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知識產權領域反壟斷

㈠ 知識產權中為什麼會產生反壟斷法

內容提要: 知識產權制度的功能在於通過賦予專有權利使得研究、開發的利益獲得內部化，從而促進創新和技術進步。但對權利的濫用也可能妨礙市場競爭和經濟效率的提高並最終背離了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再調整有助於彌補知識產權法價值功能上的不足和界定知識產權行使的適當邊界。該制度的引入對塑造公平競爭的法制環境，為我國民族工業贏得生存、發展空間有著特別的意義。

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的關系，近年來得到學術界比較熱烈的關注和討論。但現有研究結論中也存在著含糊或舛誤之處。其一是將知識產權界定為「合法的壟斷（權）」。立論者並沒有明確這是何種意義上的「壟斷權」。從文義上看，如果是財產權意義上的壟斷權，為什麼不將其他的財產權形式統統稱為壟斷權？如果是反壟斷法意義上的壟斷權，為什麼會有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的再調整？其二是認為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僅在例外情況下才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定。這種觀點多來自於對日本等國的反壟斷法認為該法不適用於行使知識產權法規定的權利的行為的法律條文的片面理解。這種理解與美、歐、日本的反壟斷立法、執法現實並不一致。其三是沒有從理論上梳理反壟斷法對行使知識產權行為調整的界限。大凡探討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關系的學者，都會提到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於1995年聯合發布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和歐共體委員會1996年通過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為什麼國外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立法等會集中在知識產權許可領域？從上述三點疑問看，知識產權的性質，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的關系都有著進一步澄清和解釋的必要。筆者在本文中試圖從知識產權許可角度對知識產權的性質、反壟斷法規制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理論基礎加以梳理，對反壟斷法和知識產權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反壟斷法調整知識產權許可的適用邊界等問題加以分析、論證，希望在此基礎上對反壟斷法律制度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中的基本功能作出合適評價，進而對我國相關制度建設產生借鑒意義。

一、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調整的理論基礎

一般認為，知識產權法是調整因知識產品而發生的社會關系法律規范的總和，知識產權是知識財產法律化、權利化的表觀，在性質上屬於無形財產權。 [1] 作為無形財產權，知識產權人對其權利的客體享有的權利並不多於其他形式財產權人相應的權利，相反，知識產權的行使還有合理使用、臨時過境使用、強制許可等制度限制。所以，如果從權利人對其權利客體的專有性角度將知識產權界定為知識產權人對其知識產品的壟斷權，同樣可以將其他形式的財產權界定為壟斷權，從這種意義上對知識產權的性質加以界定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認為：知識產權與任何有形和無形財產一樣適用相同的原則，既不特別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審查，也不特別受到懷疑，而是適用統一的標准和法律原則。這種觀點的提出反映了反托拉斯執法部門對知識產權性質認識上的深化，避免了將擁有知識產權直接視為壟斷或直接判定為具備市場支配地位的做法。

但是，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財產性質和權利的排他性特徵使得其行使過程中必然與反壟斷法發生關聯。從權利客體上看，作為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財產具有不可損耗性、可復制性等特點，對同一項知識產品的利用並不妨礙其他人作相同的利用。為了保證知識產品利用的效率，國家通過知識產權法要求權利人公開知識產品內容但賦予了權利人排他性實施、許可、轉讓等專有權利。權利客體無形財產的性質和權利的排他性特點決定了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可能進入到反壟斷法的審查范圍。因為，在知識產權許可過程中，權利人可以通過簽定不同類型的許可證協議，來限制不同的被許可人實施專利的范圍和區域，進而會產生分割市場的實際效果。而促進商品、服務、資本等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保證反壟斷法所維護市場機制正常運作的基本需要。在實施許可協議的簽定時，權利人還可能基於權利授予方的有利地位，在使用費收取上採取差別取價、概括或整批授權並回收使用費等做法，或者對被許可方的生產數量加以限制、固定被許可方的銷售價格、在技術改進方面訂立對技術改進的限制條款或回授條款以及在授予權利的同時附加搭售條款等等。這些行為都可能產生排除或限制競爭的不良後果，從而會受到反壟斷法的關注。另外，權利人還可能通過一些與知識產權許可協議內容相關的策略性行為達到限制競爭的目的，如針對競爭對手提起不必要的專利訴訟等。所以，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主要是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由於進入到市場交易和市場競爭領域，其權利行使的方式、方法影響到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往往會進入到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市場是知識產權和反壟斷法的交匯點，知識產權行使中的限制市場競爭效應是反壟斷法對相應行為進行調整的理論基礎。

二、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中的協調與沖突

在20世紀初期以前，知識產權人在行使權利時幾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這種狀況隨著知識產權立法的發展、完善（如在知識產權司法中確立了權利濫用的原則）和反壟斷法的出現而有所改觀。 [2] 專利權人權利行使的范圍受到專利法和反托拉斯法的雙重界定。如從美國立法情況看，美國聯邦法院分別在1917年和1948年發展出「專利權濫用」和「著作權濫用」的原則。1988年美國國會還通過了調整知識產權濫用的專門立法《專利權濫用修正法》。同時，美國國會1890年通過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和1914年通過的克萊頓法都可以對專利許可行為進行調整，其中克萊頓法更明確規定在從事搭售或其他排他性行為進行反托拉斯法調整過程中不論特定商品是否授予了專利。1977年的《國際經營活動中的反托拉斯實施指南》、1988年的《國際經營活動中的反托拉斯實施指南》、1995年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還對專利許可行為的反托拉斯法規製作了特別規定。

