權作為改革開放政策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七十年代末即著手制定有關法律、法規，同時積極參加相關國際組織的活動，加強與世界各國在知識產權領域的交往與合作。因而，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建設，在初始階段就顯示了面向世界、面向國際保護水平的高起點。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中國知識產權立法速度之快，也是史無前例的。

1980年3月3日，中國政府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遞交了加入書。從1980年6月3日起，中國成為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成員國。

1982年8月23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並於1983年3月1日起施行。這是中國開始系統建立現代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一個重要標志。

1984年3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並於1985年4月1日起施行。

1984年12月19日，中國政府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遞交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簡稱巴黎公約)的加入書。從1985年3月19日起，中國成為巴黎公約成員國。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該法於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知識產權作為一個整體首次在中國的民事基本法中被明確，並被確認為公民和法人的民事權利。該法也首次明確公民、法人等享有著作權(版權)。

中國政府積極促進建立集成電路國際保護的環境。1989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華盛頓召開的外交會議上通過了《關於集成電路知識產權保護條約》，中國是該條約首批簽字國之一。

1989年7月4日，中國政府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遞交了《商標國際注冊馬德里協定》(簡稱馬德里協定)的加入書。從1989年10月4日起，中國成為馬德里協定成員國。

1990年9月7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該法於1991年6月1日起施行。

1992年7月10日和7月30日，中國政府分別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和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遞交了《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簡稱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的加入書。分別從1992年10月15日和10月30日起，中國成為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的成員國。

1993年1月4日，中國政府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遞交了《保護錄音製品製作者防止未經許可復制其錄音製品公約》(簡稱錄音製品公約)的加入書。從1993年4月30日起，中國成為錄音製品公約的成員國。

1993年9月2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該法於1993年12月1日起施行。

1993年9月15日，中國政府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遞交了《專利合作條約》的加入書。從1994年1月1日起，中國成為專利合作條約成員國，中國專利局成為專利合作條約的受理局、國際檢索單位和國際初步審查單位。

上述歷史事實僅是中國知識產權立法和參加相關國際組織活動的部分記錄，已足以證明了中國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的立場和態度。

中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主要完成於八十年代。進入九十年代後，國際經濟關系和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90年11月，在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中，達成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草案，它標志著保護知識產權的新的國際標準的形成。中國政府積極參與了這一談判進程，並為推動該協定的達成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出於擴大開放的需要，中國積極履行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義務，努力使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向新的國際標准靠攏，採取了許多重大措施，進一步提高中國現行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

中國政府恪守保護知識產權有關國際公約及雙邊協定的真誠立場和充分承擔國際義務的能力，得到了國際輿論廣泛的贊譽和支持。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阿帕德·鮑格胥博士在回顧該組織與中國合作20年的歷史時指出，「在知識產權史上，中國完成所有這一切的速度是獨一無二的。

中國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制原則。為了更好地貫徹這一原則，中國在健全、完善法律制度，嚴肅執法、堅決打擊侵權違法行為的同時，針對知識產權制度在中國建立的時間較短，公民的知識產權意識比較薄弱等情況，大力開展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制宣傳教育，並加速知識產權領域專業人員的培訓。在中國，每一部知識產權法律的頒布，都有廣播電台、電視台和報刊等新聞傳媒廣為宣傳，並大量出版單行本和有關錄像教育片等。同時，各級政府有關部門通過舉辦法律知識講座、培訓班等，在廣大公民中迅速普及知識產權法律知識。如，中國專利法修改後，全國有數百萬人接受了培訓，僅湖南省接受培訓的人員就達60萬。在中國各地，近年來運用法律武器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現象增多，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全社會知識產權法律意識的增強和知識產權知識的普及。為了加速培養知識產權方面的人才，中國政府還同有關國際組織密切合作，組織有關人員出國考察學習、參加各種培訓班和研討會。僅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合作舉辦的培訓班和研討會就達30多次，接受培訓的人員達3000多人(次)。在中國的高等院校中，目前已有70多所院校開展了知識產權的教學研究。如，中國人民大學於1986年設立了知識產權教學研究中心，招收大學非法學專業的畢業生攻讀知識產權第二學位；北京大學在開展有關教學研究的基礎上，於1993年成立了知識產權學院。中國已逐步形成包括第二學位、碩士生、博士生的培養知識產權領域專業人才的教育體制，一批批知識產權專業化人才正在向社會不斷地輸送。

二、中國具有高水平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制度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中國根據國情和國際發展趨勢制定和完善各項知識產權法律、法規，至今已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中國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和保護水平逐步同國際慣例接軌，已對知識產權實行高水平的法律保護。

