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法的立法宗旨和實現途徑

『壹』 中華人民共和國知識產權法

我國知識產權法是主要由著作權法 、專利法 、商標法、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專利法實施條例、商標法實施條例、 伯爾尼公約 、巴黎公約 。

『貳』 對於知識產權法的理解

知識產權法無論在來中國還是在世自界上都是比較年輕的法律，它的誕生源於社會的進步和保護私權的需求，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

隨著人們維權意識的增長，知識產權的保護不斷嚴密，相對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言，中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還存在著許多疏漏，其專業性不自覺地把一些權利人拒之門外，要完善知識產權的保護體系，必須先從普法工程開始，降低法律門檻，和世界大流緊密結合起來。

『叄』 請介紹我國在民商法知識產權法方面的【司法政策】.附例/出處鏈接最好，謝謝

論國際貿易中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現存的問題及對策分析

[摘要]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知識產權保護已經成為國際貿易中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知識產權貿易在國際貿易中所佔的比重日益增大，作用更加顯著，隨著加入世貿組織，重視和加強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培育國民的知識產權意識，對於我國的健康、穩定、持續發展國際貿易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從知識產權理論與國際貿易的關系為切入點，重點分析了我國知識產權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並從國家和企業的戰略高度提出知識產權保護的對策。

[關鍵詞] 知識產權保護保護戰略

知識產權主要指個人及其組織在腦力勞動方面創造並完成的智力成果而依法享有的專有權利。它具有無形性、雙重性、確認性和獨占性的特點。根據我國知識產權法的相關法律規定，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知識產權有著作權(版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發現權、發明權，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權等。知識產權保護在當今知識經濟社會顯得非常重要，它不但激勵發明，創新知識，而且可以引進先進技術和資金，加快配置技術創新資源，促使新技術商品化和產業化。本文從知識產權理論與國際貿易的關系為切入點，重點分析了我國知識產權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並從國家和企業的戰略高度提出知識產權保護的對策。

一、知識產權保護與國際貿易的關系

知識產權保護是以知識為基礎的對國際及國際經濟關系的反映，是新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根據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只有物質資料生產才能產生剩餘價值，而知識產權作為一種非物質經濟本身不產生剩餘價值，只有參與物質生產部門的價值分割才能產生價值。在國際貿易的過程中，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壓低物質部門的產品價格，而提高與知識相關的非物質經濟部門的價格，從而在國際貿易中取得較為有利的地位。隨著國際貿易的不斷發展，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國際上把知識產權與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相提並論，其重要性可見一斑。1994年在關貿總協定烏拉圭第十回合談判過程中，形成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TRIPS》協議；1995年世貿組織成立，《TRIPS》協議同時生效，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TRIPS》協議也當然成為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准則。知識產權保護對國際貿易將產生重要的影響。

1.重視知識產權保護有利於我國對外貿易的健康發展
眾所周知，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商品和服務的知識含量和技術含量越來越高，其中涉及知識產權的商品佔有較大的比重，且這個比重還在不斷攀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之所以能夠大量成功地引進外資和國外的先進技術，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我國建立並實行了知識產權制度，為正常的國際貿易活動和投資活動奠定了基礎性的保障制度。只有在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中，國際貿易和投資才能得到有效發展。

2.知識產權保護對發展中國家的不利影響
在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中，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工業都將經歷以下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創造新產品，進入國內市場；第二階段，國內市場飽和，向國外市場出口；第三階段，對外投資，向外國市場提供產品；第四階段，外國生產，向母國市場出口。從發達國家角度說，當處於產品周期的二、三階段時，它會極力支持自由貿易；而當到了第四階段時，國內市場的產品為進口產品所替代時，該國產品的市場地位開始衰落，其市場佔有率受到挑戰。此時，它會轉向知識產權保護，在貿易政策中會極力與知識產權保護掛鉤，通過強制性措施來實施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以設法減慢產品周期的步伐。這對在技術上處於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無疑是有失公平的。這樣知識產權的保護無疑擴大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貧富差距愈加嚴重。

二、當前我國國際貿易中知識產權保護面臨的問題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隨著世界步入經濟全球化時代，以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政府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建立和制定了相關法律制度，取得了世界各國公認的成績。但從我國社會還正處在初級階段，市場經濟制度還有待完善，在國際貿易中，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1.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比較薄弱
企業對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薄弱，我國企業每年取得省部級以上的重大科技成果有幾萬個項目，而申請的專利數卻不到10%，企業較為重視有形資產的保護，卻忽視了其作為無形資產的保護，從而導致我國每年有很多知識產權被「搶注」 。所以增強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已成為企業家的共識，加強企業知識產權法律保護也已成為企業發展的「原動力」和「分水嶺」。目前，我國缺乏一套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知識產權保護涉及很多方面，包括法律、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如山西老陳醋商業秘密泄露事件的發生；景泰藍、宣紙等民族絕技的泄密，國內大量的知名商標在國外被搶注。因此，在大力保護國外的馳名商標時，應加強對國內馳名商標的扶植與保護。

2.知識產權人才缺乏
國內大多數企業尚未建立知識產權管理部門，沒有專門負責知識產權工作的人員，真正了解和懂得知識產權知識的人才不多。企業萬一牽連到知識產權爭端，要麼處於極其被動的地位，要麼要支付高額費用聘請外部人員應訴。一些專業性很強的包括專利申請、商標注冊、產權談判及分析工作，因為專業人才的缺乏而無人勝任。

3.與知識產權保護相關法律亟待完善
我國有些法律和TRIPS相關法律還有很多不同甚至有許多空白。知識產權是法律賦予的一種合法壟斷。一些跨國公司企圖利用知識產權中的非法限制和排斥競爭實現其壟斷地位。針對濫用知識產權的非法壟斷行為，許多發達國家都通過制定反壟斷法進行制約，但我國目前還沒有出台反壟斷法，知識產權保護法律中也沒有可操作的反壟斷條款。這樣，我國企業在遇到知識產權爭端時就可能遭遇不利的被動狀態，從而在國內市場上對其他企業的壟斷行為束手無策、在國外市場上遇到嚴格的反壟斷法控制而使自身陷入尷尬境地。