在對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調整過程中，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之間相互協調和補漏，體現了法律調整上的一致性。首先，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有著共同的精神、價值追求和進行協調立法的共同理論基礎。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都以促進技術創新和增進消費者福利為目標，都必須保證商品、技術和研究開發市場相互之間的平衡和市場競爭秩序的維持。而且，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可以在公共政策的理念之下進行協調，因為從知識產權法的司法實踐中發展出來的知識產權濫用原則本身就體現了公共政策的要求，如創新政策、競爭政策、表達自由政策等。 [3] 而反壟斷法作為公法，是競爭政策的重要載體。其次，從具體法律制度看，無論是知識產權法，還是反壟斷法，在立法中都沒有排斥另一方法律的適用，相反採取了「積極禮讓」或者容納對方的法律規范等做法。如在反壟斷立法中，日本、我國台灣地區的反壟斷法等都明確規定了反壟斷法不適用於依據知識產權法行使權利的行為。在知識產權法中，許多國家在許可證貿易協議的禁止條款中都規定了對搭售等壟斷或限制競爭行為的禁止。再次，從對具體行為的調整看，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相互補漏，共同界定知識產權行使的合適范圍。如在反托拉斯法制訂前，無論是否涉及專利，維持轉售價格在普通法中都被視為是有效的約定，但在反托拉斯法制訂後，此項行為被視為當然違法，按照《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的規定，利用專利維持轉售價格也要受到反托拉斯執法部門的嚴格審查。

但是，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過程中，也存在著沖突之處。如盡管就精神和價值追求而言，兩法之間存在著根本上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著私法與公法性質上的不同，存在著對執法機關而言的保護私權、私益，還是保護公權、公益的兩難選擇。在美國專利法院成立前，審理知識產權上訴案件的區域性上訴法院之間對專利有效性的觀點就分立為兩派：一派認為專利是技術進步的核心，另一派則主要把專利看作是抑制競爭的工具；在專利法院成立後，人們又傾向於認為專業性法院比普通法院更可能認同其所負責實施的那個法律制度從而對一方當事人進行偏袒。 [4]

三、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的特殊調整

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有著精神和價值追求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存在著內在的沖突與緊張。考慮到知識產權制度的積極社會功能，反壟斷法在調整影響到市場競爭機制運作的知識產權行為時，既原則上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定，又制定了一些豁免措施，表現出對行使知識產權行為的特殊規制。具體而言，體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反壟斷法僅調整會產生限制市場競爭效果的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不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行為不屬於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如發明人在獲得一項專利後，可以對其專利產品或專利方法行使製造、使用、銷售等專有權利，在這種情況下，不管專利權人是否具有支配市場的力量，都不會產生反壟斷法上的問題。反壟斷法主要調整知識產權許可中可能限制競爭的行為。
第二，反壟斷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時，對知識產權法明確規定屬於知識產權人的權利范圍的行為，不再進行調整。如根據美國專利法的規定，專利權人可以在不同的區域內，分別授權給不同的人使用其所有的專利，由於專利法已經明文規定這一項權利，因此美國法院一般均視本項規定屬於反托拉斯法適用例外的規定，允許專利權人在授權契約中規定被授權人所可以使用的專利的區域。 [5] 顯然，如果僅按照反壟斷法的一般理念，這種做法屬於反壟斷法所調整的劃分地區市場的限制競爭協議范疇。

第三，許可方在知識產權許可協議中出於維護自己的品牌的需要或者為了確保最低回報等目的對被許可方所作的產品質量、價格、生產數量等限制並不當然違反反壟斷法，如歐共體委員會通過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中的白色條款部分中規定的要求被許可人就被許可的產品生產必須符合最低要求的質量規范、被許可人有義務生產最低數量的產品或對被轉讓技術進行最低次數的使用活動、被許可人有義務盡最大努力使用被轉讓的技術等條款均被視為不產生限制競爭影響的條款。這也是美國、日本等國的通行做法。此種限制的目的在於保證知識產權人獲得足夠的利益回報。
第四，反壟斷法在評價已經構成典型的限制競爭行為的知識產權許可協議條款時，仍然會進一步考慮到該行為對維護知識產權人的利益、促進技術創新等正面價值，而不是僅僅套用反壟斷法中的通行做法。如1996《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列入黑色條款的內容的行為數量較1984年的專利集體豁免條例和1988年的技術秘密轉讓集體豁免條例的數量已經大為減少，並且涉及到技術轉讓的傳統上屬於當然違法的限制競爭協議如價格約束、禁止競爭、禁止出口、限制客戶等行為雖然被列入了黑名單，但仍然可能通過個別申請獲得個別豁免。 [6] 在美國反托拉斯法執行中，司法部在20世紀80年代前，對知識產權許可協議採取較為嚴格的執法，以70年代的「九不」原則為代表，將搭售、轉售對象限制、轉售價格維持、強制性整批授權等行為一律視為不法，但到80年代中期以後，司法部開始更多地用「合理原則」 評判這些限制，考慮知識產權的特殊性及其正面價值。維持轉售價格等行為在反托拉斯法執法中一直適用「本身違法」原則，但在涉及知識產權的場合，法院僅在商品投入流通渠道，並且為零售商擁有所有權後，才不得繼續維持轉售價格。

