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行版權保護機制

A. 著作權與版權的聯系與區別分別是什麼

版權與著作權有什麼區別
在我國，版權就是著作權，沒有區別。版權是指文學、藝術、科學作品的作者對其作品享有的權利(包括財產權、人身權)。版權的取得有兩種方式：自動取得和登記取得。在中國，按照著作權法規定，作品完成就自動有版權。所謂完成，是相對而言的，只要創作的對象已經滿足法定的作品構成條件，既可作為作品受到著作權法保護。
在學理上，根據性質不同，版權可以分為著作權及鄰接權，簡單來說，著作權是針對原創相關精神產品的人而言的，而鄰接權的概念，是針對表演或者協助傳播作品載體的有關產業的參加者而言的，比如表演者、錄音錄像製品製作者、廣播電視台、出版社等等。
《著作權法》第十條 著作權包括下列人身權和財產權：
(一)發表權，即決定作品是否公之於眾的權利；
(二)署名權，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權利；
(三)修改權，即修改或者授權他人修改作品的權利；
(四)保護作品完整權，即保護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權利；
(五)復制權，即以印刷、復印、拓印、錄音、錄像、翻錄、翻拍等方式將作品製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權利；
(六)發行權，即以出售或者贈與方式向公眾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復製件的權利；
(七)出租權，即有償許可他人臨時使用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計算機軟體的權利，計算機軟體不是出租的主要標的的除外；
(八)展覽權，即公開陳列美術作品、攝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復製件的權利；
(九)表演權，即公開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種手段公開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權利；
(十)放映權，即通過放映機、幻燈機等技術設備公開再現美術、攝影、電影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等的權利；
(十一)廣播權，即以無線方式公開廣播或者傳播作品，以有線傳播或者轉播的方式向公眾傳播廣播的作品，以及通過擴音器或者其他傳送符號、聲音、圖像的類似工具向公眾傳播廣播的作品的權利；
(十二)信息網路傳播權，即以有線或者無線方式向公眾提供作品，使公眾可以在其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的權利；
(十三)攝制權，即以攝制電影或者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將作品固定在載體上的權利；
(十四)改編權，即改變作品，創作出具有獨創性的新作品的權利；
(十五)翻譯權，即將作品從一種語言文字轉換成另一種語言文字的權利；
(十六)匯編權，即將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過選擇或者編排，匯集成新作品的權利；
(十七)應當由著作權人享有的其他權利。
著作權人可以許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項至第(十七)項規定的權利，並依照約定或者本法有關規定獲得報酬。
著作權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轉讓本條第一款第(五)項至第(十七)項規定的權利，並依照約定或者本法有關規定獲得報酬。

B. 我國現行著作權法為何要將出版者權與鄰接權制度規定在一起

鄰接權制度
一、鄰接權制度的產生及與著作權制度的關系
1.鄰接權的定義：neighbouringrights， related rights， 是指與著作權相關聯、相鄰近的權利。
2.鄰接權的產生主要是為了保護作品傳播者的利益。
3.有的國家以版權制度來包容鄰接權，如英國；有的則單獨設立鄰接權制度，如俄羅斯著作權與鄰接權法。
二、鄰接權與相關權利的區別
三、鄰接權的內容
（一）表演者權：表演者對其表演所享有的權利。
1.表演者的含義：表演作品的人。
2.表演者權的內容：
（1）表明表演者身份；
（2）保護表演形象不受歪曲； 表演形象是表演者通過表演活動所塑造出來的形象，與其自身的肖像不同。
（3）許可他人從現場直播和公開傳送其現場表演，並獲得報酬；
（4）許可他人錄音錄像，並獲得報酬；
（5）許可他人復制、發行錄有其表演的錄音錄像製品，並獲得報酬；
（6）許可他人通過信息網路向公眾傳播其表演，並獲得報酬。
（二）音像製作者權：音像製作者對於其製作的音像製品所享有的權利。
錄音錄像製作者對其製作的錄音錄像製品，享有許可他人復制、發行、出租、通過信息網路向公眾傳播並獲得報酬的權利；權利的保護期為五十年，截止於該製品首次製作完成後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
（三）廣播組織者權：廣播組織對其製作的廣播電視節目所享有的專有性權利。
廣播電台、電視台有權禁止未經其許可的下列行為：
（一）將其播放的廣播、電視轉播；
（二）將其播放的廣播、電視錄制在音像載體上以及復制音像載體。
前款規定的權利的保護期為五十年。
四、其他相關權利
圖書出版者的權利：
1.根據合同產生的專有出版權；
2.版式設計權：出版者有權許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圖書、期刊的版式設計。前款規定的權利的保護期為十年，截止於使用該版式設計的圖書、期刊首次出版後第十年的12月31日。

C. 在我國,著作權與版權的關系是（ ）。

我國現行著作權法第五條規定：「著作權與版權系同義語」。知識產權界也有人將版權和著作權等同看待。

版權與著作權的區別

基於上文筆者對著作權概念的界定，立足社會實踐，筆者認為版權與著作權有五點明顯區別：

其一：主體不同。

從狹義上看，版權是指出版者權，其主體是出版者。在中國，出版業被當作意識形態的重要領地長 期為國家專營，由國有的出版機構(出版社或出版公司)具體運作。所以，在我國版權的主體只能是國有出版機構，自然人不能成為版權的主體。而著作權的主體是 作品的作者。客觀上，只有自然人是作品的唯一事實作者，自然人以外的其他社會組織和民事主體；只能在特定情況下才能被視為「法定作者」。

