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權行為能力

① 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無權處分能構成善意取得嗎

善意取得是指無權處分他人財產的讓與人不法將他人財產讓與買受人後，若買受人在取得該財產時系出於善意，則取得該財產所有權,原財產所有人不得要求買受人返還，而只能要求讓與人賠償損失。由此可見，善意取得制度是犧牲了原物所有權人的利益來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以求達到交易安全、市場穩定的目的。 2007年10月1日生效的《物權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確了善意取得制度，並且從其構成要件、適用范圍等方面進行了系統的規定。《物權法》第106條規定「無處分權人將不動產或者動產轉讓給受讓人的，所有權人有權追回；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讓人取得該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所有權：（一）受讓人受讓該不動產或者動產時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價格轉讓；（三）轉讓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登記的已經登記，不需要登記的已經交付給受讓人。」從我國的立法來看，善意取得的構成要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主體方面，轉讓人須為無權處分人，受讓人為有民事行為能力人。只有當轉讓人無權處分該物時，原物所有人的利益才會受到侵害，才會存在犧牲原物權人的利益而保護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才有適用善意取得的必要。並且，受讓人應當具有民事行為能力，這樣才能保證第三人的行為是有效的，一個被撤銷或無效的行為就不存在對其利益的保護問題。 二、在客體方面，從《物權法》第106條的規定可以看出，我國規定善意取得的客體包括動產和不動產，動產以交付為其公示原則，不動產以登記為其公示原則。 三、就主觀方面來說，受讓人應當的善意的。所謂「善意」，主要指不知情，指行為人在為某種民事行為時不知存在某種足以影響該行為法律效力的因素的一種心理狀態。對於認定這種「心理狀態」，我認為應當考慮以下幾個因素：首先，受讓人是否有「知情」的義務，通過他的專業知識水平以及對轉讓人的了解程度，受讓人是否能夠判斷他的取得是善意的；其次，受讓人是否支付了合理的對價，如果受讓人明知其取得該物的價格與實際價值相差極大，則可以認定為其行為出於「非善意」；最後，應當考慮交易的場所是否符合常理。 四、在客觀方面，善意取得必須依一定的法律行為而存在，這是善意取得的前提。受讓人通過交易從轉讓人處取得財產，而受讓人的這種行為是一種「支付合理對價」的法律行為。我國《物權法》中規定「以合理的價格轉讓」就充分說明了這種行為的性質必須的有償的，受贈、繼承等無償方式取得的物不能發生善意取得的效力。 綜上，在當今發達的市場經濟環境下，善意取得制度無疑是一項保障交易安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穩定社會財產關系的不可或缺的制度。它雖然限制了原所有權人所有權的追及效力,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所有權人的利益，但是它保護了交易安全、促進了財貨的流通，因此物權法對於善意取得制度的規定是我國立法的必然要求。

② 民事糾紛包括什麼

第一類是婚姻家庭糾紛。包括離婚、離婚的財產糾紛、戀愛引起的財物糾紛、撫育糾紛、

贍養糾紛、撫養糾紛、解除收養關系糾紛、解除同居關系（起訴時雙方或一方未達到法

定婚齡或不符合其他結婚條件）糾紛、析產糾紛、分割糾紛、賠償金、補助金、保險金

糾紛。

第二類是房屋糾紛。包括房屋確權糾紛、房屋買賣糾紛、房屋使用權糾紛、房屋租賃糾

紛、房屋代管糾紛、房屋典當回贖糾紛、房屋拆遷糾紛、換房糾紛、退出強占公房糾紛、

拆除違章建築糾紛、房屋附著（定著）糾紛等。

第三類是繼承遺產糾紛。包括繼承權糾紛、遺贈撫養協議糾紛、遺贈受領糾紛、分享遺

產糾紛、確認喪失繼承權糾紛。

第四類是債務糾紛。包括借貸糾紛、買賣糾紛、抵押糾紛、承攬加工（個人與個人）糾

紛、代購代銷（個人與個人）糾紛、拖欠貸款糾紛、追索勞動報酬糾紛、追還不當得利

糾紛、追還定金糾紛、無因管理索賠糾紛、帳務糾紛等。

第五類是人身、財產權糾紛。包括人身損害賠償糾紛、財物損壞賠償糾紛、追還財產糾

紛、違約金糾紛、要求消除危險糾紛、恢復財產原狀糾紛、排除妨礙糾紛、醫療事故處

理糾紛等。

第六類是土地糾紛。包括宅基地使用權糾紛、宅基地界址糾紛、宅基地附著（定著）物

糾紛。侵犯土地使用權糾紛。

第七類是相鄰關系糾紛。包括採光糾紛、通風糾紛、通道使用糾紛、排水糾紛、排隊竹

木妨害糾紛、噪音糾紛等。

第八類是其他財物權糾紛。包括山林糾紛、水利糾紛、樹林、竹園產權糾紛、財物權屬

糾紛。

第九類是人身權糾紛。包括侵犯姓名權（名稱權）、侵犯肖像權、侵犯名譽權、侵犯榮

譽權等引起的糾紛。

第十類是知識產權糾紛。包括著作權糾紛、發現權糾紛、發明權糾紛等。

第十一類屬適用特別程序的事由。包括選民資格、宣告死亡、宣告失蹤、撤銷死亡宣告、

撤銷失蹤宣告、認定公民無民事行為能力、認定公民限制民事行為能力、認無主財產、

不服指定監護、撤銷監護人資格等。

第十二類是上述十一類不能包括進去的其他糾紛或事由。

(2)物權行為能力擴展閱讀：

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

1、協商解決。雙方當事人在平等自願的基礎上，通過友好協商、互諒互讓達成和解協議，進而解決糾紛。

2、調解解決。在有關組織(如人民調解委員會)或中間人的主持下，在平等、自願、合法的基礎上分清是非、明確責任，並通過擺事實、講道理，促使雙方當事人自主達成協議，從而解決糾紛。