第五，反壟斷法適用時會考慮到許可人的市場地位以及是否同時是被許可一方的競爭者。如在搭售協議中，銷售者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力，是考量協議是否違法的重要因素，在其他限制條款中，如果許可方同時參與競爭，則協議性質可能由縱向限制競爭協議轉化為橫向限制競爭協議，將適用更為嚴格的反托拉斯法審查。

四、反壟斷法調整知識產權許可的制度對塑造公平競爭法制環境的正面價值

從以上論述可以得出結論，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盡管有保障知識產權人合法權益，以達到鼓勵技術創新進而實現消費者福利的功能，但如果對知識產權過度保護也可能誘使權利人濫用權利從而阻礙後續的技術創新活動或擾亂了市場競爭秩序，因而知識產權法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必須考慮到競爭政策等多項公共政策的需要。公共政策考量對於抑制知識產權濫用，平衡先發和後法的技術創新者、技術創新方和技術使用方、經營者與消費者等多方的利益，促進社會實質公平和社會整體效益的實現等都有積極作用。此外，國外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法律制度對塑造我國公平競爭法制環境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從完善我國國內立法角度看，在知識產權立法方面，我國在短短二十年間走完了西方幾百年才走完的立法路程，知識產權保護已經達到了較為成熟的保護水平。造成這種高水平知識產權保護立法既有內在的動因，也有外在的壓力。如有國外學者認為，「中國引進知識產權法的根本動機是來自對外開放政策的驅使，中國需要對外貿易，吸引外資以及從西方獲取迫切需要的技術和設備。」 [7] 國內學者則認為，「與其說是來自知識產權保護自身的需要，毋寧說是由於外來經濟和政治壓力的結果。」 [8] 中、外技術力量對比的失衡甚至引起了「警惕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移植的陷阱」的呼籲。 [9] 相反，在反壟斷立法方面，雖然反壟斷法被相繼列入八、九、十屆全國人大立法規劃，但至今尚未出台。缺乏反壟斷法作為知識產權正當行使的監護者，這樣的法律制度是不完整的，既不利於引導知識產權人正當行使自己的合法權益，形成對自己或他人行為的合理預期，也不利於知識產權許可法與被許可方締結權利義務較為平衡的的契約，以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同時，知識產權權人濫用享有專利權所形成的優勢地位，還可能妨礙技術進步和經濟效率的提高，從而背離了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

從應對國際競爭角度看，由於我國目前主要是技術輸入國，許多民族工業處在成長階段，科技投入不足，科技成果匱乏，在比較高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下，就可能面臨國外企業的知識產權使用費追索和知識產權訴訟（如我國DVD產品在國外打開市場後所面臨的巨額知識專利使用費追索和2003年我國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面臨的全球最大的網路設備製造商思科系統公司和思科技術公司的起訴）。在華跨國公司還可能在知識產權許可中通過拒絕許可、搭售、價格歧視、掠奪定價、過高定價等方式達到打擊競爭對手、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的目的。怎樣規制濫用知識產權進行限制或不正當競爭的相關企業，達到平衡保護知識產權許可方和被許可方的利益，為民族企業贏得一個公平的發展空間，都是我國將來的反壟斷法典的重要使命。