其二，客體不同。

出版者權的客體為書刊及音像出版物。而著作權的客體是作品，著作權法保護的只是作品，而非作品的載體，因為作品載體可以有許多種，而作品本身只能是一個。

第三，形成機制不同。

版權是一種從屬於著作權的派生權利，出版者版權只能由著作權人授予而產生。而著作權是基於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依法產生的權利。在我國，作品一經創作產生，只要具備了作品的屬性，即自動依法產生著作權。

第四，內容不同。

以我國為例，出版者對其出版作品享有的版權，包括專有出版權、版本權、出版作品的形式和內容 的修改權、刪除權。我國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權包括著作人身權和著作財產權。人身權包括發表權、署名權．修改權及保護作品完整權。財產權包括復制權(出版權、 發行權、復制權、演繹權、翻譯權、演繹權)、傳播權(表演權、播放權、展示權、朗誦權)等權利。

第五，期限不同。

在我國，出版者對作者授權出版的作品享有一定時限的專有出版權。時限長短由出版人與著作權人 協商簽約產生，並規定合同有效期限不超過10年。著作人身權的保護一般不受限制，其中某些內容具有一身專屬性的權利理應受到永久的保護。對於著作財產權， 各國都規定了一定的時間界限，我國著作權法規定，公民的作品，其發表權和著作財產權的保護期為作者終生及其去世後50年，截止於作者去世後第50年的12 月31日止。

D. 正版DVD目前有哪些版權保護機制如何從中復制視頻文件

保護機制就是著作權法，你問的應該是防復制辦法，這多了去了。具體要看哪種辦法。總之一點，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沒有破解不了的。

E. 著作權與版權的關系是怎樣的

著作權和版權有什麼區別
「版權」英文原詞翻譯是right，屬於英法美法律體系。從其英文原詞直接翻譯為復制權利，就可以看出，剛開始「版權」是為了禁止別人在沒有得到去權利人的許可就復制其作品，從而對權利人造成經濟損失而建立的權利。在法律體系裡，是不屬於「自然權利」的，當然「天賦人權」也並不適用，而是一種用來刺激作家等進行藝術創作的政策之一。
側重點在維護權利人的經濟權益
所以看出其側重點就是在維護權利人的經濟權益，也就是作品只是財產的存在方式之一，和作者的價值觀、精神世界是沒有關系的，所以可以隨便轉讓。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一個買家僱傭一個作家進行一部作品的創作，那麼這部作品是屬於這個買家的，而不是作家本人，在有的使用英法美體系的國家甚至認為這個買家才是作者。
「著作權」是大陸法律體系的概念之一
而「著作權」則是大陸法律體系的概念之一，原文翻譯為author'sright，作者權利。這就可以看出，將作品是看作作者的人格以及精神世界的展示，而不是直接物化為作者的財產之一。所以在「著作權」的法律中，想要轉讓作品有很多限制的。因為這已經屬於人身權利的范疇，而人身權利一般是不能進行轉讓的。而同樣的一個買家僱傭一個作家進行一部作品的創作，無特殊情況，著作權還是屬於作者的，而買家只能通過作者的授權才可以使用作品。
但是由於《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的不斷發展，兩大法律體系的國家也都加入，這兩者的概念不斷融合，差距也在逐漸縮小，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國家的法律雖然規定版權和著作權是同義，但是詳細表述的使用過的大陸法系。

