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急求關於版權貿易的英文文獻兩篇
1、三月、黃鶴樓、廣陵（即揚州）。
2、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3、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4、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5、李白送老朋友孟浩然去揚州時的離別詩。
6、送元二使安西、芙蓉樓送辛漸
王維 王昌齡
渭城朝雨浥輕塵， 寒雨連江夜入吳，
客舍青青柳色新。 平明送客楚山孤。
勸君更盡一杯酒， 洛陽親友如相問，
西出陽關無故人。 一片冰心在玉壺。
⑵ 請問誰有成都市十一五和四川省十一五規劃的全文么
二○○六年五月十二日成都市知識產權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
為全面推動我市知識產權事業發展，貫徹落實「科教興市」戰略，深入推進高科技成都建設，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特製定本規劃綱要。
一、我市知識產權發展面臨的形勢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以知識產權為主要手段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知識產權制度在提高區域核心競爭力，促進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形成和保持企業可持續競爭優勢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明顯。當今世界，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創新能力已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決定性因素，國務院已決定製定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制度在促進自主創新中的作用，以提高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能力。
「十五」期間，我市知識產權工作得到快速發展，2002年成為國家專利試點城市，2004年底成為國家知識產權試點城市，2005年4月被確定為全國首批3個國家知識產權示範城市創建市之一。2005年，全市專利申請量為7241件，比2000年增長了2.69倍；授權量為3079件，比2000年增長了2.05倍；申請量和授權量在全國副省級城市中名列前茅。全市現有注冊商標42000餘件，其中中國馳名商標13件，省著名商標233件，市著名商標153件；全市共有文字、美術等作品著作權自願登記870餘件，計算機軟體著作權登記800餘件。但面對目前我市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形勢和要求，我市知識產權工作還存在明顯不足：一是全社會知識產權意識較弱，企事業單位掌握和運用知識產權制度的能力和水平較低；二是企事業單位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發明專利和涉外專利比例低，專利技術轉化實施比例低；三是知識產權保護能力還不能滿足形勢發展的要求，行政執法能力和隊伍建設需進一步加強，行業自律和維權組織發展滯後；四是知識產權網路信息服務和社會中介服務功能不完善，不能滿足我市知識產權事業快速發展的需要；五是對成都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有地方特色的傳統產品等從知識產權角度發掘和利用不夠。
二、指導思想和主要目標
指導思想：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以創建國家知識產權示範城市為契機，加強知識產權綜合能力建設，推進高科技成都建設，提升成都對外開放形象，促進經濟、科技與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