三、我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對策

在國際貿易過程中，各國都非常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法律保護制度，來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對我國而言，知識產權保護是一個涉及面較廣的系統工程，雖然我國政府在這方面也制定了相關的法律制度，但真正從國民意識上重視知識產權問題還需一個過程。就目前看，應該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1.實施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戰略
(1)政策傾斜，資金扶持。政策上要從籠統扶持轉到重點支持專利項目上來，特別是那些高科技專利項目，建設擁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民族工業群體。同時，採取有力措施，保證專利制度各項獎酬的兌現，重獎一些重大發明專利技術。在資金上，面對「入世」後的新形勢，各級政府都應建立專利基金，以財政、企業為主體，廣開資金來源，多渠道、多形式籌集資金。重點支持那些有廣泛的市場前景、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專利技術，如火炬計劃、星火計劃、高新技術產業化、技術改造項目、新產品開發項目等各種科技和經濟計劃項目。
(2)加強立法，完善法律。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的制定要以鼓勵創新、優化環境為宗旨，進一步形成既與國際接軌又符合我國國情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體系。抓緊修訂和完善《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以及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著作權保護辦法、保護遺傳資源、傳統知識等的立法。 同時，進一步完善行政執法程序，依法公正、高效地解決好知識產權糾紛。積極發揮跨部門執法協作機制和區域協作執法機制的作用，打擊和防範群體侵權、反復侵權行為。鞏固知識產權重大案件聯合督辦制度以及與外國政府、國際組織間的溝通對話機制。加強「奧運會」和「世博會」等各類展會的知識產權保護。提升我國農業技術、農用工具、農葯化肥等領域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強化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認真落實知識產權司法解釋，依法追究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刑事責任。
(3)重視人才，培養人才。科技以人為本，人才是國家的第一資源。國家間的競爭實際上是人才的競爭，誰佔有的人才越多，誰就能在競爭中獲得優勢，取得勝利。近年來，跨國公司已經加大了對中國本土人才的爭奪，中國企業如果還不加強對人才的重視，將會失掉企業未來發展的動力源泉;同時，企業還應該加快深化自身的人才制度和結構變革，培養自己的人才隊伍。要多渠道、多層次地開展人才隊伍培養工作，特別是加大知識產權工作高層次人才培養的力度，全面提升知識產權工作水平，造就一支包括各類專業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內的規模宏大的知識產權隊伍。繼續加強對各級政府領導和企事業單位負責人的知識產權宣傳與培訓工作。
(4)突出特色，借鑒經驗。發展經濟有特色，保護知識產權也應該有自己的特色。要有符合本國和地區特色的知識產權保護戰略重點和方向。近年來，美國將打擊盜版等作為知識產權保護的重點，其中媒體盜版是重中之重。同時，它們根據現代標准改進美國知識產權法規——特別是刑事懲處手段，包括通過修訂及更新美國簽署的雙向司法援助及引渡條約，讓盜版者及偽冒者在美國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國也應注重在尋求傳統知識資源的聯合保護。當發達國家對全球現代工業知識產權「圈地運動」基本完成後，我們的「傳統知識」便成為新世紀圈地運動的新目標。中國應當積極運用現行知識產權法律機制，對傳統知識資源進行保護的同時，積極尋求國際聯合集團式的保護。

2.實施企業知識產權保護戰略
(1)樹立品牌 ，增強意識。知識經濟時代,品牌之「名」越來越在於產品的知識含量之高,企業應保持產品在知識含量上的優勢來謀求產品的競爭優勢,只有企業掌握了過硬的知識產權,才能在市場上推出叫得響的民族品牌,才能在國際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有了自己叫得響的民族品牌,更應該樹立品牌保護意識,洞悉跨國集團在我國運用的品牌戰略,以品牌的國際化帶動知識產權戰略。不僅要利用國內的資源條件和市場,更要充分利用國外的資源與市場,進行跨國經營,使我們的品牌發展成為全球化品牌。由於我國的一些企業在早些年沒有商標保護意識,大量的國內馳名商標被在國外搶注,例如「同仁堂」「青島啤酒」等,使這些企業在國外的發展受到了重重阻力,因此我們要吸取這些教訓,要時刻注意自己的馳名商標的保護問題。否則無異於在扼殺企業在國外的發展之路。
(2)加強申請，促進保護。據報道,僅加入世貿以來我國企業因知識產權糾紛引發的經濟賠償累計超過10億美元。因此我們應從多個角度、立體地實施專利保護戰略。實施專利保護戰略作為企業發展的護身符已是我國企業的當務之急。
第一，成立專門的知識產權機構,建立專利信息中心收集信息,構建知識產權保護網,通過專利信息中心,對與本企業產品相關的專利作分類管理。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統計表明,每年新技術發明創造的90%以上都會在專利文獻中檢索到,所以我們可以不斷地更新我們的專利資料庫,對相似技術進行排查並通過專業人員對相關內容進行侵權分析,在不構成侵權的情況下,使企業的研發人員了解本行業的技術發展趨勢,為創新項目提供方向,保持研究開發中的合法性。
第二，提高專利申請率，設置專利網戰略。對每一項創新方案都申請一項專利,並在基本專利的周圍設置大量原理基本相同的不同權利,並且技術開發本來就是一個不斷升級的過程,因此當一個企業擁有自己的自主專利權時,應通過不斷改進原有技術而獲得網狀的專利保護范圍。
（3）加大創新，提高效率。實施企業知識產權戰略,必須加快建立企業技術創新體系, 增加知識產權的產出量，形成企業在技術創新和科技投入中的主體地位。一要在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確立知識產權的概念,充分利用知識產權文獻,注意發現、申報和形成知識產權;二要加強企業技術中心建設,使技術中心成為新產品、新技術開發和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載體,成為吸引、凝聚科技人才,調動和發揮其積極性和創造性的平台;三要加強產學研合作,按照「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原則,共同開發新產品和新技術,建立研究所和實驗室,共同培養技術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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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黎 奔 劉路遙 盧鵬論:WTO框架下國際貿易中的知識產權濫用問題[J].商場現代化，2007（1）
[3]丁永剛 張海鵬:論國際貿易中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現存的問題及對策分析[J].商場現代化，2007（5）