F. 著作權的由來

著作權的產生與發展，與人類科學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事實上，著作權制度本身就是科學技術發展的產物。自著作權制度產生後，它依然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變化。或者說，科學技術的發展總是對著作權制度不斷提出挑戰，而著作權制度也在應戰之中不斷發展完善。一方面，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了一些新的受保護客體，著作權制度逐漸將它們納入了受保護的范圍之中；另一方面，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了一些新的對於作品的利用方式，著作權制度逐漸將這些新的利用方式納入了著作權的范圍之內。談及起源，因其與「印刷」、「出版」的密切，我們首先稱其為版權（著作權）。在其權利的演化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版權由實物到權利的過渡，由載體到權利的強化，由特權到私權的演化。
1. 中國。至於版權的起源，東西方知識產權法學者無一例外地認為，版權是隨著印刷術的應用而產生的。早先，正如對印刷術的發明的認識一樣，大多數西方的知識產權學者認為，15世紀德國人約翰內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在歐洲對活字印刷術的應用是版權保護的開始；直到20世紀中後期，西方版權法相關的著述中，才漸漸對於版權起源於歐洲發生了疑問。198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們在該組織出版的著作中指出：「有人把版權的起因與15世紀歐洲印刷術的發明聯系在一起。但是，印刷術在更早的很多世紀之前就已在中國和朝鮮存在，只不過歐洲人還不知道而已。」綜觀版權的歷史，更多地體現在物質性產品的特權與私權上，並非簡單起於一種民事權利，更不是起源於財產權，而是更多是一種「行政特權」，而類似於15世紀威尼斯、法國、英國頒布的禁止他人隨便翻印的特許令，在中國的宋代就已出現。晚清的版本、目錄學家葉德輝在他的代表作《書林清話》中就有明確的記載：「書籍翻板，宋以來即有禁例。吾藏五松閣仿宋程舍人宅刻本王偁《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目錄後有長方牌記雲：『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書中還記錄了一項宋代國子監禁止翻板的「公據」。宋國子監屬禮部，招收七品以上官員子弟為學生，系宋朝最高學府。國子監還設書庫，刻印經史書籍，供朝廷索取、賜予以及本監出售之用。南宋在監內專設「印文字所」。國子監所印書籍稱「監本」，一般刻印精美，居全國之冠。所以，國子監有官辦出版社的職能。在古代出版史上，無論官刻、坊刻、私刻，均有牌記表明刻書、藏版之所外，有的還有禁止原刻印出版者之外的其他人翻板的內容。類似的禁例，已經或多或少反映出版權保護中對經濟權利為以保護的因素，雖我國古代並沒有對版權形成制度化的保護機制，但這種低層次的非法律制度規范性的權利狀卻是客觀存在的。
2．歐洲。在歐洲，有人考證，第一個對印刷商無償地佔有並使用作者的精神創作成果謀利提出抗議的是德國的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他在1525年出版了一本題為《對印刷商的警告》的小冊子，揭露了某些印刷商盜用他的手稿，指責這些印刷商的行為與攔路搶劫的強盜毫無二致，直到今天，西方國家仍舊把盜印他人作品的圖書版本稱為「海盜版」，這可能也是與我們把盜印的書稱為「盜版書」的暗合吧。1709年，英國議會通過《為鼓勵創作而授予作者及購買者就其已經印刷成冊的圖書在一定時期之內享有權利的法》，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版權法，由於名字太長，為了方便記憶，就用當時在位的英國女王的名字命名為《安娜法》。該法注重作者享有的財產權利及出版商對於作品利用的相關權利，這對美國版權法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8世紀，法國大革命期間，在廢除了原有的各種特許權，包括出版者的特許權後，在新的著作權制度中突出了作者和作者的權利。在18世紀的德國，以康德為代表的學者提出，作品不僅能給作者帶來經濟利益，而且反映了作者的人格，是作者精神的外延的觀點，導致了作者精神權利的產生和發展，把版權保護制度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隨後，強調作者的精神權利就成了大陸法系著作權制度中的一個基本特點，與強調版權的作者財產權利且兼顧出版者利益的英美法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3.美國。美國版權法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承接了英國的傳統。這可以從美國表述法律的語言、獲得版權的機制，以及美國法庭在定義版權時所做的法律決定中看到。除了特拉華州，美國其他12個州在1783年至1786年之間通過了版權法。這些法案均是以《安娜法》為基礎的。
這些法案立法目的依次為：
（1）保護作者的權利；
（2）促進學習的研究；
（3）為圖書貿易提供秩序；
（4）防止壟斷。所有這些法案都需要作者和出版商在當地的登記處進行版權注冊，其實際並無法成功的實行。1790年5月31日，美國國會通過了第一個聯邦版權法，此法案依然遵從著英國的先例。在該法案通過後的19世紀初，作者的自然權利漸漸失去了它的潛在意義，從而使得出版商從作者的版權中獲得了大部分的利潤。美國現行的版權法是1976年通過1978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隨經數十次修改，卻依然承襲了注意版權的「商業性」和「登記注冊」制度的傳統。
雖然英美法系的代表國家英國，以及加拿大等國，在20世紀中後期將「修改權」與「保護作品完整權」這兩項精神權利，增加為版權法的兩項重要內容，但作為英美法系的主要國家的美國的聯邦版權法中，仍沒有保護精神權利的內容。在美國的強烈要求下締結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中也沒有對作者的精神權利予以保護，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主要是知識產權中的經濟權利便不足為怪了。
真正意義上的知識產權制度產生的歷史雖然不長，但對於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世界各國日益重視知識產權的立法問題，通過法律的形式授予知識產權所有者以專有權，促使知識產權進入商品貿易中，知識產權制度已經成為各項法律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國際貿易中，知識產權也已成為某個或某些經濟大國保護本國利益的重要手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對知識產權的認識出現了重大意義的突破和發展。就著作權而言，我國現行的著作權起草於1979年，由於牽涉面較為廣泛，起草時間長達11年之久。直到1990年9月7日，才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於1991年6月1日起實施。著作權法實施之前，又頒布了由國務院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隨著我國加入了陸續《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世界版權公約》、《日內瓦公約》等，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締結Trips協議，我國先後於2001年及2010年對著作權法進行了兩次修訂工作，體現了中國對WTO規則的遵守，也表明了對著作權的保護態度更加明確、意識更加強化。

G. 對我國著作權現象的分析

近年來，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與時俱進成為知識產權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著作權制度面臨新挑戰。今天，計算機技術和通信技術的發展，促使社會由傳統的產業時代向信息時代轉變，信息的網路化傳輸特性，在為人們的信息獲得提供充足便利的同時，也向人們提出了信息在新傳播途徑下的使用和保護問題。其中，網路環境下的著作權保護，成為擺在各國政府面前一個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正如日本學者所言：「在信息的個人利用產生爆炸性增長的21世紀，權利人不得不接受這樣的現實，即不受其控制的利用在不斷增長。以這種不受控制的利用為前提，著作權法必須重新構建。」

中國的著作權制度，根據不同時代的不同特點，不斷地進行了調整和完善，為信息時代的著作權保護提供了保障。由於計算機軟體是一種典型的知識產品，其價值由知識產權來體現；計算機軟體企業則是以知識產權作為其核心資產。因此，著作權制度與時俱進的特點，率先在計算機軟體產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計算機軟體產業的著作權制度，體現了因時而動、與時俱進的特點。我國計算機軟體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從一開始就是出於產業發展的需要。1990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並頒布的《著作權法》，即規定計算機軟體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一類作品；1991年6月，國務院專門頒布了《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2001年10月和2002年2月，為了適應我國加入WTO和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與完善的形勢，我國又對《著作權法》和《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相繼進行了修改。2006年5月，針對信息時代的來臨和信息傳播手段的革新，國務院又頒布了《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從著作權制度逐步完善的進程來看，我國的著作權制度被打上了明顯的時代烙印，體現了時代的特徵，反之也為信息時代的全面發展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