主要目標：創建國家知識產權示範城市，將知識產權工作全面融入我市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大幅度提高全市知識產權的創造、管理、實施和保護綜合水平，到2010年，將成都建設成為創新活力強勁，轉化渠道順暢，知識產權保護有力，領先中西部、全國一流的知識產權強市。
——建立健全知識產權管理體系，市和區（市）縣知識產權管理機構100%建立健全。
——專利申請和授權量年均增長15%以上，到2010年，年專利申請量達到1.2萬件，授權量達到6000件，其中發明專利比例達30%以上，涉外專利申請量大幅增長；全市商標注冊量年均增長10%以上，到2010年突破6萬件，其中省、市著名商標數量達500件以上，中國馳名商標明顯增多；以計算機軟體為主的各類文學、藝術、科學作品著作權自願登記數量大幅增長；在技術標准、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國家地理標志產品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深入推進知識產權試點和示範工作，扶持和培育100家知識產權試點和示範單位。
——制定和完善知識產權地方法規和政策措施。知識產權行政執法案件年結案率達90％。
——全市知識產權中介服務機構發展到30家，建立2-3家知識產權專業化律師事務所，知識產權專業服務從業人員達到300人以上；建立和完善知識產權政府服務和專業服務信息平台，推進企業（行業）知識產權動態分析預警系統建設。
——建立「成都市知識產權人才信息庫」和「成都市知識產權專家服務團」，形成超過1000人的知識產權管理和服務人才隊伍，擁有一支50人左右從事知識產權理論研究以及知識產權法律服務的高級專家隊伍。
三、工作任務和措施
通過實施「知識產權服務能力提升計劃」、「知識產權創造能力提升計劃」、「知識產權運用能力提升計劃」、「知識產權保護能力提升計劃」和「知識產權宣傳培訓計劃」，促進我市知識產權發展水平的整體提升。
（一）實施「知識產權服務能力提升計劃」，建立和完善知識產權工作機制。
1.建立健全政府知識產權管理體系。完善市政府知識產權辦公會議制度，加強全市知識產權工作的統籌協調；加強市級知識產權管理部門機構建設，探索知識產權管理部門職能整合；縣級知識產權管理機構100％建立健全，明確工作機構和職能，落實專職人員和工作經費。
2.建立健全知識產權服務體系。推動知識產權代理、評估、咨詢、檢索、交易、訴訟等各類中介服務機構向專業化、功能化、國際化發展。鼓勵專業機構、行業組織提供分門別類的知識產權信息服務。整合資源，建立和完善專利、商標、版權等知識產權政府服務信息平台、知識產權轉化交易平台和知識產權社會服務專業數據平台。全市知識產權服務機構發展到30家，從業人員達到300人以上。
3.建立健全企事業單位知識產權管理工作體系。深化企事業單位知識產權試點、示範，以重點區域、重點行業、重點企業、重點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為主要對象，分類指導，建立知識產權管理機構，落實專職工作人員和工作經費，完善知識產權內部管理制度，明確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商業秘密等相關知識產權的產權管理、利益分配、信息利用等制度。
（二）實施「知識產權創造能力提升計劃」，大幅提高自主知識產權產出的數量和質量。
1.建立以知識產權為導向的創新評價機制。在技術創新中貫徹「以市場為導向，以知識產權為判據」的方針，政府科技（產業）計劃項目的管理，應嚴格執行國家、省、市科研計劃的知識產權管理要求，將知識產權貫穿於計劃管理全過程，在重大項目立項、驗收以及高新技術企業（項目）認定等工作中，增加知識產權評價指標，明確項目管理和實施過程中知識產權審查的作業流程。企業新產品研發要明確知識產權的產出目標。