1983年3月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及其實施細則，在商標注冊程序中的申請、審查、注冊等諸多方面的原則，與國際上通行的原則是完全一致的。為適應改革開放和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更有效地打擊假冒商標、制止商標侵權行為，切實保護商標注冊專用權，中國於1993年又分別對商標法及其實施細則進行了修改，擴大了商標的保護范圍，除商品商標外，增加了服務商標的注冊和管理的規定。在形式審查中增加了補正程序，在實質審查中建立審查意見書制度，方便了商標注冊申請人，這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達成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要求全部吻合。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還發布《商標印製管理規定》、《商標使用許可合同備案管理辦法》等一系列規章。1993年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了《關於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進一步強化了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和處罰商標侵權行為的力度。這些法律、法規和規章為充分、有效地保護中外注冊商標專用權提供了保障。

1985年4月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及其實施細則，使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范圍擴大到對發明創造專利權的保護。為了使中國的專利保護水平進一步向國際標准靠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1992年9月4日通過了專利法修正案，對專利法作出了重要修改。新修改的專利法，從擴大對外開放和有利於科學技術、經濟發展的需要出發，一是擴大了專利的保護范圍，專利授予所有技術領域的發明，不論它是產品還是方法，即對葯品和化學物質產品，對食品、飲料和調味品均無例外地授予專利；二是將發明專利的保護期限從自申請日起15年延長為自申請日起20年，將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的保護期限從自申請日起5年延長為自申請日起10年；三是進一步強化了對專利權的保護，除對專利方法的保護延及到該專利方法直接得到的產品外，還明確規定進口專利產品必須得到專利權人同意，使得對專利權人權益的保護更加充分；四是重新規定了對專利實施強制許可的條件。這使中國對專利權的保護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這樣，中國的專利法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達成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基本接軌。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及其實施條例，明確了保護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作者的著作權以及與其相關的權益。依據該法，中國不僅對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樂、戲劇、曲藝、舞蹈作品，美術、攝影作品，電影、電視、錄像作品，工程設計、產品設計圖紙及其說明，地圖、示意圖等圖形作品給予保護，而且把計算機軟體納入著作權保護范圍。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明確將計算機軟體作為著作權法保護客體的國家之一。國務院還頒布了《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規定了保護計算機軟體的具體實施辦法，作為著作權法的配套法規，於1991年10月施行。國務院於1992年9月25日頒布了《實施國際著作權條約的規定》，對保護外國作品著作權人依國際條約享有的權利作了具體規定。

此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等，以及國務院制定的一系列保護知識產權的行政法規，使中國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進一步完善，在總體上與國際保護水平更為接近和協調。

中國具有完備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措施。中國的知識產權法律規定了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為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包括民事責任、行政處罰和刑事責任。

中國的專利法規定，對專利侵權行為，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可以請求專利管理機關進行處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專利管理機關處理的時候，有權責令侵權人停止侵權行為，賠償損失。對於將非專利產品或非專利方法冒充專利產品或專利方法的，由專利管理機關責令停止冒充行為，公開更正，並處以罰款。對於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責任人員，比照刑法的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即可以對直接責任人員，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

中國的商標法律法規規定，對於侵犯商標專用權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可以依其職權或者消費者舉報，進行主動檢查和處理；被侵權人可以向侵權人所在地或者侵權行為為地縣級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要求處理，有關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有權責令侵權人立即停止侵權行為，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對於侵犯商標專用權，未構成犯罪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可以處以罰款。當事人對於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行政處理不服，可以在規定時限內向人民法院起訴，由法院進行判決。這些規定，方便了當事人，也保證了行政執法和司法審判的一致性、公正性和嚴肅性。對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被侵權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對於假冒他人的注冊商標，構成犯罪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根據《關於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對於假冒注冊商標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3年以下有斯徒刑或者拘役，可以並處或者單獨處以罰金；對於違法所得數額巨大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對於企業事業單位犯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於國家工作人員故意包庇假冒注冊商標犯罪或者執法人員徇私枉法，規定追究其瀆職罪。

中國的著作權法規定，對於未經著作權人許可發表其作品的；未經合作作者許可，將與他人合作創作的作品當自己單獨創作的作品發表的；沒有參加創作，為謀取個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以各種方式使用其作品的；使用他人作品，未按規定支付報酬的；以及未經表演者許可，從現場直播其表演等侵權行為，應當根據情況，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公開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對剽竊、抄襲他人作品的；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以營利為目的；未經錄音、錄像製作者許可，復制發行其製作的錄音錄像等侵權行為，根據情況，應承擔民事責任，並可以由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給予沒收非法所得、罰款等行政處分，對於侵犯著作權以及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的行為，當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對於那些嚴重危害社會秩序，侵害著作權人及其他權利人合法權益的違法行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可以根據有關法律，對侵權犯罪的行為人追究刑事責任。

