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寶貝什麼時期有物權意識和完美主義
2~3歲是寶寶物權意識的敏感期,這個時期的寶寶就像嘟嘟一樣,完全是一個「小霸王」的樣子,把自己的東西管得特別牢,誰都不能碰一下,一旦動了他的東西,就會發脾氣、大哭大鬧。爸爸媽媽千萬不要以為這是寶寶自私的表現,也不要跟寶寶太較真,對寶寶進行批評教育。這樣會讓寶寶產生反抗心理,為了保護自己的東西不被侵佔,從而採取更加激烈的方式來對抗,甚至會產生暴力傾向。 對於這個時期的寶寶,父母應該採取溫和的態度,首先肯定寶寶對物品的所有權,安撫寶寶的情緒;其次再向寶寶講道理,告訴他為什麼會動他的東西,爸爸媽媽雖然動了寶寶的東西,但是這個東西還是屬於寶寶的。如果寶寶還是不能接受,那就暫時放棄,不要跟寶寶對抗。等過了這個年齡段,寶寶自然會放開這些「佔有欲」。
B. 物權的變動
首先要明確的是,我國物權變動立法原則上采債權形式主義模式,例外采意思主義模式。
1、意思主義就叫債權意思主義,以法國、日本民法典為代表。
即物權的設定與轉移僅僅因當事人的債權意思表示而發生效力。這表示,只要買賣合同成立生效,即使標的物沒有交付或變更登記,價金也未交付,標的物的所有權已於此時由出賣人轉移給買受人。或者說,標的物所有權的轉移僅以買賣合同為依據,既不需要另有物權行為,也不需要以交付或登記為所有權轉移的生效要件,故稱意思主義。
如:甲2月1日與乙簽訂了一份電視買賣合同。乙2月2日給甲價金,2月3日甲將電視交付給乙。那麼其實,電視所有權的轉移發生在2月1日。
非經登記或者交付的物權不動,不得對抗第三人。換言之,登記和交付是對抗要件。
設上例,2月2日,甲背著乙將電視對丙設立了質押權,那麼該質押有效,丙可以對抗所有權人乙。
我國意思主義立法體現在地役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都在合同生效時設立,對土地承包經營權而言,人民政府登記造冊只是對該權利的確認而已。
2、形式主義物權變動模式又分兩種,債權形式主義和物權形式主義。
(1)物權形式主義以德國民法典為代表。
標的物所有權的轉移除了買賣合同外,還需要當事人就轉移標的物所有權達成的物權合同再加上登記或者交付,始能轉移所有權。
(2)債權形式主義,又稱意思主義與登記或交付的結合。以奧地利,瑞士,韓國為代表。
物權變動,只需要在債權的意思之外再加上登記或者交付即可,不需要另有物權的合意,故無物權行為的獨立性,物權的變動效力受其原因行為債權行為如買賣合同的影響,故也不存在物權行為的無因性。
我國債權形式主義立法體現在:
有效債權行為+登記=不動產物權變動
有效債權行為+交付=動產物權變動
有效債權行為+交付=重要交通工具物權變動+登記>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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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試述物權法定原則
所謂物權法定原則,亦稱物權法定主義,是指物權的種類與內容只能由法律來規定,不允許當事人自由創設。
物權法定原則的具體內容如下:
1、物權的種類法定,當事人不得隨意創設,學說稱為「類型強制」(Typenzwang)。
根據物權法定主義,當事人設定的物權必須符合現行法律的明確規定,即「只允許當事人按照法律規定的物權秩序確定他們之間的關系」。如果法律無明文規定物權種類時,則不能解釋為法律允許當事人自由設定,只可解釋為法律禁止當事人創設此種物權,例如,設定不移轉佔有的動產質權;約定 物權法定原則租賃權為用益性質的他物權等,都因缺乏法律依據,違反了物權種類法定的強制性規定而無效。
2、物權的內容法定,禁止當事人創設與物權法定內容相悖的物權,學說稱為「類型固定」(Typenfixierung)。
當事人不得逾越法律規定的物權內容的界限,改變法律明文規定的物權內容,如約定永久性地限制所有人對其所有物的處分權,亦即取消所有權中的處分權能。由於所有權是所有人對其所有物於法令限制范圍內的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除法律規定的限制外,無論設定用益物權還是擔保物權,都不能對物權人處分權設定永久的期限限制,否則將使所有權有名無實。 3、物權的效力法定,當事人不得協議變更。
物權的效力是指法律賦予物權的強制性作用力,是合法行為發生物權法上效果的保障力。物權為絕對權、對世權,具有對抗一般人的效力,關涉國家、社會和第三人的利益,影響物權的流轉和交易安全。因此物權具有的排他、優先及追及效力,都應當由法律明確規定,不容當事人通過協議隨意改變。例如,根據中國《擔保法》的規定,抵押權人有權就抵押物優先受償,如果當事人通過協議設定不具有優先受償性的抵押權,這種約定應歸於無效。
4、物權的公示方式法定,當事人不得隨意確定。