其他相關文獻：

1.《知識產權與國際競爭》 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中國：直面國際經濟摩擦》劉力 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
3.《知識產權學術前沿問題研究》南振興 中國書籍出版社
4. 《以制度和秩序駕馭市場經濟》 洪銀興著 人民出版社
5.《WTO與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研究》唐民皓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6.《我國知識產權貿易存在的問題及對策》李浩 《國際貿易問題》2005/11期
7.《知識產權保護：中國式跨越》劉勇 《國際技術貿易》2005/3期
8.《跨國集團在華知識產權戰略研究》呂文舉 《國際技術貿易》2005/4期
9.《知識產權保護的「西學中用」》 《國際技術貿易》2006/1期
10.《中國知識產權戰略若干問題》 鄭成思 《新華文摘》2006/15期
11.《知識產權-民營企業出口繞不過的壁壘》 夏瑞林《對外經貿實務》2004/6
12.《建立大類出口商品技術標准預警機制的建議》 江榕 《對外經貿實務》2003/9
13.《廣州市大類出口商品技術壁壘預警機制的建立及改進》 江榕等 《世界標准化與質量管理》2004/11期

『肆』 知識產權法的立法宗旨

加強商標復管理，保護商制標專用權，促使生產、經營者保證商品和服務質量，維護商標信譽，以保障消費者和生產、經營者的利益，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拓展：葯品管理法的立法宗旨是：加強葯品監督管理，保證葯品質量，保障人體用葯安全，維護人民身體健康和用葯的合法權益，特製定本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葯品管理法
第一條
為加強葯品監督管理，保證葯品質量，保障人體用葯安全，維護人民身體健康和用葯的合法權益，特製定本法。

『伍』 什麼是知識產權立法體例

中國適合何種知識產權立法體例

吳漢東

近代民法典是在羅馬法體系基礎上改造的，且知識產權立法與近代民法典未能發生歷史的機緣。現代民法典編纂運動嘗試接納知識產權制度，但至今尚無成功的立法例。當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綜合性、開放式，且最具創新活力的法律規范體系，採取民事特別法的體例較為適宜。

關於知識產權制度與未來民法典之關系， 一直是個頗有爭議的問題。不少民法學者主張在民法典的框架內，整合一個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財產權體系，其理由是：知識產權的保護手段基本是民事性質的，應將這一權利與其他財產權等同看待，並納入民法典進行規范，國外已有在民法典中規定知識產權之立法例。我國的民法通則在「民事權利」一節規定了各類知識產權，因此這一制度應成為民法典的組成部分。筆者對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試以範式民法典為參照系，從歷史考察與現狀分析相結合的角度，探討知識產權立法體例與民法典編纂之關系，希冀為民法典體系的設計提供些許有益的思想資料。

失之交臂：近代民法典編纂與知識產權制度產生

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在西方的確立，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自十八、十九世紀以來都先後開始了知識產權的立法活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立法例有：美國1790年《聯邦版權法》、法國1793年《作者權法》、德國1837年《保護科學和藝術作品的所有人反對復制或仿製法》、日本1899年《著作權法》；美國於1790年、法國於1791年、德國於1877年、日本於1885年先後制定的專利法；英國於1875年、美國於1870年、德國於1874年、日本於1884年先後頒布的商標法。這些知識產權立法與近代民法典編纂都未發生歷史的機緣。

無論在英國還是美國，知識產權法都表現為制定法的形式，歷來都是一種獨立的財產法律制度，並不涉及民法典編纂的問題。大陸法系國家承受了古羅馬法典化的傳統。作為近代範式民法典的法國民法與德國民法，其編纂活動分別完成於19世紀初葉與末期，他們的民法典體系取材於羅馬法的《法學階梯》或《學說匯編》；其知識產權立法早在民法典編纂之前大體就緒，且這些新興的財產制度又多為英國的「舶來品」。因此近代歐洲大陸的範式民法典未能將知識產權制度納入其體系之中。關於其立法動因，可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解釋。

1．近代知識產權制度是從特權到私權嬗變的產物

近代知識產權法的孕育，經歷了封建特許權制度近三百年的長期陣痛。與保護精神產品相關的封建特許權，包括印刷專有權和產品專營權，它以敕令或令狀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獨占許可證或賦予經營者專門製造、銷售某種產品的權利。這種封建特許制度的受益者主要是印刷商、企業主以及頒發許可證的統治者，而不是從事智力創造活動的作者或發明者。這一制度不僅適應了封建統治者禁錮思想文化、控制經濟利益的需要，而且決定了原始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特點。封建特許權的存在意義，在於它同近代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具有某種歷史連接作用。近代資產階級國家立法使知識產權由公法領域進入私法領域，由特權轉變為私權。法律制度在發生質的轉變的同時，也保留了某種歷史的慣性，即多數知識產權具有國家授予的特徵。這種權利取得的國家授予性與權利產生的本源性並不是矛盾的。美國學者認為，創造性活動是知識產權產生的「源泉」（source），而國家法律規定則是知識產權成立的「依據」（origion），因此知識產權是一種法定的有限制的獨占權利。知識產權制度產生的社會背景有別於傳統財產權法所生存的私法環境，因而近代立法者在法律體系的設計與安排方面採取了不同的方法。從特權到私權，反映了近代知識產權的屬性變化，但並非表明知識產權與其他財產權採用相同的立法形式。

2．近代知識產權制度是私權領域中財產「非物化革命」的結果

在羅馬私法體系中，財產權制度是一個物質化的權利結構體系。羅馬人基於財產的主要構成限於對有體物的認識，構建了物與物權制度。他們以物為客體范疇（主要是有形的物質客體——有體物，也包括無形的制度的產物，即除所有權以外的財產權權利——無體物），並在此基礎上，設計出以所有權形式為核心的物權制度，建立了以物權、債權為主要內容的「物法」體系。隨著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財產構成中，出現了所謂抽象化、非物質化的財產類型。以知識、技術、信息為主要內容的「知識財產」，有別於以往物質形態的動產、不動產，是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另類客體。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寫道：諸如精神技能、科學知識、藝術以及發明等，都可以成為契約的對象，而與買賣中所承認的物同一視之。此類佔有雖然可以象物那樣進行交易並締結契約，但它又是內部的精神的東西。十分明顯，傳統的物化財產權結構是無法包容抽象化、非物質化的知識財產的。1807年法國民法典繼承並發展了羅馬法的傳統，將客體物分為有體物與無體物，同時擴充了無體物的范圍。後者專指具有財產內容的權利，其中，除了民法典所規定的債權、股權外，還包括新興的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本歸為動產物，以後又被劃歸到更具重要價值的不動產類別中。1896年德國民法典在繼承羅馬法傳統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德意志民族風格。其立法文件不承認無體物，所謂物僅涉及有體物的概念。但在學說中，知識產品可以稱為「無體物」，但它不能歸類於物權法的客體物范疇，而僅是知識產權法規范的客體。

