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刑事司法保護

❶ 新舊知識產權保護體制的相互關系

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基本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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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實行內的是司法審判與容行政執法「兩條途徑、並行運作」的體制。司法審判是知識產權保護的一項基本途徑，在中國任何享有知識產權的個人、法人或者是其他組織，在其權利受到損害時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訴訟，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中國法院不僅依照中國的民法對於知識產權的糾紛案件進行民事審理，並作出相應的民事責任追究。同時，中國的刑法也對侵犯知識產權罪做了具體的規定。

❷ 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10大案件名單

1.淘寶網商標侵權糾紛案
衣念（上海）時裝貿易有限公司與浙江淘寶網路有限公司、杜國發侵害商標權糾紛上訴案（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1〕滬一中民五（知）終字第40號民事判決書）
2.「拉菲」商標糾紛案
尚杜·拉菲特羅茲施德民用公司與深圳市金鴻德貿易有限公司、湖南生物醫葯集團健康產業發展有限公司侵害商標權、不正當競爭糾紛上訴案（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1〕湘高法民三終字第55號民事判決書）
3.「大運」與「江淮」汽車商標糾紛案
廣州市紅太陽機動車配件有限公司與安徽江淮汽車集團有限公司、安徽江淮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確認不侵害商標權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223號民事裁定書）
4.空調器「舒睡模式」專利侵權糾紛案
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與廣東美的製冷設備有限公司、珠海市泰鋒電業有限公司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上訴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1〕粵高法民三終字第326號民事判決書）
5.網路MP3搜索著作權糾紛案
環球唱片有限公司、華納唱片有限公司、索尼音樂娛樂香港有限公司與北京網路網訊科技有限公司侵害錄音製作者權糾紛上訴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0〕高民終字第1694號、1700號、1699號民事調解書）
6.「3Q」之爭引發的不正當競爭糾紛案
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與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三際無限網路科技有限公司、奇智軟體（北京）有限公司不正當競爭糾紛上訴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1〕二中民終字第12237號民事判決書）
7.「開心網」不正當競爭糾紛案
北京開心人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與北京千橡互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北京千橡網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不正當競爭糾紛上訴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1〕高民終字第846號民事判決書） 8.「卡斯特」商標三年不使用撤銷行政糾紛案
法國卡斯特兄弟股份有限公司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李道之商標撤銷復審行政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0〕知行字第55號行政裁定書）
9.「抗β-內醯胺酶抗菌素復合物」發明專利無效案
北京雙鶴葯業股份有限公司與湖北威爾曼制葯有限公司、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申請再審案（最高人民法院〔2011〕行提字第8號行政判決書） 10.非法復制發行計算機軟體侵犯著作權罪案
鞠文明、徐路路、華軼侵犯著作權罪上訴案（江蘇省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2011〕錫知刑終字第1號刑事裁定書）

❸ 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中如何協調民事、行政、刑事審判，做到執法尺度統一，審判程序銜接順暢

我個人覺得如果侵權行為符合犯罪構成要件 已構成犯罪，那應該先是公安機關經濟偵查部門立案，在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法院受理公訴後，再附帶民事訴訟。

❹ 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入罪門檻降至30萬，什麼時候開始實施

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入罪門檻降至30萬，將自2020年9月14日起施行。

據悉，9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三)》發布。

司法解釋降低了侵犯商業秘密的入罪標准，擴充入罪情形，將因侵犯商業秘密違法所得數額、因侵犯商業秘密導致權利人破產、倒閉等情形納入入罪門檻，並將入罪數額從「五十萬元以上」調整至「三十萬元以上」。

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特別是侵犯商業秘密案件，爭議問題較多，亟需出台相關司法解釋予以明確和規范。而知識產權刑事司法保護，就是知識產權保護中最具有強制力和威懾力的方式。

(4)知識產權刑事司法保護擴展閱讀：

相關數據分析：

從技術類知識產權類合同來看，2020年上半年我國簽訂涉及知識產權的技術合同共計56287項，占技術合同總數量的41.3%；實現成交額3612.0億元，占技術合同成交總額的46.9%。