3、仲裁解決。糾紛當事人根據糾紛前或者後達成的仲裁協議或合同中仲裁條款向仲裁機構提出申請，由仲裁機構依法審理，作出裁決，並通過當事人對裁決的自覺履行或由一方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而使糾紛得以解決。

4、訴訟解決。通過打官司解決，它指糾紛當事人一方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由法院依法審理，作出判決或裁定，通過當事人對生效裁判的自覺履行或人民法院的強制執行而解決糾紛。

上述四種解決糾紛的途徑中，仲裁和訴訟具有法律上的強制執行力，協商、調解則不具有，因而當事人對協商和調解達成的協議可以反悔。當然，究意採用何種途徑去解決一個具體的民事糾紛完全取決於當事人的意願。

③ 論述： 1論述自然人民事行為能力的分類。 2論述物權與債權的關系。

1，《民法通則》根據自然人的年齡和理智將其劃分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18周歲以上的公民和16周歲以上不滿18周歲的公民，以自己的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10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不滿10周歲未成年人和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
2，物權和債權作為社會經濟生活中最基本的財產權，構成了市場經濟社會的最基本的財產權利。在財產權體系中，物權與債權的關系最為密切。物權規范財產的歸屬和利用關系，債權則規范財產的流轉關系。而在財產關系的運作過程中，物權是債權的起點和最終歸屬，債權則是人們獲得和實現物權的橋梁與手段。物權與債權為民法中的兩大基本財產權，是現代社會經濟運行的最基本的要素。二者關系如下：
（一）物權與債權的區別：1）物權為支配權，債權為請求權。2）物權具有排他性，債權具有相容性；物權具有優先性，債權具有平等性；物權具有追及性，債權沒有追及性，債權只能在特定當事人之間發生效力。3）物權為對世權或絕對權，債權為對人權或相對權。4）物權的客體是物，債權的客體是行為。5）物權法定原則與契約自由原則。即從權利的發生上看，物權法採取物權法定原則，而在債權的發生上，既有法定之債也有約定之債，且多為約定之債。6）物權是靜態財產權，債權是動態財產權。7）物權和債權在保護方法上也存在區別。在物權受到妨害的情況下，物權人可以行使物權請求權，請求他人返還原物、排除障礙、恢復原狀或者消除危險，以保障物權人對其物的支配權。而在債權受到侵害時，一般只宜採取損害賠償的方式。
（二）物權與債權的聯系：物權與債權雖有上述區別，但作為現代財產權的兩大支柱，它們又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二者相輔相成，彼此協力，共同實現對經濟生活的調整。1）物權與債權關系的相對化。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A、債權物權化。即債權逐漸具有了物權的某些特徵，如法定性、排他性等。其典型有二：一是租賃權的物權化使得「買賣不破租賃」；二是預告登記制度使得經預告登記的債權具有物權的效力。B、物權債權化。即物權逐漸具有了債權的某些特徵，如意定性、相對性等，例如物權的證券化就使這些證券所代表的物權的絕對性淡化。2）債權法對物權關系的類推適用。如債權請求權尤其是債務不履行所生請求權原則上可類推適用於物權請求權。即當物權法沒有規定時，有關消除危險、排除妨害、返還原物等物權請求權的行使，可以類推適用同為救濟權的債務不履行請求權。3）物權與債權具有功能上的互補關系。表現為二者的互用、互換、互動。由於物權法採取物權法定主義，對於那些法律沒有規定的物權類型，常可以通過債權來滿足社會經濟生活的需要；對於那些違反物權法定主義規定創設的「物權」，雖不發生物權的效力，但可以轉換為相應的債權，產生債權的效力；此外擔保物權與債權的聯系最為緊密，二者互相促進。

④ 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的區別和聯系

論權利能力的本質
李永軍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法學博士）

編者提按：學術上有兩種境界可以相映成趣：罔顧左右和趨之若鶩。前者謂我思故我在，我在即我思;後者謂他思故我思，他在即我在。顯然，前者是一種個性存在與發展，後者則是一種共性存在與衍生。按照事物發展的規律，只有獨立的個性存在才是事物發展的深層動因。所以，具有個性的學術思想乃至學術方法對於學術的生長是至關重要的。近些年來，由於學術空間的物化與官化，使得對於學術空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其典型的體現就是對學術「話語權」的爭奪。似乎有了「話語權」就有了學術地盤與地位一樣，而事實上這卻是一種非常入世與入俗的弄學之術。當不少人為了人格權能否獨立成編而喋喋不休地爭論，更有人不容別人侵犯其話語權這種「人格權」時，「論權利能力的本質」一文卻不動聲色，心平氣和地罔顧左右而言他，其沉著冷靜，不慌不忙，全無邀功請賞之迫切急躁。文章從權利能力的精神實質和制度設計層面闡釋了其原理與功能，進而為理解和判斷有關制度，包括人格權制度提供了基本的理論依據。文章不去人雲亦雲，但以別開生面雲人之雲，金鼓未鳴，劍未出鞘，既已從容班師回朝。只留下有悟性之「話語權」者對於其人格權的無名反思。