隨著中國保護知識產權法律的實施，知識產權在中國得到有效的保護，對於鼓勵發明創造和創作及公平競爭等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如，對商標注冊專用權的保護，促使中外廠商在中國注冊的商標數量迅速增加。截止1993年底，在中國的有效注冊商標達41萬余件。其中，國內注冊商標35萬余件，來自67個國家和地區的注冊商標近6萬件。以美國為例，1979年前，在中國注冊的商標僅122件，到1993年達到16221件，增加了100多倍。1993年中國商標年申請量達17萬件，其中新商標注冊申請達13萬余件，已躍居世界前列。又如，中國的專利法極大地鼓勵了本國的發明創造，同時也有力地鼓勵了外來的專利申請。1985年4月1日，專利法實施的首日就受理專利申請3455件。到1993年底，中國專利局累計受理專利申請36萬多件。其中，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分別佔27.5%、62.8%和9.7%；國內申請佔86.4%，外來申請佔13.6%，分別來自於70個國家和地區。截止1993年底，已累計批准17.5萬件專利。其中，發明專利2萬多件，實用新型專利13萬多件，外觀設計專利2萬多件。

三、中國具有完備的保護知識產權的執法體系

中國不僅制定了一整套知識產權法律法規，在執法方面也是嚴肅公正的，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中國在執行知識產權法律法規方面所取得的成效，首先歸因於知識產權法律中規定了完備的知識產權保護的司法途徑與知識產權保護的行政途徑。

1.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司法途徑在中國，享有知識產權的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在其權利受到侵害時，均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享受切實有效的司法保護。

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只服從法律，不受任何其他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嚴肅執法是司法工作的核心。人民法院進行審判活動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嚴格按照實體法和程序法辦案，實行合議、迴避、公開審判、兩審終審和審判監督等制度，依法受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檢察院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保證審判活動的公開性、公正性和嚴肅性。

建立健全知識產權案件審判組織，完善審判制度，是人民法院正確審理知識產權案件，切實依法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保障。鑒於審理知識產權案件專業性強、技術含量高的特點，一些省份和直轄市如北京市、上海市、廣東省、福建省、海南省等高級人民法院根據實際需要，自1992年以來，設立了知識產權審判庭，各經濟特區以及北京市、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也設立了知識產權審判庭。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在有關的審判庭里設立了專門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合議庭。這樣集中審理知識產權案，有利於保證執法的統一性，有利於積累經驗，提高知識產權案件的司法水平。

隨著中國知識產權法律的實施和司法保護力量的不斷加強，各級人民法院受理和及時審結了一大批知識產權民事糾紛案件。據統計，1986年至1993年底，全國人民法院共受理知識產權民事糾份案3505件，其中著件權案1168件；專利權案1783件；商標權案554件。人民法院通過對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的審理，依法保護了中外知識產權所有人的合法權益。例如，「鑽孔壓降成樁法」發明專利的發明人訴北京市地鐵地基工程公司發明專利權屬糾紛。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該項發明不屬於專利法規定的職務發明，判決「鑽孔壓降成樁法」發明專利權歸發明人所有。又如，香港山頓國際有限公司訴深圳華達電子有限公司侵犯商標專用權糾紛案。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原告在中國大陸申請注冊的「SENDON」商標受法律保護；被告未經商標注冊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SENDON」商標構成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判決被告賠償原告468314.4元。

知識產權是一項重要的民事權利，對於民事侵權行為，人民法院除可以依法責令侵權人承但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外，還可依法對行為人給予必要的沒收非法所得、罰款、拘留等制裁。

對那些侵犯他人知識產權情節嚴重，擾亂經濟秩序，構成犯罪的，還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對於檢察機關依法提起公訴的知識產權刑事犯罪案件，只要有充分證據，證明被告人假冒他人商標或專利，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嚴格依照法律規定，及時准確地予以懲處。據統計，1992年至1993年，人民法院受理假冒商標刑事案743件，審結731件，判處有期徒刑或拘役等刑事處分的共566人。廣東省中山市人民法院對假冒美國美孚石油公司「MOBIL」商標的5名責任人除依法處以罰金外，還分別判處被告1至2年半的有期徒刑。這充分表明中國人民法院依法懲治犯罪，保護知識產權的堅定立場。

依據中國行政訴訟法，人民法院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因不服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關處理的知識產權糾紛決定提起的行政訴訟，有責任進行審理，並依法作出維持、撤銷或變更行政決定的判決。

人民法院審理涉外知識產權糾紛依據中國法律和中國加入或締結的有關國際公約，堅持在適用法律上的國民待遇原則和對等原則，為促進國際經濟技術和文化的交流與合作，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結的美國好富頓公司訴深圳市海聯化工有限公司侵犯商標權糾紛案，在查明被告的侵權事實，確認其應承但侵權責任的基礎上，經調解，雙方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被告立即停止侵權行為，公開向原告賠禮道歉，賠償其經濟損失13萬元。同時，法院還對被告的違法行為作出罰款的民事制裁決定，該案從受理到結案僅用10天時間，受到了美方當事人的好評。美國好富頓公司將寫有「中國法律公正，法官辦案快速」的錦旗送到法院。