㈡ 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怎樣「相處」

自反壟斷法頒布實施以來，反壟斷法在知識產權領域的適用就一直是理論和實踐中的難點問題。事實上，知識產權是一種法定壟斷權，極有可能出現濫用情況，很多外資企業和國內高科技企業對知識產權市場競爭環境的關注和擔憂並存。控制知識產權的濫用有很多法律機制，第一是知識產權法本身，第二就是反壟斷法 我們知道，在市場運行過程中，無論是公權還是私權，權力只要被濫用，都將損害市場競爭秩序。作為私權的知識產權，如果被濫用，當然也將損害市場競爭秩序。所以，我們不能忽視或者刻意淡化知識產權行使過程中可能發生的濫用行為及其對市場競爭產生的損害。當然，我們也不能因此就對知識產權充滿恐懼和排斥。 許多專家認為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的目標是一致的。我不能完全同意這樣的觀點，因為至少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的直接立法目標不完全相同。例如，反壟斷法的立法目標是為了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保護市場公平競爭，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維護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專利法的立法目標則是為了保護發明創造專利權，鼓勵發明創造，此舉有利於發明創造的推廣應用，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和創新，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 承認兩者直接目標的差異性與肯定兩者終結目標的一致性並不相悖。兩者終結目標的一致性主要體現在鼓勵創新和競爭，增加消費者福利。具體地講，知識產權法，例如專利法，主要是通過授予並保護具有壟斷性質的知識產權，來達到鼓勵創新和提升競爭層次這一目標。如果知識產權沒有任何壟斷性質，那麼知識產權制度或者無從建立，或者鮮有價值。因此，賦予知識產權以法定壟斷屬性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為了鼓勵創新的競爭力。反壟斷法則是通過事先預防和事後制裁的方式，遏制限制、排除競爭的行為。這樣，反壟斷法就可以為創新營造一個自由競爭的環境，起到鼓勵創新的作用。換言之，反壟斷法不是為了保護落後和低層次的競爭，而是要把競爭機制引入創新活動之中。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盡管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都以鼓勵創新和競爭為目標，但是這兩類法律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機制是不同的。這種不同，導致了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的沖突。正是這一沖突又使我們的執法、司法和理論研究有了十分明確的方向：最大程度地協調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的關系，從而實現鼓勵創新和競爭的目標。我個人認為在處理這兩類法律之間的關系時，需要遵守一個最低標准：知識產權法在鼓勵創新的同時不能損害競爭；反壟斷法在保護競爭的同時不能損害了創新。 目前，學界已經達成了這樣一些共識：取得知識產權並不等於取得市場支配地位；即使取得或者佔有了市場支配地位，也不能當然地被認（推）定為構成濫用。因此，在處理有關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的關系時，我們關注的重點不是知識產權的授予以及佔有，而是知識產權的行使是否合法，亦即是否構成知識產權的濫用。對此，我國反壟斷法第55條已有相應規定，即經營者依照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不適用本法；但是，經營者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適用本法。然而，這個條文只是規定了反壟斷法適用於知識產權的原則，並未界定濫用知識產權這一核心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這將不僅影響到條文本身的操作性，而且還會使我們產生另外的擔憂反壟斷法第55條被濫用。 為了消除這種擔憂，從而使得第55條既不是一隻沒有牙齒的老虎，也不是一匹脫了韁的野馬，我們需要更為深入地研究，解決如下問題：第一，知識產權的行使問題。無論積極行使還是消極行使，都有可能導致阻礙創新和損害競爭的濫用行為的出現，那麼這些濫用行為都有哪些表現樣態呢？第二，知識產權的行使被認定為濫用行為必須具備哪些構成要素？第三，對於不同樣態知識產權的濫用行為，我們應當持有什麼樣的法律態度？第四，在反壟斷法領域，如何構建更為富有可操作性的具體規則呢？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布的產業組織經濟學和競爭法術語中解釋相關市場定義時，第一句話就是任何類型的競爭法分析的起點是相關市場的界定（‘rel-evant’market）。這一觀點同樣適用於分析知識產權領域的反壟斷法適用。因為如果不對那些與特定的知識產權相關的市場進行界定，就無法判定技術合作協議是否構成壟斷協議，就無法判斷特定技術的市場份額、經營者的市場地位、經營者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也就是說無法確定反壟斷執法的前提。 一般情況下，我們主要從產品、地域、時間等方面來界定競爭的范圍，也就是相關市場的范圍。對於相關產品市場的界定，我們多採用價格需求彈性的規則進行測試。這一規則同樣也適用於知識產權市場，即知識產權之間的替代性，包括功能的替代性、價格的替代性、技術供給的替代性、技術需求的替代性。但是，在使用替代性規則界定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相關市場時，必須考慮到知識產權的特殊性。 技術之間的競爭有時直接地表現為技術本身的競爭，例如電腦終端用戶使用的殺毒軟體的競爭，直接地發生在不同的殺毒軟體技術之間，而不是殺毒技術的載體，如光碟或者磁碟之間。我們同時需要注意到，技術之間的競爭有時並不直接地表現為技術的競爭，而表現為依不同技術生產的產品之間的競爭。例如，實質上的葯品專利之間的競爭，在表象上更多地表現為葯品之間的競爭。界定相關葯品的相關市場，需要將葯品所涉知識產權作為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 判斷技術之間在功能方面的替代性，不能限於考察技術的功能，還應當考慮技術的效率、成本等因素，甚至還要關注環保、能源、公共衛生等方面的強制性要求。例如，即使有些技術在功能方面可以實現相互替代，但是，有的技術因高能耗、高污染被國家限制使用甚至明令廢止，因而不再具有替代性。同樣，技術之間在價格方面的替代性，也會面臨很多問題。例如，一些技術特別是新研發的技術本身市場化的程度很低，技術的貨幣評估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這樣就會影響到技術在價格方面的替代性。 在界定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相關市場時，地域這一因素發揮的作用也不同於其他領域相關市場的界定。例如，由於技術本身屬於智力成果的這一特點，技術在不同地域之間的交易並不會因地域的因素而增加交易的成本，因此，界定技術競爭的市場范圍幾乎無須考慮地域的因素。再如，技術的進步與時間的流逝之間是一種正比例關系，因此，技術之間的競爭不僅涉及到新技術之間的競爭，而且涉及到了新舊技術之間的競爭。新舊技術或許在功能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但是，在價格及效益等方面的替代性比較差。可見，界定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相關市場，時間因素發揮作用也是有其特點的。 綜上所述，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相關市場的界定非常復雜。如果進入到具體的技術領域，界定的難度將更大。反壟斷法在知識產權領域的適用，在我國尚處於積累經驗的過程之中。我們的任務是盡可能地降低推進技術進步的法治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講，持謹慎執法的態度無疑是必要的。不過，這可能導致一個悖論：一方面，我們經驗不足，所以需要謹慎；另一方面，因為謹慎，就不能獲得更多的經驗。為了能夠從這樣的悖論中走出來，我們需要做好執法的准備工作。其中，構建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相關市場界定的規則，就應當是一項重要的內容。