關於物權變動的公示方法,世界各國的通例為:動產公示以交付(佔有)為原則,以登記為例外;不動產均以登記為公示方法。法律對物權變動時的公示方式均有明確規定,非以法定方式予以公示,物權的變動或者無效,或者不得對抗第三人,當事人不得協商不經公示的所有權轉移。例如,當事人在房屋買賣合同中,約定房屋不通過登記而發生所有權的轉移,這一約定,因為違反了不動產物權變動的公示要件而無效。如果該房屋在未交付前又出賣給第三人,並且第三人已經辦理產權登記手續,則第三人取得房屋所有權。
D. 物權的產生的歷史依據有哪些
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一直是國際私法理論和實踐工作者關注的對象和爭論的焦點。我們認為,以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狀態為依據,國際私法中物權法律適用的歷史可以被劃分為三個發展時期,即: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物權法律適用的多元化時期。不過,無論在哪一個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都是解決物權法律適用問題的基本原則,這既是由物權關系的特點決定的,也是由物之所在地法的性質決定的。
物權制度,在民法體系中素來佔有重要位置,與債權制度並稱為民法財產權中的兩大支柱。相對於債權而言,物權有著濃重的"土著色彩",特別是由於受地理環境、經濟結構、社會制度乃至意識形態的影響,各國有關物權的法律制度,在內容上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差異。在調整涉外民商事關系的國際私法領域,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一直是理論和實踐工作者關注的對象和爭論的焦點。尤其是在當代,隨著經濟社會的進步,互聯網的日益普及,新的物權憑證、交換方式的出現,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愈趨復雜、多變。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在這種變幻演化的過程中,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這就是物權法律適用中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我們認為,以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狀態為依據,國際私法中物權法律適用的歷史可以被劃分為三個發展時期,即: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物權法律適用的多元化時期。
一、 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
在國際私法理論中,物之所在地法也同樣發端於義大利的法則區別說。12世紀末期的義大利,商業繁盛,各城邦之間人民交往頻繁,人們對於由屬人法向嚴格屬地法的轉變已經漸漸感到不便,因而試圖對屬地法加以限制,當時義大利的法學家就擔當起了尋求折衷方案的任務,這些法學家中當以巴托魯斯(bartolus de saxoferato)為代表。
不過,在巴托魯斯正式提出法則區別說之前,已經出現了一些有關解決法律沖突問題的理論主張,其中也蘊含了物之所在地法的思想。根據德國學者neumeyer的研究,首先發現國際私法性問題的是12世紀末的注釋法學派學者magister aldricus。他認為對於當事人分屬不同法域(省份)的案件,法官應適用其認為"較有力而有用之法律"。在13世紀初,人們明確提出了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劃分:程序法上的事項依法院地法,實體法上的事項應遵循行為地法。在財產問題上,他們似乎含糊地認為應依物之所在地法。
不過,在巴托魯斯之前的一些學者們提出的法律適用原則並未擺脫絕對屬地主義的影響,仍將法律適用限定在立法管轄的領域之內,也正是在此基礎上,他們主張財產問題應一概依物之所在地法。巴托魯斯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法律能否適用於域外,應視法律規則的性質而定,他將法律規則分為人法(statuta personalia)、物法(statuta realia)及混合法(statuta mixta),主張"人法"約束在域內有住所的一切人,不論他位於何處;"物法"是屬地的,僅適用於一國領域內的不動產,而不適用於該領域之外;混合法適用於在一國領域內成立的一切契約。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巴托魯斯明確提出,不動產,適用物之所在地法,而對於動產,則另依"動產隨人"(mobilia personam sequtur)、"動產附骨"(mobilia assihus inhaerent)、"動產無處所"(personal proerty has no locality)等原則,適用動產所有人的住所地法。