一、權利能力的概念

一般認為，權利能力是指一個人作為法律關系主體的能力，也即作為權利享有者和義務承擔者的能力(或稱資格)。〔1〕用通俗的話來說，權利能力是一種權利義務的歸屬資格。我認為，用「歸屬資格」來解釋法人的權利能力更符合其創設的本意。權利能力的規范目的在於：一個人是否能夠作為民事主體在民法上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因此，權利能力是一個人能夠取得權利和承擔義務的前提與基礎，但不是具體的權利或者義務。

從上述定義可以看出，權利能力是從一個人能夠享有權利的角度規定的，而不是從其是否能夠主動取得權利的角度去規定的，故有人認為權利能力的規定是消極的，而有意義的應當是從行為能力中派生出權利能力。〔2〕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法布里齊烏斯(Fabri cius)認為：權利能力是指人或者其他被認可為權利主體的社會組織能有效地為法律行為或者能夠由其受託人、代理人或者機構為此行為的能力。〔3〕德國學者赫爾德甚至更激進地認為：私權的本質在於與權利人的願望相結合，所以，這種權利的主體從法律上講與那些其意志毫無意義的人是不同的。這些無行為能力人不是自身權利的主體，而是一種外在的法律力量的客體。〔4〕德國學者拉倫茨反對說：確定某人具有權利主體資格，意味著將通過行使權利所獲得的利益歸屬於權利主體。事實上，有些人即使具有完全的行為能力，他們也是由其他人來行使其權利的。重要的是，這種行使權利的行為是為誰的利益而為的。〔5〕因此，以此種方式來表達權利能力的相對化，有害而無益。〔6〕此種見解，頗值得贊同。

我認為，即使堅持權利能力的傳統概念，也很難說這是一種消極的定義方式。這種所謂積極與消極的劃分，是康德與黑格爾哲學影響的體現，仍然是以「理性———主體———意志」圖式來定義民事主體的表達方式，即一個主體只能是具有理性意志的人，並能夠按照理性來支配自己的所有物、通過契約來設定自己的權利義務，並可因過錯而被歸責;而不具有理性的東西只能是客體而非主體。於是，就形成了這樣的推理公式：凡民事主體均可以理性來設立權利義務。故從積極意義上來定義權利能力，即主體資格是合乎理性規則的。而按照這樣的邏輯結構，不具有理性的剛剛出生的嬰兒或者有精神障礙的人就會被排斥在主體之外，使其有可能淪為客體。為避免此種結果的發生，立法者創造出了「法定代理人制度」而將代理人的意志與理性歸屬於這些無理性的人，從而使他們有了理性的合法外衣，也就自然地被當作主體而非客體來對待。但問題恰恰是：代理人的意志何以被合乎邏輯地轉移到被代理人身上?這也正是代理制度難以解釋的問題。故人們只能用「擬制」的理性來解釋之。也就是說，這些人是作為例外而為主體的，即他們之所以是主體而非客體，是因為倫理規則而非理性規則，僅僅是以假定的理性來賦予其合理的外衣。我們不能忘記，自然人在民法上的權利能力的規定是對基本法規定的人的地位在私法上的積極呼應。只要在基本法上被承認是人，那麼，他在民法上就當然具有權利能力而成為主體。至於說他是否能夠或者願意親自去取得或者行使權利則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不能反過來否定其主體地位。沒有主體地位權利能力將變得毫無意義，而行為能力卻是主體是否具有理性的體現。因此，必須區分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這不僅具有規范意義，也具有倫理說明意義。

二、自然人權利能力的特徵

(一)平等性行為能力是理性的體現，而不平等恰恰是人被理性衡量的結果。與行為能力不同，權利能力不分年齡、性別、職業、精神狀況等因素而一律平等。這是憲法上的平等原則在私法上的具體化，也是民法賴以生存的市民社會的本質特徵。人的權利能力的平等是近代私法的重要進步之一，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成果之一。就如有的學者所言：人的權利能力平等在今日被認為理所當然，然而，在當時應該說是西歐歷史中劃時代的重要事件。〔7〕

當然，也有學者對權利能力的平等是否有意義以及具有何種意義提出了質疑：如果一個人不能行使權利，並就權利的客體實現自己的意願，這樣的人就不應當享有權利。〔8〕拉倫茨對此表示反對：給兒童和精神病人以權利能力的意義首先在於由此能夠享有權利與承擔義務;此外，他們實際上也由此具有了人本身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即受尊重的權利以及生命、健康等不受侵犯的權利。這些權利不受實體法的處分，並可以通過代理人替代其取得權利及履行義務。〔9〕但是，拉倫茨同時也提出疑問：如果權利所有人無行為能力，即所有者在法律上不能行使權利，這個權利的「所有」究竟是指什麼?〔10〕因此，他主張：這些人在法律上當然還是享有人的權利，並被認可在具有不完全或者受限制的法律行為能力的同時，具有狹義上的權利能力。〔11〕拉倫茨的所謂「狹義上的權利能力」也是從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聯系的角度來講的，即雖然未成年人可以享有權利能力，但畢竟是通過其代理人行使具體權利，而代理人行使的具體權利范圍要比權利能力人本人行使的權利范圍小。但是，拉倫茨的這種提法是否合適還有商榷的餘地。

