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物的所有權
甲有所有權。
2. 中國古代皇權與相權的關系
皇權與相權的特質 ：
1、 專制政體是在體制上存在一個不屬於「官」的系列的、代表國家的最高主宰。這個最高主宰的權力具有雙重特徵：其一，他享有的是國家主權者的權力；其二，他的權力是個人權力。就前者而言，皇權至高無上、至大無涯，是說沒有任何一種世俗權力凌駕其上，也沒有任何一種權力與它平行。因之，依著這種主權特性，它可以把一切事權都容納進去；舉凡國家生活的所有領域——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法律的、宗教的一應事務，以及國家生活的整體和任何一個局部事務——中央的、地方的大與小、要重與輕微之務，都可囊括在皇權范圍內。這樣一種絕對的、特殊的權力，自然談不上對上的越權與對平行機構的侵權，更談不上對下的侵權。就後者而論，皇帝是作為獨立的、也是孤立的個人來掌握和行使權力的，不可分離支割而與他人分享，他人也不得代替。
皇權的這兩個特性本身就是一對矛盾。一方面，孤獨的個人在行使龐大的國家主權時，無論如何都會產生精力、智力、能力、經驗、學識等個人主觀條件的限制，而不能運用自如。另一方面，個人掌握至高無上的國家主權，無疑給君主對國家事務的影響力提供了最大可能性和最多的機會，因而又可能產生個人偏離乃至背離整個國家機器運轉原則和方向的情形，使特定的個人變成整個機器的對立物。而專制政體，無論在當時具有多麼不可逆轉的習俗、傳統和具體歷史條件，都不過是統治階級所藉以實現的形式，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一種政體選擇。而且，作為最高主權者的皇帝（及其家族），也總是屬於一定階級的一分子。這樣，歷史發展到了這一步——階級統治必須藉「一人」來實現，而又不願意也不允許被「一人」輕而易舉地毀滅掉，總希望把君主的言行和影響力限定在一定的范圍內。因之，在巨大權力與個人主觀條件之間、在階級總體利益與個人好惡之間的雙重矛盾中，以輔佐「一人」與制約「一人」雙重身份出現的宰輔制度，就是必要的和必然的了。
2、 帝王主權並沒能完全掩蓋君主與其階級的關系。宰相制度與帝王制度是共生體。皇帝與宰相，是構成專制政體的兩個相反相成的因子，二者對立而又互相依存，不僅共始，而且共終。宰輔的存亡，是不依任何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即使是出自皇帝己意的貶抑、削奪、消滅，都是違背整個體制的總要求的。漢魏以來不任三公，卻接連冒出了其他宰相；明太祖廢丞相，而成祖之後的「非相之相」——內閣的出現及其作用的發揮，所謂「勢所必至」，「能禁其名，不能禁其實也」正表明這種客觀要求並非虛妄。
3、體制上設立宰相，僅僅是為解決上述兩對矛盾提供了可能，矛盾和斗爭勢必在實踐中展開並激化。帝王的主權者身份帶給專制政體的陰影是巨大且深厚的。在君主等於主權的前提下，帝王極容易事必躬親，拋開輔佐，不要制約，破壞君相體制，是兩對矛盾激化。問題的主要方面顯然在君主身上。然而，硬性約束、限制皇帝的法度規章既不可能產生，也不可能存在，因而，寄希望於軟性的理論規則的約束，就不僅是必要、必須，而且是唯一的途徑了。講求君臣「體裁分職」、「君道臣職」的委任責成理論的出現和一再重復，其中的底蘊是不難察知的。
以主權托於一人的君主制，自然生長出君主可以甚至必須躬親天下眾務的觀念；而宰相制卻又滋生著君相一體的委任責成觀念。體制的內在矛盾又必不可免地外化為兩種類型理論的理論沖突。從先秦至清末，帝王躬親、宰相爭職，躬親與委任的理論仗一打再打，避不開、壓不息。
3. 物權法上物內涵.特徵及物權的概念
物權法所稱的「物」，包括不動產和動產，也包括法律規定作為物權客體的權利。版依法律規定理權解，物權法所說的「物」，主要是指「有形財產」，即看得見、摸得著的財產，如土地、房屋、汽車等。而無形財產，如專利技術、商業秘密、商標、著作權等，則由其他相應的法律調整。
有形財產，以是否可以移動為標准，分為不動產和動產。土地、建築物等，屬於不動產；機動車、電視機、桌椅等，屬於動產。概括而言，物權法就是關於動產、不動產的歸屬和利用的法律規則。動產和不動產上所體現的物權，具體講，就是物權法所規定的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