近幾年來，人民法院為提高司法水平，採取了許多有力措施，使辦案質量和效率都得到較快提高。為了擴大辦案的影響，人民法院注意選擇典型案件通過新聞媒介予以宣傳報道，以案講法，取得了明顯的社會效果，維護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尊嚴。

2.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行政途徑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除按國際慣例採取司法途徑外，從中國現實的國情出發，中國的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律中都規定了知識產權保護的行政途徑。

根據專利法的規定，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或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設立專利管理機關。目前，中國地方設立的專利管理機關有50多個，國務院各部門設立的專利管理機關有20多個。根據著作權法的規定，設立了國家版權局和地方著作權行政管理機關。商標管理實行中央統一注冊，地方分級管理的原則，從中央到省、市、地、縣級的工商行政管理局，都內設商標管理機構，縣以下還設有工商行政管理所。全國商標管理專職人員7000多，兼職人員達30萬。

中國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關依據法律規定的職權，維護知識產權以法律秩序，鼓勵公平競爭，調解糾紛，查處知識產權的侵權案件，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

中國知識產權行政執法程序簡便，立案迅速，查處速度快，辦案效率高。這對於權利所有人來說是極為有利的。中國專利管理機關對提出的專利侵權申訴均認真對待，及時依法處理。

著作權法1991年6月施行後，到1993年底，中國各地方的著作權行政管理機關已查處了非法復制音像製品、非法復制圖書等方面的侵權行為150多起，收繳銷毀了侵權復製品，並對侵權者作出了行政處罰。1994年，中國政府組織有關部門對激光唱盤復錄生產中的非法復制和圖書出版中的非法復印進行了嚴厲打擊。4月，廣東省版權、文化、廣播影視、工商行政管理、公安等部門聯合組織了大規模的突擊清查非法激光唱盤等音像製品行動。其後，上海、江蘇、湖南等地也相繼採取了類似的清查行動。這些行動，狠狠地打擊了生產銷售盜版製品活動。同時，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採取措施，對激光唱盤生產加工企業的設立加強管理，對其生產加工活動依法進行監督。

中國商標法實施10餘年來，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共查處了商標侵權假冒案13萬件。其中，包括一大批大案，如「中華」卷煙，「永久」、「鳳凰」、「飛鴿」自行車，「貴州茅台」酒，「新開河」人參等商標侵權假冒案件，有效地保護了商標注冊人的合法權益。

中國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關依據中國法律和中國加入或締結的有關國際公約，堅持在適用法律上的國民待遇原則和對等原則，依法對外國人的知識產權進行保護。例如，浙江省專利管理機關就一起外國人提出的打火打專利侵權案件進行了公正處理，責令廠家停止侵權行為和賠償損失。國家版權局查處了福建、廣東等地十幾家工藝美術品廠仿製外國公司玩具造型案、江蘇一家電子工業公司翻版生產激光唱盤案。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依法查處了諸如「TDK」、「TOSHIBA」、「SONY」、「IBM」、「3M」、「ESSO」、「P&G」、「海飛絲」、「小天才」、「飛利浦」等3000多件涉外商標侵權案件。

中國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關在處理的涉外知識產權侵權案件中，依照職權主動查處的案件佔有很大的比例。中國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肩負維護經濟秩序的職責，可以主動對市場進行檢查，有效保護了商標注冊人的權益。如廣東省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1988年以來共查處涉美侵權案301件。在這301件商標侵權案中，有三分之一是美方當事人投訴的，大部分是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在市場檢查中發現的或消費者檢舉的。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關秉公執法，堅決維護知識產權所有人的合法權益，贏得了許多外資或中外合資企業的贊揚。他們將綉(刻)有「清政廉潔，執法如山」、「秉公執法，扶正滅邪」、秉公辦理，保駕護航」、「公正嚴明，偽冒剋星」、「執法嚴明，大公無私」的錦旗、金匾等贈送給中國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稱贊辦案人員「工作認真，行動果敢」、「辦案速度之快。

6. 個人知識產權如何保護

目前來，侵犯專利的情況時有源發生，而追究侵權人的責任是一方面，加強對專利權的保護又是另一方面，那麼應該如何保護專利權呢?1、認真實施專利權保護的法律法規、2、增強專利權法律保護的意識、加大專利權保護的國內和國際法律法規的普及和宣傳力度。3、鼓勵專利申請、國家應當出台一系列鼓勵科研人員積極申請專利的措施，讓專利盡快轉化成生產力，造福於民，尤其要注重到國外去申請專利，以更好地保護專利權。4、建立完善的專利轉讓機制、5、加強專利權海關保護的力度、6、重視專利權的國際保護。總之，專利侵權行為的普遍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在中國，享有知識產權的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在其權利受到損害時，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享受切實有效的司法保護。人民法院對受理的知識產權案件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任何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加大了專利權的保護力度。