此後,承襲巴托魯斯法則區別說的法學家也都基於人法、物法和混合法的劃分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並且對於物法的適用范圍皆主張以其所屬地域為限,並主要用於調整不動產物權關系。
16世紀,國際私法的研究中心從義大利轉移到法國。著名學者杜摩蘭(charles moulin)和達讓特萊(bertrand d』argentré)雖然在對待屬人法和屬地法的態度上存在著嚴重分歧,但是,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雙方均主張以物之所在地法為基準。杜摩蘭認為,應將法則分為人法、物法、行為法三類。他極力主張擴大"人法"的適用范圍,而縮小"物法"的適用范圍;認為"人法"從人,其效力及於境內境外的一切屬民,"物法"從物,不論對內國人還是對外國人,凡涉及境內之物的應依物之所在地法。我們認為,在當時"動產隨人"的觀念背景之下,杜摩蘭主張擴大"人法"的適用范圍,這至少在客觀上使得盡可能多的財產被視為動產而適用其屬人法。不過,無論如何,他畢竟承認對於不動產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就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而言,杜摩蘭可謂表現得"右傾"保守。達讓特萊則主張以屬地主義為主導,而以屬人主義為例外,所以他特別偏重物法的適用,對於動產和不動產都力圖劃歸物之所在地法管轄,甚至對於兼及人與物的"混合法則",或者對於一項法則究竟屬於"人法"還是"物法"不易分辨者,也都認其為屬於"物法"。就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而言,達讓特萊可謂表現得"左傾"激進。達讓特萊的學說在繼承領域影響最大。依照他的見解,被繼承人的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如果遺留在不同的地方,即應分別依各項遺產所在地的法律予以處理。 但是,這種主張帶有一定的理想色彩,是國際私法中絕對屬地主義原則的回歸,到後來,達讓特萊自己也不得不認為物權問題雖然應當依物之所在地法,但只有不動產的繼承應依不動產所在地法,動產的繼承則應視當事人離開物之所在地的時間長短酌情考慮,如果離開的時間短,則適用屬人法,即原來的物之所在地法;如果長久離開,則應適用新的物之所在地法。由此可見,他在物權法律適用的絕對屬地問題上有所松動,因而又被稱為溫和的屬地法主義學派。 直至18世紀,又有法國學者froland,louis boullenois 及john bouhier對達讓特萊的"屬地主義為原則屬人主義為例外"的觀點加以修正,擴充了"人法"的適用范圍,贊成法律具有域外效力。這些見解對1804年《法國民法典》的編纂產生了重要影響。
十六、七世紀的德意志學派也接受法則區別說,並重視物之所在地法的適用。當時的德國最高法院曾採用下列原則來處理國際私法問題:關於處分物的能力,不依所有人之住所地法,而依物之所在地法;關於物的權利,依物之所在地法,故財產繼承,不依被繼承人之住所地法而依物之所在地法,但動產則采動產隨人原則;法律行為的方式依行為地法。
17世紀,法則區別說在荷蘭得到了發展。荷蘭學者承襲法國法則區別學派的屬地主義理論,並把"國家主權"觀念滲透到國際私法領域,使得包括物權在內的法律適用問題獲得了新的解釋。這其中以優利克•胡伯(ulric huber)和約翰•伏特(john voet)最具代表性。
胡伯就解決各國法律沖突問題提出了著名的"三原則":第一,每個國家的法律只能在其境內有效並約束其全體居民,但在該國境外則無效力;第二,在一國境內的一切人,無論是定居者還是暫時居留者,都應被視為該國的居民;第三,每個國家的法律既已在其境內實施,根據禮讓,各國統治者也應允許其在本國境內保持效力,只要這樣做不致損害自己的主權權力和臣民的利益。"胡伯三原則"的前二項仍旨在強調法律的屬地主義,據此,關於物權只能認為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不論不動產還是動產;但從其第三項原則我們可以作出推斷,胡伯也承認"動產隨人"原則。因為,"禮讓"的初衷是基於實際需要,"只適用本國法,絕對不適用外國法,國際交往和經濟往來就成為不可能了。" 在處理動產物權關系問題上,只要不損害內國的主權和臣民的利益,適用所有人的屬人法同樣可以被認為是基於"實際需要",是一種"禮讓"。與胡伯相比,約翰•伏特更強調法律的屬地性原則,主張無論人法、物法、混合法均不能在外國有效,立法者的權力既然受其本國領土的限制,其所制定的法律也只能在其領土范圍內有效。但是,他同時又不得不認為,根據"禮讓",法院對外國立法者制定的"人法"應承認其效力。 由此可見,約翰o伏特也認為外國人的屬人法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在內國有效,這應該認為包括屬人法則支配動產的情形。