2.建立培育自主知識產權形成的激勵機制。以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為目標，建立專項資金，用於激勵自主知識產權的創造。加大對專利、馳名（著名）商標、計算機軟體著作權、技術標准、國家地理標志產品等的資金扶持和獎勵力度。鼓勵企業建立知識產權獎勵制度。鼓勵企業積極申請國內外專利，優化專利結構，重點向技術含量高的發明專利、涉外專利傾斜，使全市專利申請和授權量年均增長15%以上；全市商標注冊量年均增長10%以上，形成一批知名品牌；鼓勵作品著作權登記，推動計算機軟體、文學、藝術、科學作品的創作和傳播；支持企業、院所參與國際、國家、行業技術標準的制定（修訂）；積極鼓勵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和國家地理標志產品的申請和認證。
3.實現重點領域知識產權的突破。發揮政府導向作用，加快建設公共技術平台，加強前瞻性、共性和關鍵性技術的研究和攻關。鼓勵企業通過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爭取在電子信息、機械、醫葯化工、新材料等領域實現關鍵技術創新及知識產權的重點突破，形成產業知識產權群，產業競爭力明顯增強。
（三）實施「知識產權運用能力提升計劃」，大力促進知識產權的轉化運用。
1.明確促進知識產權轉化運用的政策導向。相關部門在技術創新、產業發展、技術成果實施等項目立項時，應明確知識產權導向，專項資金的使用重點向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傾斜，促進專利技術轉化實施。鼓勵具有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培育一批國內外知名企業和品牌。以文學藝術、廣播影視、計算機軟體、網路游戲、創意設計等為重點，努力拓展版權領域，充分挖掘民間工藝的版權資源，逐步形成一批能有效運用版權資源的企業。
2.探索建立多種形式的知識產權市場轉化機制。依託成都聯合產權交易所、成都西部商標服務交易中心等中介服務機構以及發明協會、企業家協會等協會組織，探索建立順暢的知識產權交易機制，促進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無形資產的市場轉化。完善無形資產評估制度，研究和探索以專利為主的知識產權作價入股、質押、信託、拍賣等轉化機制。發揮政府引導型科技風險投資機構的作用，積極引導銀行、社會風險等資本進入知識產權領域。鼓勵企業充分運用知識產權轉讓、許可、聯盟等方式，充分挖掘和實現知識產權價值。
3.著力推進企業知識產權的綜合運用。制定企事業單位綜合運用知識產權的鼓勵政策，增強知識產權的財產權利意識。深化知識產權試點和示範，扶持和培育100家知識產權試點和示範單位，發揮優勢企業的示範和骨幹作用，形成知識產權產出的集群效應。鼓勵企業制定、實施結合自身特點的知識產權（專利）戰略，加大產品技術研發及知識產權投入，將知識產權納入企業產品技術開發、生產製造、市場拓展、資產管理等各個環節，積極培育核心知識產權，增加知識產權儲備，提高知識產權綜合運用水平。
（四）實施「知識產權保護能力提升計劃」，建立健全知識產權保護體系。
1.完善知識產權地方政策法規。研究制定《成都市專利保護與促進條例》等地方法規或規章，修改和完善在科技、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與知識產權相關的政策措施，明確知識產權政策導向。完善《成都市知識產權發展與保護狀況》（白皮書）年度定期發布制度，提高國際、國內對成都知識產權保護狀況的認知度和影響力。
2.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司法審判和行政執法能力建設。全面提高知識產權審判人員、行政執法人員以及訴訟代理人員素質，嚴格執法程序，規范執法行為，強化執法手段，加大對專利、商標、版權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效率和水平。行政執法案件年結案率超過90％。
3.建立健全知識產權保護部門協作機制。適時成立「成都市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加大專利、商標、版權、公安、文化、質監等管理部門的行政執法協作力度，密切與法院、檢察院和成都海關的信息溝通，逐步建立跨地區、跨行業的知識產權保護協作機制。以商標權、著作權和專利權為重點內容，採取有力措施，遏制和打擊各類侵權行為。探索建立行政執法、行業自律、企業維權相結合的行業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在全市推行商標使用許可公示制。