概言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是羅馬法以來財產權領域中一場深刻的制度創新與變革。無論「法學階梯體系」（法國法）還是「學說匯編體系」（德國法），都只是在羅馬法編纂基礎上的改造，知識產權這一新興財產權制度未能進入傳統民法典的體系范圍。

3．近代知識產權制度尚未形成一個體系化的財產權利族群

知識產權是人們基於自己的智力活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而依法享有的權利，是一個屬於民法范疇但又相對獨立的財產權制度體系。將一切來自知識活動領域的權利概括為「知識產權」最早見之於17世紀中葉法國學者卡普佐夫，後為19世紀比利時法學家皮卡弟所發展。皮卡弟認為，知識產權是一種特殊的權利范疇，它根本不同於對物的所有權。在近代法時期，以知識產權的名義實現權利制度的體系化，並未在立法活動中得以實現。換言之，「知識產權法是對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法律規范的一個總稱，這一稱法是虛設的，是一種理論概括」。從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是近代歐洲知識產權制度興起的時期。專利法、著作權、商標法在西方國家陸續產生。毫無例外，上述法律都是以單行立法的形式出現，既沒有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也沒有將各個法律進行整合而編入民法典。1804年法國民法典，明確肯定商標權應與其他財產權同樣受到保護。這一規定不過是對商標權即為財產權的民法定位，並無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的立法意義。正是在民法典這一基本法指引下，法國於1857年頒布了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影響的商標法。無需諱言，對各項知識產權進行體系化整合並作為民法典的組成部分，無疑在立法技術方面存有困難。對此，法國學者指出，「多數情況下，有形財產整體性地置於單一法律規則的體系內加以調整。例如，所有權在涉及到有形不動產或動產時，總是具有同樣的內容。誠然，兩種不同財產的地位並不總是相同，但這並不能否認內容豐富的有形財產所有權的一些一般規則的存在」；「相反，無形財產具有不同性質，它們不能置於同一的法律體系而只能置於一系列獨立的、不同的體系，存在於一定的期間。」 可以說，由於民事立法技術的原因，近代立法者並未象構建物權體系那樣，將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整合成一個概括的、統一的知識產權體系。

近代民法典的編纂，自是「言必稱羅馬」，諸如物權、債權、繼承權等財產權都可以從羅馬私法體系中找到它的雛型，而知識產權難以在傳統的體系中與物質化的財產相融。基於羅馬法以來法典化的傳統，加之立法技術的不能，知識財產終究未能以體系化的權利制度出現在近代社會的範式民法典中。

並非範式：現代民法典體例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接納

自20世紀以來，知識產權制度有了長足的發展：基本規范不斷完善，保護范圍不斷擴大，一體化、現代化的趨勢日益明顯。與此同時，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嘗試將知識產權制度編入本國的民法典，並在90年代興起的第二次民法典編纂的運動中形成高潮。我國有的學者將其稱之為民法典編纂巨大進步，彌補了近代範式民法典的一大缺憾。還有的學者以此立法例為範式，主張在未來的民法典中規定一個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大一統的財產權體系。筆者對上述觀點持有疑慮。

20世紀以來，幾個有代表性的民法典對傳統的財產權體系進行了改造與突破，以不同的體例和方式規定了知識產權編，這無疑是民法典編纂活動中的一種制度創新。這一變革緣於人們對知識產權本質屬性的認識。在歷史上，知識產權經歷了一個「封建特許權——精神所有權——無形財產權」的發展過程；在今天，知識產權則已成為世界各國所普遍承認的私權，一種新型的民事權利。筆者以為，知識產權是民法對知識形態的無形財產權利化、制度化的產權形態。客體的非物質性是知識產權的本質特性，但其私權的基本屬性與物權、債權等並無實質性差別。在這個意義上說，立法者將知識產權與其他民事權利同置於民法典，其動因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由於知識產權的自身特性和立法技術的諸多困難，民法典難以將知識產權融入其體系之中。現有民法典的起草者採取了兩種方式：一是將知識產權的相關規則全部納入民法典，這無疑是法律規范的位置平移。由於涉及諸多公法規范的處理，這一方式難以適用於所有的知識產權制度（如越南法）；二是從各類知識產權抽象出共同適用規則和若乾重要制度規定在民法典中，但同時保留各專門法。此類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權立法的純潔性與形式美，但其實質意義不大，且在適用中多有不便（如義大利法）。總體說來，現代民法典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接納，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但卻是不足效法的。

民事特別法：知識產權立法體例的最佳選擇

單行立法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通行做法，這一體例在英美法系國家是以專門法律制度的形式出現的，在大陸法系國家則是民事基本法之下的民事特別法。

20世紀末，採取單行立法傳統的法國將23個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單行法規整理匯編成統一的法典，這即是1992年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有學者認為，該法典是世界上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第一個法典，有可能成為21世紀知識產權法與民法普遍分立之典型。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既是法國大革命以來二百多年相關立法經驗之結晶，也是回應當代經濟、技術發展進行制度創新之成果，其立法成就是值得重視的。但是，該法典並沒有改變其作為民事特別法的基本地位和本質屬性，其理由可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法國知識產權法與民法、商法依然是基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知識產權法典」的譯者黃暉博士對此寫道：1804年法國民法典頒布時，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沒有現在這么突出，民法典也沒有針對知識產權的專門規定。因此，法國決定對知識產權採取單獨立法的方式後，十分注重處理其與民法、商法等一般法的關系問題，並取得較好的效果。例如：知識產權是一種無形財產權，民法典關於有形財產權的很多規定不能直接適用於知識產權；為保護作者權益免遭損害，對契約自由進行大量限制；有關智力創作的勞動合同不影響作者享有精神權利和思想權利；有關著作權與婚姻和繼承的關系也存在不同於一般法的特別規定。除上述例外規定外，作為民法典的基本法所規定的普遍原則仍然是適用的。這說明，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與法國民法典是體系分立的兩部法典，但並非是地位平行的兩部法典，他們仍是一種基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在私法多元體制中，民法典是作為民事普通法或基本法存在的，它規定的是私權的一般問題。而知識產權法典則屬於特別法，它對知識財產的特別問題作出專門規定。將兩部法典作出上述區分的意義在於：在知識財產問題的法律適用方面，知識產權法典的適用應優先於民法典。前者有專門規定的，應優先適用其規范；無特別規定的，則應適用基本法規范。可以說，知識產權法典雖冠名為法典，但並沒有改變其民事特別法的基本地位。