著作權保護，對我國計算機軟體產業的發展，總體上有著「利大於弊」的推動作用。

著作權保護，激勵了我國計算機軟體產業的創新。侵犯軟體知識產權的主要行為是未經許可的復制，即所謂盜版，而著作權法的主要功能就是禁止未經許可的復制。盜版，無論製作、銷售還是使用，從表面上看，似乎是「省」了一筆錢，但由於沒有任何的「創新」，事實上直接扼殺了我國計算機軟體產業的「創新熱情」。因此，我國軟體企業，特別是致力於創新開發自主知識產權產品的軟體企業普遍認為，他們比國外軟體企業更迫切需要知識產權的保護，如果知識產權長期不能得到根本性改善，不但我們為使用國外軟體而付出的代價更大，而且還將長期處於受制於人的境地。

著作權保護，由於是一種比較「寬松」的權利，因此對於我國相對於其他國家起步晚的計算機軟體產業是比較有利的。著作權法的基本原理是保護作品的表達，並不保護作品的思想，包括軟體中的構思、處理過程、操作方法或者數學概念等。換言之，著作權法禁止隨意復制他人軟體，但允許在學習研究他人軟體中內含的先進技術、思想的基礎上，自主開發新的軟體，鼓勵進一步創新。為此，在著作權法的框架下，我國軟體完全有可能發揮後發優勢，通過合理合法的借鑒、學習，開發出自己的軟體，參與競爭。

著作權保護，提供了我國計算機軟體產業應對不正當競爭的「有效武器」。隨著我國軟體產業的發展，我們將面臨越來越多的知識產權訴訟與競爭，特別是當我們的產品和技術逐步佔領市場的時候。這就需要我們的企業盡快適應這一形勢，充分掌握和利用法律，積極應對。特別對任何濫用版權的不正當競爭和企圖壟斷的行為，應予以堅決回擊。由於著作權法對於保護的客體、專有權利的界定及合理使用都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因此我們可以利用現行著作權法，對濫用版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抵制