4.加強重點領域知識產權保護。圍繞生產、科研、商品流通、技術貿易、大型展會、作品創作與傳播、歷史文化資源、城市重要標志等重點領域和重要環節，加強服務和執法檢查。以電子信息、醫葯、機械、食品等主導產業為重點，推動企業制定和實施知識產權（專利）戰略，建立以專利為主的知識產權動態分析數據系統，靈活運用聯合研發、並購、引進等策略，創造和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提高企業科研、生產、進出口貿易等工作的前瞻性和預警性。
5.加強商業秘密保護。企業要制定並實施商業秘密特別是技術秘密保護制度，對不適宜採用專利等手段進行公開保護的高新技術領域和傳統優勢產業領域的核心技術要採取較為嚴密的保護措施，防止商業秘密泄露造成巨大損失。
6.加強開放型經濟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在進出口貿易、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中，做好相關產品或技術國內外的知識產權狀況分析，處理好出口與引進，引進與創新的關系；加強知識產權海關保護，建立對外貿易領域知識產權預警機制；積極應對涉外知識產權糾紛，提高涉外知識產權糾紛的處理能力和協調能力。
（五）實施「知識產權宣傳培訓計劃」，加強知識產權人才隊伍建設。
1.營造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輿論環境。動員全社會關注和積極支持知識產權事業的發展，堅持經常性宣傳和集中宣傳相結合，組織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知識產權宣傳活動；充分利用報刊、廣播、電視、網路等媒體開展知識產權專題宣傳；利用城市公共資源以及設立品牌一條街、品牌立體公園等形式，開展對成都品牌的宣傳，樹立品牌意識。
2.營造有利於知識產權人才培養的教育環境。將知識產權教育培訓納入各級科技、知識產權、經濟、人事、教育等部門工作計劃，推動知識產權教育和人才培養不斷向廣度和深度發展；建立各類「知識產權人才信息庫」和「成都市知識產權專家服務團」，堅持知識產權普及與專門培訓相結合，重點對企業經營管理者和黨政領導幹部開展知識產權專門培訓；把知識產權法制宣傳教育列入全民普法教育內容；推動知識產權進學校，在市屬高校、職業技術學校等開設知識產權課程；在領導幹部培訓、公務員培訓、科技人員再教育等方面增加知識產權內容。
3.積極推進知識產權的交流與合作。積極與國內外知識產權機構以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組織開展知識產權合作交流。積極爭取舉辦國際性、全國性的知識產權會議或講座。堅持國內人才培養與國外引進人才相結合，加快培養一支高層次的知識產權人才隊伍。
在實施中，本綱要可以根據國家知識產權戰略以及成都經濟社會發展需求，作相應調整。
⑶ 誰來講一下版權法的問題
摘 要:認定版權侵權行為的極大困難是如何確定作品的原創性。通過版權法與專利法、商標法立法目的及相關制度設計的對比,可以明確原創性的內涵;在實務操作中通過對比進行比較更易於把握作品的原創性。對於版權侵權行為,侵權人應當承擔的罪過形式,適用我國民法關於過錯責任的規定有兩大弊端,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已成為無法避免的國際趨勢。我國版權轉讓無須登記是著作法上一個不足,提出了要求版權轉讓登記的合理價值。
關鍵詞:版權;侵權行為;相關問題
中圖分類號:D923.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 5919(2000)02 0141 06收稿日期:1999 09 21
作者簡介:李進一(1964—),男,四川省渠縣人,暨南大學MBA教育中心副教授。
在知識產權領域,對侵權行為的認定在版權法中最為復雜。其原因在於:作品原創性(獨創性)認定的困難、作品版權的取得不依賴於任何審批手續、舉證不易等幾個方面。下面筆者就版權行為中的有關問題進行探討,以求教於同仁。