其中，在知識產權類合同中，2020年上半年簽訂技術秘密合同28686項，實現成交額1686.0億元，占總知識產權技術合同總額46.7%，居於首位。

其次簽訂專利技術合同8155項，實現成交額1054.0億元，佔比為29.2%；簽訂計算機軟體合同16836項，實現成交額623.3億元，佔比為17.3%。

❺ 侵犯知識產權罪量刑標準是怎樣的

1、假冒注冊商標罪：假冒注冊商標罪是指違反國家商標管理規定，未經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商標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的行為、本罪所指的犯罪行包括四個方面。
(1)必須有使用他人已經注冊的商標的行為(假冒他人未經注冊的商標即不構成)；
(2)這種使用必須是沒有經過注冊商標所有人的許可；
(3)必須是在同一品種商品上使用與他人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
(4)假冒他人注冊商標的行為必須是情節嚴重的才構成犯罪。
這四個條件須同時具備。是否屬「情節嚴重」是區分罪與非罪、犯罪與一般侵權的分界線。所謂「情節嚴重」，還需要通過司法實踐形成司法解釋。一般而言，情節包括犯罪數額和其他情節(多次、後果危害、影響大)。起刑標准為非法經營數額在5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為3萬元以上。
2、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是指銷售假冒他人注冊商標的商品，銷售金額較大的行為。本罪與假冒注冊商標罪緊密相聯，但只發生在流通領域。行為人必須明知是假冒商標的商品而故意出售，否則不構成本罪。其法定刑也分為兩檔：銷售金額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並處或者單處罰金;銷售金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這里的數額明確是指銷售金額，而非經營額，也非違法所得額。起刑標准為非法經營數額在5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為3萬元以上。根據新司法解釋，值得注意的是，賣盜版碟逾5000張可判3至7年。(數額較大，參照制售偽產品中5萬元;20萬元為巨大)
3、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擅自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情節嚴重的行為。本罪的犯罪對象是商標標識，且只是他人注冊的商標標識。法定刑也分為兩檔：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起刑標准為非法經營數額在5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為3萬元以上。根據新司法解釋，值得注意的是，賣盜版碟逾5000張可判3至7年。
4、侵犯著作權罪是指以營利為目的，違反著作權法規定。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侵犯他人著作權的專有權利，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
法定的具體行為方式包括四種：一是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復制發行其文字作品、音樂、電影、電視、錄像作品、計算機軟體及其他作品的；二是出版他人享有專有出版權的圖書的;三是未經錄音錄像製作者許可，復制發行其製作的錄音錄像的；四是製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的。
上述四種行為，具備任何一項即可構成本罪。當然，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也是構成本罪的必備條件。否則只能以一般侵權處理。
本罪的法定刑分為兩檔：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違法所得數額巨人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數額巨大的標准為：個人20萬元以下，單位100萬元以下或者非法經營數額為個人100萬元以下，單位500萬元以上，或者造成其它特別嚴重後果的。
5、銷售侵權復製品罪：本罪是指以營利為目的，銷售明知是侵權復製品，違法所得數額巨大的行為。「侵權復製品」是指未經著作權人的許可，非法復制發行著作權人的文字作品、音樂、電影、電視、錄像製品、計算機軟體及其他作品;或者未經錄音、錄像製作者許可，非法復制發行其製作的錄音錄像。構成本罪既要明知，又要以營利為目的，還必須是違法所得數額巨大(司法解釋規定個人10萬元以上，單位50萬元以上)。
本罪的法定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6、假冒專利罪：指違反國家專利管理規定，在法定的專利有效期限內，假冒他人被授予的專利，情節嚴重的行為、假冒專利行為的具體表現是：在法律規定的專利有效期限內，未經專利權人許可，而製造、使用或者銷售取得專利的發明;以欺騙手法登記為專利權人、專利受計人、專利許可證持有人;以自己的非專利技術冒充他人的專利技術，等等、「情節嚴重」(獲利數額較大，影響壞，對專利權人造成的損失大)也是構成侵犯他人專利罪的必要條件，是區分犯罪與一般侵權行為的主要界限。
7、侵犯商業秘密罪：侵犯商業秘密罪是指違反商業秘密保護法規，侵犯商業秘密，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行為。
本罪所稱商業秘密，是指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只有實用性並經權利人採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
法定的侵犯商業秘密行為有三種表現形式：一是以盜竊、利誘、脅迫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二是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以前項手段獲取的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二是違反約定或者違反權利人有關保守商業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業秘密的。具有上述三種行為之一即構成本罪。同時，上述行為必須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了重大損失，才能以犯罪論處。
所謂重大損失，一般是指經濟利益上的重大損失，主要包括經營活動受到嚴重損害、經濟損失嚴重、商品滯銷、嚴重積壓、營利性服務嚴重受挫等等(有案例)。
本罪法定刑分兩檔：給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處一年以下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特別嚴重後果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❻ 國家為什麼如此重視對知識產權司法保護