其次，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是專門法規系統化的特殊形式。一般意義的法典，不是已有規范性文件的簡單匯總，而是在原有法律規范基礎上經過加工、整理而成的系統化的法律文件。法國立法者將知識產權的各種單行立法進行整合、編修，實現了法典編纂的基本要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在立法技術上有兩個優點：一是體系完整，二是內容諧調。該法典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文學和藝術產權，規定有著作權、鄰接權、資料庫作者權等；第二部分為工業產權，規定有外觀設計權、發明專利權、技術秘密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植物新品種權、商標權以及其他標記權等；第三部分為在海外領地及馬約爾屬地的適用。就其基本制度來說，法典幾乎囊括了現代知識產權的全部內容。該法典還較好地處理各項知識產權制度的內部關系，避免了原單行立法出現的各種沖突。例如計算機程序應受著作權保護而不得授予專利；對資料庫製作者的保護獨立於著作權對資料庫或其組成部分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不受專利保護而取得專門權利；有關著作權、外觀設計權、人身權、地理標記權、商號權等在先權利的標記不得作為商標使用注冊等。但是，法國知識產權法典顯然遺漏了法典編纂的一個要素，即缺乏各項知識產權制度共同適用的原則和規則，立法者未能也許不可能設計出一個與民法典相同的總則。正如譯者黃暉博士所指出的那樣，「1992年頒布法典時只是將當時的知識產權各部門法匯集到一起，體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獨立，1994年為加強反假冒力度修改法典時也只有遵循這一體例」。由此可見，在立法技術上，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是各類法規的匯集，是專門法規的系統化，它沒有改變知識產權制度作為民事特別法的根本屬性。

以法典形式出現的法國知識產權制度，在相關立法體例上並沒有走出多遠，從世界范圍來說，民事特別法仍然是大陸法系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首選模式。筆者以為，作出以上選擇，主要是出於以下幾點理由。

第一，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綜合性的法律規范體系。知識產權制度從其產生之初，即是以綜合性法律規范、多樣性法律制裁措施為其主要特徵的專門法律，它與作為民法典的民事基本法有著顯著的差別。知識產權制度本為保護創造者權利之實體法，但在立法中一般規定有權利取得程序、權利變動程序、權利管理程序、權利救濟程序等，即在實體法中規定了程序法的內容，程序法依附實體法而存在。知識產權制度本為規范個人知識財產權利之私法，但在立法中多設有行政管理、行政處罰及刑事制裁等公法規范，在立法技術上具有私法與公法規范相結合的特點。誠然，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的特殊性，並不影響其作為民法體系中組成部分的本質屬性。但是，從知識產權規范的特殊性出發，則需要在民法典之外對這種綜合性法律單獨立法。如果將知識產權制度全部納入民法典，則大量存在的程序性規范和公法規范將會使民法典在體繫上難以協調，相關條文在性質上將難以兼容，民法典也就無法實現其形式上的「審美要求」。如果將知識產權制度根據其規范性質不同，分別納入民法典和進行單獨立法，則會造成同一法律制度被人為割裂的狀況，徒增法律運用的不便。

第二，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開放式的法律規范體系。與近代法所涵蓋的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相比，現代知識產權法已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法律體系，借用《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的規定來表述，它是一切在工業、科學、文學或藝術領域由於智力活動所產生的權利制度的總和。自新技術革命從20世紀中葉興起，知識經濟不僅孕育了「知識＝財富」的新的財產觀，而且促生了新的知識財產制度。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邊緣保護法」，即採用專利權和著作權的若干規則，創設了一種新的制度即「工業版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即屬此類；二是「單獨保護法」，即為特殊的知識產品設定「准專利」或類似其他知識產權的保護。新植物品種權、域名權，即屬此類。在新的知識產權制度繼續出現的同時，舊的相關制度也逐漸演變成為知識產權法律體系的新成員，其中最具意義的就是商業秘密與反不正當競爭。商業秘密是一種無形的信息財產。它與專利技術不同，其權利不具有嚴格意義上的獨立性，也不受地域和時間的限制，權利的效力完全取決於商業秘密的保密程度。正是由於這一特性，大陸法系國家長期採取合同法或侵權法的保護方法，商業秘密不包括在傳統的知識產權體系之中。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商會（ICC）率先賦予商業秘密以產權屬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其成立公約中亦暗示商業秘密可以包括在知識產權之中。至90年代，《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專門規定「未公開信息」的保護問題，確認商業秘密屬於知識產權范疇。此外，反不正當競爭亦與知識產權有密切關系。最初，競爭法對於知識產權僅是一種補充保護，意在為各類知識產權制度的交叉領域或真空地帶提供兜底保護。而在現代社會，反不正當競爭已歸類於知識產權法領域。《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1967年斯德哥爾摩文本將專利技術、經營標記與制止不正當競爭同列為工業產權的對象，1967年《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將反不正當競爭的權利納入知識產權范圍，1993年《TRIPS協議》強調締約方遵守《巴黎公約》的有關條款，即確認反不當競爭作為知識產權組成部分的規定。上述情況表明，現代知識產權法正處於不斷發展、變革的過程之中，其權利制度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的法律體系。如將這種頻頻變動的法律置於一個需要相對穩定的民法典中，顯然是不合適的。