H. 版權保護的我國古代

中國的版權保護「盜版」是自宋代開始。宋代經濟的發展為版權保護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印刷業的繁榮是版權保護的技術前提;宋代版權保護出現的直接誘因;宋代版權保護主體已涉及作者，宋代版權保護所涉客體廣泛，宋代政府版權保護力度也很強，規定了出版審查制度對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業標准:宋代缺乏以私權為核心的對版權進行保護的民事法律制度、不注重作者權益的保護、無關王朝政治利益的書籍很難向官府及公眾提出版權主張或者直接尋求權力機關的保護;同時也給了我們許多啟示。
宋代版權保護的內容
(一)宋代版權(著作權)保護主體已涉及作者
作者是版權中第一和最基本的主體。在宋代，隨著印刷業的發展，政府更多保護的是出版商的利益，但是《書林清話》中引述的《叢桂毛詩集解》上所載宋代國子監有關禁止翻版的「公據」，更值得重視，「公據」中提到:該書刻印者的叔父當年在講解「毛詩」時，投入了自己大量的精神創作成果，可以說是「平生精力，畢於此書」。刻印者把這個事實當作要求禁止他人翻版的主要理由。這就說明:此時受保護的主體已不限於刻印延出版者本人，而且延及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繼承人)。在宋代還出現了職業的職業作家和藝術家，宋代一些不能或不願走上仕途的文人，因生活的需要和其它原因組成一定的群體，被稱之為「書會」，這個群體的文人以創作為職業，「書會」的文人就是職業作家。流傳至今的宋元話本和戲劇有不少出自他們之手。除了「書會」之外，宋代還出了文人與藝人組成的「社會」，如表演雜劇的緋綠社、表演清樂的清音社、影戲藝人的繪草社、表演吟唱的律華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藝人都是專門化的職業作家和表演藝術家。在遠古的宋代，不管是統治者還是出版商及作者，已經擁有了對作者權益進行保護的意識和一定的法律規定，不僅僅是滯停在保護出版商的利益上，而且延及到了保護作者的利益方面，無疑是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史上重要的一筆。
(二)宋代版權(著作權)保護所涉客體廣泛
版權保護的客體是作品，在宋代作品的類型眾多，保護客體廣泛。在我國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中國古人信奉的是「學而優則仕」的官本位的價值觀，將政治價值作為至上的人生價值，學子們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寒窗苦讀、懸梁刺股。到了宋代，隨著商品經濟的興起和發展，文學藝術作品也被逐漸商品化，傳統的官本位價值觀開始發生動搖，作品的商品化激發了文人的創作熱情，文人的藝術價值能夠在創作中獲得實現並為社會所承認，其作品能獲得直接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因此，文學藝術作品的商品化，導致了整個社會的審美觀、價值觀和文藝觀的變化。有不少在科舉場上失敗的文人和一些不醉心於功名的文人，大量地進行文學藝術創作，創作出眾多的作品，使宋代版權保護的客體廣泛。主要有:第一，文字作品，是指詩詞、散文、小說、話本等以文字形式表現的作品，如宋代的宋詞、宋元話本、散曲、戲劇、小說等。北宋著名詞人柳永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專業詞人，他的詞深受社會各階層的喜愛，獲得了「天下詠之」的社會效果。第二，口述作品，是指以口頭語言形式表現的作品，如即興的演說、散曲等。隨著宋代文化業的發展，下層民眾的審美能力不斷提高，以口頭語言形式表現的評書等口頭作品應運而生。第三，戲劇作品，是指供舞台演出的作品，如地方劇、地方戲等，文學藝術作品的商品化，使得篇幅短小的文藝作品已不能滿足民眾的審美要求，鴻篇鉅制的戲劇等文藝作品成為主導的文學藝術樣式。第四，曲藝作品，是指以說唱為主要形式表演的作品，如評書、快書、大鼓、彈詞等。宋代以後，都市通俗文藝不斷興盛，彈詞、評書、時調俗曲等文藝樣式相繼出現，成了中國古代文學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第五，美術作品，是以線條、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構成的有審美意義的平面或者立體的造型藝術作品，如繪畫、書法、雕塑等。宋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這一美術作品，不僅是宋代「市肆畫」中首屈一指的傑作，也是中國乃至世界繪畫史上不可多得的優秀作品，該作品興起於商品經濟的社會土壤上，是商品經濟文化哺育出來的一種新的美術品種。除此之外，宋代還出現了雜技、魔術、馬戲等通過形體動作和技巧表現的雜技藝術作品……宋代版權保護的客體廣泛，也反映出我國宋代已經有了最早的對無形的知識產權的客體進行比較系統的分類和進行保護的事實。
(三)宋代政府版權保護力度加強，規定出版審查
宋代盜印翻版的客觀存在，使作者和出版者保護版權的意識逐漸提高，觀念逐漸形成，政府也適應社會的客觀需要規定出版審查。例如朱熹所寫的《四書問答》，因其無暇訂正重編而「未嘗出以示人」，而「書肆有竊刊行者」，朱熹「亟請於縣官，追索其版」，可以說朱熹當時對其作品的版權保護意識是很強的，他是通過「訴訟」主張其版權，說明宋代的版權保護意識與保護版權的實際行動已經產生，這是將印刷書籍的經濟利益與精神權益的保護，從意識、觀念走向具體操作的過程。宋政府還規定了出版審查制度。宋朝於紹興十五年(公元1146年)詔令:「自今民間書坊刊行文籍，先經所屬看詳，又委教官討論，擇其可者，許之鏤板」。這相當於宋政府成立了出版前審查機制，書籍出版必須由「選官詳定，有益於學者，方許鏤版，候印訖送秘書省，如詳定不當取勘施行，諸戲褻之文，不得雕印」。宋政府一再下令，重申「今後雕印文書，須經本州委官看定然後刊行」，「不經看驗校定文書，擅行印賣，告捕條禁頒降其沿邊州軍，仍嚴行禁止」，對「夜聚曉散傳習妖法能反告者，賞錢五萬，以犯者家財充」。
(四)宋代對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業標准、印刷品管理條例
北宋初年，政府就頒布過「刻書之式」，所謂「刻書之式」，就是將書籍印刷出版的法規以條文形式固定下來，所有的印刷品都必須送交政府機構備案，政府將印刷品的管理納入日常行政事務當中，如果不按照法規條文規定的形式出版書籍，就構成「盜版」。宋代就對印刷品的管理作到了「有法可依」。清朝曾有人在古董店中看到了宋朝的銅雕版「刻書之式」，文人蔡澄在《雞窗夜話》中曾有這樣的描述:「方二三寸，刻選詩或杜詩韓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認識這件東西的人說:「此名書范，宋太祖初年，頒行天下刻書之式。」從這一記載中可以看到，宋初就將印刷品納入到了國家管理的范疇，相當於今天的印刷品行業標准，與之對應的還有相關的法律規定，如現在的印刷品管理條例之類。遺憾的是當時具體的法律條文史料到今天已經散佚，但在後人的記載中還可以找到一些概括性的描述:「宋興，治平(1064年—1067年)以前就禁攜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熙寧(1068年—1077年)後，方弛此禁。」
(五)宋代版權保護的法令和相關記載