你說的是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也就是說涉及到知識產權侵權或者知識產權犯罪專時的訴訟程序了。個人覺屬得現階段國家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越來越重視，社會公眾在知識產權維權方面的意識也越來越高，因此，在司法程序上為知識產權設立一套完整的體制是很必要的，也就是面對知識產權侵權時，權利人可以尋求到具有國家強制力的救濟手段。這個是國內的情況。
另一個就是國外的情況了，中國是很多國際條約的成員國，比如巴黎公約、TRIPS，也是WTO的成員國，需要在知識產權方面與國際接軌，在面對越來越多的國際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過程中，一套良好的完善的知識產權司法制度不僅可以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益，也有助於提升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總體水平。依靠國家強制力的司法保護制度可以有效抑制知識產權侵權和伐罪的發生。

有時間就去看下國家十二五規劃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吧。前因後果都可以看到，促進知識產權保護是未來的大趨勢。而司法制度是保護知識產權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手段。

❼ 為什麼選知識產權刑法保護

摘 要：世界各國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有分散型、集中型和結合型三種。從現實選擇上，我國關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經歷了一個從分散到集中的歷史演變過程。從未來走向上，盡管各種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統一體，但分散型立法模式應當是我國大陸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因為，「結合型」不利於實現法律之間的協調統一；「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導思想難以實現；知識產權犯罪作為行政犯以及知識產權的開放性等特徵都決定了分散型立法模式是未來的恰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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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是人類的智慧結晶，它造福於人類，因此，必須對知識產權予以保護，而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可以是民事的，也可以是行政的，還可以是刑事的，本文擬對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問題略作探討。

一、各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考察

縱觀世界各國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其立法模式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方式：

1．分散型的立法模式

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可以稱為附屬刑法立法模式，就是在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中設置獨立的罪名和法定刑，而在刑法典中則沒有規定相應的知識產權犯罪。這種分散性的立法模式是當今世界較為普遍的立法體例，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多數國家均採用這種立法模式。例如在著作權的刑法立法中，英國將侵犯著作權的犯罪行為規定在《著作權法》第107條中；美國將侵犯著作權的刑事犯罪規定在《版權法》第506條中；德國則將侵犯著作權的犯罪集中規定在著作權法中，刑法典沒有設置關於侵犯著作權犯罪的任何刑事處罰條款；義大利則由《版權法》第171條至第174條規定侵犯著作權犯罪；日本自1971年生效並進行了數次修訂的《著作權法》第l19條至第124條規定了侵犯著作權的犯罪及其刑事責任。

2．集中型立法模式

集中型立法模式，也可以稱為刑法典模式，即以刑法典的方式規定所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犯罪構成及其刑事責任。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多以此類立法方式為主。例如，《巴西聯邦共和國刑法典》第187條、188條分別規定，沒有經專利所有權人或讓與人的許可而生產屬於專利的產品，利用屬於專利產品的程序與方法，進口、出口、出賣、推銷或者以出賣為目的隱藏、接受侵犯專利的產品，並把非專利權作為自己的專利權而進行工業生產的，分別處以拘役或罰金。我國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則集中規定在現行刑法典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七節中，顯然也屬於這種集中型的立法模式。

3．結合型立法模式

結合性立法模式，就是在刑法和知識產權法中都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例如，法國關於侵犯商標權的犯罪規定在《法國製造業、商業、和服務業商標法》第27條至第34條中，援引了《法國刑法典》第422條和第423條的規定。