第三，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不斷創新的法律規范體系。現代化、一體化是知識產權立法的兩大趨勢，前者動因於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後者受制於新國際經濟秩序的形成。知識產權法從其興起到現在，已有三四百年的時間，基於技術革命而生，由於技術革命而變，其制度史本身就是一個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說，知識產權制度無疑是「制度文明的典範」。自20世紀下半葉至今，相繼出現的新技術革命與信息革命（或稱為知識革命），使得現代知識產權法總是處於劇烈變動的狀態。著作權法告別19世紀的「印刷版權」時代，走過20世紀的「電子版權」時期，繼而開始「網路版權」的新紀元。這一進程使得傳統的著作權保護范圍在不斷擴大，新的著作權權項陸續產生，著作權效力在虛擬空間逐步拓展；專利法大大縮小非專利對象的范圍，著力保護化學物質和葯品專利，增加微生物品種及方法專利。這一最具「科技含量」的法律制度，在實現立法現代化的目標之後，又面臨著21世紀基因技術專利問題的挑戰；商標法在網路空間里，不僅涉及到傳統商標制度的變革（例如商標權地域性與網際網路國際性的沖突，商標分類保護與網上商標權排他性效力的矛盾、網上商標侵權形式的變化與侵權責任的認定等），而且必須考慮域名保護制度的創新（例如域名的登記與審查、域名權的性質與內容、域名權與其他在先權利的沖突、域名權的保護與域名糾紛的處理等）。知識產權法不僅要通過制度創新實現立法現代化，而且要在全球范圍建立新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即通過制度改革實現立法的一體化。在國際社會里，知識產權保護與國際經濟、貿易有著密切的聯系，通過烏拉圭回合的一攬子談判，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內，形成了《貨物貿易協議》、《服務貿易協議》與《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三大主體制度。由於世界貿易組織與上述公約的有效運作，知識產權保護現已成為國際經貿體制的組成部分。從國際范圍看，知識產權制度進入了一個統一標準的新階段。在這一背景下，各國立法者不得不「修綱變法」，按照國際公約的相關要求重新審視本國知識產權制度。正是基於上述情況，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知識產權法處於頻頻修訂之中。據資料記載，發達國家的著作權法平均不到10年就修改一次。法國知識產權法典頒布後的6年間先後12次進行修改和增補。中國的商標法、專利法自製定後分別於90年代初和新千年伊始進行兩次重大修改。需要說明的是，這些法律修改活動都是在專門法的形式下完成的，而具有系統化、穩定性特徵的民法典，則不具備這些便利。

中國知識產權報

『陸』 知識產權法的立法目的和國際戰略是什麼2000到3000字

對於法學教學、法學研究人員來講，一門法律學科的性質和地位，是需要首先弄清楚的問題，知識產權法學也是如此。目前國內法學理論界、司法界均承認知識產權為民事權利，同時世界貿易組織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中也已明確知識產權的民事權利性質。與知識產權的性質密切聯系的是知識產權的地位，即知識產權應歸屬何種法律部門，在此問題上學者們存有爭議，較為流行的觀點認為知識產權屬於民商法部門，或者屬於民法部門。但筆者以為這個問題還沒有徹底搞清楚，有探討之必要，尤其是在諸多國家紛紛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大背景下，探討此問題，意義更為重要。

一、國內學者對知識產權法地位的幾種觀點

目前國內學者關於知識產權性質的認識是一致的，認為知識產權是私權，是民事權利的一種，但在知識產權的地位，即知識產權應歸屬何種法律部門上，存在一定爭議，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

（一）國際公法。此觀點的代表人物是鄭成思教授，鄭教授認為，國際間的多邊公約及雙邊條約對整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有重大影響。國際公法已成為知識產權法的主要淵源，因此知識產權應屬於國際公法領域。 1

（二）民商法。此觀點的代表人物為吳漢東教授，吳教授認為，知識產權制度應屬司法領域，但其保護制度多設行政處罰及刑事制裁的規范，具有公法與私法結合的特點，實為保護私權之民事特別法。 2 這也是國內絕大部分學者的觀點。

（三）單獨法律部門。此種觀點代表人物為張平副教授，張教授認為知識產權在民法、刑法、行政法、國際公法等各個法律部門中都有所反映，歸類很勉強，應為獨立的法律部門。 3 張教授的觀點與筆者的觀點不謀而合，惜張教授的觀點未受到充分重視，且理由有待進一步加強。

另有學者持知識產權應歸屬於經濟法、行政法、科技法等觀點。

還有的學者企圖迴避該問題，「至於把知識產權置於何種法律中，是在經濟法中，還是在民法中，或者在行政法中，甚至在國際經濟法、經濟法中，使用民事的、刑事的或者國際法的手段來解決知識產權問題，都無關緊要」。 4 筆者以為此種觀點是不足取的，學術上的觀點存有爭議，那就說明在某些問題上還存有模糊地帶，有待進一步澄清。

筆者以為，知識產權歸屬於國際公法、民商法的觀點僅抓住了問題的一個方面，或者過分突出了問題的某個方面，而知識產權歸屬於單獨法律部門的觀點缺乏足夠理由，難以服眾，這也許就是張平副教授早在90年代初即已經提出知識產權應成為獨立法律部門的觀點而未受到應有重視的原因。

依據法律部門劃分的標准和原則，筆者以為知識產權法學應當脫離現行附屬法律地位，成為一獨立的法律部門，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知識產權制度的重要意義正如美國前總統林肯所言在於「給天才之火添加利益之油」。 1 知識產權制度在促進人的解放，加速生產力的發展，增強國家競爭力的偉大實踐表明，這項制度本身就是一項傑出的發明創造。 2

二、劃分法律部門的原則和標准

法律部門這一概念，在有的法學著作和教材中被稱為「部門法」，它是指根據一定的原則和標准，按照法律調整社會關系的不同和不同方法所劃分的同類法律規范的總和； 3 部門法又稱法律部門，是指一個國家根據一定的原則和標准劃分的本國同類法律規范的總稱。 4

法律部門或稱部門法是法律體系的基本組成部分，也是法律分類的一種形式。

知識產權制度共同的法律特徵就是客體的非物質性。在信息時代的今天，科學技術日新月異，而傳統知識光輝燦爛，人類創造性的智力成果應接不暇，知識產權法學是否可以進而應該成為一獨立法律部門呢？

（一）劃分部門法的原則

對於法律部門劃分的原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從不同角度可對法律部門劃分原則做出不同的概括。

張文顯教授認為法律部門的劃分，應堅持三原則：整體性原則，均衡原則，以現行法律為主，兼顧即將制定的法律原則。 5

沈宗靈教授認為法律部門的劃分，應該有六個原則：合目的性原則；從實際出發原則；適當平衡原則；相對穩定原則；重點論原則；辯證法展原則； 6

筆者以為，之所以劃分法律部門，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便於人們了解和掌握本國的現行法律，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科學技術的進一步提高，人們勢必創造出也來越多的精神產品，換言之，知識產權的調整對象越來越寬，同時也就需要越來越多的規范進行調整。當然，我們還要注意到各個法律部門之間適當比例之保持，具體的法律部門所包含的法律、法規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知識產權領域的現行法律、法規已經很多，知識產權擺脫附屬地位從而實現部門化，符合社會發展潮流，也避免了法律體系結構的頻繁變動。同時我們要拿出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

據此筆者主張法律部門的劃分應堅持以下幾個原則：目的性原則；實事求是原則；適當平衡原則；穩定性原則；發展原則；

（二）劃分部門法的標准

在明確了劃分法律部門所應該堅持的原則之後，我們就需要談到劃分法律部門的原則了。較為普遍的看法是，以法律調整對象為主要標准、以法律調整方法為次要（輔助性的）標准劃分法律部門。 7 張文顯教授、沈宗靈教授也持此觀點。