從巴托魯斯的法則區別說到胡伯的國際禮讓說,他們都從法律規則的性質本身出發來研究法律適用問題,並且毫不例外地將物中的不動產劃歸了物法的范疇,用屬地法即物之所在地法進行調整;而對於動產,在不同的時期或不同的國家,雖然在適用人的住所地法或本國法的幅度上有所波動,但基本上是以屬人法為准據。因此,這一時期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主要適用於不動產物權。
二、 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
19世紀是國際私法學獲得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這與斯托雷、戴西、薩維尼三位大師的貢獻是無法分開的。在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上,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和人類財富的積累,也由於人們的認識和觀念的轉變,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地位逐漸得以強化,並最終確立了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均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原則。
19世紀中葉,美國聯邦法院法官、哈佛大學教授斯托雷(joseph story)改變過去由演繹法推導法律適用規則的方法,根據實踐經驗及其對英國判例的研究,以歸納法總結法律適用的方法,並借鑒胡伯等人的見解,從遵循屬地原則出發,提出了與"胡伯三原則"相類似的三項主張:第一,每個國家在其自己的領土內享有絕對的主權和管轄權,因而每一國家的法律,只在該國領域及管轄權范圍內有其固有的力量,直接對存在於該國領域內的一切財產--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對居住於該國內的一切人--不論是出生於該國的人還是外國人,以及對所有在該國所締結的契約和所為的行為,具有約束力與效力;第二,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都不能直接對在其境外的財產發生效力或約束力,也不能約束不在其境內居住的任何人--無論是出生在該國的人還是外國人,一國法律能自由地去約束不在其境內的人或事物,那是與國家主權不相容的;第三,一個國家的法律在其他國家所具有的任何力量及拘束性,純粹取決於後者的法律規定及明示或默示的同意,其真正的基礎與范圍在於"國際禮讓"。
從物權法律適用的角度來分析,斯托雷的第一項原則明確告訴人們,一國法律支配位於該國領域內的所有財產,不論其歸屬於何人,也不論其屬於動產還是不動產。而按照其第二項原則,一國法律不能直接支配其境外的財產,也不能約束不在其境內居住的任何人。據此,可以認為,即使是為內國人所擁有的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如果它位於外國,那麼就不受內國法的支配;另一方面,如果動產隨其所有者發生了轉移,超出了其所有者的法屬地域--住所地或國籍國,那麼它就不能再適用其原所屬地的法律,亦即其所有人的屬人法,而只能適用該動產的新的所在地法。有學者認為,斯托雷的理論"助成法則區別學派的推翻"。 我們在贊成這種評價的同時還認為,斯托雷的貢獻,不僅在於摒棄"法則"二分或三分的主張,而分別就人的能力、婚姻、離婚、契約、動產、不動產、遺囑、法定繼承、審判權與救濟、外國判決等問題加以討論,而且在於他更明確地強調了法律的屬地效力。這就不僅直接否定了"動產隨人"的傳統觀念,而主張無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適用物之所在地法;而且主張任何"人"都應該受其"所在"地法的支配,而不是受其"所屬"國家的法律支配--這種主張的意義從物權的角度來說,就是使得"動產隨人"原則的適用失去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因為適用屬人法的實質是使支配人的法律也支配物。