二、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現實考察

（一）立法演進：立法模式從分散到集中

從1979年到1997年，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立法模式經歷了一個從分散到集中的發展過程。

從1949年到1979 年我國第一部《刑法》制定和頒布期間，整個經濟社會的調控模式是以計劃經濟為主，這種高度控制的計劃經濟政策和「反傑出人物論」（Anti-elitist Ideology）否定了知識資產的私有產權制度。因此，當時我國基本沒有知識產權法，尤其是空缺版權制度。替代知識產權法的是事實上運行無效的獎勵制度。1979年我國頒布的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第127條規定了假冒注冊商標罪。此後，我國改革開放日漸全面深入，為了保證從國際貿易中獲利的可能性，我國需要從先進國家取得技術但同時面臨來自技術先進國家有關保護知識產權的壓力，為了顧全我國改革開放的大局，在內外壓力下，我國開始建立知識產權制度，並逐步以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的方式建立起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體系。

1．以單行刑法模式保護商標權和著作權

1982年，我國通過了保護商標的專門法律——《商標法》，該法第40條規定：「假冒他人注冊商標，包括擅自製造或者銷售他人注冊商標標識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可以並處罰款外，對直接責任人員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1993年我國對《商標法》進行了第一次修改。修訂後的《商標法》第40條關於商標刑事責任的規定增加了兩種具體行為方式：一是偽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二是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構成犯罪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與《商標法》修訂的同時，1993年2月2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我國第一部商標權刑法保護的單行刑法，即《關於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

由於我國1979年《刑法》和1990年《著作權法》都沒有規定侵犯著作權的犯罪，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面對日益嚴重的盜版行為，在司法實踐中對於嚴重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只能以投機倒把罪加以處理。如1987年11月27日發布的《關於依法嚴懲非法出版犯罪活動的通知》規定：以牟取暴利為目的，從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發行、銷售活動、非法經營或者非法獲利數額較大，情節嚴重的，以《刑法》第117條投機倒把罪論處；數額巨大的，適用《刑法》第118條；情節特別嚴重的，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第1條第（1）項的規定。為了解決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的困境，1994年7月5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關於懲治侵犯著作權犯罪的決定》，這是我國第一部專門對著作權進行刑法保護的單行刑事法律，彌補了我國著作權刑法保護立法的不足。

2．以附屬刑法模式保護專利權

我國1979年《刑法》沒有規定侵犯專利權的犯罪。1984年3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專利法。該法第63條規定：「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責任人員比照刑法第127條的規定（假冒注冊商標罪——作者注）追究刑事責任。」這實際上是用附屬刑法的方式明確了假冒專利行為的刑事責任。1992年9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的決定》，但並沒有對侵犯專利權的刑事條款做出修改。

由此可以看出，在1997 年以前，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規定相當分散，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據除了刑法典之外，還包括單行刑法與附屬刑法。這導致1979年刑法典分則中對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已被各種決定和補充規定替代。

到1997年刑法典修訂時，由於此次修訂刑法的指導思想之一即是「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比較完備的刑法典；將刑法實施十七年來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的有關刑法的修改補充規定和決定研究修改編入刑法；將一些民事、經濟、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關條文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改為刑法的具體條款。」[①]因此，1997年刑法典修訂後，侵犯知識產權罪被集中規定在現行刑法典分則第三章即「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七節之中。這表明，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由附屬刑法和單行刑法的分散型模式發展成為刑法典的集中型模式。