與上述德國學者的研究進路多少有些相似，我國學者更多從具體權利義務的享有角度來衡量與質疑權利能力的平等性。有人指出：自然人的權利能力范圍實際上有大有小，如結婚權利能力並非人皆有之。有學者更將權利能力分為一般權利能力與特別權利能力。〔12〕有學者對此批評道：對權利能力作「一般」與「特別」之分，表面看來周到精緻，然恰巧不能反映權利能力最重要的本質即權利能力對於人的法律地位之集中表現。質言之，權利能力作為享有權利的資格，其所指僅為享有法律允許享有的一切權利(權利之總和)的資格，正是在此意義上，權利能力與法律人格被視為等同。而享有某種特定的具體權利的資格之有無，則與人格之有無毫無關系。實質上，即便是「享有總和之權利的資格」，與直接表達和體現人之尊嚴、平等及自由的「人格」，仍有角度和價值理念上的不同。但是，鑒於權利能力之概念使用上的習慣，我們無必要另設概念來表達主體享有具體權利的資格。〔13〕

而有的學者正確地指出：對於平等原則應從其法律倫理價值的角度去理解，而不能機械地理解。〔14〕這種思路對於自然人的權利能力非常適用，但難以說明法人的權利能力，因為法人的權利能力是技術產物而非倫理的產物。

應該說，上述學者對權利能力平等原則之不同視角的闡述頗有道理，但我更願意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理解權利能力的平等原則。首先，權利能力平等是一種抽象的平等而非具體平等，是一種資格或者說是一種取得權利的可能性的平等，而非具體權利的平等。也就是說，是一種起點平等而非結果平等。由於人的能力不同，因此即使作為平等的起點相同，在具體取得的權利方面肯定是不平等的，就如賽跑的人雖然起點相同而結果不同一樣，這種不平等恰恰纔是平等的。上述學者所認為的權利能力有大有小的觀點，恰恰就是混淆了作為取得權利資格的平等與具體取得的權利的平等性之間的差異。其次，實踐中許多對人之行為范圍的限制，是基於某種價值判斷或者國家政策對自然人行為的限制而非對其「權利能力」的限制，也即由於考慮到某種行為的特殊性或者資源有限性，往往要附加一些條件，上述學者舉出的所謂「結婚能力」就是著例。人人都有結婚的可能性，但必須達到一定的條件才能變為現實性，如沒有法律禁止結婚的疾病、達到一定年齡等。這應視為對具體行為設定的條件，而非對其權利能力的限制，否則就難以解釋下列矛盾：人的權利能力始於出生而終於死亡，一個人在出生時沒有結婚這種權利能力而以後卻具有了，在死亡前由於變為無行為能力又失去這種權利能力。這顯然是荒謬的。另外，從《法國民法典》第144條、148條及156條的規定看，一個未成年人結婚(法國法規定年滿18周歲為成年，但15周歲可以結婚)要徵得監護人同意，由此可見，結婚等這種具體條件是決定於一個國家的基本政策的，但不能據此認為是對權利能力的限制或者是特殊權利能力。因此，將這種具體權利義務取得或者享有中的限制條件作為衡量權利能力這種取得權利義務的資格是否平等的做法，是認識上的一個誤區。〔15〕另外，對於自然人來說，權利能力是憲法地位在私法上的體現，而實體法是無法處分這種地位的，故無限制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權利能力平等作為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是不可動搖的，否則就會藉助於所謂實質正義而消滅作為抽象意義上的平等。

(二)自然性

在今天，權利能力因出生的事實而當然取得，不需登記;因死亡的事實而當然消滅，不存在象物權、債權那樣的轉讓與繼承問題，其與人的自然生命同步而不得被剝奪，因此是一種自然權利。

權利能力不得被剝奪是沒有爭議的，但是，權利能力能否被限制?對此有不同觀點。台灣學者王澤鑒認為，權利能力為人之尊嚴的表現，法律雖得加以限制(如礦業權等)，但須有正當理由。〔16〕也有人認為，權利能力不受剝奪與限制。〔17〕我同意第二種觀點，因為：(1)如果將權利能力理解為主體地位的標志，那麼，權利能力就是不可限制的。主體地位如何限制?實際生活中對某人不能取得某種權利的限制，是對其行為的限制而非權利能力的限制。象王澤鑒教授列舉的礦業權問題，我認為不是一個權利能力問題，而是一個國家對稀缺資源的分配問題，如果以此為例來說明權利能力的限制，那麼將導致不可理解的結果：有些權利只能由法人取得而不能由自然人取得，如電信經營權、建築資質、銀行經營權等，這是否意味著法人的主體地位高於個人?另外，對外國自然人權利的限制問題，在許多國家的民法上都存在，更不能用來作為說明限制自然人權利能力的證據，這恰恰是民法屬地法的特徵。(2)在《德國民法典》、《法國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等這些常常被許多國家用來作為民法立法藍本的法典中都沒有提到權利能力可以被限制的問題，而德國著名的民法著作中也沒有討論這一問題(如卡爾·拉倫茨的《德國民法總論》、迪特爾·梅迪庫斯的《德國民法總論》等)，這是否意味著他們認為權利能力不得被限制是一個當然的、不需要討論的問題呢?雖然這樣就作出結論說「是」顯得有些武斷，但我還是願意說出這樣一個肯定性的結論。(3)如果權利能力被允許按照實體法限制，一方面將動搖權利能力的憲法基礎，而實體法也不能處分權利能力的憲法基礎;另一方面，民法對權利能力的任意限制會影響權利能力的倫理價值———平等與自由。