7. 為什麼選知識產權刑法保護

摘 要：世界各國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有分散型、集中型和結合型三種。從現實選擇上，我國關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經歷了一個從分散到集中的歷史演變過程。從未來走向上，盡管各種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統一體，但分散型立法模式應當是我國大陸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因為，「結合型」不利於實現法律之間的協調統一；「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導思想難以實現；知識產權犯罪作為行政犯以及知識產權的開放性等特徵都決定了分散型立法模式是未來的恰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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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是人類的智慧結晶，它造福於人類，因此，必須對知識產權予以保護，而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可以是民事的，也可以是行政的，還可以是刑事的，本文擬對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問題略作探討。

一、各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考察

縱觀世界各國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其立法模式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方式：

1．分散型的立法模式

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可以稱為附屬刑法立法模式，就是在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中設置獨立的罪名和法定刑，而在刑法典中則沒有規定相應的知識產權犯罪。這種分散性的立法模式是當今世界較為普遍的立法體例，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多數國家均採用這種立法模式。例如在著作權的刑法立法中，英國將侵犯著作權的犯罪行為規定在《著作權法》第107條中；美國將侵犯著作權的刑事犯罪規定在《版權法》第506條中；德國則將侵犯著作權的犯罪集中規定在著作權法中，刑法典沒有設置關於侵犯著作權犯罪的任何刑事處罰條款；義大利則由《版權法》第171條至第174條規定侵犯著作權犯罪；日本自1971年生效並進行了數次修訂的《著作權法》第l19條至第124條規定了侵犯著作權的犯罪及其刑事責任。

2．集中型立法模式

集中型立法模式，也可以稱為刑法典模式，即以刑法典的方式規定所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犯罪構成及其刑事責任。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多以此類立法方式為主。例如，《巴西聯邦共和國刑法典》第187條、188條分別規定，沒有經專利所有權人或讓與人的許可而生產屬於專利的產品，利用屬於專利產品的程序與方法，進口、出口、出賣、推銷或者以出賣為目的隱藏、接受侵犯專利的產品，並把非專利權作為自己的專利權而進行工業生產的，分別處以拘役或罰金。我國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則集中規定在現行刑法典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七節中，顯然也屬於這種集中型的立法模式。

3．結合型立法模式

結合性立法模式，就是在刑法和知識產權法中都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例如，法國關於侵犯商標權的犯罪規定在《法國製造業、商業、和服務業商標法》第27條至第34條中，援引了《法國刑法典》第422條和第423條的規定。

二、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現實考察

（一）立法演進：立法模式從分散到集中

從1979年到1997年，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立法模式經歷了一個從分散到集中的發展過程。

從1949年到1979 年我國第一部《刑法》制定和頒布期間，整個經濟社會的調控模式是以計劃經濟為主，這種高度控制的計劃經濟政策和「反傑出人物論」（Anti-elitist Ideology）否定了知識資產的私有產權制度。因此，當時我國基本沒有知識產權法，尤其是空缺版權制度。替代知識產權法的是事實上運行無效的獎勵制度。1979年我國頒布的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第127條規定了假冒注冊商標罪。此後，我國改革開放日漸全面深入，為了保證從國際貿易中獲利的可能性，我國需要從先進國家取得技術但同時面臨來自技術先進國家有關保護知識產權的壓力，為了顧全我國改革開放的大局，在內外壓力下，我國開始建立知識產權制度，並逐步以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的方式建立起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體系。

1．以單行刑法模式保護商標權和著作權

1982年，我國通過了保護商標的專門法律——《商標法》，該法第40條規定：「假冒他人注冊商標，包括擅自製造或者銷售他人注冊商標標識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可以並處罰款外，對直接責任人員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1993年我國對《商標法》進行了第一次修改。修訂後的《商標法》第40條關於商標刑事責任的規定增加了兩種具體行為方式：一是偽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二是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構成犯罪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與《商標法》修訂的同時，1993年2月2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我國第一部商標權刑法保護的單行刑法，即《關於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