（二）孰優孰劣：兩種立法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國現行刑法典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犯罪，這種單軌制的立法模式具有很多優點：第一，我國現行刑法將許多關於知識產權犯罪的單行刑事法律的內容，納入刑法典中並設立專章，這有利於增強刑法的科學性、統一性和體系性，有利於增加刑法的威懾力；第二，集中型立法使得刑法淵源集中統一，有利於刑法罪名的系統化、集中化，有利於充分揭示知識產權犯罪的共性特徵，便於綜合比較分析各種知識產權犯罪之間的區別與聯系，協調個罪的罪名、法定刑以及定罪和量刑的情節，增強個罪之間的協調性，從形式上有利於司法機關適用。當然，採用刑法典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做法也有不足之處：一是集中型模式容易產生立法滯後，不能及時有效適應司法實際需要。由於立法者的理性有限和社會復雜多變，因而不可能制定出一個包羅萬象和永恆使用的法典，這就使任何法典都具有漏洞和滯後性，不能適應社會迅速發展的需要。如在侵犯知識產權行為飛速變化的情況下，刑法典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可能陷於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兩難境地：如果及時修改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內容，則有可能削弱刑法典的穩定性；但如果維護刑法典的穩定性，又有可能使知識產權的刑事法律規定因不能及時進行調整而滯後於社會經濟生活的變遷，不能有效地發揮刑事法律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的應有作用。二是集中型立法模式容易造成罪狀規定的簡單和粗疏，不可避免地使刑法規范與其依託的相關法律形成毛與皮分離的現象。[②]

相對於集中型單軌制的立法模式，採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是一個利弊共存的選擇。一方面，分散型立法模式具有許多優點：首先具有適時性、靈活性的優點，立法者可以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需要，及時予以制定頒布，因此，這種立法模式最能適合形勢的需要。特別是知識產權制度具有開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點，其立法基本上是「成熟一個，制定一個」，因此舊的法律頻繁修訂，新的法律次第產生，比如，我國1984年頒布的《專利法》分別在1992年、2002年和2008年進行修訂；1983年制定頒布的《商標法》則在1993年和2002年進行修訂。其次，採用分散型立法模式，把民事、行政和刑事責任規定在同一法律中，使三種法律責任相互聯系、相互銜接，共同構建完整的法律制裁體系，有效地增加了法律的嚴肅性、穩定性和立法內在體系的科學性。最後，分散型立法模式使得罪狀的描述可以細致化，便於司法實踐和操作。同時也使知識產權法規中的刑事制裁部分更緊密地與權利、義務部分結合在一起，從而大大地強化了知識產權法規的社會效果。[③]但另一方面，這種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不利於保持刑法典的體系性，容易讓一個國家的刑法淵源四處散落，削弱刑法典的核心地位。

三、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

（一）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理論之爭

由於知識產權的兩種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統一體，因此，關於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選擇，刑法理論上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

集中型模式說認為，在我國集中型的立法模式更為合理，因為隨著現行刑法典的頒布和實施，完備、統一的刑法典已經成為立法者現實的價值追求並已客觀物化。因此，立足於我國的現實立法和立法傳統，採取集中型的立法模式似乎更為合理。[④]

主張結合型立法模式的學者認為，採用德國、法國等國結合刑法典和知識產權法規對知識產權犯罪行為進行刑事處罰的結合型模式，在維護刑法典的權威性與穩定性的同時，能夠兼顧知識產權犯罪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對刑事法律的有關規定進行修訂與補充，從而合理地組織對知識產權犯罪的刑事反應，無疑更能適應知識經濟時代對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要求，值得我國效仿。[⑤]

分散型模式認為，我國當前採用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具有很多弊端，建議「將有關刑事規范分散規定在單行的知識產權法或其他法律中，同時完善對罪狀和犯罪行為的表述，科學設立與犯罪危害程度相適應的法定刑」，即採用附屬刑法規范的形式來規定知識產權犯罪。[⑥]

（二）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

對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立法模式，究竟是選擇集中型立法模式，還是分散型立法模式，抑或是結合型立法模式，應當根據我國刑事立法的方向以及不同犯罪的特點來選擇適用。因此，我國刑事立法的未來發展方向以及知識產權犯罪屬於法定犯的特點，決定了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應當採用分散式立法模式，即通過附屬刑法規范規定知識產權犯罪。其理由是：

1．「結合型」不利於實現法律之間的協調統一

由於知識產權犯罪都以違反相應的知識產權法為前提，因此，相應的知識產權法的修訂，往往會導致知識產權犯罪內容的變化。如果採用在刑法典和其他知識產權法中都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結合型立法模式，則不僅可能導致立法負擔過重的結果，而且稍有不慎就會導致法律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由於我國沒有直接在知識產權法中規定罪狀與法定刑，這可能導致知識產權法修改後，需要按照犯罪處理的情形可能會因為刑法典沒有及時修訂而得不到及時處罰。於是，任何知識產權法的修改都會導致刑法典的修改。反之，如果修改刑法典時，也必須修改相應的知識產權法中的規定；否則，就容易導致各種法律之間的沖突和理解上的歧義。