㈢ 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在價值取向上有何異同

知識產權並不是反壟斷法的例外
如果僅僅從知識產權與其他對世性的絕對權（比如物權）一樣具有排他性或者壟斷性的角度，說知識產權是一種壟斷權，這種論斷也不為錯，盡管這種壟斷性算不上是知識產權的特徵。但是，這種壟斷權在法律上具有什麼效力和意義呢？它無非是「對世權」、「絕對權」的同義反復，除此之外根本說明不了什麼問題。
在近現代各國民法典里，恐怕是找不到「壟斷權」這個民事權利的。壟斷權實質上就是一種法律上的特權，如果法律賦予某個民事主體以「壟斷權」，本質上會與現代民法的平等原則相悖的。所以壟斷權不具有民事權利（私權）的性質，而可能帶有公權力的特點，比如煙草專賣權、鐵路專營權、電信專營權等，當然這種特權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會越來越少了。而知識產權顯然不同於上述「壟斷權」 [1]，它凝結著發明人、作者等智力成果創造著的勞動，無疑是一項民事權利。
既然如此，如果有人仍然堅持認為知識產權是一種壟斷權的話，必然是有其另外的用意的：那就是有意無意地將「知識產權」與「壟斷」劃上了等號，使得知識產權多少帶上了點「壟斷」和「特權」的「原罪」。從知識產權脫胎於封建壟斷特權的歷史看來，這種觀點多少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如果死守著歷史的沉渣，而看不清事物的發展軌跡，認識不到知識產權從壟斷權（特權）到財產權（私權）的演進，顯然是迂腐和糊塗的，其結論也是靠不住的。
1623年制定的英國《壟斷法規》確實是把專利權視為壟斷權，並作為廢除壟斷特權的例外而保存下來的。但是透過歷史的表象，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社會向資本主義制度過渡的進程中，個人權利也逐步地得到重視與保護，《壟斷法規》實際上在廢除了大量壟斷特權的同時，使專利權向私有財產權演化。「它規定了發明專利權的主體、客體、可以取得專利的發明主題、取得專利的條件、專利有效期，等等，為後來所有國家的專利立法劃出了一個基本范圍，其中的許多原則和定義一直沿用至今」[2]。這是知識產權從壟斷權過渡到財產權的第一步。而「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後編纂的新的民事法律中，知識產權就被確定了新的地位，因為人類的智力活動製造的是思想產物，與其他勞動產品一樣，同樣能夠獲得相應的財產權利（PROPERTY）」[3]，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民法原則同樣適用於知識產權。《美國憲法》第1條第8款第8項就明文規定：「國會應有權……通過保障作者與發明人對其相應作品與發明在限定期限內擁有專有權的方式來促進科學與實用藝術的發展。」[4]值得指出的是，1787年的美國憲法是用「專有權（EXCLUSIVE RIGHT）」（或者翻譯為「排他權」）而不再以「壟斷權（MONOPOLY）」來稱謂專利權等知識產權的，這就意味著人們開始意識到專利權與經濟領域的壟斷或壟斷權是不同的[5]，而「排他權」正好說明了專利權作為一種對世性的財產權的法律屬性。
有外國學者認為：授予專利壟斷權以褒獎那些掌握著對社會有益的技藝的人，與認識到所授予的壟斷權力固有的對自由競爭的不利影響之間，存在著緊張的對立，這個問題在400多年前的歐洲中世紀就已經存在了[6]。也就是說，知識產權與反壟斷之間的對立自有專利壟斷權至今一直沒有停止過。筆者不以為然。歐洲早期的專利壟斷權主要與商業貿易有關，而與技術進步沒有多大聯系，確實屬於一種壟斷經營的特權，與現代知識產權根本不能同日而語。如果說這個時候專利壟斷權與反對壟斷之間確實存在著對立的話，那麼這種對立完全是一種反對封建壟斷特權的斗爭，其目的和結果並不是否定和放棄專利權，而恰恰是為建立一種平等的財產權（私權）做出了努力和貢獻，其結晶就是《壟斷法規》這部具有現代意義的專利法的誕生。如果把當年的專利壟斷權與後來的知識產權混為一談，並且把當年的專利壟斷權與反壟斷特權之間的斗爭和後來的知識產權與反壟斷之間的關系視為同一種性質的問題，就頗有「關公戰秦瓊」的味道了。
專利權、商標權等知識產權雖然是由國家授予的權利，但這並不影響其成為一種民事權利而受私法的調整，何況有些知識產權也並非需要國家授權才能產生。而近代私法的特色在於首先承認所有的人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對個人自由和財產的保護成為法律的首要目標，「所有權神聖」成為私法的基本原則。私有財產是自由的體現，維護財產權是社會的首要目標。財產權不僅成為近現代憲政民主的基石，也是社會公正的前提和保障。當然，當歷史跨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時候，西方經濟領域因壟斷而產生的經濟危機使國家干預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主義，國家干預首先導致了包括反壟斷法（1890年謝爾曼法）在內的社會立法的大量產生，國家權力的觸角伸向社會和經濟的每一個角落。與此相對應，當代西方的民事立法呈現私法公法化的趨勢，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則得到修正，「所有權神聖」原則在當代受到沖擊。德國學者基爾克發展了「禁止權利濫用」的法理[7]，反映在立法上，1919年德國《魏瑪憲法》第153條第3項規定：「所有權負有義務，於其行使應同時有益於社會公益。」但是，無論是社會立法的出現，還是私法公法化的趨勢，都並不意味著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喪失。在社會公益和個人權利之間，並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無須在兩者之間選擇一種標准，關鍵是要達到私人利益和公眾利益的一種平衡。而作為私法的財產權法（包括知識產權法）與作為公法的反壟斷法，兩者在價值取向上也並不存在著根本的對立，前者在強調個人權利的時候並沒有忘記社會利益，後者在注重社會公益的同時也不應該損害個人利益。所以，即便一定要說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之間存在著某種沖突的話，其性質也是完全與當年反對專利壟斷特權的斗爭不相同的，最多不過是兩者的立法宗旨和價值取向上的差異而已，但並不因此導致兩者的矛盾或對立。
但是，順著知識產權是壟斷權的思路，有學者論述道：「知識產權本身作為一種合法的壟斷權，……它一般是作為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而存在的。」[8]這個結論如果放在1623年《壟斷法規》的背景下，或許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如果放在現代知識產權制度和現代反壟斷法的背景下，就令人難以苟同了。因為這個結論的前提就是「作為私權的知識產權和為保護社會公益的而設的反壟斷法之間是存在沖突的」，「知識產權本身雖然是合法的壟斷權，但它畢竟在一定范圍內限制了競爭。」[9]
這里先不討論知識產權本身是否限制了競爭，按照上述觀點，知識產權制度似乎是反壟斷法「恩賜」的結果。但是，只要我們認真找尋一下歷史的邏輯就會發現，專利權等知識產權作為一項財產權利雖然其產生遠遠落後於其他財產權，但起碼西方國家在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後的18世紀末19世紀初都建立起了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從1623年英國制定《壟斷法規》開始，1709年英國誕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版權法——安娜法，1804年法國頒布的《拿破崙法典》第一次肯定了商標權應與其他財產權一樣受到保護。[10]而作為現代反壟斷法鼻祖的美國《謝爾曼法》則是在19世紀末期才產生的。如果說知識產權是作為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而存在的話，在尚不存在反壟斷法的17、18、19世紀里，知識產權制度又是以何形式存在的呢？顯然這種觀點難以自圓其說。
再者，在西方法律制度由「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轉化的背景下產生了現代反壟斷法，同時近代民法（財產法）確認的「所有權至上」原則也受到了沖擊和限制，盡管如此，大陸法系的物權法和英美法系的財產法並沒有因此而廢棄，各國知識產權制度更是不斷地發展和完善，對此如果按照「知識產權是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的邏輯來解釋的話，「所有權」也應該是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但這種觀點顯然難以令人接受。所有權當然不可能成為反壟斷的對象，同樣知識產權也不能成為反壟斷的目標，所謂「除外」的論調是把本屬於必然的、一般的情形卻當成偶然的、特殊的事件了，彷彿反壟斷法成了普遍適用的法律，而知識產權法甚至所有財產法都成為一種例外了。
還有，從我國對私有財產法律保護的歷史來看，改革開放初期，為了要引進技術，要促進科技的進展，「作為開始嘗試私產的界定及保障，卻選上了最難的一樣入手——抽象的新知識專利資產」，「在 1980 年 1 月決定了要保障發明專利權」[11]。 4 年多之後，經過 44 次的修改，專利法在 1984 年 3 月 12 日通過，在 1985 年 4 月 1 日施行。以後又陸續頒布了商標法、著作權法，在短短十幾年裡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而反壟斷法時至今日還未出台，那麼，知識產權怎麼會成了尚不存在的法律的「適用除外」了呢？
其實作為保護個人權利的財產法（包括知識產權法）與以維護社會公益為目標的反壟斷法是兩個並行不悖的法律部門，並不相互沖突與抵觸，也不是什麼「例外」或「除外」。雖然反壟斷法被稱為「自由企業大憲章」，但並不能否定和代替財產法的效力和作用；個人財產權利雖然必須受到社會利益的限制，但是社會利益最終是存在於個人生活之中的，沒有對私人財產的保護，實現社會利益也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當代「財產法仍如頑固的自由主義壁壘，抵禦著社會法律思想的沖擊，並且迫使其在城門口安營紮寨。」[12]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私人權利本來就沒有得到很大的重視和保護的國度，在發展市場經濟的時代背景下，尤其值得我們精心培育與呵護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各種「私權」，而不要輕易地給它們扣上「壟斷」的帽子，使它們背上沉重的「十字架」。