由於我國1979年《刑法》和1990年《著作權法》都沒有規定侵犯著作權的犯罪，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面對日益嚴重的盜版行為，在司法實踐中對於嚴重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只能以投機倒把罪加以處理。如1987年11月27日發布的《關於依法嚴懲非法出版犯罪活動的通知》規定：以牟取暴利為目的，從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發行、銷售活動、非法經營或者非法獲利數額較大，情節嚴重的，以《刑法》第117條投機倒把罪論處；數額巨大的，適用《刑法》第118條；情節特別嚴重的，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第1條第（1）項的規定。為了解決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的困境，1994年7月5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關於懲治侵犯著作權犯罪的決定》，這是我國第一部專門對著作權進行刑法保護的單行刑事法律，彌補了我國著作權刑法保護立法的不足。

2．以附屬刑法模式保護專利權

我國1979年《刑法》沒有規定侵犯專利權的犯罪。1984年3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專利法。該法第63條規定：「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責任人員比照刑法第127條的規定（假冒注冊商標罪——作者注）追究刑事責任。」這實際上是用附屬刑法的方式明確了假冒專利行為的刑事責任。1992年9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的決定》，但並沒有對侵犯專利權的刑事條款做出修改。

由此可以看出，在1997 年以前，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規定相當分散，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據除了刑法典之外，還包括單行刑法與附屬刑法。這導致1979年刑法典分則中對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已被各種決定和補充規定替代。

到1997年刑法典修訂時，由於此次修訂刑法的指導思想之一即是「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比較完備的刑法典；將刑法實施十七年來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的有關刑法的修改補充規定和決定研究修改編入刑法；將一些民事、經濟、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關條文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改為刑法的具體條款。」[①]因此，1997年刑法典修訂後，侵犯知識產權罪被集中規定在現行刑法典分則第三章即「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七節之中。這表明，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由附屬刑法和單行刑法的分散型模式發展成為刑法典的集中型模式。

（二）孰優孰劣：兩種立法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國現行刑法典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犯罪，這種單軌制的立法模式具有很多優點：第一，我國現行刑法將許多關於知識產權犯罪的單行刑事法律的內容，納入刑法典中並設立專章，這有利於增強刑法的科學性、統一性和體系性，有利於增加刑法的威懾力；第二，集中型立法使得刑法淵源集中統一，有利於刑法罪名的系統化、集中化，有利於充分揭示知識產權犯罪的共性特徵，便於綜合比較分析各種知識產權犯罪之間的區別與聯系，協調個罪的罪名、法定刑以及定罪和量刑的情節，增強個罪之間的協調性，從形式上有利於司法機關適用。當然，採用刑法典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做法也有不足之處：一是集中型模式容易產生立法滯後，不能及時有效適應司法實際需要。由於立法者的理性有限和社會復雜多變，因而不可能制定出一個包羅萬象和永恆使用的法典，這就使任何法典都具有漏洞和滯後性，不能適應社會迅速發展的需要。如在侵犯知識產權行為飛速變化的情況下，刑法典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可能陷於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兩難境地：如果及時修改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內容，則有可能削弱刑法典的穩定性；但如果維護刑法典的穩定性，又有可能使知識產權的刑事法律規定因不能及時進行調整而滯後於社會經濟生活的變遷，不能有效地發揮刑事法律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的應有作用。二是集中型立法模式容易造成罪狀規定的簡單和粗疏，不可避免地使刑法規范與其依託的相關法律形成毛與皮分離的現象。[②]

相對於集中型單軌制的立法模式，採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是一個利弊共存的選擇。一方面，分散型立法模式具有許多優點：首先具有適時性、靈活性的優點，立法者可以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需要，及時予以制定頒布，因此，這種立法模式最能適合形勢的需要。特別是知識產權制度具有開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點，其立法基本上是「成熟一個，制定一個」，因此舊的法律頻繁修訂，新的法律次第產生，比如，我國1984年頒布的《專利法》分別在1992年、2002年和2008年進行修訂；1983年制定頒布的《商標法》則在1993年和2002年進行修訂。其次，採用分散型立法模式，把民事、行政和刑事責任規定在同一法律中，使三種法律責任相互聯系、相互銜接，共同構建完整的法律制裁體系，有效地增加了法律的嚴肅性、穩定性和立法內在體系的科學性。最後，分散型立法模式使得罪狀的描述可以細致化，便於司法實踐和操作。同時也使知識產權法規中的刑事制裁部分更緊密地與權利、義務部分結合在一起，從而大大地強化了知識產權法規的社會效果。[③]但另一方面，這種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不利於保持刑法典的體系性，容易讓一個國家的刑法淵源四處散落，削弱刑法典的核心地位。

三、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

（一）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理論之爭

由於知識產權的兩種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統一體，因此，關於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選擇，刑法理論上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

集中型模式說認為，在我國集中型的立法模式更為合理，因為隨著現行刑法典的頒布和實施，完備、統一的刑法典已經成為立法者現實的價值追求並已客觀物化。因此，立足於我國的現實立法和立法傳統，採取集中型的立法模式似乎更為合理。[④]