據上所述，結合型立法模式意味著知識產權法和刑法的修訂必須「同進同出」，特別是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現在處於不斷完善的階段，立法修訂特別頻繁，採用結合型立法模式必然要求刑法典的規定與知識產權法的規定「共進退」，這不僅不利於實現刑法典的穩定性價值，而且也會浪費立法資源。

2．「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導思想難以實現

由於1997年修訂現行刑法典的指導思想之一是「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比較完備的刑法典」，因此，「將刑法（1979年刑法——筆者注）實施以來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有關刑法的修改補充規定和決定研究修改編入刑法；將一些民事、經濟、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關條文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改為刑法的具體條款；將擬制定的反貪污賄賂法和軍委提請常委會審議的懲治軍人違反職責犯罪條例編入刑法，在刑法中規定為貪污賄賂罪和軍人違反職責罪兩章；對於新出現的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行為，經過研究認為比較成熟、比較有把握的，盡量增加規定。」。[⑦]從此開始，我國刑事立法基本上朝著集中性、統一性方向發展，意在使一部刑法典囊括所有的犯罪。具體表現在：凡是需要增加犯罪類型與修改法定刑的，不管犯罪的性質及其與其他法律的關系如何，一概以修正案的方式對刑法典進行修改，基本上不再有附屬刑法，除了一個單行刑法外[⑧],沒有再制定單行刑法。雖然我國現行刑法典的制定，表明集中型模式已經成為我國刑事立法方向選擇的既定現實，但是從我國刑法典十多年的適用情況來看，集中型立法模式追求的統一完備的立法指導思想事實上是難以實現的，分散型立法模式似乎更應當是我國刑法立法的未來方向[⑨]。

第一，「統一完備」的立法指導思想被證明是難以實現的。立法者之所以會雄心勃勃要通過一部法典將現實生活中所有的犯罪行為一網打盡，可能一方面在於我們過分迷信法典的力量和價值，以為制定內容全面的法典，就可以一勞永逸並且游刃有餘地處理所有的犯罪行為；另一方面，可能也在於我們過分相信理性的力量，以為發揮大陸法系國家對生活經驗進行歸納抽象的特長，就可以窮盡生活的全部。但從現行刑法典施行十多年來的情況看，目前為止已經有七個刑法修正案對刑法進行修改或者增加，這充分說明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犯罪的類型會越來越多，一部刑法典事實上不可能囊括所有的犯罪。

第二，穩定性應當是刑法典的基本價值。相對於實現刑法典完備價值的難度，穩定性更應當是刑法典追求的價值，因為「刑法典是規范基本生活秩序的法律，直接關繫到國民基本生活的安定，屬於司法法，司法法的最重要指導原理是法的安定性。[⑩]安定性原理，要求成文刑法典具有穩定性。對刑法典的頻繁增刪，雖然可以防止司法機關對國民生活的恣意干涉，卻影響國民的基本生活，妨礙國民的行動自由。因此，為了維護刑法典的穩定價值，真正讓刑法典「垂範久遠」，今後刑法立法的方向應當採用分散型立法模式，將屬於行政刑法或經濟刑法的內容，如知識產權犯罪從刑法典中獨立出來，否則「將本應由行政刑法、經濟刑法規定的知識產權犯罪納入刑法典中，會造成刑法典的穩定性和變易性的矛盾：要麼因為頻繁修改，導致刑法典喪失穩定性；要麼為了維護刑法典的穩定性，而不能及時規制知識產權犯罪。

3．知識產權犯罪是行政犯更適合分散型模式

在立法模式和犯罪種類的關繫上，一般而言，對於刑事犯（自然犯），集中型（單軌制）立法模式無疑是更佳的選擇，因為自然犯是在侵害法益或威脅法益的同時明顯違反倫理道德的傳統型犯罪，其法益侵害程度的變易性較小，有利於保證刑法典的穩定性。但由於行政犯（法定犯）所侵害或者威脅的法益沒有明顯違反倫理道德，其法益侵害程度的變易性較大。因此分散型（雙軌制）的立法模式有利於實現刑法的穩定性。