《書林清話》卷二有「翻板有例禁始於宋人」的條目，說明中國自宋代確有版權保護的法令。北宋哲宗紹聖二年(1095年)正月二十一日，「刑部言，諸習學刑法人，合用敕令式等，許召官委保，納紙墨工具，赴部陳狀印給，詐冒者論如盜印法。從之。」此記載說明北宋時已有「盜印法」。此外，現存宋代書籍中也有例刊記可以證實宋代的版權保護。第一，眉山程舍人宅刊本《東都事略》，其牌記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已申上司，不許覆板」與現代的「版權所有，不準翻印」如出一轍，這可能是最早的版權保護施行記錄。《書林清話》及清代大藏書家陸心源《宋樓藏書志》、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均對此有記載。第二，建安祝穆編刊《方輿勝覽》，自序後的「兩浙轉運司錄白」雲:「據祝太傅宅幹人吳吉狀，本宅見雕諸郡志，名曰《方輿勝覽》、及《四六寶苑》兩書，並系本宅進士私自編輯，數載辛勤。今來雕版，所費浩瀚，竊恐書市嗜利之徒，輒將上件書版翻開，或改換名目，或以《節略輿地勝紀》等書為名，翻開攙奪，致本宅徒勞心力，枉費錢本，委實切害，照得雕書，合經使台申明，乞行約束，庶絕翻版之患。乞榜下衢、婺州雕書籍處，張掛曉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陳告，乞追人毀板，斷冶施行。奉台判備榜須至指揮……右今出榜衢、婺州雕書籍去處，張掛曉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經所屬陳告追究，毀板施行，故榜……福建路轉運司狀，乞給榜約束所屬，不得翻開上件書板，並同前式，更不再錄白」，該「榜文」記載明確了編寫人的「辛勤」、出版商的「所費浩瀚」，其為了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可以請求官府「庶絕翻版」，如有盜版的祝氏則有權「陳告、追人、毀板、斷冶施行」，此例記載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勞動付出和對自己權益的保護方式以及官府懲治的力度。第三，貢士羅樾刊印段昌武《叢桂毛詩集解》前有行在國子監「禁止翻版公據」雲:「先叔以毛氏詩口講指畫，筆以成編。本之以東萊《詩記》，參以晦庵《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言，苟是發明，率以錄焉，名曰《叢桂毛詩集解》……先叔刻志窮經，平生精力，畢於此書，儻或其他書肆嗜利翻板，則必竄易首尾，增損音義……今狀披陳，乞備牒兩浙福建路運司備詞約束，乞給據付羅貢士為照。未敢自專，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給本監。除已備牒兩浙路、福建路運司備詞約束所屬書肆，取責知委文狀回申外，如有不遵約束違戾之人，仰執此經所屬陳乞，追板劈毀，斷罪施行。須至給據者。右出給公據付羅貢士樾收執照應。淳祐八年七月日給。」所謂「行在國子監」，是當時主管圖書刊行的中央機構，具有代表朝廷管理圖書出版的權力。政府運用了行政手段，布告有關地方的書坊，不得翻印某書;同時，又發給原刊者所謂「據」，也就是執照，以證明該人刊書的合法性，原刊者若發現有人翻刻，可向地方官府憑「據」告發，從而毀板治罪。該出版商明確提出「禁止翻版」的理由充足，認為作品首先具有原創性:「一話一言，苟是發明，率以錄焉」;其次認為作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將作者作為權利主體):「口講指畫，筆以成編」，「平生精力，畢於此書」;而且出版商認為現出版的版本質量好:「校讎最為精密」;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若其他出版商嗜利盜版，「則必竄易首尾，增損意義」，就侵害了出版者及原作者的權益。為此，經出版商向國子監提出申請，給付「執照」，禁止他人翻版，並賦予該出版商對其他盜版者「追版劈毀，斷罪施行」的權利。有關這一事件最後的執行情況史料中已經沒有了記載，但確實以事實記載了有法可依。需要說明的是，南宋版權保護不僅僅保護作者本人權利，即便在作者去世後，其親屬也可提出版權保護的申請。《叢桂毛詩集解》的刻印者把其叔父投入了大量精神創作當做要禁止翻版之權的主要理由，這說明:在該禁例中，受保護主體已延及到了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繼承人)。第四，南宋初年文人范浚在他的著作《答姚宏書》中記載的一件事，當時有人冒范浚之名，撰寫了《和元賦集》，刻印販賣，他將此事上報官府，官府發送一份公文到建陽，銷毀了這些私刻的印版。以上史實都是宋代私刻書籍請官府出面，行使版權保護，它不僅保護了出版者的經濟利益，而且保護了作者的權益，處罰的方式還是比較嚴厲的，如「追人毀板」、「追板劈毀」等，開啟了中國版權保護的先河。
(六)宋代禁印以防盜版
宋代的印刷業發達無庸置疑，盜版的猖獗也是有目共睹，盜版不僅嚴重侵害了原作者、出版者的經濟利益，而且盜版也嚴重損害了作者的學術聲譽，最終嚴重損害了讀者的利益。宋政府從政治利益出發，禁印書籍也是空前絕後的，允許印的才能印，不允許印的是絕對不能翻印的。政府為此對印刷品進行管制，對違反出版管製法令的行為，官府給予重懲。如宋人羅壁《識遺》記載:「監本」《九經》一經刊印行世即禁止仿刻、翻印。如果想翻刻，就必須向國子監提出申請，得到批准後才可以翻印。縱觀宋代，官府禁印的作品主要有:第一，禁印議毀時政得失之書、奏議國史、制書敕文、刑法敕令式諸書、禁印本朝史籍、禁印帝王字像。如「大臣之奏議，台諫之章疏，內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機謀密畫，不可漏泄……嚴行禁止，其書坊見刊版及已印者，並日下追取，當官焚毀，」又有「以歷代帝王畫像列街衢以聚人者，並禁止之」，另外「有摹刻御書字而鬻賣者，重坐之」。第二，禁印法令、天文書籍、宗教(妖說邪教、撰造的佛說和妖教)之書、紙幣等。政府頒布的法律敕令不得擅自印刷，私印刑法書，論如「盜印法」。天文歷法之書，也由國家統一印行;因民間「傳習妖教」，政府多次詔令禁印「妄誕妖怪之言」，流傳的要「交納焚訖」;紙幣由國家發行後屢有禁私印之令，宋神宗時「立偽造罪賞如官印文書法」，宋徽宗時規定「私造交子紙，罪以徒配」，宋高宗「定偽造會子法」，但私印紙幣的事仍有發生。第三，禁印士兵操練之書、禁止國家機密泄露。主要針對書刊中有邊防軍機內容和宋書流到遼金地界。宋政府規定「國朝令甲雕印言時政邊機文書者，皆有罪」。蘇轍使遼時曾說:「本朝民間開板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不有」。說明書禁有名無實，因為「此等文字販入虜中，其利十倍」。第四，禁印供科場剽竊用的「語錄」及「不根經術本源」等偽學之書。如雕印戲褻之文，杖一百。
在宋代禁止翻版已經成為印書行業的一種禁例，而且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宋代禁印以防盜版，有著明顯的政治目的，真正享有特權的是出版商而不是作者，如「眉山程舍人宅刊行，以申上司，不許覆版」，宋代的禁止翻版之舉只不過是少數有權有勢的出版商勾結官府、壟斷利潤的一種做法，並不是正規的法令。這和現代的版權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宋代禁印以防盜版，目的還在於文化控制壟斷，既然是一種文化控制，它不是一種純粹的保護，更多的是一種管理的成份，它並沒有形成一種版權保護制度，而只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是，宋代的禁翻版的確為後代的版權法開辟了先例。
案例
對中國的信息技術界和知識產權界來說，1999年是倍受關注的一年。在這一年中，中國連續發生了三起有關網際網路版權保護的新型案例。由於調整中國版權制度最重要的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制訂於1991年，當時網際網路在中國的發展處於萌芽階段，該法對這一新興事物所可能引起的法律問題未作規定，因此對發生於九十年代末期的網際網路版權侵權糾紛審理實踐而言，1991年的著作權法顯屬滯後。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審理這類案件的指導意義就顯得尤為突出，加之目前中國著作權法正在修改之中，這幾例網路版權官司的審理，也將為新著作權法的出台奠定基礎。
這三例案件是：1.1994月28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判決的陳衛華訴《電腦商情報》侵權案。該案是國內首例網上作品版權案。案件涉及的是做為傳統信息媒介的報紙擅自轉載網際網路個人主頁上的一篇文章。法院經審理判決《電腦商情報》侵權成立；2.1999年9月9日，被稱為「中國網路侵權第一案」的北京瑞得公司訴四川宜賓東方信息公司主頁侵權案。法院判決復制主頁的被告侵權，這意味著網上主頁享有版權；3.1999年9月18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審理的王蒙等六作家狀告「北京在線」網站侵權案。該案涉及的是作品上網所引起的著作權糾紛，法院判決被告世紀互通通訊技術公司敗訴，從而表明作品上網同樣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
這三個案件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網際網路版權糾紛的范圍，其中既包括網上作品（包括網上主頁）的版權被傳統媒介侵犯，又包括傳統意義上的作品的版權被新興信息媒介工具——網站所侵犯，當然現實中還存在著大量商業網站對新聞媒體網站的侵權。這些新型案件的審理表明中國現行著作權法已遠落後於司法實踐。但是判例在中國並沒有判例法上的效力，隨著這類案件的不斷增多，中國網際網路版權保護方面的立法已迫在眉睫。