與斯托雷齊名的英國國際私法大家戴西(a.v.dicey)也從法律的嚴格屬地性原則出發,認為為了保障合法法律關系的穩定性,對於依外國法有效設定或取得的權利,內國應該予以承認和執行。為了判定既得權利的性質,也只應依據產生此權利的該外國的法律。從保護"既得權"的立場出發,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戴西同樣認為應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在《戴西和莫里斯論沖突法》一書中,戴西和莫里斯不僅提出:"所有不動產(土地)權利或與之有關的權利(除後面提到的例外)由該不動產所在國的法律(物之所在地法)支配", 而且還不遺餘力地批判了動產隨人的不合時宜。他們指出,不論位於何地的動產,都被認為應當服從所有人住所地的法律支配,這對於一般的動產轉讓可能很有用,尤其是對於根據婚姻或死亡而產生的一般動產轉讓是適用的,但並不能因此而得出結論,即對於個人動產的特定轉讓也必須適用同一規則。他們進一步指出:"在早期,個人動產很少,而且通常位於所有人的住所地,所以這一規則可能是正確的。然而在當今商業社會,這一規則就完全不合適。因此,所有現代的學者和絕大多數現代法官,都已放棄了住所標准,而且』動產從人』在今天的含義只是指動產繼承應由死亡人的屬人法來支配。" 他們還援引了幾位法官的話作為佐證--毛海姆(maugham)指出:"關於有形動產的轉讓,我認為沒有任何人懷疑其准據法必須為物之所在地法。如果不是這樣,商業貿易就無法進行。"德夫林(devlin)指出:"作為一般規則,通過契約進行的動產轉讓,無疑應由物之所在地法支配。"迪普洛克(diplock)指出:"支配有形動產轉讓的自體法是物之所在地法。"
就司法實踐而言,英國著名的cammell v. sewell案可以作為例證。在挪威的一位船主拍賣了一艘英國籍遇難船上的木材,買受人依照挪威法獲得了拍賣標的物,盡管依照英國法,船主逾越了他的許可權,但英國法院仍然承認這位基於誠信原則的買受人的所有權。crompton法官代表法院的多數意見,發表了如下判決理由:假如動產是依照動產所在地的法律所做的合法且具有拘束力的處置,那麼這項處置在任何地方均具有拘束力。
如果說我們從斯托雷、戴西的理論中只能通過推理、判斷得出結論,認為他們贊成或推崇物權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那麼薩維尼的學說以及遵循其學說的一些國家的立法或判例則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這段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的存在。
薩維尼從普遍主義--國際主義的立場出發,避開了法律的域內域外效力問題的爭論,主張平等地看待內外國法律,以判決結果的一致性作為國際私法所追求的目標。他認為,國際私法存在的根據是因主權國家間的互賴和各民族間的互通而形成的"國際法的社會"。國際私法的任務,是為每一種法律關系確定依其本質所應歸屬或應受制的法律秩序,為此,即應探得各該法律關系的"本座"(sitz):支配該本座所在地的法律秩序,即為該法律關系所應歸屬的法律秩序。而法律關系的本座應依法律關系的特性來確定。關於物權,他認為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應以物的所在地為本座,從而都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在《現代羅馬法體系(第八卷)》(即《法律沖突與法律規則的地域和時間范圍》)這部不朽的著作中,薩維尼指出,自從法則區別說以來人們就一直在堅持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即"用於支配物權的法律將適用於位於立法者領域內的所有的物,而不論該物涉及的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 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在對這個原則的理解和適用上卻作了錯誤的不必要的關於動產與不動產的區分,以致剝奪了該原則固有的效力和一貫性。該原則被認為只適用於不動產,而動產則由住所地法來判定。由住所地法來判定動產,違背了法律關系本身的特性,人為地將住所地法擴大適用於所有的地方。這是薩維尼從歷史的角度對"動產隨人"原則所作的剖析。繼而,他又從"人"和"住所地"的不確定性方面對"動產隨人"進行了更加深刻的批判。薩維尼認為,動產物權適用人的住所地法,這里的"人"是與動產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人,而界定利害關系人是十分困難的。他進一步指出,對於利害關系人可以理解為所有人,但在財產轉讓中,利害關系人是指以前的所有人還是指新的所有人;在關於財產的對立糾紛中有雙方當事人,到底哪一方是所有人;如果不僅僅從所有權的角度考慮,再從物權的其他形態上考慮,每種物權在其存在或被主張時仍然會產生不止一個的利害關系人。利害關系人既難於確定,住所地法也就難於確定,"這樣,指導我們的住所地原則,即使其本身理由充分,也仍是非常模糊的,因此這個所謂的規則對問題的實際解決沒有什麼效果。"