㈣ 反壟斷和保護知識產權的關系

《反壟斷法》的制定與實施，是我國社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向國民昭示，違反公平競爭秩序的壟斷行為，是為我國法律所不允許的違法行為。該法的實施將對我國經濟生活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它對於規范我國公平競爭秩序，防止和制止損害國家利益、公眾利益的壟斷行為具有十分重 應當說，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兩者之間並不存在根本的沖突。經營者依照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之所以不適用反壟斷法，是因為知識產權本身是一種合法的壟斷權，賦予這種壟斷權具有正當性和必要性。當然，由於知識產權也存在濫用和壟斷的可能，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之間存在著的一定的對立、沖突要的意義與我國其他法律、法規相比，反壟斷法對濫用知識產權的規制具有獨到的特點和優勢，這就是在反壟斷基本法中宣誓濫用知識產權的行為具有違法性，應予以規制。通過在反壟斷法中規定濫用知識產權的行為，可以為其他法律規制濫用知識產權的行為，以及在實踐中處理濫用知識產權行為，提供十分明確的法律依據。

但是，反壟斷法對濫用知識產權行為的規定仍顯簡單。從法條規定看，僅一個法律條文。反壟斷法既沒有明確界定濫用知識產權行為的涵義，也沒有明確列舉哪些行為屬於濫用知識產權的行為。這些都需要進一步完善。