1 早在1992年,美國法院和中國法院便分別在阿爾泰案和李淑賢與王慶祥就《末代皇帝的後半生》一書訴賈英華案中開創了對涉嫌版權侵權行為的「三段論侵權認定法」。[1](P482)「三段論」法,就其本質來說是對作品思想表達的原創性的註解和詮釋。其第一步為抽象法,指將作品的「思想」(idea)排除在版權法的保護范圍之外。這是版權法原理的基本要求。盡管各國版權法對作品的創作高度要求不一,但沒有哪一個國家會把思想納入版權法的保護領域。《伯爾尼公約》第9條第2款和《WTO版權條約》第2條明確規定:「版權保護延及表達,而不延及思想、過程、操作方法或數字概念本身。」我國版權局於1998年1月8日提交的著作權法修正草案(下稱草案)第5條也增設了版權法保護表達,不保護思想、概念、發現、原理、方法、體現和過程的條款。這種立法體制為司法機構在具體的實務操作中提供了一條版權法保護什麼、不保護什麼的標准,從宏觀的角度給版權法實務指明了方向。應當說,從理論講作品的思想和表達的界限是明確的。然而,近年來隨著版權法將計算機軟體納入保護范圍以後,作品的思想和表達的界限在實務中出現了越來越模糊的趨勢。1986年,美國的威蘭訴傑斯羅一案便將版權法的保護范圍指向了思想。[2](P53)不過盡管存在著實務中這樣的困難,「三段論」的第一步抽象法的運作還是有效的,它試圖在思想和思想的表達之間劃一條線,以將作品的思想抽象掉,避免了版權法保護范圍的混淆。「三段論」的第二步是過濾法,指將雖屬思想的表達但又屬於公有領域的東西過濾在版權法的保護范圍之外。公有領域的東西包括只有惟一的一種表達的作品,超過版權保護期的作品等。如果一種作品,只有一種惟一的表達形式,則版權法不予保護,因為這與版權法促進一國文化繁榮的目的相悖。在1990年,美國第五巡迴上訴法院便終審判決了一起版權糾紛,判決中認定一幅加利福尼亞居民區的天然氣地下管道圖不受版權保護。判決的主要理由是:該圖毫無差錯地反映了該區地下管道的真實情況。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獨立地繪制該區管道圖(如果不出差錯的話),也只能與這幅已有的圖一模一樣。[3](P28)可見,雖屬作品的表達,但屬惟一的一種表達,其他任何人若要說明相關問題而只能採用該惟一的表達時,則該作品被視為處於公有領域,不受版權法保護。超過保護期的作品被視為處於公有領域,表明國家把繁榮本國文化與對著作權的權利的尊重看得同等重要,表明了著作權人與社會需求者之間的討價還價,而保護期的長短無非說明了誰在這場交易中處於優勢誰處於劣勢而已。對著作權人而言,他想把作品的保護期規定得足夠長以期得到更大的利益,而社會需求者則希望把這種保護期規定得足夠短以期能無償地利用作品。而作品的保護期屆滿便是社會需求者無償使用作品的開始,也是作品進入公有領域不再受到版權法保護的開始。也就是說從這一天起,著作權人的作品不再私有了。「三段論」的過濾法這一過程表明,版權法把版權看作一種私權,版權法上保護私有領域的東西,而不將公有領域的東西納入其中。對於計算機軟體來說,許多程序涉及的「內部功能」和「外部事實」多屬於公有領域,這一部分是不受版權法保護的。縱觀「三段論侵權認定法」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筆者認為這兩個過程實際上是一個過程,思想也罷,外部事實也罷,都是屬於公有領域的東西,這兩個步驟的工作其實都是把屬於版權法規定的公有領域的東西劃在版權保護的界限之外。「三段論」的第三步是「對比法」,指經過「抽象」與「過濾」之後,對比原告作品與被告作品中是否存在著實質相同的部分,這涉及到對作品表達原創性的認定。
2 作品原創性的英文涵義為originality,而非novelty或uniqueness。應當注意的是,原創性僅適用於對作者權的保護,而不適用於鄰接權。例如播放是對已有作品的重復,版權法盡管對其保護,但更多的是從技術的角度來考慮的。英國律師PeterGrover認為要求原創性便破壞了播放組織權的整個基礎。Novelty譯為新穎性,是專利法的要求。亦即,一項發明若要取得專利權,享受專利法的保護,新穎性是其必要條件。原創性要求作品是由作者獨立創作的,不是抄襲的,而新穎性要求一項發明與現有技術相比是新穎的,可見新穎性比原創性的要求為高。原創性與新穎性不同的原因在於版權法與專利法立法目的及制度設計的不同。