(三)不可轉讓性與不可放棄性

權利能力的不可轉讓與不可放棄是基於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基於法律的倫理性及人文關懷，因為權利能力是一個自然人為主體而非客體的標志，因此，它與人須臾不可分離。基於此種對人的關懷，法律不允許轉讓與拋棄。德國學者拉倫茨指出，不存在有效地放棄權利能力的法律規定。〔18〕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典第16條也明確規定：權利能力不得拋棄。其二是不存在轉讓的市場，因為權利能力對一個人來說，一個足矣，多餘的沒有意義。

(四)抽象性

權利能力是一個抽象而非具體的東西，只有在這一意義上才有偉大的說明意義。在具體生活中，權利能力的真正意義往往被行為能力的具體差異所淡化。

三、權利能力的本質

權利能力是自然法上的概念還是實證法上的概念?是公法上的概念還是私法上的概念?是倫理的體現還是技術的產物?對此，學理上有諸多不同論述，但都缺乏系統的考察。我認為，要認清權利能力的這種本質屬性，必須考察權利能力這一概念的產生背景。

通說認為，「權利能力」這一概念是由奧地利民法典首先創造並使用的，〔19〕而在此之前，並無權利能力這一概念，僅有「人格」的稱謂，那麼，「人格」與「權利能力」是否同一涵義?

根據現有的文獻及學者的論述，「人格」這一概念首先是羅馬人在劃分人的身份時使用的概念。在詞源上，「人格」一詞來自拉丁文的「persona」，是指演員演出時扮演的各種角色。〔20〕根據我國著名羅馬法學者周�教授的考證，在羅馬法上有關人的三個用語中，「homo」是指生物意義上的人;「caupt」是指權利義務主體，「persona」是指權利義務主體的各種身份。〔21〕一個人必須同時具有自由人、家父與市民三種身份，才能擁有「caupt」，即在市民名冊中擁有一章的資格，才能是羅馬共同體的正式成員，否則就被視為奴隸或者從屬者或者外邦人。〔22〕

這種考證結論大致是可信的，因為它基本上鍥合了拉丁文「persona」所指稱的「各種演員角色「的原義。另外，我們從英國學者的論述中也可以反證其可信性。英國學者尼古拉斯指出，在羅馬法中，人的地位涉及三方面要素：自由權、市民權與家庭權。人的地位的變化可以根據這三項要素加以分析。羅馬法上的人格還可以減等：最大的人格減等是喪失上述三種權利，即淪為奴隸;中人格減等是喪失市民權與家庭權;最小人格減等是喪失有關家庭的權利。〔23〕「caupt」用來指稱人格。

但是，羅馬法上的人格屢屢被用作製造不平等、把奴隸、外邦人排除在法律主體范圍之外的工具，〔24〕以人格標記出法律舞台上的存在、標記出各種不同的角色與功能，並依據身份將這種角色與功能分配給現實中的人，同時，通過此種角色與功能將現實中的人與活著的物相區分。〔25〕也就是說，自羅馬法開始，就將一項項象徵身份與地位的Caupt(人格)加在個別人而非所有人頭上，以顯示其特殊性，人格平等即法律地位的平等也就無法實現。直到1794年的《普魯士一般邦法》還規定了嚴格的等級地位而非平等人格，規定了貴族、市民與農民之不同的人格，有些東西僅僅貴族能夠獲得和擁有而其他人不得擁有，有些東西市民可以擁有而農民不能擁有。〔26〕在這種情況下，人格的意義就顯得特別突出。

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用平等替代了等級制，從而使人人平等成為現實，因此，人格的平等就作為一種當然的事實被接受，其意義與價值也就被逐漸忘卻了。就如學者所分析的：經過資產階級革命所建立起來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倡導天賦人權、人人平等，根本不需要製作任何錶示某種身份或者地位的面具配發給每一個生而自由的人。因此，在《法國民法典》以及早期的各國民法理論中，不存在「人格」的概念。在法國的《人權宣言》里，人權的主體是人和市民，而非具有所謂「人格」的人。原因就是，當近代各國以其憲法、法律宣稱人人平等之後，毫無必要運用一種徒增繁瑣的法律技術再將「人格」賦予每一個人。置言之，作為身份區分工具的「法律人格」在人人平等的社會中，應當毫無使用價值。這正是迄今為止沒有一個近代或者現代國家的憲法或者民法將「人格」明文賦予其國民的根本原因。〔27〕到此處為止，我們沒有看到「權利能力」的概念，今天我們所認識的權利能力的功能被「人格」(即主體地位)所涵蓋，羅馬法與法國民法典的一個最大的相同點是：法律上的主體都是個人而非團體，羅馬法上沒有團體人格，就如學者所言：在現代法中，一群人可以構成區別於並且平行於其成員個人的法人，但對於羅馬法學家來說，這樣一種群體只不過是一定數量的並且處於一定關系中的個人。只有自然人才擁有權利，法律上的人也必然是自然人。〔28〕而法國民法典上也無團體人格，即只有個人的法律地位而無團體的法律地位。