從犯罪種類而言，知識產權犯罪毫無爭議地屬於行政犯。這不僅表現在知識產權犯罪沒有明顯違背倫理道德，而且還在於知識產權本身具有授予性特點。傳統的物質財產權的設定或取得基於特定的法律事實，而不需要經過國家機關的認可或核准。但是作為無形財產的知識產權的取得，在一般情況下，卻需要依照法定程序經由主管機關的認可。例如發明人完成發明後並不能自動獲得對發明的專利權，而必須依照法律的有關規定，依法向國家專利行政主管機關提出專利申請，經由國家主管機關作出授予專利權的決定，發明人才能取得該項發明創造的專利權；又如商標權的獲得，也是只有向國家商標行政主管機關提出注冊申請，經審查核准注冊後，才能獲得商標權。知識產權這種授予性的特點，使得知識產權犯罪成為典型的行政犯，構成知識產權犯罪，必須以違反知識產權法的相關規定作為前提條件。因此，行政犯具有變易性的特點決定了在立法模式上應該更適合分散型立法模式。

4．知識產權的開放性特徵更適合分散型模式

知識產權制度具有開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點，規定知識產權制度的法律常常修訂。因此，較之有形財產制度的規范性、系統性而言，在我國，知識產權立法可謂是「成熟一個,制定一個」。而且新技術使得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具有開放性，其范圍也不斷擴大。可以說，知識產權極易受到社會經濟發展及新技術更新的沖擊，也極易受到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因而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不斷修訂更迭，處於極不穩定和「支離破碎」的狀態之中。[11]相應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范圍，在短時間內也會處於一個動態變化過程中，由於規定知識產權的法規變異性大，如果採用集中型立法模式，則容易出現刑法規定嚴重滯後於行政法規的規定和社會生活的實際需求。

5．完善附屬刑法是分散型立法的有效方式

對於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更適合採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即在刑法典之外，通過附屬刑法規定知識產權犯罪。但是由於我國現行知識產權法中只是籠統地規定對某種行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並沒有具體的罪狀和法定刑，因此，附屬刑法的重點不在「刑法」上，而是體現在對刑法典的「附屬」特徵上。這種「附屬」刑法被證明有諸多缺陷[12]，因此，必須在附屬刑法規范中直接規定罪名與法定刑，變現行的依附性規定為獨立性的罪刑規范。具體而言，就是在《著作權法》、《商標法》和《專利法》等知識產權法中，具體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罪狀和法定刑，使得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罪狀可以描述得詳盡具體，法定刑也與之貼切，這可以大大便利司法操作。否則，附屬刑法規范沒有規定具體法定刑就不能獨立，就可能因為立法修訂的不同步，而形成法律適用中的沖突和分歧。以著作權為例，中國現行刑法中規定構成侵犯著作權的行為方式有四種[13]，但是2001年修訂《著作權法》卻將可以承擔刑事責任的行為方式擴充為八種[14]。由於刑法典沒有及時隨著著作權法進行修訂，而《著作權法》中又沒有獨立的法定刑，導致司法實踐中對侵犯著作權罪的認定出現了許多爭議疑難問題，最終只能由兩高以司法解釋的方式認定通過信息網路傳播也屬於刑法規定的「復制發行」[15]。但是，司法解釋並沒有解決全部問題。因此，通過對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中與知識產權犯罪有關的附屬刑法規范的修訂，規定具體的罪狀和獨立的法定刑，可以充分發揮附屬刑法規范的作用，提高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創新性和及時性，確保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現代化的實現。來源：http://www.szcid.com

❽ 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介紹

《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是2012年4月1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發布的法規。

❾ 當知識產權受到侵犯時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對嗎

向人民法院起訴是最有效的針對侵權主體要求賠償的方式，不是唯一方式。
可以直接向侵權單位要求停止侵權行為，也可以向侵權主體所在地政府相關主管部門進行投訴。

❿ 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概念、特徵、范圍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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