知識產權調整的對象為知識產品，即人們在科學、技術、文化等知識形態領域中所創造的精神產品。 8 知識產權對象的自然屬性是非物質的「智力成果」，社會屬性是「產品」，是財產，對象的內涵應顯示其兩方面屬性。

正如前所提到的，知識產權制度調整對象（保護范圍）勢必越來越寬廣，除了傳統的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外，國際公約、各國立法或判例已將知識產權的保護對象擴大到：計算機程序、資料庫、地理標志、集成電路布圖、未披露信息，商號或商業名稱、載有節目的衛星信號、商品化權的對象、特許經營、域名等。總體來講，知識產權的調整對象呈現出擴大趨勢，隨著技術和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發展。據此，澳大利亞學者彭道頓1984年提出了信息產權的概念。我國學者對此也有響應。 1

知識產權制度確實廣泛涉及許多領域，在科技、經濟、文化、藝術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但不能因此將知識產權肢解為幾部分歸到不同的法律部門中去。知識產權有自己的特殊性質和基本原則，有特定的調整對象，它作為一個整體概念已被各國所接收。在聯合國下屬的機構中，有專門管理知識產權問題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各個具體的知識產權部門中都較早地建立國際公約，各國有一批專門從事知識產權的法律人才和研究教育機構，有一套比較成熟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知識產權的地位如何，不完全取決於在法理上是否劃歸某類或構成獨立分支，重要的是取決於在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地位，也就是其重要程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目前已經成為發展一個國家的經濟、科技、文化等事業的重要法律制度。 2

話已至此，筆者不得不提及當前世界發達國家實施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

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知識產權保護之加強，知識產權戰略已經日益成為各國政府促進社會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戰略手段。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成功實施了知識產權戰略，使美國擴大了技術創新和經濟競爭優勢，同時促進了TRIPS協議的達成，使全球知識產權制度進入了強保護時代。日本是世界上實施知識產權戰略最為成功的國家，也是從知識產權戰略中崛起的國家，促成日本知識產權立國策略的主要動力來自兩方面：一是日本對本國工業核心競爭力下降的憂慮；二是現代經濟社會對智力創造活動合理機制的需求。 3 筆者以為，日本自然資源相對貧乏，人口眾多也是促使日本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原因之一。為此，日本不僅成立了知識產權戰略會議（2002年3月），提出了知識產權立國論，還制定了《知識產權戰略大綱》（2002年7月），國會通過了《知識產權基本法》（2002年11月），另外成立了由首相小泉任部長的知識產權戰略本部（2003年3月），進而推出了《知識產權戰略推進計劃》。

我國要實現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從粗放型經濟向集約型經濟的轉變，同樣離不開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制定與實施。

「戰略」一詞源於軍事學，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講到：「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性的東西」。我國《辭海》對「戰略」一詞是這樣界定的：戰略是重大的、帶全局性的或決定全局的謀劃。 4 陳美章教授認為戰略是一種謀劃，是分層次的，戰略具有系統結構，陳教授還對知識產權戰略進行了界定：有效利用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為充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獲得和保持競爭優勢並遏制競爭對手，謀求最佳的經濟利益而進行的全局性謀劃和採取的重要策略和手段。知識產權戰略可分三個不同層次：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行業知識產權戰略和企業的知識產權戰略。 5

剛才談到的是法律部門劃分的主要標准：法律調整的對象，現在談一談法律部門劃分的次要（輔助性的）標准：法律調整的方式。

法律調整的方法，一般是指法律規范調整社會關系的手段和方式，如確定權利、義務的方式，法律化的經濟手段、行政手段，法律制裁等。社會生活的多樣性，也決定了法律調整方法的多樣性……，當人們無法完全以作為法律調整對象的社會關系來劃分法律部門時，就可以依據法律調整方法來劃分。如刑法部門，主要就是依其獨一無二的法律調整方法—刑罰—而確立獨立法律部門地位的。 1

縱觀知識產權的調整方法，其調整方法綜合性，或者說多種手段相結合，包括民事調節、行政調節、甚至刑事調節，但它最基本的規范不是強制性的，而是採取以鼓勵、協調和促進智力創造活動，確認、保護、應用與傳播智力成果為宗旨的調整方法。 2

一言以蔽之，從知識產權法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上看，知識產權法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而存在。

另外，筆者不得不指出的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在短短的二十年的時間里，我國築起一道保護知識產權的長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立法、執法、司法體系。在加強知識產權立法，完備法律規范的同時，我國進行了保護知識產權的組織建設，設立了國務院知識產權領導小組，建立了相應的知識產權行政領導機關，完善了知識產權保護的司法組織。相關的知識產權行政、司法組織系統的建設，為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制建設提供了體制上的保證。

值得欣喜的是國家已經注意到知識產權制度的重要性，並已經就率先將專利工作上升為國家戰略提上了議事日程， 3 並於2004年6月7—8日在京專門召開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座談會」，幾十名法律學家、經濟學家、政府官員濟濟一堂，為「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獻計獻策。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國的高等教育當中，國家教育部已將知識產權法學已經與民法學、刑法學、經濟法學等部門法學並列，成為法學本科生14門核心課程之一，從這一點上，也突顯了知識產權法這門課程的重要性。

結語

目前，知識產權法學的附屬地位，既不符合法律部門分類的原則和標准，更與知識產權制度在國家、社會中的地位格格不入，在21世紀的今天，在國外各國紛紛訴諸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大背景下，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此問題。知識產權法學的部門化，是與時俱進的理性定位，並非刻意拔高，我們只不過是去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還知識產權法學以應有的地位和尊嚴。法是利益之器，保障著人類庸常的幸福，但它的平庸眼光絲毫不影響人類對高貴的嚮往。

『柒』 知識產權法的立法起源

知識產權法是調整因創造、使用智力成果而產生的，以及在確認、保護與行使智力成果所有人的知識產權的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之總稱。

『捌』 知識產權法的性質和意義

1、性質

知識產權是一種新型的民事權利，屬於私法、財產法，它是一種有別於財產所有權的無形財產權。知識產權法仍屬於民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民法的基本原則、制度和法律規范大多適用於知識產權，並且知識產權法中的公法規范和程序法規范都是為確認和保護知識產權這一私權服務的，不佔主導地位。