如果羅馬法與法國民法典這種僅僅承認自然人為主體的狀況持續下去而無團體人格出現的話，大概也就不會有發明「權利能力」這一概念的必要性。恰恰是因為法人等團體的出現，並想在私法上為團體謀求取得權利並承擔義務的地位，就不能依賴基本法，而必須有一個不同於基本法上所規定的人卻又有在私法上擁有權利義務歸屬資格的概念出現。因為，憲法上的主體人格無論如何都不能包含團體。如果翻開包括我國憲法在內的各個主要國家的憲法，其中僅僅規定自然人的主體地位而無法人的主體地位，故團體要獲得私法上的地位就不能依靠憲法的規定，而只能夠在私法上解決。因此，必須構造出一個僅僅在私法上享有如同自然人那樣能夠取得財產權利並承擔財產性義務的主體性資格。正是基於這樣的目的，人們創造了「權利能力」這一概念。對此，有學者分析說，《德國民法典》在創制團體人格時，以「權利能力」這一僅具「私法上的主體資格」的含義的概念替代了「人格」的表達，可以同時適用於自然人與法人，從技術上解決了自然人與法人在同一民事主體制度(即所謂「人法」)框架下的共存，滿足了《德國民法典》形式結構的需要。〔29〕

下面我們將要討論的問題是：權利能力源自自然法還是實證法?德國學者梅迪庫斯指出：承認每一個自然人都享有權利能力，是否淵源於同樣也凌駕於《基本法》之上的某種自然法?這是一個法律淵源學說或者法哲學上的問題。〔30〕如果將羅馬法上的人格同德國民法典上的權利能力在相同部分的含義限度內對比的話，羅馬法上的人格顯然不是一個自然法上的概念而是一個實證法上的概念，而其規定恰恰是違反自然法的。但是，當人格發展到法國民法典而實現了人格平等時，人格就被認為是與生俱來的自然法上的概念。《奧地利民法典》第16條規定：「任何人生來就因理性而獲得明確的天賦的權利，故得作為人格而被對待。」學者據此認為，人格是自然法上的權利，能夠取得的權利意指實定法上的權利，所以，此處所承認的法律人格是建立在自然法上與生俱來的權利基礎之上的。〔31〕《法國民法典》沒有規定人格，而1789年的《人權宣言》宣稱：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自由、平等、安全和反抗壓迫是人的自然的不可動搖的權利。由此可見，自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後，人格被認為是建立在自然法基礎之上的。我認為，在今天強調人的主體地位的非實證性具有重要的意義，它確立了人的主體地位的神聖性，是人類認識論的巨大進步。自然人的主體地位的基礎是自然法，任何實證法僅僅能夠確認(或者說是體現)這種主體地位，而不能處分自然人主體地位的基礎，以防止國家利用實證法來剝奪人的主體地位，從而製造人的不平等狀態。

及至《德國民法典》創造了「權利能力」的概念，從而將團體也納入到法律主體中之後，權利能力屬於實證法(私法上)的概念當屬無疑。所以，德國學者拉倫茨指出：人之成為人以及與此相適應而生的權利能力是由實證法規定的。〔32〕溫德沙伊德認為：人是因為並只有通過法律授予方具有權利能力。對於所有人的權利能力不存在一個先於法律的、准人類學的論證，權利能力基於實證法。〔33〕而弗盧梅則認為：權利能力是一個先於法律制度所規定的、以自然法為基礎的概念，試圖通過自然法的基礎避免成文法的改變。〔34〕羅爾夫·克尼佩爾對弗盧梅的觀點很不以為然：依據天主教的法律只有被洗禮者才是完整的人;在法西斯時代只有人民同志才享有權利能力;年輕的蘇維埃民法典只賦予那些在法律上權利沒有受到限制的所有公民以權利能力，這表明規定權利能力並非那麼理所當然。市民權利在任何地方都不是自然的或者自古就有的，其在歐洲大約不到一百年前僅通過規范方才成立。〔35〕我認為，羅爾夫·克尼佩爾對弗盧梅的反駁缺乏說服力，他混淆了兩個不同的概念：權利能力的規范規定與權利能力的基礎。自然人具有主體地位，該主體地位源於自然法，因此，任何國家都應該在私法上體現這種地位。而有些國家法律沒有體現這種主體地位恰恰是反自然法的，恰恰是應當批判和糾正的。不能把一種錯誤的做法作為證據來使用，就比如說，法律對殺人者處以重罰，而有人殺人後沒有被發現從而未受到刑罰，就能據此認為殺人合法嗎?這種論證方式顯然是錯誤的。我覺得，拉倫茨的話中有一部分，即「人之為人是由實證法規定的」這一論斷是不能接受的，是反人文主義的體現。而他所說的「權利能力源於實證法」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法人之權利能力也包括其中。但不要忘記的是：自然人的權利能力雖然可以說源於實證法，其基礎卻是自然法，即實證法必須賦予自然人權利能力。弗盧梅的話大概就是作這種提醒。

需要討論的第二個問題是：權利能力是倫理性的產物還是技術性的產物?如果讓我們回到《德國民法典》之前的時代，即權利能力前時代(人格涵蓋權利能力功能的時代)，說人格具有倫理性，大概是沒有爭議的。日本學者星野英一分析說：persona一詞具有哲學和神學上的意義，其來源於斯多噶學派，是為顯示具備理性的獨立實體即人而被使用的。在基督教神學上它是作為顯示三位一體的聖父、聖子、聖靈中的每一位的共同詞語使用的。persona一詞被用於天使也被用於人。這種觀念通用於中世紀，時至近代，在繼承這一傳統的同時，確立了倫理上自由的主體具有承擔責任的能力。因此，人們認為，persona的思想是人文主義的表現。〔36〕奧地利民法典的起草者蔡勒認為：理性的存在，只有在決定自己的目的，並具有自發地予以實現的能力時，才被稱為人格。薩維尼堅定地說：所有權利皆因理性的內在於個人的自由而存在。因此，人格、法主體這種根源的同一性以如下的定式表現出來：每個人都是權利能力者。〔37〕薩維尼以法人的法律人格並非源於其本質，而堅持擬制理論。他雖然使用了「權利能力」一詞，但他堅持的恰恰是自然人的權利能力源於其自身的本質(理性與倫理性)，而法人卻無此特徵。