主張結合型立法模式的學者認為，採用德國、法國等國結合刑法典和知識產權法規對知識產權犯罪行為進行刑事處罰的結合型模式，在維護刑法典的權威性與穩定性的同時，能夠兼顧知識產權犯罪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對刑事法律的有關規定進行修訂與補充，從而合理地組織對知識產權犯罪的刑事反應，無疑更能適應知識經濟時代對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要求，值得我國效仿。[⑤]

分散型模式認為，我國當前採用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具有很多弊端，建議「將有關刑事規范分散規定在單行的知識產權法或其他法律中，同時完善對罪狀和犯罪行為的表述，科學設立與犯罪危害程度相適應的法定刑」，即採用附屬刑法規范的形式來規定知識產權犯罪。[⑥]

（二）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

對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立法模式，究竟是選擇集中型立法模式，還是分散型立法模式，抑或是結合型立法模式，應當根據我國刑事立法的方向以及不同犯罪的特點來選擇適用。因此，我國刑事立法的未來發展方向以及知識產權犯罪屬於法定犯的特點，決定了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應當採用分散式立法模式，即通過附屬刑法規范規定知識產權犯罪。其理由是：

1．「結合型」不利於實現法律之間的協調統一

由於知識產權犯罪都以違反相應的知識產權法為前提，因此，相應的知識產權法的修訂，往往會導致知識產權犯罪內容的變化。如果採用在刑法典和其他知識產權法中都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結合型立法模式，則不僅可能導致立法負擔過重的結果，而且稍有不慎就會導致法律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由於我國沒有直接在知識產權法中規定罪狀與法定刑，這可能導致知識產權法修改後，需要按照犯罪處理的情形可能會因為刑法典沒有及時修訂而得不到及時處罰。於是，任何知識產權法的修改都會導致刑法典的修改。反之，如果修改刑法典時，也必須修改相應的知識產權法中的規定；否則，就容易導致各種法律之間的沖突和理解上的歧義。

據上所述，結合型立法模式意味著知識產權法和刑法的修訂必須「同進同出」，特別是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現在處於不斷完善的階段，立法修訂特別頻繁，採用結合型立法模式必然要求刑法典的規定與知識產權法的規定「共進退」，這不僅不利於實現刑法典的穩定性價值，而且也會浪費立法資源。

2．「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導思想難以實現

由於1997年修訂現行刑法典的指導思想之一是「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比較完備的刑法典」，因此，「將刑法（1979年刑法——筆者注）實施以來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有關刑法的修改補充規定和決定研究修改編入刑法；將一些民事、經濟、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關條文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改為刑法的具體條款；將擬制定的反貪污賄賂法和軍委提請常委會審議的懲治軍人違反職責犯罪條例編入刑法，在刑法中規定為貪污賄賂罪和軍人違反職責罪兩章；對於新出現的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行為，經過研究認為比較成熟、比較有把握的，盡量增加規定。」。[⑦]從此開始，我國刑事立法基本上朝著集中性、統一性方向發展，意在使一部刑法典囊括所有的犯罪。具體表現在：凡是需要增加犯罪類型與修改法定刑的，不管犯罪的性質及其與其他法律的關系如何，一概以修正案的方式對刑法典進行修改，基本上不再有附屬刑法，除了一個單行刑法外[⑧],沒有再制定單行刑法。雖然我國現行刑法典的制定，表明集中型模式已經成為我國刑事立法方向選擇的既定現實，但是從我國刑法典十多年的適用情況來看，集中型立法模式追求的統一完備的立法指導思想事實上是難以實現的，分散型立法模式似乎更應當是我國刑法立法的未來方向[⑨]。

第一，「統一完備」的立法指導思想被證明是難以實現的。立法者之所以會雄心勃勃要通過一部法典將現實生活中所有的犯罪行為一網打盡，可能一方面在於我們過分迷信法典的力量和價值，以為制定內容全面的法典，就可以一勞永逸並且游刃有餘地處理所有的犯罪行為；另一方面，可能也在於我們過分相信理性的力量，以為發揮大陸法系國家對生活經驗進行歸納抽象的特長，就可以窮盡生活的全部。但從現行刑法典施行十多年來的情況看，目前為止已經有七個刑法修正案對刑法進行修改或者增加，這充分說明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犯罪的類型會越來越多，一部刑法典事實上不可能囊括所有的犯罪。