關於物權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理由,薩維尼指出,"為了確定它們所屬的法域,我們要根據物權客體真正的性質來確定這種地域。因為物權客體是由感覺來感知的,並佔有一定的空間,因此它們所在的空間場所自然是它們所參與的每一法律關系的本座。一個人為了取得、擁有或行使對物的權利,他必須到物所在的場所,對於這種特定的法律關系,他自動地使自己服從於約束該地域的本地法。因此當說到物權由物之所在地法(lex rei sitoe)判定時,這種主張所依據的理由與人的身份適用住所地法(lex domicilii)理由相同,二者均源自自願服從。" 薩維尼從物權的主要客體--物著手,分析物的客觀空間屬性,從簡單、實用與有效行使權利的角度闡述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理由,這是應該給予肯定的。然而,在主觀方面,他認為物的權利人一概"自願"服從物之所在地法,未免過於武斷,似乎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此外,承襲薩維尼學說的德國學者齊特爾曼(ernst zitelmann)以對"權利性質"的研究為基點,探討法律適用問題。他認為,國際私法上的問題其實是以特定權利的得失為內容,並只能由具有國際法上主體地位的國家的法律來判定,而這種法律就是當時有權賦予或消滅各該權利的法律。國際私法的任務就是確定此項法律。這些權利可以分為受對人主權保護的權利和受領土主權保護的權利。據此,齊特爾曼提出了若干國際私法的適用原則,例如,受對人主權保護的權利適用屬人法,即本國法,如有關身份、能力、親屬等問題,受領土主權保護的權利則適用屬地法,即所在地法,如有關動產、不動產等物權。 齊特爾曼著眼於法律關系之中所蘊含的權利問題,以對物權的性質的分析為基礎,從有利於物權的保護出發,仍然得出了不論動產物權還是不動產物權均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結論。
在立法方面,1756年的巴伐利亞法典是最早採用絕對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立法範例。它在沖突法方面接受了"法則區別"學派提出的一些普遍性規則,但在物權方面,它拒絕了"動產隨人"的原則,而不分動產與不動產、有體財產與無體財產,主張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不過,總的說來,在立法上規定物權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這個過程甚至還很復雜。1865年義大利民法典第7條,1889年西班牙民法典第10條,1811年奧地利民法典第300條等均接受動產隨人理論。然而,自從1864年以後,義大利的學說就曾試圖通過解釋的方法,把動產置於物之所在地法的控制之下,直到1942年修訂民法典時,才在其第22條明確作出規定。西班牙的規定也遭到學者們的批判,並最終在1974年完全更改過來。奧地利法院在實踐中一直沒有採用其民法典的規定,並於1913年的國際私法立法中贊成把物之所在地法適用於所有財產。
中南美洲國家普遍採用了絕對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如1855年智利民法典第16條,1916年巴拿馬民法典前加編第6條,1917年墨西哥憲法第121條第2款,1936年瓜地馬拉關於法院權力組織法第21條,1936年秘魯民法典前加編第6條和1984年秘魯民法典第2088條,1942年巴西民法施行法第8條以及它的1964年國際私法草案第4344條,1942年的委內瑞拉民法典第10條以及它的1963年國際私法草案第44條和1998年新國際私法第27條,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第1011條以及它的1974年國際私法草案第16條,1899年巴拉圭民法典第1011條以及它的1985年國際私法第16條,1906年宏都拉斯民法典第14條,1904年尼加拉瓜民法典第6條,等等,均對動產和不動產一律適用物之所在地法。此外,1889年《蒙得維的亞國際私法條約》第32條,1928年《布斯塔曼特法典》第105條,也都在總的原則上支持對所有的財產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在亞洲,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國家也很多。如1898年日本法例第10條第1款規定:"關於動產及不動產的物權及其他應登記之權利,依其標的物所在地法"。日本法例雖歷經1942年、1947年、1964年三次修改,但是這一規定始終未變。1939年泰國國際私法第16條第1款規定:"動產及不動產,依物之所在地法",第17條規定:"在訴訟進行中變更動產的所在地時,仍依該訴訟開始時物之所在地法。" 1982年土耳其國際私法和國際訴訟程序法第23條第1款規定:"動產和不動產的所有權以及其他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律。"此外,伊朗、伊拉克、前蘇聯東歐國家、非洲的埃及、馬達加斯加等國,也都主張絕對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