I. 新修改的著作權法明年6月1日起施行

是的，11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著作權法的決定，自明年6月1日起施行。

修改後的著作權法完善了網路空間著作權保護的有關規定，特別是大幅提高侵權法定賠償額上限和明確懲罰性賠償原則等，為創作者們維護自身合法權益進一步「撐腰」。引發社會關注。

新修改的著作權法還對「作品」的定義作出了調整，將現行法律中「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的表述修改為「視聽作品」。這意味著著作權保護的范圍進一步擴大，網路短視頻等新類型作品將獲得有力的法律保護。

(9)我國現行版權保護機制擴展閱讀：

修改著作權法的必要性

著作權是知識產權的重要組成部分。現行著作權法規定了我國著作權保護領域的基本制度，於1991年施行，經2001年、2010年兩次修改，對鼓勵作品的創作和傳播，保護創作者、傳播者、使用者等的合法權益，促進我國文化和科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發揮了重要作用。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著作權保護領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亟待通過修改完善著作權法予以解決：一是隨著以網路化、數字化等為代表的新技術的高速發展和應用，一些現有規定已經無法適應實踐需要。

二是著作權維權成本高、侵權賠償數額低，執法手段不足，著作權侵權行為難以得到有效遏制，權利保護的實際效果與權利人的期待還有一定差距。三是現行著作權法部分規定有必要與我國近年來加入的國際條約以及出台的民法總則等法律進一步做好銜接。

J. 完善我國著作權保護制度的建議

一、引入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方便著作權人實現權利，進一步與國際著作權制度接軌

著作權歸著作權人，著作權應由著作權人或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行使，修改前的著作權法第四條第二款就是這樣規定的：「著作權人行使著作權，不得違反憲法和法律，不得損害公共利益」。著作權法修改後，在這方面增加了集體管理組織的規定：「著作權人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可以授權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行使著作權或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被授權後，可以以自己的名義為著作權人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主張權利，並可以作為當事人進行涉及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訴訟、仲裁活動。」「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是非營利性組織，其設立方式、權利義務、著作權許可使用費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對其監督和管理由國務院另行規定 。」由此條我們可以明確，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得到授權後，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幫助權利人實現著作權或權利人著作權受侵犯後代行救濟權。

著作權集體管理是指眾多的作者通過一個統一的機構，即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共同行使他們的權利。在西方，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已有200多年的發展歷史。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已有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經驗。我國1990年著作權法制定時，就有專家提出將集體管理組織寫進，鑒於當時許多人對這個組織不夠了解，且我國又缺少相關實踐經驗，故未寫入。但在實踐領域，相繼出現一些對某一方面著作權進行集體管理的組織，如1992年成立的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1998年成立的中國版權保護中心，均在各自領域發揮了積極作用。

修改後的著作權法規定了權利體系完善的著作權，體現於著作權法第十條。這些權利中，有些由著作權人自己行使，如發行權、改編權、展覽權等；但有些權利著作權人無法或很難控制，如復制權。我國著作權法規定了報刊轉載等形式的作品使用制度，一旦作品在大范圍內被多次轉載，其作者獲得稿酬權利是很難得以有效保護的；再如音樂作品的廣播權，作者不可能知悉所有播放其作品的電台、電視台，其相應的財產權也難以實現，等等。對此，在知識產權制度發達的國家，作者往往通過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來實現自己的權利，由集體管理組織代表作者去履行義務許可、收取費用，已成為行之有效的管理作者權利的手段。在這次著作權法修訂中，對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作出原則性的規定，在立法上是一大進步。

通過專業性集體管理組織來行使著作權或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對權利人來說，可節約權利實現或救濟的成本，使權利得到充分的維護；對國家而言，也便於實施著作權管理，同時與世界知識產權制度接軌；從整個社會來看，有利於維護權利人的創作積極性，激發創造性，促進科技文化進步。

二、擴大行政處罰范圍和行政處罰種類，強化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行政執法力度

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中國知識產權法律規定了司法保護和行政保護的「雙軌制」〔2〕。有人主張在知識產權保護中，應強化司法保護，淡化行政保護，以防止行政力量對知識產權的過多干預〔3〕。但是，知識產權糾紛數量多、影響大、專業性強，全通過司法解決是困難的，而行政保護具有速度快、程序簡便的特點，能及時處理糾紛，節約成本；並且行政保護具有主動性，對維護知識產權法律秩序、促進公平競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再者，國際知識產權組織也承認並支持對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故修改後的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均規定了行政保護，並且予以強化，在著作權法修改中主要體現於以下兩個方面：