當德國民法典適用了「權利能力」一詞涵蓋了自然人與法人作為同等主體時，權利能力一詞還有倫理性嗎?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與學者都堅稱：權利能力具有倫理性。《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說明書認為：不論現實中的人的個性與意志，承認其權利能力是理性和倫理的一個戒律。〔38〕拉倫茨認為：每個人都有權利能力，因為他在本質上是一個倫理意義上的人。〔39〕從這些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們所說的「權利能力」的倫理性都是在「民法確認了每個自然人都具有平等的人格」這一意義上來強調其倫理性的，都沒有把法人的權利能力考慮進去，是在自然人法律人格這一德國民法典前的意義上適用的。但是，一般籠統地說涵蓋法人主體性的權利能力具有倫理性，實難苟同。有學者正確地分析道：德國民法典在創設團體人格的同時，小心翼翼地避開了「人格」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中所包含的倫理屬性，以「權利能力」這一僅僅具有私法主體資格含義的概念替換了人格的表達，使權利能力明確地「從倫理的人格中解放出來」，可以同時適用於自然人與法人。〔40〕法人法律人格是一種法律技術機制，是一種模式，一種方式，籍此開展各種法律關系，以達到某一集體目的。〔41〕我贊同這種分析，即對於自然人與法人通用的權利能力是一個技術性的表達而無倫理性。

四、權利能力的功能

有人試圖對權利能力的具體功能進行界定，並指出了權利能力的四項功能：(1)享有和行使各種政治權利的能力;(2)進入法律承認並保護的權利能力;(3)取得並享有財產權的能力;(4)請求人格、自由、生命和身體的法律保護的權利。〔42〕這種對權利能力的界定顯然將權利能力看作是主體(而非僅僅是民事主體)。

對權利能力的具體功能的界定涉及邏輯可能性與價值必要性。首先，對權利能力的具體功能的界定在邏輯上是否可能?因為權利能力是一種抽象的、含義廣闊的、開放性的框架，因此從邏輯上說，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窮盡，就比如我們熟悉的所有權的權能一樣，所有權是權利主體以自己的意志對物進行全面支配的權利，而我們將它具體化為「佔有、使用、收益與處分」四項權能，是否已經是「全面支配」?這是有疑問的。故從邏輯上說，不可能用列舉的方式將這種主體地位的具體功能窮盡。其次，從價值上說，權利能力既然是一種可以取得權利承擔義務的資格，那麼任何民事權利都可以取得，也沒有必要對其進行具體化。相反，如果將其具體化，就有可能限制了主體的權利能力。

五、法人的權利能力

(一)法人權利能力產生的必要性及理論依據

法人作為民事主體的產生遠遠晚於自然人，由於交易或者特殊使命的需要，法律需要給一個非人以人的私法地位，於是，團體人格產生的必要性由此發端。但是，法人不同於自然人，其無憲法或者自然法的主體地位，其不可能順理成章地象自然人那樣獲得私法地位，故必須為其尋找理論依據

⑤ 《民法》中關於公民的民事行為能力方面的問題【案例題】

上一個答案實在不敢苟同。
1、小明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依照民法通則關於意思表示有效性的規定和合同法關於合同效力的相關規定，其締結的合同是無效合同而不是效力待定合同。其次，按照當前物權法規定的動產物權轉移規則，必須在合同有效且實際交付的情況下，動產物權才發生轉移，此處合同無效，牛的所有權不發生轉移。
2、如果牛對他人造成傷害，應該由動物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承擔侵權責任，此處牛的實際管理人為小明（因為雖然小明在買牛過程中不具民事行為能力，但是對於牛的管理他具有與自己年齡相稱的辨認能力，在牽牛回家的過程中可以被視為牛的管理人，此處可以類比小孩拿錢買冰棍，並不能認為他的購買是無效的，以及類比少年牧童的存在是合法的），因此小明應當承擔責任，而縱觀整件事情，造成侵權結果的過錯包括了賣牛人的締約過失、小明的管理過失、小明的監護人的管教過失，這些過失對損害之形成均有貢獻，，因此依照公平原則由賣牛人和小明的監護人共同分擔損害（不連帶）較為適宜。
3、牛自己掉下山谷或者心臟病死亡，則因為物權未轉讓，此等物的滅失由所有人自行承擔後果。

⑥ 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處分行為，效力如何

如果合同被認定無效後，雙方互負返還義務，牛購買電視機的錢小孩的父母需要返還

⑦ 德國、台灣民法中規定了物權行為的概念，那麼想問一下物權行為會因為欺詐、脅迫而可撤銷嗎

無因原則是指物權行為在其效力和結果上不依賴其原因行為而獨版立成立，權即原因行為的無效或者撤銷不能導致物的履行行為的當然無效和撤銷。因為物的履行根基於物的合意，而不是根基於原因行為（如債的合同），所以物的履行行為是物的合意的結果。

物權行為無因性是交付即有物權變動效果，為了限制這種絕對性，發展了「物權行為無因性的相對化」學說，主要表現在：第一，瑕疵的同一性。是指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具有共同的瑕疵，同時無效或被撤銷。如當事人無行為能力，有欺詐、脅迫、錯誤情節等，可導致物權行為無效。第二，處分行為附有條件。是指當事人可以約定將債權行為的有效性作為物權行為生效的條件，債權行為有效存在，物權行為始能生效。第三，行為的一體性。是指物權行為與債權行為合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法律行為，債權行為無效，物權行為也無效。這三種做法都旨在限制無因性的效力。