我國台灣地區1953年6月制定的《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第1款規定:"關於物權,依物之所在地法",第3款規定:"物之所在地如有變更,其物權之得喪,依其原因事實完成時物之所在地法。"在實踐中,圍繞第10條的規定曾發生過一起適用案例:1957年5月台灣亞洲航空公司美籍工程師安諾德在台灣地區墜樓身亡,死者遺屬有中國台灣籍的妻子及美國籍的子女二人。安諾德的遺孀及子女向法院訴請亞洲航空公司交還其所保管的安諾德的遺產(動產)。台灣地區台北市地方法院於1957年8月作出判決,認定此訟爭議標的為物權性質,適用台灣地區《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的規定:以遺產(動產)所在地法為准據法,判決被告返還原告請求交還的財產。
可以肯定地說,自從19世紀中葉以後,在物權問題上,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適用物之所在地法,不僅愈益成為學者們的一般共識,而且愈益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實踐。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關於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和絕對適用時期的劃分也不是"絕對"的,即使在近現代社會物權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為絕大多數國家所接受之時,仍然有一些國家或學者基於某種原因堅持相對適用的觀點並在實踐中加以運用。因而,"相對適用時期"和"絕對適用時期"的劃分只是從各該時期的總體狀況或佔主導地位的法律適用原則的角度所作的一種觀察,而絕不是指這一時期關於物權關系法律適用的絕對狀態。
E. 物權的基本特徵
物權法是基於權利人對物享有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而發生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內規范的總稱。
物權法的容性質是私法;物權法所調整的基本內容仍是民事主體之間發生的民事法律關系。
一、物權法的特徵:
1、物權法是財產法;
2、物權法是強行法;
3、物權法是普通法;
4、物權法是固有法。
二、物權法的基本原則:
1、物權法定原則;
2、一物一權原則;
3、公示公信原則。
三、物權的特徵:
1、在權利性質上,物權為支配權,權利人無需藉助於他人的行為就能行使其權利;
2、在權利效力范圍上,物權為絕對權;
3、在權利客體上,物權的客體為物;
4、在權利效力上,物權具有優先力和追及力;
5、在權利的發生上,物權的設定採取法定主義,當事人不得任意創設新的物權,也不得任意變更物權的內容;
6、在權利的保護方法上,物權的保護以回復權利人對於物的支配為主要目的,偏重於「物上請求權」的方法。
F. 物權法定主義意義是什麼啊
物權法定主義包括:第一,無權必須有法律設定。所謂物權不得由當事人隨版意創設。第二,物權的內權容有法律規定,而不能有當時人通過協議設定。第三,物權的效力必須有法律規定,不得由當事人隨意確定。
其意義在於:物權法定原則與合同自由原則是有本質區別的。物權禁止私人意識進入,而合同則大力鼓勵私人意識進入。
G. 物權法定主義的內涵是什麼樣
根據我以往學的知識,希望能夠幫助到你。
物權的內容法定:物權的內容必回須法定,合同雙方當事人答不得約定物權的法定內容之外的內容,也不得增設法定內容之外的內容。物權的法定內容法律僅設定了四種(使用、收益、處分、佔有)。
物權的類型法定:物權沒有約定的類型,不能約訂擔保物權,只能具體言明是抵押權或是質權等物權,具體分為:所有權(建築物區分所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建築用地使用權)、他物權(抵押權、質權、留置權)。
物權的效力是法定:每個物權的設定的效力必須是法定的,法律規定有的物權是以合同訂立為效力之時,如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設立,有的物權是以交付作為效力成就之時,如質權設立。