版權法的立法目的在於推動文學藝術的發展,它要求受保護的作品與已有的作品在表達上是不同的,只要二者存在著差異性即可,而不去判定哪一個更先進、更優秀。版權法關心的是某一思想是如何表達的。而專利法的立法目的是為了推動技術的發展,它要求某一項發明必須在原有技術上更進一步,對處於原有技術水平的發明不授予專利權。同時,專利法為了節約技術開發成本,以利於把有限的精力用於更新技術的開發,它賦予專利法以壟斷權,即使是同樣先進的獨立開發的兩個發明也只授予一個專利權①。既然專利權是一種壟斷權,專利法便開創了一套與此相適應的審查和登記公告制度,規定一項發明者獲此權利,必須履行相應的程序。這種制度為專利法要求的技術新穎性打開了方便之門,如何認定新穎性,其參考系便是專利公報上登記的「已有技術」,這個「已有技術」是確定的。而版權法採用自動保護制度,作品一經創作完成,便受版權法保護,如果要求作品的原創性包含有新穎性的內容,那麼作為參考系的已有作品則浩如煙海,這在實務上是行不通的。同樣商標法要求的識別性(Remarkab1e)也不同於作品的原創性,其理由與版權法和專利法的區別相似。然而,這並不說明二者之間沒有交叉與重疊,《草案》第11條暗設了這種交叉地帶的存在。Uniqueness可譯為惟一性,或獨一無二,這離作品的原創性就更遠了,因為作品的創造絕大多數都是在公有領域材料的基礎上吸收他人優秀成果的前提下完成。如果要求作品具有惟一性才受到版權法之保護,這樣反而會阻礙文學藝術的發展和交流。惟一性不僅不是版權法對作品的要求,相反,如果作品只有惟一一種表達反而被視為處於公有領域不受版權法保護。這種作品在美國多半列為與「藝術作品」相對的「事實作品」,在德國多被列為與「社會科學」相對的「自然科學」作品。
英、美、法、德、日、意等國都在相應的版權法中規定了對作品原創性的要求,但都沒有解釋何為原創性。英國的Denning認為,「原創性」一詞容易理解,它指作品是由作者獨立(indepen dently)完成的,在創作過程中,它包含有作者一定程度的創作技巧、知識、創造性勞動和判斷。作品權是一個人勞動、技巧、投資的產品,這些不能為他人盜用。作品的原創性並非指其構成元素、原生材料及事實。作品的構成元素、事實等屬於公有領域的東西,任何人都可以利用他們進行創作。然而,區別一個作品與另一個作品的差異在於基於這些原始材料之上的組合,在這種組合中體現了作者的技巧、知識、投資和判斷。但是筆者認為,單純地依靠作者的知識、技巧、投資、判斷來認定作品的原創性,實際操作意義不大。而且現實生活中的作品繁多,為認定而認定作品的原創性所花費的成本是巨大的。由於版權法推行的是自動取得保護原則,實行不審查主義,在訴訟過程中通過比較來認定或許更有價值。只要原告的作品不處於公有領域就推定其有原創性,然後通過對比,看被告的作品是否與原告的作品相同,以確定被訴作品是否有原創性。不過需要說明的是,如果原稿的作品盡管不處於公有領域,但系抄襲別人的作品,被告的舉證並不能減輕自己的責任,只能發生訴訟法上的主體變更,而被告的實體責任並不能免除,當然其前提是真正的權利人參加訴訟。
在侵權訴訟中,確認被訴作品是否侵害了原告作品的版權,直接證據較難獲得,一般採用間接方法即「實質部分」(SubstantialPart)加「接觸」的方法,日本有的學者認為,「創作性」可以解釋為「不是模仿的結果」。模仿是否真的有其行為,只有行為人本人知道,權利人若要證明侵害者的模仿行為,除了行為人本人坦白之外,事實上是困難的。所以通常不去證明模仿行為本身,而是以對他人作品的接觸加以結果的類似性來證明。如果權利人與被告的作品相同或類似,但是被告方提供了其創作過程,成功地證明了未進行模仿而是獨立創作的,侵權也不成立。不過,這里的舉證責任發生了倒置,即由被訴作品的作者證明自己沒有接觸過原告作品,否則就可以推定存在著接觸。[4](P144)然而「實質性部分(SubstantialPart)」又是一個較難把握的問題。有人認為,就作品而言,其質量而非數量是關鍵性的。如果一首詩中的幾個關鍵措詞被運用,即使這首詩有一百個音節,也構成了實質部分。如果你因為一個關鍵的音節的質量而使用它,法院也可以解釋這屬於實質性部分。也有人認為,值得抄襲的才是值得保護的,並把那種試圖解釋實質性部分內涵的作法視為一種通過概念解釋把事實問題轉化為法律問題的誤導。[2](P54)所謂值得抄襲的才是值得保護的觀點,提高了版權法對作品創作性要求的高度,因為在現實生活中,被抄襲的多為創作水平較高的作品,這與德國版權法上的要求有些相似。