第二，穩定性應當是刑法典的基本價值。相對於實現刑法典完備價值的難度，穩定性更應當是刑法典追求的價值，因為「刑法典是規范基本生活秩序的法律，直接關繫到國民基本生活的安定，屬於司法法，司法法的最重要指導原理是法的安定性。[⑩]安定性原理，要求成文刑法典具有穩定性。對刑法典的頻繁增刪，雖然可以防止司法機關對國民生活的恣意干涉，卻影響國民的基本生活，妨礙國民的行動自由。因此，為了維護刑法典的穩定價值，真正讓刑法典「垂範久遠」，今後刑法立法的方向應當採用分散型立法模式，將屬於行政刑法或經濟刑法的內容，如知識產權犯罪從刑法典中獨立出來，否則「將本應由行政刑法、經濟刑法規定的知識產權犯罪納入刑法典中，會造成刑法典的穩定性和變易性的矛盾：要麼因為頻繁修改，導致刑法典喪失穩定性；要麼為了維護刑法典的穩定性，而不能及時規制知識產權犯罪。

3．知識產權犯罪是行政犯更適合分散型模式

在立法模式和犯罪種類的關繫上，一般而言，對於刑事犯（自然犯），集中型（單軌制）立法模式無疑是更佳的選擇，因為自然犯是在侵害法益或威脅法益的同時明顯違反倫理道德的傳統型犯罪，其法益侵害程度的變易性較小，有利於保證刑法典的穩定性。但由於行政犯（法定犯）所侵害或者威脅的法益沒有明顯違反倫理道德，其法益侵害程度的變易性較大。因此分散型（雙軌制）的立法模式有利於實現刑法的穩定性。

從犯罪種類而言，知識產權犯罪毫無爭議地屬於行政犯。這不僅表現在知識產權犯罪沒有明顯違背倫理道德，而且還在於知識產權本身具有授予性特點。傳統的物質財產權的設定或取得基於特定的法律事實，而不需要經過國家機關的認可或核准。但是作為無形財產的知識產權的取得，在一般情況下，卻需要依照法定程序經由主管機關的認可。例如發明人完成發明後並不能自動獲得對發明的專利權，而必須依照法律的有關規定，依法向國家專利行政主管機關提出專利申請，經由國家主管機關作出授予專利權的決定，發明人才能取得該項發明創造的專利權；又如商標權的獲得，也是只有向國家商標行政主管機關提出注冊申請，經審查核准注冊後，才能獲得商標權。知識產權這種授予性的特點，使得知識產權犯罪成為典型的行政犯，構成知識產權犯罪，必須以違反知識產權法的相關規定作為前提條件。因此，行政犯具有變易性的特點決定了在立法模式上應該更適合分散型立法模式。

4．知識產權的開放性特徵更適合分散型模式

知識產權制度具有開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點，規定知識產權制度的法律常常修訂。因此，較之有形財產制度的規范性、系統性而言，在我國，知識產權立法可謂是「成熟一個,制定一個」。而且新技術使得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具有開放性，其范圍也不斷擴大。可以說，知識產權極易受到社會經濟發展及新技術更新的沖擊，也極易受到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因而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不斷修訂更迭，處於極不穩定和「支離破碎」的狀態之中。[11]相應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范圍，在短時間內也會處於一個動態變化過程中，由於規定知識產權的法規變異性大，如果採用集中型立法模式，則容易出現刑法規定嚴重滯後於行政法規的規定和社會生活的實際需求。

5．完善附屬刑法是分散型立法的有效方式

對於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更適合採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即在刑法典之外，通過附屬刑法規定知識產權犯罪。但是由於我國現行知識產權法中只是籠統地規定對某種行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並沒有具體的罪狀和法定刑，因此，附屬刑法的重點不在「刑法」上，而是體現在對刑法典的「附屬」特徵上。這種「附屬」刑法被證明有諸多缺陷[12]，因此，必須在附屬刑法規范中直接規定罪名與法定刑，變現行的依附性規定為獨立性的罪刑規范。具體而言，就是在《著作權法》、《商標法》和《專利法》等知識產權法中，具體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罪狀和法定刑，使得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罪狀可以描述得詳盡具體，法定刑也與之貼切，這可以大大便利司法操作。否則，附屬刑法規范沒有規定具體法定刑就不能獨立，就可能因為立法修訂的不同步，而形成法律適用中的沖突和分歧。以著作權為例，中國現行刑法中規定構成侵犯著作權的行為方式有四種[13]，但是2001年修訂《著作權法》卻將可以承擔刑事責任的行為方式擴充為八種[14]。由於刑法典沒有及時隨著著作權法進行修訂，而《著作權法》中又沒有獨立的法定刑，導致司法實踐中對侵犯著作權罪的認定出現了許多爭議疑難問題，最終只能由兩高以司法解釋的方式認定通過信息網路傳播也屬於刑法規定的「復制發行」[15]。但是，司法解釋並沒有解決全部問題。因此，通過對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中與知識產權犯罪有關的附屬刑法規范的修訂，規定具體的罪狀和獨立的法定刑，可以充分發揮附屬刑法規范的作用，提高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創新性和及時性，確保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現代化的實現。來源：http://www.szci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