⑧ 物權行為的中國不採用

中國物權法不應採用物權行為理論：
第一：物權行為理論是德國普通法時期的學說發展，與18、19世紀德國民法立法史的結合，是1783年《普魯士一般抵押令》、1791年《普魯士普通邦法》、1872年《普魯士所有權取得法》的沿革，表現了德國物權立法史的繼起性、連續性及不可分割性。它只屬於19世紀的德國。當時德國試圖建立物權行為理論，擺脫羅馬法和普通法的所有權「回復主義」及「無論任何人不得將大於自己的權利讓於他人」古老原則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土地金融及對物權交易安全的嚴重束縛。而中國並不存在這一歷史包袱。
第二：隨著現代民法普遍建立起善意取得及公示公信制度，物權行為無因性的可適用范圍已幾乎喪失，在「應於民法中建立善意取得制度和公示公信原則」已在中國法學界形成普遍共識的前提下，已無採用物權行為理論以保護交易安全的必要。在善意取得制度與物權行為理論的利益較量中，物權行為理論無疑處於絕對的劣勢。
第三：從比較法上看，中國物權立法也無採用物權行為理論的必要，自德國民法確立無因性以來，百餘年來真正在民法典中採納該理論的只有德國。
第四：法律的通俗化、本土化、明了化是我們應追求的目標，物權行為理論作為一個邏輯嚴密、高度抽象的法律制度不適合中國現階段普法的需要。 物權行為理論主要包括三個原則：一是分離原則。德國法將權利主體承擔的移轉標的物的交付義務的法律行為與其完成物權的各種變動的行為作為兩個法律行為，前者為原因行為，後者為物權行為。二是無因原則。無因原則是指物權行為在其效力和結果上不依賴其原因行為而獨立成立，即原因行為的無效或者撤銷不能導致物的履行行為的當然無效和撤銷。因為物的履行根基於物的合意，而不是根基於原因行為（如債的合同），所以物的履行行為是物的合意的結果。三是物權
變動的形式主義原則。因為物的合意是對物的交付行為中存在的意思表示的抽象，所以，必須有一個具有公示性的行為來表達或者說是記載這一物的合意，即沒有該公示行為，物的合意不能成立，物權的設立、變更和廢止即為無效。德國民法典為貫徹這一原則，為動產選擇了交付這一公示方式，為不動產選擇了登記這一方式。
薩維尼將物權合意與當事人在買賣契約中所達成的其他合意區分開來，從而在基於買賣契約而發生的物權變動中，將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區別開來，即物權行為具有獨立性無因性，其效力不受債權行為影響，所以即使買賣合同從自始或嗣後不成立、被解除或因其他原因失效，只要買受人與出賣人達成「物權契約」的協議並獲得出賣物的交付，他也能獲得該物的所有權。物權行為的無因性說明了物權行為與債權行為在法律效力上的相互獨立，物權行為理論也即物權行為獨立性（無因性）理論。 物權行為的無因性理論的評價。首先，是德國民法創立物權行為概念，肯定物權行為獨立性後的必然邏輯結論，它使「基於錯誤的交付也是有效的」。物權行為無因性旨在使取得人可以不必對其前手們之間的原因行為進行考察，從而維護法律交往的方便性和安全性。其次，如果原因行為有瑕疵，無因性原則意味著取得人雖無有效的原因行為也能保留其所取得權利，讓與人可通過不當得利之訴，要求取得人返還。因此，德國普通法學認為，無因性理論與不當得利請求權理論有相當的整合性。最後，無因性原則有損於出賣人利益，因為如果一個買受人根據無效合同獲得了交付給他的出賣物的所有權後淪為破產，出賣人不能將該物作為其所有物，從買受人破產財產中予以別除，而只有債法上的返還請求權。
物權行為無因性是交付即有物權變動效果，為了限制這種絕對性，發展了「物權行為無因性的相對化」學說，主要表現在：第一，瑕疵的同一性。是指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具有共同的瑕疵，同時無效或被撤銷。如當事人無行為能力，有欺詐、脅迫、錯誤情節等，可導致物權行為無效。第二，處分行為附有條件。是指當事人可以約定將債權行為的有效性作為物權行為生效的條件，債權行為有效存在，物權行為始能生效。第三，行為的一體性。是指物權行為與債權行為合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法律行為，債權行為無效，物權行為也無效。這三種做法都旨在限制無因性的效力。

⑨ 關於物和行為能力的法律問題

1.我國07年頒布的《物權法》中有先佔的相關規定；先佔是事實行為，不以行為人有民事行為能力為必要，就算兩三歲的小孩子也可以先佔取得物的所有權。
2.因為張某才17歲，在我國自然人只有年滿18周歲的才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張某未滿18周歲屬於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只能實施與起限制行為能力相適應的民事行為（就是與起生活密切相關的行為，例如買點學慣用品等等，數額相對較小），題中的情況屬於標的金額較大的合同（5000元），肯定超出張某行為能力的，屬於民法理論中的效力未定的民事法律行為。而效力未定的民事法律行為只要得到法定代理人（一般是父母）的追認，才發生法律效力，即買賣才可以正式達成。
我是山東政法學院的大三學生，希望能幫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