然而,大多數國家的版權法並沒有對作品作這一要求。日本學者中山信弘指出,由於作品是人的個性表露,其價值不存在絕對標准。設定價值標准,等於劃分人格優劣,是不能容忍的。[5](P30)特別是在社會科學領域,人們討論的是價值,而用來證明或批評價值的根據仍然是價值,於是評價作品的高低便帶來了技術性的困難。假如把某種價值看作是超載了其他價值之上的標准,那麼這種思想在學術上是不公正的;假如堅持學術的公正,使任何一種價值都可以其他價值來批判,則不存在任何標准,這應構成了一個悖論。可見,劃分作品的創作高度在理論上是不科學的。筆者感到,通過比較,進行區別,或許對實質性的認識更為清晰。例如:兩首主旋律不同的音樂作品,其主旋律部分便構成了實質性部分。
3 作為一種民事的侵權行為,侵犯版權行為要求侵權者主觀上具備什麼樣的心理狀態,我國版權法的規定與有關的國際公約及多數外國版權法的要求不同。在英、美版權法上存在著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的劃分。英國1988年版權法第6條至22條所列舉的行為皆屬直接侵權行為,而第22條至26條所列舉的行為是間接侵權行為。之所以作為這樣的區分,是因為對侵權人的主觀狀態要求不一,對他們規定了不同的責任原則。對於直接侵權行為,英國版權法暗含了應承擔無過錯責任,侵權者的犯意不是認定侵權性質的實質條件,盡管無辜可能會減少賠償,英國1988年版權法第97條1款的內容便規定了犯意並不影響侵權行為的認定問題。而對於間接侵權行為,法律要求侵權者主觀上有過錯。亦即在英國版權法上,把侵害版權法的行為分成了直接侵權行為和間接侵權行為,對直接侵權行為適用無過錯責任,對間接侵權行為適用過錯責任。德國版權法第97條規定:「受侵害人可訴請對於有再次復發危險的侵權行為,現在就採用下達禁令的救濟:如果侵權系由於故意或過失,則還同時訴請獲得損害賠償。」日本1989年版權法第117條1款規定了直接侵權侵權人承擔無過錯責任,而第2款規定了間接侵權應承擔過錯責任,Trips第45條1款規定:「對已知或有充分理由應知自己從事之活動系侵權的侵權人,司法當局應有權責令其向權利人支付足以彌補因侵犯知識產權而給權利持有人造成之損失的損害賠償。」第2款規定:「司法當局還應有權責令侵權人向權利持有人支付開支,其中可包括適當的律師費。在適當場合即使侵權人不知,或無充分理由應知自己從事之活動系侵權,成員仍可以授權司法當局責令返還所得利潤或令其支付法定賠償額,或二者並處。」Trips第45條對侵權人主觀上的狀態作了區分,並規定了有過錯的侵權人應給予受害人以賠償費的范圍,對於無過錯的侵權方在適當的場合也應返還所得利潤或支付法定賠償額,或二者並處。這就是說過錯,也構成了侵權,只是一般不支付賠償費。可見,在國際上,至少是對直接侵權行為讓侵權者承擔無過錯責任是通例。在我國版權法上,沒有區別直接侵權行為與間接侵權行為,而且也沒有明確侵害版權行為的責任原則。由於版權是一種民事權利,按我國民法通則第106條之規定,侵害版權的行為屬於過錯責任。這樣的規定存在的弊端在於:其一,證明侵權者主觀上有無過錯,權利人力不從心,因為侵權人主觀上有無過錯,一般只有侵權人自己知悉,這對於打擊日益猖獗的盜版行為極為不利。其二,對於侵權行為不作劃分,一律規定適用過錯責任,未免武斷,因為間接侵權行為的危害和直接侵權相比畢竟要小。我國最近的版權法修改草案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在第51條作了這樣的規定,即侵權復製品的製作者、發行者、出租者應承擔推定過錯責任,並在第50條2款增設了法定賠償金的規定,法定賠償金適用考慮到了侵權人的主觀過錯程度。盡管版權法的修改草案向國際規則邁進了一步,然而該方案並非盡善盡美,並且網路環境下的版權侵權問題也越來越復雜。基於此,有人提出對於一般情況下的直接侵權人承擔無過錯責任,對於網路上的個別特殊情況讓侵權人承擔推定過錯責任的折衷方案。[6]