1、擴大行政處罰范圍

與原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比較可以看出，修改後的著作權法新增了以下行政處罰情形(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1)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即使不以營利為目的，向公眾傳播著作權人的作品，也可給予行政處罰，並且這種傳播方式不限於復制、發行，還包括表演、放映、廣播、匯編以及通過信息網路傳播等方式；（2）未經表演者許可，復制、發行錄有其表演的錄音、錄像製品，或通過信息網路向公眾傳播其表演的，或者未經錄音錄像者同意，通過信息網路向公眾傳播其製作的錄音、錄像製品的；（3）未經著作權人或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許可，故意避開或者破壞權利人為其作品、錄音錄像製品等採取的保護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技術措施的，或者故意刪除或改變作品、錄音錄像製品等的權利管理電子信息的；（4）製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且不限於美術作品。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行政處罰在著作權領域所涉程度和廣度均得以加強，這一方面是基於著作權客體范圍的發展變化，新的權利客體需要行政救濟；另一方面也是考慮到當前盜版活動猖獗，雖經多年整治，仍未遏制其泛濫勢頭，且這越來越嚴重影響到我國的國際聲譽，不利於我國與世界知識產權的交流，需要發揮行政機關主動、迅速的執法作用。

2、擴大行政處罰范圍

原著作權法規定的行政處罰種類主要是沒收非法所得和罰款；修改後，新增了沒收、銷毀侵權復製品及沒收用於製作侵權復製品的材料、工具、設備等，即除侵權所得外，侵權製品及實施侵權行為的資料也予以沒收，這一方面增強了處罰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消除侵權人後續侵權行為發生的可能性，能收到較好的打擊效果。

三、完善司法程序，採用過錯推定原則，規定法定賠償制度

1、 規定了臨時保護措施

為及時制止侵權行為，保存有可能的證據，為認定侵權打下基礎，WTO知識產權協議要求成員國司法當局採取及時有效的臨時措施，如臨時禁令、證據保全措施等，這也是英美法系、大陸法系國家的普遍做法。

我國現行法律制度中，侵權構成應具備「有損害後果存在」的要件，因此，在立法中不存在對即將發生的侵權的司法救濟，也不存在針對此類行為所採取的臨時禁令措施。民事訴訟法第74條規定：在證據可能或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訴訟參與人可以向法院申請證據保全，法院也可以主動採取保全措施。但這種措施只有在有關實體爭議的訴訟中採取。基於此，在以往的著作權司法實踐中，經常發生由於沒有及時採取措施，致使侵權行為不能及時制止，侵權證據滅失，侵務人得不到應有處罰、權利人得不到應有保護的後果，削弱了司法保護力度。著作權法修改後，增加訴前禁止令、財產保全和證據保全的規定，突破了傳統侵權構成理論，是立法上的又一重大進步，這樣可避免侵權行為的進一步發生和擴大；及時保全和固定侵權證據，便於法院查明案件；有力維護權利人合法權益。

2、確立過錯推定的歸責原則

我國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原則是「誰主張，誰舉證」，按此規定，在著作權領域，如果權利人發現侵權行為，提起訴訟後權利人要提出證據證明侵權人侵犯了自己的權利。但著作權侵權行為有自己的特點，侵權行為數量上日益增多，方式上越來越專業化，領域涉及也越來越廣，這給被侵權人舉證帶來相當大困難。如著作權人要訴數年來久治不除的盜版行為，就要舉證證明成立盜版行為。但事實上，盜版行為被權利人發現後，盜版行為人往往不提供盜版製品的來源，以各種借口來掩蓋盜版製品的非法性，權利人僅憑自己的力量是很難舉出有力反證的，這種舉證責任的分配給侵權事實認定帶來相當大的難度，同時也易使權利人在主張自己權利時存在畏難情緒，怕無功而返，甚至搭上一筆不小的訴訟費用。這種對權利人不利的局面在著作權法修改後得以扭轉。修改後的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復製品的出版者、製作者不能證明其出版、製作有合法授權的，復製品的發行者或者電影作品或者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計算機軟體、錄音錄像製品的出租者不能證明其發行、出租的復製品有合法來源的，應當承擔法律責任。」該條採用了倒置的舉證責任，要求復製品或其他製品的出版者、製作者、發行者以及出租者在其利用製品時，必須履行注意義務，確保其行為的合法性，否則就有可能承擔法律責任。著作權法所確立的過錯推定原則，對著作權的實施，對完善著作權糾紛訴訟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3、細化賠償規定，增加法定賠償數額

修改前的著作權法對賠償問題僅作出原則性規定，修改後予以細化。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列出了幾種賠償數額確定方法：（1）按權利人的實際損失賠償；（2）按侵權人的違法所得賠償；（3）按法定賠償數額賠償。法定賠償數額確立後，即使權利人的實際損失和侵權人違法所得難以確定，人民法院仍可以根據侵權行為的社會影響、侵權情節、侵權范圍等，在法律規定的限額內判令侵權人予以判賠，避免了過去那種「贏了官司輸了錢」的尷尬局面，將對權利人的保護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符合國際通行做法。同時，該制度的確立，也豐富了我國民事賠償制度。

知識產權隨經濟、科技、文化的發展而快速發展的特性，決定了著作權法的修改不是一勞永逸的，但修訂後的著作權法，無論是在立法內容亦或是在立法技術上均達到了國際水平，面對撲面而來的知識經濟浪潮，面對國際社會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日趨完善，相信我國著作權保護制度完全可以滿足時代要求，能為我國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和有力的司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