2、意義

核心價值在於鼓勵發明創造，促進社會經濟進步。此外，知識產權法還能促進科技成果及時而廣泛應用；促進科研開發專業隊伍形成；節約科技研究開發的人力、財力、物力，縮短科技進步周期等。

(8)知識產權法的立法宗旨和實現途徑擴展閱讀

知識產權主要范圍：

（1）著作權和鄰接權。著作權，又稱版權，是指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的作者及其相關主體依法對作品所享有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鄰接權在著作權法中被稱為「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

（2）專利權，即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依法對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在一定期限內享有的獨占實施權。

（3）商標權，即商標注冊人或權利繼受人在法定期限內對注冊商標依法享有的各種權利。

（4）商業秘密權，即民事主體對屬於商業秘密的技術信息或經營信息依法享有的專有權利。

（5）植物新品種權，即完成育種的單位或個人對其授權的品種依法享有的排他使用權。

（6）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即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依法對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享有的專有權。

（7）商號權，即商事主體對商號在一定地域范圍內依法享有的獨占使用權。

『玖』 知識產權的立法宗旨是什麼

電子商務的立法宗旨是：
解決目前出現的信息安全、知識產權保護、虛擬財產保護、支付等問題。同時對於第三方平台的監管也要有法可依，提高電商行業准入門檻，維護消費者權益和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

『拾』 知識產權的宗旨

胡錦濤在政治局第三十一次學習會上講話指出，加強知識產權制度建設，要處理好保護知識產權與維護公眾利益的關系。這明確道出了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根本宗。
歷史的發展表明，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正是以公共利益為基本宗旨而建立的。美國法律制度的奠基者之一的傑弗遜認為，知識產權制度的真正目標並不是以個人的商業利益為核心的，而是使「創造性成果進入公共領域，成為公共財產，為任何人自由利用。」 對於商標這樣的區別性標記的保護，他同樣認為，那是為了使社會公眾免受欺騙，減少選擇困難這樣的公眾利益。時至今日，美國法院仍然認為：「與專利法一樣，版權法將對所有人的獎賞作為次要考慮，獎勵作者或者藝術家是為了促使其將創造性成果奉獻給社會。」我國《專利法》確定的專利權保護的基本宗旨是：為了保護發明創造專利權，鼓勵發明創造，有利於發明創造的推廣應用，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和創新，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其中，「鼓勵發明創造、有利於發明創造的推廣應用、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和創新」等等表述都表明了公眾利益是專利法律制度的基本價值目標。現在極有影響力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更是確認，保護公共秩序、社會公德、公眾健康是知識產權保護的基本原則。
知識產權制度又是一種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激勵個人創新來實現公眾利益的制度。知識產權制度的核心是要保護創新者在市場上獲得利益的機會。通過這樣的利益分配，使投資創新者和投身創新者的投資和付出得到回報，使社會創新事業得以延續。創新從來都是艱苦的事業，其艱苦不僅在於創新過程所需要的復雜的智力勞動，更在於創新過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一個高風險的活動。歷史經驗證明，不尊重智力創造、不能充分利用智力創造，知識得不到廣泛傳播，一個社會就難以進步和發展。而知識產權制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對創新成果的保護體現了對智力創造活動的獲得精神和物質回報權利的充分尊重。實踐還表明，創新事業是一個高風險的事業，多數的創新成果並不能變為商業利益，創新從來都伴隨著無數次的失敗。因此，面對創新，我們難免畏首畏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沒有有效的激勵制度，就不能激發更多的人勇敢地投身創新，創新型國家建設就無從談起。
顯然，知識產權保護與公眾利益並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沒有對於創新者合理利益的保護，就不能產生更多的創新成果，就難以使創新成果得以迅速傳播，更難以形成生產力，因此，公眾利益就無法得到更好實現。同時，和任何其他制度一樣，知識產權制度也必須建立在公眾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上。保護知識產權的最終目標必然是社會福利的整體提高。如果知識產權制度不關注公眾利益，不是為了實現公眾利益，那它就沒有生命力，不會為社會公眾所支持，也就沒有存在的基礎和可能性。因此，我們必須深刻理解處理好保護知識產權與維護公眾利益的關系的重大意義，以公眾利益最大化為宗旨，以嚴格保護創新者權益為基礎，做好知識產權工作，完善知識產權制度。
處理好保護知識產權與維護公眾利益的關系的前提是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公平競爭、誠實信用的市場秩序。首先，知識產權保護的前提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通過保護創新來激勵創新，就必須使創新成為實現商業利益的基本前提。而要使創新成為商業利益的基礎，就必須破除壟斷，實現充分的市場競爭，通過充分的市場競爭，創新才能不斷涌現。而要實現充分的市場競爭，我們就要致力於不斷完善市場經濟。其次，規范的市場經濟秩序意味著誠實信用，意味著最大程度地消滅假冒偽劣，這也就意味著社會公眾免受欺騙，意味著創新產品、優質品牌能夠實現商業利益。再次，只有通過市場公平交換，才能使創新成果效益最大化，使創新者受到法律保護的成果實現經濟利益，使社會公眾通過市場購買到價格合理的創新產品和創新技術。
處理好保護知識產權與維護公眾利益關系的關鍵是處理好創新者與創新成果使用者之間的關系。創新的目標是形成生產力，創新、特別是技術創新，必須與商品化過程緊密結合。因此，處理好知識產權保護與維護公眾利益關系特別要處理好創新與創新成果商品化過程中的利益關系，其中，通過市場機制使技術產品成為公平交易的商品是處理好這一關系的核心。這首先意味著創新者的創新成果必須受到嚴格保護，否則創新成果就不能成為真正的商品；這還意味著創新成果作為商品必須通過公平交易的方式實現商品化，否則，就可能出現權利人濫用權利、壟斷市場或者創新成果使用者仿冒知識產權、採用不正當競爭手段的情況，我們就不可能實現上述目標；這還表明創新成果作為進一步創新的基礎，其權利必須受到一定限制。
當前，要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工作，首先就是要保護好知識產權，不斷提高依法嚴格保護知識產權的水平，使創新者能夠在市場上充分實現合理利益。同時，要特別關注創新者利益與創新成果的分享問題，大力解決好創新成果商品化中的利益平衡，堅持把公眾利益作為知識產權制度的根本宗旨。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知識產權制度的根本宗旨，從根本上維護公眾利益，實現公眾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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