事實上,目前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務上再堅持過錯責任原則或推定過錯責任原則(實際上也是一種過錯責任原則),都無多大實際意義。因為,版權法及國際版權公約發展的趨勢是對著作權人權利的尊重,是對著作權人利益保護的加強①,我國著作權法的修改也表明了這一點。而對侵權人適用無過錯責任,不適用過錯責任,正是這種趨勢的表現。另一方面,特別是1999年以來,我國加快了恢復WTO成員國的步伐,如果我們國內的版權法達不到Trips的要求,這將會阻礙我國WTO成員國地位的恢復。從文化的角度看,世界上存在著法律多元的現象,然而在知識產權領域各國的統一化進程卻在加快,其原因在於世界貿易大國把知識產權與經濟貿易進行了勾連,而世界上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已在所難免。這便造成了知識權法雖屬一國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卻走著與其他法相反的道路。從這個意義上看,包括我國在內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把有關知識產權的規定向國際規則邁進是出於無可奈何的考慮。
4 前已敘及,在版權法上採用自動取得原則,作品一經創作完成,便享受版權法之保護。然而,版權被視為一種絕對權,其義務人是不特定的大多數,對社會影響較大,而且版權法又沒有商標法和專利法上的那種公示制度,這就增大了版權侵權的系數。特別是對於後繼作品,作品的轉讓在我國並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續,這就有可能使原權利人受利益之驅動再許可第三人使用作品,以侵犯後繼版權人的權利。因此,我們認為,對版權的發生與變動應借用物權變動上的公示制度,然而,版權不同於動產,因為它的無形,所以它的佔有或交付在現實生活中起不到公示作用。所以應借鑒不動產登記制,對版權的取得採用選擇登記制,對版權的轉讓採用登記制。版權的取得是作者的一種權利,在他的作品創作完成以後,如果他怠於保護自己的權利,而不到登記機關登記,在發生訴訟時,他的舉證就要比已經進行了登記困難得多。然而,多數國家沒有規定必須到登記機關登記,體現了對權利人權利的尊重,因為權利人可以放棄其權利。我國自1995初年開始,對軟體之外的其他作品採用了選擇登記制。而對於版權轉讓,我國著作權法沒有規定必須到登記機關登記,我們認為這正是我國著作權法上的一個不足。其理由在於:第一,加拿大、美國、日本等都有版權轉讓進行登記的要求。這些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版權登記盡管會給當事人帶來一定的麻煩,但能在以後的訴訟中節約相當大的訴訟成本,而且也便於國家對合同的控制。第二,版權轉讓登記有三大功能:其一是公示功能,使用人要使用有關作品,可以到有關登記管理機關去查詢,以便尋找真正的權利人。其二是對抗功能,也就是說著作權轉讓登記以後有對抗第三人的功能。如果權利人先把其版權轉讓給甲,但沒有進行登記,後又轉讓給乙,並且雙方到登記機關履行了登記手續,盡管甲受讓在先,該版權仍轉屬於乙。其三是證明功能,在發生糾紛時,轉讓登記可以證明誰是真正的權利人。第三,我國1995年《擔保法》第79條明確規定:以依法可以轉讓的著作權中的財產權出質的,出質人與質權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並向其管理部門辦理出質登記。並且,我國已於1996年9月23日通過了《著作權質押合同登記辦法》。著作權的質押並不涉及權利的轉移,法律都明確要求登記,而版權的轉讓又有什麼理由不進行登記呢?
[參 考 文 獻]
[1] 鄭成思.版權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2] PeterGrover.CopyrightandDesignsLaw.London:GrahamandTrotman.1991.5
[3] 鄭成思.版權公約、版權保護與版權貿易[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4] 董炳和.新聞侵權與賠償[M].青島: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1998.
[5] 〔日〕中山信弘.多媒體與著作權[M].張玉瑞譯,北京:專利文獻出版,1997.
[6] 李軍.計算機時代的相應版權制度探究[J].現代法學,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