關於如何界定知識產權濫用行為，可以將其理解為知識產權人行使自己的權利時超越了法律所准許的合法范圍，構成了對他人合法利用知識產權的妨礙，從而損害了他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知識產權濫用是與知識產權的正當使用相對而言的。衡量知識產權是否被濫用的標准在個案上是要看知識產權人行使權利的行為是否越出了合法壟斷的范圍，在宏觀政策上則是要看知識產權人行使知識產權是符合知識產權法的公共政策目標。

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濫用的規定為其他相關法律，包括知識產權專門法律規制知識產權濫用行為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據。我國的基本的知識產權專門法律，如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在充分而有效地保護知識產權人利益的同時，也有必要對濫用知識產權的行為做出原則性的規定。事實上，知識產權制度本身即是一種保護知識產權與合理限制知識產權的利益平衡的制度。在未來修改我國相應的知識產權專門法律時，確實需要做出相應的修改。

實際上，我國專利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已經涉及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知識產權許可中發生的反競爭行為，以及知識產權人在維權中的濫用行為，包括濫用訴訟權利、濫用臨時禁令等。
反映了國內企業對制止不合法壟斷行為的熱切期望，因為微軟是跨國巨頭，擁有強大的科技經濟實力，特別是在利用知識產權控制市場和技術方面具有絕對優勢。當然，依照反壟斷法起訴實施實施違反該法的壟斷行為是一種個案，究竟誰會成為中國反壟斷「第一」被告，還取決於現實中具體發生的情況。

㈤ 知識產權反壟斷的行為有哪些

最常見的是罰款

㈥ 如何對知識產權的行使進行與反壟斷法的規制

一、《反壟斷法》第55條的意義重大
我國《反壟斷法》在附則第55條確立了對知識產權行使行為進行反壟斷法規制的基本原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長期以來，我國法學界和實務部門對於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的關系、尤其是反壟斷法應當如何對待知識產權的行使行為有著不同的看法。在我國反壟斷立法過程中，有的基於知識產權本身的合法壟斷權的性質，主張反壟斷法不應該規定知識產權問題，或者僅僅明確知識產權是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領域；有的則認為反壟斷法中不僅要規定知識產權問題，而且還要具體規定，甚至要設置知識產權問題專章，以便為行政執法和司法提供明確的規則。《反壟斷法》第55條既規定將行使知識產權的正當行為作為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又規定對濫用知識產權的壟斷或限制競爭行為進行反壟斷法規制。這是一種合理的規定，它正確地把握和處理了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這又是一種比較明確的規定，因為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相關條文需要作所謂的「反面理解」才能得出後一方面的結論來，而本條則直接作出了正、反兩方面的規定。

㈦ 求一部法律草案的全文！《關於知識產權領域反壟斷執法的指南》跪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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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濫用知識產權反壟斷執法指南》出台了沒

沒用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除非有監管，透明，要不就執行歪了。制定下面的政策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國家需要的結果給你，具體怎麼執行國家不管，只要不糊來，不違法，限期檢查，獎懲隨後，保證執行的非常好，但是你出個方案下面有千千萬萬個空子鑽，還有不要隨便劃撥錢財給下面，要給項目，前面的說明跟上，防止亂來。

㈨ 知識產權與反壟斷之間的關系

1、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是互補的。

知識產權和反壟斷法有著相同目的，即推動競爭和鼓勵創新回、提高經濟效率和增大社福祉。知答識產權和反壟斷法實現上述目的的方式不同：知識產權通過對創新和發明的激勵機制來提高企業效率和增進消費者福利；反壟斷法則通過反對限制競爭來推動競爭。

2、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有潛在的沖突

知識產權的行使不可避免地對市場競爭產生影響，其與一般財產權一樣，因為具有限制競爭的可能，從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反壟斷法的制約。

(9)加大知識產權領域反壟斷擴展閱讀

壟斷協議的認定標准包括：

第一，有書面或者口頭形式的協議或者決定；

第二，有其他協同行為。這要看雙方或多方的市場行為是否具有一致性，是否進行過一絲聯絡或者信息交流，能夠對一致行為作出合理解釋，同時要觀察相關市場的結構情況、競爭情況、市場變化情況等。

第三，要求不存在豁免情形。如為改進技術、研究開發新產品，為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等。

㈩ 知識產權的保護會不會造成知識壟斷，從而不利於科學技術的普及

這不禁會讓人想起美國的微軟壟斷案。幾年來，該案一直沒有明確分曉，足以反映出美國政府在保護知識產權與保護公平競爭反壟斷這兩個價值利益選擇上的矛盾與權衡。當初，微軟壟斷案也是自一開始就受到我國各界的普遍關注。在當時正宣傳加大保護知識產權力度的大環境下，這一案件也算是第一次比較有影響力地向國人傳播了反壟斷的理念，普及了反壟斷法的知識，讓人們開始意識到：原來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並不總是越強越好，保護知識產權也是要有一個合理限度的，知識產權並不當然在任何情況下都能被看作是反壟斷法的例外。