物權的公示方式是法定:法律明確規定物權的公示方式,一、交付公示成立,如所有權的轉移。二、登記公示成立,建築用地抵押權的公示必須以登記作為公示方式。
H. 物權法定主義包括哪些內容
主要內容抄
至於物權的取得方法、變動方法、效力、保護方法等,不屬於物權法定原則的內容,它們本身是可以通過協商約定的。而所謂物權的種類,其實就表現在物權的名稱上,當事人創設法律沒有規定的物權種類,其實就是自主創造一個新的物權名稱,比如我國法律目前沒有典權的規定,而當事人通過約定設典,一方當事人通過約定取得「典權」,此即創設物權種類,其方式是通過創設新的物權名稱而創設物權種類。所謂物權的內容,即物權的權能,包括佔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分權,每一項物權在此方面的內容都是法律直接規定的,當事人不得自由創設或改變,如買賣合同中當事人約定買受人取得標的物的所有權,但該所有權不包含處分權,此即創設物權的內容,又如當事人通過抵押合同約定抵押權人享有抵押物的佔有權和收益權,而依法律規定抵押權人並不享有這些權利內容。
此外,物權法定之「法」當以民商事法律為限,不包括其他法律。
I. 論物權法定主義及我國現行法定物權體系
物權法定主義涵義
所謂「物權法定」是指物權的類型以及各類型的內容由法律規定,而不許當事人自行創設。關於該原則的內涵,歷來有兩種觀點。狹義說認為僅指物權種類法定、內容法定,即法有明文規定的物權外,當事人不得任意創設物權形態和內容。廣義說認為包括物權種類、內容、效力、變動要件、保護方式等只能法定,不容自由創設。
物權法定主義體現於物權關系的創設上,無論狹義說亦或廣義說均表贊同,這表明立法者意志對當事人意志在物權種類和內容上發揮創造進行的排斥,否定當事人自由創設。但法律對物權設立、變動、行使方式、效力及公示方式上的限制是否是物權法定主義原則涵義是值得探討的。
任何權利的設立方式均有法律明文規定,而不單就物權;例如不當得利須因損人利己的事實發生才成立債的關系。對於權利的變動;例如債權讓與,也有法定的 「形式」—通知。權利行使不得違背公序良俗,債權物權概莫能外。至於權利的效力可歸結為強制力、約束力,無論物權債權均來源於法律規定。公示方式是由物權絕對性決定的,物權公示確實是法定的區別於債權相對性的重要方面,但將公示方式的法定性作為物權法定的內容卻欠缺意義。
因而,物權法定主義僅指物權種類與內容,即創設上的法定,狹義說較為可取。創設上的法定包括不得創設法律所不認可的新的物權種類,如不動產質權;也指不得創設與物權法定內容相異的物權,如不轉移佔有的動產質權。
J. 從物權法定原則談談我國的物權法體系
物權法定原則的具體內容如下:1、物權的種類法定,當事人不得隨意創設,學說稱為「類型強制」(Typenzwang)。根據物權法定主義,當事人設定的物權必須符合現行法律的明確規定,即「只允許當事人按照法律規定的物權秩序確定他們之間的關系」。如果法律無明文規定物權種類時,則不能解釋為法律允許當事人自由設定,只可解釋為法律禁止當事人創設此種物權,例如,設定不移轉佔有的動產質權;約定租賃權為用益性質的他物權等,都因缺乏法律依據,違反了物權種類法定的強制性規定而無效。2、物權的內容法定,禁止當事人創設與物權法定內容相悖的物權,學說稱為「類型固定」(Typenfixierung)。當事人不得逾越法律規定的物權內容的界限,改變法律明文規定的物權內容,如約定永久性地限制所有人對其所有物的處分權,亦即取消所有權中的處分權能。由於所有權是所有人對其所有物於法令限制范圍內的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除法律規定的限制外,無論設定用益物權還是擔保物權,都不能對物權人處分權設定永久的期限限制,否則將使所有權有名無實。3、物權的效力法定,當事人不得協議變更。物權的效力是指法律賦予物權的強制性作用力,是合法行為發生物權法上效果的保障力。物權為絕對權、對世權,具有對抗一般人的效力,關涉國家、社會和第三人的利益,影響物權的流轉和交易安全。因此物權具有的排他、優先及追及效力,都應當由法律明確規定,不容當事人通過協議隨意改變。例如,根據中國《擔保法》的規定,抵押權人有權就抵押物優先受償,如果當事人通過協議設定不具有優先受償性的抵押權,這種約定應歸於無效。4、物權的公示方式法定,當事人不得隨意確定。關於物權變動的公示方法,世界各國的通例為:動產公示以交付(佔有)為原則,以登記為例外;不動產均以登記為公示方法。法律對物權變動時的公示方式均有明確規定,非以法定方式予以公示,物權的變動或者無效,或者不得對抗第三人,當事人不得協商不經公示的所有權轉移。例如,當事人在房屋買賣合同中,約定房屋不通過登記而發生所有權的轉移,這一約定,因為違反了不動產物權變動的公示要件而無效。如果該房屋在未交付前又出賣給第三人,並且第三人已經辦理產權登記手續,則第三人取得房屋所有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