追溯知識產權形成的歷史可以知道，其前身正是肇始於封建社會皇家授予的一種獨占壟斷權。在近現代社會推動科技進步、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的進程中，這種特權逐漸演變成為法律賦予權利人對特定客體的一種合法獨占壟斷權，權利人在法律授權的范圍內能夠排他性地享有、行使其知識產權。因此，知識產權在通常情況下是作為反壟斷法適用的例外而存在的；其「壟斷性本身就是刺激科技進步、鼓勵科技創新與壟斷智力成果之間折衷調和的產物」。 [①] 在現今知識經濟的大背景下，隨著高新技術日新月異的生產、傳播和使用，科技與經濟的一體化和全球化程度越來越高。這一趨勢的不斷加強，一方面使得社會進步越來越快，另一方面也使得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越來越多元化與規模化。這就必然要求更有效地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調整保護范圍和保護期限，提高保護水平，加大保護力度。據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世界各國，包括我國在內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不斷強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

然而，所謂物極必反，真理再向前一步都可能成為謬誤，更不用說是本身就存在消極因素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設計是有雙刃性的，這一點在知識產權保護中尤為明顯。私人獨占與社會利用這一對存在於知識產權保護自身的內在矛盾，在不斷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同時將會顯得更為突出。知識產權如果過分強化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利，就會對其他人的技術創新和社會的公平競爭環境帶來消極作用，甚而妨礙經濟發展。如果知識產權所特有的合法的獨占壟斷權形成濫用，就不再具有合法性，不再符合知識產權制度設計的本義了。撇開實然狀態不談，從應然狀態的角度來講，知識產權制度設計的初衷就是為了促進競爭；它的利益驅動機制能夠鼓勵企業從事研究開發活動，從而成為開發創新、促進經濟發展的推動力。現實證明，知識產權完全可以被看作是進行市場競爭的利器。

但值得注意的是，「競爭的作用是鼓勵競爭者跑得更快，但競爭的優勝者會遙遙領先，從而獲得控制市場的地位，破壞競爭而成為競爭最危險的敵人。」 [②] 因為競爭通常會使資本趨於集中，這種集中能帶來市場一定程度的繁榮與活力，從而推動整個經濟的發展，但當這種集中、規模超出一定限度時，在這個過程中就會產生一種限制、排斥市場競爭的傾向：即在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的市場主體為了避免競爭的風險和壓力，濫用其所掌握的優勢，人為地扭曲市場競爭機制，破壞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為了維護公平和效率，促進競爭與創新，維護消費者利益，現代反壟斷法就由此而產生了。而作為反壟斷法適用例外的知識產權所保有的法定壟斷權並不表示於知識產權領域作出的任何行為都能豁免適用反壟斷法。一旦行為構成了對知識產權的濫用，對市場競爭造成實質性限制後果時，就應該適用反壟斷法。由此，知識產權與反壟斷可以說是僅有一線之隔、比鄰而居的。如果雙方均合理適用自己保有的權利就應是相安無事，甚至可以是攜手合作共同促進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但當權利遭到濫用，即越線時，情況就會截然不同。

實踐中，借知識產權之名濫用權利行市場壟斷之實的通常均是具有相當實力規模的大企業，反壟斷法對其進行規制使得有人據此推斷，保護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是水火不相容的，反壟斷法的施行會影響經濟「航空母艦」的成長。其實不然。對於由合法競爭而取得的市場主導地位以及依知識產權法依法取得的適度范圍內的壟斷，法律是當然進行保護的。只有當某些大企業濫用這種壟斷或地位作出違法的實質性的限制、損害競爭的行為時，反壟斷法才會對此行為進行規制。即「反壟斷法反對的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大企業，而是任何獨占市場的企圖；它所努力消除的並非簡單的企業優勢，而是藉助該種優勢對於競爭機制的扭曲與蹂躪；它所限制的並非企業通過先進的技術、優秀的策略等正當商業行為而獲得的市場支配地位及高額利潤，而是出於減滅競爭壓力、長期輕松獲取利潤的目的，以非正當的方式對於該地位的維持與濫用；它所保護的並非弱小企業的弱小，而是保護它們獲得平等的發展地位」。 [③] 也就是說，反壟斷法的規制在一定意義上來講是「對事不對人」的，其對濫用知識產權進行壟斷的行為進行法律規制的目的在於保證正當正常的競爭不被人為地非法限制，保證相關主體權利義務的平衡，維護創新的活躍、競爭的自由以及消費者的利益和經濟的正常有序發展。

聯繫到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以及相關的反壟斷規制，前者的真正建立也就十幾年的時間，正處在不斷發展完善的進程中；而後者更是尚未真正起步，沒有完整系統的法律，更不用說專門的與知識產權相關的反壟斷法，只是在《合同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相關法規中有一些零星的規范。

近年來，我國對外開發不斷擴大，又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為了改善投資環境，也出於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國家越來越強調嚴格保護和適用知識產權，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不可忽視的是，國外先進技術及大量資本在進入我國市場帶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擁有這部分資源的一些跨國公司也相對比較容易在我國相關市場上取得支配地位。當他們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優勢限制或排斥合理競爭時，對我國的競爭秩序和民族經濟發展的沖擊及不利影響也同樣是相當巨大的。可嘆的是，我國對此卻不能依法加以規制，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就因為師出無名：我們沒有與此相關的法律制度。於是，一方面，國內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受到別國法律的制約，另一方面，我們卻無法對國外企業和跨國公司的壟斷行為進行任何規制。對此，我們除了在根本上奮起建立更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以外，還應及時建立與之相協調配合的法律制度，如反壟斷法，以最大限度地維護我們的權益。